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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美好的梦幻，像平静的大海突然掀起风浪一样，刚刚平稳的祖国之船发生了历史的偏航。日夜盘算着潜水、打捞、走向大海的张智魁做梦也未想到，现在是考虑自己这条船会不会沉没的时候了。 船行大海，方向在掌舵者手中。掌舵人的权威和决断，即使最清醒最灵敏的指南针或导航仪也无可奈何。一时间，这载负着十亿人口的大船，头上是风浪，底下是暗礁。难道又要出现第二个“跃进”号了吗？ 张智魁，一个小小的打捞局长，在这巨轮上如果不算一颗铆钉的话，最多也不过是一块舢板，舢板是牢系在大船之上的，像婴儿与母亲之间的脐带，难免要随同母体沉浮。 “我这条船不能沉没！”这是他，面对着漫天风浪，于摇晃、颠簸之中发出的呼喊！ 国家刚刚驶入平稳的航道，海洋事业正待开发，打捞队伍增添了许多令人艳羡的设备，而成为一只齐整的队伍，为什么要沉呢？我是打捞沉船的船！ 我，张智魁，才满40，年富力强，可以说血气方刚，过去战场上的虎将刚刚变成水中自由的蛟龙。为什么要沉呢？我是一条敢于和飓风抗争的船！ 你们不是要抓走资派、清查坏人吗？我出身贫穷，身经百战，历史清白，屡受嘉奖。为什么要找沉呢？为什么？ 一定要推翻这条船，把张智魁彻底打倒！上海及打捞局的造反派下了决心。似乎只有将张智魁这样的人打倒才愈显得运动的深刻，才愈有普遍意义。 张智魁决心让硬硬的船头撞一撞风浪。一只抗风力强、稳定性极好的船开始了一次冒险的远航。 “文革”浪潮骤起的夏季，张智魁在北京学习，打捞局的党政机构都安排了新手。造反派咒骂张智魁躲到北京避风去了，一定要把张智魁揪回批斗。他们已经为张智魁拟好了罪名，专等他来低头认罪。 罪名之一，“走资派”重用反动资本家童葵轩、反动军官龙惠民、历史反革命何葆燕、假劳模真反革命沈阿四…… 罪名之二，假英雄，真狗熊，假党员，真逃兵——1964年曾经离开所在部队，开小差逃跑。 罪名之三，东北作战时，林彪命令张智魁上缴日军重武器，张对抗不给。 讲台下面的张智魁听首对自己的“宣判”，气得浑身发抖，他说话时喘着粗气，故意把过去作战立功受奖的奖状、奖章挂在墙上，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他要维护历史，维护自己的尊严。然而，当地真的认真思索起加在自己头上同时也加在许多人头上罪名的真实性和分量的时候，又觉得好笑了。他轻蔑地笑着，拒绝去局办公大楼接受批判，拒不低头认罪，他以戏谑的姿态藐视造反者的权威。 他与造反派捉起迷藏，“勒令”、“通牒”置之不理，当手执棍棒的红卫兵发疯似地闯入家中揪斗时，这个该死的张智魁早已不见了踪迹。 张智魁的表现或者说是挑战，激起了造反者的极大愠怒。即使张智魁一无错误，他对抗“群众”，对抗“文革”的态度，就可以反革命论处。“揪张联络站”成立了，“通牒”令撒满全城，命令他接到通知两大以内报到，否则将“自取灭亡”。 这些看来荒唐可笑的造反派们，是不容再轻视了，他们手里有“文革”这面旗帜，那是绝对神圣不可冒犯的。 他决计见一见造反派，第一是为了策略；第二，他不怕他们。当然，他也担心，这些屡受冷落、嘲弄的家伙会用武力，用拳头、棍棒对付真理。他同家人筹划一番，便拿起了电话： “我是张智魁，你们不是天天找我吗？我就在这儿。我是打游击出身的，我自己不走出来，你们是抓不住我的。我现在决定到群众里面去，但担心会在群众组织中造成分裂后果！” “这你不用担心，你马上到造反司令部来。”对方在电话中不敢粗暴，他们为找不见张智魁的踪影在大伤脑筋。 “明天我下午一点去。但有一条，不许打人。” “可以，可以。”对方仓促应诺。 这是冬寒不肯退去，春风迟迟不肯到来的早春。中午时分，张智魁走进离杨树浦路不远的一家小酒馆，他要了一瓶啤酒，一点冷菜，一个馒头。