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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袁伟民在对待陈招娣的加练问题上，有点“过分苛刻”的话，那么，他对待这堂训练课的态度，简直可以说“冷酷无情”了。 坐落在山坡上的餐厅，灯火明亮。餐桌上银白色的火锅，炭火红红，水已经沸腾，冒着缕缕的热气。伙房里，厨师们已切好菜，配好佐料，烧热锅，只等坐落山坡下的那幢训练房灯光一灭，就马上动手炒菜。但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了，训练房的灯光依然那么明亮。管理员下去看了一趟，回来说：“看来一时还完不了，先退了火再说吧！” 厨师们等着也没有事干，干脆去看姑娘们训练。 训练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绝大多数姑娘都已练完，场上只剩下新手汪亚君没有完成任务了。四川姑娘朱玲和上海姑娘周鹿敏为她垫球、传球。她的任务是扣杀二十组快攻球。三个好球为一组。如果三个球中扣坏一个或扣出一个一般球，这组球就不算数。如果扣坏两个或扣出三个一般球，就得负一组。起先，小汪还不大在乎，心想到下课时总能扣完。谁知愈扣负得愈多。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边陪着自己，她心里更不好受。扣着扣着，她弯腰站在那儿说：“指导，肚子饿了，练不动了。” 袁伟民将球放下，说：“休息一会儿再练吧！” 厨师们真想劝说大家先去吃饭，但他们知道，在训练场上，他们是不便插嘴的。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瞧了瞧小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小汪喝了几口白开水，又开始扣球。扣了一阵，倒下起不来了，趴在地板上哭着嚷道：“今天我可完不成任务了！……” 厨师们一听，眼泪刷刷地流出来了，有的转过身，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外走。在场的记者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掉出了眼泪。 袁伟民对站在一旁加油的几个队员说：“你们有谁愿意帮小汪扣的，可以上来扣。” 话音刚落，两位姑娘挺身而出。袁伟民一看，原来是四川姑娘张蓉芳和扣球手郎平。 可是，情况并不妙。扣到八点多钟，还剩下好几组。郎平举手喊道：“指导，休息一会儿吧！”她独自走到一边，偷偷抹着眼泪。而小汪因为自己连累了这么多人，心里更不好受，哭出声来了。 这时，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朝袁伟民瞪眼，虽然谁也没有骂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骂他，恨他。而他呢，仍然站在发球线上，手里拿着球，笑眯眯地喊：“加油呀！加油呀！”实际上，这“加油”声何尝又不是为他自己喊的呢！他也已经在场上站了六七个钟头了！ 扣杀再度开始时，场上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情景：所有的队员都把火气冲着袁伟民来了，垫得好，传得好，扣得狠。她们精神高度集中，团结一致，每球必争，达到了玩命的忘我程度，不知扣出了多少个罕见的漂亮球！ 训练结束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 像这类事，绝不是偶尔发生，于是，袁伟民给一些观看过他训练的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冷酷无情”的人。 不过，这位训练场上的“无情人”，一走出训练房，就判若两人了。你看，他和姑娘们一道汗水淋淋地从训练房走出来了。有一位姑娘，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嘴呀得老高。显然，她还在生他的气。袁伟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挂两个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脸往旁边一扭，不理睬他，接着就猛冲过去，使劲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为笑，骂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在这一捶一笑中，场上结下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了。 其实姑娘们一点也不恨他，相反，那么愿意亲近他。他搬入新居时，淘气的姑娘们集体敲了他一次“竹杠”：“袁指导，恭贺你乔迁之喜。请——客，吃馄饨！” 袁伟民笑道：“晚上，你们自己动手！”他急忙给爱人打了电话，因为他自己对烹饪术是一窍不通。 袁伟民的新居在新落成的高层大楼里，是个两间居室的套间。姑娘们人未到，声音先到，一进屋，就沸腾开了，先像走马灯似的在两间房里浏览了一番，对房间的布置摆设，发表了一通评论，然后，就捋上衣袖，各显神通。陈招娣发现袁伟民插不上手，就过去跟他下象棋。 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在60年代也是一名排球运动员。虽然她早已成了妈妈，性格还是有运动员的特点：坦率、热情。她一边招呼着姑娘们干这干那，一边也跟着说，跟着笑。 等姑娘们说了个够，笑了个够，吃了个够，告辞而去，袁伟民和妻子小郑发现，糖盒空了，瓜子皮撒了一地，桌子上厚实的玻璃板也碎了。不知是哪位姑娘在上面切香肠，手头重，给切碎了。肉馅还剩了一大堆，显然是买得过多了…… 如果要指责袁伟民“冷酷无情”，他的妻子最有这个权利。 大年初二，外面到处是爆竹声声和穿红着绿走亲访友的人们。