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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14日19时30分，在汉口16号码头，登上开往南京的江汉18号客轮。连日的疲劳，睡意正浓，我进舱躺下后反而睡不着了。昏昏然，脑海里闪现出武穴水位站“最后一次观测”的悲怆情景。 1986年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妻于邱细兰代替生病的李均模看完水位回到站房，憋了好久，才说：“我刚才看水位，P8和P9两根水尺相差4厘米，你看是不是高程有问题呀？”（按常规，相邻水尺的比测数字，不能超过2厘米） 听得到说不出的李均模，颤颤抖抖地从床上爬起来，伸开双臂，双唇蠕动咕咕噜噜地想说什么，急得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邱细兰明白了，丈夫要亲自去看水位。李均模卧床已经半个月了，可恶的鼻咽癌折磨得他夜不能寐，进餐要用筷子撬开嘴才能灌进少许稀饭。 邱细兰深知丈夫的倔脾气。正为难际，李均模竟然奇迹般地顺势下床站立起来，邱细兰和13岁的女儿李丹，急忙搀住他。站房至长江边300米，虚弱的李均模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观测质量高于一切。测点到了，他在水尺旁俯下身子，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借着手电光仔细观察，泥巴盖住了P8水尺的刻度线，致使测数出现2厘米误差。他用手哆哆嗦嗦地示意，让妻子把泥挖开，把比测数字校正过来。李均模艰难地呼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吃力地比划着，用“哑语”提醒妻子今后要注意类似的情况，千万不能马虎，一丝不能粗心。 没想到，长江边上那欣慰的笑容，是李均模的最后一笑，也是他31年水文生涯的最后的一次观测……1986年5月6日下午，李均模离开了人间，年仅48岁。 1981年，他感到头和胸腹阵阵作疼，每次总是到医院开点药凑合过去。1984年，确诊鼻咽癌时，他在医院做了两个月的放射治疗，便回到武穴水位站坚守岗位。组织上要他继续治疗，他却说：“算了，我要多做些工作，国家有困难，不要为我多花钱！” 1985年年底，李均模拖着铁锹到江边，下到近半米水深的坑里埋设水尺桩。每次从江边回到站房，总是汗流浃背，瘫倒在床上。1986年3月底，李均模忍着剧痛，最后一次向上级呈报了水位月报表和认真点绘的水位过程线图。这期间，他的耳、鼻、嘴里常常流出浓血，不时晕倒在江边。上级派人来看他时，他已经成了哑人。当领导把写有“身患重病，坚持工作，观测资料评为全优，成绩显著”的三等功证书授予他时，他禁不住泪流满面，抖抖索索地在纸上写道：“我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 李均模悄悄地去了。当他得知身患绝症时，他苦恼过，他惦念妻子和5个未成年的孩子…… 李均模去了，像一根折断的水尺悄悄地消失了。他除了留下31年为水文测录的全优数据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 我又想到令人心酸的长江血吸虫病的报告。 长江水文局3000名职工，约有二分之一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洞庭湖、鄱阳湖及汉江唐白河等血吸虫疫区工作、生活。不知何时，那消失了的瘟君又复活猖狂起来。长年累月与江水湖水打交道的长江水文职工，感染血吸虫病的人越来越多，经体检普查发现，先后感染血吸病虫的职工有699人，其中，重病号已达168人。早期死亡的有22人。近年来，对血吸虫病员分期分批地组织治疗500人次，累计医疗费开支80万元，但治愈率不高，重复感染相当严重，根据基础填报统计，目前需要复查和重新检查的人数为1583人，需要继续治疗的人数达300人以上。 汉口水文总站共计776名职工，患血吸虫病者达188个，所属洞庭湖水文勘测队，70名职工有29人患血吸虫病，荆江河床实验站346名职工中，血吸虫病患者有158人。