这苦涩而清爽的啤酒据说能转换成相当的热力；他身上特意套了一件棉袄，与其说为了抗御风寒，不如说是为了防备皮鞭、棍棒之类的袭击。 一点整，他走进了杨树浦路1426号那座打捞局大院。早有预谋的狂暴者们一涌而出，他们揪住张智魁的胳膊，立即在他脖子上戴上打倒“××”的木牌、纸牌，还有铁牌。 “电话中不是约定不许动手吗？”张智魁拼命甩着头挣脱，大声喊、抗议。 此时谁还会去烙守什么约定和信用呢？回答他的是一片撕裂的“打倒”之声。 “张智魁你这个顽固走资派……” “我不知道什么叫走资派！”张智魁的回答沉静如铁。 “打倒张智魁！”随着阵阵声浪，有人逼着张智魁自己举手。 “我何必自己打倒自己？”他又轻蔑地、冷冷地回答。 “你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不是！”他的声音激亢起来。 他们拉着他在院里游斗，试图显赫造反派的威风。但张智魁始终昂着那坚硬的头，像一只海轮的船头向着风浪。 几只凶狠的手揪他的头发，他反抗；年轻的打手捺他的肩膀，妄图把这个铁塔似的汉子压垮在地，他像一头猛狮冲突挣脱。但是，他毕竟陷入了疯狂的重围，几个人、十几个人把他压在地上，疯狂踢打着他的全身。 脖子上的牌子砸烂了，他最后昏迷在地上。 他醒了，好像是做梦，他抬头看看四周，是自己的家，他听到了大女儿湘湘轻轻的啜泣声。 连续高烧，昏迷不醒。身为护士长的妻子知道情况的严重——这位铁塔式的汉子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形。 他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两肺遭到严重伤害。他躺在了病床上。然而，这病床决不是静静的：造反派仍不断寻衅，墙外是声讨他的大字报和标语。 这是第几次受伤了？以前几次都是在战场上。那是敌人，是日寇、国民党、山中坐山雕那样的匪徒。战争时的创伤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他有两根只剩了半截的手指；子弹穿透膝盖形成的血管动静脉脉瘘，时时造成腿部的肿胀与疼痛；他的颈部还埋着一块难取出的弹片，每逢寒冷与阴疆时节便发出沉沉有力的信号表示自己的存在，令他不忘那艰难的时代与流血战场。 第一次负伤是在1940年冬天，是他离家出走参加八路军的第三个年头。那一年，他十六岁。 他所在的部队，一个营，在丰润县南坑村被日本兵的大部队包围了。机枪、迫击炮阵雨般地倾泻在那个不大的村落。营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突围。 当时任警卫班长的张智魁带着一个班悄悄爬过了村沟，隐藏在几户农家的院落，隔着篱笆看那十几步外的坟茔，起伏不平的土丘上伏着几十个穿黄衣的日军。敌人丝毫没有察觉他们。 张智魁突然大叫一声，十几只手枪同时开火，敌人翻滚着，叫喊着。警卫班夺回了阵地，东面的包围圈被打开了缺口。 临近的敌人疯狂地用火力拦截。张智魁只觉得膝盖沉沉地被谁推了一下，倒在地上。他抱着膝盖一看，鲜红的血像两条小蛇从膝盖上下方窜出，子弹穿透了膝盖。 部队突围以后，他在小孟各庄村外堡垒户家的地洞里躺了四十天。这个村落，离他的家大孟各庄只有三里路远，那里有他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他是偷偷跑出参军的。他可以想见母亲思念和挂牵的眼泪，想见父亲带着弟弟在枯焦灼田野上耕耘，挣扎的情景。 他应该回家看看。他从地洞里走出来，左腿僵直得不能弯曲，他拄着一根棍子，连走带跳回到了自己的村子，轻轻地叩响了自己的家门。 妈妈使劲抱着儿子的头，好像儿子从天而降。他走的时候刚十五岁，现在也还是个孩子呀！ 