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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则） 章姗 （一） 1990年第8期香港《争鸣）杂志发表祖慰文章——《依然仰天长笑》，文中引方励之的话说：“前几天，剑桥的中国留学生同我聊，他们讲了许多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好点子，但我说，现在的麻烦是，我们和对手交不上手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一通议论，写一封公开信，中共政治局就要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交得上手。你功夫再好，交不上手是白搭。现在交不上手了。交上手，即使被对方摔了个四脚朝天，我还可以爬起来练个新把式再去干。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难的课题是怎么再同邓小平交上手。” （二） 1990年8月14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该报特派记者江素惠在剑桥大学采访方励之夫妇的记录。严家其夫妇专程由巴黎抵伦敦参加谈话。其中有以下问答： 江：海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共仍能有效将大陆的民众与海外的民主思潮隔离的情况下，海外民主运动实际上很难对大陆的民主起关键作用；大陆的转变主要还是靠大陆内部的转变，在此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能够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方：这当然是个难题，我感到出来以后与国内的联系大大减少，影响力自然也减少，要成为反对势力确实很困难，如何解决这问题就是重要课题。更大的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一定会很难有边界的，就像我桌上这部电脑，它是可以随时和欧洲任何国家联系上的。 江：中共的民主化，你们是期待党内健康力量的崛起，还是期待另外有反对党的出现？ 方：这个就是所谓的体制内、体制外。我的看法是不要把它对立起来，我认为这个发展是以多种形式来进行的。实际上，我们看东欧形式有的是党内，有的是党外，戈尔巴乔夫也是党内。所以，不应当排斥任何的方法，至于是哪种方法，也是历史的机会。 严：最后具体的，就是反对党成立，我们愿意对共产党里的改革派，能合作之处合作。这一点，我们和台湾的想法有点区别。 鼓吹西方不要孤立中国，而是应该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上的联系，说“只有保持联系才能施加压力。这犹如摔跤，只有接触对手，才能把对手摔在地上”，“如果西方中止贷款，冻结联系，那么这是个错误”。 方：仍然要发表自己的政见，让这些信息传到大陆，引起他们内部分化，内部“斗蛐蛐”。 （三） 1990年10月27日出版的香港《当代时事周刊》发表《远志明书生报国苦坚持》，引用这个《河殇》撰稿人之一、现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远志明的话说：“普林斯顿搞了一个十几个人的研究小组，我们这些流亡人士，包括陈一谘、苏晓康、阮铭等都在这里，这笔钱大概是美国一个商人捐助的，支持大陆民运，一百万美金，资助我们一年。当然，这笔钱用完后，明年到哪儿去，现在还很难说，明年再联系别的学校吧。”“中国如果有像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就可以有控制地走向民主。”“靠农民、靠工人、靠士兵恐怕都靠不住。”“我们回去的前提，是共产党大幅度调整了它的政策，变得更加开明、更加民主。起码恢复到‘六四’前，赵紫阳在台上时的情况，甚至比那个状态更好，我们才能回去。” 《四） 1990年第10期香港《动向》杂志发表《刘宾雁畅谈世界观》。文中在《对未来存有希望》的小标题下，刊出刘宾雁的“希望”：“对中国政局未来的变化，刘宾雁有自己的见解，他把中国未来政局的发展分成几个方面来看。在上层是政权不断地改组，共产党依然一党执政，但经过一次次的改组，到一定的时候会修改宪法，会实行多党制。这个和平演变的过程将会继续。在中下层分权独立的现象会越来越强，各个省对中央、各个县市对省的独立自主权力越来越大，在底层的乡村恐怕会实行地方自治，从现在或者说从中共发生变化到在中国实现基本的民主制度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会是很痛苦的、流血的过程。对未来的估计只能说中国是有希望的，不是像以前那样失望。” （五） 1990年10月1日出版的香港《百姓》半月刊第225期发表阮铭《21世纪中国的命运》。文中说：“正当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内改革派中方兴未艾之时，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主运动。这就使知识分子与党内精英一时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他们无法拒绝表示同情或支持民主运动，但却不敢像1978年的知识分子与党内改革派那样公开与西单民主墙运动联盟，击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力量（至于党内改革派后来软弱退让甚至背弃民主目标，那是另一个问题）。理论上的新权威主义和行动上的犹豫温惑使他们不能获得学生与民众的普遍信任。” “社会民主力量未能同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力量结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联盟，是1989年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失去取胜机会的根本原因，夸大军队的反动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六）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六四”后逃到西方的苏晓康等中国作家在海外处境艰难，情绪低落，已萌生回国念头。 报道说，这些出逃者发现他们在西方的生活远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惬意。他们漂泊不定，北岛在过去一年中仅睡觉的地方就挪了100多个窝，也不敢给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小女儿打电话、写信。他们在西方办了两个中文刊物即《今天》和《广场》，但出刊经费困难，靠人施舍，印刷只有3000份，仅在学者层中散发，影响有限。他们不懂英文，无法向西方人作讲演。北岛说，他们语言不通，存在文化障碍，感情上无法交流，他们都患了“流亡综合症”。北岛透露他内心的苦闷：“我经常问自己：‘我是否想当一个政治难民？我该学英文吗？我是否愿意返问中国？我什么时候能返回中国？’”北岛还担心他在外漂泊久了，自己的中文将慢慢蜕化。他说：“在中国，语言无时不在发生变化。可一旦流亡海外，你的语言就变得固定起来了，脱离了母体。” 报道说，苏晓康也流露了类似的苦闷情绪。日前他寄居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他说：“来到海外，写作是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地写作，但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可写。”他还说：“多数流亡者在西方都不愉快。”报道说，苏晓康在《河殇》中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敦促中国去拥抱西方的价值观念，但他的亲西方的理想与他在西方生活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使他的幻想破灭。他已宣布放弃他以前对中国文化所持的许多批评观点，并对另外一些流亡者盲目崇拜西方不予苟同。 报道说，这些流亡作家对“西方的自由生活已经感到失望”。他们原来希望他们的作品和他们追求的目标能得到西方社会的承认，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对失去社会地位感到很不自在。在中国当个专业作家，有政府发给的固定工资，还有稿费，生活相当舒适，而在海外，他们脱离中文读者，写作出版都很困难。另外，在美国的其他中国学者也瞧不起他们，认为老一辈作家如30年代作家无论西学还是中学都根底深厚，而现在的年轻作家赶时髦，时髦一过，他们的作品也完蛋了。他们写得太多，写得太快。 （《中流》1991年第6期） 国格人格的廉价大拍卖 ——评祖慰、刘宾雁台湾行 赵初 以“怪味文学”、“骡子文学”、“审丑文学”曾经喧闹一时的张祖慰，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动乱中，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最后叛逃出国，好久没有消息了。前几天偶然翻阅一份文学杂志，题为《文人的文和行》，才知道这位“作家”，今年3月曾到台湾观光，在台湾逗留了16天，发表了不少高论，为我们介绍了“最民主最自由最幸福”的新样版。 据台湾3月7日《联合报》报道，张祖慰在赴台途中，和飞机机长谈话，那位机长讲，他的月收入近3000元，他就非常激动，认定台湾人是“富裕的自得”。过了几天，看了一些事情，又感到那里言论的自由，然后就得出总印象“那里是言论自由的轻松和富裕的自得”。张的观感，全文如下： “我感知到了‘机长所感’的台湾社会背景。翻开报纸，各种言论都有，从批评李登辉总统到揭露蒋介石父子隐私；从‘统派’到‘独派’，无所不有，打开电视或广播，政治人物的互相攻击是那么尖锐和激烈，甚至还有君子动口也动手的武打场面；走到大城小镇，笼罩着国民热烈参政及说道的热烈气氛。” 末了，不言自明，台湾是最富裕自得最民主的样版。 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祖慰先生的笔下，台湾简直变得比西施还美，比王啬还美，“连臭虫也是双眼皮”的了。 我没有到过台湾，对于台湾的“富裕自得”缺乏了解。从总体来说，台湾比较富裕，大概是确实的。“四条小龙”之一，如果不富裕，怎能得到这个美称？但是不是每个台湾公民都富得流油，像祖慰碰到的那个飞机驾驶长一样，便值得怀疑了。前不久从台湾报纸上看到，不少老兵穷得连住处也没有，只好住在大树上，过巢居生活，忍无可忍，聚众闹事，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富裕”的。 至于“富裕”的人是不是那么“自得”，怕也未必。据前不久台湾报纸登载，台湾最走红的是“勒赎公司”，即以恐怖手段，向富而多金的人进行敲诈勒索，或采用绑架形式，或采取电话威胁的形式，和中国旧社会的“绑肉票”差不多。由于这些“勒赎公司”大量出现，许多大资本家搞得心惊肉跳，日夜不安，上班要穿防弹衣，行路要几人保镖。稍一疏忽，便有丢掉性命或倾家荡产的危险。由此可见，“富裕”和“自得”仍然是两码子事。 至于言论自由，在报纸上可以你骂我我骂你，这本来是资本主义的家常便饭。这种“民主”、“自由”，即使在旧社会的中国，我们也领教过。过去我在国统区办过报纸，便看到过CC系和黄埔系两派报纸互揭丑闻的事情。但有一条，对待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则一点“自由”也不给，不仅不给，而且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柔石、胡也频等烈士的鲜血，李公朴、闻一多的鲜血，我们都记忆犹新，祖慰先生当也不会遗忘。