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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那个鼎鼎大名的张国焘，不就是一个吗！现在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既然还占据着一个小地盘，残茶剩饭总是有的，尽管未必很理想，只要肯出卖灵魂，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归宿的。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据外电说，刘宾雁是于去年12月11日自美国抵达台北“访问”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在大陆一向以“青天大老爷”自居的刘宾雁，却一下子变得媚态可掬，毕恭毕敬地称自己为“小学生”。据法新社自台北报道，刘宾雁说，他“要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来观察台湾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 既是宣称要当“小学生”，自然就要当得够格。在台湾的半个月中，他对共产党进行了百般辱骂，对国民党进行了肉麻的吹捧。这都是在意料中的。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如下一则消息：“大陆作家刘宾雁昨日指出，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台湾刊出，是民国七十一年一月底，中央日报晨钟版连载了他的《人妖之间》，他幽默地说：‘中央日报当年没付我稿费，当心这次是来要债的！’”（见国民党《中央日报》12月12日）当然国民党官员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于12月24日派《中央日报》总编辑许志鼎前往来口饭店见刘宾雁，“将七年前的这笔稿费致赠刘宾雁，替七年前的文字缘划下美丽的句点”（见12月25日该报）。这笔钱究竟多少，报上没有透露，既然当“小学生”当得那么够格，自然是稿费从优了。其实刘宾雁也还是有愚蠢之处，即使不说“要债”的话，就凭那半个月无尽无休的吹捧，主人也还是会给一笔厚厚的赏赐的。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的照片。你看那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宾雁手托金票时那种含情脉脉的样子是多么地动人呀！如果有哪位画家要叛徒的形象，那真是绝好的资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如果说特点，这恐怕就是他作为记者和作家（其实他是没有多少作品的作家，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的特点了。可是他巧辩说，这是“第二种忠诚”。他特意写过一篇作品，题目就叫《第二种忠诚》。意思是像雷锋那样的人，可谓第一种忠诚，而这种忠诚不过是愚忠愚孝，一种工具罢了。而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诚——“第二种忠诚”。他还专门找了一个模特儿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可惜这个模特儿不长脸，为时不久就叛逃了。这个耳光真是打得脆响。不过，这还不算最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通过刘宾雁对台湾的“访问”，我们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第二种忠诚”，也有“第一种忠诚”，不过“第一种忠诚”是专门献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第二种才甩给共产党和人民。事情就是这样奇妙的组合，正如大老爷和“小学生”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 刘宾雁是1987年被开除出共产党的。一个人既然天天骂共产党，反共产党，老是想把它推翻打倒，那就不如把他请出去。如果还有人对此不理解，那么看一看他对台湾记者的谈话，也许就了然了。记者叙述说：刘宾雁跌人回忆中，他说自己在1984年开始怀疑，开始绝望，热情被浇熄，理智在良心上萌芽，此时写了《第二种忠诚》，呼吁不要盲目服从党的领导，正是他当时心态的反映。“1986年，我清醒了……”这句话刘宾雁尘埃不惊的淡淡说出，却令人有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动……这不是给《第二种忠诚》作了一个最准确的注脚吗？一个“清醒了”的要同共产党最后决裂作对到底的人，共产党为什么要把他硬留在自己的队伍中呢？ 刘宾雁像其他叛徒一样，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各种小册子，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倒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就说前面提到的张国亲吧，刘宾雁决不会比张国杰对国民党更有价值。张国秦“红”了一阵之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连个车都要不出来，后来又到香港摆香烟摊子，最后像狗一样地冻死在加拿大。这种景象不是也可以让刘宾雁之流警醒一些吗？ 1990年2月6日 （《中流）1990年第3期） 难得的教员 绝妙的教材。 ——逃亡“精英”启示录 赵望 凌光 难忘的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过去已经一年多了。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在匆匆搭就的反华舞台上，群丑毕至，众怪成集，使出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更兼力竭声嘶地闹腾，上演一幕幕喜剧、闹剧、悲剧，也颇有些日子了。替他们画画像，号号脉，并从他们麇集作怪、跳梁撼树到日暮途穷的三部曲中，思忖一番，琢磨一番，以求在这些难得的反面教员身上悟出点什么，从这些绝妙的反面教材里面获取点什么，正其时也。 （一）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多，世界很不平静。且不说美苏和解、“冷战”趋缓在世界格局中引起的风云变幻，也不说打得够可以的海湾战争，单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新动荡，特别是东欧土地上的急剧变化，就够人们细细地想一阵子了，而我们国家则经历了西方世界的所谓政治经济制裁，以及终于制裁不下去的戏剧性变化的历程。 但是，不管国际形势千变万化，不管政治风云阴晴晦明，经过正正反反、反反复复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真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没有终结，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会止息，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就是这种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正如《阵地》发刊词所说。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回顾1989年春夏之交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策，评估其在捍卫人民的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作用，看得就更清楚了。也许，时间间隔得更长些，从历史前进的长河看，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看，这不寻常的一页，将会展示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考查逃亡域外的动乱“精英”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思，便洞若观火了。 （二） 《香港时报》1989年7月19日刊登了中央社18日发自巴黎的一条电讯： 逃亡至国外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领袖们，在巴黎秘密地举行了三天会议，于今天达成决议，创组“民主中国阵线”，团结全世界反中共政权暴政的人士，拯救在中国大陆上遭受逼害、镇压，为民主奋斗的人们。 这些民主运动领袖们，有大陆旅美知识分子名作家刘宾雁、前合肥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阮铭……大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春光、四通集团领袖万润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苏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北大生物系学生沈彤等20余人，先后分别于7月13日从美国飞抵巴黎，与逃亡在巴黎的中共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师大教育系学生吾尔开希、南京大学学生李录等10多人汇集，举行会议。 他们在巴黎共和广场的“假期旅馆”内，隐秘地集会三天，达成初步协议，创组这个反共、反暴力的“民主中国阵线”。 《东方日报》1989年7月21日刊登了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五人签署的《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倡议书》，正式打出了旗帜，召唤各路逃亡“精英”，麇集于麾下。 接下来，《明报》转发了中央社8月22日的电讯，“民阵”总部已设在巴黎，正式开始工作，开展对外联系。这个总部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是万润南在四通公司的副手、受命插手动乱暴乱的代理人曹务奇。9月22日，这个拼凑的反动机构正式成立。严家其成为总头领——“主席”，吾尔开希论功行赏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了“副主席”，万润南则充任了“秘书长”。动乱“精英”们逃亡海外之后演出的反华闹剧的第一幕，在吵吵嚷嚷中收场了。于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反动组织“民联”（“中国民主联盟”），在跳了十多年光杆舞之后，又添了一个“志同道合”（应该读作臭味相投）的新伙伴——反动组织“民阵”（“民主中国阵线”）。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这份发起者、组织者、当政者的名单，人们不难发现，那里边有三多：长胡子的居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手居多，前年那场政治风浪中充当学潮背后黑手者居多。撇开“民联”头子胡平不计，原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就是1989年那场学潮亦即自由化高潮的煽动者、支持者；刘宾雁、阮铭等搞自由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来年前；严家其、苏绍智、万润南、苏伟等更是1989年那场动乱暴乱的灵魂和高参。过去，“三多”人物和青年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总还是遮遮掩掩的，许多好心人也误以为学生闹事纯属自发，并无上当、被操纵等情由；如今，他们撕下了掩饰物，公开勾连在一起了，长胡子的跑到前台亮相了，这就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帮助人们擦亮眼睛的一课。 顺便提一句，苏绍智1989年6月逃到美国以后，8月初曾经在芝加哥接受《新闻周刊》访问，有一段妙语。 问：中共当局说你们知识分子在民运期间踉学生勾结？ 答：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学运完全是自动自发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纯粹是因具有共同信念才结合在一起。并无勾结情事。 苏先生说，是“结合”，而不是“勾结”。仿佛当年孔乙己向咸亨酒店老板辩诬：他的断腿源于“跌”，而不是窃书被“打”。 在这个问题上，万润南倒毫不躲闪。也许是急于过功，他公开承认插手学潮、支持动乱。香港《明报》1989年7月30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芝加哥的专稿。试摘引若干，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万润南认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社会的建成，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 万润南为四通公司总经理，今日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他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着重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八九中国学运的发生、形成和发展。