从此，他转战南北，都带着那充血、肿胀的腿，直到形成动静脉瘘，几次把他逼进医院、躺到手术台上…… 第二次负伤是他返回部队不久。身为大队长的他带着战士伏击敌人的火车。敌人的一个手榴弹在他身边炸响，夺走了他半截拇指与半截无名指。 第三次负伤是1941年5月，敌人大扫荡，五千名日伪军把他们一个营包围在哑巴山上，敌人子弹打穿他的手掌。那时候，他渴得嗓子冒火，而山头上没有一滴水，没有一块湿润的石头，他第一次尝到了人尿的味道…… 第四次负伤是1946年同国民党军作战，他带一个团的兵力掩护我军撤退。他正抱着“九二”式重机枪发射的时候，一发炮弹把机枪打翻，滚烫的弹片飞进他的左颈部，那是一个危险的不宜开刀的部位，使得那块金属物永远嵌进了他的血肉之中。 第五次负伤是大军南下的1949年夏天。那是追歼白崇禧残部的衡（阳）宝（庆）战役，在湖南与贵州交界的桃花坪洞口，他率领着474团进入沟峪的时候，敌人一个飞弹射来又打在左腿上次负伤相近的位置。 而今天就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流血奋斗参与建造的新天地里，在自己当局长的机关大院里，他第六次负伤了，这是比任何一次肉体伤害都更加惨重的负伤：心被撕碎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长时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这打击太惨重了，太无情了。 窗外“张智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又响了起来，张智魁望着那混浊的太阳，突然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难道我真的要灭亡了吗？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病床生活，张智魁又站了起来。他并没有复原，高大的身体虚弱得有些浮肿，毒打给他呼吸系统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他说话总是喘着气，像拉动一只沉重的风箱。 迫害者们不给他喘息与康复的机会，他们在打捞局大院找了一间阴森、黑暗的小屋，作为关押和审查张智魁的地方。 夏天来了。寒冷、潮暗的小屋在夏日决不是乐土，暑气与阴湿相交，蒸腾出一种使人感到窒息的酸臭的气味，更增加了小屋阴森的气氛。入夜，那躲在床板、墙壁缝隙间的臭虫肆虐起来，像一辆辆微型坦克那样发起轮番不懈的进攻，这些里外红透的家伙只能靠吮噬人血维持生命、生长繁衍。 “这简直比国民党监狱都不如。”张智魁恨恨地骂道。 他倒是比较清闲，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的，他也不肯写什么“检查”、“认罪”之类的材料。于是便经常回忆过去的日子，叱咤风云的战争与海上顶风破浪的作业。思索之余，他又时时感到孤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一天，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被推进这临时牢狱。这男人踉踉跄跄，头发蓬乱，张智魁认得他，这是扛捞局的钟信利，是一个很平常的工人。现在他的身分是“国民党特务”。 于是，一个“走资派”同一个“国民党特务”关押在了一起。 年轻人的精神分明已经垮了。他一言不语，眼睛呆痴空茫，时常泛起屈辱、惊疑与绝望的光，似乎旁边根本没有这么个张智魁，似乎他不认得这位自己的上司打捞局长。 天天审讯，天天拷打。说明钟信利还没有完全按照给他定下的罪名招认。他被拖回来，死尸般地歪在床上，身上散出一股屎尿混合的臭气。 张智魁端过一盆冰，用毛巾轻轻地擦着他的脸。他醒了。