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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2点50分,距约定的时间还差10分钟。我在病室外的沙发上坐下来,守候我的主人公。
  屋外,是甲子年闯10月下旬绵延不止的雨雪,绿臻臻的冬青,碧苍苍的刺柏,还有沉静的塔式屋脊,都雾蒙蒙地贴着眼帘前的大玻璃窗,走廊上有两位养病的老人,在呵呵地谈笑着,是说去三兆火化的末日设想。我抬眼望去,一位在不经意地翻动画报,一位在自动人体秤上佝偻着腰。想来必是曾横刀立马的将军,或是驰笔书海的学者。此刻,在这人生之旅的最后的驿站上,正作一番体质的调补与精神的沉淀,而后以全力朝黄昏的终点行进。
  只一阵子,走廊里又复寂静。有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匆匆走过,红地毯上泛不起一丝足音。
  3点差1分。我看看表,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不认识他,倒不如说,是他不认识我。我在报纸上认识他,在电视上,在我日常的生活中认识他。进入他的生活领域,搜寻他留在西安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里的脚印,竟一直追索来到他的身边了。
  “写张铁民,咋样?”
  《延河》编辑部的同志在让我谈完报告文学选题的信息之后,曾作了一些比较,将本文的主人公推到了我的面前。
  “张铁民!”我意识到了自己所谈及的几个选题的价值量,也许会写得生动有趣,却不免是些小品而已,远远不如张铁民值写。
  这是个老少皆知、无人不晓的名字。起码,在80年代初的近几年里,在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古老而崭新的大都市的西安委实如此。
  三年前,我想到过采写他。他抓市容卫生七风八火,山摇地动,抓服务质量,私查暗访,勤政秉公,以至被构成若干社会文学的传奇轶事,充塞了西安的每一处市井院落。市民们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自豪感,来传播关于市长的美谈的。当然,为之摇头的也不乏其人。
  一种使命感,使我十分自信却也是冒失地应承了我们的编辑的稿约,闯入了曾经是西安市政府第一号人物的生活领域,以及他惊凡骇俗的精神世界。那一片心灵的天地,使我感受到了现代的老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阳刚正气。我认为,我触摸到了当今民族的脊梁。
  没等我站起来,那扇我正盯的门轻轻启开了。
  他一定是张铁民市长。身架魁实威武,略微有点驼背,宽阔的额头与果敢的眉宇之间,透出五六十岁男人所具有的刚健、豁达、轩昂的气度。
  他在送出客人三几步的一瞬,猜出了我这位不速之客,一双宽厚的大手伸了过来:
  “噢!和谷同志,来来,来!”
  他转身领我步入病室,将我手里的提包和雨衣撂在一旁的医疗器械上,便让座,递烟。
  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吸着烟,亲切地微笑着,与我侃然而谈。听说我是铜川人,忙感兴趣地打问,哪个公社,哪个村子的?
  “噢,黄堡南凹,我走过。现在还好吧?”
  “不错,都成电视村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说道:“我在铜川干了五年半,到西安,又是三个年头过去了。”
  往事历历,往事历历啊!
  他时而沉思不语,时而慷慨陈词,时而讲述得娓然动听,时而又陷入深邃的忆念之中,犹如牵动远处流来的溪水,缓缓道来,其悠悠思情,可触可叹。
  一阵工夫,就得咳几声痰,站起来,挪动略显不便的脚,朝里间的痰盂边走去。
  这时候,我把目光投向窗下的桌案。案头除了一摞报纸、文件外,即是他一生所珍爱的文房四宝。还有,一副暂且小憩的晶亮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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