他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发展，中国中产阶级不形成，那么民主社会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他说，这次民运是十年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各种矛盾集中，表现出来就是产生民运的一个经济原因，像“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他又指出，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次运动也不会有这样的规模和持续这么长时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四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 ……如果说，广场阶段主要的经济支持来自国内的民营经济，那么第三阶段——民运在海外的继续发展，要靠海外的企业界。 这是一番极为难得的自供状。妙处有三：第一，公开承认插手学潮；第二，说明了支持的原因：学潮的目标——建立一个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着他们——民营经济和个体户的利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开呼唤中产阶级亦即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并最终以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亦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推动民主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的复辟。可以说，万润南为“民阵”、也为他们的“哥们儿”组织（诸如胡平的“民联”、王秉漳的“中国民主党”等等），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纲领。把他们的向往说得如此坦率、直露，堪称宝贵的反面教材，难得，难得！ （三） 如果要问“民阵”是个嘛玩意儿，组织起来干什么的？可能会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刘宾雁在巴黎第一次筹备会之后接见记者时就说：“‘民主中国阵线’并非政党，他们亦未有打算以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只希望能以温和派人士代替专政。”（《香港时报》1989年7月19日）苏绍智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一方面断言“中共政府会垮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已经破灭了”；另一方面，在回答“你想推翻共产党吗”的提问时，又说：“不想。我仍然认为我们只能在体制内想办法。但我们必须仰赖党内的一股健全力量来推动改革，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受人民信任的党，使党变得更加理性，更有人性，也更加民主。”（《中央日报）1989年8月10日）如此等等。似乎他们只是关心国内的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进程。 且不要急于相信他们。再看看另外几位首领的想法： 万润南1989年8月10日在旧金山说：“‘民阵’是紧密政治党与松散联合体二者中间型态的政治组织，并不是流亡政府。该组织正致力于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接掌政权。”（洛杉矶《国际日报》1989年8月15日）瞧，秘书长先生的目标是接掌政权，是要共产党和人民交出政权。手段和途径呢？据香港《争鸣》月刊报道，秘书长先生在美国与西东大学某教授的长谈中，“否认‘民阵’是以‘体制内改革派’为主”，“也驳斥所谓加入‘民阵’是小招安，是‘海外共产党’的说法”。他强调“‘六四’获致的重要教训，就是体制内改革解决不了大陆问题，只有进行体制外改革，中国才能进步，这就是‘民阵’的工作”（见《中央日报》1989年12月14日）。 主席先生严家其持何态度？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13日登了一则报道，题目就是“从温和的体制内改革，到坚决推翻中共”。报道称，严说：“我的思想在近一年起了很大的变化，六四之后开始看清了体制内改革是条死路。”“六四让我发现必须推翻中共的一党专政。”报道赞许地称“严家其从温和理性的体制内改革者，一跃而成果敢坚定的推翻中共体制者”，这是“将自己过去的思想和信念彻底地粉碎，再拾缀碎片重新排列组合一个崭新的自我”的一种“心灵浴火”的过程。其实，无论“体制内改革”还是“体制外”打倒，目的都是一个：让中国走向西方资产阶级怀抱。手段不同，旗帜不同罢了。——当然，这旗号的改换还是大有用场，那就是他们自己撕毁了党内“改革派”的外衣，露出了“坚决推翻中共”的真实而狰狞的面目。这岂不又是一件绝好的促人深省的活教材？ 如果说，长了胡子的“精英”还讲究含蓄和策略的话，那么，动乱中出尽风头却又头脑简单的吾尔开希，就爽快得多了。据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7月30日报道，这位“大明星”在芝加哥“锋芒毕露”。他踌躇满志地说：“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广场讲话的时候，一位西方记者问我，对天安门前所悬挂的毛泽东像有何评价。我回答说：‘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拆下来。’”对方问及“中共认为这次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吾尔开希供认不讳：“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并没有说错。”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番诬蔑之后，他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要推翻广中国共产党“必定会被推翻”。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人们能够听到那牙缝中迸出的恨恨之声。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1989年4月27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发动的大游行。当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发布了所谓“新学联一号令”，要求各高校“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并且规定了游行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人民万岁”等。并且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的口号，改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吾尔开希正是参与决策者之一（当时身任“高自联”的前身“北京高校临时学联”的常委）。这个斗争策略的转变，也曾蒙骗过一些人。现在，两相比较，终于让人们看透他们的真实用心和本来面目。 其实，吾尔开希在本质上并非前后矛盾。动乱中的5月16日，他在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活中，早就喊出了“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党”。立场不可谓不坚定，态度不可谓不鲜明。 写到这里，想起了前年读到的一则短文，讲到苏晓康逃亡海外的一番忏悔、一番谄媚，很有点”心灵浴火”的模样。原文不长，抄录如下，以供鉴赏： 苏晓康的遗憾 华多 叛逃海外的动乱“精英”苏晓康最近在香港报刊上大谈起其得意之作《河殇》的“偏颇”、失误来了，一副诚惶诚恐、遗憾万分的模样。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苏先生是出门思过，认识了（哪怕一点点）自己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欺祖灭宗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宣扬资产阶级文明，鼓吹全盘西化的罪过，认识了自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动乱的罪过，不，满不是那么回事！ 他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过去，他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羡慕西方文化，总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未能导致自由精神而不能原谅它，因而，《河殇》的反传统思想有偏颇之处。今后呢？今后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即：“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 原来，苏先生的遗憾在于《河殇》错拿了民族传统文化做靶子，透过这个靶子再批判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直截了当地以共产制度做靶子。 这二者之间有区别吗？有的，苏晓康在文章中就不无后悔地说过：《河殇》出现以后，台、港两地不少学者曾经指出这种偏颇，认为当前大陆的问题，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但他却因觉得这些学者过于偏爱传统文化，而未能接受——可不是么，原本是同一战线的“友军”，是共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战友”，他却和他们闹开了误会，有了龌龉，这便如何是好？ 有了这番后悔，便有了这次行动：公开承认《河殇》的偏颇和失误，公开表示从今以后将不加任何遮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什么？这是反祖国、反人民的宣言书，是反华大合唱的叫骂曲，自然，也是向新主子——国际反华势力的献媚书。 至此，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了：曾经以呼唤改革的先锋而名噪一时的苏晓康先生，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洋奴才、卖国者！ 然而，苏先生注定要遗憾终生——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吓不倒、更骂不倒的！ （四） 这些逃亡海外的“精英”们，除了麇集起来拼凑“民阵”，信誓旦旦地发宣言，流窜四方搞煽动，恶言恶语地咒骂自己的国家、民族之外，还干了些什么样的勾当呢？ 总的说来，就是一件事：投靠国际反动势力，使用各种手段，阴谋颠覆人民的政权。正如杨尚昆主席1990年5月出访拉美五国前就“民主女神”号船问题所说：“所谓‘民主女神’号船是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的活动工具之一，活动的目的是颠覆中国政府。”这里讲到的“民主女神”号船的活动目的，揭示了“民阵”全部活动的总出发点和总归宿。这些“反华专业户”每天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不必去做工，不必去种地，也不必去搞科研，被豢养来反对祖国，反对人民的政府。他们干下的件件桩桩恶行，几乎无法统计，也没有谁有兴趣去统计。但，也可以举其要者。 比如，呼唤西方国家施行制裁，并梦想通过制裁使中国要么俯首听命，要么经济崩溃、政府倒台。 早在1989年4月下旬，即那场政治动乱正要劲的时候，方励之就通过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向美国总统出谋划策了。他献计要外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抽出在中国的投资。而为了这一手有巨大效力，短期内则要鼓励外国投资。何以如此？为的是“迫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巨大的依赖性”，“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迫使中国就范“那就很容易”了。1990年出国之后，经过短暂沉默，又旧调重弹，要美国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加紧对中国的干涉。7月15日英国《观察家报》刊出的访问记中，登载着方励之的话：“所有外国给予中共的援助均应附加条件，以迫使北平当局尊重人权”，“任何外援都应附加条件，特别是有关人权的条件”。 平息暴乱之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政治、经济制裁，亡命“精英”们从这些霸道行径中受到鼓舞，额手相庆，又不断四方游说，呼喊加温。 