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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失踪和被枪打死的知青 “文革”极左时期，在这近乎原始领地的“盐国”，敢到处公开大叫知青成了劳改犯，世道黑暗，自己吃不饱，这就基本上等于是公开喊了“反动口号”。 何胖娃肚子太大，到处乱“杀伙食”，知青已招架不起，不仅成了内部不受欢迎的人物，更是公社、队干部十分重视的“反面教材”。他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到公社武装部去接受日妈捣娘甚至棍棒的“专政再教育”，要清除他的“流毒”。终于他忍受不住，几天后趁黑，他跑出了盐源县，失踪了近一年。 “文革”中期，突然有一天长期未归队“抓革命，促生产”的何胖娃骄傲地骑着一匹大毛驴，穿着一套洗得褪色的但没有帽徽领章的解放军军装，腰拍一支“短火”从县城到公社，从干部到知青，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他乱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公开地强迫性吃起来。 他自称是“中国某某革命知青造反兵团总司令”，回乡“点火”，“视察工作”。他腰拍“短火”，手捧“语录”，硬是威风八面，不可一世！ 他先吃知青，再吃队长、会计、保管，然后升级，吃大队长、大队书记。从老腊肉到老母鸡，从红花米饭到老盐菜，一天数顿，无所不吃，吃了还要取。美其名曰：应为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头头作应有的革命贡献。谁不服，就掏枪。 他托着“战利品”，找了个彝胞都找不到的山沟头几天不出来，吃了就睡，睡醒又吃。 何胖娃终于“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地吃到那次弄他整他的公社武装部长头上了。 那个年月，上至中央首长，下到平头百姓，都被“史无前例地”搞得晕头转向，中华民族好像患上了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的世纪绝症。 武装部长虽然向来是专政急先锋，仍然搞不清“何司令”的来头，硬是破天荒地对知青那么好，不仅煮了老腊肉，而且还杀了鸡，并且还打了酒，任其何司令大吃大喝，生怕得罪了造反派知爷，骑毛驴到外县去调集大队人马来攻打。 何胖娃吃得二麻，信口开河大讲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于是共产主义的儿，儿长大了就最终要当爸，要长大当爸任何人都需要吃饭。吃，这是共产主义的主要标志和目的。所以农民和知青就是当代英雄，应该领导历史。为此西昌总部专区大头目还特别发给一支白郎宁手枪以助造反。这个区区公社的武装部长，是个二文盲，对何胖娃深入浅出的革命理论频频点头称道。 事有不巧，武装部长原打算当夜招待何司令后，请他在干净的床铺上就寝，殊不知吃得脚打偏偏的何胖娃除衣解带时不小心露出了不应该露的马脚——那红布包着的“手枪”掉在地上，胖娃还来不及反应，武装部长帮忙捡了起来。毕竟，部长当过军人，对枪，比对政策认识得清。他猛然发觉胖娃手中这支轻飘飘的家伙原来是支木头刷漆的假玩意。 部长顿时醒悟，愤怒地拿出真家伙逼何胖娃坦白交待后，一阵拳打脚踢，并把何胖娃捆在公社院中那栓马的木桩上，扬言明天要召开全公社“揭发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 但是，神不知鬼不觉，何胖娃竟在天亮前挣脱绳子又逃跑了。 这一跑，竟然再也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他——有人说他到云南边境上参加了缅共打游击去了，又有人说他不小心摔岩死了，还有人说他参加缅共当了官，在缅甸种鸦片烟…… 没有信息20多年了，我相信，他是死了。 也许，何胖娃活着时为填饱肚子的那一系列活动及与此有关的消化排泄，就是他在农村中蜕化成的他全部生命的意义和注脚。 也许，他的年轻的躯体和尸骨在大自然的某个角落已成了野物的食料或植物的肥料。 其实，他并未吃到什么，相反，他是被什么所吃了！ 倘若结束生命可以让人进入快乐的天堂，那痛苦地赖在世间就几乎成了多余。 我们的青春，在不断地生产出希望，而自己不断地吞噬的这种希望，又成了延长自己青春必不可少的补给。 谭二，也是六四年与老何一齐下乡的知青。我已下乡一年多，才见到谭二回到队上。但是，他与我们不同，很少，或者根本不出工劳动。他说：出工也吃不饱，不如到外面去“找钱”。 回到队上，根本没有房住，也没关系——他两手空空地回来，来找我们。同为知青，有啥办法，但也供得起他三两餐。晚上，他被队长安排在牛棚的草堆中睡。