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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过后 作家演绎新传奇 盲目跟进 医生控诉洋插队 一篇小说让复旦大学一年级生卢新华扬名全国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一篇短篇小说《伤痕》，作者的署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 这篇小说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竟成为一场规模宏大的“大革命”的最后总结。这篇小说出自于一个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的77级学生之手，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一个受“革命”毒害与愚弄的青年人的深刻忏悔，使当时的一代青年人尤其是那一届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卢新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复旦大学77级学生，曾经历过多种生活磨难。作为一名“老三届”中学生，他当过工人，也当过兵，有幸进入复旦大学后，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清醒地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举起了一柄双刃剑，一面对准悲剧的制造者，另一面向着悲剧受害人。 考上复旦大学是卢新华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环节。他在山东曲阜当炮兵时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喜欢写作品，对哲学有很大兴趣，对诗歌也爱好。那时他写过一些幼稚的诗歌习作，发表在部队驻地《曲阜文艺》等文艺刊物上。 卢新华1978年2月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后不久，就开始写《伤痕》。那时他的女友还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年过年时回上海探亲，卢新华去看她，听她说了一些事，于是就形成了小说素材，他是在女友的家中写下这篇小说初稿的。 这篇小说起初是在大学的墙报上发表的，并在校园内引起不小的轰动，他的同学，后来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及当了作家出版社社长的张胜友反对他这种“悲观低沉”的创作心态。但卢新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没有接受张胜友的劝说，把小说发表了。 复旦大学的这篇小说引起了《文汇报》一位编辑的关注，他通过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教师，向卢新华要去了小说的原稿。然后，卢新华被约到《文汇报》社，接受他们的提问，又让他把打出小说的小样拿回去，作了几次修改。 卢新华很认真地按编辑的意见作修改。那是在夏季，大热天里，卢新华在复旦校园进门的一块草坪上放了一张桌子，伏在上面修改小说，晚上就在路灯底下写。 蚊子很多，屋里又热得不行，他穿了一双靴子，把自己的裤管全部放进靴子里，不让蚊子咬脚。天气太热，他的手压在小样上，把纸都涸湿了。 《伤痕》在《文汇报》发表的当天下午，卢新华就收到十几封读者来信。此后，每天都有读者的大批来信，天天有一大包。他所在那个学生信箱号“7711”里的信，绝大多数都写着“卢新华’名字。 卢新华对自己突然成了名人有点意外。在谈到他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时，他曾这样说过：“现代文学作品分析课，老师第二次讲鲁迅先生的《祝福》，其中讲到许寿裳先生在评论鲁迅先生的《祝福》时曾说，人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正是从她（王晓华）那种有些僵化和麻木不仁的思想状态中，我们可以深深地窥测到‘四人帮’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对我们一代青年人的毒害。总之我要塑造王晓华这样一个人物，决不仅仅让读者同情她的遭遇，为她流泪，而是要读书者在同情她时又含有指责和批评，同时在这种指责和批评中，……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 为自己，也为同龄人写了这篇小说，这反映了如卢新华这样的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人的反思与忏悔，也反映出走进大学后的“新三届”人认真剖析自我的勇气。 