严家其逃到法国不久，就秘密接受三名记者采访，口出狂言道：“……政府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再没有将来，它不会维持多过两年。”然后说：“我赞成制裁这个政权！”（《明报》1989年7月11日）7月13日，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伟、李录等8人在巴黎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通辑犯、天安门广场动乱副总指挥李录，在会上宣读了一份《告各国首脑书》，恳请“尊敬的各国首脑们”，“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明报》1989年7月14日） 其后，在意大利举行的1989年国际青年大会上，李录又大放厥辞，再次呼吁“各国政府继续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报道：“意国记者询问他有关西方国家政府正逐渐恢复与中共经济关系的看法时，李录说，西方国家对中共唯一的压力是来自经济制裁，这项措施千万不能妥协。”（《中央日报》1989年8月25日） 制裁的目的何在？用万润南的话说就是：“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据香港《百姓》杂志报道）而当前，由于“外国对中共政权的经济制裁”等原因，“中共的经济已经开始崩溃了”。香港《明报》1989年8月11日报道了万润南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这番话。万润南明确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过崩溃的起点。他们要支持到年底，将会非常困难。”《明报》报道这则新闻时，大标题醒目地写着“万润南愁看中国经济，预测年底前将会崩溃”。事实已经粉碎了这番梦吃，但他们的那点祸心，却暴露得明明白白。关于制裁目的，陈一谘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更直露：“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使“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瞧，设计得多么美妙的一幅远景图！然而，它只不过是一枕黄粱！ 那个曾经担任过天安门广场动乱总指挥的柴玲，逃离大陆以后，在制裁的问题上，表演了一出颠颠倒倒的滑稽戏。逃往法国之初，在接受《中国时报》独家访问时，说什么“我们不同意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人民的生活已够艰苦了”。香港《新报》1990年4月6日登载了这则消息。也是这家《新报》4月15日又以“柴玲誓不放弃战斗，呼吁制裁李鹏政府”为题，发表来自巴黎的综合消息。称“柴玲周末与丈夫封从德一起在巴黎露面，她呼吁西方各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制裁中共政府”。消息援引柴玲的话说：“无论是经济、政治或其他性质的制裁行动，对中国政府均非过分。”只不过“这些制裁行动必须与知会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时进行”。同年7月到了美国之后，据香港《明报》报道，7月9日在休斯顿会见记者时，柴玲又一次恳求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不要取消对华制裁。 欧洲经济共同体10月22日决定撤销制裁，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10月26日新接任“民阵”主席职务的万润南立即跳出来加以指责。且看香港《新报》10月29日刊登的美联社27日巴黎电讯： 万润南周五正式接任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他并立即指责西方政府撤销对中共的制裁。 万润南周五向支持者及记者表示，他对于由12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解除对中共的制裁表示遗憾。…… 万润南于巴黎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指责欧洲共同体“未有就中国人权状况发表任何声明……改变中共极权主义行为之前”，便于周一决定撤销制裁。 无可奈何花落去！动乱“精英”们企盼对中国的永久制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幻梦，一点点破灭，那泪眼婆娑的祈求、哀告，色厉内荏的批评、指责，通通无济于事。 而且，他们这种种卖国行径，不仅自己撕破了“独立”、“爱国”之类的外在假面，出卖了“人格”、“尊严”之类的内在价值，也遭到了世界上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蔑视和唾弃。法国《欧洲日报》1989年9月15日的一篇社论就曾指出：“在国外靠着某种势力的豢养，干着反对中国现政府的勾当，虽嚣张一时，其实可鄙又可悲！”“因为不爱自己国家的人，最为人们所不齿广他们的前景如何？社论说：“靠谩骂自己国家捞私人资本的人下场一定不会好。当他们的价值利用光了的时候，他们的戏也就演完了。”说得好！这些匍伏在洋主子膝前，媚态十足，对祖国则猜猜狂吠的吧儿们，早就折断了脊梁骨，能有好下场吗？走着瞧吧！ （五） 说他们是奴才气十足的吧儿狗，是不是冤枉了这些可爱的先生们了呢？我看没有。有事实为证。 西洋镜之一： ［本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吾尔开希与郑心雄，双方均否认曾会晤。 吾尔开希指出，他曾经拒绝与台湾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正式会晤。据指出，芝加哥一位亲台方面的华人教授希望见吾尔开希，经安排后，他用车将吾尔开希接到某处，结果发现台湾国民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正在等待，而吾尔开希感到坐立不安，极不自在，随即便告辞。（香港《明报》1989年7月30日） 台湾《中央日报》驻美特派员报道： 吾尔开希否认和郑心雄接触过。他说：“我要澄清一个传言。有消息说，台湾海工会主任郑心雄和我有过一次会晤。事实是，有人想安排我和郑先生有一次正式的晤谈，被我拒绝了。……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这对中国民主运动没有什么好处。”（《中央日报》1989年7月30） 万润南答美加新闻中心记者问。 问：民阵对台湾采取什么态度？ 答：在民阵开始筹备期间，为了避免问题趋于复杂，暂时不会与台湾官方接触，但是可以和台湾民间联系。（纽约《世界日报》1989年7月30日） 此时为羞羞答答、想吃羊肉又怕臊的阶段。吾尔开希甚至明白说出与台湾勾搭对他们的所谓“民主运动没有什么好处”的话来。 然而，且看—— 西洋镜之二： 吾尔开希、万润南等8月10日在旧金山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留学生对话时表示，“‘民阵’一直把台湾作为争取民主的整个力量的主要部分。”万润南说，“现在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基地只能在台湾。”“台湾的存在，对中国的明天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洛杉矶《国际日报》1989年8月6日） 〔本报特约记者芝加哥专电〕严家其称：台湾民主将咸为统一基础。（《东方日报》1989年7月31日） 此时可谓舆论铺垫、频送秋波阶段。要实现颠覆大陆上人民政权的目标，自然要找一块基地，找一个样板。这块反共基地，这个“民主”样板，他们终于耐不住地大声呼喊，找到了！那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地——台湾。 那就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西洋镜之三： [台北讯]畅游故宫、摩耶精含，刘宾雁：宝岛生活真美好。 大陆作家刘其雁夫妇昨天全天畅游故宫和摩耶精舍。……刘宾雁说第一天的活动就让自己对台湾之行的信心更增强，会有更多的收获和认识，自己以前对台湾太无知，太不了解了。（台湾《中央日报》1989年12月14日） [本报专讯]台北消息：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和《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曾长青，明日主动约见台湾海工会主任章孝严，要求台湾方面对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提供帮助……另外，“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万润南；今日将与章氏会面，预料将会谈及支援的问题。（香港《明报》19见年1月9日） 〔本报专讯〕台北消息：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多日来在台湾到处奔波，与此间各种团体及各界人士接触，在前日社会大会的企划研讨会上，万润南谈到台湾之行的目的，除了“广结善缘”之外，特别又加了一项“等米下锅”，言辞恳切，溢于言表。万润南特别表示，民阵募款自然是抱着多多益善的宗旨，如果募得多，可以多做事，募得少，摊子就只好铺得小一点，就算一毛钱募不到，民阵也会缩紧肚皮撑下去。……民阵将于今年三、六、九月内发动各式活动，名之曰“三六九大闹”。民阵秘书长万润南指出，这些活动约需经费二百万美元，但目前仅募了四百万台币，距离目标甚远。（《明报》1990年1月9日） 这回到了登门参拜、伸手乞讨的阶段了，又是“广结善缘”，又是“等米下锅”，讨钱要“多多益善”，讨来后准备“大闹”。如此等等。那一派效忠辞，那一副奴才相，不是很有点令人捧腹么？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如意算盘是打不成的，只好眼不闭心一横，卖身投靠去了。 然而，戏并未演完，还有恶心的在后头。请看—— 西洋镜之四： [台北法新社10日电]民阵主席严家其称台北政府为中华民国，他表示个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合法性。他说：“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政府同时存在。”他提请外国同时承认这两个政府。（《东方日报》1990年5月11日） [台北讯]“民阵”主席严家其昨日下午二时在福华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表示来台几天最深的印象是，台湾的新闻界与传播界，在推动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他指出，台湾的新闻自由和走向民主化是最令人激赏的，因此希望藉着“台湾经验”带来示范作用，来影响“中国民主化”。……长期目标则在于“推翻中共独裁的一党专政”。……他强调，这个长期目标一定会达成……。（台湾《中央日报》1991年5月13日） ［台北讯〕执政党中央海工会主任章孝严昨天在执政党中央委员会，与来访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严家其，就中国统一的未来及方向坦诚沟通。……严家其说，中共的“四个坚持”已快坚持不下去了，海峡两岸如果一边放弃“四个坚持”，一边放弃“三不”就可以统一了。不过，他也强调，在“四个坚持”未放弃之前，还不要放弃“三不”。（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13日） 瞧，这位“主席”先生一到台北，赶快叩头礼拜，尊称“中华民国”并呼吁外国承认其合法性。然后就是“拥抱台湾经验”（《中央日报》语），尊为“示范作用”。再以后就是媚态十足地出谋划策，要台湾当局以“三不”作为筹码换取大陆“四个坚持”的放弃，最终以台湾统一中国。有趣的是：这位“主席”先生是到台湾“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去进谒“执政党中央”要员的。这不能不是一个小小的讽刺。 （六） 以“闹”的名义乞讨，讨来钱自然要“大闹”，再用“大闹”的功劳邀赏——这就是逃亡“精英”们的“三部曲”，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发展模式。他们当然不满足于流窜游说，事事假手他人；他们还要粉墨登场，自编自导，自唱主角。自然，也想借以改变“民阵”内部一味纷争和无所事事的局面，在内外交困、财源匾乏的困境中，闯出一条生路。 “民阵”成立前后，他们确实“闹”了好一阵子。比如，1989年7月12日这一天，他们就‘闹”了三出：一是又在巴黎弄了个“民主女神像”，搞了个热热闹闹的竖立仪式；二是弄了封《致各国首脑书》在记者招待会散发，企图利用30多个国家首脑聚集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的机会，乞求他们加紧制裁中国；三是找了间售货铺子，凑了个“中国民主之家”，演了一出成立典礼的小把戏。至于流窜、煽动、蛊惑、乞讨……于欧洲某些国家、美国和台湾等等之间，就难以计数了。 在这种种闹腾之中，真正大闹的，又莫过于他们全力拼凑并寄予莫大希望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件了；而失败得最惨痛、以至于严家其主席先生为之临风涕泪、泣不成声的，也莫过于这个“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事件了。兹略说一二。 这艘海盗广播船，酝酿于1989年秋，筹建于1989年底，命名于1990年3月9日，始航于1990年3月17日，寿终于1990年5月25日，前后折腾了十来个月。