今天的台湾，是不是“民主”有了质的变化，可以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到退一步公开宣传“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合法政府”呢？恐怕还是不行吧？张学良何罪？被囚禁了半个世纪；胡秋原因大陆一趟，没有说一句损害国民党的话，也没有说一句赞扬中共的话，回台湾却受到“追查”“严办”的威胁。哪里有那么多的“民主”和“自由呢？“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的“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由”，不过是祖慰心造的幻影织成的美丽的纱巾而已。 祖慰可能是一时兴起，感情冲动，把“君子动口也动手”，也列入台湾的“民主”范畴，这使我们十分吃惊。诚然，在只应该“动嘴”的地方“动手”，在西方世界是家常便饭，对于国民党的统治的地方，更是祖传衣钵；在“国大代”选举中把棺材抬到会场门外，“立委”争论时大打出手，确实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然而，在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大打出手”的行为，从来认为是“野蛮”“不文明”的“丑闻”，没有人作为美好的东西加以宣扬的。尽管他们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而标榜的也是“尊重对方，承认对方，讲理”，认为大打出手是一种羞耻。祖慰却把台湾政界的大打出手也宣扬为美德，不能说不是他的“审丑学”的又一发展。本文前面所说的使人感到“连臭虫也是双眼皮”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然而，画龙点睛，最值得玩味的，还是“从‘统派’到‘独派’，无所不有”那一段，对“独派”暗送秋波的态度。“统派”，即主张祖国海峡两岸统一的一派，“独派”即主张从祖国分裂出去，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一派。“统派”和我们统一的条件不同，但毕竟都是炎黄子孙，骨肉关系，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的人民，终于要骨肉团聚，祖国终于要统一的；而所谓“台独”，则是像西藏的叛乱分子一样，主张把祖国一部分的台湾从祖国躯体上血淋淋地割下来，成立一个“国家”，这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坚决反对的。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一国两府”和所谓“一中一台”。这一原则，是举世共知的。台湾当局，从来也是反对台独的。祖慰把“统派”和“独派”放在一起，一视同仁，为“独派’有“充分自由”而津津乐道，欢欣鼓舞，这就自己把自己推到了和海峡两岸人民对立的地位，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立场。这个付出的代价，不也太大了吗？ 列宁曾说过：市场上叫卖声音越高的，推销的往往是最劣质的商品。祖慰推销的“言论自由的轻松和富裕的自得”的“样板”，似乎也如一把碎土掷人大海，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留在海峡两岸上空的，只不过是叫卖者力竭声嘶的声音而已。 这件小事，本来不值一提。但通过这件小事，却使人思索许多问题。祖慰一向是“审丑”的作家，多少年来，两眼盯着的只是中国大陆的“黑暗”，吹捧的多是有反抗精神的“持不同政见者”，自命为凌驾在党和人民头上的“啄木鸟”的。为什么一到台湾，刚刚住了16天，便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变成了“歌德派”了呢？这不是有点令人费解吗？ 然而，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刘宾雁在国内的时候，一向认为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作家才是最伟大的作家，斥责雷锋只是驯服工具，一向以“刘青天”自居的，但到了台湾，便一反常态，卑躬屈膝，自称是“小学生”；严家其在大动乱中如凶神恶煞，不惜赤膊冲锋，但前些时拼凑了一艘名为“民主女神”号的“海盗船”，希望在台湾能够靠岸，作为反共宣传，颠覆祖国的根据地受到青睐，为了讨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不惜对台作肉麻的吹捧，说“中华民国”搞得很好嘛，不承认‘冲华民国”是错误的。公然厚颜无耻，不顾国格和人格，宣传起“两个中国”来了。可惜，台湾当局一眼看穿，严家其这个“支持”是水中月，镜中花，数目虽大却一文不值的空头支票，因而对他更加鄙弃，对他们靠岸严加戒备和封锁，结果“民主女神”走投无路，只好卖掉。据说，严家其十分伤心，对着大海流下眼泪。在这一场闹剧里，“精英”们一个个登台表演。为了讨得新主子的“恩宠”，全身的“傲骨”顷刻变成“媚骨”，摇尾巴，在地上打滚，什么丑态都做得出来。他们在这一次人格国格的大拍卖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堕落的规律则是一致的。他们的表演使我们认识到：所有的高踞于祖国和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一旦背叛，便无例外的要变成软骨头的叭儿狗，对他们不容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擦亮人们眼睛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倒算作了贡献，值得感谢的。 （《中流》1990年第10期） 苏晓康沉浮录 马午阳 建国之初，作为踩着“进军腰鼓”的鼓点进北京的、初出茅庐的记者，我采访过不少进京开会的青年模范人物。那时，我要认真对付的，是北京饭店的那扇玻璃转门。我曾站在门外观察良久，研究怎样才能“转”进去。但我对于自己所要采写的人物却是了然于胸的。其中许多人成了我的朋友。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女卫生员，向我诉追求者太多的苦；一位男卫生员，在桌上摆出一排女学生寄来的相片，要我帮他从中挑选一个最漂亮的，被我好“克”一顿，最后红着脸认错。回到前方后，还给我写信来。我和那个后来牺牲在青海草原上的“红色医生”李涌也有过约定：一定到他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几十年后，我从戈壁深处归来，特意绕道青海，也有践约和纪念他的意思。 60年代下乡知识青年的标兵董加耕，我不用采访，因为我就住在他的家里。早晨，我们顶着星星从舍上（苏北将村外零散的茅舍称为“舍上”）出发，走过一颤一颤的木板桥，到小队的打谷场。晚上，等到董加耕将鞋子脱下，把里面的稻粒全磕打在场上，再顺着原路走回来。有时，河畔鸭棚里的江开阳老爹被脚步声惊醒，会喊一声：“是加耕呐？”“嗯哪。”我们继续前行，不用讲话，但心是相通的。 就是现在，在边远苦寒的地方，在那些普通劳动者中间，我仍然可以很快地交上许多青年朋友。但是要我写苏晓康，我没有把握。我能了解红领巾的苏晓康，也许还能了解“文革”中下乡知青的苏晓康。但我不了解所谓“精英”的苏晓康。 我这里要写的，又恰恰是这样的苏晓康……。 我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老苏同志（在这以前，我已经从报章上看到过这种说法：“苏晓康的父亲背叛了自己当资本家的父亲，苏晓康又背叛了他的老革命父亲。”）。 老苏同志首先问我：“你打算怎么写？” “写他的发展和变化，写他并不是天生地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位曾坚持四明山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当即打断我的话：“他现在已不只是背叛自己的家庭，而是堕落成为反对我国现政府的‘民阵’的骨干，加入了国际反华大合唱。你这样写，分寸上恐怕不好掌握。” 我懂得老苏同志的一片好意，但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个想法。 苏晓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独具个性，极富才华，他曾经真诚地信仰过他崇敬的一切。他不是刘宾雁，不是严家其，也不是方励之，但他终于同他们走到一起去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在他身上，我们失败了。谴责、痛恨之余，我深深地感到痛苦和惋惜。并且想，我们应当从中找到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今后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我向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前辈请教（苏晓康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时，也曾得到他的帮助），他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批判苏晓康的文章和观点，而只是想追踪他的思想发展、变化的某些重要轨迹…… 苏晓康的文学生涯并不长 1983年，《人民文学》第八期上发表了他描写龙门佛雕研究人员的报告文学《东方佛雕》。一发表就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开始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些帮他迈开第一步的革命老前辈（包括他父亲），热切地希望他循着健康的路子走下去。而另一些人却不然。苏晓康后来还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他们认为这都是“歌颂主题”的一些“应景之作”，不能代表真正的苏晓康。于是，用苏晓康自己的说法，从此以后，他就专拣有轰动效应的写了。苏晓康的作品多数以揭示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为主旨，这自然无可非议，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这个词儿苏晓康等人大概早就不能接受了），用什么观点、态度和方法去采访和写作。在这些大的方面不出格时，苏也能写出好的作品，如《神圣忧思录》。就是在争议颇多、与事实有不少出入的《洪荒启示录》中，我们一方面看出了他日后走入歧途的端倪，同时也感到了他对人民的挚爱之情。 这是一篇描写1989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文章中多次不点名的点了“省委上峰”。按理说，即便这位“上峰”做得全不对，如果是一位严肃的记者，也应当向“上峰”本人及众多的当事人核对一下事实吧？！很遗憾，没有。这不仅仅是采访作风不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者本人认识上的偏颇甚至是错误，反映了作者的不满和对立情绪。 稿件发表后，河南省委、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以及省里的负责同志，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说苏这篇文章将驻马店灾情和救灾工作“描写得一团漆黑”，说干部“或说假话，或邀功请赏，或横行霸道，或发灾难财”。