拒绝似地挣扎一下，张皇地望着这位长辈与当年的上级。张智魁又扒开他的衣裤，把脏污的下身擦洗一遍，手是那样小心，那样轻柔。 他拒绝他。胸脯起伏着，那是激动与感谢。 钟信利解放前是上海滩上为人家擦皮鞋、卖冰棒的孩子。他见过多少人，擦过多少皮鞋，卖了多少冰棒，无从计算。然而，“文革”中有人天方夜谭式地揭发钟信利给舟山群岛的海匪送过冰棒，海匪中有国民党特务。于是，这个当年的小萝卜头竟被认定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 把一滴水说成大海，把冰棒说成冰山。审讯骨的算盘可能在于通过钟信利的揭发很可能挖出一个“特务网”，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是可以领功的。 “小钟，我不相信你会是敌人的情报员。很可能是有人屈打成招把你乱供出来的。你要相信自己。”张智魁尽力安慰他。 “这有什么用呢？只有死路一条，没人给我伸冤。”钟信利绝望 专案人员送来饭菜，钟信利一口不吃，他想绝食寻死。 “我真的想死了。”小钟不愿欺瞒这位温厚如父亲的长者，他敬重张局长，然而，他实在受不了这天天拷打，经不住这覆灭性的打击。他想一死了之，把屈辱、痛苦抛之身后。 “你千万不要死，要好好活着。”他向小钟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痕：“就说我吧，天天挨打，年岁、罪名都比你大，但我决不要想死。我们死了正遂他们的愿，我们要活下来看个究竟，你说呢？” 小钟吃惊地看着他，呆痴的眼睛开始转动。 “你会下棋吗？”张智魁问。 “会的。”小钟回答。 他兴致勃勃，找一张报纸，用小剪刀剪成“车、马、炮、士、帅”，划出楚河汉界，开始了奇异的比赛。他们小心翼翼——倘若动作太大或一阵风吹未，两军对垒的营阵就会乱了阵脚。 进入思索，运筹攻守；向往着胜利，指挥着搏杀。一时间，愁苦退却，神游棋盘，张智魁与钟信利脸上都浮现出微笑，而钟信利脸上的笑意，宣布了死神的逃遁。 “我们还得锻炼身体，决不能垮了。” “练什么？”小钟惊奇地问。 “跑步！”张智魁胸有成竹。 小钟环视一下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房间空地，颓然地笑了。 “我们就这样跑，不断转弯？”张智魁架起双手，做跑步走的示范。 锻炼身体，只有如此！ 他们跑了起来，开始互相碰撞，很不自如，渐渐，步调和谐起来，而且发出清楚的声响。 响声惊动了看管人员。 门被踢开了，咆哮的造反派面对着喘息未定的两位长跑选手。 “张智魁，你要干什么？”“锻炼身体！”回答得从容自得，“我将来出去还要工作。” 造反派惊疑地，不可思议地看着那斗室，看着那奇异的“操场”：“你想跑到哪儿？” 张智魁自豪地说：“我有三步计划。第一阶段我想跑到提篮桥大约二公里；第二阶段跑到白渡桥，大概五公里；第三阶段我要跑到永福路，回家！” 秋风起了，瑟瑟寒风过早吹落了那深绿的树叶。 张智魁因拒绝交代问题，在连续几天深夜刑讯拷打之后转移到水牢中去了。 这是在地面下十几米处的防空洞穴，如果说地面上那间小屋已经相当阴暗、潮湿的话，那这洞穴便更是不见天日的阴森牢笼了。 这是“备战”口号提出之后第一批防空洞，是张智魁指挥挖掘的，因为他有足够的施工设备，所以比人家挖得早些和深些。自己挖掘的洞穴到头来关押自己，这一点倒颇有讽刺意味。 这杨树浦路毗邻黄浦江，大江的浸滋力量是伟大的，由于没有隔水措施，洞壁抓一把土便可以擦出水来，水滴从洞顶和四壁浸洇，天长日久，洞底上已积存了没脚深的水，张智魁的帆布床，就支在水面上。他坐在或躺在那床上时必须得轻手轻脚，否则那兜状的帆布会猛烈一沉，同混浊的黄水相接。 他们选择这样的地方关押他算是妙极了，这才真有一点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味道。 