那时许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都争相借阅登载这篇小说的报纸与复印件。而许多读者都认为，卢新华本人一定与小说主人公有着相似生活经历。他们在给卢新华写信时称他为“新华大姐”，觉得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女的，因此卢新华也必是一个女的。 有一个西安读者给卢新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和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晓华同名、同龄，也有相同的生活遭遇。我妈妈也是做中学校长的，也被打成叛徒，我不知道身在东海之滨的你是怎么这么详细地知道远在西北古城的我的个人遭遇的……” 其实不是这样。卢新华告诉他的读者，《伤痕》里并没有真正的生活原型，他只是在写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感受与反思。这种情绪正切合了那一代年轻人的心态。 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78级的学生回忆说：“我来北京报到的途中，路过陕西师大，一位同学向我推荐了《伤痕》。当时在她的宿舍里，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感受很深。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反思‘文革’，有比较伤心的事情，受挫折时，心理也是难以承受的。我们和《伤痕》之间有了共鸣。后来，推荐这篇小说的人与我走到一起，成了一对知心相爱的恋人……”对于许多写小说的人来说，卢新华这个人的名字是与整整一代的“伤痕文学”联在一起的。人们对这位当时很年轻的作家学生，怀有许多的敬重与羡意。直到现在，卢新华与刘心武二人仍被并提为“伤痕文学”的两员干将。 从复旦毕业后，卢新华去了《文汇报》，当了一阵子记者。他觉得自己与记者这种职业格格不入，尤其是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写自己的作品。他就向报社请了一年的创作假，由上海市作协发薪水，做了一年的专业作家。他写了一部题为《魔》的短篇小说，然后又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其中较有影响的《典型》，写一个女电焊工成为先进典型后的苦恼。但不管怎么样，他的作品已经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1984年，这位开创了一股文学潮流的文坛新人，走向了大洋彼岸，希望到大洋的那端再开创一片希望的沃土。十几个年头过去，很可惜，他未能如愿以偿。在美国的最初一段时间，他认真地读书，取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硕士学位。 他那时还有点名气，因《伤痕》而得到美国大学的垂青，给了全额奖学金。不过这位自上海来的留学生也要靠自己的劳动挣得房租和食物。这段生活与在国内的感受大不一样。他的劳动工具是三轮车，在上海的二三十年代，这种活属于最低下的苏北人的谋生方式。再后来，卢新华改换用现代化运输工具汽车，做起了餐馆的外卖工。 拿到了硕士学位后，他走进了洛杉矶一个名叫利民图书公司的书店，利用自己与大陆的关系，做起了图书发行工作。他在此时拿到了绿卡。至此为止，卢新华的运气还算不错。 坏运气是他想独自去办公司开始的。他的心太大了一点，一开始便想做金融交易，结果好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钱都亏掉了，有一万多块钱。然后，不甘失败的他，又跟着一个名叫“东海财团”的做期货生意，结果被骗去了一万多。再后来，他的一个一向要好的同学搞股票，卢新华托同学做股票生意，给了七千多块，结果又被亏掉了。这样几次三番，卢新华成了穷光蛋。 于是，他只好再次去为老板打工。不过他再不出外去干了，进了赌场，干起了发牌员的活。他认为这份活儿还算不错，因为发牌员有外快，别人赢了钱，便会感激他给的牌运，会给他小费，收入比在餐馆干活时多。 这样他一直在赌场干发牌员，靠着这份工作，养活一家几口。卢新华到美国来的一个在上海“享受”不到的好处是，他可以生养三个孩子，并且第三个是卢家第三代的唯一男孩，一生下便按美国法律成了最正式的美国公民。 他本人本来不想得到这份便宜的，但是他的母亲经常寄来录音带，在那个小匣子里，老人家一再地向儿子诉说苦情：卢家儿女都生的是女儿，无论如何你要生个儿子，那样卢家才不会断根，在上海不好生，美国好生的……出于孝心，卢新华便帮着老人家生了一个美国儿子，让卢家的根植于美利坚的大地上。 