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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北京机场。 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喷气式客机在跑道上缓缓地滑行，终于停稳了。一个戴金丝边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如释重负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黑色腰包（和外国游客的腰包不同，他的腰包上有显眼的黄色汉字“新华旅游”，腰包周围镶着漂亮的黄边），又把有红色汉字“中国”和拼音字“Bei jing”的白色遮阳帽戴好，这才从容地拎上鼓鼓囊囊的提包，跟着众多的中外旅客进了机场大厅。 这就是首都某出版社的唐编审（即教授）。他这一代人，中学学英语，大学学俄语，工作时又没有机会用任何一种外语，如今那一点可怜的英语知识早丢光了，他却以探亲的名义闯到美国去，想亲自感受、考察一下这个超级大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说来好笑，那顶遮阳帽就是妻子为他特意挑选的。因为听说美国人恨日本人，怕美国佬把他当日本鬼子来欺侮，这才选了这顶国籍鲜明的遮阳帽。 如今果然平平安安地从美国回来了，就要和妻子、亲人和自己的同志、朋友见面了。这该多好呀！他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果然，旅客出口处，阔别多时的妻子、儿女和同事们正向他招手呢！他三步并作两步地急急忙忙地挤了出去。迎接他的是鲜花，是真挚的友好的握手，是妻子热情的拥抱。他紧紧地搂住妻子，发现她仿佛胖了一点，比原先更丰腴了，皮肤也更白净了，便自自然然地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妻却立即瞪了他一眼，提醒他说：“瞧你，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又不是纽约！” “真是的，瞧我，都高兴糊涂了。”接着一拍脑门，“哎呀，我还没有取托运行李，还没有验关呢！” “当，当，当……”机场的钟声骤然响起来了。 “当，当，当……”原来这不是北京机场的钟声，而是纽约唐人街（China Town，中国城）天主教堂的钟声。 唐教授在南柯一梦中醒来。瞧瞧闹钟，正是早晨8点半。他知道，这是每天上午教堂敲响的第二次钟声了。这天主教堂的钟声也怪，不知怎么这样有耐性，总要“当，当，当”地接连敲上七八十下。如果第一次就把他敲醒，他就一定再睡个回笼觉。可有时太疲劳，两次没完没了的教堂钟声都叫不醒他，那就要靠闹钟了——他临睡前总把闹钟拔到8点45分。他在唐人街一个叫“福临门”的小餐馆里打工，从上午10点干到晚上9点。8点45分起床就赶趟了。 看看时候不早，想着店里有些货必须及早去订，否则当天下午进不了货就耽误事了。于是从架子床的下铺一骨碌爬起来，怕吵醒上铺的同屋，他轻手轻脚地出了小房间反手掩上门，一边进小厕所方便，一边就顺手把电话也拉了进去。 手里拿着昨天临睡时写好的进货单，在马桶上坐着便拨开了号码：“哈罗，茂昌行吗？”他讲的是还算纯正的广州话。 “是，我是茂昌行。”回答的是清脆的女声，地地道道的广州话。 “早上好，我是福临门。” “早上好，福临门要点什么请讲。” 我们要4000饭盒一箱，307餐巾纸一箱，727圆锡盒一箱，米、盐各一包，还要草菇一箱。”老唐逐项通报福临门粤菜馆要进的货，接着又叮了一句：“麻烦你们下午送到。” “是，没有问题。我马上下单，下午一定送到。多谢了，拜拜！” “拜拜！” 老唐在天主教堂的钟声中办完了起床后的第一件“公事”。再用十几分钟便洗漱完毕，然后从容地下楼。 经过勿街老字号“合记”茶楼时，他通常都是花一块钱买一杯咖啡、一个莲蓉包作早餐，或者起码买一个莲蓉包到福临门餐馆去吃。这是因为，在餐馆打工的人，尽管除了工钱Boss（老板）每天还管你三顿饭，但包括老板在内，餐馆的人吃饭总是在客人特别多的餐期之后，实际上，他们通常都是在下午两点吃早饭，下午5点多吃午饭，晚上9点左右才吃晚饭。唐教授一介书生，要在北京，下午两点以前他已经吃过两顿饭了，如今在这纽约唐人街的小餐馆里还要干体力活，他一早不吃点点心给肚子垫点底，又怎么能顶到下午吃“早饭”的时候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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