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3 劳改农场的犯人 金河浪急水滔滔， 连绵大山云折腰； 湍湍急流难行船， 山鸟展翅难飞高。 四川最大的劳改农场，就在盐源县，就筑在这荒凉、人烟稀少的天然屏障中。要逃出盐源县，必须游过深不可测、恶浪滔天的金河，这当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像在有力的拳头中，盐源县被紧捏着。 盐源劳改农场有三个分部，关了近四千人，距我们落户二十几里地的甘海公社有一个分部，主要负责栽种苹果树。 盐源有这么大一个劳改农场，这是初到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的。 一次，我无聊，走出了双河公社地界。酷日当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远山在蒸腾中，地上干裂。爬了一个坡又涉上一个丘。踏寻在这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上，我像一只顽固的黑蚂蚁，东撞西碰，似乎想窜到地平线那边，找出大地苍凉的原因。 山上的石头奇形怪状，小的如土炮的炮弹，大的有如圆圆的坟包，走了几十里路，几乎没有看见一个人，瞧到一棵树。我又累又渴，却找不到一条溪沟一滴水。这真是一块光秃秃的好去处！人一到这里扎下，只能有一个求生的想法——再苦，都要活下去！ 我已不能再胡乱走了。上了一个小山顶，我坐下歇息，拿出我的兰花烟吸了起来。突然，一掉头，就在这谷沟的另一面，一片葱绿，好惊讶，这不是彝族老乡的村落，便是知青的社队。我忽地站了起来，穿上汗渍的破球鞋直向那绿洲奔去。 简直是桃花源！溪沟中流水潺潺，山坡上一垄垄的苹果树，那些树被红的青的大苹果吊得又低又矮。真是令人惊喜若狂，我快步跑过去，伸手就摘下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苹果，擦都不擦，张开大口便啃，好香好甜！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苹果。几口吃完，又摘下两个左右开弓，索性坐在树下阴凉里大嚼起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吃个饱！ 我正在大嚼，突然背后扑通一声，吓我一跳，我急忙转过身，口中手中还有苹果半边。一个人形，在我面前如椿土似地在嗑头：“大哥，吃不得唷，这些苹果都编了号的，不见一个我要饿三天饭呀……”我停住吞咽，鼓着眼睛，对脚下跪着的人大惑不解。他发出的声音使我真有点不寒而栗。我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面带菜色的老人，头发蓬乱而花白。那身衣服虽洗得干净，却是疤上重疤，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上，有半边镜架，用根粗线绑着。 “大爷，大爷，快起来，我吃了苹果赔你的钱就是，我实在是太口渴了！”我赶忙搀扶那大爷，有点不知所措。 “我晓得你们是知青。这些树上的苹果都是编了号的，不要说吃了，就是掉下来一个，我都要讲清楚，即使烂在地上也要拿回去交给干部报销。你吃了这么多，又摘了这么多，我咋个给干部交待，就是不挨打也要饿饭关‘单间’啊！”说着，他已经泪眼迷蒙，嚎啕起来。 我摸着胀鼓鼓的裤包中衣袋中的苹果，撩开苹果树叶，果然，那一个个青红生熟的苹果，都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确实编有号码…… “大爷，你们公社还要打人啊？”我仍然迷惑。 “你是真的不晓得还是假的不晓得？我们是劳改犯，这是我们劳改农场种的苹果，我负责守这苹果园，你看嘛，那边就是我的窝棚。”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透过绿树丛隐隐发现一个矮草棚。我心想，惹祸了，这么多苹果哪来钱赔？况且……我突然反应到，36计，不如跑为上策，我的眼睛在梭巡，咬了下嘴唇，突然，那大爷扑通一下又跪了下来：“大哥，跑不得唷，你要帮我这把老骨头唷！” 不知咋的，我喉咙猛一紧，鼻子有点发酸。面对这白发苍苍的老人，纵然我是个无牵无挂、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条光棍，也狠不下心来拔脚开跑。 “大爷，这样吧，我吃了的摘了的你数一下，我全部认账，我陪你去找于部，一切责任我负！”我扶他站了起来。他说：“没法了，只有这样子啰，你不晓得，他们整起人来黑得很喔。” 我脱下衣服，把摘下的十几个苹果包里起，数了下，已经吃掉七个。 我在前，他在后，慢慢走着。走近他守苹果的窝棚，他说：“我把碗筷拿到，再披件衣服。”出自好奇，我把头探进窝棚。搭在这小路边高坡上的窝棚，其材料主要是竹子和稻草，地上也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一个烧得变了形被烟熏得暗黑的锑盒挂在铁勾上，两个瓦罐和一挑粪桶，锄头，一床破烂的被盖“茶尔瓦”。这地方，再也看不见什么。 他拿了碗筷放在一个挎包里，又披上件大棉衣：“小伙子，你不要跑了唷。”我回过头对跟在我身后的他大声道：“大爷，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跑，我走前面你走后面吧！”