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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方起，田野里油菜花盛开着，灼灼其华，像一片鹅黄色的丝绒地毯，鲜丽地铺向远方，铺向蓝天下的一片无垠。 过了高速公路，汽车便在黄“地毯”之间向诸城行驶。 诸城，这个仅有2183平方公里、104万人口的县级市，一无矿产，二无水域，三无铁路，可是，近几年来，经济的腾飞犹如高速公路上奔驰着的车轮。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早在6年前，大约也带着类似的问题，我到诸城外贸局采访过一位老局长董文焕。所谓“老”，一则是他已过退休年龄仍在任上，二则大约是他有一张典型的中国老农民式的脸。人们都称他“老汉儿”。 当时，有一位年轻人向我介绍老汉的事迹。他带着深挚而钦敬的感情娓娓讲述着诸城外贸公司怎样从几只兔子笼发展到那时的规模，更讲述了老汉淳朴的品格和极富特色的治理经验（说到有如山杠爷的风趣处，惹得我忍俊不禁）。他时而在房间里踱步，时而抽支烟，连续讲了近3个小时，口若悬河，面面俱到。叙事状物，抚今思昔，时间的长河仿佛在他的记忆中潺潺流淌。当时我为这个年轻人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和语言的逻辑感到吃惊，尤其上百个长串的、枯燥的数字从他嘴里准确地奔泻而出，如数家珍一般，其博闻强记，真令人称奇了！ 但我并不知道他当时是何种角色，甚至不曾问起他的姓名，自然不会像现在这样，通过回溯的链条把断裂的时空衔接起来。 胶州市叫刘凤生的财贸干部讲了一个故事：前年，他做接待工作时，在一次相当规格的宴会上，他问起与席的一位来自诸城的干部：“王经理，您是诸城人，那您一定认识王敢冲吧？” “认识。你也认得他？”王经理回答。 “认得，少说山东省没有不知道他的吧？” “唔，他怎么样？” “高个子，一头浓黑的头发，长得很帅。”财贸干部饶有兴味地继续描绘着当年的风云人物，“很有才气，心地善良，是个好人。” “哦，”诸城人微微低下青丝染了白霜的头，神色略显黯然，“我就是王敢冲。”44岁的王金友总经理说。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潍坊市对外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委员、诸城外贸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全国劳动模范、两项国家外贸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全国最佳家禽企业家、省科技拔尖人才、高级经济师、兼职教授的王金友，但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诸城的王敢冲。 王敢冲，这个名字只代表着过去，代表着远去了的昨天，代表着光辉的生命中一个黯淡的片断和沉重的追悔，但是，“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呢？ 这个他不愿提起却又常常被提起的名字每每像一股凛冽的狂飆从愧悔的心底呼啸而过，将他抛回到风吼马嘶、同室操戈、惊心动魄的年代…… 那是个丧失了理性的年代。到处是疯狂，燃烧的天空，怒吼的大地，到处是挥动的拳头，怒睁的眼珠，张开的大嘴。批！斗！冲！杀！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淹没天籁、淹没人间美好与良知的噪音。 “王敢冲”应运而生。 他被推上政治舞台之前，毫无思想准备。 直到高中一年级，他一直是三好学生、班长，成绩最优秀者。当班干部锻炼了组织能力和号召力，更因为聪慧的天赋和雄辩的口才，使他在学生中总是卓然不群，锋芒毕露。 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升名牌大学的美梦破灭了，顺理成章地，他先是被学生们，而后是被革命群众，再后是被全社会，拥戴着、推动着，直到昼夜之间变成一个地区的拿破仑——红卫兵最高司令官。 这时，他刚满17岁。 