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如果我曾经或多或少地激励了一些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曾经或多或少地扩展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因而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份欢乐，那我也就感到满足了。 “山西人，九毛九。”人们说张铁民这位晋籍的市长，对待时间也是“九毛九”。在时间升值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何止“九毛九”。 研究市容整顿的工作会议开始了，碑林区艾区长迟到了几分钟。 张铁民很严肃地说：“老艾，你为什么迟到？你看看表，迟到了几分钟？你再数数多少人开会，乘一乘这个数字。为等你一个人，大家把多少时间浪费了！” 艾区长解释道：“张市长你不知道，我忙得很哪！就这，我还是争取来参加会的。” 张铁民笑了：“你忙，我承认。你比我这当市长的还忙吗？不忙，要你这当区长的干什么呢？” “我当然没有市长忙。”老艾打趣道。 “我都能按时来，你呢？”张铁民说罢，对大家宣布了一个规矩：今后开会谁也不许迟到。 市政府常务会议，他曾立过这个规矩。看来，得层层立这个规矩，彻底改变懒散作风。 从此后，凡是市容整顿方面的会议，只要是由他主持参加的，别人是不敢迟到的。这种严格遵守时间观念的领导艺术，也被不少想打开局面的领导者们所效仿。 同张铁民一起工作的副市长们，都十分清楚他们“班长”对工作的拗劲。 西关派出所同交警三中队发生了矛盾，打起来了。是交警检查违章的，查到派出所乱放自行车的事了。上级调解，三中队不服，捅到市政府来了。 这件事，副市长孙殿奇负责处理，感到问题复杂，不好办。 张铁民知道了，又是催着抓紧办。 “我处理不下去。”孙殿奇有点为难。 “你处理不下去，那我处理吧！”张铁民又揽到自己头上了。 孙殿奇知道张铁民很忙，怎么能不替他分忧，还要把自己主管的工作推给他呢？再说，这分明是张铁民在将他的军。还是自己处理吧！ 接着，孙殿奇重新做调查，听取双方意见，并召开了三方联席会，处理结果终于是各自都满意了。 张铁民是用自己的工作热情，和敢于负责的精神，激励了他周围同志们的努力。在市政府班子里，该研究的研究，该坚决办的就不含糊。同样，该“主观”的也主观得使别人接受得了，该放弃自己看法的也绝不固执。只要你说的有可取之处，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张铁民不也虚心地听过苦口良药的意见吗？ 这年正月初一，张铁民带检查团回到机关。他问李廷弼副市长，还有各局的局长等不少人，一起谈论检查的情况。 张铁民说道：“管理街道树的问题，怎么能管得好？” “我建议同分片包干抓市容卫生一样，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去。”有人提出设想。 “好！我同意这个设想。”张铁民觉得，此建议不妨一试。 在机关值班的一般干部王建鹏列席在座，他对这个问题有点看法，便插嘴说： “张市长，这街道树可不敢轻易下放。” “怎么？”张铁民有点疑惑。 王建鹏就说：“这树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不敢折腾。以往有这方面的问题，一交一移，就要砍不少树。谁管，谁说了算，说砍就砍了。区上交的时候，先砍几棵，毕了从街道办事处往回收的时候，街道办再砍。一棵树，多少年才长起来。” “可以限制多少年不准砍！”张铁民设想。 “你能当几年市长？”王建鹏开玩笑地说，“树又不会说话，是看斧头的。” 张铁民点点头：“有道理。那就先不动。” 有时候，张铁民是带上各路人马下去检查工作的。他对身边的干部要求很严，哪怕是小小的不足挂齿的纸漏也罢。 一次去火车站检查，发现西安汽车站太脏，还充老大，撞不动。 张铁民批评得很严厉：“你是西安的门户，不要给这座城市脸上抹黑。如果搞不好，区上、街道办事处有权按规定重罚！” 他一扭头，看见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在一边叼着烟，不时地弹着烟灰。 他不满意了，翻了几次眼。