卢新华还想着创建起一份家业。美元到中国境内使用起来很值钱，这是任何一个从大陆出来的移民都深信不疑的。在美国吃百般苦，为的是一旦回大陆可耀祖光宗，卢新华也不例外。他把当赌场发牌员攒下的钱，寄回上海，作为开办成本，托其弟弟开了一家服装公司，招进了百十个人，而他这位公司老板则在美国遥控指挥，用纸牌为服装公司补充资金来源。 除此以外，他的更远大的一点的目标是趁年轻时多做一点经济工作，以后如有可能就办教育，办不了大学办中学，办不了中学办小学，再不行，办个幼儿园也行，总是教育事业了。 卢新华还想念着自己的曾经辉煌一时的过去。他也时时地想着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把在美国十几年所做的事，看到的人，林林总总，当成自己的创作素材，由此他便总怀有希望。 新的创作行动果然在一次胃病发作起形成，并付诸于实际操作。他告诉朋友们，这天晚上他梦到了一个棺材，就是这个棺材让他涌动起写作的激情，第二天爬起来伏在桌上写了起来。写的是一个结尾，写完了结尾他才开始写开头。他把这部有十几万字的稿子改了两三稿，先让朋友们看起来了。 他说在美国这么多年，看到了许多在中国看不到的东西，在中国即使会想到这些，也不可能写这些。所以，在他来看，只要能写出一部好作品来，在美国吃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 也许有一天，卢新华的这部小说会摆在中国的大小书店的书架上，或拍成了一部轰动性的电视剧？ 上海眼科医生张小青在美国 张小青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她愿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她说自己的经历很平淡，但别人听着平淡，而对于她本人来说，却是这辈子再也不会忘掉的。 张小青是浙江宁波郊区人。“文革”期间下乡几年，后恢复高考了，她拼命复习功课，是第一年考入大学的。她读的是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当眼科医生。因她资历低，在这家医院总也轮不着上手术台做手术，就想出国去深造一回，再回来医院总能让她上手术台了。 她便是抱着这样一种虚渺的幻想，以为到美国后不会错到哪里，一定会如何如何的，便不顾一切地想往美国走。 她的英文考得不理想，“托福”没通过，奖学金不能指望，就只好自费出国留学。她以为到了美国，那么富裕的伟大国家，总会有办法的。共产党中国那么穷，还不让饿死人呢。她这么想。 她找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作担保。说得很明确的，担保书上可以说有多少钱可作负担，实际上对方是不出钱的，唯一帮一把的就是让她能到美国，除此以外，就不管事了。 张小青没有多想退路，说走，买了一张飞美国的机票就往太平洋彼岸飞去。到纽约，下了飞机，麻烦便来了。没有钱，你便什么事也办不到。担保的亲戚不会帮忙的，这是预先说好的，她也不好厚着脸皮去找他们。好在有两三个同学在那里，好歹把住处落实了，在唐人街与几个同她处境差不多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挤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勉强有个倒下伸展手脚的地方就行了。 但她是来留学的，口袋里还有一份某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最现实的是有一张嘴等着往里面进食，需要钱，吃饭要钱，上学读书要钱！先来的同学对她苦笑笑说：要钱，那就向餐馆老板要去。她明白，她到美国来读书，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生存而打工。 她拿着一份中文版的《世界日报》，按着上面的招工广告上的地址，一路走一路问，寻找一家可以留她打工的餐馆。可是她到处碰壁，因她语言不行，又从没打过工，不知道餐馆里干些什么，老板不想让她干不好活出洋相。她也没有帮着介绍的朋友，还有一点，她是才来美国，连个正式的学生身份还没得到，要打工，便是打“黑工”。 唐人街的老板有的愿留下打“黑工”的中国大陆人，因为这种人打工不会跟他谈工钱，只要有活干，多少给点钱，也就可以了。这样，张小青奔走半天，才算得到了一份打“黑工”的工作。 可这种“黑工”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餐馆外跑堂，只能做最下等的活，收碗筷、扫地、擦桌子，在厨房里洗盘子，倒垃圾。这种活收入最低，也最被人看不起。 但就是这种“黑工”，她也时常因故而被老板无情辞掉。那些老板或是嫌她身子太单弱，干不了多少活，不合算；或是嫌她洗碗太讲究了，把一个破碗洗得那么干净干吗？原来还是学医的，当过上海大医院眼科大夫？