并且把1984年的自然灾害同1938年至1942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旱蝗汤”混为一谈，既不恰当，也与驻马店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报告还指出，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起到鼓舞群众抗灾自救的作用，而且恰恰适得其反。 我现在一再阅读河南省委和那位被苏晓康攻击为“昏昏然”的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的报告，我发现语气是平和的，他们指出苏文中一些不实之处，但对他本人仍是爱护的，既没有打击报复，也没有扣帽子。如果这时候，苏晓康能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意见，包括老父亲的忠告，也许他今后的创作路子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文艺界，这时叫好声迭起。其中有些人最欣赏的，恰恰是苏文中骂共产党，丑化党的干部的那些章节。什么“这些官匿灾无计，救灾乏术”啊，什么“上上下下的班子都在新老交接，要下的心里不舒坦，要上的情况摸不准，都把遭了水灾手中无粮的百姓给忘了”。等等、等等。某些也许苏晓康在写作时尚属膝俄的东西，一经这些评论家的“点化”，便更清楚了。 请看：不是有人‘启发”苏晓康吗？你写的那些东西惹了不少麻烦，怎么才能弄出那种稍微保险一点又不失尖锐、绕开敏感点又能擦个“边球”、谈来叫人吃惊又没“辫子”可抓的佳作呢？于是他想到了联邦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和我国的鲁迅。他说，“同瓦尔拉夫选择的题材相比，我们的报告文学的那种‘尖锐性、深刻性、广泛性’，便相形见拙得近乎可怜了”。“我们只有望瓦尔拉夫之项背”。苏晓康又怎么会想起鲁迅呢？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去写自己以外的谁，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 原来如此！苏晓康接着又说：“先生此处虽然说的是作小说，但对照瓦尔拉夫的机智和巧妙，便让我觉得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某些忌讳的、容易惹麻烦的题材。”“鲁迅和瓦尔拉夫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这里，苏晓康不仅混淆了资产阶级专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质的区别，而且要用鲁迅先生和瓦尔拉夫等对付反动统治者的文字钳制的办法来对待我国有关的领导和部门了。 果然，他在下一篇《自由备忘录》里，虽然主要引用的仍是《洪荒永示录》中的那些材料，却“隐去人名、地名乃至采取种种让人难以对号入座、穿凿附会的办法”。他认为这样“似乎更高明一些”，不但“无损于报告文学的毫毛而只会增强它的效果的”。 这种“苦”心立刻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有人评论道：《自由备忘录》是《洪荒启示录》的深化，是它的续篇，是“从更高层反思中国政治体制缺陷的作品”。赞扬这是在1987年的“社会生活频繁波动”（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注）中仅有的一篇作品。 同年底，苏晓康又写了剖析我国精神病人问题的报告文学《活狱》。对这篇作品的失误，有的评论家认为是苏晓康错误地借用了西方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解剖刀。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名为“活狱”，实际上是“心狱”，它的指向仍然是我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请看看那一个个精神病患者的发病起因！请看看“代结语”里的最后这段话：“……我们东方人有西方颇为羡慕的修心养性之道，……有似乎非常合理的人际关系的设计，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灵几乎都被扭曲过，我们的‘窝里斗’十分盛行，我们社会里的‘疯子’何其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 其实苏晓康并非不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人性的扭曲更其厉害。他是有意识地采用了这种写法的。为什么？有一位评论家说，他已经注意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从刘宾雁到苏晓康，“具有某种承传性”，“尽管刘宾雁和苏晓康属于两代知识分子，……但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同时感到了封建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处处飘荡，所以才执著地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高扬民主的大旗……”。这位评论家又说，“当刘宾雁被迫放下自己的笔之后，苏晓康受到人们的注意，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虽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内在精神上与刘宾雁相同，但苏晓康毕竟又避免了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具体事情。在这一类作品中，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区别是：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这是面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被迫选择”。 我想这位评论家说得够坦白的了！他也承认被苏晓康“集中处理”的并非典型事件，而所谓“被迫选择”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在《河殇》和《“乌托邦”祭》未发表之前，这位评论家就能够对苏晓康作出这样的评价，也应该承认他观察的敏锐。 也是在那次同老苏同志通电话时，我曾问过他，据苏晓康大学老师介绍，他在校学习期间，不但学习好，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老师看过苏晓康的人党申请书，当时觉得还是恳切的。为什么后来苏晓康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老苏同志告诉我，苏晓康经历了两个“十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文革”十年一度摧垮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仰，后来经过思考，有所恢复，心情也渐渐平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改革开放寄予热切的希望。但是，他对于随着开放而涌人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理论，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更不具有批判的能力，因此他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创作上走入歧途。 我从老苏同志的语调里，感到了作父亲的深沉的悲哀。据熟悉他们家庭的同志说，他们父子间，曾有过十数次的长谈，每次都不欢而散。到写《河殇》的时候，苏晓康索性连父亲都不告诉了。 当得悉苏晓康叛逃国外以后，他大学的一位老师从教育青年这个角度反思道：“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让他留校任教，更不应该同意他参加《河殇》剧组。那时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旅馆有旅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从《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 《河殇》的创作，对苏晓康后来进一步的变化，确属关键。 第一，如果说以前苏晓康的作品是就社会问题进行单个“反思”的话，那么，从《河殇》起，他宣称要进行“历史的总体反思”了。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总体否定”。 第二，如果说以前苏晓康基本上是从事文学个体劳动，从《河殇》起，他们宣称“要与思想联姻”了。《河殇》的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曾列举了为《河殇》提供支持的众多“理论精英”的名字，其中一些人的理论，不仅成了《河殇》的理论支柱，也成了苏晓康以后的作品的理论支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思潮也都可以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了。从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上，我们不再被哪一种既定的模式所约束，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思考角度。” 以《河殇》为转折点，苏晓康加入了“精英”的行列 《河殇》弓！来一片喝彩声：什么“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啊，什么“划时代的史诗”啊，什么“现代的、最科学的《天问》和《离骚》”啊，“请一百个外国专家也说不出《河殇》十分之一道理”啊，等等，等等。一副副的“迷魂药”，使得他的头脑膨胀起来。 连外国人也对苏晓康瞩目了，美国的“1989中国问题研讨会”等组织，接连向苏晓康发出访问邀请。然而你要问苏晓康的老父亲和学校，苏晓康写了《河殇》以后又作了些什么？他们都茫然。苏晓康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从这时起，学校、党组织谁也管不了他，自然也就关心不到他了。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枪》、《世纪末口眸》中追寻他的踪迹；知道他在某些人（包括某些部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这一片喝彩声中，兴致越来越高，胆量越来越大了。一部《河殇》犹未尽兴，还要在1989年再推出一部《五四》，“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见《世纪末回眸》）。 这部《五四》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出笼，但那题旨已被苏晓康在《世纪末回眸》和《龙年的悲怆》中点出来了，那就是： 全面否定一百年来中国人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说什么这是“往下出溜”的一百年。 