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作为一个教授级的高级文学编辑，一个作家，老唐怎么会从北京跑到纽约唐人街的餐馆来打工呢？ 原来，他在北京时由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美国外交官，这位在台湾达到粗通“国语”程度的热心的先生告诉他：我们可以接受你为“国际访问者”，只要你能通过探亲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我们的相关机构便可以安排你在华盛顿等城市访问你想见一见的美方人士，不管你原来是否认识。 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这个发达的西方国家，亲自去感受、体察一下这个超级大国的种种情状，何乐而不为呢？！ 唐教授的亲弟弟已经在纽约加入了美国籍，探亲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便按要求填表，诸如工作单位、职务、专业职称，等等；于是，便开列著作目录：小说集、传记文学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文学评论集，等等。一个文学编辑嘛，他什么都能写一点。 同时，老唐便请他弟弟为他办好探亲的经济担保手续寄来。 有了这些，老唐按规定程序于1989年2月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出国探亲的护照。 一个月后他拿到了护照，便颇有把握地到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去申请入境签证。 排队守候的时候，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也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说最好不要碰上“黄毛”——满头金发的签证处副领事，据说这个“黄毛”心肠特硬，许多人都过不去她这一关。 老唐可不这么想，一则办签证时问话的窗口一个挨一个，叫到谁是谁、谁也不知道“黄毛”在几号窗口，更猜不准自己会被叫到哪个窗口去；更主要的是他认定自己本来没有什么“移民倾向”，就算碰到“黄毛”，没有十足也有八成把握吧。 没曾想到，他到窗口前一站，眼前见到的竟真是克星似的金发女郎。 “黄毛”不笑也不恼，以一副履行例行公事却不失礼貌的口气和他说话。 问过诸如姓名、单位一类程式化的问题之后，“黄毛”便以相当生硬的汉语问他：“唐先生，您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作为高级编辑，我每个月的工资有200多元。”见“黄毛”不以为意地“噢”了一声，老唐赶紧补充说：“作为作家，我还有稿费收入，有时甚至比工资还要多一些呢！”老唐自知这说法略有夸张，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一面说，一面赶紧把自己的几本著作和中国作协会员证递了上去。 “唔——”“黄毛”莫测高深地一声沉吟，对他的作品和中国作协会员证不屑一顾。老唐当即料定大事不好。 果然，“黄毛”在一份中英文双语复印文件上刷刷地动了几笔，便把这张纸和他的护照、经济担保材料等一古脑儿推了出来。 老唐在中文那一面扫了一眼，只见“黄毛”在最末的“美国领事”这几个字上很潇洒地用红笔划了一条连在一起的竖写的曲线（以致他无论如何也看不清“黄毛”的尊姓大名），而在这张纸的头一段文字上用红笔划了两个圈。原来是这样的两句话： “由于您不符合美国移民及国籍法（修订）的下述条例，本馆不能为您签发非移民签证； “您未能表明：您在原居住地有着确保您计划在美国只作暂时停留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不可分离的亲属关系。”话说得还客气，拒签的意思却明白无误。 “请您听我解释一下”，老唐勉强打着京腔说：“我只有一个弟弟在纽约，我还有四个兄弟姊妹和父亲都还在中国大陆，我的妻子和儿女也都还在北京哪。这些不都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不可分离的亲属关系吗？还有，我的工作也不允许我长期离开……” “请不必说这么多了”，“黄毛”有点不耐烦了，“我很抱歉，只能这样。”接着，是人们熟悉的洋派动作——耸一耸肩膀，双手一摊。 问话前后不过三五分钟就这样结束了。 老唐本来不是非去美国不可，如今被“黄毛”指为有“移民倾向”，反而有点受不了啦。他想，我堂堂一个教授级编辑，一个中国作家，难道真想赖在你美国不成？！你“黄毛”瞧不起我，就是瞧不起我的国家，我还非要跟你论理不可！ 这样，老唐便急匆匆地去找那位美国外交官说，你们接受我为“国际访问者”，你们签证处却拒绝我入境签证！那位白白胖胖的好心的先生听明白原委之后，倒一点也不显得着急的样子，竟对他说，“不要紧，让我写一个东西给签证处吧”。一边说，这位大约有一米八高的汉子回头看了看他的翻译，用在台湾学来的半吊子“国语”问道：“该叫什么呢，我写的这东西？” “唔，就是推荐信吧。”矮胖的翻译回答。 “对，对，是推荐信，我回头就写，很快就会送到签证处。您过两天再去办理吧。” 按当时规矩，老唐第一次被拒签，再申请也得在三个月之后，但他不服气，如今又有了那位美国外交官的许诺，因而只过了10天，老唐便到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重新申请、填表、排队。终于又轮到他了。这已经是中午12点，等候问话的只剩下最后几位了，老唐不免有点忐忑不安。 待他上前一看，问话窗口里正襟危坐的，却是一位穿黑色西服的先生。这先生面带微笑，用左手写字。 老唐在心里叫了声好，这一回再不和“黄毛”打交道，该真有八成把握了吧。