花了几十万美元成本乔装打扮的“女神”，满载着“精英”们一举惊世的美梦和豁出去大闹一番的孔武精神，在凄风苦雨中行驶了59天，行程8万海里，绕了多半个地球；原本气势汹汹，到头来灰飞烟灭；未能广播出一个字，就呜呼哀哉了。 颠覆广播的计划彻底告吹，这艘扮演过“女神”的宝贝船呢？请看几则报道： [综合东京24日电]不获捐助，“弹尽粮绝”，续航乏力。民主船将在台湾拍卖，今天宣布中止广播计划。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筹办者周四说，由于日本不欢迎“民主女神号”到访，因此有关计划决定取消。发言人说：“我们会在台湾拍卖该船，之后尽快将船员遣返法国。” 〔本报台北航讯〕“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真如外传是一艘“买空卖空”的船只！在得不到原先计划的捐助后，顿陷“弹尽粮绝”的困境，续航乏力。 ……女神“美梦落空”！……计划募捐的金额遭“滑铁卢”……致使“女神”陷入坎坷的路途了！（《东方日报》1990年5月25日） ［本报专讯〕女神号50万卖出，台南市商人购得。保存设备，供人参观。（香港《明报》1990年5月31日） ［特稿〕民主女神遭逼近，船主拟让它去大陆。 现停泊于台南安平港的“民主女神号”，被高雄港务局限期于3月28日还离，不知何去何从。该船船主，台湾商人吴孟武表示，盼有民主国家收容，他甚至气愤得说假如无路可走，就让“她”到大陆去。吴孟武说，“我是商人，并非搞政治的，我希望全中国改革开放，但也不希望有动乱。”（香港《明报》1991年1月29日） 香港《新报》1991年2月13日报道，台商吴孟武决定于3月20日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改名为“和平”号广播船，以“减轻该船的政治敏感度”。（《参考消息》1991年2月19日） 这就是说，到了“民主女神号”的名称也从那艘“船龄超过20年，依规定只能以废船名义”（台湾高雄港务局语，见《明报》1000年8月24日）从宝贝船上抹去的时候，叛逃“精英”们系在它身上的最后一缕“念心儿”，也将没了着落。历史就是这般无情，它让那些道流而动的可伶虫们，丑态出尽，希望成灰！ “女神”号事件明白无误地展示了“民阵”好汉们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困境，世人有目共睹。其实，早在1990年初，有关“民运人士热衷于开次会议，搞个募捐，弄个位子，忘了事实的指责”（见1990年3月1日出版《百姓》杂志）就已经纷纷扬扬，以至于在旧金山召开的“民阵”美国分部成立会上，《河殇》作者苏晓康为“民阵”“被人误解没做多少事而抱屈”，不过，他列举的“民阵”正在进行的大“项目”，却是那个注定短命的“‘中国之船’的广播宣传”（出处同上文）。也是在这个会上，美国分部筹委会发言人、“民阵”监事会主席钱X致贺辞时，就“直率承认民阵正在走下坡路的现状，行情看跌”。不过，还得鼓鼓劲，“相信只要大家发扬爱心，就能重振声威，促进民运的大发展”。（出处同上文，见《十字路口遇红灯，民主道路本崎岖——“民阵”美国分部成立大会侧记》一文） 走下坡路，行情看跌。一一这就是逃亡‘精英”、“民阵”好汉们的自我鉴定，他们一向是靠谎言和幻觉过日子的，这里却说了一句实活。实属难得。 其实——又一个其实，更早些，在“民阵”1989年9月22日挂牌成立第三天，台湾《中央日报》9月24日刊登的一篇专论中，就曾哀叹：“历史只是给了‘民阵’一个机会而已，不等于已给了他们智慧。”“八九学运实质只是一场失败，甚至是如何失败的还来不及反思。”作者出谋划策说：“为此‘民阵’应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思考，在未来的实践中加强学习，不要只沉于哀叹，不要只迷于呼声，不要自以为是。而是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群策群力，付出应有的诚意，努力去扩大民主阵线。”这副药方效果如何？从“走下坡路，行情看跌”的既成事实看，似乎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退一步说，就是仙方神授，药么，按老百姓的说法，治得了病，只怕治不了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已“命”中注定“民阵”好汉及一切逃亡“精英”们的“行情”和“命运”，多么老谋深算的狗头军师，也回天乏力。话到这里，索性再全文引述一则报道，让事实来大声诉说。 [本报纽约专电]柴玲结束访美返法，对民运筹款表示失望。 北京著名学运领袖柴玲周六结束美国之行飞返巴黎，行前公布了此行为中国大陆筹款的情况。她说，这次获各界人士捐款合计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元。扣除工作费用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元，几乎所剩无几，这还不包括膳食、住宿和医药费在内，否则将入不敷出。 造成捐款未尽如人意的原因，估计与民运处于低潮，前段时间传闻民运人士贪污滥用捐款和柴玲以“平常心”对待捐款活动等有关。柴玲对这次捐款成绩表示有点失望。（《东方日报）1990年8月13日） 乞讨了半天，没落下几文铜钱，这位原本想着捞一大笔的丐者，当然会“有点失望”，甚至不止有“点”，可能有好几“点”呢。报道把乞讨落空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他们的折腾处在低潮。二是斗士们不争气，贪污滥用捐款被曝光。这两条例触到了问题的某些本质方面，但冠之以“传闻”，未免客气了些。贪污滥用云云。许多是他们相互攻汗、知情者们闹内讧揭示于众的，就像1989年麇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时候，因分肥不均而演出了“外高联”绑架北京“高自联”头头、广场总指挥柴玲的闹剧一样。第三条原因说是柴玲不卖力气、以“平常心”对待捐款活动，这就有点委屈这位刚从芝加哥捞了块“民主女神，龙的传人”奖牌的“英雄”人物了。为了弄钱，她是颇费了一些心机的，比如，到了旧金山，举办的那个名为“与柴玲聊天”（或译作“与柴玲的一个晚上”）的演讲会，是要掏钱买票的。惹得一位香港记者发开了牢骚：“我没有买门票去看她，去年带着严肃激奋的心情捐了钱支持民运，如果今日要循着购票形式去争捧一位无法接近而又失去自主权的人物，倒不如去看梅艳芳或麦当娜。”（《明报》1990年7月3日）如何？可即使这样，财源仍不旺盛，怨得着柴玲小姐吗？ 当然，钱并不说明全部问题。此处不给彼处给，娘家不爱婆家爱。只要她们对着中国大陆猜猜，便自会有慷慨解囊的豢养者；而且，依据卖力的程度，还会有相应的犒赏。她们还不会丧家，至少在使用价值丢光之前。举出这样的实例，无非是说明她们并不美妙的境况，一斑窥豹罢了。 （七） 流水落花春去也。 这些叛逃祖国的动乱“精英”们，从麇集作怪，到鼓噪跳梁，到日暮途穷，不过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一出大部头的包容了反华三部曲的活剧（喜剧？闹剧？悲剧？）竟然拿下来了，本事不能说不大，劲头不可谓不足。善良的人们从这场活龙活现的丑陋表演中，不也可以悟出许多？ 1989年9月呱呱堕地的怪胎——“民主中国阵线”，刚过一岁生日，1990年9月便不得不换血了。过了一年主席瘾的严家其辞职了，出够风头丢尽丑的副主席吾尔开希也丢官了。万润南受命于危难之秋，充当了坛主。 然而，眼前的处境呢？——且看海外议论！ 这是刊于19见年7月19日香港《明报》上的一篇专论，下面是文章的第一节： “民阵”问题重重与前路模糊 在海外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士中，“六四”后一年多来掀起了关于所谓“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争论，但其实都是有所偏的，因为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排斥……及至“六四”后逃亡国外在巴黎组织“民阵”，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等都像1986年学运被压后的方励之那样，转向了“体制外改革”的思想。 但首先，他们都丧失了在国内本土活动的条件，而孙中山式的海外华人革命之路又显然在今天不通，于是，即使在外国将口号喊得更激烈，于中国国内也没有什么实在的影响，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做法，成了当前“民阵”的一个严重问题；第二，所谓“体制外改革”对“民阵”来说不仅缺乏实践的条件，而且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指导，“民阵”主席严家其曾表示他认同社会民主主义，但其实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取向与他过往思想不协调之处甚多。严家其或“民阵”其他领导人至令仍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最起码的理论功夫，理论贫乏，思想混乱，可说是当前“民阵”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第三，由过往的迷信“体制内改革”急跳为“八九民运”后、逃亡外国后的激进主义，明显出现了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以至将所理解到的“体制外改革”观念又完全对立于“体制内改革”，不理解二者之间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是亦有矛盾亦有统一的……这则是当前“民阵”的再一个严重问题。 此外，“民阵”仍然有很多实际存在的严重问题，尤其是部分成员及代表性人物的作风惹人非议，组织混乱，以至“钱银”不清楚，对民主缺乏足够认识……等等问题；但纵使暂且不谈这些，前面提出的三个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之间关系的思想认识混乱、理论贫乏的问题，亦足以使“民阵”的发展前景出现迷失方向的根本危机了。 请注意，专论作者在这里用了“根本危机”这样的词语。对于万润南新任主席来说，无论思想混乱，理论贫乏还是组织混乱，钱银不清，哪一个不是致命的问题？何处不潜伏着根本性的危机？ 至于“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的议论和谋划，倒需要认真对待。特别是重又拾起“体制内改革”的谋略，表明，有些人是寄希望于我们“体制内”力量的！寄希望于那些依然存而且活、与他们打联手的力量的！他们幻想着他们或者他们的联手们，像前些年那样，披着“改革”的外衣，想方设法钻到我们“体制”的内部，甚至爬到核心部位，充当智囊和高参，用“非暴力”的手段，实现国家“和平”地向着资本主义的“演变”。这样的高招、狠招，我们能等闲视之吗？ 据说，严家其又在做这样的梦了。这位原本奉行并实践着“体制内改革”，即从“体制内”改变政权性质的高参，叛逃后赌咒发誓要放弃“体制内改革”，实行“体制外改革”，即从“体制外”打倒和颠覆人民的政权。如今，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经过一番总结、思忖，又要重新拾起“体制内改革”的法宝了。——当然，这个新阶段的“体制内改革”是与“体制外”颠覆相配套的两手策略中的一手。在斗争策略问题上，这位“民主”斗士也有个三部曲呢。 香港《明报》1990年9月28日刊出了该报驻加拿大记者的特稿，标题就是“严家其盼回国推动民主”。报道说：“这位刚卸去中国民主阵线第一任主席职务的政治学者表示，他自己的事业已经与中国连在一起，而在国内推动民主自由必定较海外有效。”“他说，数日前三藩市（即旧金山——引者）举行的第二届民阵全体大会，一致通过在适当时候民阵将与中国民联合并，是作为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第一步。”而严先生渴望着以“反对党领袖”身份，出现在大陆。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操旧业，再搞政治动乱，再掀反革命暴乱。人民群众把他们看透了！ 然而，我们这里还是要引用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发出的呼唤，企盼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人们，我爱你们。 你们要警惕！ ——（捷）尤利斯·伏契克 （《中流》1991年第6期） 孽海孤舟 ——“民主女神”号炎凉记 林照真 编者按：1989年后，作为那场政治暴乱破产的“余波”，一批“动乱精英”受其外国主子的授意和鼓动，曾在台湾吹吹打打上演过一场所谓“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开航”的“闹剧”。当年，严家其。万润南、柴玲之流不是就纷纷出动，风尘仆仆地专程“云集”台湾，参与主持过这艘广播船的“开航仪式”，煞有介事的“风光”过一阵子吗？五年多的时光过去，这出“闹剧”的“演出成绩”如何？不久前台湾《中国时报周刊》刊出的这篇短文，向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现特摘要转载，供人品味。 “笑死人，听起来真是肉麻！”一位当年曾为之“出资”的台湾商人，在“伤心与气愤”大叫上当之余，不是对这出“胎死腹中”，未成气候的“滑稽剧”和“讽刺剧”，作出了相当酸楚的评判吗？ 几年前，台南吴姓商人，半夜宿醉回家，接到一通电话，“官员兄弟”打来的，说是要商人买民主女神号。 吴姓商人，名孟武，年41。说话间听得出台湾国语，回忆旧事时习惯向上翻白眼，眼球都快看不到了。他说，吴家在台湾几百年，没有亲人在大陆，也不知道多少“六四”天安门事件。但是，电话中那个人告诉他，中共扬言轰炸民主女神号、血洗台湾，潜水艇已经开到鹅銮鼻，股票狂跌、人心惶惶，这时反共很有意义，买下这条船台湾局势就不会乱。吴姓商人全身酒意，“兄弟嘛！”又可以为国家解决一件事，为什么不做？ 自此，吴姓商人，爱国商人也！ 吴孟武是台湾华泰关系企业董事长，经营房地产、保龄球馆。