弥沱寺水文站，全站14人，全都感染了血吸虫病，汉口水文站行政科科长张健，身患血吸虫病，两次入院治疗，1990年7月去世，年仅52岁，丹江口水文总站高级工程师张继兰，两次到汉口住院治疗，动手术摘除脾脏和胆囊，生命垂危…… 船过黄岗。我蓦然想起依山临江的涵晖楼，豪放与惆怅并袭心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尽藏也……”默吟着苏东坡上穷碧落、下探黄泉的《前赤壁赋》，心中的苦酸甜辣越发的翻腾涌动。滔滔江水，滚滚东去，人生短暂而天地永恒…… 客轮鸣笛，驶过黄州港。隔着舷窗望着那崖石储赤，屹立如壁的“东坡赤壁”，耳边又响起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绝唱。横架赋诗的曹孟德不知魂归何处？多才多艺的苏轼也被大浪淘去……千千万万水文战线的风流人物，却如滔滔长江，永远留在人们心间！ 平凡与伟大，涓滴与大海，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看似对立的，又是相联的。 夜色正浓。长江的夜是这么美。夜风徐来，水波不兴，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江面的波浪，这和水文职工用血汗书写的那篇《光荣而艰苦的水文站》相比，是多么渺小。总结报告没有作者署名，没有雕琢，那朴素的文字更为动人： 无论是在西部高原的峡谷中，还是在东海之滨的海堤上，你都能找到一幢孤单的小屋，当地人说他们是测水的。这就是以观测水为己任的水文站。平凡的岗位，忠诚的哨兵，几十年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狂风暴雨中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与洪流、暴雨搏斗着。风疾浪高，江上船只停航，而水文战士则要出测，抢测洪峰，收集宝贵的资料，默默地奉献着。 “水火无情”。生活在水面十几米下堤外的人民，深知这句话的含义。生活在水边的水文职工把“洪水就是命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漏测洪峰”是水文工作者的失职，是要作为严重质量事故查处的。 长江上游发生的那场“8.17”特大洪水，沱江、涪江、嘉陵江中下游处于暴雨中心，北砖站洪峰流量44800立方米秒，小河坝站洪峰流量28700立方米秒……支流洪水使干流水位猛涨，寸滩站洪峰流量85700立方米秒，仅次于1870年调查洪水；经河槽调蓄后，宜昌站出现70800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沙市洪峰水位44.46米，仅低于分洪水位3厘米，荆江段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根据准确的水文预报决定荆江不分洪。洪水安全下泄，分洪区40万人不用转移，减免经济损失30多亿元！正如水利部杨振怀部长所说：“关键性的水文情报只要用上一次，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效益是无法估计的。”真是“一数值万金”！ 可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全年的经费才有1500万元。直接业务生产费则从70年代40％下降到1990年的18.7％，如此发展下去，将会出现可怕的局面：长江水文全线滑坡！ 船过九江，又下起了雨，忽下忽停，忽小忽大。梅雨季节，实属少见。望着黑黝黝的江面，听着雨点的敲击声，庐山脚下的长江，江面开阔，越往下游行驶，江面越宽。前面突然出现一块美丽的江心洲，几栋房舍，点点灯火，郁郁葱葱的树木。只觉此处的长江好像一个不见边际的巨大的湖，一片汪洋被乌云、绿野、山丘包围着。原来这就是湖口。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与长江沟通的“口”，前方右侧，100多米高的石壁，将水切割，石壁那边，便是烟波浩渺的鄱阳湖。鄱阳湖也像洞庭湖那样在萎缩，每年有2100万吨泥沙涌进湖中，使湖底每年增高3厘米。守候在鄱阳湖畔的长江水文职工，含着泪公布这触目惊心的数字，却无能力去制止。