彻底否定“五四”运动，说什么“这犹如‘日出’般的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晓康们名为说“五四”，实际上他们真正要“说道说道”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 “无休止的政治折腾、穷过渡的物质生活、清教徒式的道德压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以至最终引起‘古罗马竞技场’式的全民族大厮杀时，黑暗降临了。”一一这便是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描写。 作者还胡说什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的血管里，已经不可能有半滴‘五四’新文化的血液，而是按照那种‘读书如吞砒霜’的观念培养起来的”。因此，“70年前的普罗米修斯们从西方盗来的那把圣火终于在中国的漫漫长夜中油尽灯惨，而从古老的荒野中燃起的熊熊野火却把他们烧得灰飞烟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漫漫长夜”，这不是对历史的彻底颠倒和诬蔑又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苏晓康则咒之日“苍龙”，说什么“十．二年前……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自然暴君之外又给中国人加上了一个社会暴君，龙便获得了双重的象征”。因此，他们“下决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好生说一说这老东西了”！（见苏晓康：《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 岂止是一部《河殇》，伊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怆》、《世纪末回眸》以及未来得及出笼的《五四》，不都是针对这而来的吗？！ 《河殇》出来了！《“乌托邦”祭》居然也出来了！于是就有人模仿着电影《红高粱》里“我爷爷”的腔调朝苏晓康吼叫了：“晓康你大胆地朝前走吧！” 走向哪里呢？ 苏晓康们曾经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认为一部《河殇》证明了“一个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精英文化群体已经形成”。他们不仅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也已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立的领导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参政”，而且要行动了。 1988年的最后一天，苏晓康和中央电视台的《五四》摄制组路过上海，苏的一位朋友去看他并悄声问他，搞五四，有把握吗，苏晓康答：“拍了《河殇》《再拍》《五四》，应该是很忌讳的。但我们仍要干，哪怕拍不出。这是一种……”他暗示说这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确实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 1988年9月，党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但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内外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光彩的活动。社会上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苏晓康此时选择了什么？参与了什么行动呢？请听他自己的叙述：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文后已有十几个签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谓群星苔革。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下让我只觉得北岛能来找我，乃是看得起我。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字。” 说签名时“不假思索”，也许有几分真实，但要借着“五四”和法国大革命搞行动，苏晓康是早就思索过的了。在1989年2月，他同他的老师的一次谈话中，也隐隐约约地透露过。 就在这风雨欲来的时候，一位革命前辈特地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要他劝告苏晓康千万不要站到对立的方面去。但以“精英代表”自诩并早已卷了进去的苏晓康哪能听进这番忠告呢？ 5月10日，即动乱进一步加温升级以后，苏晓康、赵瑜等一部分在京作家，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一路呼喊着“写作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为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撑腰打气。 5月12日晚上，在北京某工厂的招待所里，苏晓康召集，赵瑜主持，开了一个50多人的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讨论5月15日知识界大游行的有关事宜，决定赵瑜任总指挥。（二）讨论并通过苏晓康起草的一份声明。会议结束以后，苏晓康、赵瑜和夏峻拿着这份声明到严家其处最后定稿，这便是由刘再复、严家其等牵头号称有上千知识分子签名的“5·16声明”，连这个题目都是严家其最后敲定的。 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实现这些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书也是经过苏晓康修改的。当天晚上，他们还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苏晓康在讲话中诬蔑我国政府是“无能的政府”，对参加动乱的学生又加以美化和挑唆。他说：“……同学们，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都要高明得多……” 5月15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苏晓康走在头排。 5月16日，苏晓康等在北京大学举行了“5·16声明”的记者招待会。这个声明就正式出笼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出，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大造舆论…… 动乱期间，见诸国内报刊的众多“声明”和“呼吁”中，“5·16声明”应当说是相当突出的一份。它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指斥我国政治腐败，要求在中国“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使中国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局面”，即资产阶级专政，它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妄图建立政治上的反对派；它还要求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结社自由等等，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公然为这场反革命动乱张目。 严家其、苏晓康等错误地以为他们这个声明将知识界都动员起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成立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妄图和其他非法组织乱中夺权。 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 5月20日，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所谓《知识界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宣誓人中就有包遵信、严家其和苏晓康。 5月22日，严家其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召开了近百人的会议。会上严家其明确宣布，前一段我们是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现在是反戒严。苏晓康在会上介绍了堵军车的情况（也可称为“经验”吧），他还煽动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必须是让人民起来。因为从李鹏的角度讲，他希望市民能保持平静。如果只有学生留在广场，政府可以不理，这样时间长了，政府就可以抓住把柄，市民也会增加厌烦情绪，最终导致失败。” 这个会上他们还决定了出版地下报纸及其他措施。 到此，苏晓康真正是“大胆地、不回头地”往前走了。一直走到国外，走到与祖国、人民为敌的阵营里去了！他不仅参加了反动组织，据1989年47期《北京广播电视》报道，最近苏晓康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今后他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了。这也就是说，他今后将不加任何掩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不是民族的败类是什么？！ 苏晓康“大胆地往前走”了，终于走到了与人民与祖国敌对的营垒，而难以自拔了。 我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唤，本来该是革命接班人的材料和苗子，竟然充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我们难道不应从中吸取一点什么教训吗？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有几种人是不能低估的，那就是：搞政治阴谋的人，所谓“民主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邓小平同志说，“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 纵观苏晓康堕落的过程时，重温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很有益的。 自然，苏晓康之流是我国青年中的极少数，我又一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建国以来那一代又一代和祖国共命运的热血青年，包括苏晓康的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祖国的骄傲，也是青少年们学习的榜样。 （《中流》1990年第1期，标题略有改动） 从《河殇》到《五四》 殷其雷 电视片《河殇》出笼后，有的同志曾断定，这是一部“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的作品。可是《河殇》的炮制者和批判者，却都没有理会这个论断。