都照你这样把几个碗按外科手术那样消毒无菌操作，那一天能洗几个碗，得花掉我多少热水，多少清洗液？请走吧，眼科大夫，我养不起你……也有良心不错的。新泽西州一家华人餐馆的老板，看她干活实在不怎么样，请她离开餐馆，可还是很同情地送给她十块钱，让她买点什么吃的。比起别处有的老板一分钱不给，还骂骂咧咧的，毕竟好多了。 那十天里，张小青这样奔来奔去换了好多家餐馆，结果没一家餐馆干完一整天的。没一个老板认为她可以在餐馆里干活，请她另谋他处“发财”。 好在唐人街有一家职业介绍所，帮她介绍了到哈雷姆区去干活。哈雷姆区是黑人住宅区，一向以治安情况最糟闻名于纽约。但她得了一份工作，还在乎那个？于是赶紧就去了。 她被介绍到一家中餐外卖店。到了哈雷姆区，她才发觉那里确实有些让人汗毛凛凛。街道上有不少的酒鬼、瘾君子、贩毒分子、妓女与拉皮条的。 大白天那些人还会嘻皮笑脸地拉男人去做那种事呢！这个街区看不到什么好房子，那些街边的住宅房不是东倒西歪，没窗没门，就是铁条钢窗，壁垒森严。张小青去的那家餐馆，从外面看去简直就像是一座监狱似的，只差外面有个持枪站岗的了。 张小青在那里工作整天提心吊胆的，干了一天活，更担心的还是晚上回去的那段路，真是怕极了。店里的师傅倒是个心地很好的人，知道她是个学医的留学生，现在来这里打工，只想挣点学费，对她就很照顾，每天让她十点钟就回去还送她到车站，以防路上被坏人欺负。 那个师傅真是很好的人，他们自己是要做到十二点才歇的，他还让张小青带回一些吃食回家去吃。后来张小青不在那儿做了，回去看望那个好心的师傅，他还每次让张小青大包小包地带吃食回去。他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好辛苦，好可怜呢，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帮一把谁帮呵？那些开餐馆的华人，都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的，有的好几辈了。他们中也有好人，但毕竟与大陆去的留学生不是一路的。他们一辈子就干这种活，给别人做吃的，挣一点钱，吃了喝了，就去逛四十二街，找那些妓女玩一回，把钱都泡进那种地方了，或是去大西洋赌城赌一把，也大多是输了完事。 在那里张小青也只是看着，不出声。与唐人街的那些人总是不一档的，他们多数没什么文化，素质很差，男男女女的在一起，搂搂抱抱打情骂俏，开些不堪入耳的玩笑，讲的也是那种荤故事，令人肉麻恶心。但张小青懂得这个道理，不介入他们中间，不出声搭腔，便会好一点。 她在那家餐馆干了两三个月，一个月挣1000美元，不算多，也算有一笔收入了，至少可以用于交一门课的学费。她算了算，只要三个月干下来，她就能把一个学期的学费挣足了。 美国移民局有严格规定，要持签证的留学生最少每学期上9个学分的课，纽约大学303块美元一个学分，一门课三四个学分，她只要挣到3000美元，就可以维持一个学期了。 但在餐馆里做事可真难呢。什么活都得学会干，还得干得快，干得好，不然人家不说，你也不好意思呢，吃着人家老板的，拿着人家的工钱，总得对得起人吧？可张小青这双手是做手术开眼睛的呵，每天用刀对付鸡肚子，开鱼肚皮，血腥腥的，总是很不好受。 还有一点为难的，张小青不大敢走出街门外去扫地。因为她知道离着那家餐馆不远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她的上海医学院的教师，就作为访问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里住着，张小青担心会被老师看到她在这种地方用外科医生的手剖鱼肚开鸡膛。 她到门外扫地时，总是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一眼街上的行人。 后来，情况稍好了一点。餐馆的师傅信任她，让她去“收银”。这活正对她的路。在宁波乡下老家，中学毕业后，她做过几年会计，算账是很拿手的活，餐馆的师傅看出她的算账才能，很高兴，以后就专让她“收银”了。 三个月终于熬过去了。她挣回了这个学期的3000美元，去大学交了学费。可她想，这也太难了，辛苦了三个月，才有了一个读书的可能，接下去开学了，她还有生活费没着落呢！不管它，她想，船到桥头自然直。上了学后，张小青便学着别的留学生那样，出去找活干，半工半读，一点点地挣钱。只要下午没课，她就去打零工，或是到周末时给人家看孩子，打扫房间，或是给老人做伴。这些活儿多种多样，或多或少都有一份钱。 后来她找到了份较对专业的工作，给唐人街的一家小诊所当护士，还兼秘书与药剂师。除此以外，她还得帮那位小儿科医生按预约电话、安排就诊时间、登记挂号、算账报税、整理病历、量体温、测血压、配药等等各种活。 张小青愿意在这儿做事，因为这里毕竟是诊所，是与她的专业对路的。一天干三小时，每小时给十块钱工资。她很认真地干了一天后，那位医生高兴地说：“你好好地在我手下干活，干脆就干全天的，我帮你办身份。”可是张小青却婉言谢绝了，说：“我到美国是来读书的，不想办身份，不想留在美国当移民。”医生非常惊讶，原来到他这里干活的，没有谁不想办身份，做美国移民的。