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没有法约束的权可以无限膨胀，无限肆虐；可以生杀予夺，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权制造罪恶。 不管你信不信，17岁的孩子确实拥有了可以在整个诸城县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否可载人吉尼斯大全的世界之最？）。 如果王敢冲愿意，他可以把价值连城的“四旧”顷刻间化为灰烬，可以把无辜的人投进监狱，可以让战功累累的老干部家破人亡。 但是，一个与当时武斗不止、干戈频仍的“革命”形势完全相悖的现象发生了——王敢冲“司令”明令严禁打、砸、抢。 批斗会上，一群“革命小将”对几位老干部施以拳脚取乐，他跳上台厉声喝止：“只许批判，不许打人！” 有一次在机关大院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会下几个受父母牵连的孩子正被造反派追打，凄凄惶惶惊恐万状，他奔过去，“不许欺负孩子！他们有什么罪！—— 幸运地生活在今日中国的年轻人，也许看不出这么一句合情合理的话有什么分量，然而那是一个以权助势、以势灭理的时代，人性在残暴中混灭，正义在黑暗中哭泣。一个17岁的孩子大权在握时能够清醒地以理制势是多么地不容易！（难道不该让那些成年的政治投机者汗颜？）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有可能救活一条性命，甚至是千百条性命！ 老县委书记参加革命填表时，万没想到信仰唯物论的革命者会变成惟成分论到这步田地——因一字之差数十年后险遭灭顶。 他土改时划为“中农”。可参加革命早于土改，当填写成分时，他不经意地填成了“富农”。“中”与“富”之差，使他进入了阶级敌人的行列！管他怎样经历了枪林弹雨，管他有着怎样的赤胆忠心！ 王敢冲不仅在他挨批斗时全力保护他，免受躯体摧残，而且敢将这个县里最大的“走资派”的成分更改为“中农”。 在诸城，受到他保护的老干部和各类“阶级敌人”多不胜数。 这能是真的吗？是真是假事关重大。打倒“四人帮”后，整党清查“三种人”时，王敢冲自然在被清查之列。 “那时候，他还是个毛孩子嘛！”一位劫后余生者说。 “连多年革命的老干部都看不清形势，站错了队，能叫个孩子怎样？”又一位当年被批斗者为之辩护。 “他从来没搞过打、砸、抢，也禁止了手下人打、砸、抢，这是有据可查，有目共睹的。”很多老干部都这么说。 老县委书记找出原始记录、照片、记录片等。“你们仔细看看，里面有没有他？” 在所有残酷批斗整人的场面中，竟然从来没有他的踪影！ 想当年在信奉着唯物主义的造神运动中，人们的狂热与虔诚无非有三种。一种是天真的轻信，一种是为求生存被胁迫的“虔诚”，第三种则是心怀叵测的假虔诚。第二种是人性的脆弱，第三种是邪恶，第一种何罪之有？何况一个孩子。 往事如烟，风流云散，历史背负着苦难翻开了新的一页。 痛苦，这把犁刀割破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心，但仍然是这把犁刀，也开掘了他未来生命的新水源。 王敢冲，不，现在我们应该叫他王金友了。从王金友到王敢冲，再回到王金友，不是简单的名字的更改与往复，甚至不是单纯的观念与信仰的演变，而是他终于找回了几乎不认识了的自我。 他的宗教狂热是什么时候冷却下来了？他那权令智昏的脑袋是什么时候清醒了的？ 具体他说，是1969年他带队到孟叮公社帮助两派搞联合时。只有50户人家的小下坡村里，竟有20条“光棍”！庄稼不种了，土地荒芜了，饿着肚子打派仗，他气愤地吼道：“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打来打去打的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这就叫革命吗？” 从这一天，他的狂热降温了。他扪心自问，如梦初醒。他向县革委党组提出申请：回乡务农。已经当上了县革委副主任的他，激流勇退的选择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当他辞“官”返乡之前，县委书记亓廉芳已官复原职，他郑重地、热情地设家宴为王金友同志送行。 那时人们都不富有，亓书记倾其所有，才备了一桌酒菜。 “我从来把你当孩子看待。