进出口贸易，是30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个人拥有2000余名员工，出入乘坐宾士600，还可提供座车给地方官员使用，是个标准的富商。但他自称无党无派。 买下“民主女神”成为爱国商人 在吴盂武为这艘船付出10万美元订金后，他的名字开始与大陆民运发生关联，毕竟，在那个热头上，当一个台湾商人买下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民主女神”号后，对民主的热爱已经毋庸置疑。后来吴孟武付了50万美金买船，5万美金买船上的广播器材。生意人吴孟武自此也以民主人士自许，在“民主女神’号于1990年6月4日进入安平港时，他也曾经激动，说了许多激动的话，像是： “希望买了这条船后，所有的台湾人、大陆人，能为民主自由而生存，他也谨代表青年企业家，表达支持民运人士的一点心意。” 船进港的画面透过录影带的重播，可让人回忆当初那个国旗飘扬的热烈场面，当时台南市长施治明曾公开赞扬：“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台湾人、府城乡亲更骄傲，我以“民主女神”号为荣，以台南市民为荣，以吴孟武为荣……。” 大陆民运人士严家其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公开说：“吴孟武的精神，使我感动。” 吴孟武自己又说：“民主女神号将使安平港成为国际知名港口，这艘船不仅是本人所拥有，也为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所共有”。 “那时大家都说我有多爱国！” 5年后，吴孟武在宾士车上的电视小萤幕再度看到上述谈话，他一旁抽着烟，直摇头地对记者说：“笑死人，听起来真是肉麻！” 1989年，大陆天安门广场前发生六四学运，俗称“天安门事件”的大陆民主运动，像龙卷风袭般卷紧了每一个人的心。当时。欧洲、亚洲、美洲的19个著名新闻单位，与民主中国阵线联合成立“中国之船”协会，《欧洲日报》社长杜恰之被推选为协会主席。经过中国之船协会四外奔走，跑遍大小码头，终于购得1艘有27岁船龄、圣文森船籍的探测船。名义上虽然是世界各新闻单位出面买船，但是台湾却出了大部分的钱。支持民运的人相信，下令镇压1989民运的中共领导人看到或听到民主女神号，一定会颤抖的。 不复当年风光 只觉心痛窝囊 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1990年3月17日起航，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当时中共一再对外宣称，反对任何国家、机构或个人对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活动提供任何支持。4月底中共新华社还曾经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积极策划与大力支持，是公开进行挑衅；同年5月李登辉总统在接见八名无党籍立委时，表示基于2000万人的安全考虑，政府对“民主女神号”不宜出面，但不反对民间的积极反应。民主女神号航行期间，先后在香港、日本停留被拒后，最后终于疲惫地在台湾靠岸。 当时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万润南曾说：“民主女神号带着世界各国人民的良知，起航了。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关心与支持，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忘掉天安门，不要忘掉六四屠杀，不要忘掉八九民运。” 到今天，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却从来没有如愿向渴望自由民主的12亿中国人广播过，如今广播电视、电台设备已先行搬走，而没有搬走的5个播音器、卫星导航系统、无线电通讯机、卫星侦测雷达都已经失窃，船上仅乘空旷与尘埃。 虽然吴孟武认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为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所共有，但是，很多事情却又像是吴孟武一个人的事。就以开幕当天来说，从舞龙、舞狮、乐队、气球等开销，还安排十几个人的升旗典礼，场面隆重、盛大，但最后都来向他收钱，然后，所有来参加开幕典礼的贵宾与民运人士，一切在台南吃的、住的，也全部由吴孟武负担。“什么钱都花我的，连市党部送来一个300元的花蓝，都来向我收钱。”现在民主女神号船只停泊发生问题，却没有人来问一声，过去一些大力支持的媒体不见了，“如果早知道如此窝囊，我就不会这样做，现在的我欲哭无泪，想起来真叫人痛心。”吴孟武说他的“一个心很痛”，自认重义气的他不禁要问：“我的兄弟在哪里？” 吴孟武在船进港的2个月后，便向经济部申请成立民主女神号有限公司，登记的资本额是新台币500万元。而公司经营项目则是经营有关民主女神号展览、宣传、娱乐之相关业务，以及有关民主女神号纪念品（钥匙圈）、装饰品（项链、耳环）、女神号玩具模型及其材料之制造、加工买卖及进出口贸易业务。另外，还包括前述各项有关业务之经营及转投资。不过，照他说，这些都还没有真的执行。 船主精于营商 船体面临拆解 吴孟武因为身为民主女神号广播船的船主，这让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吴孟武是一个聪明的生意人，在保龄球界他赫赫有名，最主要是因为他投资的保龄球馆，开启了全自动化彩色电脑计分设备的先河，改革旧有的人工计分，井率先采取24小时营业方式，建立28家球馆的连锁经营模式。而保龄球馆内拥有64条标准球道，也是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来。 名片上的头衔虽然多得数不完，但是吴孟武却在最前端，并且是以放大字样介绍自己：“‘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船主”，可见这个身份对他是多么重要。但多年来他只赢得“爱国情操为国人楷模”的称诵，以及一整箱的“民主之光”、“爱国志士”的小旗子。 买船后，吴孟武原本希望当台南开设海洋公园，可以做为“女神”号栖身之处，又或者可以藉着政府的支持，将船只装设成“六四”事件纪念馆。市长施治明在“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进港时，也曾经对新闻界提此构想，但是后来一直没有下文。“官员说的话，我们当然相信。”但是，吴孟武又深深觉得，以现在的结果看来，做市长的好像只会“发誓让别人去死”。 吴孟武最近却接到高雄港务局建议解体的公文。高雄港务局在今年1月10日，行文给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本给吴孟武，文中指出基于安平商港建港开发工程需要，该船须尽速就地解体或迁移，同时希望陆委会能召集有关单位研议相关细节及费用分担。 吴孟武说，他曾经为这件事付出太多心力，很不愿整件事在自己的手上结束。于是，吴孟武已经多次以“草民”身份，向总统府、陆委会等相关单位表示有意捐船的初衷。吴孟武在给李总统的信上表示：“草民愿无条件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赠送给国家政府，做为观光及宣传的工具，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共当局统治大陆四十多年残暴本质的历史见证。” 吴孟武同时也在信后委屈地提到：“草民4年来为了保存‘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已耗费不知多少财力，对国家社会尽心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善待，亦使草民至今非常感伤。”吴盂武在去年4月29日的信函，总统府第一局则在5月13日回复信件收到。 不过，陆委会也在去年10月11日给吴孟武一封信，提到：“有关台端愿无条件将‘民主女神’号捐赠予政府，以暴露中共于1989年民运期间的残暴本质，并作为历史见证一节，本会甚表敬佩。但是由于该船吨位较大，一时难觅得适当场所，以长久保存该船，所提捐赠一事，尚请缓议。” 两岸期待和解 女神封籍沉睡 台湾方面的解体之议让吴孟武感觉不到温暖，伤心与气愤情绪夹杂，但聪明的他很快就想到大陆彼岸去找另一个可能性，好像是在打大陆牌，以对台湾当局施予压力。三趟下来，吴孟武的感觉良好。他说，他见到了几个大陆的高官，“你就写说大陆国务院很支持”就对了，而且大陆还同意在厦门或上海两个港口停泊。 大陆方面据称非常希望“民主女神”号回归祖国，并且还告诉吴孟武：“只要你船上不搞‘六四’资料，不支持民运人士，大陆方面非常同意让‘民主女神’号回归祖国，不过，名称也要改成‘和平号’。” 吴孟武说，他知道大陆当然会有政治统战的目的，但这是台湾方面赶他走的。 没有惊动太多人，停泊在安平港的‘民主女神’号广播船，后来悄悄改名字为“和平号”，但是，在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吴孟武又激动地将“和平号”三个字涂去：“台湾人死了那么多个，一定要把名称改回来。”他说。 第二年的“六四”纪念日来到时，香港方面来向吴孟武借“民主女神”号的女神神像。吴孟武同意了，但是，却被外国记者报导成是出借整艘船，引起香港政府的紧张。于是，当时在香港近海的所有船只都被暂时扣留，为此，吴孟武还曾经专程到香港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等到问题解决后，回来又怕出事，便悄悄地把“女神”号的神像运回台湾。 女神像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吴孟武认为他是台湾反共教育的受害者。当他答应买船时，说了许多以他为荣的话，船进港时国旗飘扬，他又是一个多么可敬的爱国商人。当海峡两岸关系恶劣时，“我就受到很多的重视”；然而在两方关系获得改善时，“我就被打人冷官”。 “政府自己喊反共，等到我也要反共，并且邀他一起反共时，怎么每一个都吓跑了？” 夹杂在两岸期待和解的政治气氛以及台湾社会迅速发展的局势中，无言的“民主女神”号等于被弃置，吴孟武的心血付出也成为两岸政治讽刺剧的最佳剧本。 如今，有两尊出自法国人手中的自由女神像曾经轰动全世界，一个自由女神像目前高耸在纽约的天空，提醒美国移民的辛酸血泪。另一个自由女神在哪里？不瞒各位，目前则是放在吴孟武家的走廊中，说明台湾支持大陆民运的反共故事。 女神像被牛皮纸包着，露出上半身，还有厚厚的一层灰。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5．3．18，《中流》1995年第6期转载） 卖身投靠的“效忠信” ——“民阵”上书克林顿 马鸣 1992年11月13日，中国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阵线”，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克林顿递交了一封信，提出了三点建议。“美国之音”记者魏珂就此采访了“民阵”组织的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主任马大维。 记者请马大维谈了向克林顿递交这封信的考虑和经过。马大维说：“在克林顿竞选中，我们很注意他对于中国方面的政策的言论。我们分析的结果，他对于中国的政策跟我们是非常符合的。所以在民主运动的中间，特别是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克林顿竞选的政纲，特别是他在10月15日在纽瓦比的外交政策演讲。他演讲之前，我们已经跟克林顿的总部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徐美捷小姐。她是亚洲事务的政治事务的主任。这之前，她曾要求我们在纽瓦比演讲之前，给她一个对华政策的提议。我们写了一个东西给她，我也是一个主要起草人。这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实际性、具体性的建议，让她能够建立一个对华政策的智囊小组。在他的纽瓦比的演讲里，他又提到非常具体的东西，就是当克林顿组织政府以后，他要利用新的移民，特别是各国来的新移民，组成智囊团，对华也好，对苏也好，对波兰也好，就对这些国家的政策，由这些人提供一些相当具体的看法建议。在他的演讲中有很多实际上是我们建议中提出的东西。所以我们感觉到他很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 马大维接着谈了“民阵”向克林顿提出的三项建议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就是他讲的：能够利用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于母国情况非常了解的人士，很有深度的人士，有智慧的人，帮助他建立他的智囊小组。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大陆民运人士也好，或者对中国的问题非常了解的人士也好，希望能纳入他的行政部门里面，作为他的一个智囊小组的一员。我们这些人就能够有声音，对他有帮助。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自由中国电台、自由民主电台，在亚州，在其他地方。他在组瓦比演讲也提到这一点。我们也向他们申述了我们的诉求：希望他很快把这个电台建立起来。我们在信里提出，建立这个电台主要是受了波兰共产政府倒台的启发。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波兰政府在倒台前的三、五年中间，在自由工会走入地下活动之后，主要以信息为主。他们的信息量，比波兰共产政府的信息量还要大得多。因为信息的快速传递，而令波兰共产政府受到很大伤害。所以他们能够很快把波兰政府推倒。