而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猎杀禽鸟越演越烈，鸟铳改为排铳，网捕投毒，无所不用其极，捕杀量发展到十只百只。每当深夜，数十里范围之内，阵阵枪声打破湖面的沉寂，天鹅和雁鸭发出凄凄哀号。护鸟人员赶去制止，猎杀者已逃之夭夭。护鸟人员曾经一次就查获394只死亡的白头雁，用拖拉机拉了整整一拖斗！ 夜茫茫，雨潇潇，我仿佛听到了鄱阳湖的呜咽。湖底淤沙，围湖造田，枪声乌鸣，搅得人心绪不宁。 长江要是失去了鄱阳湖、洞庭湖两个硕大无朋的天然调节器，简直不可想象。 我又想到长江1931年的大洪水，上起湖北沙市，下至上海，沿江城市全都浸没在洪水中，有5000多万亩农田、2855万人口受灾，直接淹死14.5万人，武汉市被淹达3个月之久，市内可以行船…… 令人担忧的是，铭刻在武汉关大楼那石砌墙壁的印记，似乎被人淡忘了。 标志：1931年，水位最高点，53.65英尺。 1954年，最高洪水位，29.73公尺（吴淞基面，以吴淞为0点）。 忘记这标志，意味着忘记了长江的洪水危害！ 夜幕沉沉，鄱阳湖上传来“砰砰”的枪声。枪声与雨声，泥沙与洪水，鸟尸与人尸……呵，人与自然，恩恩怨怨，福与祸往往相联，得与失常常为伴…… 过了湖口，雨越发大了，铜钱大的雨点像发了疯似的，铺天盖地向长江倾泄，击在江面上，激起无数朵水花。江水迷檬，只有航标灯闪闪烁烁，雨水溅在我的身上，冷丝丝的，一激灵，又想起长江的洪水，继而想到艰难中跋涉的长江水文。 暴雨中，我祈祷着：长江，你千万不要出事！我从来没有这么诚心地祈祷，面对涛涛江水，双手合一，任凭雨水扑面。一艘逆流而上的客轮鸣响汽笛，我的耳边回荡起《长江之歌》的旋律：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长江，你把700多条支流揽人胸怀，18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栖息着3亿人，7万多公里终年不冻的干支流航线，犹如搏动的血管遍布大地。长江，远在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你身边生息、繁衍、耕作、定居，你孕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格拉丹冬雪山脚下那晶莹的水珠儿奏出万里长江宏伟乐章的第一个音符，那拄地擎天钟乳石似的巨大冰川消融的雪水汇成的惊天地位鬼神的旋律，这壮丽的旋律，谱在了华夏大地上，献给了长江水文人。从冰雪皑皑的岗拖，到“白云尽处是苏洋”的吴淞口，3000水文人，以春潮般的丰彩，赤子的情怀，日夜守护着长江。长江有灵，能不动情吗？ 黄河万里九曲十八弯。这里是黄河弯拐得最多的地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草原，黄河在这里回转了一个300度的大弯儿，一弯穿青川甘三省。在弯的腹部，一条草原之河黑河，掺着岷山雪水，穿透松潘草地，在玛曲汇入黄河。在草原沼泽地上，为了观测黄河的水情，1984年9月建立了一个水文站，取名大水水文站。这里平均海拔在3400米以上，高寒缺氧，人的生存都很难。高寒高寒，一年365天，天天需要烤火，茫茫无际的沼泽地上，几乎看不到一棵树。夏秋季节，暴雨冰雹交加；冬春大雪覆盖，狂风夹着雪团能把人吹倒。这里有“四不通”，邮不通，车不通，电不通，电话不通。想看报纸，要到50里外的玛曲县城去拿…… 他来了，从1963年参加工作就和黄河打交道的杨正吉来了。这个自小在黄河边长大的汉子，先后从兰州调到小川，从小川调到盐锅峡，从盐锅峡调到玛曲……环境越调越苦，不知不觉杨正吉已近知命之年。1987年他担任了站长。连他在内，只有三个人编制，调来者调动之前就和组织上商定了调走的时间，杨正吉当站长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光杆一人。 站长指挥站长。三年中，这个站的汛期水情拍报的任务是每隔10天到县邮局发报一次，每次发报都是靠站上唯一的那辆破旧自行车，一清早出发，天黑前赶回来，往返100里。一年汛期4个月骑车跑1200里草地，三年算下来总共跑了3600多里，拍报合格率达到100％。