这位年轻的主任同志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以为给自己壮胆。 最后，张铁民终于忍不住了，岔开话头说： “年轻人，你工作时间把烟叼上，像个什么样子？” 年轻人赶紧灭了烟头。 张铁民觉得，市长带的一帮人，工作要严肃，要以身作则，不要丢执行政策者的脸。你都是这样，还能教育别人，处理别人吗？ 区区抽烟小事，他不仅说了这个年轻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就是对任何人他也直言不讳。据说对在一起工作的靳副市长，曾为抽烟“违章”之事，他在一天之内就批评了七回。 就是司机，也为抽烟受过张铁民的话：“你把烟灰弹在街道里，让谁扫？要抽，回车上去抽。” 司机这才发现，张市长走在街上是不抽烟的，到集体场合也不抽，尽管他的烟瘾很大。常常，烟瘾闷得不行了，一上车就急于点烟，狠狠地抽上几口，下车时肯定要灭掉的。 这种日常的生活习惯，从张铁民自己开始做起了，影响了周围的人们。 在张铁民身边工作的秘书，工作也就不很轻松了。依他的脾性，该是怎样去要求秘书的呢？ 一上班，秘书的办公室便像涨潮似的，没有一丝安静的了。胡太平在一旁处理文件，宗楠在门口接待来访的群众，电话铃又在一旁响个不停。 三十出头的壮小伙子小胡，每天忙到下午三四点钟，头脑就要炸了似的。 张铁民究竟有多少精力，去处理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呢？ 经常上班时间，他就在一张纸上抄了七八个问题，一大早交给小胡、老宗去办。也总要叮咛那么一句：“抓紧抓紧办！” 下午6点钟批的文，要下班了，秘书就得留下来，办完后才回家。 文是批给哪个部门领导的，说不定第二天他就见到了这位领导。这就要问，什么事儿，办得如何了？如果人家说还没见批文，不知道，他回来就要查问，迟缓了就得批评。 当天的事，是要求当天办完的，谁也不敢压。凡是张铁民批的文，秘书一拿到手里，就得慎重对待，赶紧打电话，或者出门去尽快办理。 张铁民常对秘书讲：“要尽可能多处理些问题。你一天处理一个，一星期还可以处理它七个问题。处理掉一个，就少一个。” 他很忙很忙，秘书能闲下来吗？ 看来，在张铁民手下当秘书的，没有极大的热情和吃苦精神是不行的。也只有工作上拼命干，至于想在这个显赫的名义下沾点什么光，是没门的。 敢说敢为的山东籍的宗楠，在这里办信，也是谨慎工作，夹着尾巴做人。三年之间，过年时候连一张别人送的年历也是不敢要的，怕张铁民知道。 她知道张铁民的脾气。 过春节前，机关为改善生活，派车从青海买回一批牛羊肉，每人都有份。小胡知道张市长其他好东西不稀罕，一辈子就爱吃牛羊肉。 “好不好？”张铁民高兴地问。 “好！给你来二十斤吧？”小胡说。 “对！来它二十斤！”张铁民难得地痛快。 小胡手脚快，一阵工夫肉买回来了。张铁民见小胡给他买了二十斤，自己却买了十斤，就问：“怎么，舍不得钱？” 小胡说漏了嘴：“干部和领导有区别，规定干部每人可以买十斤，领导可以买十五到二十斤。你就拿回去吃吧！” 这时候，张铁民突然对吃牛羊肉的浓厚兴趣荡然无存了。他马上让转告伙食科： “一个人多少，都多少！领导不要特殊。” 小胡感到很懊悔。自己说漏了话，又感到张市长在享受方面过于苛刻自己。 张铁民在这一点上，不会使秘书感到满意的。但是在日常工作上，却尽可能支持秘书，给以鼓励、鞭策、扶持。 秘书写给他的情况反映，他总是认真看，动笔改，批得很仔细，很具体。也不完全是命令，常用一种温和的商量的口气。他的文笔修养，在所改的材料中显而易见，使秘书不得不折服。 张铁民刚上任那阵，宗楠给他写了一份半年的总结。结果，张铁民只是划了个圈，一句话也没写。 宗楠感到很委屈，第一次碰钉子了。她开始写时，着重反映实际问题，怕文字上弄不好，交给卓豪光去改。接着，到厅主任那里又改，送秘书长那里再改，竟改得没有多少原来的内容了。 到年底写总结时，宗楠就自己负责，写完之后直接交给张市长去看。 张铁民看完，很感兴趣：“写材料，不能接半点假，要多处理些实际问题。我要的是第一手材料，不要套话、空话，做官样文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像这样的材料，希望你每季度给我写上一份，或是一两个月写一份更好，我很爱看。” 宗桶还碰过几次钉子。 她原先是在市委信访办工作的，文件规定是批给下一级机关的。可给张市长办信，发现他常把信直接批给街道办事处。她在基层干过，知道那里没有收发文的手续。