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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留学生的思考 ——《友人书简》之一 丹阳 编者按：这篇《友人书简》是一位对祖国一往情深的中国学人，从大洋彼岸投寄本刊的。信中涉及到了作者在异域生活中，对许多根本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很愿意把它推荐给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文琪： 那天接到你的电话，真是高兴，谢谢你对我生日的祝贺。那一番长谈很是解渴，我们触及到的问题是有深度的。放下电话后，却又一直想给你再写封信，有许多想法，电话上似乎总是说不清楚。今天是周六，刚好有点空，给你写上几笔。 我们这一辈留学生何去何从，在北美七八年前就是一个公开的问题。记得当时在M州领事馆工作的一位官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便利，替女儿谋到本科生的奖学金，这位千金人学不到半年，便将留美学人划成几种：一心回国报效的，犹豫矛盾观望的，糊里糊涂无所适从的，铁定要做美国人的。当我问她是属于哪一种，答日：“当然是最后一种。”再问：“为什么呢？”她瞥了我一眼，似乎很奇怪怎么有人会提这种傻问题，再不屑回答什么，转身与别人交谈去了。这是在H大学1985年的校庆联欢会上。你们旅欧学生，也许是像你说的，情况很不相同；由于中国人在欧洲就业几乎没有可能，社会上对移民歧视极深，能够辗转来美的毕竟是少数，总之，留；学界逐渐变成移民群，你认定旅美学子中的聪明人是始作俑者。 这个说法，如果在留学生圈内看，我想大致上是不错的，但是从一个更深广的历史范畴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值得细致地分析。首先，80年代的留学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是通过考试被选拔派遣出国，以求深入西方，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术，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路。是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巨浪，将我们推上了西方主导了一个半世纪的“世界舞台”。忽然间，我们有了一份从未体验过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立感，也有了一份作客他乡，不必履行当地居民义务责任的特权；处在中美两不受制的社会真空地带，一方面享受着空前的“自由”，一方面滋长着寻找自己在这个大舞台上合适位置的焦灼。大多数人迈出的第一步自然是做“尖子学生”。在美国学术界怀疑地审视我们课业成绩的眼光下，我们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中国留学生是世界上聪敏、坚忍和勤奋的优秀青年人中的一部分；北美各地主要的大学中，中国研究生数量迅速增大，越来越多的美国教授尝到招收中国学生作为自己科研助手的甜头。待到《大西洋》等一类重要的杂志撰文，惊叹中国来的学生“改变了以往的评分标准”，使美国原先的尖子学生不再是尖子，留美学人可以说是初步打开了自己的局面。同时，分化也旋即或明或暗地出现。一部分人在各自的领域中努力深入，竭尽全力探索、搜寻着对中国有用的一切知识和信息，他们的知识天地是世界的，他们的关注中心则是中国。另外一部分人则在长达六七年的研究院生活中，先是以美国电视电影排遣寂寞，逐渐视其中的人物为模仿对象；美国社会心态的三大要素：金钱、权势和肉欲，对这部分人产生了某种下意识的影响，遥远的故国是越来越遥远了。还有一部分人即是我称之为“聪明人”的，他们在赴美人学后的半年、一年内，便暗自细细地捉摸着美国就业市场的机制和行情，调整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集中全部的心思，最早地进入了移民的过程。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块跳板，一块垫脚的砖石，一块用过之后尽快丢弃的抹布而已。 与此同时，世界史上历时四十多年的“冷战时期”被苏美两国的首领们十分慷慨地宣布结束；正在到来的新世纪则被美国一个国家的总统捏到手掌心里，笑眯眯地转上几圈，再打开，现出以美国利益为轴心的“世界新秩序”，就像法海和尚的宝器，似乎足以使一切不服管教的异族大众运交华盖。生活在这个“新秩序”轴心地带的中国留学生，坐在各自的起居室里，通过美国跨国公司资本控制的电视报刊传播媒介，随着那一幅幅、一篇篇经过精心选材、拍摄、制作、讲解的新闻画面和报道，去“目睹”、“判断”那几万里外，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地区的大事变。不知不觉中，所有这些涵义极其复杂的事变，都化成了一个不断重复的强刺激讯号：在这乱七八糟，充满暴力和动乱的地球上，美国政府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撒谎，不营私，不捣鬼的政府，美国社会是世界上仅此一家人人平等个个快乐的天使大乐园；想要证明你自己是世界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么？那就看你是否能够运用一切手段，挣上一张“美国人”的长期饭票了！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留学界，在自身的和外界的各种条件交错作用下，就此卷入了一场核心是“美国至上”的飓风中。