可张小青说她只想顺利地读书，读好了，争取获得大学的奖学金，尽快地把学位拿下来，然后回国去，作为上手术台的有利条件。她想上手术台，做梦都想。 那位医生便不想多说了。后来张小青看出，那个所谓的医生完全是瞎混的，他的小儿内科诊所，什么病都用两种药，激素加抗菌素。据说这位医生在唐人街还算不错的呢，还知道用抗菌素，有的狗屁医生却只会用激素来应付各种病。那样治病，还不把人给治死吗？有一回，张小青看到有个孩子病得很重，还到这儿来看病，她心里急了，顾不得多想，低声劝那个家长，快带孩子去医院，不然病就会耽误了。 可是唐人街的一些华人家庭，去大医院看病看不起，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付不起那么贵的医疗费用。再加上唐人街许多人连英语都不会讲，去那儿没法跟医生说话，明知这里的诊所是个火坑也得往这里跳呵！这个诊所的医生为了嫌钱，随便糊弄病人，什么药贵，什么化验贵就用什么，不管病人死活。许多华人没文化，也不懂医学，死了人也只以为是病情过重，难以治好，也不会去告这个医生。 张小青在这家诊所呆了一段时间，整天提心吊胆，心神不宁，虽说在这里干活比在餐馆要轻松对路，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受了多年医学教育的，职责是救死扶伤，眼前却在这里与这个黑心医生合伙骗钱，干些非法之事，偷税漏税，涂改病历，等等，再这样下去以后万一出了事，可就一辈子完了。 于是张小青下了狠心，辞了工出来了。 她为了生存，只好再转学到长岛大学读分子生物学。这样可以免了学费，也有一些生活费资助，虽然只有九个月的钱，周末还得打工补助，较之刚来时，要强多了。经过初来这一段的生活磨练，张小青总算挣扎过来了。以后的环境就慢慢好转一些。 但她时不时还会受一点惊吓。在美国打黑工，是要受到严惩的。如果被移民局得知，抓住了就要限期离境，而且雇主也得挨罚，三次以上执照要被吊销。张小青在打黑工时就吃过一次亏。 那回她在一处打工，那儿有个从国内去的小伙子死乞白赖地要与她好，没人时就对她动手动脚想占便宜。张小青不喜欢这个人，也不肯与他做那样的事，这个男人就威胁她，说要上移民局告她，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张小青吓得赶紧换了一个地方去打工，再也不敢在那儿露面了。事情躲过去了，可她在那儿打了一个月的工钱却泡了汤，白干了。 还有一次，也挺险的。她找到了新泽西州的一家餐馆打工。到半夜下工时，公共汽车没了。餐馆的几个男人趁机起哄，要拉她与他们一起睡。张小青看出不对，说我不干了，要辞工回家。看那些人还不让走，便大叫大喊起来，往门外冲出去嚷着要打电话找警察。 那些人也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只好开车送她回住处。她死死地记着这天晚上的事。天下着雨，她没伞，下了车，一路走，一路哭，泪水雨水都在脸上流，呛得喘不过气来，回到住处已经三点多钟了……后来张小青听说了一些打工女孩的悲惨故事，心想自己还算幸运人呢。有一个从别州来纽约的女孩，到唐人街的一家餐馆打工。那女孩太天真，听信那老板给安排在餐馆里住宿，结果没过几天，就在一个晚上让一帮人给轮奸了。 那女孩吃了这样的亏，却不敢声张。因那是唐人街上有名的人物开的，谁也不敢告。在唐人街黑势力很厉害，一个弱女子想抗争，哪有胜的可能？那女孩无可奈何，只好与一个同在那儿打工的大姐一起，趁着黑夜逃离了那个狼窝。 张小青也看到在唐人街上当妓女的女人。一次，她与几个朋友到皇后区一家酒吧玩。看见一个酒吧子陪客，是个东方女郎，穿着袒胸露背，脸上浓妆艳抹，被一个黑人搂着，任那人的手在身上摸来摸去，一打听，竟是从大陆来的，原是一个中学教师。 在唐人街，张小青还看到原上海某医院的主治大夫，是她原先认识的，在上海有些名声的。他整天站在唐人街的一家名叫“金园”的食品店门前卖水果。张小青与他搭话，那位前主治医生黯然地说：都是为了孩子来这里读书，上大学，只能做老爸的卖苦力，帮着挣学费……张小青看到有的打工女生比她还惨，有一位原是上海音乐学院拉小提琴的，人瘦小，手也没什么力气，非要她托大盘送菜，一只托盘里有几十个盘子，她哭了多少次，才练成了托盘的功夫，可不知道她的手以后还能不能再拉小提琴了。 张小青在美国呆了一两年，很想回家。而此时有不少上海的同事，还有同学都给她写信，让她帮着联系学校。她心里很矛盾，因为那些同事和同学，在单位都干得很不错的，有的已经是主治医生了，工作好好的，扔了到美国来吃苦，有什么意思？没想到原先一直让她学完了就回国去的父母，后来写信也变了口气，问她能不能在美国留下来？如果有可能，最好留在美国，这样以后家里的其他亲属也可以上美国了……张小青提笔写信，已是千难万难了。她只是想，只等我读完了，就马上离开这个国家，一天也不会多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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