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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护身 土生土长土博士 水车通灵 哲思哲理哲学家 这是1994年7月，在中国举行的一次国际非饱和土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的专题报告，使得在座的国内外专家感到大为惊叹。加拿大萨士卡齐温大学教授、国际膨胀上学会主席。大会执行主席弗伦德伦一时激动，竟忘了自己主持人的身份，直接跑到主席台上，一把拉住刚作完报告的中国学者陈正汉，连声说：“你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然后又拉过这位年轻学者说：“我们俩谁高，中国陈，世界一流，巨人！” 其实，在这个专业里，陈正汉的名字早已为人所知。作为一位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国内权威人士早已对他刮目相看，认为陈正汉是“力学家加工程师”，其研究深度已经超过非饱和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弗伦德伦。 陈正汉所研究的这块领域是久攻不下的一块科学上的“硬骨头”。他从1984年开始投身于这项科学研究之中，积10年之功，汲取了各家之大成，才融理论力学、不可逆过程热学和土力学的精华于一体，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比较完善的“岩土力学的公理化理论体系”，使国际上争论了30年的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理论答案。这是一项把传统理论引入新兴学科的非常有益的尝试。 有人问他：“人说，好奇心是造就科学家的发动机。社会上有的人的好奇心是如何探得发财的秘密，或是了解歌星的私生活，相比之下，你却为了一项不知有没有结果的科学研究，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和原理公式里。外人看来这种生活是极其枯燥无味的。那么你对看起来很枯燥的科学研究是如何产生好奇心的？” 陈正汉笑道：“这很容易理解，一帮人打麻将特别上瘾，一打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还停不下来。我对科学研究的好奇心就是这样，泡进实验室的体会如打麻将人的心理一样，感觉特别上瘾，从不感到乏味，也不在乎结果如何。” 他自称是一个对科学痴迷的普通人。而在别人眼里，他更是一个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奇人。 土生、土长、土汉培养的土博士 对科学的好奇心，陈正汉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在他的身边至今还珍藏着一份30多年前的《光明日报》，那上面登着1964年的一篇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是《光明日报》评论员。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了培根的一句话，“青年人较适于发明不适于判断”，因为“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验，而经验往往需要时间才能取得，等到有经验时，年事已经不轻了”。 这篇文章举了许多例证说明文学家与科学家都是在二十几岁开始辉煌的，如伽利略、杜勃罗留波夫等。其中有一段话让陈正汉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事实上，所有的天才都是在刻苦的学习中发展起来的。杜勃罗留波夫在13岁那年读过的书有411种，17岁时考入师范大学，18岁父母相继亡故，遗下一大笔债务，他还要照顾7个小弟妹的生活与学习，实在苦极了。可正因这样苦，他就更加努力学习，写了那么多的大作品，从那里面只能看出，天才是愈经磨难而愈辉煌的。” 就是这一篇《让青春放出光辉》的文章，成了少年陈正汉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就是这篇评论一直敦促他立志科学，追求科学，攀登科学的高峰。这篇文章伴随着这位矢志科学事业的中国学者三十几年，使他对科学永远怀着一份痴情与爱心，使他一往情深地钻研科学，保持着一股顽强不息的青春活力。 回想自己这几十年走过的路，陈正汉没有抱怨，感谢生活，也感激改革开放的时代，让他终于有机会赶上每回的末班车，实现了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 陈正汉读初中时，遇上了一个好老师。初二时，代数老师经常给他们讲科学家的故事，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到卫星发射速度、火箭能否落到预定的发射点，等等，使得陈正汉听得如痴如醉。从那时起，他就不再读文学书籍，而只专注于科学书籍了。 到了高中，他又遇上了几位好老师。那几位理科老师都是因为出身不好，或是右派，从大学贬到他们那个县中学来教书的，也有刚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这些老师有满腹学问，他们都热爱科学，崇尚“教好学生必须有十倍以上学生的知识”，以此赢得了陈正汉的敬重。 可是，正当科学的火苗在陈正汉这个中学生胸口渐渐升腾起来时，“文革”来了，“读书无用论”当道，正常的学习与研究成了“资产阶级”，学习好的成了倒霉蛋。1966年夏天，陈正汉高中毕业，正在复习，准备考大学。他把门门功课都复习得滚瓜烂熟，以赴7月贝日的考场。没想到6月1日至6日，《人民日报》连发了6篇社论，然后又发消息，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给毛主席写信，“宁可当社会主义工农兵，不当资产阶级大学生”。大学就停考了，大学梦就此中止。 从农村出来读书的陈正汉，高中毕业又回到农村。上不了大学，就断了学科学的那条路，他的心在流泪，有一回看到有人穿着“中国科学院”的背心，一时感慨万千，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那是‘文革’最烈的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中国科学院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被打成了“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科学界一片昏暗。