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至上”不“至上”，跟我并没有什么大关系；同辈中有人逐渐融人他们辗转多年的北美，我也十分理解；由于个人的能力、志趣和机遇的不同，落脚谋生之地的选择也不同，这本应是生命的一种常态。只是，不幸得很，就像纳粹日耳曼人的自视优等是建立在践踏其他种族尤其是犹太人的生命尊严之上，这份“美国至上”的激情在极大的程度上是靠“中国低残”的诅咒支撑的。正好比是没有低等人，高等人何以显示其高等，没有中国人可怜巴巴的绝望相，也就村不出拿着美国护照的春风得意了。于是，文琪，像我这样知道并且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小百姓，就不得不对俯视着我的“高等人”去作一番审视了。 “美国人”，这称呼意味着什么呢？有位熟人曾冷笑着说这意味着“有饭吃”，那言下之意是要我别清高奥美，饭是人人要吃的！我当然不例外，我的生命中，吃饭问题向来重要，从未敢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美梦。所以，当看到这位衣冠楚楚的老同乡一边引用我们古代圣贤的格言：“民以食为天么！”一边掏出巨额美元去办移民手续，我则一面佩服他的富有，一面便忍不住奇怪这么有钱，何以在中国没饭吃？直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见美国一家大食品公司的广告，画面上是一块越来越大的上等牛排，衬着两行字幕：‘你是什么人？就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饭！”我才悟出，那位对祖训十分忠孝的同乡，不是吃不起饭，而是看中了另一类饭了。这当然并不是说此位仁兄爱嚼牛排，他通烹调，很知道中国菜的佳美；他更通国际市场，知道用能买牛排的钱去买中国菜，其中的利润如何可观！这使我想起一位意大利女友写给我的名信片：“丹，我真的去了中国！我还去了长城！虽然只有半个月，但玩得很痛快！那儿的人没什么钱，东西也真是便宜，我的美元忽然变得那么值钱，我也成了富人了！你知道我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吃中国的美味菜肴！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美国人！” 我是几年前一个夏天去欧洲时，在巴黎一位朋友家作客认识她的；朋友介绍我从美国来，这位罗马一家大商店珠宝柜台的店员小姐心下就决定把我当美国人了。她不相信能在美国就业的人竟会不想做美国人，其不相信的理由，在这张明信片的寥寥数语中显露得很清楚。她没有说错，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是物质上最奢侈的国家，也是政治上最有势力的国家，能够挤进挥舞星条旗的美国中产阶级，便意味着在世界各民族中爬上了有钱有势的阶层。这份有钱有势的甜头，在作为美国人跑到二三等国家地区去的时候，感觉最为酣畅。简单地说，这里的一般中层公民，他们的收入允许他们时而光顾在本国的快餐类小饭馆；而同样的一笔钱在中国花，他们能够进去的就是上海和平、锦江、希尔顿，北京长城、建国、香格里拉了。美国中产阶级极热衷旅游，与这份异地所得的特殊心理满足，也许是很有关系的。 能够吃上美味佳肴，本身是件好事；我也非常喜欢精美可口的食品。只是人不仅会吃，人还会思考，毕竟与猪类不同。比如，一个人吃了一顿格外丰盛的酒宴，在剔牙齿的时候，也许会朦朦胧胧地想到：这顿酒宴是怎么来的？那位当店员的意大利小姐如果问一下自己是什么使她觉得自个儿在中国吃喝玩乐得“像一个美国人”，如果想一想，这同样一笔钱，来纽约吃同样的中国餐，几天就会难以为继，她那份暂时济身“有钱阶层”的快乐，也许就不那么纯粹完美了。她也许会想到，这是由于中美两国在世界现存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不同地位；而这两国之间的等级差别，就使中国与美国同等的劳动力价值在化为交换价值时变得不同等了。而劳动力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落差越大，从中可谋的剩余价值也就越高。不是么？穷国摆脱其穷困的艰难，富国强权在不发达国家不断获取廉价人力和廉价资源，不断扩展倾销商品的市场而变得益富，根源之一不就在这里么？而当这样的致富手段受到威胁，哪怕这威胁是来自于原本是家奴的一族酋首，强权主子的导弹就直飞到那一族的妇孺百姓头上去。1991年年初的波斯湾战争，无论美国如何披挂堂皇的彩带，阿拉伯的石油，实在是美军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记得当时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幅漫画，画一个记者向报纸读者提问：“为了我们美国人冬天在房间里也能穿T恤衫，先生们，你们认为该杀掉多少阿拉伯人？”众先生齐答：“所有的阿拉伯人！”作者的尖锐，真有点让人触目惊心。确实，翻开《纽约时报》商业版，涉猎《华尔街报》的各种讯息，琢磨伦敦《经济学家》的文章与数据，人们可以看到所谓“地球村”里世界经济的大酒宴上，各色人等鏖战正酣，有在这酒宴上颐指气使，肆意饱餐的；有陪着笑脸，递酒上菜的；有仗势欺人，向着邻座盘中巧取豪夺，却满口“人权、自由”的；有不甘饿着肚子任人掠夺，辗转挣扎全力抗衡以求生存的；有铤而走险从挣扎转为公然抢人一列的；有虽吃不上却盼著有残肴可尝的；有嚼着残肴闭着眼睛等着终局的……发现了剩余价值秘密的马克思，虽然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生在世上的时间、地域也不同，却有一条使我深深尊重的：他对于这酒席上巧取豪夺的一类，绝不苟随，绝不粉饰；他对于辗转其中挣扎求生的人们，是感同身受的。