队长说：“你出一天工，供应两顿饭，不出工想吃饭，你去找公社。” 谭二毕竟游手好闲惯了，也许，他比我们聪明，把生活看得更穿，活一天算一天： 稀饭诚可贵 馒头价更高 若为回锅肉 两者皆可抛 他终于呆不下去了。又开始八方流窜，西昌、平武、汉源、昆明……靠什么生存？只有多长一只“手”。 知青吃不饱，离开生产队流窜在外地，几乎已变成了集团军——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 谭二的路，当然越走越窄。他终于走到了头——死了。 据有人后来给我说，一次谭二当扒手被抓住，押解上火车，他自知公安局不会宽大惯犯，就跳了车想逃跑，但被民兵开枪打死了…… 在那混乱的年代，中央首长都会死得吞棉花、长褥疮、衣不遗体，几无葬身之地，一个小偷的生命，有谁重视？ 谭二变成他乡之鬼，然而，虽然他曾欺骗过我偷过我让我憎恶，甚至我们还打过架，但是，至今我仍找不到任何恰当的言辞诅咒和谴责他或者宽恕他——可悲可怜的灵魂。 我想，这些“不幸的小人物”，不过是可悲历史的若干殉葬品吧。 早也叹 晚也叹 叹这青春白去 太不划算 左也叹 右也叹 叹这背时的爱情 风云突变 前也叹 后也叹 叹这务农的光荣 前不巴村，后不巴店 叹啊叹 叹得人迷迷糊糊 失去了主见 错把马粪当鸡蛋 叹啊叹 叹得人麻麻炸炸 神经错乱 强说流泪是冒汗 叹叹叹 菜当饭 一无所有睡猪圈 枕个破瓦罐 叹叹叹 收租院 工分口粮欠大半 你说该咋办？ 《叹息当气功》1972年 18 红歌Ｙ唱 盐源梅雨公社，距我下乡的双河公社有40余里山坡地。 我的另一位小学同班同学贾林，读完9中高中在那里插队落户。 我去拜访他，在一个炎阳高照的日子。我走在一条山沟中，河水半浅半枯，我口干舌燥，一双解放牌胶鞋热出了臭气。 “来，知青，来耍嘛！”我躬下身体正捧水洗面漱口，一串铃般的女人声在用不生不熟的汉话招呼我。我一抬头，见几个山妹子民族向我跑过来，把背的柴禾和身上的连褶裙甩得老高。我笑眯眯地，直点头。这仿佛是调情的暗示，使得几个女娃子兴高采烈起来。突然，她们跑到我的面前，有的捞开短紧身上衣，捧起丰满的奶子，有的两手撩起裙子，露出光光的小腹对我叫嚷：“来嘛，知青，耍朋友结婚……”我张开嘴，吓得拔脚便跑，只听后面几串清脆的嘻哈声震荡在这空旷的沟谷中。 好不易我定神立住脚回头，她们唱着悦耳的山歌已经远去。 后来才知道，彝族姑娘比较喜欢汉人，彝胞朴实真诚，特别对知青，只要你对她们好，男的便请你喝酒，女的也热情大胆。 太阳快落坡了，我走得疲沓嘴歪，终于询问到贾林所在的小队。 他住在队长家。 他见到我，嘴张得老大，“喔，是你，九九？” 我也认出了他：光头，深陷的眼窝挂一副深度的眼镜。 他，裤脚挽得老高，一件洗得褪色的中山装钮扣几乎脱落完，耳朵上都是稀泥。赤脚的他，一副标准的知青形象。 他带我爬上竹楼，又矮又暗又脏，好久，我才看清，到处堆砌着乱七八糟的书籍。我顺手拈了几本翻翻：有数学书，有外语书，有物理书。更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哲学书籍，当然，少不了“毛选”。 “我就是长年累月这样子过的，吃饭、劳动、睡觉、看书、记笔记。”顿了顿他又道：“我裸睡，从不穿衣裤，这样，既节约又卫生。” “还不怕生虱子。”我调侃道。他笑了笑。 “小学毕了业，我们9年后想不到都在这里生根。” 没有茶水，没有香烟，我干巴巴地坐着。 “这是革命的潮流，历史的需要，一代人的命运，躲不脱，逃不掉。这一使命的伟大能量，将在不远的将来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点像哲学家，又有点近于迂腐。但，他头脑灵活，口才上佳。 “我们这些人是黑五类子女，是应该下乡改造，你是高干子弟，为啥不学别人参军逃避？”我问。 “错了，在我们这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任何政治运动的结果都将把我们抛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和一种够你咀嚼一生的黑暗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都是受害者。”他边说，手像列宁一样挥动着。 “自从1966年5月25日我作为红卫兵头目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便深信，中国，只有革命一条路。自从推翻满清王朝后，中国人民仍然需要皇帝，没有权威便不可能治国。”我对他口若悬河的宏论，既不解又产生了兴趣。 “啥时开饭，肚皮有点饿了。”我脱口而出。 “快了。我每天吃两餐，每月吃一次米饭，只吃洋芋。等会队长会叫我们的。”他真能忍饥。 “……我准备上门当农民的女婿，看见没有，就是队长的女儿。她纯洁，只有在这近乎净洁的圣地上，我的生命种子才会产生光辉！我敢于走进深渊，甚至炼狱；不然，不能彻底改造和发展自己，使自己伟大起来。”