所以我们觉得把信息传回中国，让中国人民有第二种选择、有第二个声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比较创新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南加州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上我提出过的一个提案：希望克林顿政府能够帮助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即那些有志气的，也愿意将来能够回到中国去实行民主政治帮助建立各方面上层建筑，各方面的团体、机构，在各方面推行民主程序的人士。我把他叫做‘民主技师’。希望他们能够进入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两党，特别是民主党里面去学习民主的过程：怎么去建设，怎么去组织，怎么去推行。投票是怎么一回事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筹集一些资本，像奖学金一类的东西，招聘一些将来能回中国努力工作的人士，把他们推荐进克林顿的政府跟他的党。从基本上学习他们建设、建立组织，怎么做。我相信我们需要很多这种人士将来回到中国建立中国的民主程序。” 马大维说：“民阵的这封信，亲自交到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转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他表示相信民阵同克林顿班子，已经建立了联系，所以他们期待，不久将收到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的答复。 记者问马大维：民阵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同克林顿政府过渡班子进一步联系。马大维说：“关于将来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活动，去游说？我想我们是会的。我们有一批人跟民主党也有相当的联系，跟美国政府有相当联系，跟民主党国会议员我们也有相当联系。我们会通过这些渠道，继续推行我们这三个比较重要的建议。”（据《美国之音》1992年11月18日报道） 目前，民阵正在筹备与另一个主要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合并。这两个组织将于明年1月28日开会，讨论合并事宜。 （《中流》1993年第2期） 陈一谘从幕后来到幕前 韦骥 天安门广场乱哄哄的时候，陈一谘被视若钦差，然而藏头露尾，恐怕吾尔开希之流草头司令，也难窥真身的。暴乱平息，消失三个月，突然出现于巴黎，终于让人看见了头脸。海外、国外通讯社、报纸、刊物开列的头衔，除并非夸大的“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还有“逃往国外官阶最高的中共干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主要领导人之一”，“十年来均从事并主持中国的经改、政改设计，被认为是赵紫阳的主要顾问之一”，“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高级幕僚”，“赵紫阳的首席智囊”，等等等等。第一个公布这露面的，是公元1989年，台湾国民党9月5日《中央日报》。只是主题太陈旧，不过学了方励之的老调：“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停止对中共实行的有限制裁”。好在人遇危难，哭爹喊娘，先供出师尊和大老板，算是验明了正身。接著有台湾《联合报》9月7日，发表“第一次接受中文报纸记者的访问”的报道，又讲一遍“对中国现在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倒也多了一手新招儿，是颇以为台湾报刊的反共宣传不够味儿，于是出题目，开定单，说社会主义中国“蔑视人权”，是“没有最基本自由，实行如此残暴政策的国家”，“希望你们也能宣传这个看法”云云。 据《联合报》10月17日报道，陈一谘“逃出大陆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记录载于《中国之春》第12期。办这“之春”的，是原先“西单墙”的难兄难弟。前“高级幕僚”、“首席智囊”和“西单墙”的落魄将士，亲亲热热拥抱，一道吃美国饭，成了反对祖国的专业户，实在够滑稽，够悲哀的。 “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在“八九”民运的背后》。“八九”自然指1989年。“民运”应为动乱暴乱。最有趣的，是那“背后”。 演讲开头，以为“‘八九’民运有五个原因”： 第一原因悼念胡耀邦，胡是耿直正派，为民请命的好人，1987年受不公正对待抑郁而死，大家觉得应该替他说话。第二原因对改革进程不满，通货膨胀，社会不公，官倒、特权越来越厉害，人民始终没有必要的民主权力。第三原因对一系列社会现象不满，道德沦落，分配不公，特权腐败。第四是对工作失误不满。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地说，问题是工作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市场经济的政策，当然赢得老头们赞赏，可是老百姓觉得，怎么政府、党中央都是笨蛋，老是失误呢？因此，失误的宣传也鼓动群众。第五原因，学生运动发展，各阶层参加，是被政府态度所激怒。 怎么会闹出一场动乱暴乱，把个好端端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精英”、“智囊”们曾经随了“美国之音”，信口雌黄出种种谣言。一言即出，传单贴满街巷，喇叭响彻广场。不过几个小时，真相大白，谣言消散；于是重新雌黄，贴满，响彻，消散。如今请出原先藏身背后的顾问、首席、主要领导人，专论“背后”，一开口，竟有五条之多。 “第一原因”，便令胡耀邦死期提早两年，把1989年改成1987年。第二和第五，唠叨重叠，其实当并为一条。陈一谘的小计谋，是排出一堆丑事，却隐去主词。主词本来现成的。比如通货膨胀如何无害、如何高妙、如何救国，白纸黑字，就在前些年的报刊上，作者不正是陈一谘们么？要问官倒，状元即万润南，动乱暴乱时的财东，巴黎“民阵”里的要角，不妨就近立个样板，侃一套经验宣示世人。至于分配不公，——何不下一手谕，令横行于长安街的“飞虎队员”传授一二呢？ 说到特权腐败，请出陈某人，已经足够。以大陆颇为紧张的住房论，自1987年到1989年，即得三处之多，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三间。接着是平房小院，盖车库和司机住房，正房里铺地板，贴壁纸，装吊灯，安浴盆和淋浴器，一场翻修，共房11间，费公款15万余元，该是陈某75年的工资。然而首席仍旧发火，说质量差，再得三室一厅及二室一厅两套。照例是地板，壁纸，吊灯，浴室，所费已经节俭，为陈25年工资。三处电话，合计五部。只头一处的三间，即有彩色电视机三台，雅马哈电子琴二架，及录相机、组合音响之类，另有名酒百瓶列于柜中，补品百盒排于几下。 就派头，一级教授无人可以望其项背。据说他那个所长，在工资表上列入局级，即便部长，倘有其后两处住宅中的一处，也会因为超标准，定个违法乱纪，递交监察部门处理的。 我颇疑心，陈一谘早存了出逃的念头。那深层的恐惧，恐怕正在共产党的不许腐败。 第四条尤其古怪。列了“对工作失误不满”的大题目，文章却落在指责“失误的宣传”：“李鹏作总理后，在人大、政协反复地说，问题是工作的失误，他的目的是攻击赵紫阳的市场经济的政策。”这就让读者纳闷，究竟这“鼓动群众”的，是“失误”呢还是“失误的宣传”呢？李鹏“作总理后”，自然该对“失误的宣传”负责。然而倘说百姓只不满这宣传，却赞成那失误，这是无论怎样的观念更新，也让人糊涂的。 至于第五，把任什么罪责一概加诸政府，倒是集了“智囊”、“精英”们高见的大成。“学生运动”，当为“运动学生”。“各阶层参加”一一也有别样的高见。万润南已经宣布，唯中产阶级与他们的政治“天然的联系”，却又偏偏尚未形成，因此，“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另有名不见经传的“民主流亡者”某人，在香港《潮流》去年12月号撰文，说那时虽然人潮如涌，“北京市民和工人是在旁观”，承认百姓与陈一谘、万润南们并无“天然的联系”。还有更坦率的话，说学生们的“背后”，“有一批在理论界活跃的主张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整个民主运动中只是少数”。如此这般，背后运动者的眉目，便愈难掩饰了。 陈一洛却不愿自认“黑手”。他说：4月28日，李锡铭在北京市对处级以上干部说，这次学生运动有三个黑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一是体改所，一是农发所。我很奇怪，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 这里所说的体改所，即陈一谘任所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不知道李锡铭可曾有过这讲话。何况据陈一谘所引，其中并无他的名姓，回答却变成“我人在医院，怎么变成黑手呢”？体改所即我即陈一谘所长。——“民主斗士”口里的民主，正是说的独裁。这恐怕也是全盘西化的洋货，令黄面孔中国人高深莫测的。 然而还有两条照旧出自台湾的材料。 《联合报》1989年12月30日有《张钢小档案》，说张系体改所“联络部长”，已经投靠台湾，去作“反共义士”。文中写道：“张钢透露，当时‘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因腿疾不便出面，因而由他走到第一线指挥，他说：‘中共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好了！’”“义士”在青天白日旗下的宣誓，自然极豪壮的。只是读者会问，“第一线指挥”的幕后呢？ 《中国时报》1989年9月13日，刊出该报在伦敦专访陈一谘的报道，倒已经提前揭出了谜底。赫然大字的标题，便指陈一谘为“‘民运’幕后总指挥”。报道还顺便转达陈一谘“送给台湾新生代的箴言”：“人要热，嘴要紧，脑子要复杂。” “幕后总指挥”，即是《中国时报》专访之后的结论，足见无论怎样热、紧、复杂，还是露出一丝天机。不承认黑手，理由大约在嫌那评价的低。不过虽然有成打头衔，也确在幕后，确在指挥，“总”还要打折扣的。看那从幕后来到幕前，一番语无伦次，实在也不学无术和乏味得可以了。（《中流》1990年第5期） 怎一个“丑”字了得？ ——叛逃“精英”在海外的表演 郑一天 去年春夏之交，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给我国政治、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极少数动乱“精英”，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庇护下，先后叛逃海外，走上了一条背叛祖国、继续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从事反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一年，看一看这些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进一步揭露他们的真正面目，有助于我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更清楚地认识这场动乱的性质及其危害，从而坚定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丑恶嘴脸暴勇无遗 早在动乱之前和动乱期间，出于某种政治目地，为了蒙蔽学生和群众，动乱“精英’们大都为他们的言行进行了种种伪装，打着“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促进民主”、“为民请命”等等堂皇的旗号以售其奸，也确实欺骗了不少人，然而一旦逃出国门来到他们久已向往的“西方自由世界”，这些伪装的面具则被他们自己统统揭去，露出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据国外报刊报道，苏晓康等人叛逃以后，马上和万润南、严家其、吾尔开希以及先期出国的刘宾雁一起，积极拼凑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并由曾经当过赵紫阳“智囊”人物、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当“民阵”的“筹委会主席”。1989年9月22日，“民阵”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正式成立，虽经多方联络，却只有一百多人参加，门庭实在冷落。陈一谘就是这场开幕闹剧的主持人。会上严家其、吾尔开希分别当上了正副主席，万润南任秘书长。“民主中国阵线”是个什么组织？他们在海外要干些什么？从“民阵”成员们在海外的言论和活动中，是不难看出的。 “民阵”分子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陈一谘说，“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祸害”。1989年10月15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公然煽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让共产党这样地领导，国家绝无出路”，他反复鼓吹“政治多元化”，这个“多元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在1989年12月1日《百姓》杂志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陈一谘毫不掩饰地作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就是要与虎谋皮”。