可以这么说，文琪，我是留学美国之后，才开始理解马克思作为一个西方哲人的可贵；他的工作并非十全十美，但却是世界上一切在现实人生中诚实地思考的人，至今无法漠视的。 是人，都在这个世界上吃饭；只是怎么个吃法差别真是太大了！记得80年代中后期有些中国学者论证中国的文化就是“吃”的文化，这弱肉强食的西方大千世界，其文化的主体似乎更是个“吃”字！而主导着这一文化主潮的，自然是甘世纪后半叶起世界第一超经济强国——美国。这几日，我又翻了翻S．Ambrose写的《应接全球性的权力——美国对外政策史评（1938—1976)》，译上其中两段，咱们一起赏析： “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对于美国都是事关重大的看法，与1938年美国的世界现，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改变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惊人的发展增长。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军事机构像潮水般涌入许多权力空间；而一旦美国的军队在异土上驻扎，那片土地就被列入美国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名单。但是，美国起而应接全球性的权力之举绝非是无意识不自觉的，正如绝非仅仅是对所谓共产主义的挑战的反应。二次大战期间，当《生活》杂志的亨利·路斯说20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他为多数的政治领袖，美国商人及军队说出了心里话。政客们寻找着那些美国的影响可以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商人们寻找着可以牟利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军队寻找着海外基地，他们全都发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使得一项没有内在限度的扩张计划揭开了帷幕。”（见该书20～21页。） 这一幕对于贫弱民族意味着经济政治与文化全方位掠夺与控制的扩张剧，融合了欧洲19世纪殖民主义者所有的基本特质，和20世纪科技发展所提供的一切日趋复杂、精细的新的方式、手段，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却阻挡不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抗争。这些国家民众坚忍的自强，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宣传媒介里自然无迹可循；然而他们的存在与发展是无法回避的。——似乎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在西方史书里隐没掉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并且由此而对“金元帝国”的前途，生出一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忧虑： “当美国创建着它的帝国，与之同时它的商人、军人和政客源源进入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以及几乎是所有的其他地区，它的领导群很少考虑美国的权力是否是有限度的。那狂乱的扩张，那以天文速度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区域’，在华盛顿、华尔街和五角大楼看来，似乎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至于第三世界会对此产生愤怒，以及最终反抗美国的控制与统治，是不在考虑之中的。”（见该书第21—22页。） Ambrose这最后一句话不是很准确；第三世界的自强不仅一直在“考虑之中”，而且是一直在被时明时暗地遏制和戕伐着。变革中的当代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何曾有一日摆脱过这遏制和戕伐的阴影。远一些的，我们还记得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艰难；近一些的，我们都看到，当中国老百姓两年前与大洪水搏斗以求生存之际，全世界最高尚仁慈的“人权”领袖，天底下最富有奢侈的超级大国美国，慷慨地拨出两万五千美元，像那些穿裘皮大衣的太太打发纽约第五大街上的游魂乞儿一样，“援助”了近两亿的中国灾民。至于前不久发生的“银河号事件”，只是又一次告示了全世界，美国政府是如何任意搜查中国的远航货轮，随意侵犯中国的国际权利！在如此种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心态的遏制与戕伐中求生存，我们不得不全力自强与自新；而要自强与自新，我们又必须面对西方世界，深入西方社会，在一切方面力行鲁迅的拿来主义；在这强权当道的“世界村”中，磨炼自己的眼光、能力与意志，在不断的观察、抉择和探索中，走出自己的生路，而决不被轻易愚弄，任意歧视，肆意剥削。这其中的复杂与艰难，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这世纪的转换之际，都深深地体验着。