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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书简》之四 丹阳 文琪： 每次接到你的信，心里总感到一份难以言状的安慰。好像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沙漠地里走了很久，寂寞至极时的悠然长啸，竟时不时地引来一缕真切的回音。这几年，眼看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势已是登峰造极，简直就是君临一切民族、尤其是贫弱民族头上的绝对权威，同辈中不肯对美国山呼万岁，锦上添花的人，似乎并不很多。这跟当年对于在“文革”中“最最最”的“革命”权贵们，不少国人有意无意的追随拍马，骨子里其实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而80年代末对中国社会内部种种不平等现状抨击似乎十分激烈的“精英”们，一旦进入国际环境，有些成为西方头领的短期或者长期的门下徒之时，对于强权统治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不是低眉顺眼，就是笑意可掬，往日那份对“不平等”的激愤，恍若梦中的一番表演；一旦有了美元，什么“国家民族”，什么“社会公正”，都在国际权贵灼手之热中化为乌有了。 说这种对强权的奴性是普遍人性的体现，是人就都有一份，则实在又不尽然。有幸活了这卅来年，我见识过在国内国外、土的洋的仗势欺人者面前，绝不苟随，毫无媚骨的人。敬重他们的同时，我自然很想学着他们的样子去生活；只是还未学得一分半厘，就深深体会到了此道的艰难。于是，碰上和我有同好的人，我更常常引为知己。你在我的感觉中，文琪，用一句林黛玉的话吧，“素日以为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知己们很知道我的渺小与无用，却又绝不甘心活得无聊与卑鄙，在这大动荡的时代里，在这美元横行的世界上，便有了一种日渐加深的挣扎感。 有这样挣扎感的，倒不仅仅限于我这样的无用之人，还包括一些想于中国、于社会有用而且原本确实会是很有用的人。记得我跟你提到过的我的中学同学徐明吗？他是清华的出国生，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了M学校做博士后。彼此住得近，他就常来我这儿小坐闲聊。自前年起，他从博士后升为M学院最负盛名的一个研究中心的正式科研人员，干得很好，提薪很快，被称为是中国留学生幸运儿中的幸运儿，成功者中的成功者。但也是从那时起，见面谈天时，他常显得走神，问起他的工作进展，往往顾左右而言他。问得多了，才慢慢说出他的实情与苦恼。 他是搞空间技术的，目前做的课题，属于美国国家空间技术计划中研制高超音速飞机的项目。这种飞机制成的话，其速度将是波音的十倍。也就是说要比波音747还快十倍。办法是先将飞机打到大气层外，让它像导弹一样飞行一段，然后再回到大气层里来。这是一种专为常常需要飞越太平洋两岸的大贾巨商制造的飞机，从纽约到东京只需要两个小时；节省办理商务的时间可以算是一个好处，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大大减少飞行的不适，让这些跨国资本的巨头们活得更舒服一些。这个项目在美国的航空航天界，眼下是热门得很，因为国家拨给巨额资金；但身在其中的徐明，却并不感觉到充实和愉快。“我这是在为谁干呢？”他苦笑着说，“这种所谓高精尖的项目，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享受……” 作为中学时代的朋友，我是了解他的。从上高中起到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徐君一直做着的梦，就是为中国民航造出好飞机来。他觉得在中国工业化起飞的过程中，大批民用飞机的研制发展不仅是国内急需的一个方面，而且应当力争在今后的几十年内进入国际竞争市场。中国如果不想把自己变成像许多拉美国家那样的廉价劳力市场和廉价组装车间，进而完全失去在“世界村”的经济、政治生活中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就必须真正发展自己的工业实力。花费巨资进口民航飞机，为北美跨国公司组装飞机都不失为解决眼前需要的办法；但如果成为唯一的办法，成为长远的方向，对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是不利的。民航如此，其他方面也如此。 这是他的想法，我觉得不无道理。他那做了十几年的为中国造民用飞机的梦，也在我心里唤起一份感情上的共鸣。但是每次他去信国内的师友谈及自己回国工作的希望时，朋友们却都纷纷来信劝他不要匆忙回去，说是国内由于资金短缺，自己造飞机还不能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让他好好在国外发展自己，为将来回国打下更扎实的基础。那一阵子，徐明很沉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只说朋友们讲的都是实情，在国外完成学位后工作一段时间，对自己也确实是十分重要的经验。徐明先是点头称是，说再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是有实际意义的，攻学位阶段所学所做的毕竟有限；在独立的工作中进一步开拓领域中的课题研究并且获得更多的成果，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中，仍是为“将来”回国打基础。“只是，”他眼里蕴着深深的不安，慢悠悠地说，“这个‘将来’是什么时候，似乎没有人认真去想过；十年，甘年，卅年，似乎都可以。我怎么可能生活在美国，却根据中国的社会需要和工业发展，去打上甘年的‘基础’呢？！”确实，甘年以后的徐，将是一个被美国科研与技术供求市场塑造成型的科学家，对中国，实际用处在哪里？ 记得还是在1984年初，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我的母校，母校的老师们当然十分热情，送别时再三说，“欢迎杨先生以后常来常往！”杨振宁笑着回答：“我最好还是不要常来常往，因为我一来，你们总得表示欢迎，表扬我，使学生们觉得像我这个样子是光荣的。而实际上，我搞的高能理论物理，不是中国目前大量急需的东西，弄得太多的青年人想走我的路，其实会是中国的损失。所以，我不是客气，我不会过多地常来常往。”当时，年轻懵懂的我，也跟着大家笑，以为杨振宁是在做文章；十年后的今天，当自己开始置身于美国社会机制的运作中，我才开始理解杨先生那番话里的感慨与诚实。每次登上讲台，望着下面几十个金发碧眼的少男少女，我无法对自己说，我是在为中国培养人材；当我根据他们的生活环境和需要撰写教材和准备教案时，我甚至无法对自己说，我是在发展自己。我，事实上，是在为美国社会服务。 看看周围从国内来美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就业的几位朋友，按美国的标准，都干得很好，很成功；但每次相聚听他们谈起正在研究的东西，我总忍不住问自己，这些东西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一位搞通讯的朋友目前忙于研制带在小汽车上的一种电话，这种电话的用户不仅在跨州高速公路上能够径直打出国际长途，而且能随时接收别人打来的电话。对于在美国办商务的一部分人说来，这似乎颇为有用；对于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五、六的富人，这大概是一分必备的奢侈；但大多数美国人，谁会需要天天在高速公路上。在汽车里打国际长途呢？至于当务之急还是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中国民众，这种研究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就更茫然了。另一位搞食品科学的朋友，现在成天想的是怎样合成一种新的食品，好看，好吃，但却全无卡路里，使人能够尽情满足口腹之欲，却不用担心增加体重，因为那东西是虚有其味其表而无其实的，在拼命减肥几乎成为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一种病态的美国，这项研究的市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他所属的那个公司已经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完全没有热量的蛋糕，销路之好，赚钱之多，很是鼓舞了公司各级的研究人员。只是要说他的研究是为“将来回国”作准备，那当然是开玩笑了。美国80年代以来在经济运作上是明显地出现了所谓“制造市场”的现象，一架又一架巨大的广告机器，把人们生活中并不真正需要的商品，在强化宣传某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同时推销出去，影响、塑造和控制人们的心态，从中硬是“造”出消费市场来，这种现象，从我这些朋友被高价雇去进行研究的项目中，也可见一斑。在这些消费市场上，美国妇女吃的苦头似乎比男性要多一些，她们一方面置身于天罗地网般“美容”消费的广告攻势之下，在高价美容过程中千方百计进行减肥，另一方面迫于为强行减肥所付出的正常饮食甚至健康的代价，又以高价购买那些没有营养的食品以解饥饱之苦。这种折腾，说真的，文琪，很有点像心态上的“裹小脚”，只是盖着一层奢侈富糜的金色霓虹。而对于11亿中国的平民百姓，这些“造”出来的美国市场，是跟他们的生活很不相干的。 所以，文琪，我完全理解你信中提到的对自己每天八小时那一份工作的乏味心境。