围绕《河殇》的这场论争，更多地是现实的论争，而不是翻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历史旧帐。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些“精英”们所炮制的《河殇》，是并没有把他们所想说的东西和盘托出的。严格来说，这仅仅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打了一场“前哨战”。真正的杀手钢，还藏在后头。 果然，《河殇》刚刚播出，在一片大吹大擂的鼓噪声中，他们又紧锣密鼓，开始了其续集《五四》的拍摄了。这个续集，就不再转弯抹角，而是直接“鞭答”“五四”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段革命的历史，对黄河、长江的诅咒，则已变为肆无忌惮地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直接的凶恶诅咒了。 选择“五四”这个题目，选择“五四”7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赶拍这部电视片，显然又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势力，借“五四”掀起一场政治风暴的预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制造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步骤之一。 可惜的是，这部电视片还没有摄制完成就流产了。广大观众，对它的真实情况也就知之甚少。 知道《五四》是一部什么内容的电视片，对于我们认识围绕《河殇》的那场大鼓噪的真正含义，是大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有关材料，把它的炮制过程和内容的设计向读者做一番介绍。 《河殇》的“轰动效应”，使所谓“精英”们欣喜若狂，他们决心变本加厉，沿着《河殇》的思路继续走下去。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早就预谋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日子大做文章。于是，“五四”就成了《河殇》炮制者们的下一个题目。据说，这个计划的首倡者是《河殇》的“总顾问”金观涛。苏晓康在他那篇追述这一创作过程的《世纪末回眸》一文中写道：“我们的‘纪念’，由金观涛先生提议，还想借助电视这个‘现代化庞然大物’，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文中还透露，金观涛及“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同有关部门洽谈了这部“政治电视片”的构想，并得到了同意。金观涛本人在《文艺报》召开的那次《河殇》座谈会上表示，“希望《河殇》剧组能以这样的精神（按：指决心下地狱的“彻底的精神”）摄制出更好的片子。”《河殇》首播结束之后不久，它的编导即对记者宣布：“更令人高兴的是国内知名学者已同我商定了新的合作计划。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发表在1988年7月四日《人民日报》）同一天，《羊城晚报》也发表了《河殇》另一撰稿人的文章《我与（河殇）》，文中一方面吹嘘《河殇》“吸收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各家精华”，同时写道：“原班人马正在筹备创作一个新的电视节目，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相信，它将比《河殇》更加成熟。”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1988年8月12日对记者宣布：“《河殇》能够全播就说明它不是最后一部。我希望我和我的同行们，能搞出更好的电视片。”1988年9月14日纽约《华侨日报》也曾透露了来自国内“官方”渠道的信息：“明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五十周年（按：原文如此）纪念，该台还计划拍摄一部历史纪录片，题目是《科学与爱国》，也可以说是《河殇》的继续。” 于是那些“精英”便呼朋引类，忙活起来。金观涛亲自引荐一位拜某大名鼎鼎的学者攻读博士的人参与脚本的起草。此人根据“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理论”，语惊四座：“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爱国、救亡的迷津。”这就是说，救亡运动断送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有这样一副头脑，自然是是最佳撰稿人选。此时，正是1988年夏天多雨之际。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份提纲，题目是《心中的日出》，而不是《科学与爱国》；此外，1989年5月苏晓康对上海《青年报》记者说，这部片子暂名为《五四》，看来题目尚未最后确定，各个部分的标题也在斟酌之中。《心中的日出》提纲的第一部，题目《寻找现代中国的主题》下分三集，第一集：《寻富求强之路》，内容是追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寻求富强的历程，最后的结论落到了“民主政治必须得到必要的文化前题和国民基础”，为下艾‘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曲”张本。第二集：《中国的伏尔泰们》，着重宣扬梁启超、严复，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功不可没地开风气先”。闭口不提李大钊、鲁迅。第三集：《新文化的圣地》，主要歌颂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称北京大学为“思想的自由王国”。提纲的第二部题目《肩负起中国的命运》，第四集企图借一位“五四”老人之口，强调“政府不善，学生得纠察之”，用心十分险恶。第五集《新文学的奠基者》介绍鲁迅、茅盾等人的创作活动。第六集：《启蒙与救亡》，这是此片的核心主题，自然要请“导师”来主讲，在这一集里将要正面阐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据说，“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中，人们容易忘记中国的主题——忘记只有不断启蒙，才能真正救亡，只有继续取法西方以自强，爱国主义才有切实的内涵。于是，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权利臣服于虚幻的集体意志；拿来主义转变成蒙昧的闭关锁国；新创的文学形式让位给旧有的民族形式……不仅继续建设新文化的任务被弃，而且启蒙运动已经得到的成果也多有丧失。”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反帝斗争是犯了滔天大罪，她领导的反封建斗争等于白费。提纲的第三部，题日：《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第七集《在科学的旗帜下》，由节目的策划者金观涛亲自主讲，据说：“五四过去了70年，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悬而未决”，“作为最终价值尺度之一的知识本位，仍然立足未稳”。第八集《在民主的道路上》。第九集《知识分子的盛大节日》，别有用心地提出，“5月4日这一天，并非笼而统之的所谓‘青年节’——它是‘学界节’，是‘知识分子节’，是中国现代知识精英的盛大节日”。 这份提纲，后来又做了很大的修改，由三部八集变成了五集，每集都有两个字的标题。苏晓康曾向记者讲述了这五集的内容：第一集《天演》，相当于前一份提纲的《寻富求强之路》，“五四”以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苏晓康说是“表现了经济层面改革的失败，这对现实颇有反思借鉴的意义”。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也透露出他们的政治野心。第二集《盗火》，歌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同时诅咒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说什么“这些思想的巨子没有子嗣，‘五四’精神没有被继承，而是烧起了另一把野火”。第三集《迷津》“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夭折。爱国救亡同时也救了一个旧文明”。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集《失魂》进而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奇理斯玛型”的领袖。奇理斯玛一语来源于《圣经·新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以表明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苏晓康胡说奇理斯玛型的毛泽东“与群众非理性的、愚昧的素质结为连体”，结果使中国导向了非现代化。第五集《追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整体地失落了。解放以后，他们更是向新权威沉沦。群体性的一边倒造成了群体性的毁灭”，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建立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人格。否则一切无法谈起”。这已经是公然鼓动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了。从浙江西行，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苏晓康的咒骂更加恶毒了。他认为毛泽东代表着“一种反理智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奇理斯玛型的统治”。它“要求每个个体放弃自我而为政党、阶级、国家、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奇理斯玛成功的最大诀窍。然而，这又与创造新文明的‘五四’精神——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国民素质更新等等，恰成南辕北辙。”苏晓康硬说：“中国人经过30年浴血奋斗又经过40年艰苦努力而未能进入现代化，症结就在于此。”看到上面这些胡言乱语，我们不能不为苏晓康等人的信口雌黄和强词夺理而震惊和愤怒。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集体，个性的解放与阶级、民族、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就是说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的发展，个人要得到发展就必须为集体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就是说集体也离不开个人，集体的发展取决于个人的发展，只有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集体才能够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意味着每个人个性的解放。