从这个角度看，文琪，处在中美交界湍流区的中国留学界，只要放弃中国的利益，便可荣膺20世纪中心大酒宴上权贵们的跟班或者门客的各类学人中，分化是必然的。痛苦是必然的。有人用尽心机挤进这酒宴上巧取豪夺、肆意饱餐者之列，也是毫不足怪的。只是，文琪，我自知缺少这份肆意饱餐的心肝；因为我怕自己会在幽深的睡梦中，看见那精美的大牛排血红的肉纹里，沾有故土亲人们艰辛中的血汗和辗转中的生命。我实在没有我们留学界里那些相互选出来的“总裁们”做大生意的伟人胆气；看着他们整日地游于美国政客权棍之间，“大义灭亲地”乞求美国或者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者对中国“严加”各种各样的“制裁”，好让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难一点，我总想问问他们，晚间美食大宴之后是否闹过胃绞痛；而夜半梦中，又是否有过被说着中国话的群魂索债，逼出遍体冷汗的情形呢？！ 就写这点吧，下次再接写。 等你的信。 丹阳 1993年12月4日 （《中流》1994年第1期） 令人悲哀的卑谀心态 ——《友人书简》之二 丹阳 文琪兄： 来信收到，读了好几遍，很解渴。我同意你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在控制世界不平等格局中使用的一些手段的分析。我也深感：在这些手段中，文化心态的操纵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近年来在这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下生活的同胞中发展蔓延的某种卑谀之风气也一直使我心难静，意不平。 大约是在1985年的深秋，我还在A大学念书，一日傍晚，接朋友电话，说是国内新来的一位访问学者M教授，想见见我；因为他得知我的导师之一D教授是美国近年来学术界重要的知名人物，想向我了解些情况，并希望能去听听课。我放下手中的功课便去了朋友住处。三人聊至半夜，尽兴而归。D先生确实是我所见到的美国学者中头脑异常敏捷，见解极其尖锐的一流人物。他研究欧洲近代思想史，走的是一条从哲学到历史到文学，然后又回过头将文、史、哲熔于一炉的研究道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思考方法，在中国人看来，很容易理解，虽然很不容易做；但在以精细的理性分析和严格的专业分工为正宗传统的西方学者中，这种方法显得出格地标新立异，人们不知道是应当将他列为文学理论家，抑或思想史家，还是哲学批评家。因此，他的名气是与日俱增；但在同僚中，他实际上颇感孤独，且常有被人党同伐异之危。从太平洋彼岸来的中国教授不仅知道他的工作，还想去听他的课，则不啻是一份难得的肯定了。 第二日，我早早到了教室，告诉D先生，有一位中国来的M教授很愿意听听他的课；看着D先生脸上几近孩童得到奖励时那样的笑容，我的心情也很愉快。毕竟，中国学者在人类文化的研究建设与交流发展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是有一定份量的。 M教授进了教室，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瞥见D教授，脸上立即现出一种几近谦卑的笑容，急步前趋，弯着腰背，满头的白头一额一颤，使我的心也随之发起颤来。他双手握住D先生伸出的右手，连连感谢D先生允许他来听课。然后是一大篇近乎阿谀的赞美之词。一份尴尬掺入D先生原先明朗的笑意，他转脸向我看过来。我则转身走到窗前，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我已经记不得D先生那天讲的是什么，只记得下课时，当我一边走出教室，回身看M教授，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他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咱们不懂人家的东西，只好这样呵！”我犹豫了一会，终于还是轻轻地说了：“其实，这也不必要的！”他默然，脸色有几分感慨，几分悻然，还有几分黯淡…… 走向图书馆的路上，我想了很多。中国人之于西方，大约常有一份难解的“情结”：不是蔑其为“鬼子”，就是尊其为“大人”。对于“咱们不懂”、“咱们没有”的东西，或者是视为废气毒品，或者是捧为圣丹神药，而不善于在争取平等的奋斗中了解这些东西，在扬弃创造的过程中掌握这些东西，使之能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所用。博学与资深如M教授尚且如此，可见国人要做到既有自尊而又敏于汲取别人的经验长处，既有深刻的危机感而又不失自强奋斗的主心骨，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这些想法，文琪，我至今仍然自认是对的。只是流淌的岁月使我看到了更多的人和事，使我的思考增加了更多的层次与角度。我慢慢体验到某些国人对西方表现出来的那份或含蓄或直露的卑谀之气，并不仅仅是他们单方面无力自处自持的结果，人间万象，就没有这么简单的。 我永远记得1988年的一个冬日。 当时我已经修完全部必修的课程，正集中精力写学位论文。整天关在房间里与电脑为伴。一个月下来，也觉得单调，看到那一年东亚研究中心开设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课，一周只两次，便心血来潮，决定去旁听；一是调节生活，二也是可以了解美国对中国研究的状况。我主修西欧文学与历史，平时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主持这门课的是历史系一位长着亚麻卷发身材瘦长的男子，面色苍白，举止温文。