他的眼珠在镜片后，射出一阵冷光，然而有时又灼热，像两团火。 “我拼命读书，我在做知青和农民的社会调查，不久，我将成立‘中国知青运动总部’，到时我邀请你。必须串联，必须团结一致，必须造反！当我们武装起来后，便上山打游击。”他把手一指：“我已研究了地理和地形，这是军事上的需要。”我有点震颤，他是发热还是发神经？ 我用相当快的速度剥着烧洋芋和煮洋芋，队长和他老婆及他的女儿围坐在火炉旁，没有半点声音，除了嘴唇口腔的少不了的吧嗒声。 我注视着队长的老婆：土砖炉上熬着方块茶，那火光衬映着她裸露的上肢，一个约五岁的男孩光着屁股，一手捏弄着她的乳房，另一只被吮含着。她的头发梳成圆椭，两只肥大的奶子不停摆动着，她没有半点羞涩表情，若无其事地坐在我们面前。队长的女儿，穿着一件单薄的花衬衣，没有束胸，那隆起的乳房在衣服中时隐时现。她约摸有15岁，端庄丰满，眼睛水灵，皮肤白皙——真怪。 我看看队长，他不停地叭着兰花烟，一句话都不说。 这是怎样的一“家”一“窝”？我感到纳闷。 “我们到山坡上去散散步。”吃完饭，贾林拉我走出屋子。 夜，在风中流动。天上，繁星点点，四周一片沉寂。仰头，我恍如乘在无帆无桨的舟中。 “那是北斗星，那颗最亮的。诸葛亮最爱夜观天象，值得学习。”贾林仰头望天，一动不动。 我沉醉在遥远的天空里，那真是另一个神秘的世界，多么净洁而安祥。繁星浩月，这的确是盐源的特产。 “你知道吗，我在看《圣经》。”贾林突然说。 “你信基督教？”我睁大着眼睛调头问他。 “红卫兵抄家时，我不知作了多少孽，抽打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中外书籍名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我们批判斗争的花样多着呢！”他像在回忆，又像在忏悔。我家被抄过，心中的不悦表现在脸上，虽在夜晚，他却敏感到。 “二战时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这是种族优化的酷刑。阶级优化岂止几百万，那是几千万、上亿的问题。沪洲武斗你听过吗？两派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都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机关炮、重机枪都用了。抓到俘虏，男的用铁丝捅生殖器，剖腹取油，女的往阴道里塞活黄鳝。为什么，你说，历史上最黑暗残忍凶恶的害人整人方法都出笼了？‘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和良知全革掉了，潘多拉盒子里的所有罪恶都倾泻出来。希特勒为了国家敢于侵略世界，即使失败，他也敢焚身自杀以身殉道。我们一代人的狂热冰冻了，伟大的旗帜倒了，我们，曾为党为国舍身亡命，为革命事业冲锋陷阵的整整一代人，却像被贩卖的非洲奴隶、牲口，赶入荒野，打进阴山峡谷中。”他自言自语，又比又划。 “这是人口疏散运动，减少失业，减少城市压力，不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吗？如果讲作为，对土地而言，也只有对土生土长的农民有用。”我说。 “不，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在农村锻炼，我想，这是毛主席的长远安排。我认为，中国农民，太苦了，不然，我不会与他们同吃，同住，共同生活……”贾林的话既矛盾却又激烈，他也许“病”入膏育了。但我说不出理由，无能辩白。 “唉，我们是迷惑的一代。”我说。 “不，骗局！严格说，我们是多余的一代。”他说。 晚上，我和衣睡在他的竹楼上，他手中却捧着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英文本在油灯下慢啃。 我通身被跳蚤蚊虫咬起包，他赤身露体却巍然不动。 灯熄了，他人睡了。一阵噪音把我惊醒。细听，分明是猪拱圈，再细听却是低低的男女的欢叫。我竖耳，坐起，悄悄下楼。是男人的喘息声，女人的痛楚与快乐之间的怪叫，夹杂着呻吟和粗野的咒骂。 我掂起脚悄悄从墙缝里探进头，在昏暗的油灯光焰笼罩下，两条赤裸裸的白色肉体在乱草中打滚——是队长与他女人！我心跳脸臊，调头时，我见那女孩披散头发，双手捂耳，背向我坐在门坎上。月色衬出她的身影清晰。我登上竹楼，贾林睡得直打响鼻。 猪的嚎叫声，女人的尖叫呻吟咒骂声，男人的喘气和拍打声——一声声入耳。 天一亮，贾林递给我两个熟洋芋。我说：“昨夜你听见他们两口子……”他一笑，不经意道：“差不多隔天一次，这是一种悲哀的繁殖！”手一挥，他说道：“你我这辈子要不就永远趴在这里，要不就从这里挺胸进入世界，再见！” 他没有送我。20几年我们只见过那一次，我也没得到过他是死是活或疯的消息。 一次，县上动员全公社的人修水库，我们知青不能例外。累了，饿了，疲倦了，众人怂恿我表演一个革命的文艺节目。