而“排球夫人”郑沪英却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她把身边的惟一亲人——七岁的小儿子叫过来：“袁粒，妈病了，你去找男排的叔叔，到医务室给妈拿点药来！” 平时挺淘气的儿子，这时突然变得懂事听话了，点点头跑出门去。 第二天，小郑的病情不见好转，而孩子又发起高烧来了。娘儿俩躺在一张床上。亏得邓若曾教练的爱人蔡希秦来串门，看到这个情景，留下来照顾了她娘俩一天。 袁伟民呢？春节前夕就和邓若曾带着姑娘们南下冬训，正在衡阳为观众打春节表演呢！ 一年四季，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啊！她在南京怀孩子时，反应重，呕吐难受，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照顾她。生孩子时，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看望好。孩子都呀呀学语了，还不认识这个爸爸呢！后来，好不容易把她调到北京，照理说，就在身边，可以多照顾照顾了，但她到北京三年，他竟然没有在家过一个团圆年。 忙，忙，忙！他总是没完没了的忙。平日里，早上顶着星星走，晚上顶着星星回。走时孩子还在熟睡，回来时孩子早已进入梦乡。他偶尔也陪夫人看一场电影，但总是那么心不在焉，往往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可过去他是一个电影迷啊！她交待给他的事，他往往忘到九霄云外，但对外国强队的那些女选手，对她们的长长的名字和身高、打法，却可以倒背如流。他对队里的十几个姑娘的脾性也了解得那么透彻，甚至每个队员在喜怒哀乐时的神情动态，他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 是的，她有权利怨恨他！但是，说来也怪，她一点怨恨之意也没有。过去，她也为我国女排赶超世界水平流过汗。今天，虽然不打球了，她的心与女排姑娘们的心仍然是相通的。她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姑娘身上，而自己的爱人是这支年轻队伍的教练，所以，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就连自己和儿子同时病倒的消息也不写信告诉他。而每当他带队出国打比赛，她又为他和她们担惊受怕…… 朝夕相处的姑娘们了解他，相亲相爱的妻子了解他，也许，了解得最深的莫过于他的老搭档邓若曾。虽然，邓若曾到国家女排当教练是1979年的事，但他俩相识在60年代初期。 1962年，袁伟民从江苏来到国家男排时，邓若曾是这个队的队长和著名的二传手。袁伟民也打二传。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情感交融在一起，汗洒在一起，共同尝过胜利的欢乐，也一道吃过失败的苦酒。1966年8月，当世界排球锦标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举行时，他们曾用红卫兵的语言发誓：“誓把捷克（世界冠军）拉下马！”那次激战，起先，中国男排使人眼花缭乱的快攻，把捷队打蒙了，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二局，来了个二比○的下马威。眼看，世界冠军的桂冠，就有希望落到中国队的头上。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捷队加强了封网，钳制了中国队的速度，以十五比十一赢回第三局。第四、第五局，虽然打得难解难分，但中国队最后还是输掉了。当时，主要是怕输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输了，回国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方兴未艾的红卫兵会对他们采取什么“革命行动”？越怕输，就越输，事情就这么怪。 为了打这一仗，他们奋斗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呀！攻球手马立克的左臂脱臼，掉了又捏上，捏上再打，先后掉过一百多次。攻球手祝嘉铭膝关节出水，凸起那么高，一抽就是20CC。抽完了打，打了又出水……袁伟民为了鱼跃救球，摔在地板上，碰掉了两个门牙……如今，这一切努力和心血，都付之东流了。不轻易弹泪的男子汉们，躲到浴室里嚎啕痛哭起来了。喷洒的热水和着忏悔的泪水，一直往下流淌。他们是沐着痛苦的咸涩和泪水洗了一个永生难忘的澡啊！ 他们又背着怕输的沉重包袱出战南斯拉夫队，结果又以一比三惨败。中国队不用说夺冠军，就连前八名也无望了。南斯拉夫队为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高兴得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而中国的年轻人傻在场上不知所措。他们输傻了。他们事后说：“当时，真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 应该说，袁伟民是这支失败队伍中的一个胜利者。由于他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大会授予他“最佳全面运动员奖”，发给他的奖品是布拉格的著名工艺品——一只雕花玻璃杯。然而，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全队都输掉了，个人得个杯子有什么意思呢！出于礼节，他还是上台把杯子领回来了。有能力拿冠军，却未拿到，这个滋味有多难受呀！世界排球锦标赛四年一届，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啊？什么叫遗憾终身？这就叫遗憾终身！后来，他把这个精美的雕花玻璃杯摔掉了。他不愿看到这个失败的纪念物！