从他那里要了一张课程安排，逐段看完，便觉得有点不对劲。整个学期14个星期的课，其中前6个星期讲孔子中国，后7个星期讲搞改革的邓小平中国，中间那一个星期两堂课110分钟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到1978年止的当代史的各方面情况。这是门普及性的大课，听课的有三百多学生，来自全校各系。他们对中国了解极少。这样的课程结构，会在学生脑子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我带着满脑的疑问和好奇去听课了。 六个星期的孔夫子，详尽琐细，内容听起来是陈腐之极。对孔教规范的描述，使美国的青年人不仅很快觉得疲倦，而且渐渐生出厌烦。尤其是孔夫子对吃相、坐相、走相、说话相、穿衣相等等诸多的礼节，更使在上课时都能堂而皇之地将长腿搁到桌面上的学生大为反感。于是，到了第七个星期第一堂课，55分钟里囊括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课堂里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形： 教授先用几句话总结了前六星期的孔夫子礼教规范，然后用另外几句话完成了对鸦片战争的描述：“我们讲了孔子的主要思想以及根据孔子的道德伦理人们必须遵守的种种规范。（学生面呈厌烦状）人们看到，做到言行规范化是很麻烦，并且常常是不方便的。历史到了1840年，英帝国出动军舰，为了鸦片贸易进军中国时，中国军队试图抵抗。（学生感兴趣）但是，非常自然地，只在几分钟之内，中国就落花流水了。”他淡淡地一笑，摊开双手，耸了耸肩。从听讲席三百多名学生中便漾出一片哄笑，好像看到一个老弱不堪、烦人烦了六个星期的孱弱老头，虚张声势地跳到美国橄榄球场上，还没有来得及动胳膊动腿，就被人几下踢出了脑浆一般好笑，好玩，解烦，解气。 我坐在三百多哄笑的美国学生中间，浑身一阵发冷，脑子却一阵发热。我心里立刻涌上来的，是林则徐严峻的面容，虎门全体战死者的尸体和血，还有圆明园无声的废墟。我下意识地四下扫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新结识的朋友玛丽安注意到我脸色，一双蓝得清澈的眸子关切地望着我：“丹，你没事吧？”她柔声问，记笔记的手早停下了。我努力控制着内心冲动着的怒气，平静地说：“这个教授讲得水平非常低，但玩弄材料倒很会用心思。”玛丽安似懂非懂，但用力地点头，大概是觉得她这样做能使我感觉好一点。 我坚持听完了这门课。后面七个星期的讲课围绕一个主题：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共产党治下的枷锁（虽然学生在前面匆匆两堂课中，跟着教授翻着跟斗跳过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史，混沌中很难说弄得明白什么是共产党），中国11亿人民正“跟着感觉走”，这感觉就是“跟着美国走，跟着华盛顿示意的中国道路”走…… 文琪，这是80年代末，在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人们得到的中国观。当中国留学生不得不与脑子里印着这样一幅中国画像的人们打交道时，付出的心理代价就可想而知了。这门《中国历史与文化》雇有三名助教，其中两名是主修中国政治的美国学生，另一名是中国留学生。他戴一副银边眼镜，英语流利，眉目清秀，只是那脸上冻结着的微笑，眼睛里游移的神色，尤其是对主讲教授脸色阴雨云晴的敏感与乖觉，使我有种说不清的悲哀之感。他好像做学生做得太久，做糊涂了，做成了奴才的模样；又好像是今天被人损一句，明天被人踢一脚，身心与肌肤都已麻木，自己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早已不重要了。主讲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虽然这一回，课堂上讲授的，并不是M教授为之俯首的“咱们没有”、“咱们不懂”的圣丹神药，而是咱——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这一次经历的意外收获之一，是使我懂得了在美国，D先生那样的人的可贵。师生不是主仆，就好像现代化不是殖民化一样，在我原是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D先生待我的那一番平等与坦诚，我一直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是，时日终于使我渐渐明白。文琪，我们从一个曾经倍受欺凌的国家走来，背负着生活与求索的双重压力。在美国这个西方第一位超级强权的国度里，在相当数量自觉不自觉地充满了种族优越感的人们中，不仅平等待我的朋友寻觅不易，而且，倘若不小心，还很可能失去自己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与把握。先是再也无力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进而则将有钱、有权。有势者的暗示误作自己的“感觉”和“前途”，追随这样的“前途”而去，把自己的金子也当作沙当作土抛弃，至于带点比M教授更明显，更自觉的卑气与谀气，还是其次的。 写到这里，文琪，我可以回到这封信的本题了。正是这样一种带着或隐或现的卑气与谀气的社会心态，在一部分同胞中蔓延，使一些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戕代着自己对世事独立的感知和判断力，而这种被戕伐的感知和判断力与大洋东岸起因复杂的西潮相互作用，便使得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在带着各种各样“平等竞争”的幻想，踏上了白人统治的北美大陆。