我主动走在了前面。 到队部要走七八里路，他已届满70岁了，只有走走歇歇。我递给他纸烟抽，他双手接过去点燃，一瞬间，我发现他二指夹烟吸烟的姿势，有一种相当优雅的感觉，一种潜在的风度和气质闪现在这一瞬中。 “大爷，你不是犯投机倒把的法判的刑吧？”路上无聊，我们攀谈起来。 “什么投机倒把，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起了义又反弋，结果被判了16年反革命罪，我早就刑满啰，在这个棚子里已呆了几年啰……” 我的心沉重了，踩着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十分懊悔。 我的三舅就是关在石棉矿的劳改犯。他因任三青团洪雅分团书记，一解放就被判了十二年徒刑。据我母亲说，因为团聚无望，他的妻子迫于生活和政治压力与他离了婚，嫁了人。剩下两个孩子也随他妻子而去。虽就业已经多年，仍然没有亲人来看望过他，他也是在农场劳改了20年的犯人——十分凄凉的孤寡老人…… 我一边在走，一边在想，假如身后这位老人就是我从未晤面的三舅，假如……我的思想混乱极了！ 一路上看见的想到的东西都模糊起来，这是啥地方？坡坎上，远远地出现一座雕楼，一个背枪的军人影子在立着。“队部到了。”身后老人说话像是在憋气，又像在吞声。我把那包苹果换了下肩膀。 “汪汪汪！”几声撕人心肺的狂吠冒出来，我还未定神，不知从哪里忽地窜出一条恶犬来，对着我身侧咆哮着。我从来未见过这一身长毛，身如小牛犊大的恶狗，那双红眼睛简直像要把我吞进肚里。 “不要乱动，你不动，他就不会咬你。朝前走，一直走，不要后退……”老人小声地悄悄地对我说着。奇怪，那条狗见我们朝前走去，便停止了咆哮，却绕到我们身后，一步紧一步押解着、监视着我们，口鼻中发出呼呼警告声。当我停住脚，它又叫了起来，我开步走，它就停止了叫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条西藏种子的撵山犬，是劳改农场干部特别训练出的。监视、限制劳改人员超范围地界后便开咬的管教犬，只要劳改犯不出地界，它若无其事，一旦越界，三五个大汉未必斗得过它。 可能我是生人，那狗一直把我们“押”进队部的小院门口才悄悄离去。 院内，几个人正在从马背上卸东西，几个人在拆洗白菜，他们全都低着头不说话，像没看见我们。到了一间房门口，那大爷拿过我手中的苹果喊了一声一报告！”腰便弯成90度，再也不敢抬头，像一块弓形的山石放在那里。好久，没有响动。我立在墙边，一转眼，见墙角有个人戴着沉重的脚镣啼哩哗啦地在烈日中慢慢拖着脚步…… “咋毬搞起的，这么多苹果掉了？”我从窗口中瞧见那位干部，一边嗑着白瓜子，一边瞟着摊在地上衣服中的那几个苹果。 “报、报告干部，经过情况是这样子的……” “妈的个×！你们总是千方百计想方打条给我无事找事抗拒改造！”他忽地站起来，啪地一个耳光打在那一头白发的老人脸上，一脚，把几个苹果踢得乱滚，那老人一下跪了下来。 我忍不住了，一脚踏进门坎：“报告干部，这些苹果是我摘来吃的，他不知道，与他无关，我承认赔偿。” 可能，刚才那干部没有发现我，他一怔，眉头一皱：“又是你们知青惹事，龟儿子太不像话了嘛！”边说，边朝里面走。我不是犯人，也不虚，跨进了屋里：“来来来，整只成都烟，我们知青说话算数的，认赔就是啰。”他看了我一眼，勉强接了我的香烟，我赶紧给他擦燃火柴。 “报告干部，是他偷的，我的确不晓得。”那老人指指我。 “你给老子滚到那边去反省！”那干部手一挥，跪在地上的大爷急忙把苹果收捡起包好，躬腰进屋放在桌上，转身就跑开了。 “我是双河公社的新知青，才下来的，是我偷的，第一次，第一次。”我嘻皮笑脸讨好他。 “坐嘛，”他见我站着，口气稍缓和点：“来，剥瓜子！”他抓了把瓜子放在我面前。 “你也喜欢音乐？”我抬头忽瞧见墙壁挂了一把旧二胡。 “日他妈，你们知青恼火，老子还是难过，屁大爷想在这山旯旮头守这些死人唷！”他话是这样讲，口气对我却平和了许多。 这干部看来不过40来岁，衣服干净，却有点来老先衰的感觉。我说你看要好多钱，我凑够赔给队部，不够拿衣服抵。 “赔个屁唷！来，啃！”不仅不要我赔，他还抓起一个苹果扔了过来。 其实我早已吃饱了，路上还打苹果饱嗝，不仅当时吃不下，恐怕今后见到苹果都要小心加小心了。 “你会拉二胡？”他说这话时，像想了好久。 “会，还会拉点小提琴，吹笛子。”我说的是真话。 “来，拉两首来听。”他取下二胡，递给我。我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讨乖，免得吃眼前亏。 我调了下音，拉了首《良霄》，这是我中学时向邻居毅头学的，自我感觉还听得。他听进去了：“吔，看不出来，还可以嘛！教下我，我只拉得来革命歌曲。” 由于这把二胡，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苦闷，我们竟然建立起了临时友谊。 “这苹果咋这么大？”我找话问。 “这是苏联种子，贵得很！” “苹果不赔了，那大爷就放了他嘛！”我像劝告，又像恳求，毕竟，太阳都落坡了，大爷还面墙站着。 “哎，这些事，你就少管，有空来玩，记住，把二胡谱子给我抄起来！”他招了下手，一个年轻犯人快步来到，笑盈盈十分恭敬。“你把这位知青送出队部，不要遭狗咬了，记住来要唷！” 我出了院子，又回过头来，看了又看那站在墙边的老人，心中放不下：“师兄，那个大爷得不得挨打唷？”那年轻人笑呵呵地对我道：“你放心，那老头多半没得事了，最多饿两顿饭！”我又问他那大爷是不是犯的反革命罪，他说：“凶喔，老头子老顾固不退火，每天早上一个人还要唱国民党的党歌，啥子三民主义……咋不遭嘛，算了，我们少谈政治，走！” 