同年11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讲演中，陈一谘联系5月下旬天安门广场的形势，说得更为露骨，“那时，如果有一个有气魄的人，站出来号召大家把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一起占领，发布通告，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家问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而在半年之前，就是这个陈一谘，在他所写的《向体改委党组的汇报》中，还口口声声表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这十年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两相对照，陈一谘的伪装，不攻自破，其丑恶嘴脸，则暴露无遗。 在“民阵”的成立大会上，万润南说，“民阵”的成立，就是“要创造一个反对中共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时报》1990年2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万渭南进一步表露了他在动乱前后的心曲：“昨天，作为四通公司的总经理，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造环境；今天，我作为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我所做的事情是给中国的民主造势；明天，我会在中国取消党禁之后，以‘民阵’成员的身份回国，作为中共党外的一个制衡力量。”“民主制度的条件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没有稳定的多数，社会不会安定，民主制度就没有一个基础。”“经济上要实现私有制，政治上要实现多党制。”“我们要在海外和国内造势”，“第一步，要使中共当局换马，平反……这是我们的短期要求。第二步是开党禁、报禁，这是中期要求。第三步，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这是长期诉求。”万润南的话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的上述言论，不就是一个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完整纲领和“步骤”吗？ 如果说陈一谘、万润南等人的言论多少还绕了一点弯子，而吾尔开希的言论则近乎于赤裸裸的反动口号。这个在学校里几门功课都不及格的大学生，靠着搞动乱，摇身一变当上了“民阵副主席”之后，曾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我看“打倒共产党”》。吾尔开希说：“打倒共产党可以理解为：①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存在；②理论上不允许共产党执政；③结束现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统治。”并特意指明：“共产党在中国海外民运讨论的特定范围内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共执政四十年来，甚至可以追溯到执政以前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清楚地表明了它从一个专制党演变为法西斯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实质是由少数人支配并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法西斯党，对于这样一个党，必须坚持打倒的态度。” 这里还要提到被通缉的反动组织“工自联”的副总指挥岳武。此人原是山西一家工厂的分厂厂长，动乱期间参加“工自联”并直接参与了暴乱活动。他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逃到巴黎，随即发表反动声明：“我虽身在海外，但已决定做一个献身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专业革命家。我正着手在法国重组工自联，与国内的工人团结一致，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中国。”可惜至今无人响应，就连海外人士听了“在海外重组工自联”之后，也觉得“是不可能的”。 至于“推翻了共产党”由谁来领导，万润南说：“‘民阵’不是流亡政府，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来讲，它随时准备执政。”吾尔开希也当仁不让：“我是具有民主精神同时又搞过民主运动的人，我曾说，希望成为中国明天的领导人，是希望在民主的机制下，发挥最大的作用。”一语道破了他们妄图取中国共产党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苏晓康是逃往国外较晚的一个，但他的言论却比之“先行者”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后来居上。据1990年12月28日《联合报》报道，苏晓康说：“这次大陆民运失败，知识分子要负极大的责任；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避开问题重心的共产制度缺失，高唱文化救国论，这是典型的清谈误国的重演。”“‘六四’之前，知识界没有直接面对最影响人民生活的共产制度，也许是根本不敢碰，……当然也把握不住，冲不出来，这根本是立足点没有搞对。”在1989年10月16日的《百姓》杂志上又说，“大陆当局并未因《河殇》反传统而饶恕它，”“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们：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应该说，这才是苏晓康的心里话，也是他们拍摄电视片《河殇》及其续篇《五四》的真实目的和最好注解。 既然“清谈误国”，文化也不能“救国”，反传统的《河殇》也推翻不了“共产制度”，苏晓康自有他的办法。在1989年12月30日台湾的《中国时报》上苏晓康说：“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大陆的民主运动能走‘和平演变’的模式，至少可以少牺牲一些人。不过，我们也不能没有走罗马尼亚模式的准备和决心，也就是内战。”“虽然走‘和平演变’的模式最有利，也不能没有结合武力进行民主运动的准备。”并声称他们要“在下一次的民主风潮中掌握军队这个有绝对影响的重要因素”。读了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叛逃“精英”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已经不惜制造内战，让人民流血了。事实再一次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再想想他们反复鼓吹的“远离政治”、“淡化政治”、“不为政治服务”等等口号，该有多么虚伪。他们不但当起了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突击队”，而且疯狂地鼓吹“呼唤”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了。 逃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们为了颠覆社会主义中国，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游说、乞求国际社会对自己的祖国进行经济制裁。 据《百姓》杂志报道，万渭南在一次谈话中说：‘当大陆发生经济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让步。在海外使得各国对中国施加有限度有区别的经济制裁，加速它的经济困难，施加压力。”万润南讲的“有限度”和“有区别”的含义是什么？刘宾雁的话是最好的补充和解释。他无耻地希望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不损客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加紧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人民愿意付出这种代价”。 非法组织“北自联”和“高自联”在一份“致各国首脑书”中，公然呼吁“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取消与北京当局的首脑级、高级官方交流访问活动”。 陈一洛的话最为典型。他说，“我个人认为对中国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是必要的”。1989年9月7日在巴黎的一次谈话中，他乞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和实行经济制裁”；抱怨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支持和对中国的制裁不够有力，并以一种十足的奴才腔调挑拨说，“中国现政权是反对美国的长期和根本利益的”。至于制裁的目的，陈一谘说，“我们最希望的是出现一个群龙无首的软弱中央，和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对峙”。“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此起彼伏的不满，造成政治瘫痪……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回到中国”。“海外抗议势力要能够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才能有效”。至于什么是海外的势力？陈一谘说得更明白：“包括台湾的，香港的，达赖那儿的。” 不久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台湾的几家报刊也全文转载了《基本法》，认为“这是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屈辱划了个句号”。但是据《香港时报》1990年4月6日报道：4月5日下午，“民阵”头头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在巴黎拉德方斯五楼的欧洲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民阵”声明，呼吁港人抵制《基本法》。声明说，“只要中共政权继续存在，香港的前途就没有保障”；主张“由港人自主起草新的基本法”，取代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并“以联邦制或邦联制解决香港、西藏、台湾问题”。结果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强烈愤慨，进一步暴露了动乱“精英’们背叛祖国，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把外国利益和具有政治野心的“精英”的利益，置于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乞求外部力量给自己的祖国、人民制造经济困难和灾难，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卖国贼、民族败类的行径吗？ 背宗忘祖引起公愤 叛逃“精英”们在海外的丑恶表演，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和主持公正的各国人士的普遍反感。早在去年8月5日，由一些旅居菲律宾的华侨组成的“旅菲华侨游子会”就写了一封致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指出：“你们为自己争一席之地，同顾国家尊严、民族利益，只靠污辱自己的国家、糟蹋自己的民族、咒骂自己的同胞，向主子献媚、邀功请赏，是十足的政治乞丐的表现！你们的行径是背祖忘宗的。你们是民族的败类。”并严正声明：“我们反对你们不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死搬硬套地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本会同仁最痛恨某些强国专门收容、收买、支持、煽动各国不得志政客或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分子，然后去搞乱自己的国家，使世界永无宁日。” 即使在“民阵”所在的法国巴黎，叛逃“精英”们的活动也并非一帆风顺。据路透社报道，去年9月的一天，法国巴黎地方官员不让数十名流亡者进入漂亮的巴黎十六区会议大厅，进行百日大祭活动，理由是“会议大厅是公共场所，它不应在一个涉及法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上支持哪一方”。因而活动只好在街上举行。去年9月12日晚，严家其一伙在巴黎人权广场集会，原计划拉拢两千人参加，实际来的只有二百人。 “民阵’为寻求支持，扩大影响，由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刘宾雁和苏绍智等人四处活动，策划到各地建立“民阵”支部，先后到过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游说募捐，但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原定由部长级官员会见万润南和吾尔开希的安排，对他们在澳的活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澳新闻媒介也采取了低调报道。