思考再三，便壮着胆子，对张铁民建议说： “你把文批给街道办事处，没收文制度，怕丢了。咱们的文件，要对局一级才对。” 张铁民一听，脸沉下了：“我刚来不久。” 宗楠以为老经验起作用了。忽然，张铁民停了一下，坚决地说道： “我还想对居委会呢！你说对局一级，对公社，旧的层层叠叠的一套，难道就不能改啦？” 宗楠一句也不敢再说了。 在一旁的卓豪光，想笑不敢笑出声。看，碰了一鼻子吧！ 一阵子，西安人传说铁市长要调走，宗楠就试探地问张铁民： “听说你要去广州当市长？” 张铁民又是沉着脸，眼睛瞪着，热不热冷不冷地说：“你也希望我走哇？” “别说我们，怕西安市人民也不希望你走。” “什么时候西安不要我了，我再走也不迟。”张铁民深沉地说。 张铁民常是一个人出入于街市上。司机马昌林，往往就充当了秘书和助手的角色。一停好车，就去撵他。 停车时，张铁民还要叮咛一句：“这儿能停车吗？要把车放到指定地点去，小心罚款！” 曾有过一次，张铁民坐另一位司机开的车上街，车没及时停到规定地点去，被市容监督员发现了。监督员并不知道这是张铁民市长坐的车，被罚了款。 张铁民说：“该罚！” 他的车子，照例是不能免于他自己所立的规矩的。 马昌林同张铁民的性格差不多，都不爱多说话。车在行进着，车内总是一团沉默的气氛。 当然，有时也聊天。 有一次开会，马师傅没有把时间估计好，等会开完了，车稍晚一点到的，张铁民就说： “以后不要胡跑，咱们时间很紧，有时要耽误事的。” 马师傅认了。张市长每天一个事接一个事，中间只有很少的交递时间，耽搁不得。其实，马昌林是很尽职的，马失蹄的时候极少。 但马师傅怎么也想不到，这年大年初一，张市长一上车，却要他把车开回家去。 “今天头一家走你那儿！” “干什么？”马师傅有点不解。 “不行，我住五楼，你那么胖，爬不上去。”马师傅很为难。 “我说了算！开车。” 马师傅不敢违命，只好把车开回自己家院子，扶着张铁民一步步爬到楼顶。 马师傅的爱人见来了贵客，有点手忙脚乱。一边沏茶递烟，一边使眼色埋怨丈夫，张市长要来，怎么不早说一声？ “你看，你是回民同志，别的不好给你带，但又是头一回给你拜年，只好拿了这点家乡的特产，你不要见怪。”张铁民从皮包里向外掏东西。 那是两瓶山西老陈醋。 张铁民气喘吁吁地把礼物递给马师傅。 马师傅感动得有点心酸。大年初一，市长第一个给他拜年，实在有点不敢当。他给领导开了一二十年车，哪里有市长给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司机拜年的。礼物，又是别有意义。 马师傅的爱人，呆在一旁，已经眼泪汪汪的了。她要留张市长吃饭，好客的她会用穆斯林传统的上等饭菜款待市长的。 可张市长只是坐了几分钟，又同马师傅一起去忙工作了。 后来，张铁民患病住院了，马师傅也因重感冒住进医院。 张市长知道后，让秘书小胡拿着点心糖果来看望马师傅。马师傅觉得，张市长平时话不多，但温暖，使他感到了一种至深的同志式的情感。 对同志，对群众的这番情谊，决非那种表面文章，而是张铁民从生活实践中懂得的。 在搞地下工作的年月，党和群众是血肉唇齿关系。他腿上尚留着枪伤的疤痕，在为着纪念主人养过伤的那间老百姓的土屋，那里有真诚的寄予自己希望的群众的目光。 如果说，文化革命使他陷入了厄运的泥沼，倍受了一番心灵的苦痛的话，倒不如说是在那特殊的年月里，使他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吮了做人、做官的精神素质。 那是一段怎样的记忆，怎样的不同于腿上疤痕的创伤呢？ 很难设想，如果张铁民没有那特殊的恶劣境地的体验，就不可能加深思考生活、认识社会和以老骥伏枥的气度，成为响当当的人民的好市长的。 夕阳燃烧着的黄金晚节，有着风刀霜剑所构成的那么一番昏苍苍的天地。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张铁民市长的人物塑像。 没有哪一个聪明人会否定痛苦与忧愁的锻炼价值。 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在我们前进道路上降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并下决心消除它。 就在张铁民担任西北第二机关党委书记、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时间，因贯彻了什么工业七十条，“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为刘少奇路线的黑帮。 