那年冬天，我们分的口粮眼看就告罄，玉米粉中加一点米用甑子蒸，尽量多吃菜，但还是开始闹危机。秀玉告诉我：“九九，反正你爱东窜西跑，不如到劳改队去要点他们喂牛的牛豆回来煮着吃。”于是，我又想到那于部，那次送了乐谱去后，吃了他一顿死马肉，这么久了还没有去过。 这次，算是最后一次，一幕使我寒心的景象深深刻在我的神经中。这惨景，让我死了心，决定不再与那龟儿干部打交道。 冬天，四野更显得苍凉，光秃秃的山，光秃秃的大地，一股又一股寒风刺进衣领中，使我直打寒颤。饥与寒，饥最重要！ 终于，来到队部地界，那只撵山狗很通人性，像认识知青，它只尾随着我，离我五六尺远，不声不响。干部给我说过那狗完全分得清农民、知青和劳改犯人，当然，我只顾公开走路不必担惊受伯。 刚进院门，忽看见院中那拴马的粗木桩上，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我停下脚步，见那人赤裸着上身，身上布满着紫一条青一条伤痕，好像一层被里上去的有颜色的纹布。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的双手反剪，大拇指被一根细麻绳缠绑着，悬吊在那木桩拴牲口的铁环上，他脚下无鞋，脚尖踩在半块楞起的火砖上，整个身体重量悬在指头上，力沉在脚尖上——这是一种虽不致人死命，却令人十分痛苦的刑罚。我的心，不寒而栗，也不知怎的，我双脚无力，拖到了那干部的门口。我一看，他正端坐在木桌旁，一脸怒气，大口大口地吸着兰花烟。他见我来了，手一挥，不冷不热地说了句：“坐嘛！” 屋里的空气都仿佛在结冰。我大气不敢出，也不便坐下，只是站在那里，真有点毛骨悚然。 “……你狗日的耍流氓耍到我的头上来了，不给你们这些龟儿子点颜色看，你们是改造不好的……”那干部脸色发青，乱拍桌子。 “报告，张老二喊来了！”是那个上次送我出队部的年轻人，他穿了一身新棉衣。他瞧见我，报告完毕冲我做了个怪相马上出去了。 屋外一个战战兢兢的声音在喊：“报——告……” “你给老子进来！” 那人一闪，站在桌子前，头垂得看不见脸。 “张老二，你看到那桩桩上绑的人了吧？” “报告干部，是他，就是他，与我无关啊……”进来这人一口成都话，沙哑又慌乱。 “放你妈的屁！我给你说清楚，不老实坦白，就吃‘铐子’（指手铐，脚镣）。”干部忽地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一副大铁铐当地一声扔在桌上。我一抬眼，才发现那阴暗的墙角处挂满了脚铐、手铐和各种粗细绳子，还有几根大木棒。我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这位干部朋友不打算回避我，当然，我也没有理由抽身走。 “饶了我嘛，我错了，我下次不敢说了……”站在桌前的犯人张老二，一下跪在地上抬起了头。我猛一怔，原来是他，这时，他也瞥见了我，在用眼睛暗示我，想要我帮忙。 “好生说嘛，坦白认错就是好人……”我鼓起勇气，让干部好下台。 “他们这些是好人？他妈的强奸犯，没得一个好人！你在背后咋个煽动大家的，说！”干部拿起脚链在桌上一阵乱摔。 “我说，我说冬天冷得遭不住了，干部该发衣服了……我错了嘛，不该说……”那叫张老二的人，不住哀求。 “这么简单？不给你狗日的点颜色你是不得坦白的，人家都交待了，你还狡辩……”干部一边说，一边抓起一把绳子把那张老二的衣领抓住往外拖。我看张老二这瘦身坯，活像被干部提只空木桶：“站直！”张老二单薄的破衣服已被撕开一条长口子，“扑”地一声空响，张老二被干部的脚一句，手掌在后脑勺一拍打，面庞向地，完全失掉重心倒地。张老二手长伸出去，胸口贴在地上，身体像门板重重地跌在冷硬的地上。 张老二还没有叫出声缓过气来，干部一伸手抓住后襟又把他提了起来：“站直！”我看见张老二已一身泥巴灰尘，脸色苍白。“扑通！”冷不防，又是一绊脚一砍掌，张老二又重重地四肢伸伸地摔扑在地上。这次，听得他“啊”了一声，又被提起来，脸上，头发上沾满了泥巴，嘴唇破了，血滴了下来：“我，坦白，我坦白交待啊……”张老二撕心微弱地哀叫着，仍被提起来站得直直的。这第三次摔下去，张老二的脸已破烂——据劳改队的人后来告诉我，这叫摔硬跤，不把犯人的脸摔烂摔破决不罢休…… 我见此状，牙齿暗咬，血往上涌，心一横，既来了，我今天就看个究竟！ 张老二动也不动地趴在了地下，没有了声音。那干部骑跨在他背脊上，一只膝盖抵住他腰部，那一束挽得整齐的粗麻绳在他手中轻轻一抖，松开来，他把张老二的双手毫不费力地反剪过来，那绳头在前膀上两肩处一缠一绕，绳子整齐地缠在那些关节上，不多不少，剩下一截绳头——他把张老二的大拇指牢牢地绑了起。这一连串动作，是那么熟练，是那么的轻松，仿如在编竹筐，又像在雕刻工艺作品——干部轻轻提起他，像捡起一张跌在地上的废纸…… 泪水，血水和唾沫鼻涕在往地上滴。此时，干部怒气仍未消，叫来三个犯人用竹棍打张老二。那几个犯人岂敢不服从。但看得出，他们高高举起，轻轻打下，干部见了，又命令另外两人持棍上来对准那三人乱打，立时，棍棒打击声，怪叫声响成一片……“你们胆大，欺到老子头上了，我守你们反成了你们守我了！” 院子里，几十个犯人蹲在地上埋着头，端着大土碗无声无息地在向口里拨着老盐菜饭……他们若无其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感到不解，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毫无表情，埋着头，像一堆整齐的石头，又像一群吃草的牲口。 