这不仅仅是因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总有一个惘然若失的适应过程，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份工作，与我们内心情感的真正所在，像是两条远远平行的路轨，似乎永无交叉的一天。徐明的那份苦恼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不安的预感，他预感到，如果这样在美国发展“自我”，很可能会使这个“自我”日益地远离中国的土地河流，远离中国的主权实体，远离中国的历史命运。而那一切，对于他，对于我，对于你来说，又哪里是眼前这美元、房子和汽车所能代替的呢！ 而且，事情还不仅仅到此为止。 记得我以前向你提过的宋志芸么？他祖父家与我母亲一脉是通家之好，我从小就叫他宋哥哥。大概是听多了母亲夸奖他如何聪敏，能干，还有孝顺，我二姐悄悄地喜欢上他了，是上山下乡一片红那会儿，这对恋人一起去了陕北；一场炽烈的爱情，以来哥1975年调回北京告终。1984年，当我在H大学陌生的研究生宿舍里接到他从纽约大学挂来的长途，心里的温暖差点弄出两行眼泪来。这些年，他一直对我很关切，1990年的夏天还专程来我这里过周末，说是庆祝我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同时还要替他所在的公司到H大学来物色一些搞经济、市场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徐明正好在场，便也留下吃饭。 那天宋哥特意下厨做了一桌的好菜，还带了一位姓郭的朋友作陪，郭自我介绍是研究“政治科学”的。大家人座时，徐明有口无心地开了个玩笑说，“政治和科学，这在逻辑上通么？”宋哥和我都笑了起来，郭兄则显得不很自在，连连说：“我们是研究政治，不是搞政治，这两者不一样，不一样。”我见他认真，便忙止住笑，问他具体研究些什么课题，他满有兴致地讲了起来。听着听着，我心里就有些疑惑了。他的导师是美国政治学界一个极有影响的人物，进过白官，当过两届总统的中国问题咨询顾问。自1985年起，这位政治方面的“中国通”提出，中央集权的中国政体将日益向地方分治转换，这种地方分治最终会导致中央集权政体的根本性解体。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对华政策的制定都应当以促进和加快这种转换为方针；研究重点应当从上层政治领袖群的组合变化移至地方政治权力的消长运作，密切与中国地方实力集团的联系。郭兄在他指导下作的论文，就是一个地方政府权力变化与经济实力集团发展的特例分析，为此他已经数次用导师给的钱回到国内，运用各种关系，收集了许多材料。 见徐明脸上的微笑渐渐褪净，似乎很想说什么，我怕他又会措辞不当，惹得郭君不高兴，忙抢在前头说：“这个课题……听上去很新的……”“是的，”郭点点头，“可以说，做好一个这样的课题，今后五年内在美国找工作都不会有问题，美国很需要这样的人，尤其是做这种课题的中国人。” 我和徐明相互看了一眼，都沉默了；宋哥则一迭声地招呼着吃菜。郭君一边应声拿起筷子，一边扫了徐明一眼，脸上不知为何有些尴尬：“当然，我不见得就会留在美国，中国人在美国吃中国政治学的饭，不容易，也……不舒服的。”宋哥夹起一块红烧肉，声调松快地说：“搞政治学研究是不容易，得有学术才能，也得有政治才能；不像我们搞数学的，要求单纯得多。”我笑着凑趣：“数学家可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理论家，得有才气！”宋哥看了我一眼，目光变得温和，低头喝了一大口啤酒。徐明这时眼里也有了笑意，问道：“志芸兄是搞运筹学的哪个方面？”“我的论文是关于统计方法，”宋哥替徐明半空的酒杯斟满，解释说，“现在工作了，搞市场统计，做一些比较应用性的东西。”郭君望着宋哥，眼镜片后一双圆眼睛里，露着由衷的佩服之情：“宋志芙是厉害，一毕业就进了R咨询公司经济部，年薪快九万了吧？我有好一阵子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我心里也微微一震，R咨询公司虽是私营，但在美国政治经济的决策中影响极大，宋哥在那儿做什么呢？看到我询问的目光，宋哥又开了一瓶啤酒，温文地笑了笑：“我搞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统计分析，重点自然是中国。我觉得那工作有些意思，数学性很强，将数学工具用到经济运作里，实用性也很强。”我一时听不很懂，便看了徐明一眼，见他原先的笑意踪影全无，又现出一副欲语未语的神色。这一次，是郭君抢在了前头：“我说宋志芸，这下你可成了美国大老板们的兴趣目标了！谁要想在中国那个巨大的市场上，成为举足轻重的赢家龙头，谁就需要你！”他说着，举起酒杯，提议我们一起为宋哥事业的大开端干杯，“祝宋志芸今后在中美之间常来常往！” 常来常往！这十分耳熟的四个字使我又像徐明一样，心神不安起来。怎么个常来常往？为谁常来常往？为了谁的利益常来常往？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下意识地掠过。也许是平日不惯酒精，一大口酒下到胃里，烧得慌。明晃晃的灯光下，凝视着宋哥哥长方的脸，平展开的眉，我想象着他干练地向形形色色美国老板提供对中国市场状况的最新情报和周密分析，以及从中牟利调控的政策选择，有点像古代中国的军师，也有点像现代中国的参谋，只是那主帅，却是高鼻深目的美国人。 一种惨人的陌生之感将我紧紧地抓住了。我又喝了两大口酒，连自己也料不到地忽然说：“宋哥哥，二姐前几日来信，还问起你什么时候学成归国呢！”一看到宋哥稍稍变得苍白的脸色，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却不知为何，硬是等着听他回答。他站起身，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点燃，长长地吸了一口，然后声调平静地说：“小丹，对我来说，当年土插队，现在洋插队，就这么回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我只能选择城市广一旁的徐明听着笑了起来：“这洋插队和土插队的差别可是真大啊！你的当年上插队括成了农民，苦得你一门心思要回家。现在你这洋插队插成了跨国大洋行里的中国襄理，虽说在洋人之下，但总是在中国人之上，自然是半点也不想回家了！不过为洋老板赚中国人的钱下手不要太毒太狠了，毕竟你的爹妈还是中国人吧？” 我从没听到徐明说话这样尖刻过；烟缠雾绕中的宋哥，也显得前所未有的沉郁阴冷。 “好了，好了，”郭君手忙脚乱地给大家添酒，笑着说，“不谈那些，不谈那些了，咱们难得相逢，难得相逢，大家都是朋友，吃菜吃菜！喝酒喝酒！” 看着这三个年龄、专业和心性都不相同的中国男子一起闷头喝酒下箸，我的心里生出一份说不清楚的感慨。他们今夜的相聚，似乎非常偶然，又似乎有其必然；他们还会再相逢么？会是怎样的相逢呢？我们能够拥有的人生选择，实际上是并不多的。等你的信。 丹阳 1994年3月30日 （《中流》1994年第7期） 不该折断的帆 ——《友人书简》之六 丹阳 文琪： 原谅我迟迟没有给你复信。你寄来的信和Andrew Li（李）的讣告都收到的；但是震惊和一份剧烈的受伤感使我一直静不下心来写信。我很难接受这样突然的死讯，也很怕去打开、探掘那小心封藏的记忆。在异国整整十年的风沙辗转，使我很怕看见自己溺于痛楚而无法自拔。 是的，你没有记错，Andrew Li是我大学时代交往甚深的一位朋友，我的同班同学，一位按正常的年轮应该当我的老师，但由于历史，却做了我的同学的人。他的原名叫李帆，帆，蓝色的天和蓝色的海之间一抹白帆的帆；他是从插队的内蒙考来的；全省文科全国考试名列前茅，上过全国性的报纸、电台的人物。 在我的记忆中，帆的外貌是一点也不像他的名字。他粗壮，个子中等，黑黝黝的，永远显得精力过于充沛；肥硕而线条有力的鼻子，很难说使他添了英俊还是更显粗鲁。我见他的第一面，他便彻底地得罪了我。我那时是班里的文娱委员，为大家办事十二分的热心。那天去各个寝室送电影票，送到他面前，他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粉红色的小票，并不就接，问道：“看什么东西？”“《英雄儿女》！”我有点兴奋地说，努力履行我的职责，“很感人的电影；我最喜欢那个王芳！”不知是由于我声调里过分的热切还是别的什么，帆像是被触动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微笑了。那居高临下，含着讥讽意味的笑，活活地勾勒出我在他眼里是个幼稚可笑的小傻冒。也许是因为很少有人比什岁未出头的年青人对生活、对自己更认真。更严肃的，很少有比这个年龄的心灵对别人轻看自己的意见更敏感，更愤怒的了，帆脸上那番在我看来简直是无端的轻视的笑，使我顿时满脸通红，搁下票，扭头就走。就为这，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我不曾跟他说过话。 可他却常跟人提我。“看到丹阳，就想起一个消逝了的幸福的年代！”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这么说，听的人全是比我年长十几岁的老三届们，是班上的一群“爸爸学生”，他的话引出了一阵笑。笑声里有几分默契，几分调侃，还有一份我那会儿听得分明但是不愿为之动心的浓重的苦涩。在他，是想以此调节一下我对他的敌意；在我，这却又是一次他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显示，自我怜悯中裹着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凭什么？我变得更加固执，全班人里就是不理他。 是偶然还是必然？打破我和帆之间的僵局的，竟是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来的美国留学生格特林，我好像对你提起过他，文琪，记得吗？ 格特林是与我们七七级学生首批同住的留学生之一。借他和他的同类的光，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中国学生住进了每天都有热水澡洗、冬天有暖气，且又是两人同住一间屋子的留学生楼。