我心血来潮毫不推辞地面对几百号人，来了个激情表演——疲沓嘴歪地站在一块斜坡上，又唱又演又跳起来： 世界是来咪哚啦唆 也是咪啦嗦 但归根结底是唆啦哚嗦咪来 但是归根结底是来咪来哚 你们年青人 咪咪来哚来 正在来哚啦嗦咪啦 好像早上 哚哚啦唆哚来 世界咪来哚啦嗦啦来哚 《世界是23165》1973年9月 全体欢呼：再来一个！！ 19 因无“证明”收容西昌 1972年春天，我从成都探亲后返乡下，米易县的知青小罗介绍我住进西昌一家旅店。岂知，那天晚上遇查户口，小罗见七八个打手电筒戴“红袖套”的人，拔腿就跑。我也不知为什么，下意识地也开跑，跑了几步，我自己站住了，心想，我又没有犯法，跑什么？殊不知，民兵和街道积极分子把我绑了起来送进当地派出所，因为我没有公社证明，盐源县回答说“查无此人”，我被怀疑是“流窜犯”。他们把我绑在派出所园坝城的一棵大树上，天色微明，我头昏脑涨地被一根绳子牵着，被两个人送进了西昌收容所。 一进大门口开的那扇小门，我被命令面对墙壁站着。好久过去了，没有人来理睬我，我的手已被反捆了一夜，又麻又痛，双腿经过一路上坡坡坎坎的跌撞，已软塌塌地站不稳当。我微微动了下身体，移动了下脚，伸腰刚作了下深呼吸，“啪”地一记重耳光，打得我半边脑袋火辣辣地金星直冒。 “你狗日的不老实，想跑嗦！”一个男人的暴躁的声音，我则起身看了他一眼。 “日你妈唷，你还敢看我，认不得？”他话音刚落，一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膝盖从后在我的腿弯死命一抵，我扑地跪向墙面，他顺势将我的头使劲往墙上一撞：“你给老子老老实实在这儿反省！” 我清楚记得，这干部是一个戴眼镜的黑脸中年人。我知道，再动只有再挨打。 好久，好久，我被一个声音和一双有力的大手从地上提起来：“起来！跟我过来！”我摇摇晃晃地跟着他往墙的那头走过去。 “小伙子，我给你说，进了这个地方了嘛，就放老实点，不然只有吃亏。好生参加劳动，改造反省自己。把裤子衣服脱光！”说罢，他东拉西扯地去解捆我的绳子：“给你说清楚，想跑，除非你不怕吃枪子儿！” 绳子解开了，但我的手失去了感觉，既抬不起，又放不下。垂头一瞥，手已呈血乌色。 “快点脱！”那人催促我。一来手根本无力灵活动弹，第二，这种在光天化日下被强脱光衣服的侮辱，我接受不了。 “小伙子，没得啥子怕羞头，个个进来的都要脱衣搜身，快些脱，免得干事找毬我们的麻烦。”“派出所已搜过了嘛。”我听懂好像来人与于事有点啥区别，终于敢说话。 “各了各，我进来的时候还是照样。”他边说边伸手掏我的衣裤包。我也顾不得了，把衣物全脱在地上，只穿一条内裤。 “这半包烟，兄弟先接管了。”我还未反应过来，地上半包“飞雁”已不见了。放在地上的东西是：甘多元的人民币，几斤粮票，一张手绢，几颗没吃完的瓜子。 “你把那条裤子穿起啷个？是梅毒嗦？”又是那个戴眼镜的干事，不知不觉窜了出来。 “脱了！脱了！”那先检查我的人会干部之意，手扯我的裤子。脱就脱，我赤裸裸地立在他们面前。那眼镜手头拿了根竹棍，在我的下身、肛门东拨西戳。那检查我的人把我的衣服裤子翻了又翻，搜了又搜，又在腰围裤脚边用手捻了又捻。我不明是什么意思，后来同所人告诉我，他们是怕有人把钱和凶器“打灌县”藏起来，出问题。 我被带进了一间又脏又臭，挤满了人的“国房”，进去后，门嘭地一声反锁上了。 这“收容所”，关着形形色色的几百号人：有流浪汉、乞丐、失业者、做“投机倒把”生意的、梭叶子（妓女）、小偷，或类似妓女小偷者。还有不少外地知青。男女老幼都有。 记得有一家人，共三代，老的年近七十，小的只有两三岁。这一大堆七八个人是我进来前半个月左右送来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属“集团”，进来后除几个女的可进屋睡外，一家人全在房檐下街沿处挤着，听干事透露，他们是“流窜犯”。有一次放风，我溜到那老头侧边，一搭话，才晓得他们也是四川人。我问他进来的原因，他先不敢讲，知道我是知青后，他才闪烁其词：他们全家在新疆做零工已十几年，这次搬回四川老家，殊不知运气不好，途中被扒手偷去了火车票、粮钱和证明，新疆至四川少说几千里路。他们一家背包挑担不可能步行回川，只有混火车，混一截算一截。查出来后他们不敢出站，只有在站台上睡觉。因为最近大清查，就不由分说全家都送到这里来，当时，治安人员说进来后就可以免费解决他们回家的车票。 这老头胡子灰白，眼窝深陷，成天死死地守着他的那堆行李：两个箩筐、一床被子、席子、油布和一堆破烂棉絮。箩筐里还有又旧又脏的锅瓢碗盏。他那三岁左右的孙儿扒在他膝头上奄奄一息地在晒太阳。 恐怕是我越了界，和老头说得太久的缘故。一根大拇指粗细的竹棍朝我的脑袋上使劲地敲打下来：“狗日的，你们两个社会渣滓，还想串通起来反社会主义是不是？还不给老子滚开！”这半粗不细的竹杆，打人很痛。正值春天，西昌还很热，我赤膊只穿了件背心短裤，手、脸上立时打得青一条紫一条。我赶紧蒙头跑向一边，回头看那干事用竹杆头在那老头肩膀上戳了几下，听不清骂的什么，老头根本不敢开腔。