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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兴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限。地委调查组正在调查的时候，省委书记秘书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秘书来烽火收集资料，他给提供假数据。调查组刚走，王保京就派他和另外一名副书记去省委告状，汇报烽火的光辉业绩，诉说烽火的委屈，控告调查组的结论，虽然他认为调查组的调查是实事求是的，是谨慎小心的。张宏勋在会上说得很清楚：“调查结果，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王保京秘密交待的事，他都办了。隐瞒账目，阻挠调查组，围堵调查组，不让调查组离开烽火，与调查组辩论。这些都是违心的，但他去做了。纸包不住火嘛！他一生跟着王保京做了多少弄虚作假的事，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站在第一线挡枪子儿，还在冲锋陷阵。局势扭转了，大家相安无事，一旦翻把，王保京翻脸不认人，说他不知道，他当地委书记不回村，瞎瞎事都是我王行兴领着干的，怎么办？ 他在日记中发泄着愤怒。1981年12月18日晚： “一个有头脑的人，在一生把自己的一切，应该有一个长远的安排，考虑，计划。” “不要被甜言蜜语所欺哄，不要被忙忙碌碌的工作所欺骗，总而言之，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前进，否则被利用，到后来悔之晚也。” “要学会自己走路，独立生活，独立思考，要拿出自己的主见、主张、看法。” “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是上当的前半生，是受骗的前半生，是依靠别人的前半生。” 他开始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观点。 1981年12月底，调查组回烽火开座谈会，他直言不讳：“我们烽火过去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带过一些瞎头。‘左’的方面，如中央所说，任何地方并无有无之分，只是先和后，多和少。我们烽火‘左’的方面，是多，是先。”岂止是“多”和“先”，而是有创造发明。 王行兴的发言，让调查组和在场的烽火人愕然。王行兴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谁不知道他是王保京的“大内总管”，铁杆红人？谁不知道他昨天还带着烽火人山呼海啸地与调查组作对？大家都愣在那里半晌不说话。王行兴今天是怎么了？莫非吃错了药，完全不计后果？王保京随便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碾死！几十年的规矩，几十年的惯例，村里再有矛眉，上面来调查，都一致对外。几十年来，烽火人都沾了王保京的光，得了王保京的好处，没有王保京，就没有烽火村，就像歌里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种庄稼，化肥再紧张，烽火不会缺化肥，王保京几十吨儿十吨地往烽火弄；盖房子，修道路，兴水利，搞科研，建学校，办工厂，要钱有钱，要物有物，除了王保京，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即使王保京拿了钱拿了物，也是拿国家的钱，国家的物，也是为了烽火村。我们不拿，别人也会拿。 王行兴破了规矩，破了惯例。然而，他们不知道，王行兴是烽火最矛眉最痛苦的人。他矛盾和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独立思考，保持独立的人格，一方面紧跟王保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白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轰轰烈烈，晚上反省，忏悔，像一个明知故犯的虔诚的基督徒。 形势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1981年11月8日，王保京致信地委书记辩解。辩解信一千多字，全篇语法混乱，错别字22个。 调查组81天的调查，只在地委做过一次汇报，便搁浅了。 接下来便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接下来，戏全是王保京的了。这场戏以与历史惊人相似的面貌演义着。 198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两名记者来到了烽火。两名记者在烽火过了元旦，1982年元月5日离去。 1882年元月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三名记者来到烽火。 元月15日，《人民日报》总编辑来到烽火。 元月22日，省委第一书记来到烽火考察。 元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长篇消息，主标题是“烽火大队科学管理好，共同富裕节节高”，一个长长的全面肯定的副标题：“管理井井有条，农林牧副工全面发展，向国家多贡献，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已建成一个崭新村庄，有商店、中小学校、幼儿园、邮电所、俱乐部、医疗站、自来水站等，初步形成一个新型农村城镇。”并在同天的第四版上，用半个版篇幅发表了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更上一层楼——烽火大队科学管理经验》。