是的，他在什么时候都是讲求实干的。组织上决定的，他就坚决执行。在国棉四厂搞社教时的东西，后来便成了“西北的桃园经验”。 张铁民是被斗得很厉害的一个。他把满腔的苦痛曾交给酒精医治，或者是想寻找一个精神上暂且躲藏的一隅。 上批斗场之前，他昂起脖子，半瓶酒下了肚，像要奔赴沙场。下了阵，又是半瓶酒，然后默默地缩进被窝，蒙头大睡。 十七八岁的儿子张立，学校里哪派组织都不要他，是一逍遥派。父亲喝酒，儿子就去买。又没有白酒，只能弄到果子酒一类东西。 喝了酒，又怕别人看见。酒瓶子没处藏，张立母亲只好把瓶子砸得粉碎，挖坑埋掉了。她以为，丈夫这么坏的情绪，又借酒浇愁，怕是活不下去了？ 儿子有空，还得帮父亲抄写交待材料，一份又一份永远也写不完的认罪书。 这一切，在这个家庭里，是整日伴随着无声的哭泣和悲愤进行的。 有时候，他被整得太惨了，就说再也不做官了。以后谁也不许当官了。他想起了老家，想能解脱的时候，回到那黄河岸边的黄土地上去，解甲归田。 这种想法，是在经过一件事情之后，又被校正了的。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而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土地，就在脚下。 漆黑的夜，张铁民被人架走了。与往常一样，被置于一群人之中，置于呼号声、呵斥声、辱骂与唾液之中。 妻子余敏在家守候着他。她奇怪，今天晚上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有人告诉她，一派和一派打起来了，砸了批判会场，张铁民不见了。 整整一夜，她没等上他回来。心急如焚，又不敢出去，孩子在家得她照管。 漫长的夜。她猜疑，丈夫是死了，还是活着？ 翌日早上10点钟，张铁民推门回来了。余敏几乎没认出他，跌跌撞撞的样子，怎么衣服也换了样子。进了门，就倒在那里起不来了。 批判会场被砸后，工人群众把张铁民围在了中间，并让他蹲在地上，被保护起来。造反派们怎么也没能找到，便四处去捉拿了。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忙把大衣技在张铁民的身上，还有连接的帽子，并塞给口罩、手套，推他快跑。 一夜里，他走一走，停一停，坐下来歇一阵子。还要躲着抓他的造反派们，就不得不绕好多路。 他在星夜里踽踽独行，想了多少？想了些什么呢？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人世间没有永恒的夜晚，就如同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一样。而春天的色调，只有冬天才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 他是酷爱古诗词的。这夜路上，他想到了哪一首慷慨悲歌之士的诗句了呢？ 无论怎么说，张铁民在被裹上这件女式棉大衣时，在被人用有力的手掌在背后猛推了一下的时候，他是有热血在燃烧的感觉的。 是的，希望附丽于存在；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从暗夜，他走到黎明，走到阳光下了。 过了几天，有人来拿那件掩护过他的大衣，才知道是一个财政局的年轻干部。 他隐隐地，想起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年月。 后来，张铁民被扣在一个地方月余时间，不准他回家。 接着，又被关在机关大院的果园里，这又是一年多过去了。 他的身体被整垮了，血压很不正常，病倒了才送回家。张铁民同他的妻子儿女，都被赶出西安城了。 西安，含泪在送别一群被放逐的人们。 张铁民却有一种解脱感，似乎等待着他的就是自由的天地。 那阵，工资扣得仅剩下十四块钱，按原来的党费标准交过四元，一家就靠余敏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了。儿子要下乡，得花钱，经济上颇显窘迫。就这，他在临出发前，却坚持要购买一套木工家具，加上一套修鞋的物什。没钱买，他借来百十块钱，终于买齐全了。 