之后，在争活路、找饭吃的冷酷的社会现实中，一些人明明是做了牺牲品，却坚持自己是进了伊甸园，明明是经受着身心殖民化的惨痛磨难，却拍额称庆说获得了“现代化”的再生洗礼。这一切，都使我在沉静的书斋中沉静不下去。我做不到！文琪，我做不到轻巧地唱上几句“人生很无情，世界很无奈”，便心平气和地作壁上观；或者连壁上观也不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我已经这样装过几回的，一辈子装下去吗？！ 等你的信。 丹阳 1993年12月20日 （《中流》1994年第3期） “变相难民营” ——《友人书简》之三 丹阳 文琪： 这么快就收到你的信，很高兴。你对“卑谀心态”的概括是准确的。确实，这种心态让人犯的最大错误，一是以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靠拍“强食者”的马屁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存；二是以为凭着心理上与巨富权贵的认亲，自己也就挤进、或者有希望挤进上等人之列。我也同意你对制造这种“卑谀心态”的弄权者们的概括，你信中对他们的描述和分析，实在是入木三分。 文琪，我有时想，是不是所有有权势欲的人都需要他的弄权对象的感激涕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他的权势的行情上涨，又使得他们在损了人的牙眼之时，还能岸然自称是行善布施。既得了天国里基督般拯救世界的圣名，又得了地面上穷奢极侈的声色享受，这么两全其美的生意是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不要，而只有弄权势的人才能得的。由于职业环境的差别，我看到的这类人表现形式与你碰上的那些先生不同，但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我在H大学做学生时，就领教过这样的人。 与其他一些名牌大学不同，H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既不是中国当代史的专家，也不是中国政治学的权威，而是一位自称真正对中国文化有感情的对教授。据说他娶过两位中国女子作太太，本人则对现代小说很有研究。 在我到达H大学的第六个星期，我的指导教授D先生，大概是看我终日坐在一班金发碧眼的学友中间，跟他们一起谈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弄得疲惫不堪，出于一份恻隐之心吧，周末特地陪我去参观了学校博物馆的东亚部，花了两个多小时，恭听我的讲解，并且很有兴味地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正谈得起劲，一位先生走过来，微笑着问：“我能参加你们的这么有意思的谈话么？”我扭头看去，见他头发半白，高额碧眼，风度翩翩，既有西方绅士的潇洒，又有中国老派学人的温文。“爰，华尔特，你来得正好！”我的教授高兴地伸出手去，然后向我介绍：“华尔特·对教授，我们H大学的首席中国文化专家，他对中国年轻人最有兴趣了！” “刀主任，”我微笑着点头欠身，“久闻您的大名。” “请不需要客气，你可以称我华尔特！”他用口音怪怪的中文说。 我卟哧一下笑了。就此，我便算是F先生众多的“中国朋友”之一，逢年过节，也总是接到F先生秘书发出来的茶会请柬；去过几次，倒也愉快。较为熟悉之后，他常请我帮点忙，诸如替他讲解大段中文书籍中的难点，或者替他校看教案中的中文部分；发现他把“扇”写成“扁”，把“住”写成“仕”这类错误时，都—一改正。这些事花了我不少时间，但自以为是在帮助一位热爱中国文学的美国友人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不在意这份“义务劳动”。然而，我慢慢地感觉到，刀先生似乎对我在国内具体的人际联系极感兴趣，对于在国内政界和文化界流传的各种隐私性的消息过于敏感，而对于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是或明或暗地从品性上进行挑剔，这些都使我觉得不很舒服。同时，我注意到刀先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中国学者来H大学访问，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而每一位学者的到来，总是和他的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巧合。日复一日，在校园里，咖啡厅里，饭店里，客厅里，自然还有办公室、图书馆里，F先生微笑着与这些访问学者交谈，极有效果地表现着他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感情和对中国学者做出的工作的兴趣。而我们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们把他的或者是毕生研究的心血，或者是长年积累的材料，滔滔不绝地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里输送给了F先生，然后带着一个冰箱或者一个音响组合之类的东西，“满载而归”了；心下对F先生大概还满怀着感激。我静静地目睹着这一切，对F先生的那一份不舒服里，又添了日渐加深的不安。我开始有意识地拉开自己与F先生的距离，并且尽可能显得自然地、一点一点地停止了我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和“中美友好精神”的那份“义务劳动”。 