这还不够热情。又在同天一版配发了本报记者述评：《方兴未艾——烽火大队实行科学管理的启示》。以罕见的、极其隆重极其热情的文字和版面语言，推出新时期的烽火形象。 1982年元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可以说是烽火的《人民日报》，国内新闻版几乎被烽火占完了！消息、通讯、述评一块儿上，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绩，并妙笔生花，赋予烽火这个老“典型”以“当代”意义，使烽火又一次登峰造极。 没有极其特殊的背景，实现如此规模如此强度的报道，是难以想象的。 还是叫化子王志清那句吉言：“烽火一举，万里为畴！” 报道说：“全国劳动模范王保京领导的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从坚持科学种田到推行科学管理，取得显著成绩。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到这里检查工作时说:‘这种管理办法好，符合按经济规律办事。’日中农业交流协会代表团考察后也认为，‘这里的农业管理高级了一步’。” 报道说：“五十年代的青年农民科学家，一直希望像用科学方法办工业那样办农业，像按经济规律管理城市那样管理农村。三中全会以后，他这二十多年来的理想开始实现了。去年全大队的队、组干部精简了一半，大队的领导工作反而大大加强了。现在这个268户人家、1387人、1960亩耕地的大队，管理得井井有条，农林牧副工全面发展，得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报道说：“农业这里早就园田化，1971年来粮食亩产超千斤。1981年在关中地区严重秋涝普遍减产的情况下，总产仍由113.3万斤增加到115万斤，亩产由1344斤增到1360斤。”“全大队去年交售给国家的公购粮，总任务是8.8万斤，他们坚持把多余粮食按国家牌价全部交售，一共交售30万斤，还捐献了救灾粮一万斤和400多件衣服，” 通讯上来就说：“早在1958年，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的科学种田已经全国闻名。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想，农业要发展，光抓种不行，还要抓管。当时他曾提出农业生产要工厂（专业）化，农业管理要企业化的理想。由于各种干扰，未能实现。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科学管理才从理想逐渐变为现实。” 通讯说：“当年的农业技术学校已办成了科研室，有100多亩固定的试验基地，增添了新的仪器和设备，正进行着二十多个项目的试验，其中部分项目已取得成果，用于大田。玉米、小麦亩产千斤的探索也在进行，小麦远缘杂交的试验已到了第十代，颇有希望，” 通讯说：“充分利用光能促进农作物增产，也是烽火大队科研的重要课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取得重大成果。” 通讯最后总结说：“这个队社会风气很好，没有什么歪问邪道，因为党支部作风正，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比较好，领导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支部书记王保京1971年就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先后当县委副书记、书记，地委副书记，但一直坚持不把自己和家庭的户口转到城市，每年都坚持三四个月时间回大队劳动却不分队里的一分钱，连自己的口粮也按商品粮价格向队里交钱。大小队干部、党员多年来所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坚持参加劳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好党风带来了好民风。如今烽火大队到处洋溢着大干‘四化’的热情和活力，洋溢看爱国家、爱集体、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 述评说：“烽火大队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采用‘计量标准’和‘内部流通券’等办法，对各专业进行了一系列的精打细算和巧安排，使各项经济事业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群众说，过去是‘干了算’现在是‘算了干’。全队收支清清楚楚，一年早知道，每人每年的全年收入也基本上做到了一年早知道，大大促进了大家千方百计增产节约，增产增收。” 述评说：“烽火大队的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能坚持二十几年，因为他们的科研工作密切结合本大队的生产实际，针对性强，边实验边推广，使全体社员越来越体会到科学种田的好处，逐步培养全体社员对科学的喜爱。不仅支部书记、队干部是‘科学迷’，社员中的‘科学迷’也越来越多，现在大队的科学研究室和各种试验田不仅进行着一些卓有成效的实验，也进行着一些很有希望的大胆试验。” 述评说：“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要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断增加集体福利事业。