在陕北高原上，在金盆湾的山沟里，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修公路，砍柴禾，办粉房，后来又到木工班。闲了，就为人们钉鞋。 小时候，他砍过柴禾，是为了生计。搞地下工作时开过粉房，是为了掩护革命斗争。如今，他重新操起旧业，却要受皮肉之苦，所谓思想改造，脱胎换骨。 但张铁民干得很出色，木匠活儿也在行。那个打线用的墨斗，是他精心制作的，简直是一尊标致的木雕艺术。他的心躲起来了，躲得很深很深。凝固了的泪珠，却也如同一粒粒锯末，从树木横断面的年轮里溅出，在无声地啜泣。 余敏陪他在干校里劳动，喂猪，打杂。女儿也在那里念书，连个课本也没有。 这时候，又遇上岳母病故，借了一堆债。 当张铁民伏在那里，弯背弓腰掀动创子时，像一头躬耕的老黄牛，一头背负重载的骆驼，在坚实而缓慢地前行着。一阵阵的喘息，那因劳累所患的肺气肿，啾得运不过气来，像要扼住他的喉咙。 他在钉着自己的鞋，在钉着同志们的鞋，钉锤声里有铿锵的足音。路虽然坎坷不平，但总在往前走。鞋子破了，修一修，坚定地往前走，目光一直望着远处的地平线。 1972年3月，张铁民幸运地出了“牛棚”。 在省上办的学习班里住了一段时间，便分配他去铜川工作。 铜川是怎么个样子，一般人的看法，都以为派性闹得很凶，情况十分复杂。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任务繁重。二十三万人口，农业人口只不过七八万样子，主要是煤炭生产任务很大。再加上条件差，困难多。吃的粮食靠外边，还有肉、蛋、菜等等，离开外边就无法生活。政策上管制又严，不让自己放手去搞。地方工业的基础，也很薄弱。 省上决定张铁民去那里工作，他周围的几个老同志听了，都直吐舌头。 当时省上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有错误，但也不完全怪他。很明显，对于像张铁民这一类干部，似乎是属于考验的性质，好像对待旧人员一样。 这年5月，张铁民来到了铜川，担任市革委会的副主任。 一年之后，张铁民担任了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兼矿务局党委书记。 艰难的工作局面，复杂的时世。终于使张铁民在苦痛的心境中，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时一头住进了医院。 先是住在铜川，造反派成天来找麻烦。 又迁往临撞，还不行，就径直回了山西老家。 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张铁民一边疗养，一边到他年轻时候跋涉过的山野里去寻青春之梦，到各县去搞社会调查，默默地期待着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张铁民的病体神奇地康复了，便急匆匆地赶回了他的工作岗位，那处于平川与高原接壤地域的煤都铜川。一边搞清查，一边抓起了煤炭生产。 几年过去了，张铁民的劳作，直至以后还可以摆出来的，群众回头看还以为是对的，被历史老人所承认的，无非是这些事情，铜川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治了一条河，修了一条路，整个公共福利设施得到了改善。还有，就是比较地发展了煤炭生产。农业也搞了平整土地，改进耕作方法等等。 但作为铜川这么一个复杂的地方，工作上所难免的漏洞，就招致了一些告状的人。在张铁民离开钢川的那年春天，告状竟达到了高潮。一直到1981年，有人还告到省上，告到中央，中央又批回来叫查。 可以说，在此期间，张铁民是一边接受审查，一边拼老命辛勤工作的。这些具有锻炼价值的生活实践，连同十年动乱的炼狱般的痛苦经历，构成了他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性格内涵。 否则，他就不是蜚声西安的张铁民市长。生活啊，已经不是快乐的筵席，节日般的欢腾，而是工作、斗争、穷困和苦难的经历。他虽然在困境中也曾有过惴惴不安的时候，但总是感受到了从暗处流出的湛清的生命之泉。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张铁民用不懈的劳作，写在西安这块土地上的诗歌，难道不正是厄难之后的发愤之情的产物吗？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