金友，你是个好孩子，几次使我免遭伤害……我谢谢你……”老书记含泪敬酒。 “我要回家乡……”他说出自己的抱负。 “我支持你回去，你会干出个样儿来的。” 他的家乡是诸城县解留公社小凤凰村。小是真的，全村600来人，“凤凰”就名不副实了。俗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一片丘陵薄地，吃水都困难，要到数里地的外村去挑，或是把人拦腰捆上绳子放到井底，用瓢一点一点刮些水吃，这么个穷地方，百鸟之王怎么会飞到这里！ 那天，他站在荒凉的丘陵地上，环顾村里星罗棋布的破旧土坯茅舍，身上穿着早已褪色的破棉祆。贬骨的北风在他头上身上拍打着，狂呼乱叫着，有时尖厉得像山呼万岁的高音喇叭。但是，他那颗曾是稚嫩而激荡的心沉静下来了，也成熟起来了。他凝目落日西沉，谛听寒鸦哀鸣……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段人生只是个草稿，后一段可以修改誊清该多好！想到这里，眉间的纠结舒展了，没有失意的怨尤，没有受挫的消沉，仿佛自己从高不胜寒的云层上陡然跌落到坚硬扎实的土地上，拥进他一直那么深爱着的大自然的怀抱中。 “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他暗自思忖着，走下山坡，走过沟坎，蹈蹈向村里走去…… 王金友的父亲是小凤凰村的支部书记，其实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质朴善良带头吃苦受累，也没有什么能力和政绩，那年头“政绩”又能是什么呢？ 每日天刚亮，生产队长们在喇叭里喊几声“下坡啦！”老少爷们、娘儿们扛着瘦骨嶙峋的肩，迈着排肠肌发达的腿，拿着或许两千多年前就有的劳动工具到村头集合待命。 人和牛犁完了地，栽上地瓜秧，最苦的就是挑水浇地了。挑水用桶，桶有大有小，在挣工分这种平均分配的集体劳动中，人们自然争先抢小桶。王金友等人们抢完，剩下的两只最大的桶便是他的。 他自小念书，后来“革命”——是动口不动手的事，腰背肩膀都没有受过农活儿的磨练，体力远远不及整天吃大苦耐大劳的父老乡亲。但他怎能与他们抢轻活儿呢？ 到三四里路之外去挑水，沿途没有一点平坦，像人生一样，尽是些沟沟坎坎峥嵘崎岖。 百十斤的两只大桶压上了王金友的肩，腰直不起来了，步履踉跄了，身子东摇西晃了，又红又肿的肩膀先是知道疼痛，后来就浑然不觉。挺起腰，迈开步，咬紧牙，他对自己下着命令…… 几天下来，脚底板磨起了血泡。血泡感染，每走一步都痛得要命。他挑着水桶，爬着陡坡，他脱光膀子，喘着粗气，要当一个真正的中国的农民，首先要磨练的就是痛党的迟钝，麻木，直到消失。 当他体力耗尽时，连人带桶摔进沟里…… 饭送到地头上来了，该给血肉筑成的“机器”们加料了。“料”就是煎饼和咸菜。煎饼是地瓜干磨成的，晒地瓜干时，天不作美，阴雨连绵，队里集体保存，不许分到户，于是地瓜干霉烂了，很苦。扔了吗？人吃了会腹泻会中毒。那是指城里人的肚肠。农民，不能扔，这是活命的主食，是继续干活的能源。用水浸泡几遍，将苦水倒掉，磨浆，摊成煎饼，卷上咸菜，就吃。 王金友咬着煎饼，吞咽着苦味、霉味、咸味、涩味，咀嚼着五味杂陈的人生滋味…… 秋天种麦了，他背着粪筐扒粪，一筐一筐，他如获至宝一般欣喜。队里送饭来了，王金友放下筐，伸出沾满粪污的手接过煎饼，卷上咸菜…… 煎饼的苦涩和着手上的粪臭吞到他的胃里。他一口一口咬着煎饼，一口一口吞咽着，咀嚼着，有时会潸然泪下。 他不为自己哭。他吞咽着农民的泪水，咀嚼着乡亲的愁苦。 “村里应该打口井，尽快解决吃水问题。”他对父亲说。 他自荐当打井队长。花了半年时间，村里有了一口井。老少爷们欢天喜地：吃水不出村啦！ 年底，公社整党。上级听村里人反映：王金友能吃苦，便发展他入党。“干脆你就接老头子的班吧。”上级说。 宣布这项任命时，还有几个社员很不以为然呢。“老的干了一辈子都没干好，一个毛孩子能有啥本事？” “还是老的干吧，能吃上饭就行啦！” 17岁就当头头，如今虽是虎落平阳，村支书这针尖大的官，他能看在眼里吗？然而，他郑重地说：“我干！” 儿子对父亲说：“我要干得比你好。” 于是王金友当了小凤凰村的支部书记，那年他21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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