烽火大队在不断增产增收的情况下，特别注意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把大队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把社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既坚持多劳多得又注意共同富裕。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城市一般职工，社员住房条件和家庭陈设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城市中等水平的职工；大队党支部注意教育社员适当控制个人分配，更多地增加公共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不断扩大公共福利，使社员福利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密切地联系起来。烽火调队结合科学管理进行了比较经常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党团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带动下，全队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团结互助的空气比较浓厚，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全村老少的精神面貌也更好了。” 元月24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消息和述评。 元月28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省委第一书记会见王保京的报道。 报道说：“元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会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烽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京，仔细询问了当前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听取了王保京关于当前农村形势的汇报。” 王保京仍然妙语连珠，发挥着自己善于归纳概括的政治才能。他说，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可以用五多概括：粮多、油多、肉多、钱多、建房多。他永远拣现时的当政者爱听的话讲，大跃进“浮夸风”如此，1959年反右倾如此，“三年困难时期”如此，“文革”学大寨、学小靳庄、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三中全会后也是如此。烽火不仅是个摹写板，更是一个放大器，其中真话假话另当别论。 元月30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人民日报》长篇通讯：《更上一层楼——烽火大队科学管理的经验》。 在党报上下费吹灰之力，烽火完成了从50年代“科学种田”到80年代“科学管理”的飞跃，完成了从历史虚构到历史“真实”的飞跃，完成了从现实虚构到现实“真实”的飞跃。 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这是一次一锤定音式的飞跃。 如果把这些报道与烽火和王保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报道对照着看，和国家给烽火输血的长长清单对照着看，我想，一定会有一些奇妙的效果。——特别是与1958年和‘文革’后期的报道对照着看，得出一些客观的结论是不难的。 搞不清谁的脑子出了毛病。王保京岂止有农业生产“工厂化”理想，他已经给小麦搭了“楼”，盖了房，号称亩产可以达到240万斤！以科学的名义搞浮夸，骗取荣誉，也算是“理想”？用世界上最昂贵的代价种庄稼，财务账严重“五不符”，长期偷电，算是“农业生产企业化管理”？从国家的腰包里大捞好处，靠国家输血装门面，大量国家支持血本无归，算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利用光能促进农作物增产”，在“五十年代就取得重大成果”，大概指的是名噪一时的“田间设计学”，然而，“田间设计学”的参与者，今天回忆起来都不好意思。80年代再把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当作成绩来提，不是拿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玩笑？科学试验丰产田产量作假，“并亩增产”，“瞒亩增产”，“科学”愚昧，“科学”作假，前后算起来几十个试验成功的农作物新品种昙花一现，“书、戏、球”促进“粮、棉、油”，也算是坚持了几十年的科学实验？ 玩笑开得也太大了！ 50年代、60年代“科学”典型，70年代政治典型，80年代管理典型，随机应变，各领风骚，逻辑似乎说不通。如果换一种说法，“科学”浮夸，政治浮夸，管理浮夸，勉强可以成为并列的逻辑关系。 一张嘴，死的可以说成活的，无的可以说成有的，臭的可以说成香的，假的可以说成真的，丑的可以说成美的，恶的可以说成善的，愚昧可以说成科学，浮夸可以说成理想，谎言可以说成真理……那么，这世上还有没有客观标准？还有没有真善美？还有没有科学？还有没有理想？还有没有真理？还有没有良知？ 烽火的历史还在良性延续，发扬光大。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烽火的历史被政治家、新闻媒体逐代传递，一线打通，光辉灿烂，一直影响到90年代。 谢天谢地，所有历史记录在案，后人有据可查，有案可考。把噩梦说成赞美诗，谎言岂止说了一千遍。