我的心被这场面的血腥冻僵了，我已没有勇气再呆下去，一种愤然之情上升着，但我强制着。我一句话没有说，走了，离开这可怕的“队部”，也不打算再回来。 张老二这张面孔，我是忘记不了的。因为就在我下乡的第一个月，我到9队苏娃那里去耍，几个人游逛时，在山坡上撞到一个放羊的人，那人知道我们是成都刚来的知青，非常友好和兴奋，并送菜种给我，我只记得他说过他因为贩卖票证做黑市生意被判投机倒把罪，还未满刑，并且老家就在成都南门。 我走后，他是死是活，我不清楚，几十年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已清楚，他只不过与吊在木桩上那人说了于部的“坏话”。冬天来了，政府发给犯人的新棉衣早已经运到了队部，而恰好那干部的爱人一年一次刚到农场探亲，夫妻一年一次“鹊桥会”情景可以想像，衣服一直没有顾得发下去。冷得受不了，几个人就私下叽咕：“妈唷，当真话婆娘来了搞不赢上床，把我们不当人看嗦”有人打了小报告，本来视自已被同等流放（干部语）的某些干部心中早就有牢骚，这还了得？老办法——整人打人出气！ 口袋中空空如也，牛豆自然没有讨到，但我的记忆里却牢牢地塞进了一个巨大的问号7了一究竟犯了法，人还算不算人？ 后来，知青与犯人打成一片，买卖粮票布票、换菜疏和肉食。有一次，我还救了一位就了业的犯人的驾，使他未遭加刑，后来他还给我送了米。或许，是他们中间有我尚在劳改的舅舅的影子吧？ 劳改农场几幕，给了我后来坐牢上了一堂扎实的预备课。 14 与犯人交易粮票 我们这批“社闲”下乡队伍中，既有国民党的“残滓余孽”，也有补皮鞋、卖酱油、修锑锅、磨剪刀等“无正当职业”的手艺人，当然，也有类似我与陈墨君这样的黑五类子女。这批城镇居民来到盐源县，可以说，从县上的治安到生活秩序，都刮起了旋风，给贫瘠落后、平静的盐源县带来不小的震动。一系列社会“不良习气”，自然也包括求生经验，“落后”或“反动”的思想，既侵袭影响着老知青相对单纯、老实的生活观念，也“腐蚀”着安份守己的广大农民。 从前知青吃不饱“跳丰收舞”，不外乎是偷鸡摸狗，掰瓜摘菜，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无奈、胡闹和幽默成份，而这批经过生活历炼的男女老少们，对现实却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在这批人中，潜流着一种口号：为了生存，可以偷摸扒骗甚至抢，换言之，即“法无定法”。于是，人群簇拥的赶场天，人来人往的县城，买卖布票、粮票的票贩子东一个西一个开始出现；摸荷包偷东西的扒手小偷濒濒出击得手，那些劳改农场的犯人，就业人员和这群“散眼子”打得火热。毕竟，就业人员每月还有点工资，劳改犯人还有口饭吃，他们有农场果菜米的自给自足基本生活资料保障，较之我们这些挣工分的知哥知妹，没有任何农作经验的城镇下乡居民，劳改犯、就业人员的生活就更有其优越性，稳定性。难怪我刚下乡听小汪对我说：“九九，我们知青还不如人家劳改犯，没得吃的无人管，饿慌了靠人家劳改犯接济点米吃……不然，早就饿死了！” 盐源县土地贫瘠，出产不丰，靠地生存的农民生活本来就够苦了，这批打空手来接受“再教育”的人，无疑是来抢稀饭吃。 农民已经很可怜，仅我们公社，一年四季打赤脚无鞋穿的人可以说占三分之一，那些娃娃儿童，许多在冬天都无棉袄穿，女孩子，甚至大姑娘，衣服也是四季一件，确实有人穿不起裤子……人穷了，就爱胡思乱想，求生存就藐视法律，公社供销店被盗，县上公物被窃，劳改农场的鸡羊猪不翼而飞，政治谣言，封建迷信，不满言论四处乱飞，知青队伍成份在改变，思想在转化，许多人，已经不是一条驯服的牛了。 我，自不待然，队上每天工分值八分钱，年终分口粮包括包谷洋芋不过两百多斤，没有一两肉，一两油，甚至买盐巴打煤油的钱都挣不够。说来令人不相信，有一次许队长找我借两元钱，说队上那唯一的一架车坏了，连买钢丝的钱都没有。我不信，他带了我去看，空坝上横倒那架架车，一头老母猪瘦得一层皮，六七头小猪在胡乱拱泥，饿得叫唤。我说我要看一下队上的库房，当然，少不了我要递支香烟给保管员。他打开门，一股光射了进去，几个大竹篓盛着稻种，墙上挂了十来张羊皮，地上一堆土豆。“九九，不瞒你说，今年的种子都毬没有留够，公社还在催交公粮，我们队上已经是盖了三年的短铺盖啰！”（即顾得了头顾不了尾，每年欠帐借粮吃。） 队上确实太穷，一两百人只有四头耕牛，十几只羊子，竟掏不出两元钱！我们也穷，全部存款还不到两元。 我们小队只有一口老母猪崽子，几间烂房子，而大队杨书记，一家人却占有若干间大瓦房，喂了十几条大肥猪！ 看来，靠干活分口粮只能是做一年吃半年，是得想法子！ “九九，我晓得你六一和六二年困难时就背起书包做过票证生意，我们这山里头的农民把政府每年发的布票贴在墙上……”老何叭着烟，眼睛在眨，说了半截话。 “贴在墙上，把布票贴在墙上？”我反映不过来老何说的是啥意思，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里农民有布票却无钱买布，成都的布票卖多少钱一尺？”老何少年老成，暗中比我老练多了。我恍然大悟。 “收购这里的布票，拿回成都赚差价，这个生意简直做得！”我把膝头一拍，一下从地上站起来。 “我们刚来的时候，农民把布票根本不当回事，只要伸手他们就送，没得钱缝衣服嘛！后来知青拿到布票也没多大用处，说到底，还是手中无钱买布。所以后来政府发的布票，农民干脆贴上墙当画看。”老何讲历史。 “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就开始挨家挨户去伸手要！”我当然很激动。 “哎呀，九九，你也是说起风就是雨，时过境迁，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你们这批来的人都把农民教聪明了，咋可能白白送你嘛！”老何左右开弓，捏着鼻涕，仍然两手一搓当手巾。 “我们拿些东西去换？” “换？你我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皮里，除了几件烂衣服几床破被子，拿舌头去换啊？只有一个办法，出本钱去收购！” “本钱？哪来钱，我恐怕一年多没有看到过一元钱一张的票子了。”我十分懊恼。 “本钱都没得，现在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打听过，成都布票要卖四角多一尺，这里收购最多一尺两角多点，你算一下，差不多成倍的利润了！可惜搞不成！” 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打量搜索了我们的房子，恐怕最值钱的就是那几个当锅盖、当饭盆、当洗脸盆又当作洗脚盆的瓷盆盆了。 怎样首先有点本钱，这是最难的事。 “能不能从成都收点旧衣服来与农民交换布票？”老何手一扬猛然想起这个主意。 “……好啊，不仅烂衣服，日用品罐罐坛坛都可以嘛，先有几十元就好打仗了。”我喜不自禁：“给成都的朋友写信，请他们帮忙！” 马上动手，我给成都的好友罗鹤兄写了一信，正在封信口时，秀玉在门口喊：“九九，你的信！”我赶忙跑出来接信，一拆开，里面有五斤全国粮票，这是我在成都的大姐节省下来寄给我的。秀玉眼睛一亮：“九九，我们已一个多月没有见过油荤了，拿去与杨书记家换几块腊肉嘛。”“用不着找他们，九九，你拿到县城去卖个高价，又打盐又割肉，那不更自在？”老何又是比又是划，仿佛肉已下锅。 “县上又不像成都有黑市交易地方，我卖给谁？” “嗨，你的脑袋也不开窍了，当然是卖给那些劳改就业人员，未必卖给县委书记？”老何鼓起眼睛：“卖给他们又稳当价钱又高，你又不是老表，没得问题！” 这一激，我第二天一大早便出发，第一次在盐源做起票证生意。殊不知，刚走夜路就撞了鬼。 盐源县城只有一条街，地上铺的石板路凸凹不平。唯一的两家餐馆，一家卖饭，一家卖面。里面，上百只苍蝇乱飞。那些人披着“茶尔瓦”，东一堆西一堆睡在地上。 劳改农场那些就业人员，通常都会赶马车到县城来购物。我，临时勾搭上一个劳改农场的人，他们，每月有15元工资收入，这相当于我们200天的工分值。 “要不要全国粮票？”我对他低声地，挤眉眨眼。 “……咋卖？”他四顾，更加小声。 “5角钱1斤。”我用手比划着。 “4角5，你有多少？”他还价。 “我只有5斤，少了5角不卖，我们知哥等钱买盐打油呢！”我坚持。 “好，到那边去。” 这县城清静，落后，原始得无法形容，然而，阶级斗争气氛却非常浓，肚子吃不饱，精神却处于“战斗状态”。 正当我们在茅房互相递钱交货完毕那一瞬，一只有力的手使劲地揪住了我的衣领：“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坏事？说！”一个中年胖子，穿了一身半旧的干部服，恶狠狠地瞪着我，另一只手死抓住那就业人员的破烂袖子。 “我，我们并没有干啥，只不过随便搭几句话。”我狡辩着，有点无所谓。 “放屁，我看见你们在做黑市交易！你是知青，你不说，他迟早会坦白，说实话！”中年胖子那副神态，像抓住了特务。 “……我们没有干啥……”就业人员分辩道。 “你闭上嘴！等会有你的好戏！”中年胖子对他显然更加凶恶。 “我告诉你，你们搞投机倒把，买卖票证，违法乱纪，不判刑都要批斗！”他口沫四溅理直气壮。我心想，这穷山僻壤，“阶级斗争”这么厉害？可惜，我在城市早已见惯不惊了。 “我确实想骗他买我的粮票，但我们并未成交，你就把我抓住了，但是，抓错了！”我的口气不仅不软，而且有点酸溜溜的。 “他妈的×！你把老子当成啥了？你认不到我？我是盐源县法庭的周庭长！”他有点暴跳起来。但我心想，又咋个，我不怕。 “你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小队的，叫啥名字？只要你检举，马上放你，我们只处理他。”自称周庭长的人在对我攻心。 “我懂党的政策，可是我的确没有……”我油盐不进。 “我给你讲了，咋不听，你只要检举他，没得你的事！”周庭长不敢相信我这个知青不仅不识抬举，公然还敢包庇坏人。 我见那就业人员脸色铁青，开始瑟瑟发抖。我知道，他一旦被我揭发检举，其后果会是什么。 我说：“周庭长，的确是我在找他，叫他买，正在说话，你就来了，他说不要，没他的事。不信，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好嘛，你既然要坚持，就跟我走一趟，说清楚！”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像抓小偷一样，揪我走出厕所门，回头对那犯人道：“你等着，谅你不敢跑！”刚走出来，一条小巷，在我眼前一闪，我使劲一摆脱，转身开跑，口中骂了一声：“周庭长，你龟儿子，老鹰打饱嗝——鸡儿吃多了！你挨毬！”一阵风，我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姓周的，回去讲给大家听后哈哈大笑一场。 15 上山打柴遇恶狼 在乡下，这柴禾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家中能烧的都拿来烧了，队上的东西只要是木头的，都已动了手。最后，连木桥都遭拆半边，公社的电话线杆都被锯跑半截。