又是那个戴眼镜的干事！ 一日三餐“二三三”，早上二两，中午晚上三两。基本上都是连人影都照得见的稀饭。西昌虽然出产很多蔬菜，但我们吃的几乎全是老莲白的黄叶或帮子煮稀饭。那下饭的菜永远是盐渍的又酸又成近苦的黑色东西，根本分不清是啥菜。那煮稀饭的米也是霉臭霉臭的，里面还有不少细砂子。西昌本来就很穷苦，但比起我们公社一些农民，这收容所的伙食，已经很有保障了。 20岁出头的我，只感到肚子天天都是饿的——哪怕刚吃完放下碗。要想稍微吃多点，只有一个办法，参加体力劳动。这样可以多分得四两饭。可是，想参加劳动也非易事。首先，最起码也要等管理干事“了解”你十天半月，确定了你是在“老老实实学习改造”后，才有可能。那些专打小报告的当然优先，看不顺眼的统统延后或干脆不考虑。 我们每吃一顿饭就要集合一次，还要唱革命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唱完后接班轮组整齐报数，走向一边蹲在地上。不许说话，不许东张西望，不许站起来或坐在地上，违者扣饭。大家手中拿着统一的土巴碗和花样百出的筷子，轮到第一排便起立依顺序走向院坝中间的军用大锅，第二排准备。 一口军用大锅立在院坝中间，凶神恶煞的炊事员双眼看碗不看人，飞快地用铁瓢朝递过来的碗中倒着。不管舀多舀少，不管洒在端碗的手上被烫或洒在地上，都必须快速离开。大锅的周围炊事员的身后，立着四个手拿棍子的干事，那种眼神，硬有些像随时准备出击的狮子在瞪着小溪边饮水的牲口。老人，病号或总有人反应慢，行动迟缓。蹲在我前面的是个络腮胡，他面黄肌瘦，头冒虚汗，他是个病号。他在我前面慢移，他走多慢，我也只能跟在后面多慢。我不便催促他快点，他在前一拖一沓，我在后面一蹭一停。舀饭的队伍，速度整个减慢。他好不易偏偏倒倒地挨到锅边，刚一伸手递碗，忽然有两根棍子如雨点般劈头盖脑地乱打在他身上，“又是你，敢装怪！”我国离他最近，唰地一下我拿碗的手帮他挨了一下，啪地一声，我手中的土巴碗摔在地上成几块，一块破瓷片在我的左脚大趾头上边划了一个口子，很快鲜血冒了出来。我起紧弓下腰又是捡破碗又是捂伤日。冷不防腰背上像打雷似的挨了几拳几脚，“妈的个×，你们这些龟儿子好吃懒做，违法乱纪，我看是共产党拿饭把你们肠子胀伸了，还要装怪！”我碗也顾不得捡了，一拐一跛地赶紧朝对面吃饭队伍中快走。络腮胡嘴皮在流血，一边用一只手死抓住铁锅边沿，一边把他握着土巴碗的手往锅中一舀，手背和碗都埋进了滚热的稀饭中，手一提出那盛得满满的稀饭，一边跑一边猛喝着，全体几百号人开心地大叫大笑起来。他满院坝里乱跑，背后两个拿竹棍的干事和拿汤匙的那炊哥，跟着他边打边追，团团转。只见络腮胡只顾掩身埋头狂喝稀饭，根本顾不得被打。碗中的稀饭已喝光舔干净了，那三个撵上去追打的人才竭手。 叭地一下，我头上猛挨了一竹棍：“你狗日的站倒看(鬼其)头嗦，还不给老子滚！” “报告干事，我的碗打烂了，还没有吃饭。” 我宁肯多挨几下，决不能把这顿饭耍脱，守在锅边。 “吃饭？国家财产没有喊你赔就是算对得起你啰，快滚到那边去！”说着在屁股上踢了我一脚。我只好蹲到已吃完饭的那几排队伍中，看着又一排人蹲下，他们手捧稀饭碗，完全用不着筷子，只听一阵啼啼呼呼的交响乐——好香！ 我蹲在地上，一手压住冒血的伤口，直瞪着那被打烂的碗和不许我吃饭的干事，心中在骂：你妈…… 饭仗一打完，革命歌曲又以高低左右，横七竖八的声音响了起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 被罚的络腮胡，天黑后还站着，面对墙壁。…… 我们十几个人被反锁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的屋里，靠墙一排有只能睡七八个人的泥土床。地上床上铺着乱七八糟的草席，已经磨得中间是大洞、两边成刷刷。为了消灭虱子，我们每人身上绑一条涂满了不知名的药物的棉线（好像是水银）究竟管不管用，弄不清楚。总之，苍蝇、耗子、毒蚊子都公开地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上吸取营养，各取所需。我用老办法，抓一撮泥土糊在伤口上。 女同所的房间在尽头那道小门内，有时几个女的出来打饭或参加劳动，男同所的每双眼睛都在找角度从门缝窗洞中往外瞟。挤不上去的便发淫亵的怪问，挤在第一排的便充满色情地绘声绘色描绘。终于，我挤上了第一排，几个女人在院中择菜，突然，一年轻的姑娘站了起来，她穿着一件花衣襟，身材丰满匀称，这张面孔，多熟悉！原来是盐源梅雨公社九中的女知青，我认识她，纯洁，美丽。为什么，她也会进来？ 有人告诉我，说她是“梭叶子”（即妓女），是在与人交易时被抓进来的，是真的吗？我猛然生出一种感慨和怜悯——为什么这么纯洁的姑娘会成妓女？——我不信！ 可是，我往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我的脚拇趾开始溃烂了。打了几次报告，只发了2颗去痛片。