不知何故，从第一次在阅览里碰上格特林，这位细高个的金发男孩就对我十分的亲切，他喜欢跟我说话，喜欢谈李白、杜甫。有一次，坐在黄昏的斜阳里，他说起了他的家庭，浅棕色的眸子里蕴着热情，活泼，还有一份淡淡的思乡之意。他的家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一个小镇里，秀丽宁静的田野，邻里们都熟识亲近。他很小就跟着父亲去河上驾帆船。“高中时，”他热切地说着，一边在一堆照片中挑选他自觉满意的给我看，“我经常参加比赛，得了许多奖杯！”在帆船上强劲地拉住一条粗绳索的格特林显得健康，明朗，像夏日的阳光一样自信，而捧着奖杯的格特林却傻呵呵地咧着嘴，整个儿一个小迷糊的样子。我轻轻地笑了。不知道他是怎么领会我的笑的。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格特林忽然握住我手臂，那手掌心热得烫人：“丹，愿意和我一起去美国么？美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有不少机会，我们一起可以做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广见我愣着一时没有反应，他又急切地重复了一遍。血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头，惊惶中仓忙回顾，帆粗壮的身躯，恰在此时，像救星般地晃进了阅览室。 我赶紧起身迎上去，一把抓住他，像对最要好的朋友那样把他推到格特林坐着的沙发上，声音聒噪地嚷：“哈，李帆，我这儿正跟格特林说呢，想去美国读书的学生，现在都可以参加教育部的考试，公费留学了！”帆似乎毫不觉察我这番举动的异乎寻常，更无视格特林满脸的窘状，大咧咧地坐着，接着我的话头说：“听说教育部是正式决定了，要派遣留学生，不仅是去美国，还有欧洲、日本等等。”他转身看着我：“你应该应考，你能考上的。跨过太平洋，你的天地是无限的！”我心里一震，留神看去，他黑黝黝的脸上绝无调侃取笑的意思，眼睛里是百分之二百的认真，甚至还有一份微带兴奋的期待。 那天晚上，我和帆有了同学之后的第一次长谈。更确切地说，是他谈，我听。当夜深时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坐在月光里，想了很久。帆有一种震动人、感染人的力量。他经历了那一代人的狂热。幻灭、挣扎与苦难；他曾把毛主席的像章别在胸口的肌肤上，又曾在死于他“大义灭亲”批判揭发之举的父亲得到平反时尝试过自杀。在一颗稚嫩的心被撕破又重新整合之后，他居然并没有变得满眼灰色，好像是一场大火烧过的残林，灰烬深处，火源犹存，一经某种外部条件的触发，又吐出了血色的火焰。这一次，他为之燃烧的，是他从未体验过的西方世界的“高度文明”。听着他时而沉郁，时而哈哑，时而温和，时而激动的声音，我的情绪也随之起伏，在对他生出一份复杂的尊重的同时，又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他似乎对自己的“悲剧命运”以及其中的痛苦说得太多，多到使人觉得他不愿看见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人生并不独独对他特别不公，独独玩弄了他，欺骗了他；生活对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是严酷的，虽然形式各不相同。而他对“文革”十年“中世纪”的指控，又使人感到他几乎成了一个凌驾那一切之上的道德判官，我只是不知道他这光判人而不受审的资格是怎么得来的。他对中国社会现状激烈的抨击，我很多地方都有同感；然而，他对于西方，对于美国的那份没有什么保留的好感，又使我十分疑惑。我当时的想法，文琪，跟你是一样的，很简单：如果我们不曾深入那里的生活，我们怎么能断言太平洋彼岸那一片国土就是人间的乐园，更何况我们连到都没到过那地方？ 不管怎么说，帆成了我的特殊的朋友。是他，也是格特林，使我最初萌动了出国留学的意念。三年之后，在送我远行的聚餐会上，二度访华，已是中国文学研究生的格特林，和已经在一家报社工作的帆又碰面了。也许是喝多了酒，这两个送行者谈兴大发，倒成了聚会的中心人物。 帆笑眯眯的，对格特林十分友好。他喝一大口酒，说：‘中国体制的病灶太深，封建主义的根子太顽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中国是最需要，可又最难得的！中国是什么地方？中国是阿Q之国！” 格特林一抹金发软软地沾在额前，汗津津的，五六瓶啤酒喝得他不时打一个气嗝：“美国的民主，其实是舞台上的演戏！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些政客们，一个都不相信！自己不是巨富大老板，哪有钱参政竞选？总统大选，投票人不到百分之五十；而这么些投票人里勉强一半的选票，便在大同小异的候选人里决定谁上台；这民主算是什么意思？自由么，啊哈！你得有钱，钱就是自由！没钱的话，狗都不要你！它们会把你当粪屎待广 帆皱了皱眉，觉得格特林的话很不中听：“不管怎么说，你们美国比我们中国，经济上先进不用说，不能比；政治上也要进步几百年！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就是中国人的将来和真正的出路广 格特林布着淡淡血丝的棕色眼睛直瞪瞪的：“你真的这么认为？你知道这‘自由竞争’是什么吗？你真的相信私有制会带来‘自由’？你知道在美国害怕失业是什么味道吗？再比如你们的公费医疗！在美国，一个家庭里要有一个人得了重病，那个家庭就真正的完蛋了！——完蛋了！” 我静静地听着这两位异族男性，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怒气冲冲地使劲恭维对方的国家，不期然地觉得好笑；真笑又笑不出来，心里是一团乱麻，便索性跟着他们喝起酒来，直喝到晕头胀脑，眼前和心中的一切都陷入了混饨。 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终于开始；也开始了我努力走出混沌的艰难远征。格特林远在西岸，对研究生院生活似乎越来越不满意；起先还频频道电话，渐渐音讯就很少了。帆则与我保持了约有两年之久的通信；曾告知与在农村结婚的妻子终于离异，又告知再次成家，不久有了第二个儿子。随着星月的旋转，信一次比一次更简短，终于，音讯也断了。 八年过去了；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国事、人世、天下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不复是笑盈盈各处送电影票的女学生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往事旧友都恍若隔世，然而帆与格特林的那场争论，却常常在梦中重现。梦醒披衣而坐，总有一份强烈的欲望，想跟帆再认真地深谈一次，想告诉他我的许多想法。我想对他说，这些年的辗转磨炼使我认清，将中国与美国直线对比，并由此评判两者的高低优劣，是一个奇怪的历史误区，就好像曾为殖民地的英属印度，忽然将英帝国作为自己民族奋斗的标准和楷模一样奇怪。这个历史误区，从梁启超到胡适，从五四运动中的全盘西化派，到80年代的“现代西方迷”，似乎总是使人们幻想，只要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西方，社会制度上仿造西方，中国就能成为与西方一样的强权国家。这个历史误区似乎总是使人们忘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世界殖民主义的历史；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条件，是非洲殖民地的金矿和从全球囊括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中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后一批可供瓜分、掠夺的原料、市场和人力，被西方用暴力卷入了现代世界史的漩涡。如果不想在这充满血腥气的漩涡中淹死，中国就不得不走出一条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去实现自强自新的民族梦，去赢得属于自身的现代化。历史和现实都在告知我们，用西方世界的准则去衡量中国是行不通的，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用美国的度量衡去计算中国的民生的谬误。你我都知道，文琪，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月收入兑成美元约为四五十元，在北美，月收入四五十美元的人是根本不要活了。然而在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制度与环境机制的不同，一个人四五十美元的月收入，也就是四百来元人民币是够过小康的日子了。而要达到在中国有四百来元人民币，也就是四五十美元收入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美国月收入没有两千左右美元是完全不可能的。当人们以美国生活费用的概念去度量月计四五十美元收入的中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惊骇中国人如何活得下去？而中国人以国内生活费用的尺度去想象美国，更加觉得别人的收入几近天文数字，惶然之间，自己变成了天底下最可怕的赤贫者了。在中国四五十美元与在美国两千左右美元的实际价值是同等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用美元去衡量、判断中国民生的单一思路中，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随着这个事实一起隐匿的，是中美之间在国际局势中不平等的处境；当飞机把一位身价是两千美元一个月的美国人送人中国境内之时，这位美国人在中国的行情便远远超过了其原先的标价。 