但尚未“宣判”，毕竟不敢大意，在程式化的问话之后，他便主动说明了自己不会滞留美国的种种理由，又强调作为一个作家想了解美国，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略尽绵薄的意愿，同时递上出版社的公函。自己的几本著作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那位穿黑西服的左撇子先生倒认真地听了这一切，又颇感兴趣地翻了翻出版社的公函、他的著作和中国作协会员证，这才微笑地问他：“唐先生，看来您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没有什么问题了，看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吧。”老唐说。 “还好，终于，没有什么让人尴尬的麻烦。耳中听到的却是：那很好，我们欢迎您到美国去。”左撇子先生点点头，很流利地用左手在老唐的护照上签了字，把除著作、会员证之外的所有申请材料留下了，只给了他一张小小的黄纸卡片儿——这两天他便可凭这张小纸片来领自己的护照签证和其他材料。 老唐在心里乐了：原来你们老美也兴走后门呀！嘴里却连声道谢，把那张黄纸卡片收好，便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 1989年6月14日，唐教授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喷气客机（B-2442航班），于上午10时30分飞离北京。 出版社司机班的小陈开车送他和送行的妻子、同事去首都机场。车过二环路立交桥，但见整整一个加强班的解放军战士荷枪警戒。飞机票是差不多两个月之前买的。想不到现在却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离国远行，老唐心里涌起了一股悲怆苍凉的情绪。 因为有10小时的时差，飞机沿北京——上海——旧金山（三藩市）的航线，大约于当天上午9时许飞抵旧金山。 然而，仿佛预兆着此行的艰辛，老唐刚进入美国国境就遇到了麻烦。 先是快着陆时发了一些表格，上面全是英文，他却只认得姓名之类的几个单词，自然急得一头细汗。好在一位来美国留学的小伙子帮忙，才好歹对付过来。他又听说美国有的海关人员歧视亚裔人士，在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恐怕更甚。正不知他们会提出什么刁难的问题，却不料验关时那位肥胖的关员竟问他带了多少美元来美国。那家伙的英语他自然没听懂，中国民航的译员赶快过来给他们翻译。老唐听明白后只好据实回答：“只带了50美元呀！” “那你在美国靠什么生活呢？”那胖子问。 “我靠亲戚呀，我弟弟在纽约开餐馆哪。”老唐理直气壮地回答，觉得这胖子真是莫名其妙，有意刁难。 “你弟弟有没有给你办经济担保呢？” “当然办了，否则我怎能办妥入境签证？！” “经济担保的证明材料带来了吧？”胖子却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的天！这材料从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取回来后就搁在家里，以为有护照、签证就行了，谁也没提醒要把经济担保材料带在身边哪！这可怎么办？会不会把我扣留在旧金山？要不要通知弟弟从纽约赶到旧金山来补办手续领人？真要闹到这地步可怎么好呀？！霎时间，老唐急得一头雾水，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但毕竟还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老唐咽了两口唾沫之后下了决心似的对中国民航的翻译说：“就跟他说，我办签证时经济担保材料都交给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了。” “对，对！就这么回答他。”译员果然就这么翻了过去。 那胖子也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自己本就明白是故意刁难，见这么回答也不好驳，只好说一声“OKOK！”但紧接着又提醒说：你在半年内就要离境回国。 老唐好容易松了一口气，报他一个“OKOK”便赶快去办入境的第二道手续——检查行李。 因为前面检验证件耽误了时间，老唐已经排在了后面。这时，但见前面一字排开五六个关口，而其中的2号关口有一个更加肥胖的胖子在对着他的两位上海同胞指指戳戳地说话，矮案子上皮箱翻开了，旅行袋口袋打开了，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杂物。一位会说中国普通话的小姐在翻译，指着香肠和食品罐头说，食品系违禁品（说明视中国为落后国家，食品卫生不合格），作没收处理；而堆得高高的一摞包装完好的是50件衬衣和一些衣料，则须先纳税，然后可以领回。看着自己的上海同胞一脸晦气，老唐顾不得看他们如何处理那50件衬衣，只好赶快权衡情势，以确定自己从哪个关口才能快点过关。他首先想的是，好在事先打听过，自己没有带任何食品，何况更没有带任何毒品、危险品、违禁品，老子光明磊落，怕什么！但又想，怕是不怕，已经在验证时耽误了时间，真要把行李翻个底儿朝天，收拾起来也怪麻烦的。好，当机立断，我就从2号关口进关，看你个大胖子还有没有耐心翻我的东西。这样想着，老唐便从容不迫地把行李车往2号关口推过去。 那胖子大概真有点烦了，眼看这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国书生竟毫无顾忌地奔他的关口而来，只瞥了一眼便拿起红笔来签字放行。 一声“OKOK”宣告超级大国的国门终于对唐教授开放。老唐紧走几步，一位仍是胖大的混血种关员收了他的入关卡片。他道谢一声便推着行李进了关。 