一同国知青去伙食团劳动，帮我偷了一把食盐，我分次敷在伤口上消毒，可是，仍然消不了肿，脚背肿得又大又亮。 几只绿苍蝇老是赶不走，在脚上飞来爬去。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撕块纸片粘贴在伤口上，再用手掌不停地晃来晃去赶苍蝇。 一天，起床哨响，我有点发烧，头昏脑涨硬是爬不起床，但一想到这顿早饭，我使劲撑了起来。 饭碗搁下，刚进屋开始准备读“毛选”学习，只听眼镜干事在我们房门外哗地一声开锁：“点到名的，统统出来！”我悄悄地问身旁一个伙子，白天点名做啥子？“恐怕去劳动，我也不晓得。”他回答。“不许讲话！”那眼镜干事对我们扫了一眼。“凡是点了名的，马上出来，剩下的人照样学习。”眼镜手中拿了一本花名册。 “报告干事，是不是去劳动？”我壮起胆问。 “你问倒干啥，点你就出来，想跑嗦！” “我的脚……”我指了下有伤的脚。 他看了下我爬满苍蝇肿得老高的脚背道：“好得很嘛！一来可以表现你的态度，第二说明你想跑也跑不脱，出来！” 我被点到名，身后另一人推道：“你老兄咋个的唷，别个想去‘多四两’都想不到，生怕轮不到，你看到“四两”的份上管那么多唷！” 我一拐一扭地排在去劳动的队伍中，走到收容所大门口。唉，外面的空气多新鲜，外面的人多自由！我犯了什么法？已两个多月了，究竟还要多久才能放出去？我的命真这么苦？ “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你们13个人去外头劳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偷奸要滑，哪个想跑吗——哼，子弹不认人！”眼镜干事宣布政策。 我们一人发了把大锄头，过来两个解放军，一个揣着步枪，一个横挎一冲锋枪，一前一后押着我们朝山坡上走去。 出门见到外面的青山坡，绿树丛和田坎庄稼，心头一阵酸楚，何时才能回到我农村的家唷！ 我们为解放军开始锄草修坡。 西昌的太阳毒得要人脱层皮。乱草丛中的毒蚊子被扰动起往人脸颊和身上乱咬乱叮。 酷热无风，汗水往下直淌，周身被叮咬后直起疙瘩，人，烦躁极了。 我努力保护着我溃烂的脚，不让它陷入污泥和沾水，这样做，身体便不平衡，锄头挥得比其他人慢，但是我忍着头的昏沉，尽力挖着…… 忽然，坡上跳下一人，冲到我的面前，我还未回过神，“啪啪”两个耳光，“当当”两枪托捣在我的背心上。“混蛋，劳改犯，你还敢偷懒！老子叫你试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我被打倒在稀泥中，又使劲地站起来，面对着他，我燃烧的瞳孔在放大，从这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周身移到他的帽子——那颗红五星上。我没有说一句话，我的思想在他头上那颗五角星上进行着闪电般的解剖…… “你们看啥子看，快点控！”是我的眼神灼伤了他的自尊？或许，是他在包扎自己的灵魂？他骂着其他人，跑到一边去了。 “中午饭解哥管了！”络腮胡有点兴高彩烈。我沉重地一步一步往坡上走着，心不在饭。 “解哥子的伙食巴式得很，油荤多，随便啖，其实说穿了，都是吃老百姓！”络腮胡有意接近我，我只点了头，没有说话。 “站倒，你们都转来。新任务，背米加班。”一个穿背心戴军帽的解哥在坡下喊道。我们十几个人我看你，你看我，早已是饿得浑身乏力，腿都站不直。 “毬啊，饭都没有吃，又要空肚子背米！”络腮胡在小声叽咕。 “站倒干啥子？你们不想打牙祭嗦？听到起，只要把米背到营房，吃回锅肉，随便胀！”就像触电一样，大家被回锅肉通活了。 转了几个弯，下坡来到一条公路边，眼睛都大了。米袋堆得像一座小山，起码有20吨，一掂量，标准包装：每麻袋150斤！一阵催促吆喝，哪能多想。一人一袋扛上肩背，弓腰驼背往山头营房慢爬。 这150斤大米，扛在极其虚弱的肩背上，晃如背了一座无名大山，又像是无名的一把十字架，我的脚在爬高，而心在下沉。额上的虚汗，脚背上的脓血，在这沉重的莫须有的罪名的重压下滴滴溢流。我已热泪盈眶，但是，我忍住不能让它流下来！！ “呼，呼！”突然头顶上两声枪响，震荡着这野坡荒岭，几只无名鸟惊飞而起。 “有人跑啰！有人跑啰！” “快点追，命令他站住，不听就打死他狗日的！” 我急忙把米口袋甩在地上，往林丛中望：是络腮胡！我清楚地看到，他那白底红字的汗背心在玉米地叶丛间一闪一闪的，我替他捏把汗！ 又是一阵追击几声枪响，再也没有了动静。“快点背上去！”回来了好几个解哥，三脚两手地把米口袋往我们肩头上搁。 枪声，当然会使人加快速度，可是，心跳却减慢了：络腮胡是被打死了，还是跑脱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太阳快落坡了，我们十几个人把米袋堆放好，瘫坐在地上等赏赐回锅肉。 一个敝胸穿军装像班长样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按理，你们劳动该吃回锅肉，可是今天出了事跑了人，还吃个屁！”