这只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简单的例子。至于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那些极其复杂的组织体制方面的异国优劣，苦也用统一的“美国度量衡”去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判断，其结果大约就不仅仅是认识上的谬误了。让天底下的民族与国家都遵照美利坚这个“样板国”的意向重塑自己，正像要人类按照上帝的眼色来统一面目，恐怕只是一种宗教性的神话再造，而宗教神话是有世俗的功用与涵意的。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就在《纽约时报》上宣布，在今天的人类世界里，万事只要花旗国领头，各国各族便不敢不从。如果真是如此，这以一制万的实质，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国际强权的无限膨胀；对于人类的未来，这种强权膨胀所带来的当然不会是人人舞蹈其中的玫瑰园。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的额头，是一片青铜的暗色，无论用什么金箔装饰添彩，也造不出普渡众生的圣灵光环。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被称作“代沟”，文琪，我总觉得我们与当年狂热过、崇高过、骄横过、也幻灭过的一部分兄长们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不容易相信任何形式的救世主，相信别人开出的药方。中国是现实的，生活是现实的；真实的人生，从来都有不平、虚伪。剥削和自私。活着而又想使人生变得美好一些的人，需要冷静，需要思索，需要朴实的坚韧，需要历史的眼光和不懈的努力，而不需要乌托邦式的幻想，不需要在摆脱一种偶像崇拜之后，转而以更深的盲目，更狂热地匍匐在另一尊偶像的脚下。记得在一次读完帆写来的对于西方充满激赏的长信之后，我问自己，在这一派漾溢的热情里，他是不是正下意识地重温着那已逝的青春，寻求唤回那足以支撑生活重压的神的光环？“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人要从自己的过去汲取教训，看来确实是不容易的。 意外又不意外，我在毕业离开H大学之际，收到了帆从美国北部一个小镇寄出来的信。信中告知，他来美国已经四年，半年前已拿硕士学位，但是失业至今，生计无着；便考虑继续读博士学位，学成时怕要上五十岁了。“这比范进中举没早多少时候，”他写着，“只是没想到会是在美国这异土他乡，演出自己生命这最后一幕；结局也许还不如范进，因为已经没有发疯的热情……”他没有提妻儿的情况，似乎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倒是提到格特林，说格特林在获得博士候选人之后，突然决定退学，只身一人跑到非洲的一个国家去了；临行前，还专门驾车去北部看望帆，“我们喝了半夜的酒，谈的都是当年在国内留学生楼的人和事，还有，就是你了……” 一刹那间，粉红色的电影票，小小的阅览室浅灰色的沙发，黄昏的斜阳，格特林驾船的照片，帆在夜色和月光中的故事……那以为早已消失的一切都在心中涌起，我仿佛还听见帆略带兴奋的声音：“你能考上的！跨过太平洋，你的天地是无限的！” 你呢？帆？你的生活呢？！我透过朦胧的泪水想找纸找笔立即给帆写信，铺开信纸时才想起帆无论在信封上还是在信里面都没有写上他的地址，他是知道我会对他说些什么而不愿听么？还是一切对他说来，都不必再说什么了呢？ 然而，我没有想到他会死得如此突然，如此没有结果。我不愿相信那是自杀，我不相信。从你信中的所述的一切看来，他是终于没有能够再去“读博士”以维持生计，他终于是连“范进”也没有当上；他实际上是沦为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没有能够抗住、熬过那一场冰天雪地的暴寒。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的卢刚，在生存无计，对美国幻想破灭的绝望之际，动用了美国式的暴力宣泄；李帆则是无声无息地走上了他的不归路，在跨过太平洋的时候，他绝对没有、绝对没有选择这样的死亡！ 他才四十七岁。 丹阳 1994年最寒冷的一天 （《中流》1994年第9期） “自我”与“沙粒” ——《友人书简》之七 丹阳文琪： 来信和附来的肖平的信都收到了，我当然记得肖平。当年出国培训，他和我是一班的，清瘦高挑、干练精明。没想到他现在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工作，更没想到他会对我写给你的那些不成气候的文字感兴趣，居然还如此认真地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不同意见”的长信。很感谢他的关注与坦率。但对于他信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我很难“分享”。把读了他的信以后的一些感受写下来，就算是我的回信吧。 他说他对李帆这一类人的遭遇，听到过，看到过，但从未觉得有必要对此感情用事，反应过于强烈。中国留美学生数万人，无论自费还是公派，总会有一些帆这样的倒霉蛋，但也有非常“成功”的大能人。每个人的生命自有每个人自己负责，自己走错了，不怨天尤人，别人倒了霉，也不干自己的事；活在甘世纪末的世界里，大可不必、也根本不可能去“以民族为己任”，那种中国大陆以前的政治教育弄出来的“国家民族”的准宗教心态不仅是幼稚，而且是愚蠢。人生来就有强弱之分，聪敏愚笨之分，优雅上等与粗劣下等之分，成功与失败之分；如此而已，完全不必为此自寻烦恼，“无事生非”。 不知道肖平自己意识到没有，他用的是怎样一副居高临下的胜利者的口吻呵！数页信纸，满篇笔墨，几乎处处在提醒我，他是生活中的成功者，自然有权充分享受这成功带来的优越感、满足感，而我不停地唠叨那些蠢笨倒霉的人们的故事，分明是妨碍了他的满足感的完整性，是“无事生非”了。承他看得起我，还将我也划人了他的“赢家”同类；世界上“像咱们这样的人”，充分实现“自我”，就是“贡献于人类”。 可是在我的眼里，“像咱们这样的人”似乎不像肖平所描绘的那样，可以活得处处“潇洒自在”，终日喜色满面。我完全相信他在公司干得很好，“每年分红总得大份”。可是说真的，一个中国人仅仅因为在美国公司坐稳（应该说暂时坐稳？）了中等职员的位子，就可以对自己的一切满意欣赏到如此程度，并由此将众多在西方统治的等级世界里辗转挣扎的国人视为异类，对那些终至毁灭的生命嗤之以鼻？为什么在他满篇“自我至上”的教诲中，在他对“愚弱国人”的不属中，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兴奋呢？是因为在“混得更惨”的其他同胞的衬映下，一个中等职员终于显示出了其作为芸芸众生中“佼佼者”的身份，并且终于有机会学舌北美“上等人”的哲学了？若是如此，那么他就是这个世界上下等人里的上等人了，我大概应该恭喜他从此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就像阿Q以小D的无知和小尼姑的无助证实了自己的聪明与强大！ 我得请肖平原谅我的尖刻，因为我从根本上很难同意他立论的核心。 不要以为我不愿为同辈国人在西方世界创出的成绩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文琪，还记得当你的第一篇论文在生化界一份重要杂志上刊出时，我是怎样为你得意忘形么？我虽然一点儿也看不懂，却拿着你寄来的论文复印件到处给中国同学看，不管那人是学文科，学工科，还是学理科，我甚至给了一位学音乐的朋友去看，他接过论文，微笑着问：“你是想让我把这些符号用小提琴给你拉出来么？”话是这么说，他却“借”走了你的论文，说要带给他学医的妻子看看。 我高兴，固然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但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女子，我还着急，因为我很想做得与你一样出色！那些朋友们，都根本不认识你，他们高兴，因为有一位中国姑娘在国际性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在十来年前，这还是那样地少见，而又是那样地鼓舞士气！不奇怪，他们都是中国人，都面临着一场在西方主导和控制的科学与文化论坛上争得发言权的战斗。如果那时你只是个“自己”，像肖平这样绝对纯粹的“自己”，我和朋友们自然就很难有这份心思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分享你的成功的喜悦了。而当一个人只能对着镜子，去和自己的影子一起享受“成功”，他不觉得失去了什么么？当他把自己与生养了他的那片土地，以及与他一起经历了苦难也经历了欢乐的人们切断时，他这个“自己”是否变得残缺了呢？在夜深人静之时，他能否真正诚实地问问自己：“我是谁？我活得究竟如何？” 对个人的发现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反封建的成绩，而后进一步发展曾派生出“自我”至上论。“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诉诸于人道主义，诉诸于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朱自清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这样记录着。