时间隔得不长，人们就忘记了谎言和谎言的制造者，人们忘记了谎言曾经导致过莫大的灾难和痛苦。人们忘记了！为此，人们将继续付出代价。 幸好，陕西出过一个大历史学家司马迁。陕西人有记载历史的传统。 王保京左手托着媒体，右手托着权力，“天王盖地虎”，调查组顷刻瓦解。调查人员惶惶如丧家之犬。调查的性质自然成了打击劳动模范，打击先进典型。 这是一次你死我活的超级运作。王保京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成了大赢家。烽火又以新的包装登上了80年代的政治舞台。 王保京又可以理直气壮地召开烽火社员大会了。 1982年元月26日，永远的胜利者王保京坐在了台上。他完全控制了局势。台下的烽火人是他永远的听众和子民。他给他们带来过躁动、狂热、不安、恐惧，更给他们带来过荣誉和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使他们有别于其他农民并受到社会尊重，因此，他有理由坐在台上发号施令。他了解农民，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需求是什么。他恐惧的不是官场上的政治对手，因为官场上的政治对手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在官场上，他手里最大的牌是“农民”身份，“农业劳动模范”，“农民科学家”。即使对方有政治实力与他斗，也不屑跟一个“农民”斗，或者害怕跌了身份，或者予以原谅，不跟他一般见识。大家对他几十年的荒唐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不荒唐才奇怪呢。逼紧了，会说“农民么”、“劳动模范么”。关键时候营救他的人，也是这个理由。他充分利用了这种心态，每每翻牌，每每得手，打得对手们落花流水。他恐惧的是坐在台下这些不吭不哈本分老实的农民。他们得了好处，但是，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平时，他们对他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尊敬有加，他只要一倒霉，他们便可能抛弃他。“文革”初期就是如此。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只被结合为一个委员。他们能老老实实坐在台下听他讲话，挨他训斥，是因为他现在还有权有势，还会继续给他们带来好处。被台下这些人抛弃，才是真正的抛弃。如果台下这些人起来和他作对，才是他真正的未日。 王保京一番话，为这次较量作了总结：“《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书记同我谈话，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党中央说话了！省委说话了！为我们撑腰打气。我们要挺直腰杆干，重整旗鼓，轻装上阵！” 所有的信息都向外界证明，王保京不仅没事，而且继续大红大紫。 新的地委书记走马上任。但是，所有常委心里都清楚，无论是老书记还是新书记，都不能回避地委调查组81天的调查报告。老书记调到省委工作，还不时打电话来催促开常委会讨论调查报告。新书记只是打哈哈。大家都在等着。 一天，地委常委会从下午开到了晚上，饿得大家肚子呱呱叫。会开完，大家正准备走，被书记喊住：“大家先别忙走，我还有点事通报大家。”书记从兜里掏出个小笔记本，一页一页，慢腾腾地翻着。一面翻，一面念念有词：“别忙，别忙……哦！翻到了！”书记说：“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临来时，×老找我谈话。×老说，王保京同志是个老劳模，没有什么大事，要妥善安排工作。好了，通报完了！散会！” 不久，咸阳“地”改“市”，王保京改任咸阳市管农业的副市长、市委常委。 舆论先导，权力呼应，组织落实——好一个三级跳！动作完美无缺！ 调查报告及其附件一两尺高。 “弄了那么多，咋办哩？”马云溪一脸愁容。 “咋办？放在那里嘛。”张宏勋也无可奈何。 他俩都被装进口袋里了。他俩都戴上了反烽火的帽子。张宏勋运气还不错，因为是大学生，赶上“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潮流，虽经王保京阻挠，仍选上咸阳市副市长、市长，又调省粮食厅任厅长至今。 马云溪惨了，两三年没有安排职务，最后由老地委书记帮忙，调进了省人大。 1983年5月24日，地委副书记传达地委书记指示：此案“已经结案。调查材料交档案馆”。 所有调查材料被架子车送进了咸阳档案馆，成了“永久”睡觉的档案。 王行兴还是那么自信。他认为，烽火的事情并没有了结，烽火这笔账早晚要清算。他了解下面人的情绪，这些情绪，如同酝酿的火山，早晚要喷发。 他说：“社会舆论这个东西，农民讲话，斗量不成，秤称不下，眼见不着，手摸不着。大家心里有一杆秤呢！舆论在人的心里呢！” 1996年8月，有王保京二公子王农业参予的烽火硫酸毁容毁身案揭露后，烽火村的真实面貌在公众面前亮相。谁都不会料到，王保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土围子，竟是由一个极其普通又极其刚烈的农村妇女武芳突破的。 伤天害理的事做到这一步，烽火这场戏该收场了。 王行兴几十本日记摆在了我的面前。日记本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王保京和烽火村几十年的风云都在里面记录着，王行兴几十年的酸甜苦辣都在里面记录着。 王行兴把日记按年代顺序一本本取出来，抚去封面的灰尘。灰尘顿时在斜刺进来的阳光中显现出来，化作成千上万的微粒，急速分解、弥漫、奔突。 王行兴将王保京和烽火村和盘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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