然而，理想的火焰，在他心底始终没有熄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排球队时，他毅然担任了国家男排的队长和二传手，一直打到三十五岁才下战场。 1976年6月1日，对袁伟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生记忆的美好日子。这天，国家体委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交给他，重新组建成国家女排，并委任他担任主教练。这天夜里，袁伟民失眠了。他是那么兴奋，兴奋得心儿都发颤了。他默想着：“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她们身上，让她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袁伟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新的不遗余力的努力。 一天晚上，有人敲袁伟民的门。开门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是壮壮实实的邓若曾。他刚从国外工作归来。在大动乱的岁月里，他失望过，感到自己为之奋斗了整个青春的理想破灭了。但后来，排球队恢复了，他又看到了希望。他振奋起来了。他想：“我们不行了，但可以培养下一代去争，去夺，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夺到世界冠军的。”只要有工作，他就抢着去干。他到基层体育学校辅导小孩子们打球，带青年女排出征。如今，他看到袁伟民挑起了女排这副重担，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一见袁伟民，就坦率而诚恳地说：“小袁，我来当你的助手，咱们一道合作，把女排搞上去。” 说出来是这么简单明了的一件事，他却已经酝酿了好久了。邓若曾的妻子蔡希秦也是一位“排球夫人”，是60年代国家女排的队员。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了解袁伟民。她问邓若曾：“你好强，袁伟民也好强。你们好比两条强龙。两条强龙的力量合到一块儿，咱们女排就有希望了。如果两条强龙相斗，那可不得了呀！……” 邓若曾虽然朴实憨厚，但他听懂妻子的弦外之音了。他说：“这点，你放心吧！我一定全力协助小袁工作。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不图别的，只图女排翻个身。需要出力时，我往前。有名的事，我往后。” 当时，国家队的教练韩云波已调往八一队工作，袁伟民正在物色一位新搭档呢，他想到了邓若曾。如今，这位老队长亲自登门来了，他是多么高兴啊！ 说起来，他们俩搭伙也有不利的地方。邓若曾打球的资历要比袁伟民长。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还分属于两派。但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为人，有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即使在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的那些岁月里，他们俩也没有红过脸。 袁伟民紧紧握着邓若曾那双粗大厚实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每当冬训时节，他们总住一个屋子。一天训练下来，姑娘们精疲力竭。这两位四十开外的指导，也背酸腰疼，浑身疲乏。但他们睡得很晚，一起琢磨新的战术，新的打法，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训练计划。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互相支持。陪练、身体训练一些需要花体力的事，邓若曾总是主动揽起来，让袁伟民腾出手来，多观察队员们的技术、战术。而当队员们与邓指导发生矛盾时，袁伟民总是把责任揽过来，维护邓指导的威信。有几次，队员们练着练着与邓指导顶起来了，袁伟民就从邓若曾手里接过球：“我来！”于是，他把矛盾，把队员的火气和怨恨，都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他们总是这样互相补台，而从不互相拆台。 他俩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袁伟民比较内向，喜欢思索，爱看书。邓若曾是个实干家，性格比较粗犷，喜欢钓鱼，爱好唱歌。他向姑娘们学了不少支优美的歌曲。吃完晚饭，他常常坐在桌前，戴上那副黑边的老花眼镜，对着歌片轻声哼唱起来。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说实在的，他唱歌的水平并不高，唱着唱着就跑调了，有时调子还跑得挺远挺远的。淘气的姑娘们一边笑，一边拿录音机往邓指导面前一摆：“来一个！” 邓指导一本正经地问：“来个什么呢？” 姑娘们将他的军：“当然，来个最拿手的。” “好！”邓若曾在录音机跟前站得笔挺，像演员开唱之前一样，先酝酿感情。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姑娘们知道他迟早会跑调的，都躲到他身后偷笑去了。有时实在憋不住，就笑出声来。但邓若曾已经进入了角色，旁若无人地继续唱着，而且唱得那么动情…… 就是敞开你的想象力，也很难想象得出，这么一位爱唱轻柔抒情歌曲的邓若曾，竟然就是在训练场上充当“打手”的那位一丝不苟的邓指导。要知道，他那势大力沉的扣球，不知把姑娘们扣哭过多少回啊！在“冷酷无情”上，他堪与袁伟民相比。他们同是一对“无情人”！但在他们的“无情”之中，却又包涵着那么丰富的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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