而F先生对我，却更加热情了。每次有中国学者来访，他总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我，或者征求我对于如何接待的意见，或者请我参加欢迎招待会，我自然总是借故谢辞。实在辞不了也只是到招待会上去站一站，对先生却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人显示他对我的善意和关怀。“这是丹阳小姐，我们H大学中国学生里的高材生！”他微笑着介绍，弄得常有人以为我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而F先生是我的导师。当我每次解释自己主修欧洲现代思想史，导师是历史系的D教授时，F先生总是十分幽默地打趣道：“她正在考虑我的恳求，到我的中心来做教授呢！对不对，丹小姐？”我便只好也开玩笑地说：“不敢，不敢！连做您这样大教授的学生都还不够格哪！”听着他快活的笑声，我总有一种被调理、被使用的感觉，总有一份想扭头就走的冲动。 那天在欢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时已是全国很有影响的李君的茶会上，对先生又照例玩起这一套。但是，当他笑着提到请我去中心当教授时，我没有按着老习惯，顺着他说笑；我望着李先生，脱口而出：“其实，李先生如果在中心开两门课，对H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帮助会非常大的！”李君听了，下意识地用左手整了整打得太紧的领带，很得体地对我说了声谢谢，转身向F先生笑道：“这儿的学生对中国看来是很关心，我今天刚到，就听到好几位学生问我开不开课，开几门课了！”我顺着他的视线向F先生望过去，意外地发现，F先生脸上那份永恒的微笑早没了踪影；他清了清喉咙，好像没有听到李先生的话，颇为突兀地说：“李先生关于胡适的几篇文章我都拜读了，很有启发！”李君先是微微愣了愣，但立即十分随和地笑答：“请F教授批评！”对先生谦逊地摇摇头，开玩笑地说：“胡适可算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但是他在美国只能在图书馆里做做事；也是有意思，讲解中国文化，做中国文学教授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站一旁听，心里禁不住悄悄泛起一股寒意；只觉得这种“玩笑”，似乎有一种吃了人肉还说人肉是酸的气息。看着李君有些尴尬的脸色，想到在F先生手下，一个又一个像橘子一样被榨过汁的中国学者，我终于明白，这位对中国“深有感情”的汉学家和他的中国“朋友们”究竟有着一份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中国的“朋友们”怕是很有点像冯友兰当年访印度时提到的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原料”，当然是活的文化与心理原料，对正先生用来过滤制作成英文产品，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市场上赢得暴利，实在是重要得很，也便宜得很。 自然，我正式把刀先生从我的友人圈子划了出去，但每次看到他微笑着走过来，非常亲切地打招呼的样子，我倒也不回避；也许是出于某种好奇，我总想看看他在越来越动荡的世态中如何行事。从1987年开始，他明显热衷的话题是中国人如何有求于他；高至全国名流如“青年导师”级人物，低至各高等学府中的教授学生，统统巴不得到他手下来做研究生，做助手，甚至做秘书。他早已不必表现他对中国文化如何有感情，或者是否有感情；贵为美国教授，似乎只要往中国人堆里一站，中国人就会像古罗马的奴隶见到了凯撒大帝一样纷纷下跪叩头，纷纷抢着献身。他在1988年冬去了一趟中国，说是所到之处，视种种政府法律行政规定为废纸而为他办事购物收集资料的“朋友”比比皆是，所谓要什么都能搞到。那天，当他站在那里谈兴正浓，见我似听非听之态，便忽然发问：“你知道我下学期需要雇佣一个教中文的帮手，你有朋友需要照顾吗？”我一愣神，忙想了想，刚要张口，他笑盈盈地接着用中文说：“我办公室，很多中国人来说话给我，他们都想这个工作；这工作钱不多，我说。比他们在中国钱多，他们说。他们人太多，都想这个工作；我不要失望他们……”对先生顿了顿，忽然仰脸一笑，回到英文：“还有人送礼品给我，我很不习惯这些，但又怕失礼，还怕他们相互闹得不高兴……” 我咽下了已经到嘴边的一位中国学者的名字，静静地听着他那份七颠八倒的中文，想到他新近还收得两位从中国头号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已获硕士学位的女生，拜他为师，在六、七年内可望戴中国文学美国博士帽，我忽然有点想笑。中国人跑到美国来做中国文学的学生，是钱钟书那辈知识分子编出来的讥刺30年代的时事的笑话，居然成为我辈生活现实中的一部分，看来我们正在超越前人的光明大道一溜烟地跑，值得史学家记一笔。然而，转念想到那些“说话给他”的中国学者学生，设身处地估计他们如此竞争这份差使的种种可能的原因，我笑意尽失。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人都有苦衷，他们的生活一定很糟糕，”F先生一脸同情地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那些中国可怜人，正拎了大包小包向他进贡的礼品，“我帮助……”知道他又要滔滔不绝于如何“照顾”像蚂蚁一样多的走投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又如何感激他，我漫然应付了几句，便想抽身而去。