这当然并非全是知青的杰作，峦二（农民）也大有其份。实在是没烧的，逼慌了，只有去打柴。 “火烧地”离我们住地要走三四十里，来回就近八十里路，这对农民来说，还并不算啥，可对我们知青来说。就具体了，特别是我们新知青，想到为了那七八十斤柴禾跑那么远一趟，硬划不来，没法，还是得去！农民许大顺答应带路。头天下午，得把“饭团”（辣椒、豆鼓、盐巴作馅，手捏紧成团，吃时用火烧烤）准备好，无饭团就准备好包谷馍。绳子、砍刀备好不算，还得养点气力，早点睡觉，夜半三更就得起身出发。 四十来里爬坡上坎山路，全靠天上星星照明。起先我们跟在农民后面走，天一亮，嫌农民走得慢，自以为是，直朝前冲，哪知还未到目的地，已是手脚疲软，气喘吁吁。我们不知保存力量，农民一一赶了上去，手足麻利，他们已砍了许多柴，捆绑得结结实实，在地上坐着叭烟休息。我们竭尽全力，总算也每人砍了七十来斤干湿柴权。农民用肩担背扛，我们照学。下得半山腰，我已饿得来不起，走走歇歇，歇歇走走。选中一溪水，拿出玉米馍，捧了几簇树叶盖上，用火柴点燃。烧烤热后掏出，在手中拍拍灰，吞咽两口，俯身单手捧口凉水送下。二饱时起身赶路——必须在太阳落坡前赶回家，一来怕迷路，二来怕狼。 李姐、秀玉毕竟是女性，体力有限，走一段总要稍歇一阵，除老何、陈墨是用肩担外，我与她们都是用背在背。 几十里路，荒无人烟，夕阳渐渐西沉，与我们一起来的农民早已在前面消失。脚下路不像路，方向好像对头，又好像不对头。突然，一阵狂风卷来飞砂走石，远方山尖挂着的夕阳骤然隐没。头上乌云选来，一个雪亮的闪电撕开云层，逼出一个滚雷压下——天，才几分钟时间全昏暗下来。走在前面的老何与陈墨早无踪迹，前面十来米远的李姐和秀玉也只听得见她们的应答声。脚下，一两尺的距离一团漆黑，头上没有指南，心中没有方向，前面失去了联系……走在最后的我，背着一背柴禾，是退还是进？是停还是走？我已头昏眼黑，在恐惧中下意识地移动着双足……少见的暴雨混着狂风开始抽打我的全身。像梦游，更像旦了笔下的“地狱”，我的瞳孔已放大到最大限度。心乱跳得几乎蹦出口来，我忘记也舍不得甩掉背上越来越重的柴，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地向四周呼喊着他们的名字。显然，我们大家都被这个黑色又恐怖的世界彻底吞食了。忽一下高陡，忽一下低洼，我已开始爬滚起来。我的神经在催促我，我总坚持地朝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向移动……除了狂风暴雨的咆哮声，真像步入地狱，我什么也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突然，我的正前方出现一对乒乓球大小的刺眼射灯，又像红又像绿，顿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我马上意识到：狼！二哥曾告诉过我，盐源的老狼曾如何吃掉一个体形高大的成年人；而我又曾亲眼看见过一群农民手举锄头、扁担，在吆喝声中，一条巨形灰狼口咬一头百多斤重的肥猪的耳朵，用尾巴当鞭子赶着猪飞速奔跑的情景。我的手死命地在背上柴捆中抽扯出一根粗柴棍预防不测。那对“射灯”在向我逼近，我已在模糊中看到几只狼头的轮廓，我高举起手中的棍子……突然，几个人清晰的嘶声喊叫传来：“九九！九——九……你在哪儿……”我扭头朝声音发出的方向一看：仿佛好远好远，一线天光映出几个人形，只有尺来高，原来声音是李姐、秀玉、老何和陈墨发出的。“我在这儿……”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扯起最高音回应他们。“你不要动，站在原地等我们！”我依稀听到是秀玉的声音。我哪还敢动，手中棍子高举，二日飞快梭巡死死盯着那几对“射灯”……“你在哪儿？！”他们的声音终于近了，呼地一声，几条黑影和几对“射灯”一闪就不见了——确实是几条狼，好大！我头上背上不知是冒的冷汗还是流的雨水，感觉到浑身忽地无劲，全身冰冷。“快爬上来，把柴放倒起！”是李姐的声音。我一屁股坐下，把背上的柴捆脱丢在身后，手握棍子，一摸一爬地向她们的影子靠近。终于，我们手拉着手，大家都似乎松了口气。“你路走错啰，咋朝野坟坝狼窝头走哦？”好像是老何的声音。“我也不晓得咋个的，一直在你们后头走嘛！”我的声音显然有着颤抖和虚弱，一边抹着脸上在流的雨水一边回答。 雨仍然在横竖乱扫，天仍然漆黑似墨，只是雷鸣闪电没有先前那么大了。我们五个，浑身湿透，牙冷得格格直响。没有电筒，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一个挨着一个，手拉着手，一寸一步，小心翼翼地朝家的方向移动着。一个闪电劈下，我清楚地在一瞬间看见：李姐和秀玉发辫上在淌水，一身糊满污泥，脸色苍白……但她们并没有哭！ 二哥在前带路，身后是陈墨、李姐、秀玉，我走最后。我们好像在恶梦中漫游，又好像在漫游的恶梦中憧憬着那属于我们，又不是我们的家，真是一辈子都难忘怀！天边出现鱼肚色，大家终于瘫倒在家门口。 第二天下午，我去找那背丢失的柴禾——它悬倚在一处陡壁边缘，当时若再后退一步，便掉下悬岩……好险！ 16 卖血逃难 1971年冬天，我第一次从农村回成都探亲。 但是，躲避和逃窜，仍然是我漂泊人生的主旋律。 一个严冬的夜晚，我在床上被拖起来，丢进了派出所。我被推进一间屋子：“你狗日的不在农村‘抓革命生产’，跑回城头吃闲饭，你给我在里头老实点反省！”说完，门被反锁，居委会主任张妈和管段户籍转身离去。 一股潮湿和霉臭扑鼻而入。我摸到一处墙边空隙地方蜷缩成一团。