然而，东三省沦陷了，日本人打进来了，于是大家知道，原来泛神论，人道主义，爱与死与颓废云云，都是浪漫派的美学享受；美固然美，却于中国人摆脱自1840年以来在世界中受人主宰受人鱼肉的现实帮助太小，在被异族用枪炮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将“自我’与宇宙等同，在拥抱大自然拥抱全人类中求生存，大约显得太高远太超人；像闻一多这样比较不超人的人便喊出了“咱们的中国”！老先生也许是觉得不这么喊，“自我”很可能将不复存在。当然，今天的中国人大约不会被异族轻易地用枪炮、飞机、导弹在电脑系统的控制下炸成泥浆，毕竟中国不肯停留在十九世纪末而正走向甘一世纪。但是，当国际上由强权操纵的战争更多地是用美元进行，中国人在世界村中做人并不比在枪林弹雨下容易多少——凡是在经济压迫感和文化阉割中辗转的国人会懂得我这话的意思。闻一多先生的呼喊，也许在实质上并没有过时，中国人的“自我”和“咱们的中国”，恐怕是血肉相连，一伤俱伤，一亡俱亡的。肖子信中说，一个人出生在某一个国家是非常偶然的，为什么要为这偶然所累？看来，生养了他的中国确实是成了他不能安心化成美国人的“偶然”的累赘，那么就丢弃这份累赘吧！让他试试看，他是否能像吃完一只香蕉把皮扔掉那样，将中国从他的生活中一脚踢开；试试看，将说了甘年的语言，那他依傍着进入社会人生与知识天地的方块字，从他记忆的基因中干干净净地除去；试试看，将他自己想象成一个脱胎换骨之后的非中国人，一个面目全非、纯粹透明、无色无嗅的“自我”精灵，在这白人统治的美利坚自由飞翔，请他诚实地告诉我，他做得到吗？在这片“弱肉强食”尊为官方哲学的土地上，在这个英语发音标准程度就是人性“开化文明”程度的国度里，在这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和唯利是图的消费文化的包围中，肖平和他的同类真的找到了那本体的“自我”了么？ 好像是前年（或大前年）元旦的那个晚上，一群都已就业的H大学老同学相邀聚餐。我苦于感冒，没能赴约。躺在床上发问时，便给朋友们拨了电话，电话通过去，未及张口，对方就大叫我的名字，一边笑着告诉我，大伙刚从一个B城最时髦的酒吧回来，喝了一肚子搀酒和香料的上等果汁，跳了半夜的舞，而现在又借了十几盘电影录像带，准备看个通宵，“过节嘛！”几个声音一起嚷嚷，那酒意几乎隔着电话都能闻到。我问是些什么电影，“恐怖电影啊！美国的，欧洲的，还有日本的，都有！”听着那一口气报出的一串名字，《恐怖世界》、《杀人宴会》、《地狱宅的传说》、《恶梦》……我好像看到一群极度饥饿的人，满世界只发现专卖动物食品的商场向他们开放，于是他们口袋里丰厚的钱币换来了各类狗食、猫食、猪食，大嚼起来；吃的脑满肠肥，吃得浑身油汗，吃到一切感知都麻木为止——十几盘恐怖电影，通宵的“凶杀暴力”！ 我忽然难过起来，非常难过。这些老同学，在国内都是最优秀的青年，出国时，都有着当居里夫人，做海森堡的激情，从什么时候起喝得半醉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补充？暴力凶杀成为了他们“文化生活”的来源？ “为什么不……在一块儿好好谈谈呢？难得相聚的。”我问。“谈什么？”电话那头一下子冷落下来，我的问题显然很不合时宜。 是的，谈什么呢？在美国的公司生活没人想谈，更没人想听，这时候是想也不愿去想。当时美国正值经济衰退，各大公司普遍裁员，电视上连篇累读报导失业大军找饭吃的实况。芝加哥希尔顿饭店要招十名清洁服务工的消息一宣布，数千名失业者彻夜站在饭店门口，站在漫天的风雪里，排队等候应试。其中黑青黄裔居多，但也有不少各种各样白裔；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都有，包括受了高等教育、当过公司职员、甚至当过中层管理人员的“二老板”们。看着那一双双眼睛里深藏着的难以言状的恐惧，一闪而过的动物受了致命伤时的那种尖锐的痛苦光亮，相比较之下，感官上喧闹的恐怖电影，实在是麻醉性的解脱了。H大学一位教授曾对我说：“你也许很难想象，在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度里，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恐惧感之上的。”不，不难想象。但他没有说清楚的是，生计难测、生命无常的恐惧感，是与对控制着亿万人生杀大权的“资本”力量运作消长与变换的无知联在一起的。那只“隐形的手”，那被神秘化乃至宗教化了的“市场规律”，从来是由有形的资本和资本控制者们调理掌握的。他们需要亿万人的恐惧和无知，因为只有这样，劳动力市场才能永远显得供过于求，剩余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恐怖电影”一类的麻醉“文化”，正是保持亿万人继续无知、继续恐惧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文化思民，是“资本”绝对统治的需要，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统治出现危机之时。 当然，比起一般的美国“芸芸众生”，80年代落脚北美的国人的大多都更有头脑，更少对文化麻醉品上瘾。尤其是在手中饭碗渐稳的时候，像肖平先生这样的“成功者”就会有这样的欲望，谈谈“优等”的“自我”，谈谈“劣等”的异类。记得早在1987年的圣诞节，已经在一家大公司荣升小班头位置的一位老同学刘君买了一幢四卧室的新房子。当他几次相邀“好好谈谈”之后，‘我和好朋友S君决定一起去一次，乔迁之喜，总得有朋友相聚祝贺才有点意思吧。车到之时，已是傍晚，他那全时管家政的“太太”（他早已称她为“我太太”，她称他为“我先生”，很台湾，很香港，很“时代”的）做菜的油香在门外就能闻到。见面，寒喧，接着参观著名“故居”式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厨房到卧室到厕所间都看了一遍。细听他的讲解，关于房子结构、门窗设施、地毯壁橱、屋顶涂料、抽水马桶盖子式样，一切都很完美，很耀眼，很令人羡慕。主人心情显然是非常之好，双目发亮，双颊发红，而我却渐渐地不安起来。坐下吃饭了，橡木直背椅端庄高贵，光可鉴人，我刚坐上去，主人便告诉我们这椅子的身价之贵：“就这一把椅子，”他指着我屁股下的支撑物，“花的钱换成人民币，让中国人活半年广看着他抖了抖自己的裤子，小心翼翼地拉开椅子坐下来，我心里便有些惴惴然，觉得自己刚才那一坐，太随便太不识贵贱高低了。饭桌是长圆形的，上等橡木，很雅致，于是主人坐稳之后，又指着桌子说：“这个桌子的价钱，换成人民币，可就让一个中国人吃十几年了！”看着他轻轻抚爱桌面的那份深情，我捧着饭碗，很有点不敢碰那桌子，弄脏了呢？中国人十几年不就别吃饭了？！看着我这位小班头老同学，在专门侍候他和房子和儿子的妻子的服务下，像新冠冕的国王一样招待我和S君，一边听着他猛烈抨击中国人愚昧恶劣低贱粗野设教养，一边提心着我屁股下的椅子和饭碗下的桌子，我终于将那顿饭得体地吃完，窃以为是应该得到一番表扬的。 吃完后，肚子是饱了，听骂人也听够了，被邀坐到崭新的客厅里，又被送上两杯热咖啡，我和S君不好就说走，却又不知道做什么才合适。四下看看，一台日本山水音响设备亭亭玉立在左侧，还有一满盒CD，我暗自高兴；但待留心看去，便知大致上是他儿子的收藏，以那种最刺激的MFV节目为主；还有一张麦当娜的名曲《我总是能抢到我要的男人》，正儿八经过圣诞节，总不好放这个。无奈中转过眼来，见式样最时新的玻璃钢菱形沙发几上一堆杂志，便挑了一本，是市场指南，再拿一本，是卖车行情，我有点发急，乱翻一阵之后，再挑出一本，结果是专讲女人内衣内裤与整形美容的。我渐渐地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烦躁，那边主人与S君又谈得热闹了些，静听去，他还是在说中国大陆如何贫穷，中国大陆如何无望，总之这个民族是不行了，早已是死马，当活马医是医不回来的，死了倒好，早死早心静。 我转过身，在乳白色皮面的新沙发上坐稳了，定定地望着这位对中国的死亡如此热心的美国小班头，心中的烦躁渐渐淡去，而一份怜悯隐隐上升。他需要调节调节情绪，在房子车子美元和老婆之外，他显然还有别的需要。然而，终日在公司紧张忙碌，回家后已是疲惫不堪；刀叉都用不惯的刘君，对英语报章杂志一向是无法读下去，与白人家庭社会更无社会往来；于是他谈中国政治，于是他骂中国大陆。看来中国至少是为他做了一件好事，能使他变得有点激情，从而甚至有了点诗意，能使他视而不见这琳琅满目的物质财产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的有点残酷的现实：他是一个文化的贫困者，他是一个正在失去“自我”的中国人；他苦于内心的虚空。今天晚上，我和S君一走，他的兴奋也就失去观众。但愿他能立即平稳神经，睡一个好觉，因为明天一早“good morning”之后，与一声不吭的电脑共同渡过另一天。他与同事不多说话，与白人同事讲话，他除了专业和业务，不习惯说别的，英语词汇不够是一个原因，带着口音是另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说不清的原因，使他一张口，总觉得像穿了一套别人的衣服那么不自在。与公司内几位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他也不多说话；因为中国人相互讲英文有点不舒服，而要讲中国话，不仅使其他雇员（大多数是白人）觉得异样，而且对自己的发展有害。像刘君这样在公司作为少数民族雇员的地位，大多夹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有点像在夹板中间那一层，上不去，也下不来，当不成大老板，也做不成革命派，只能占个小班头一类的位置。小班头的生存全在于大老板的欢心和赏识，大老板不懂中国话，自然也不喜欢见到一小群人挤在一起说中文，那会给他造成一种局部地区失控的感觉，像布什一类的美国总统看到中东阿拉伯人凑到一起说阿拉伯话会不高兴一样；聪明人何必自讨这个苦吃。我的那位老同学，当然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也有真切的苦衷，我是理解他们的，我绝对不想对刘君失于刻薄，好歹他总请我吃饭了。