四面墙壁用红色油漆涂得血红血红，头顶上是一支五百度的灯泡，发射着令人心悸目眩的火一样的光，像一簇簇闪亮的箭戳着被关押者的神经，这贼亮的光照在血一样的洞壁上，又交织反射出魔火般的令人恐怖的光团，仿佛炼铁炉中滚动着红黄的火焰。关押者的目的是使张智魁无法沉静或休息，借以摧垮他的神经与意志。 他被踉踉跄跄推下来的时候，大声呼叫着、抗议着。然而，回答他的只有那沉越与悲怆的回声，似乎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折射回来的。 大小便只能便在拐弯处不远的一个暗角里，这使阴森的水牢又弥漫着腥臭之气。 “张智魁！开饭噗！”看管者不愿意走到那肮脏的角落，便从洞口呼喊几声：“张智魁，你不是会打篮球吗？看球！” 于是，两个冰冷的馒头扔了下来。 “你们比国民党都不如，”张智魁骂道：“这里暗无天日，连广播、包括批判我的广播都听不到，我抗议，我抗议！” 时至深秋，他身上是单衣单裤。夜间，阴凉的寒气混合着水雾，把地狱变成一个寒冷刺骨的世界。 “他们是要整死我，我为什么要死呢？决不！我要顽强地活下去！” 一天、两天，张智魁已经在水牢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他那受强烈刺激的双眼针刺般地疼痛着，面前总闪动着血一样的冷光。他被打坏的双肺阵痛不已，不敢进行正常的呼吸，但他还是拼命地吸烟，那一点火星似乎是一种寄托，可以抗御无边的空漠与寒冷。他太虚弱了，甚至担心哪一天躺下，就再也无法爬起而葬身水牢。 又一场恶毒的审问开始了。 一位上海支左办公室负责人来到打捞局，将张智魁提出了冰牢。 张智魁眼睛不好。他也无心仔细辨认这位钦差大臣的面孔，只记得那穿着海蓝服装的是位什么“首长”。 “张智魁，”他的声音要比造反派的嘶叫文雅沉静得多，带着自负得意的有一定阅历的干部才有的口吻：“沈阿四解放前历史不清，劳模也是假的嘛。‘418’潜艇事件他蓄意破坏，我们想找你谈谈这个问题，你包庇他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嘛！” “沈阿四不是反革命，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潜水员……”张智魁毫不思索，头也不抬。 “那‘418’潜艇事件为什么陷害海军潜水员？” “没有，海军潜水员没有找到沉艇，判断错误，沈阿四纠正了。事实是根据沈阿四的探摸捞起了沉船，是我指挥的，我可以给你画出图来！” “反正沈阿四已定案了。你何必保他呢？只要承认沈阿四是反革命，我看就可以解放你。”提问者吞吐着烟雾。威胁与引诱相结合。“解放”这对被关押者来说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一个人的解放。也会带来妻子儿女的解脱。 “沈阿四的事想好了吗？”提问者像要缓解一下气氛，他抽出一支烟。想了想，又抽出一支烟，从高高的问话台扔向张智魁。那一定是支好烟，是审问者对被审者的恩赐。那烟落在了张智魁头上，又翻着跟斗滚到地板上，带着高傲者对卑贱者的嘲弄！ 他屏住呼吸，镇静而又倔强。他用脚踩一下那支雪白的纸烟，弯腰捡起，向投来的方向掷了回去。没有一句话，却淋漓尽致地表示了他的态度，显示了一个被屈辱者的风骨。他看见了审问者那张皇失措的神态，似乎对那张脸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水牢生活，张智魁重返世间，但是，他还没有自由，没有摘脱头上的枷锁。 多少天来，他向往着阳光，空气，向往着流动的带着一点海边咸腥味的风。然而，外面的世界似乎一下子变了样，变得生疏、残酷、萧条，变得可怕了。太阳光惨白刺眼，使他头晕目眩，风似夹带着看不见的针刺，的刺得双眼痛楚，不住地流泪。