我总是想着他们刚才把我押出门时，手拿煤油灯立在家门口一直望着我的白发母亲…… 我在患感冒。不知啥时，昏昏沉沉中我听到门外夜风中刮进来两个男人的说话声：“那个九娃扯得很，他的妈是反革命现管，他老爹是国民党，明天干脆把他伙倒那些操妹贼娃子一堆办‘学习班’，好生收拾他龟儿子一下……” 是在说我。我屏住呼吸，每个毛孔都渗满了绝望和伤心。我当“孝子贤孙”陪我妈挨批斗受欺凌的情景就像恶梦的犀利的碎片，漫天砍下来。所谓“学习班”，我已领教过多次。那些棍棍棒棒，绳绳套套的凌辱专政，我已实在没有力气再承受。“文革”抄家，他们要我下农村，要我打我妈，不打，就自己打自己…… 我必须赶在天亮前逃出去！我使劲地抬门，动不了。摸到墙头，上接屋檐，爬不出去。有一处像是窗子的小孔，是横七竖八的木头钉的，容易撬开。 我手拉木条脚抵墙，牙一咬眼一闭，只听得“咔嚓”一声大响，窗破洞开。我憋着气一直不敢动，确定他们都睡着了，才像贼一样爬出窗子。我在大门高墙下垫了几匹砖翻身上墙往下一跳——我跑了。 那是1971年冬天，我的罪名是“没得公社证明”。 往哪里去？家，成了罗网；回农村，一千多里的大山路，腰无半文咋个走？又不会偷又不会抢，要想有路费快逃，三思后只有一个可靠办法——去川医卖血！ 我立即赶到四川医学院“献血处”。 “献血拿证件来去后头排起！”身着白衣的女医生在登记，头也不抬，不耐烦地挥手叫我站到一边去。 我木然呆立。一位登完记的中年眼镜对我说，政府规定“献血”要有证件，单位证明或户口簿都可以。这三件“法宝”我都望尘莫及。茫然又绝望的我，头重脚轻地在川医空坝子头踩着命中注定的伤心。 没得钱，走不了路；不卖血，又哪来钱？真料不到连卖血都要“验明证身”！天已擦黑，须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罗鹤君家住九眼桥。他是我的好朋友，从前我当社青倒霉的时候，我们总是“背时大团圆”。还是只有去找他。 他揭开蜂窝煤炉子，在坛子里头舀了垒尖尖的一碗米煮起，由我黑起心胀了一顿干稀饭和老泡菜。我把想返乡下和卖血的打算及我的“在逃”告诉了他。他听后长叹一声，问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罗鹤早先也是最早的那批1962年“上山下乡”到茶场种茶树的老知青，为了抢回户口，他头发都愁脱了一半，好不容易回来当上一个工人。他供养着瘫痪在床的白发老母。 他的家是公房，由隔邻两房椽伸出的那两部分交叠在一起构成他家的屋顶。这十来平方的地方终年四季白天黑夜均要点灯，没有亮瓦，四壁与邻共有，无处开窗。漏风飘雨，又潮又问。屋内地面低于路面两三尺，漆黑中踏进，不小心便栽筋斗或扭伤脚。 他晚晚都是蜷在母亲脚下睡觉。我来了，只有打地铺。我们披衣坐着，相对无语。半包“春耕”孬烟打伙抽，包括烟锅巴在内。两颗欲熄未熄的火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闪来闪去…… “九九，不要喊我们罗娃不上班呵，要遭扣钱……没得米下锅咋个办哟……”罗伯母在床上自言自语唠叨，又像是不停地说梦话。 罗鹤愁眉苦脸地朝他母亲床头瞪了一眼，回头对我说：“不要多心，她开玩笑的。”我，开不了腔。 “九九，你把年过了再来歇嘛，他们要来查夜，唉，咋得了哟……” 罗伯母的声音凄凉悲哀，我好想马上离开，正欲开口，罗鹤呼地一口吹熄了煤油灯，说了声：“睡觉！”我们俩钻进被中，烂席铺地，好冷！ 罗鹤的户口在单位上。经过商量，我们去找到社青朋友正虎。为免难堪，罗鹤撒谎说我找到份临时工，借他的户口簿去登个记，当天归还。正虎毫不犹豫，爽快地把他家的户口簿借给了我（我非常歉然，当我手捧着那张贴有我照片的“献血证”时，他恐怕至今还不晓得是用的他的名字卖的血）。 我终于“审查”过关，登记领了“许可单”。我满以为当即就可以喷血收钱。“你明早来查饿血！”那身着纯白衣衫的女医生口气有如那冰冻的天气。我忙问啥子叫“饿血”？她翻起像她衣服一样的眼白，对我大声说就是空起肚子不吃饭抽血化验。我忙说我已饿了快一天现在就想拍。这句无知的傻话惹出一个旁边男人的话：“你才饿了大半天，老子饿了三天还没有抽成呢！硬说老子的血有问题，日他妈哟，这二年哪个的血有好纯嘛咋个！” 血，化验出了结果：血型A，色度十三。没得病菌没得杂质扬层高，纯得痴！ 喷出的血，共300CC。官方牌价每百CC人民币拾元，合计人民币共三十元。另外，发给了肉票半斤，白糖票一斤，糕点票一斤。 血，是我的父母给我的，也正因为父母，我不得不逼它倒流出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蠢蠢欲动的青春，一堆肉一把骨头和一汪烫血。如果还有什么，就是那像无边无际的雾形成的网一样使我怎么也挣不脱、逃不出的、娘胎中带来的、莫须有，赎不完的罪名了。 22岁的我，少了点鲜血，多了点思想。 罗鹤君陪我来到火车北站。昏暗的天空，昏暗的情。 一个黄书包，内装一个瓷盅，一把牙刷，一张破毛巾，两件内衣裤外搭两个冷馒头——都是罗君相赠的家产。我把那血染成的“三根杠子”（当时10元一张的钞票俗称“杠子”）和罗君给我的“满天飞”（当时对全国通用粮票的雅称），深藏在“灌县”（指最隐蔽最贴身的荷包）中。如果还有什么带上了路，就是那一颗已破碎得难以粘合的心！携带的这一切，很小很轻，却又很沉很重。 终于，我算可以理直气壮地逃了！ 我感到我像被抢去了什么，很不甘愿当傻瓜出那么多钱去买成都至西昌的全票。 去年队上分口粮我还要倒补十多二十元；路上到盐源县还要转乘汽车，要在西昌住旅馆。回到队上没得米、没得油、没得盐，没得……但为了顺利地进站上车，我用几毛钱买了到一个小站的车票。 