1988年元月，杨正吉独自一人拖着生病的躯体坚守岗位38天，每次测流、取沙、看水位，他都是咬牙强撑着与风雪严寒搏斗，一次，当他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冰冷的河水中测流，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骤起的强风一下子将测船卷到断面下游150多米远的地方，杨正吉刹时惊出一身冷汗，拼命撑船靠岸，谁知，越用力船越漂得远，千钧一发之际，他脱掉棉衣跳进刺骨的河水中拉船，使出浑身力气拼搏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船拉回断面，船靠岸了，他的双腿却失去了知觉。当他以超人的毅力移动冻僵的双腿一步一步迈进站房时，像谷袋似地倒在了床上。他麻木地躺着，下意识地望着屋顶，屋子里静极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的寂静，他真想喝一口热汤呀；他想喊，没有一点气力，眨了眨挂着冷水珠的眼，才想到，喊出声来又有什么用？在这寒气逼人的草原上，只有狂风、雪花作伴，别说指望有人烧一碗热汤，就是有人问候一下也是幻想。风越刮越大，沙一样的雪沫打在窗上，雪上加霜——病了十几大的杨正吉又患了重感冒，他硬是坚持了38天，这仅仅是医学上、生理上的“求生本能”吗？这是超越自我的伟大献身精神！凭着这种精神，杨正吉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本能”。1988年10月28日，黑河突涨大水，杨正吉一清早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去县城发报水情，发完报，已是下午4点左右，急忙加速往回赶，半途中，猛然窜出6条野狗，幸亏他事先带了一根打狗棍，连忙跳下车抵抗。那群野狗疯狂又凶残，围着他轮番进攻。一条野狗扑上来紧紧咬住他的衣服，把他拖倒在地。刹时间，那5条狗恶狼般地扑上来又是咬又是啃。杨正吉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一边搏斗一边呼喊，当闻讯赶来的藏民把野狗驱散时，杨正吉已是遍体鳞伤。他忍着剧痛，撕开被狗咬烂的破衣服，抖抖索索地把血流不止的伤口包扎住，走一步爬一步地挪到水文站。带着一身重伤，杨正吉一直坚持到11月上旬去兰州审报资料的同志回到站上，才到兰州医治创伤。人们得知他的事迹，无不为之感动，交口称赞他是黄河上的“铁人”。 “铁人”也是肉长的。家人看到他被狗咬成这个样子，伤心地劝说：“你年纪大了，与家人长期分居，过了多半辈子的单身生活，那里那么苦那么危险，给领导说说，调个安全的地方吧？”杨正吉听了，不以为然：“那里虽苦，又危险，但总需要有人在那里工作，我不能知难而退！”他从1986年调进来，钉子一样，一钉就是5年！1988年11月23日，他又收到一封电报，拆开一看：母病故速归。顿时惊得发呆。再看发报日期，11月15日，母亲病故7天了。想起母亲艰难的一生，再想想自己长大成人后钉在了黄河边，没有在母亲身边孝敬过几天，如今又不能为老人家料理后事，越想越伤心，泪水止不住涌到了腮边，杨正吉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直到12月13日，有人返回站上，他才怀着内疚沉痛的心情回家。一推家门，他又惊呆了：老母亲安然无恙地端坐在炕上。杨正吉以为母亲灵显发怒，揉揉眼睛定了定神，上前喊了一声“妈！”妈噙着泪水答应了。杨正吉却气坏了，扭过脸对着全家狠狠地发了一通火，全家人任他含着泪发泄，谁也不吭声，听他发火也觉得好受…… 人生就是这么有趣。5年来，在这当年红军长征路过的荒凉的草原，孤孤单单的杨正吉，多少个九死一生，他感到充实和自豪。1990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水文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表彰会上，他受到了表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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