班机约于当地子夜12时（即零时）到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深夜中机场工作人员大多已休息，一切手续从简。老唐凭机票、行李托运票在流动传送带上找到自己的托运行李便往出口走去。隔着大玻璃墙便看见弟弟、弟妹在墙的另一边向他招手，弟妹还抱着已经睡熟了的女儿珍妮。飞机晚点5个多小时，弟弟他们还全家都来接机。老唐想，到底是中国人，入了美国籍也未必像传说的那样淡薄了亲情，心里感动，眼眶里便不禁潮热起来。 刚开头倒是过了一些热闹、新鲜的日子。弟妹家系几位亲戚轮流请老唐到唐人街的餐馆、茶楼去饮茶、吃饭，弟妹陪他逛唐人街，参观美国海空博物馆（在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斜对面）和自由女神像等等。但弟弟和弟妹都是要上工做事养家的人，不可能老陪着他，更难以陪他到别的城市去参观访问。他想，他该利用美国为“国际访问者”提供的条件了。 按照美国驻华使馆留交给他的免费长途电话通过话，约定8月7日上午再和负责具体安排的F·Mcguire先生商谈，这天，他写好了洽谈的提纲，请一位华人留学生替他和华盛顿国际资料交流中心的M先生对话。 通话的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对方表示，可以先安排在华盛顿活动5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安排。但关于经费和接待方面却一点也不松口。还说，他们安排日本、埃及等国的作家访问，也都是只做联络工作，不派翻译，也不负责食宿经费的。 对于只带着50美元入境的唐教授来说，虽然不能肯定那些日本、埃及作家是否都精通英语而且腰缠万贯，他能够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翻译的陪同，又没有足够的美钞，他自己在华盛顿的生活和安全都大成问题，更遑论参观访问！ 他虽然又清楚地记得，那位介绍他认识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的朋友说过，只要他以探亲的名义进入美国，美国政府就会为他这个“国际访问者”的参观访问活动花费几千美元。但是，现在人家不认账，他能找谁去质询呢？会不会是“六·四”事件以后，美国政府要按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来决定其资助对象呢？他不得而知。万般无奈中，他又和我国驻纽约领事馆和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文化处联络。后来接到王英民文化参赞打来的电话，仍然表示在人力、财力上都无法支持，连使馆原有的廉价招待食宿的招待所都已取消，他们实在爱莫能助云云。 弟弟和弟媳妇都告诉他，在美国住久了而不去做工赚钱是行不通的。先不说每个月要给他们交伙食费（在餐馆打工期间就免了），就是为了到各地访友旅游，为了真正了解美国华人（特别是靠出卖劳力过日子的华人）的生活情状，也要到华人餐馆这种地方去做工，去亲身感受、体察一下啊！他们还说，在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只要会讲广州话，只要肯做就行——弟弟说，我们广东人流行一句话：贱口讨人嫌，贱力让人敬，就是这个意思。在中国城，在唐人街，第一语言是广州话，第二是普通话（国语、北京话），第三才是英语。唐人街是华人的天下，怕什么呢！ 倒也说的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当年，我在五七干校扛麻包（大米180斤一包，小麦200斤一包），抬电线杆，杀猪，烧火做饭，什么活计没有做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苦吃不下来？！何况，这是在美国，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国家，是把金钱当作上帝的国家；何况，我不懂英语而要了解美国华人的生活情状，不到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去，不到华人餐馆去又到哪儿去了解美国华人呢？毛泽东不是说过，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去尝一尝吗？这么想着，唐教授便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要去唐人街打洋工，受受“洋罪”了！ 正巧，这时唐人街的“福临门”餐馆的收银小姐要回中国大陆去探亲休假。老板是弟媳妇的远亲，为张罗这个小餐馆弟弟也没有少出力，便说好了由唐教授来顶替这位收银小姐。收银小姐什么时候回来，唐教授就什么时候交班。每月工资900元，每周休息一天。 弟弟和弟妹想得周到，为了每天上工不必从他们住的皇后区到唐人街在路上奔波一个多小时，就让唐教授住到唐人街的已经出租的小房间去；临时请租住的留学生小李住到架子床的上铺去，而把下铺让给唐教授。这样，他每天走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福临门去上工了。知识分子之间倒也容易沟通，来自新加坡、祖籍广东的小李很痛快地睡了上铺，又很自然地照乡俗叫唐教授为“唐哥。”处处关照着他。这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天地顿时就充满了春意了。 而对于福临门的老板，唐教授的弟弟和弟媳妇好像自然就达成了默契，并没有把教授的具体身份告诉他。对福临门餐馆的老板，唐教授平时和别的伙计一样叫他Boss，有时叫一声“表叔”也就行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