在进站口，我和罗鹤君使劲地握手。离别好像被握成了灰，眼前的故乡，脚下的土地，云和天都在渐渐化成空白。我俩用潮湿的眼睛说了些话，到底是啥子意思，他不知道，我也不晓得！ 火车终于启动了！小站短途票是无座位的。没关系，盘腿坐在两车厢连接的空隙处。脑壳一埋，双手一抄，眼不见，耳不听，心——乱跳！ 一千多里路，300CC血，咋个睡得着？！ 车，轰轰隆隆；人，迷迷糊糊。唉，我的命运真像这鬼火车，不知道快慢，更不知道哪一站才是我的终点。 买有车票的人，仿佛持有公民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说话看书，可以在车厢内自由地走来走去，可以神情自若，从那玻璃窗中观山望景。但我和我之类“赶飞车”的人就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那些窗外绿水青山，夕阳黄昏，对我，不过是转换快速的空镜头。 理所当然的查票开始了。刚好，我吃了半截冷馒头和两个大站的“(鬼其)头”。立时，我看到车头方向的人由少而多，不断地往车尾方向退却移动。撤到我的地盘时，我已敏感到“战况吃紧”。 运气转好。紧挨餐车的连接处菜筐子旁恰好放了张凳子，我一坐下就不想起来。过了大概半小时，“查票的机器”又像蓖子梳乱发一样刮过来。一大拨男女乘客，像鸭子一样被赶进了餐车。起码有不下30个“飞车流民”。依照我的办法判断，中间有工人农民，但至少有一半是知青。 “大型冷餐会”开始了，我缩在门边听得分明：阵阵粗言秽语声，嘻嘻哈哈声，搜查行李的乒乓声，打人声，求饶、辩解、对抗、缄默，声声入耳。 又到一站，我把头伸出去良久，外面在下毛毛雨，天阴沉可怖，又黑又冷。“俘虏”们被赶下了车。 一声汽笛长鸣，刺耳又凄凉。火车，缓缓启动了。我的头仍伸在窗外，我看见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像石头一样立在空旷中，又用像石头一样的目光送着缓动的列车。我清楚地记得，人堆中，有几个女知青抱头在哭，一个男知青跳起来追着列车大骂粗话。 我划着十字，暗自庆幸自己公然还可以继续蒙混下去。 “起来！”我好梦惊醒。昏沉中两三个人七手八脚边吼边把我从凳子上扯下来。我反应过来：风水轮流转，该我了。 我被押着边想边走乱打着主意，冷不防，身后跟着我的工人师兄突然拍了我的肩膀：“小伙子，你下到哪个地方？”当我回答是下在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时，他说他有个表弟，是第九中学的，也下在盐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根“飞雁”牌香烟，我饿虾虾般地吞云吐雾起来。他把我拉到一车厢连接处，小声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有规定，凡是抓到混车的，一律要“取重”，我再混，肯定混不下去了。我说这阵已是后半夜了，明天早上就到西昌了，要是下一站被赶下车，简直就惨了！他迟疑了一下，又说，办法倒是有，就怕我不会干。我说只要明天能到西昌，没得啥子怕头。他没开腔，推了我一把，意即要我朝前走，我也不便多问。 在一截列车员休息的车厢连接处，他突然把我往侧边一掰，指着车门口对我说：“这道门是背向站台的，到西昌都不会开，你坐在门口梯子上，拿根绳子把自己绑好，天黑，没得人会发现，你敢不敢？”我说，只要不让补票挨罚赶下车，哪怕坐车顶都敢。他又叫我小心点，万一被发现，千万不要说出是他出的主意，不然他要挨事遭扣工资。说完，他不知从哪里扯了根粗绳子递给我，教我用中间绑在腰杆上，两头绑在铁扶手上。前后一看无人，他赶紧拿出钥匙打开车门。一股大风扑面而来，外面好黑！他帮我把腰部绑牢，又捆好一边的扶手，对我大声说了句：“千万把细点，注意安全，不要睡着啰！”门，被他推过来锁死。我急忙用剩下的那半截绳子把右边的扶手绑紧，生怕脱了，又用绳头穿过自己的皮带，多余的绳头挽在手上，把书包垫在屁股下，一动不敢动，死抓住铁扶栏，开始了这惊险恐怖的旅程。 列车，像巨大而疯狂奔驰的远古爬虫，我，仿佛是那一丁点儿依附在这大爬虫身上的瘀块，我承受着它所承受的。 ……模模糊糊的已经不是山，闪闪烁烁的也已经不是水。脚下轰轰的巨响，已被瞬间飞快的掠影磨擦成碎沫。车轮，碾着人形，一排排树木弯腰在我眼前嚎啕喊叫。一块块高大斜刺来的峭岩，像一扇扇阴森的黑门为我打开；无边的地平线在反着暗绿的光。闭目，被白发的老头，缺牙的老娘以及赤裸小孩掐着颈子；母亲，挥着一条又长又白的纱巾在我身后哭泣追赶。风，被可怕的时空压迫而猛烈劈来的风，像千万根无情的针头扎进我的肌肤。我被捂住口，不能喊叫；我被堵住鼻孔，不能呼吸。乌云和乱雨，拧成一条黑白的带子紧勒住我的咽喉，蒙住我的眼睛。我由发抖而疼痛，由疼痛而麻木。身体开始僵直……只有我的牙齿在牢牢地、坚定地紧紧咬着那钢铁的三个字：我——不——死！ 我实在记不起最后是怎样捱到天亮的。我只记得天微明，火车到了西昌站，好久我都解不开绳子。身体，像冰块般不知咋栽下地的；头发、衣领和耳朵湿透了，不知是雾水、雨水还是泪水。脸上、身上扑满烟灰，脚杆被许多飞溅起的小石子撞起包，眼睛好久好久痛得睁不开。由于太久的咬牙，嘴唇也出血了…… 我坐过车顶，站过挂勾，蜷曲过坐位下边，隐藏过车厢内的行李架上……我知道，在生命航程中我一旦被抛下，便只有沉沦，堕落或死亡…… 我的命运真像这辆鬼火车。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