苏晓康之流对于这种辩证的关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按照他们的荒谬逻辑，似乎每个个体都不去为集体利益奋斗，而专心致志于自己个性的解放，中国就会更早地进入现代化，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江南之行40天，摄制组于1988年底回到北京，分头撰稿，春节后，五集脚本均已写出草稿，交由苏晓康修改润色。这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停止这个节目的创作活动，创作组被解散了，因此，无论是草稿，还是苏晓康笔下的完本，我们至今都无法看到。苏晓康在他的文章里透露，我们花费了“半载心血”，已经写下了“满纸宏论”，拍出“无数画面”。这些资料现在何处？其中有些什么货色？我们同样不得而知。但是，虽然笼罩在《心中的日出》上面的重重迷雾尚待驱散，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也完全能够确定这部作品的性质。如果说《河殇》用了较多的篇幅去“鞭答祖宗”的话，《心中的日出》即《五四》则是妄谈“百年兴亡”，而两部作品的矛头所指都是当前的现实，其要害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苏晓康们反对一切革命，尤其反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在中国只能由“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和民主”。革命，就是“不遵守规则”，正是革命和社会主义使中国陷于贫困落后，进不了现代化的大门，结论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心中的日出》是直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摇旗呐喊，为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作舆论准备的。西方新闻界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合众国际社记者马珍在1988年12月6日从北京发出的一份英文电稿中说，“这部电视系列片已成为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又说：“准许拍《河殇》续集可能是说明赵紫阳站稳脚跟的一个信号。这个计划最终能否在电视上播映将决定下一个回合的胜负”。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她主要着眼于高层的政治斗争，并不把这件事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次较量。1989年春夏间，这场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较量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结果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遭到了失败，他们苦心炮制的所谓“心中的日出”还没有露头就归于殒灭了。但是，我们同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中流》1990年第4期） 西方无岸 ——孔捷生其人其事 于逢 10年前，28岁的孔捷生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追求》，步入文坛，成为众所瞩目的青年作家；以后成为“名作家”以至“大陆名作家”，而终于他走到“蔚蓝色的海洋”去了：这正是他追求的目的，也是他追求的终结。 出版这本集子之前他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文学院，从锁厂青工成为专业作者，受到专业作家的厚遇。文学院筹办于1978年底，1979年7月正式成立，是为了解决十年浩劫后广东文学创作专业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从工农和干部的业余新秀中吸收成员，加以培养。主席兼党组书记欧阳山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宣布办院宗旨，并现身说法，强调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以促使作者健康迅速成长的重要性。孔捷生进了文学院，有了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并进行社会活动。他连续写出了好些小说，发表于各个报刊上以至《人民文学》上；后来编成集子出版，这就是《追求》。他在集子的《后记》上表示：“我衷心感谢广东文艺界的老前辈，当我摇摇晃晃地在文学道路上学步时，是他们牵着我的手教我如何开步的。”我写了评介文章《孔捷生和他的追求》，登在《作品》月刊1981年1月号上，但已暗示他要警惕自己不要误入歧途。这个集子所收的短篇小说，是有好些地方值得研究的；特别凡写到领导，不是“昏官”，就是“秃顶”，大半成了反面人物。他的处女作《姻缘》的原稿，其实也不例外，厂领导“包青天”也是“昏官”；后来给他提了意见，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小河那边》有编造痕迹，调子低沉；受到一些批评，领导上认为此作尚属假不掩瑜，向他做了思想工作，以兔挫伤一个年轻作者的积极性。 作协分会创办文学院，是为了建立一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文学专业创作队伍。院里曾三番五次地申明，创作员们都耳熟能详。孔捷生是文学院的一员，理应把自己放在集体之中，而不是放在集体之外或之上。但他在文学院里却好像作客或来宾，开会的时候摆弄桌椅打开水等很少见他动手帮忙；开起会来他远远坐到一边去只管埋头看报纸；会未开完他往往已不知去向，对集体和领导表示出轻蔑的态度。这真是要“民主”有民主，要“自由”有自由。有一次在白云山开会结束，大家合影留念，全体约30人在炎夏烈日下站队，他却一个人躲在旁边大树的阴影里窥测；待大家满头大汗地站好了，即要拍摄，他就一个箭步窜出来，站到看中了的位置上。对种种极端个人自私行为，别人也曾给他略予指出，耐心等待他能自觉改正。 文学院一直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要求创作员自觉地深入生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汲取创作养料。创作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选生活基地；但一定要实行下去，挂职工作。孔捷生选的是自己的故乡“南海珠泅村”。他在祖居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且带着“作品”。但这作品却不是反映当地人民生活和现实斗争，而描写一个住在广州小巷深处被埋没了的曲艺作者的凄凉遭遇，一个音乐学院女学生从他那里发掘出了优秀民间音乐传统加以发扬光大的故事，篇名《绝响》。当然，写小说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的，但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这故事却完全是捏造的。据各方面调查，解放后华南文艺领导是大力抓了剧改工作的，对民间曲艺传统也抓紧发掘，从未埋没过一个稍有成就的老艺人。《绝响》不过是把旧社会里可能发生的事，搬到解放后进行随意编造，意在低毁新社会。但就是这么一篇东西，硬是得到国内某些评奖主持人的欣赏，加上某些报刊吹嘘，于是拍成电影，送到国外去，得了个什么洋奖。当时孔捷生声言自己正在“探索”各种写法，他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写了些较好的作品，如《普通女工》、《南方的岸》等，也运用某些手法，写了些晦涩难懂的作品，如《海与灯塔》、《挽歌与和弦》等。后者常在晦涩难懂的烟幕下埋藏着一些恶意隐喻。最后他的倾向性就逐渐清楚了：朝着西方现代主义前进。此时他已并不讳言崇拜萨特、弗洛伊德、乔伊斯等了，并且在文学院里传播，引诱个别创作员跟着走，成为领导上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种阻力。他原来是最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却最起劲地宣传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最后他写出了中篇小说《大林莽》，全篇使用半现实半象征的手法，作着存在主义的说教，把“文革”当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诽谤我们整个现实社会充满种种暴力，扼杀所有的生机。而从此他的创作生命力也就逐渐衰竭了。 1984年前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成灾，文艺界是重灾区。有人宣布文艺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孔捷生一帆风顺，先是当上了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跟着当上了中国作协理事。他于是自称是“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所写作品频频在全国得奖。广东得奖，受到当时文艺界某些高层领导的赏识和宠爱，于是南来北往，结交了一批“哥儿们”、“姐儿们”，旅游各地，到处讲演。不久就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欧洲；途径法国时还特地到萨特墓前献上花圈，表示自己忠于存在主义，恪守“他人是我的地狱”的格言。回国后发表了多篇赞美西方的文章。这些文章名为散文，实是政论，直接为其政治服务。其中《在足球皇帝的故乡》，多处针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某些提法，加以反对和嘲弄；却竟然获得报刊评奖。终于1986年元月写了杂感式的长篇政论《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论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为开端，及于中国薛仁贵的误杀其子，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归结为西方的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代代杀父，因而能代代前进；中国代代杀子，因而只好代代停滞。可惜孔捷生这样“独立思考”时，他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正是中国当时的某些文艺高层领导所赐予。显然于此已无所谓“杀父”“杀子”之分，倒有近乎“物以类聚”之嫌了。同时他完全忘记了他八年前在《追求·后记》自己所表白的一切，换了另一副脸孔说：父辈“稍圆通者竟创立‘扶上马，送一程’之说。于是真有扶人与被扶者。却不想，连踏蹬上马都战战兢兢要人拉拉扯扯地扶持，其本事可以想见。何况，那匹马早就应该属后辈所骑，何扶之有？”“可是老年人慢腾腾地‘跑’在前面，既碍了道，又挡住视野，于是年轻人想到还是干脆去抢棒子。”