他抓起筷子吃饭，拿起一支笔写字，几分钟后，他便看不见那筷子和笔了，眼前是一片混沌的，惨白的云雾。 “我瞎了吗？我将永远失去双眼了吗？”他痛苦地呼叫，诅咒那暗无天日的水牢，那比黑暗还残忍的血红的墙和五百瓦光的电灯。 他被送进了杨浦医院。 “你的眼睛怎么啦？”医生的神色也是漠漠的，声音沉沉。 “关了一个多月的地下水牢。”他毫不隐讳自己的身分是被打倒的“走资派”！ 医生长叹一声，那叹声中含着同情和理解。诊断结果为“病毒性角膜炎”。 医生决然地为他写了一个药单，那单上是新进口的最好的药品，最后安慰他说：“不要太急，六个月内保证恢复视力，全部看到！” 张智魁的眼睛复原了。他被分配到离上海百里之遥的奉贤县海滨的一所干校。 他又看见了海，看见了浪花，又引起了关于海洋、潜水打捞的无边遐想。但是，他的任务是挑粪、喂猪、种田。 1974年，干校的人纷纷被调回市里“落实”了政策，二百多人的干校只剩七个人了，而问题最严重的便是张智魁。 到了研究张智魁问题的时候了。 “我要问你们一句，”张智魁对负责落实政策的老于说：“给我安那么多罪名，甚至把我这英雄团长打成逃兵，你们这材料是怎么来的？” “你们本村叫宋发的人证明，他当时是你的排长。” “胡说八道！我是村里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我当兵的时候他宋发还在他娘怀里吃奶呢，他怎么会成了我的排长呢？” “老于啊，”张智魁以一种不平和嘲讽的口气说：“凭这样的假材料，就拖这么长时间不解放我吗？” 问题都清白了，但张智魁还没有被宣布解放，原因是“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不好。” 他白天劳动，夜里写总结、检讨，再次认识对“文革”的态度。他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低头认错，他看到的是疯狂、肆虐，嘈嘈杂杂涂抹着血、泪的悲剧、闹剧。他承受的是毒打，关押在水牢，满身的伤痕，他又“检讨”、“认识”什么呢？ 几天过去了，那检讨书上依然不着一字。 一个人的解放，牵连着妻子儿女，妻子和孩子们盼望着他能“解放”，那是望眼欲穿的企盼啊！ 管理人员、落实政策人员也有些着急了，催促张智魁说： “你就写态度极其恶劣！” 这确是一个奇特的、实事求是的概括，张智魁赞服他们的提醒。 于是，他挥笔郑重地写下： “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极其恶劣！” 他终于得到了那可怜的“解放”。 张智魁被分配到中华船厂，由捞船改为了造船。然而张智魁的目光却总是扫向那与船坞相接的波光滚动的江水，心绪飞向遥远的大海，他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一条条在构型装扮的船只一旦沉没该如何打捞。 十年过去了，他变得沉默了。 风浪、急流、暗礁、潜水捞船，那曾是他的全部寄托，他一次次地失望，又一次次地燃起希望之火。他企盼着，等待着。 突然，一则紧急消息传到中华船厂。这是1975年的隆冬，一条罗马尼亚制造、中国远洋公司的货轮“东安”号，在停靠黄浦江第三装卸区时翻船了。 东安轮的船底露出水面，像一条僵死的鲸鱼，堵住了码头，阻塞了航道，卡住了港口的咽喉。许多船只包括外国货轮被禁锢在那里，每日吞吐百万吨的港口正在变成死港。这又是一起不该发生的事故——卸船时舱面倾斜造成圆形带钢向外滚落而导致翻船。 这里水浅，但浅有浅的难处，浮筒和封舱的打捞办法无法施展威力，而且计算尤其复杂，稍有疏忽或指挥不当，沉船便会在打捞过程中出现新的翻滚。 政治影响，经济损失，情况十分紧急，中央下令：全力以赴，迅速把船捞起。 