就连叛逃“精英”们寄希望甚高的美国，议员们也只是表示了有限的热情。对此，严家其一伙很不满意。对未能见到美国高级领导人，吾尔开希说：“我们的确感到有些遗憾。”殊不知，就连美国一些支持过他们的人，也表示对他们不满，原因是“吾尔开希在美国五次谈到‘天安门事件真相’，五次的口径都不一致”。 日本《产经新闻》的一篇报道也指出：吾尔开希的“讲演同事实不符，就连听众也常常指出其错误”。”至于这伙人勾结海外敌对势力伪造《人民日报》海外版，进行下流的欺骗宣传，更为国际公正舆论所不齿。《欧洲日报》曾刊载一个台湾读者的来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一谘者流，自诩理论家，但只有卖身理论，……丧失国格人格的‘理论’……九流都配不上，人渣而已。” 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宪法教授陈嘉佑曾写下专门文章，揭露严家其、吾尔开希一伙制造谣言的无耻嘴脸。文章说：“这次学潮对中国的经济损失，真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但是这些学潮的领导人居然要挟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运动，真是丧心病狂，不知他们对祖国所造成的无可挽救的严重破坏。”“美国社会对天安门广场的真相已日渐明朗。这完全是由于几位有理智和公允的美国电视特别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将他们在6月3日夜间和6月4日早晨亲眼目睹的实况作了详尽的报道，否定了谣言。” 不久前，“民阵”在海外反动势力的协助下，搞了一条旨在造谣惑众，宣传反动主张的广播船“民主女神”号，定于六月开始向中国大陆播音。据外电报道，“民阵”头头万润南已准备了长达几小时的节目，专门攻击邓小平同志。围绕“民主女神”号上的“民主之声广播电台”，海外舆论也表示了不同看法，《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指出：“这条船的背景、整个行动经费从哪里来，大家都很清楚。单靠船上的设备，根本发射不到大陆去。广播必须经由台湾基隆的发射站转播才能到达大陆。但通过台湾的做法，其客观性就有疑问，新闻从业人员应有的道德操守是实事求是，我希望到时广播的内容不要造谣，不要攻击中国。”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这条广播船的全部经费预算为800万法郎，其中一半由台湾的《联合报》系统及（中国时报》负担。”对于搞这种’广播船”的行动会有什么结果，连“民阵”的一些骨干都是没有信心。据有的通讯社报道，“民阵”有的头头，就借口“太累”而没有参加“命名”活动。有的骨干说：“没办法，总要做点什么才过得去。”另一位骨干说：“我们的活动多少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确，拿了人家的钱，不做点什么，能交代过去吗？ “失根”的“浮萍” 叛逃“精英”们在国际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赞助，继而一齐转向台湾，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 早在去年7月25日，台湾国民党海外工会主任郑心雄就同吾尔开希在美国会见并合影留念。由于“民阵”头头对台湾的大力吹捧，台湾“内政部境管局”于去年12月通过三个团体邀请了包括苏晓康、万渭南在内的二十余名“民运人士”赴台。据台报透露，由于“民运团体’与台“接触愈趋积极”，台一政府”决策单位已决定，“行政院”设置大陆事务负责机构，负责处理与海外大陆“民运人士、团体联系等事宜”，以“强化海内外反共力量建立共识，统一步调，共同达到大陆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 最先到台湾的是刘宾雁夫妇。去年12月15日，刘宾雁就开始了对台湾的“访问”，并且怀着“第二种忠诚”表示他“要像J、学生那样来学习观察”台湾的“成就”，所到之处，赞不绝口。他一会儿说，“台湾比大陆民主”，“这里的政府也比大陆开明”；一会儿讲，“希望台湾能完成四十年新闻发展史，台湾四十年经济发展史等书，给大陆民众一个学习的例子”；还说“将来台湾和香港将扮演重要角色。……未来中共垮台，还需要台湾的人力帮助大陆恢复和运用”。 万润南是以“民阵”秘书长的身份赴台的。他一到台湾，就到处散发附有接受捐款地址的贺卡。在台湾当局的鼓励下，几位“立法委员”“捐出”100万台币。万润南马上对记者说，“支持民运的就是朋友”。“我们一直把台湾当作争取民主的一个主要部分。……我认为台湾当然可以支持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 去年年底，台湾《中央日报》报道：一支由作家组成的民运团队抵台访问，他们是诗人老本（刘卫国）、徐刚、远志明（《河殇》撰稿人之一）和祖慰。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老本声称：“台湾是复兴基地，所以短期上要对民运做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而长期要规划如何在大动乱后协助大陆重建，台湾的经验和人才很重要。”祖慰也称：“除了经验外，台湾实践民主的过程也将有启示作用，因为两岸同一文化、同一民族，比西方民主的影响更深刻。”远志明则抱怨：“目前台湾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在大陆民运发展中其重要地位和责任，多少把大陆民主当成大陆人的事，光是支持、声援、捐款是不够的！无论是李登辉、李焕、严家其或方励之，对大陆前途的关注都应该是相同的。”“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未来大陆民主政体的建立与经济制度将走向哪一条路，这些都应该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迫在眉睫的准备工作。”他还热心地向台湾献策：“建议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改为‘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以利争取大陆人民的认同。”这些当年赵紫阳的“智囊”，不是又充当了台湾“反攻大陆”的“智囊”了吗？ 台湾对苏晓康格外关照，人一到，就被授予“中央日报文学奖”。拿了10万台币奖金的苏晓康自有日报。据台湾报刊报道，苏晓康说，“此行我尤感兴趣的是台湾和东方的民主经验。”“台湾可以提供道义上、经济实力的支持。”“台湾已实现或基本实现了民主政制，而代价震动比较小，但台湾实现了民主政制并非全中国实现了民主政制，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理由卸下肩上的重担？”“若大陆出现乱局，中共垮掉，社会崩溃……台湾这些政党能带些什么到大陆去取得合法地位。”殷殷热望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刘宾雁在台湾领赏的丑恶表演，《中流》第三期曾有所披露，在此就不详述了。 陈一谘和苏绍智虽然没到台湾，却是有话在先。还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这个自吹为“中共改革派”的陈一谘就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统治下，大陆已形成一种共产党文化，如果仅仅依赖三民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不如台湾今天所有的建设成果”。苏绍智则在去年10月5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讲演时就说过，“类似台湾的民主化未来在大陆可行”。 对于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言行，台湾当局立即给予口应。据台湾报刊报道，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面对大陆民主运动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的文章。文章说，“就短期目标而言，可在宣传上着力，借着他们（民运分子）的言词和行动，让全世界更清楚认识中国的本质，凭着他们本身的心路历程，让仍对中共有幻想者幡然省悟，这种彻底而完整揭露中共面目的工作，可继续进行”。就前期而言，对“大陆民主自由的战斗，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置身事外的观战者，这场战争是影响整个中国前途，没有人可以隔岸观火”。 叛逃“精英”们在台湾的表演，引起了台湾知识界的批评和反感。台湾学者李放在《世界论坛》1990年1月4日发表的《“民阵”的归宿》一文，就颇有代表性。文中谈到，“刘宾雁这次来台，我不肯见他。他赠书写信来，我题诗回去。……期勉刘宾雁立场要站稳，不要把自己跟国民党扯在一起”。“天安门事件以后，有大量‘民阵’之类的人士，或大陆留学不归人士出现，他们的处境与困境，是可以概见的”。“他们离开大陆做浮萍，基本上是失根的。他们想在大陆以外成些势力或气候，或对大陆发生什么大作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文化水平’上——真正符合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思想‘文化水平’上却不无差距而不自知。他们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开明进步，却同时又要‘公审’别人。……如今又群集台湾，向国民党讨资助。虽然他们的处境与困境，令人同情，但是失格与混乱一至如此，却更令我们叹息”。： 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平息反革命暴乱至今已近一年，“民阵”成立至今也半载有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的真相已昭然于世，叛逃“精英”们制造的谣言越来越没有市场。他们目前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和孤立，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民阵”活动了不过短短几个月，却在内部出现了种种矛盾，几乎难以为继了。今年3月12日，美国《纽约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苏晓康坦承民阵内部矛盾》。文章说，“在几个月的轰轰烈烈之后，总部设在法国的‘民主中国阵线’目前正处于低潮”。“民阵目前内部矛盾严重，主要派别分为万润南的四通派，陈一谘的体改所派，严家其的学者派和吾尔开希的广场派。以上四派，目前严、吾两人较为靠拢，万、陈二者几成水火不容的状态”。“民阵主要成员中，其中有一些本来就与学运民运有距离，只是‘票友’，而今却因不得已而‘下海’，思想准备不足”。“该批成员，由于过去在中共改革派内红极一时，去国后又数次对形势估计错误过于乐观，初期无法摆脱中共‘幕僚’的心态，总把其他民运人士看成‘痞子’，因而高高在上，格格不入，神神秘秘。近阶段，又走向另一极端，致使巴黎民运人士笼罩着一派悲观绝望的气氛，有的仅以无出路的流亡客看待自己，成日价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甚至有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度日者”。国外观察家评论，这些人很可能“堕为半个世纪前的白俄的流亡心态”而“一事无成”。 苏晓康在列举“民阵”面临的“难题”时说到，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没有足够的民主知识”。他们的“民主意识”处于“幼稚园的水平”。在内部更是“内让不已”，“一味排除异己”，“在选举等问题上违背民主原则”并成为一种“通病”。这也足以说明，这些以“民主”、“民运”、“民主女神”、“民主阵线”相标榜的“民主派”，不过是一批与民主无缘，甚至是反民主的历史小丑。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目前有个别参与民主的风头人物已从‘职业革命家’变成保饭票争饭票的健将，……至于‘极少数极少数’贪污街头‘六四’捐款当个人玩乐开销者，更不值一提了。还有的暗拿某方面津贴不惜充当线人，完全丧失了民运人士的人格及政治独立性，甚至有签字画押答允政治条件者”。 据合众国际社驻北京分社的戴维说，吾尔开希可阔气了，身着300美元一套的西服，还从外地请朋友专程到波士顿吃海鲜。他在波士顿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女秘书。在他们那伙人中已经有人提出他贪污的问题。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吾尔开希在金钱、异性方面存在着问题，而且学识浅薄”。 多行不义必自毙。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动乱“精英”们的最终结果还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好戏还在后头，这一帮小丑怎么混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流》1990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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