我是知抬举，懂感激的。只是内心里总觉得他为了减轻在变成黄皮白心‘香蕉客”的过程中的种种不适，便不惜判定中国人全体得瘟病，过于蛮横了一些，过于冷酷了一些，过于无知了一些。 1992年冬，美国经济衰退到达谷底；他所在的公司裁员八千，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有色人种”与妇女，刘君也在其内。两年后，他“东山再起”，在另一个公司找到了职位，相继卖了原先的四卧室，买了一幢六卧室的房子，并且已经不再邀请中国人去作客当他的物质富有的仰慕者，将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詹姆士”。只是依然读不下英语报章杂志，依然无法与白人“主流家庭”社交往来。他大概是达到了肖平所说的最高的“自我”境界。 如果再来一次经济衰退呢？再来一次裁员呢？当然，这问题似乎有点“无事生非”，至少对于在一幢房子与美元中完成了“自我”，并且目前还能保住这幢房子与这点美元的肖平和刘君们来说是如此。 实际上，有着暂时的富裕的物质生活而坠入永久的文化赤贫与虚空的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只有中国人里才有。冯友兰早在40年前访问印度时就得出一个观感，他说英国在印度的物质建设方面是作了些事，看来是由于它要以此赢利；至于在文化方面，英国好像没有作什么事，因为在这方面，它无利可图。大概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都是这个样子，殖民主义国家以它的殖民地为它的生产资料的来源和销售产品的市场，这就是说，它从殖民地掠夺原料，运回本国，作了加工，再将成品运回殖民地，卖给殖民地人民，一买一卖，从中取利，这就是剥削。在文化方面，没有买卖可做，既无买卖可做，任凭殖民地人民愚昧也罢，无知也罢，与它无关，或者对它还大有好处。有一次与香港来的朋友谈起来，他觉得冯友兰说的好像是香港的情形。香港在廿世纪终于背上了“文化的沙漠”这个“美谥”，也是大英帝国的成就之一。 冯友兰先生没有说明的是，殖民地国家的那种“文化沙漠”，并非是一片空白；那里充满了使殖民地的臣民的心灵世界卑琐枯萎，民族自觉丧失殆尽的心理“消费品”。在这方面，无论是过去的欧洲殖民帝国，还是今天的西方跨国资本，都是做得非常积极，非常自觉，非常有效，其成绩比之宗主国内部的麻醉消费文化，大致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但愿我的有幸在北美谋生“成功”的国人们，其成功的代价，不是日复一日地、被迫地或自觉地去忘却、抹杀、戕伐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自己的语言和情感，变成一种专门制造商业利润的现代冷血的机器人——因为那将是一种心灵上的沙漠化，一种不流血的慢性死亡。死亡的形式有多种；对一个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民族，可以从肉体上消灭，也可以从精神上摧毁，很难说哪一种死亡更彻底，更残酷。而一切制造文化沙漠和文化愚民的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人类生命的杀戮者。 所以请转告肖平，“像咱们这样的人”，在我的私心里，实际上与沙漠中一颗沙粒的命运相隔不很远；一不小心，“自我”的伤残。干枯与消灭大约不是意想不到的结局。也许我说得重了些，也许我说得压根就不对；只是对别人写来的长信总要有个回应，有个交待，这些片断的想法，就算是我的回应、交待吧。 再谈 丹阳 1994年6月16日 （《中流》1994年第11期）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友人书简》之十五 丹阳文琪： 在P城召开的“甘世纪——回顾与展望”专题会议前天结束了。参加者是从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来的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会议组织的活动之多，日程安排之紧，是我以往没有过的体验。回到住处，倒头就睡，醒来已是又一个阳光明丽的早晨。坐在书桌前，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 这是我在北美土地上参加的国际会议中收获最大的一次，许许多多的想法，一时真不知从哪里下笔。近十年来经历中记忆最深的几次国际会议的情形，开始在脑海里—一重现，其中那些使我一直难以忘却但始终未能清理的感受，在与这次会议的对比中，渐渐地变得明晰清澈起来。心里，有一份快走到长长隧道尽头的专注与期待，也有一种踏入万重关山之前的决然与安然。 记得第一次正式参加的国际性学术活动，是H大学历史系组织的“19世纪欧洲文化史”专题讨论会。与会发言的甘多位学者教授，清一色来自欧洲与北美。我的一篇分析英国19世纪中叶文化思潮几个代表人物的论文被会议选中了。现代欧洲思想文化史中，英国19世纪工业高度发展后引起的“文化”重新定义，曾是我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当时留学已经两年半，我全部的焦思竭虑，是化在了对欧洲自18世纪以来思想主潮发展变化过程的学习与把握上。某种虽然并不清晰但是非常强烈的下意识不时地催促我，“西学”对于现代中国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必须真正钻进去，弄懂弄通；不了解西方，不掌握西学，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路就很难走得通。我日以继夜地读书，我向一切碰到的人们求教。我的指导教授，欧洲来的各级访问、讲学的学者，来自各国的研究生同辈，甚至美国的大学生们，我几乎是见缝插针，无所不问。学校校报上曾刊出一篇关于国际贸学生的通讯，其中对我的描绘是，那个“始终夹着一本词典，用无穷尽的难题使所有学生、教授们大伤脑筋的中国女子”。我人研究生院的第一年夏天就开始进修法文，希望在英文之外，还能在今后的独立工作中使用法文甚至德文。 如此努力的第一个结果，便是这两年半后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机会。当时，内心是兴奋与紧张的交织，感觉上简直是“大战临头”，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走向世界了！这就是走向世界了！我是大会发言的唯一中国人，可不能搞砸了！想想也实在是幼稚得可爱，我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中国发言人’那样地充满了责任感，甚至使命感；我要向“全世界的学者”证明，中国的青年人是有水平、有能力的，对“西学”的了解与认知并不逊于他们西方人本身。我一遍又一遍在寝室里练习宣读论文，搞得我的同屋安妮“忍无可忍”，只好决定参加这场“奋斗”，每天帮助我纠正语音，搞准语调，包括琢磨调整应有的身姿手势；最后连她都能把论文中的一些段。句背下来了。而其中必须用到的几个法文词与德文词，我则专找两位搞法国文学与德国历史的研究生，让他们念上数遍，录音下来，回来自己再听着练习。 发言自然是说得过去的。一切都做得合适顺当。下来以后，好几个与会者或是问我是否来自香港，或者问我是否家在欧洲，言下之意，我的知识素养、职业风格、语音语调都合乎欧美标准，而研究的领域专题当然是“正宗西方”的。当听我回答说是来自中国，则都露出几许惊讶，意在表扬地摇摇头，说是“没有想到”！我不自在地感受到周围一双双含义多样地注视着自己的眼睛，会议室里簇拥的人群渐渐变成一片白色的湖水，而我是这荡漾回旋的湖水中，一枚沉浮漂转的树叶。一份涵义复杂的扰动不安在我心里开始涌动，我转出了会议室，走到空幽的休息厅里，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想独自静一静。 不知过了多久，面前的玻璃桌上放下了一杯热咖啡，抬头看见一位中年男子，他手里握着另一杯咖啡，问：“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下么？”我忙点头致谢并说当然可以，并且意识到会议到了休息的时间。远远看见系主任S先生匆匆走来；到了跟前，他先是祝贺我的发言成功，又嘱我午饭时记住与他坐在一桌，他要把我介绍给几位“重要的欧洲学者”；说完，向我对面坐着的中年人点头招呼，又匆匆走开忙去了。 我转过脸来看着面前这位陌生人，觉得他似乎有点与众不同，但又说不上不同在哪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接过看去，知道这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心之一Howard大学来的教授；同时，心里才渐渐意识到，他之所以给我“与众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他黑中透棕的肤色和一头卷曲的黑发，他是我留学以来见到的第一位黑人教授，自然也是这次会议参加者中唯一的黑人学者。他的名字叫W．Herton。 谈话是以中国开始的。他告诉我，他很高兴见到从中国来的青年人。他在60年代初去过中国，那是一次不寻常的体验，人民的乐观与国家的向上精神给他印象极深。听着他那宽厚、从容的嗓音与异常清晰的谈吐，我的心情渐渐平稳下来，白色的湖水与漂转的树叶悄悄地隐去，一双脚又开始感到了地面的坚实。 我已经记不清我们还说了些什么，似乎大致是我的来龙去脉，国内的出身地，从事的学业与兴趣等等。然而接下来的谈话，则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先是问我这样地深入研究欧美文化历史，今后想做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从中发现掌握对中国的发展有用的东西，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点头沉吟着，神色严肃起来，问我是否知道我在论文中用肯定的口吻提到的M．