边说，他把一装有肉菜的瓷盆在我们的眼波下晃来晃去。我闻到了，是真正的肉香！ “算了嘛，解放军叔叔，他跑了又不关我们的事。” “我都背了四袋啰，这阵太阳都落坡了，实在饿慌啰！” “我是知青，又不是劳改犯人。” “解放军说话要算数嘛！” “不给我们吃饭就算了，反正我们都走不动了，饿死在这里算了！” 只见那解放军盯了我们几眼，没有说话，他端着盛菜肉的那个瓷盆，走到那头一个大木桶边说道：“你们都听着，你们是犯人，我们解放军就是枪杆子，犯人就是坏人，就是要专政！要吃可以，你们像猪一样去吃！”说着，他把那盆肉菜高高端起，倾斜着一点点往木桶内倒。顺手，又在那边蒸笼里抓了十几个馒头扔进桶里，“现在，我命令你们——可以在桶里头随便抓来吃！” 一窝蜂，好多人都朝大木桶跑过去，又抢馒头又抓菜肉，只顾往嘴里塞。忍不住，我也围了过去，一股馊臭扑来，刚一伸手，突然发现潲水木桶里浮着一只死耗子…… 我把手缩了回来，扭着头直盯着那班长捏在手中煽风的军帽上——那颗一闪一闪的五角星。 我因为没有“公社证明”，被关了三个月。 在押解回盐源的货车上，城镇下乡居民金生不顾干事的斥责，偷偷塞饼子给我口中。一到县上，他们把我放了，说因为我转到老知青队上，“县安办”始终查不到我的记录。把我当成了流窜犯。“运气不好形势好”？！ 20 知青恋人一死一疯 死神在偷偷降临，一张发黄的，凝结着死者全部生命意义的照片，在我颤抖的手指间闪动——陈秀玉死了。 这张照片，是她入棺前照下的，是她父亲在成都给我的。 她的脸颊深陷，紧抿的嘴角显示出一丝蔑视，那被手抚合拢又睁开的眼睛仿佛还留恋着人世。上嘴唇人中穴上一道深深血红的指甲印，是她断气前农民救护她时掐下的痕记。 她死时24岁。15岁下乡，在农村煎熬了8年。 我们曾同住在这三间瓦房中，同一桌吃饭，同一地劳动，大家一齐度过了不知多少困苦艰难。 她身材高挑匀称，五官清秀而端庄，性格活泼，心地善良。然而，好人命短，她死了。 她是被误珍，病死的。 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夕阳如一滩凝固的血挂在树尖。 老何像往常一样扛着锄头撬起粪桶，收工后疲惫地踏着小路进屋。他升起火，把几把米和一颗菜在门前沟中淘净，丢在锅中煮起来。 秀玉躺在床上已有好几天，老何照料着她。一阵呻吟声从里屋传来，老何见秀玉面色苍白，病情一点未好转。他拿起几粒药放在秀玉口中，转身在锅内舀了碗米汤，让秀玉吞了下去。 “我，恐怕不行了……”秀玉可怜地睁着大眼睛，有气无力地对老何说着。 “好好休息，不要乱想，只要你坚持吃药，一切都会好的。”老何摸着秀玉的额头，用洗脸帕揩着她额上的汗珠。 秀玉闭着眼，不说话了。老何又煮起饭来。秀玉躺在那张破床上，屋内阴暗得可怕。她，长长的头发撒落在床板下。这屋，像座活坟墓。 老何坐在灶前盯着灶堂里的火焰发呆，好像希望让火烧化自己。那时，陈墨和李姐已另辟新家，没有住在一起，我，已回成都正在等户口。 饭还未煮熟，里屋又更大声地发出一串痛苦的呻吟。二哥急忙点起油灯进去，见秀玉的眼睛十分恐怖，口中直喘粗气，黄豆粒大小的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直淌。她死抓着二哥的手，说道：“我要——死了。”老何忙把灯放在床前背篓上，突然，他手上粘糊糊热漉漉地糊上了什么，他对着油灯一看，血，是腥红的鲜血！血已湿透那床烂棉絮，滴凝在地上…… 秀玉晕了过去，老何拼命地奔出屋，喊着，跑着，11队的几个女知青和本队的几个农民快步赶了过来。 “不行了，快点送县医院！”农民二嫂吓得面如土色，双手沾着血从里屋跑了出来。 “秀玉大出血已昏过去了，老何，快点想办法，不然要死人的！”两个女知青惊慌失措。 “县医院甘几里山路，咋个去得了唷！”农民在议论。 “我背她！”老何边说边往屋里冲。 “用担架，用担架抬！”有人建议。 “担架？在这山林旯旮头有个球的担架，快点用扁担，锄头把子绑一个，把她放上去！”男知青和农民开始在动手。 老何慌忙把被盖撕成条，拖了捆稻草，做了个简易担架，二嫂和女知青们七手八脚把秀玉抬了上去，一个知青脱下羊皮褂给她盖上，老何又进屋拖出被子。几个身体强壮的农民自告奋勇，把担架扛上了肩头…… 大自然在喂养生灵，却又无情地摧残生灵。一道吓人的火闪撕裂开乌云，震耳欲聋的炸雷从地平线上滚起，立时，盛怒的老天倾泻下瓢泼大雨。秀玉的长发湿了，身上溅着雨滴；担架下还在滴流出一股鲜血，绽在雨泥中，像一片暗红的花蕾。 才走几百米远的人群，又急忙簇拥着担架退缩回屋里，人人脸上显着惊恐和苍白。 天如要垮塌下来，黑云压着低矮的屋顶。秀玉在昏迷中，生命垂危。她喊着：“……妈妈，……我要死在成都。” “快去一个人到公社打电话，叫县医院派救护车来！”知青中有人在大喊。公社离我们的住房少说也有三里路，好久好久，一身湿透糊满泥浆的人跑进屋，气喘吁吁地叫道：“公社的电话打通了，说救护车出差去了，要等回来才能开来。”大家你瞧我，我瞧你，失去了主意。 