孔捷生的这篇杰作，既是他肆意讨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檄文，也是他自己要皈依西方彼岸的政治宣言书。 一个人的发展和变化，总是有内因和外因的；内因为主，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孔捷生其实在《追求》中早就宣称自己要“离经叛道”了。领导上多次提醒他要注意，他却报以漠然的脸色；也只好让他去自行“探索”，自行得出结论。 1989年春夏之交，他认定“抡棒子”的时机已到，文化上“杀父”已嫌不足，实行政治上“杀父”。他南来北往串连，在大街、广场周围风风火火地奔忙了好一阵子，就忽然失了踪。不久即安然出现于大洋彼岸，却一直沉默着。孔捷生其实也很懂点儒术，他是个三“窥”而后行的“谦谦君子”，沉默了八个多月之后，今年2月终于接受香港某报记者的采访，打破了沉默。宣称“我感到彻底的幻灭，……这个（中国）政府肯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府”。那末，怎么办呢？他既“不愿认同‘吾尔开希式’”，又断定“民阵”“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组织”。他声言“君子不党”，表示自己“今后也不会参加任何政治团体”。但他跟着就参加反华的“海外中国作家会议”，这不是带政治性的活动吗？他要复刊在本国被禁的《今天》，还接受“大姐”的邀请主编什么《广场》还不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自由”地咒骂养育自己成人的祖国吗？他还声明要写一本叫做《血路1989》的书，“作一些深层检讨”，这不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幻想卷土重来吗？真个是进退有据，可进可退，退而又进，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事情看来好像十分热闹的样子，但其实“这样去国无家的流亡者”不多几个人聚在一起是够寂寞的，只能“举樽豪饮，狂歌当哭，排遣乡愁”。凄然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孔捷生自称“身为作家，这只不过是我人生追求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个“延续”之后的“延续”呢？又是什么？人们当拭目以待。 1990．11．24．于广州 （《中流》1991年第4期） 1988：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牛羊 编者按：1988年5月问，在法国巴黎的一次聚会上，一批中国访法作家学者，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同到会的人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和辩论。这个事实，已为巴黎的舆论界所广泛报道，特别引起了那里的华人、华裔和中国驻法机构等的密切关注和议论纷纷。台湾的某报刊，也就此作出了反应。” 本刊认为，一些中国人，不远万里，拿了国家宝贵的外汇，跑到巴黎去争论中国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而国内大多数人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很不正常的。国内广大人民、读者，有权利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也有责任向国人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和材料。 为此，本刊特发表本刊记者根据当时巴黎华文报刊和有关人士提供的情况而写成的综合材料。我们相信，这些材料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深思。 这些材料不一定完整和全面，如果当事人和有关主管部门有新的材料或不同的解释和意见，我们欢迎他们也向我们提供，我们将酌情予以刊登，以期读者对此有进一步了解。 应法国文化部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于1988年5月25日至6日11日访问法国。为了配合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法方同时邀请了正在国外的刘宾雁等几位中国作家。这是近年来访法的阵容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法国文化界十分重视这次中法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先后多次举行报告会、座谈会以及与读者和观众见面等活动。法国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以说，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法国文化界特别是华人华裔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来讲，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访法期间，几位中国作家却连续发表了一些有损于中国形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歪曲事实的言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不负责任的批评。他们的言行，在法国友好人士及华人中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引起普遍的反感和抵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它所造成的影响至今并未消除，国内读者甚至还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看来旧事重提，让这些与中国作家身份不相符的言论曝一曝光，并非没有必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引用的材料，均有据可查。 “听了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 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 5月27日晚，法国文化部所属的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题为“中国文学的觉醒”讨论会。这是中国作家代表团25日抵达巴黎后首次公开活动。6月贝日的《欧洲时报》为此专发的“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访法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讨论会》这样报道：“热情的观众把整座大厅挤得满满的，连通道地上也坐满了人。”“中国作家代表团9名成员，27日晚在巴黎著名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地下大厅同300多名法国文化界人士、汉学家以及部分中国留学生，就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现状、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如何评价中国作家当前的创作倾向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一位作家说：“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贫穷，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据说一个作家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不能进行写作，但我没有办法……，它成为我创作小说的一种心理因素。” 一位作家谈到他想讲真话时的心理冲动。他说：也许法国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讲真话还需冲动。“如果有一个人30年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到了让他说真话的时候，他就会像我这样冲动。”他接着说：“最近我听到在中国提出一个口号‘允许人们说真话’。全国人民对此都欢欣鼓舞。这一方面说明这许多年来没有允许人们说真话，同时埋伏着也许有一天又不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现在我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 另一位作家说：他想回答许多记者经常向他提出而他一直没有回答的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为什么中国作家有那么多挫折”？他形象地比喻说：“中国许多作家就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一般情况下，正常的雄鸡都是早晨叫。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这样就弓！起主人们的生气，包括善良的主人们也很生气，于是就把它杀掉了。可事实是，不管正常的鸡或不合时宜的鸡怎么叫，早晨都会来到的。” 6月1日《欧洲时报》的“特稿”写道： 这场辩论是由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们各自介绍自己对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情况的一些看法及自己的创作现之后，由华人学者徐广存（引者注：徐原籍山东临沂，1949年12岁时随学校去台湾，在台读完大学后于1968年到巴黎，一直在巴黎第三大学任教。自1975年以来多次回国探亲）即席发表感想弓1起的。他说，听了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对你们的影响。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揭发，已经揭发十几年了，还在揭发。中国是贫穷，但中国的文化并不贫穷，应该歌颂你们的民族。不要忘记你们作为作家，应该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报道说，“出席讨论会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几乎一致强烈地表示不同意徐广存先生的批评。” 据当时在场某位人士说，徐广存先生发言后，几个作家一个紧接一个对徐进行批驳，而且有些人嗓门很大，有的代表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徐进行洁责，含有颇浓的“集体反击”的味道。 一位作家说：“坦率承认中国贫穷，承认中国很多人文化还很低，就是中国的光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很坏的，“再也不能抱着我们有优秀的传统、了不起的文化在这个世界里混下去了。” 刘再复认为，最近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对过去走过的路进行反省”恰恰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经历了本世纪的另一个文化心态史诗性的转变”。 