Amold，当时所倡导的“现代文化精神”是以英国文化为中心，欧洲文化为范畴，而将其他非欧美的民族完全排除在外的？见我睁大眼睛，一时没有反应，他换了角度再问：“你觉得Amold‘各民族互补交融’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有用。当Amold积极主张把‘英国文明’介绍给世界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八四○年”，而这年份一经放到中国的历史内容中，立刻变得那样的血火浓漓，刻骨铭心：“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我的声音变得沉重了。他点了点头，凝视着我：“在非洲，发生了柏林会议之后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帝国的瓜分狂潮。非洲的整个版图，从此面目全非。Amold的英国，正是鸦片战争的英国，也是瓜分非洲的英国……” 我的心里，开始出现某种类似于地震前的动荡。他还想再说什么，午餐已经开始，系秘书跑来让我快去就席，谈话就这样中断了。会议结束后，我到处找这位Herton教授，想再约他谈谈，但是会议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已在午餐时分离去，乘坐下午一点的飞机回Howard，临行给我留了一张纸条。我匆匆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愿你像大树一样有深根，也像鸟儿一样有翅膀；根深才能生机蓬勃，有翅膀才能远远地飞翔。”落款日期是1986年的5月。 文琪，你可以想见这张纸条和这次半途中断的交谈对我产生的影响。虽然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那些话的全部内涵，完全把握历史的“深根”与知识的“翅膀”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我给自己总结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一切认真研究西方的人，必须始终记住中国，必须在深入西方的同时，透彻地理解中国，因为漠视或者不懂近代中国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从此，在琢磨欧洲近代社会发展的时候，我会不断参照与此同时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追索西方各类思潮的时候，我会不断比较在中西两方面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思潮不同的内涵外延与变异归宿。在摸索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构造及具体运作的同时，我随时审视着这构造对西方意味着什么，辨认着这运作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当在逻辑的层面上，西方的强大并非一定与中国的受损相辅相成，而在历史的现实中，西方的扩展与中国的贫弱往往互为因果时，掌握“西学”便成为一种双重的努力：是探索，也是抵御，是汲取，也是扬弃，是学习，也是斗争；既是把握认知他人的过程，也是变革创造自己的机会。当同辈学人问我为何不在美国利用“背景优势”，以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却在啃欧洲思想史的“酸果”，我说自己其实就在努力理解中国，我说的是实情。我是努力在中西双方一百五十年多来的多重联系中，认识西方，理解中国。 那是一个收获丰美的思想的季节，我醉心于知识与信息的迅速增长，视野与思路的日益拓宽，完全没有预见到自己这一份发展中的理解，将会如何地与美国主流派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而这冲突，并不管我是否愿意或者有无准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畴的巨变动荡中，遽然到来了。 我会永远记得那一次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研究学术会议。其时，我的论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见此次会议规模宏大，讲坛林立；其中一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讨论尤其引人注目，我未加多想便欣然前往，相信不会虚行。 然而，我是大大地惊讶了。 首先，我没有想到那位名声显赫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会如此或明或暗地把当代中国与满清时代完全等同，而两者等同的特征竟都是对西方“无知”与“无理”。在他的描述中，鸦片战争，源于林则徐的“粗暴禁烟”，正像现在西方国家的种种“制裁”，源于中国人“违反现代文明社会标准”。1840年以来整整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史几乎等于空白，中国人的全体，仍然处于“非现代化”的史前时代。“迄今为止”，这位白肤蓝血的“中国问题专家”总结道，“我们仍然不能称中国为‘现代民族’，因为它并未能够像英、美、德、日诸国那样，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清楚自信，与他国在政治开放中，平等地进行经济文化的竞争与交融。” 我也没有想到那位1949年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又从台湾来了美国的首席华人血统“汉学家”，会将中国现代文化奠基人鲁迅先生径直斥为“好勇斗狠”、“偏知陋学”的“学匪”人物；说是尤其是鲁迅后期的杂文，全无“面向世界”的若谷虚怀与恭良修养；太平天下，偏去心造乱世之象，专好指人为权门“二丑”或者租界“西崽”。“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自然进程，”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著名学者”收尾道，“由于出现鲁迅这样的文人而发生病变，至今未能产生欧美那样真正的文学巨著，纯净的文化巨人，而总是政治，政治，还是政治！”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接着发言的那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辈学人、已在P大学谋到教职的“汉学”新星，开口便宣称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周恩来是天下第一个伪君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他们和他们同党的出现而推迟了几十年。事到如今，只能是从头再来，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学习，“向世界靠拢”，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在“国际社会”中重塑形象，寻求接受。他用自己从一个中国留学生成为美国汉学家的“成功”经历为例，说明中华民族这样的“从头再来”不仅必须而且可行，但是“要有勇气，要有决心”。比起第一位白人“专家”，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空白”显得更为痛切；比起第二位黄肤“学者”，他对中国“从头再来，走向世界”的未来前景，显得更为乐观。 白皮肤和黄皮肤、老牌的和新产的美国专家的滔滔不绝地“研究”“解剖”着中国和她的人民。我坐在听众席里，作为被“研究解剖”对象的一分子，只觉得呼吸压迫，头胀心躁；这是一种类似缺氧的感觉，一种在窒息中的挣扎。我问自己，火烧圆明园，血洗南京城的英、法、德、日，怎么成了被烧被杀的中国人缺乏自信，抗拒开放，不肯与他人“平等交融”的见证人？租界华界赫然分明的半殖民地中国，怎么成了鲁迅先生心造的幻景？而一身人对洋装，一口美国英语的“时代英雄”，连国籍都已归属了美利坚，怎么成了中国未来的出路与象征？在他们盛气凌人的陈述判断中，近代中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蚕茧，与世相隔，混浊无知，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味自戕的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强权自1840年在中国的土地上所做的一切，那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裹胁着中国近代史进程的“西方问题”，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中，由淡化到消失，直至踪影全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研究的专题只是“中国方面”的中国？然而，在他们对“丑陋中国”的解剖中，西方的“瑰美”分明无处不在；在他们对“愚昧中国”指教中，西方的“文明”几乎呼之欲出。在他们手中，具体的历史的西方强权悄然隐去，抽象的诗化的“西方世界”则成为永恒。