事情出在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也附和表态，上海的造反派要做一点抓够命、促生产的姿态，迅速成立了捞船领导小组。 打捞局掌权者上报一个方案：四十天把船捞起。报到国务院后当即被驳回：不行、太慢！ 一个消息灵通的老同志通报工交组，说打捞专家、原打捞局长张智魁现在中华船厂。于是，中华船厂接到命令：火速调张智魁主持东安轮的打捞。 张智魁终于听到了波涛与沉船的呼唤，他又要重操旧业了。 黄浦江码头现场，上海的几条主力打捞船全到了，还动员了五千吨浮吊、浮筒，五百名职工在那里做毫无头绪的准备工作。 会议室里吵吵嚷嚷。来开会的都是掌权的造反派，远洋局的头头与打捞局的头头正在争吵、对骂。 打捞局：“我们预算过，必须四十天！” 远洋局：“懂不懂抓革命促生产，四十天太慢了，没有本事当什么革命派？” 打捞局：“你懂行吗？不懂行就不要瞎指挥！” 造反派依然争论不休，已经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们打捞局敢不敢喊出一个口号，”张智魁凑到打捞局的一个熟人身边：“十天左右捞起东安轮，我有一个构思，可以拿出来。” 人们好像一下子发现了张智魁，目光一齐注向他，他默默地坐在远离会议桌的角落里，因为他不是任何人的领导。 远洋局负责人走过来：“老张，你是专家，老领导，现在请你来，就是指望你拿出方案来呀！” “十天捞起东安轮！”他平静地说。会场沸腾了，因为人们还在四十天的问题上争吵不休。 “我的方案是混合打捞，”张智魁面对着全体与会者：“特殊的情况只能采取这种特殊的书本上没有的打捞方法：即用一部分浮筒，加上少量封舱排水以造成浮力，然后用地龙拖搅。最困难的是计算问题，因为角度、支点、拉力随时变化……” “我认为沉船没有办法扳正，因为用力时会有码头抵住。”一位姓赵的技术人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现在支点是码头，但支点可变，用力时支点会变到江底，”张智魁拿起茶杯比喻：“船下面是泥底，用力时，码头当然不会让步，而船就得让步转动，支点便会发生变动，支点一变船就可以扶正。” 造反派们乐于推脱，张智魁当场被宣布为捞船总指挥。 他又走到了工人中间，又见到了那些当年闯风浪、下深水的老伙伴们，他恢复了自信。 吊车、浮筒、地龙，按照张智魁的方案昼夜布置，到了第八天，装卸区码头平静了下来，一切准备就绪了。 “通知各单位负责人来！”张智魁发出的既是邀请又是命令。 还是那些八天前开会吵嚷的人。他们疑惑地来到场地，眼前依然是那淹在水中的船底。 “老张，船还没动，要我们来干啥？” 张智魁微微一笑，没有吱声，他走向指挥台。 “各路准备！”张智魁拿起了话筒。 各种牵引绳索连接着沉船，那东安号鼓胀的腹部好像也憋了很大的劲。 “开始！”他像坐在高台上演兵布阵的将军，眼下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这是一曲有条不紊、牵动人心的协奏：巨大、沉重的船体正缓缓地、顽强地从水中抬头，扭正了自己的身躯，最后，竟堂堂正正地浮在水波之上，骄傲地睥睨着曾淹没过它的江水。 时针正指着12点，张智魁九天捞起了东安轮。连一向熟悉张智魁的老专家都惊讶地说：“奇特、高效，有点不可思议！” 装卸港口沸腾了，多少人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多少人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数不清的人奔向指挥室向张智魁祝贺。 张智魁，如同那东安轮一样，是条永远不会沉没的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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