辩论进行当中，主持讨论会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卡里埃提问说，要是不允许讲假话的话，那文学怎么存在下去？听众席中也有人说：文学中的虚构情节，事实上也属于讲假话。 当晚，讨论会结束后，辩论继续进行。 徐广存，这位在巴黎任教近二十年的华人学者说：对中国应当有个基本估计。 同西方比中国是穷，共产党这些年没有治理好有责任，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穷不是共产党造成的。 退一万步说，你们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行，这如同倒下的一堵墙，我们不能老是站着数落这堵倒下的墙，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想办法把墙扶起来。 在会场采访的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雅克琳娜·迪勃瓦当场公开表示：她对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将放弃对他们的采访报道。 “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 日后，曾当场采访过5月27日座谈会的一位大陆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曾应邀去访问徐广存先生。 徐广存认为，这批来访作家多数人感兴趣的是政治，不是文学。而他们所谓的政治，就是来告诉法国人，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徐广存对记者说，“这些做法很不正常”，而他同代表团一些成员的分歧点就是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正确分析中国的现状，如何寻找正确方法去振兴中华。 后来，几位与徐广存有接触的华人朋友告诉这位大陆记者，5月27日“讨论会”后，徐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有人曾问徐广存，对这些目前在中国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人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徐答道，他“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味道”，而更主要的他“深深感到振兴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说到政治，还可以顺便提及一件事情。6月1日，在蓬皮杜中心举行的作品朗诵会即将结束时，一个华人谭雪梅（引者注：此人曾在国内政治运动中挨过整，二十多年前去法国定居）提议为魏京生默哀一分钟。在场的某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起立说：“我不仅要为魏京生默哀，而且还要为我的朋友中坐过牢或死在牢里的人默哀。”当时有些华人表示抗议，喊道：“不要搞政治！”会场一时陷入混乱。 “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 据6月4日《欧洲时报》报道，5月29日下午《欧洲时报》编辑部邀请了中国作家代表团部分成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此报道刊登了如下对话，并注明未经本人审阅。 《欧洲时报》编辑部人员（引者注：以下简称编）：那么您（引者注：指到场的中国作家，以下简称作家）认为去年这么搞法（指开除几个作家的党藉），本身就是错误的。 作家甲：我认为是错误的。 作家乙：在一种没有广泛民主的国家里面，少数人控制意见，或作出决定，并不是件困难的事。 作家甲：香港也有记者问我，以后能不能避免这样的现象？我说，如果我们解决了民主体制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就可以解决。 编：这么说现在中国大陆还不能马上解脱？ 作家乙：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反映意见是非常中国式的。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他不会屈服，也不会直接反抗，……中国式的抗议最多是沉默。 编：你们作家现在常到外国，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观点，心里怕不怕一些话返回到国内，上司听了不高兴？有没有思想负担？ 作家甲：在言论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少一点，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作家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就我来说，我并不是很害怕这件事的。…… 编：听说你们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报告会上，发表讲话后，有人说听了你们的言论，感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对此你们有何评论？ 刘再复：听了他的发言，我是很气愤。他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现在，我们的作家写作，不是单纯的歌颂，也不是单纯的揭露，我们是深刻的反思。 作家乙：如果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只能说明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状，或者没有看当前的文艺作品。 以上两位作家所说的“他”，系指徐广存。 6月2日，在蓬皮杜文化中心举行“中国作家的创作使命感”座谈会。5月30日清晨由美国市抵巴黎的刘宾雁首先申明“不属于这个代表团，也未参加27日讨论会”，然后宣称：中国作家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连千分之一还没有写由来，中国近40年的历史也连千分之一没有写出来，很多重大事件现在中国人还蒙在鼓里。接着话锋一转，在徐广存先生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当着300多法中人士的面，刘宾雁对徐进行了再一次的批驳： （徐广存）似乎是很爱国、似乎是很革命……但他的这种爱国、这种革命，我们太熟悉了！我们中国人受它的苦受够了！我们的揭露太过分了吗？从来没有，老实说，是太少了！ 同时，针对6月1日《欧洲时报》为5月27日讨论会而发的专稿，刘宾雁喝斥道，那个记者不该报道徐的发言。 事后，这位记者曾找刘宾雁谈话。刘承认，报道属实，但对其倾向性不满。 “把那个记者调回国内” 6月1日《欧洲时报》刊登“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述了5月27日讨论会上几位中国作家与徐广存的辩论。刘再复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该报社长和总编辑，严厉质问： 为什么要刊登徐广存的“反动言论”？ 那个记者的身份？ 当他们得知这个记者是国内某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时，立即扬言： 回京后找胡启立，将这位记者调回国内！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6月15日下午，刘宾雁离法赴美前，在巴黎第七大学，作题为《明年是一个重要年份》的演讲，历时120分钟。6月19日至21日的《欧洲时报》刊载了这次演讲的消息和主要内容。尤其引起读者密切关注和深思的，是演讲特别突出了“明年”即1989年的三个纪念日：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刀周年。 关于刘宾雁在巴黎第七大学的这次演讲，《台湾时报》1988年6月17日发表该报驻巴黎特派员的报道。报道称刘宾雁为“以揭发中共在大陆各项罪恶与阴暗面而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报道引述刘宾雁的话：“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人。”报道又写道，“他对中共当前紧抱着的‘四个坚持’，表示了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时他也回答在座听众，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就不会有‘经济改革’成功的可能。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之下，不会有政治民主和自由的可行性。” 人们今天才知道，1989年5、6月间，一伙什么“精英”、“智囊”之类与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早有在今年即1989年趋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这三个纪念日制造事端，挑起动乱的计划。刘宾雁在这一计划实施中间的表现已经举世皆知。值得思考的是，刘宾雁在巴黎的一番表演中，点出这三个纪念日并特别说1989年“是一个重要年份”。不知道他是有意泄露天机呢，还是无意中为未来虚幻的胜利得意忘形而走嘴？ 题外话 下面有几则中国作家代表团1988年访法后的随感。随感者是一些耳闻目睹者。 对于5月27日蓬皮杜中心的“中国文学之觉醒”讨论会上的辩论一事，一些法国人士说：这些“中国作家气量小，气质也差，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讨论问题”。 旅法华侨俱乐部副主任严伟达说，他对国内出来的某些人以揭露中国社会的疮疤为时髦十分反感。他尤其对刘宾雁在法国电视六台说的“中国40年来的历史是一片迷雾”，“我们的民族的生活太沉重、太痛苦”等言论感到不理解。 6月2日晚刘宾雁再次对徐广存公开批评后，有八位曾听过徐讲课的法国人次日集体到徐的寓所拜访徐，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些要求别人给予自己讲话自由的人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他们不是说来法国体会民主气氛吗？法国是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 香港一家报纸驻巴黎的记者说，他们不是一再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他们在这里讲的是真话吗？为什么客观如实地报道一下有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受到攻击呢？ 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一位委员说，“从这件事中使人对他们追求的新闻自由发生怀疑”。 有人得知代表团个别成员扬言要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撤回国去后说，幸亏这些人还没有掌大权，否则中国人更得遭罪。 （《中流》1990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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