秀玉昏过去了，二嫂在秀玉嘴唇人中穴位上使劲地掐着，几位女知青围着秀玉在不断地喊着——秀玉终于醒了过来，嘴角掠过一丝浅笑。嘴张了一下，什么都说不出，一颗晶莹的泪珠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眼睛又闭上了。 县医院那唯一的一辆破救护车正好“出差”去了，好不易等这辆车在四五个小时才抵达公社时，却过不了那座通不过汽车的小石桥；油布、棉絮捂盖着秀玉，一群人在稀泥和滂沦大雨中抬着她淌过小河。闪电和雷鸣不断，仿佛是她生命临终的最后咆哮。她被抬上了车，老何始终捏着她的手守在她的身边。救护车，在烂泥的山路上颠簸着…… 风雨停了，夜，合上了眼睛。陈秀玉最后停止了呼吸，由于县医院简陋的医疗条件，血库中居然没存放有血浆；误珍和时间太久地拖延，她，断了气，然而下半身的血，还一滴又一滴地在流……她，逝去了。什么病？医生说月经期没有注意卫生和休息，插秧打谷，强劳动，又说是“子宫瘤”。 坟，孤单地立在房前我曾偷听“敌台”的断坡上，那荒凉的山坡原本就是座大坟。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株草，只有那斜坡上一道又一道被风蚀水蛀的沟痕。她被黄土掩埋着，永远，永远地沉默了，成了飘落异乡的孤魂。活着离开成都，死也回不了家。 雨，又下了起来，一双糊着稀泥的手在不断地一捧接一捧地把黄泥土堆上新坟。堆上又垮下，垮下，又堆上……老何跪在坟边不断地添着上。在八年的知青艰苦生活中，老何和秀玉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们之间已建立起深厚的爱情。他们曾发誓，两人生死同路，若一人调不回成都，任何情况下，两人都要厮守在一起。 然而今天…… 老何坐在坟上痛哭，从早到晚。从黑夜到黎明。好心的社员都给他端来饭菜，那些饭菜放在地上，他一口不沾；男女知青轮流苦苦相劝，但他丝纹不动……守在坟前。 三天三夜过去了，老何披头散发，不成人形。他眼窝深陷，眼球上布满血丝。一人在坟头时而大哭，时而自言自语。 公社干部闻讯赶至，还未开口，二哥双膝扑通跪下，死搂着书记的双脚，头在地上猛磕；他没有任何倾诉和哀求，一声惨然的狂笑，双手扒着坟，在坟上打着滚——可怜的何纯，——疯了。 “……我们大家都已尽了心，尽了力，是我守着秀玉身边，见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九九，你走了，没有见到那场面，太惨了……”陈墨君的妻子，和我同吃同住在那间老屋的李姐对我说着，眼睛湿润。 “入棺那天，社员都说必须给秀玉穿上新衣服，盖上新被盖才吉利。九九，你知道，那被盖下乡那天就盖起，八年了，已朽了，稍不小心便要扯烂，已连疤都补不上了。我把她所有的衣裤都拿了出来，一件比一件破烂，连内衣内裤都打得有补丁……最后还是队上的社员凑了布票，公社给了点钱，总算让她穿了身新衣服去……” 李姐对我讲着，泪水流了下来。陈墨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你现在不同了，该到坟上去看一下秀玉……” 我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不要哭出来！ 多年后，同队的女知青小汪见到我，感慨地对我说：“九九，你的命比我们都好，还去了香港；你记不记得我们队上那个失踪的何胖娃，还有病死的陈秀玉？那个和你为五斤粮票打过架的谭二，听说有回在火车上摸包包跳车也被解哥开枪打死了，老何也疯了，你不要把这些都搞忘了……” 1973年，我因为先办了“病青”手续离开同队知青回了成都，不料我走后不久，秀玉便做了异乡孤魂。 我怎么忘得了在那于打垒的房子中，我们六个男女知青几年中同舟共济、朝夕相处的日子！我怎么忘得了陈秀玉为我们洗衣做饭，端茶送水的友情和关怀！ “九九，看来要靠正式招工回成都是不行的了，你先办‘病青’回去，我们随后就来。你要想开些，你爸在台湾，说不定哪天你还要翻身哩！喂，到那时，你帮我照顾下我父母就是啰！”这是陈秀玉在我离开盐源前对我说的最后的话。这声音和表情，我永生难忘！ 我经常做梦，梦见我在黑沉沉的夜中朝那山坡上的荒坟漫游，那坟茔荒凉，情景凄惨，但我总走不到坟墓面前；多少次，我在睡梦的夜半惊醒，见秀玉穿着件大红衣服对着我泣诉；那坟好像立在悬崖边上，它在涨大，门开处，一盏青灯摇曳，秀玉坐在灯下梳妆，她甜润的嗓子在唱，唱那首我们当知青时我弹吉它琴她最爱唱的歌： 望穿秋水 不见妈妈的慈颜 灯残漏尽 难耐五更寒 往日的欢乐 只落得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所依 空有泪涟涟 几时才能归来哟 妈妈哟 几时才能回到 故乡的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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