见我有要走的意思，F先生敏感地打住了话头，再三叮嘱我将“需要照顾”的朋友名字电话告诉他。“你的朋友，我当然考虑，”他说。大概自认为深谙中国人重面子的心理，他这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乖觉一点的话，得领情的。 回到住处，面对着电话机坐着，我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想到的那位朋友名字告诉他。那位朋友在国内是副教授，要不是新近妻子带着女儿来了，经济一时紧张，他不会托我帮他留意各类杂活。又觉得力先生给“面子”已经是笔人情债，欠是欠，不欠也是欠；我便拎起电话，向F先生推荐了这位朋友。搁下电话，耳边绕着F先生微露得意的声音：“有可能，我一定帮助。”心里十分不适。F“帮助”的中国人真是太多了！多到他连摆摆门面的欢迎会也已经省去。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至少有四五个中国学生学者直接为他做了研究工作，而书成名后，从第一页搜到最末一页，不见他们的名字。至于这些甘世纪末的中国智力劳动力所得报酬是正常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自然是没有人问一下为什么。人们耳边听到嘴上说到的，是中国人正在美国社会各界受到“照顾”受到“帮助”，仿佛是一群既无知识又残废的人，坐在美国这个免费大酒宴上，被贵人们平白赐予了许多海味山珍，真是交上了神仙运了。 是神仙运还是华盖运，我不敢就下结论。具体的事情比命运的概括更切实些。向F先生推荐了朋友，当然也向朋友提了提对先生；但等了五六个星期，不见任何动静。再隔了几周，朋友已很难安心等下去；经他催促再三，我便给F先生又挂了电话。接电话的大概是新近刚来的一个秘书，刀博士出去了，问我有什么事。我便照直问去，她听后，说：“有个教中文助手的位置，据我所知，是为一个新来的研究生设置的，她已经开始工作了。也许还有另外一个位置，我来这儿才两个星期，许多事不了解，我会把你的电话询问告知F博士。” 两天后，我收到刀先生秘书用电脑打印的一封整洁正式的信。信上说，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权衡各方面因素，非常抱歉，非常遗憾，不得不告知你，你推荐的某先生不在最后候选人之列，实在是因为合格的中国人太多了…… 我把信交给了朋友，他已收到了回绝他的信，望着他郁闷的脸色，我明白做了一件再蠢不过的事。我以无端伤害朋友的代价，替对先生若市的门庭前增加了一枚锦上添花的小炮仗…… 那天晚上，我向邻住的K君提及此事，心里懊恼不已。K君是研究移民问题的，性格率直，“也不是你独独比别人蠢。”她说，一双墨西哥人的眼睛热辣辣的十分引人，“看看这世界，跟着美国的新闻媒介叫嚷要争得做世界公民权，把自己的国家间垮了，才发现那不过是替花旗梦放了一束焰火，却把自己送进了美国难民营、变相难民营的人，还少么？进了难民营，就天天感激人施舍吧！” K君这几句话，脱口而出，说得随意，却使我有一份听到旱天打雷时的心惊。坐在书桌前，整理连日厚厚一迭国内来信，朋友、认识的人、不认识经认识的介绍的人写来的信，让我帮忙联系出国。但字里行间的心态与氛围，文琪，与我的当年准备出国的情形，有着某种本质上的变异。我们的出国，曾经是中国这艘航船在现代世界的海洋上出航的彩旗之一，眼下的出国，都散发着弃船而去的鼓躁和骚乱。当大洋彼岸故土上的人们双眼露出了混沌和自弃，大洋此岸的学子们便全体陷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地位，比深受种族歧视的美国少数族裔的处境更为困难。尽管中国留学界学人在智力、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美国公民，他们的求业谋生都几十倍、上百倍地难于一般人。少部分的学人经过多年辗转，极辛苦地得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饭碗；但四分之三的中国学人，至今还在各种暂时性、过渡性、非正式性的职业中打转，承受着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剥削；美国政府对新移民的百般控制和筛选法案，使得中国学人目前承受的这双重剥削不仅合理合法，而且还戴上了宽容慷慨的慈善光环。 然而，美国是自由天堂的仙乐声似乎依然在继续深入大洋彼岸的故土；望着手中这大捧的信，我想象着，如果有一天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家园真的溃乱，F先生这样的人会不会更加乐意“帮助”那不仅没有巨资，没有高技术高学位，而且还没有了祖国的十一亿普通中国人呢？ “进了难民营，就天天感激人施舍吧！”K君的话扎得我心里痛。难民营，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社会的，也有心理的。难民营的大主管是谁呢？难民营的大施主是谁呢？以难民营谋利，又以难民营得名，诱人自弃行乞又迫人感激涕零的主管兼施主又是谁呢？ 文琪，那些在世界范围内膨胀他们权势欲的人们，有满足的一天么？ 丹阳 1994年1月5日 P．S． F先生据说很快将升任全美亚洲研究学会的副会长，两个大基金会的中国方面的什么长；总之，他的行情极其看好，权势正如日中天，不可限量。想来得到他“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吧！ （《中流》1994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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