这份西方世界“永恒”的“瑰美”，当然并不是通过直接的表达与论证得以呈现，而是层层包裹在他们对近代中国的解释阐述里，深深蕴含在他们对“西方问题”的刻意回避中。当他们以种种“学术”手段与语言，描绘出一个西方眼中的“异己”，一个必须全力重塑的中国，他们显然一刻也不曾忘记这“重塑异己”与强权西方一统天下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确实是训练有素、忠于职守的美利坚合众国“中国问题专家”。 会议例行的问答部分开始了。一片举起的手中，不知为何，第一个点到的是我。我一站起来，双颊便开始发红，一开口，就有点收不住的意思。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身居讲坛的同辈学人，未等我把话说完，便高声打断，全力反驳。我心中涌动的愤懑至此达到饱合，提起书包，抬腿就向门口走去。我走得是那样急，以至没有看见门边放的一把椅子，绊了一下，手中的纸笔文件洒了一地，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色大约已是赤红。 立刻，就有两三位与会者跑上来帮我收起地上的东西，随后跟我一起走出门去，把那场并未开展的“争论”留在了身后。在楼道转弯分手处，他们向不肯再发一言的我伸出手来，握别时，各自说了几句话。第一位说：“请相信，并非所有的美国学者都与他们看法相同。”第二位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不解答‘西方问题’，就无法解答中国的根本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早已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的问题！”第三位说：“我只想补充一点：中国现实中的‘西方问题’，与近代西方自身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与危机，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你指出的问题，也是西方在反思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抬起眼睛望着面前三位辞情恳切的美国学者，激动与激愤的情绪渐渐平缓；心里是一份安然降临的清朗，一份孕育已久的黎明…… 在美国执教已经整整两年。五个辗转、抗争，和开拓的春夏秋冬，芝加哥的会议风波已经在这长长的跋涉中成为过去的记忆。但那是一份绝不会淡忘的记忆，像铁一样，凛冽而严峻。如果说1986年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使我悟出研究西学必然始终记住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体验，芝加哥的风波则使我认清把握中国必须直接面对“西方问题”这个历史现实。在这涵盖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全方位的“问题”中，承担着解释人类世界“公理与规律”之重任的“西学”，自然是极为关键的方面。而构成西学核心的，不仅是中国自严复以来涉足西方的探索者所注目的那一切——即西方用以组织与定义自身的政治、学术及其相应的社会机制，更包括西方用以重塑与统治他人的强权文化及其相应的理论与实践。近代以来西方对自己的组建与定义，离不开其对全球的扩张与统治；这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两大方面，构成了西学的基本认知框架与价值主流。那位我曾经很感兴趣的英国19世纪的M·Amold先生，他对英国高度工业化后文化的重新定义，正是与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一脉相通的。而比起他们十九世纪的祖先，20世纪末美利坚的主流文化权威并没有提供本质意义上的创新，只是他们变得更为“专业化”、“专家化”，他们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更为深入、精致，更为系统、全面了。 时间与历史以无情的速度流逝着；90年代也已经进入了中叶。我是带着对“西方问题”的种种思索，参加了这一次在P城举行的“甘世纪——回顾与展望”专题会议。我的发言排在会议的第三天上午，这使我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有了倾听他人与充分交流的机会。意外而又不意外，我对“西方问题”，西学问题，文化强权问题的审视与感觉，几乎可以在所有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们的论述中找到共鸣与认同。我们来自这个地球上不同的地方，我们的语言、肤色、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然而我们都在世界近代史的进程中，经历了惊人相似的苦痛，灾难，挣扎与奋斗。近十年前与W·Herton教授的那一次交谈不断地在心里重现，我的眼前渐渐展开了一个以往不曾自觉地注意到的世界；以这个世界为背景、为参照，中国的一切变得更为清晰起来。这个世界，包括中国，但不囿于中国，包括西方，但不等于西方；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是真正无限多面的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有着众多不同肤色的民族与文化，有着无数不同的生命和历史；纷繁多彩的古文化，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各自生存，各自发展。是欧洲近代工业的兴起，给地球上这多元的生命景观带来了深刻的变异。船坚炮利，摧毁重塑着地球上的每一方水土，铁路航道又把每一方水土产生的富饶输回了欧洲。由此崛起的欧美列强，在为自己建立金元帝国的同时，将连成一片的世界，又划分成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森严等级。无限多样的人生，被统治着这等级秩序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意愿，或者控制盘剥，或者遏制灭除；而求生存的抗争，求发展的创造，也从此在被统治的人们中间发生延续。五百年的人类近代史，便由此构成。 是的，五百年，星轮流转，山川依旧的五百年。尽管当今列强的中心已从欧洲移到了美国，尽管武力的入侵更多地演化为经济与文化的占领与控制，这原本是变化无穷的生命世界，还是被源于欧洲岛国的那种叫作“英语”的语言所统治。全世界40％的能源，为占人口5％的美国使用消耗；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资金和70％的能源，为占人口15％的西方所控制拥有。与此同时，每年有高达数百万的生命，在非洲的土地上由于饥谨而彻底消失，有高达数百万的人们，在亚洲次大陆的印度行乞街头。然而，占世界人口20％以上的中国大众，以世界5％—6％的能源与极其有限的资金，不仅顽强地生活着，而且确确实实地发展着，尽管生活中有重重挫折，尽管发展中步履艰难。“现代中国的故事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近乎奇迹的巨大成功”，一位来自非洲加纳的朋友这样对我说。“这成功，给世界上一切必须准确地解答‘西方问题’，必须在变革中发展自己的人们，带来了选择的希望；因为迄今为止，所有追随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历和得到的，不是政治上的依附，就是文化上的危机和经济上的灾难！” 这位用英语、法语、加纳的Fanti语，和肯尼亚的Swahili语四种语言写作，作品遍布世界的非洲女作家，也是这次“对世纪——回顾与展望”专题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她平静而又坚实的声音，引来了四方的呼应与巨大的回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无数的朋友与同志，中国在这个人世间拥有西方无法企及的意义与象征，因为中国属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在抗争中生存，在创造中发展的人们。当强权西方不再成为想象中的“地平线”的时候，面前展开的，将是无限广阔的世界人生。 我坐在讲坛上，坐在我的加纳朋友的身边，等待着轮到自己发言的一刻。蓦然，在听众席里，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亲切熟悉的脸庞，那一双严峻而坦诚的眼睛似乎在向我微笑着。记忆的光亮像闪电一样掠过心头，我几乎叫出声来：W·Herton教授！那是他，我9年前相遇、9年来从未忘却的友人！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我从笔记本里取出一张对叠的纸条，打开，悄悄地向他举了举，他远远地向我点了点头。 那是他9年前留给我的祝愿：“愿你像大树一样有深根，也像鸟儿一样有翅膀；根深才能生机蓬勃，有翅膀才能远远地飞翔。”Herton教授，谢谢你！我在心里说，我的根会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壤之中，我的翅膀会在风雨里磨炼得坚强。中国与整个的世界，都将是我生活与奋争的战场。 文琪，亲爱的好朋友，你看见了吗？前面那一片辽阔的天地，那一个永无穷尽的世界…… 深深想念你的丹阳 1995年10月1日 （《中流》1995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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