陈正汉心想，这个世道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能有啥指望？ 但是，他人虽回到村里，在干着最粗重的农活，心底的那一颗火种还没完全熄灭。1967年，恰巧有个工程队到村里来修铁路，陈正汉鼓足了勇气，向那些技术员借书读。 那些技术员对这个村里的小伙子的要求感到很惊诧，说：“都打人民战争了，你还念这种书干吗？”但说归说，还是把一些材料力学、高等数学的书借给陈正汉了。他把这几本书读了又读，感到一丝悲凉后的宽慰。 随着年岁增长，眼看着读书考大学的指望越来越暗淡，社会上的政治口号越提越高，知识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与陈正汉一起出来的中学生，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在过苦日子，而那些学习不好的，反倒早早当了某个工作岗位的干部，被推荐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挣上了工资，还有一个考零分的同学，也当上了铁路工人，每月挣一两百块钱，成了村里的年轻人中最有出息的。那时的社会状态似乎整个儿都在证明：知识是无用的，上大学是白费气力。 但是陈正汉脑子里还是不能忘掉上大学这码事。1974年，《人民日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了一条小消息，大意是说，我国数学家陈景润把“哥德巴赫猜想”往前推进了，达到了“世界水平”。陈正汉看到这条消息，心里便波动了一下，不由地自言自语道：“能搞研究该有多好呵！” 但那时候，想也是白想，他一个高中毕业回乡青年，能到哪里去搞科学研究？倒是家里的担子要他这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挑起了。为了全家人的生活，陈正汉只能把读大学搞科研的事搁一边，艰难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陈正汉的脑子好使，先是学干一些修理活，又学做了电工，高中物理的那些基础足够当一名电工了。后来，他又学会了修理安装无线电和其他各种电器。他靠着这一门技术维持着家庭的生计。后来，他结了婚，有了孩子，靠着修理电器，过起了小日子。 正当他的读大学搞科研之心几乎死定时，猝然听到人们在传说，中央发出了通知，要全面恢复高考，凡是“文革”期间的“老三届”生都在应考范围内。陈正汉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所触动，但他没对家里人说。晚上收了摊回到家，对着镜子看看自己额边的丝丝白发，三十出头的男人，都有白头发了，上有老，下有小，还能再去考大学吗？ 那天晚上，他没能睡好觉。第二天，他还要出门去修理他的电器，却让一些旧时的同学拦在门口。他们对他说起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劝他一定要去考大学，说你不去考一回，这辈子到死都不会闭眼安心的。 陈正汉有一个当了干部的同学，原先很了解他的情况，这次还特意来找陈正汉，十分诚恳地劝他：“邓小平在全国招贤纳士，没有敢挡。要不是“文革”，你早该出成果了。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报名去考！” 他的一些过去的老师也赶到他家，动员陈正汉去考大学。陈正汉摇头说，这种考试只不过是给几个老三届体现一下政策罢了。老师说：“体现政策，也该体现在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身上。” 还是亏了同学老师这么一次次地劝说、激励，陈正汉才仓促上了阵。十几年过去了，原先的那些课本，都让他的父亲撕成一片片卷烟抽了，到哪里去找复习课本呢？只好东借西找，弄来一些破破烂烂的书，凑合著看着，做习题。这样复习了没多久，就参加高考了。 陈正汉毕竟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的，基础好，一复习那些老功底便显露出来了。他考上了西安理工大学，三十出头的当家人，就这样心慌意乱，惶惶然地离别了老父妻儿，到西安城上大学去了。 后来，他曾一再地想，如果不是有这一次恢复高考，让他赶上末班车，他也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也许，再过几年，就轮到他把儿子的课本撕成一片片卷烟抽了…… 称为青年科学家的陈正汉，其实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他最好的黄金时代是被狂热的“文化革命”给夺去的，等他上大学时已经是31岁，然后他35岁考硕士，40岁考博士，到1994年成为“杰出的青年科学家”时，陈正汉已有47岁了，实在难称得是青年人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有幸在而立之年才艰难走进大学的陈正汉，比别人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在理工大学校园内，陈正汉成了有名的独来独往的“苦行僧”，是本班本校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 除了上课，他从来不去图书馆、本班教室这些可能遇上熟人的地方，为的是不必与熟人搭话，不浪费宝贵的时间。他愿意去别的年级教室找个僻静的旮旯，痛痛快快地道游在科学的海洋里。 陈正汉这个怪人出了名后也有好处。别班的人外出去实习，都愿意找陈正汉去代为看管宿舍。因为陈正汉这人坐得住，只要在屋里看书，一天两天都可以不出门一步。而陈正汉也最喜欢有这种“美差”。他在一个没人的房间里呆着，常常从里面锁了门，把自己关着，不喝水也不上厕所。 但是，替人看房间那种好机会不多，晚上睡觉总还得回自己的宿舍。八人一个宿舍，他总是最后一个进屋子，从来也不会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集体宿舍里，别人却有愿意早点休息的，老被他这么搞下去，舍友们都忍受不了，一致作出决定：必须在11点熄灯，不按时回屋者，扫地打水一周。 这个规定，陈正汉十分听话地接受了。但他接受了，却仍是记不住，总是犯规，于是就挨罚，挨了罚也不长记性，仍是要犯规。舍友们又忍无可忍，于是又作出决定，11点半前不归者将被锁在门外。 这个决定陈正汉也接受了。结果他还是犯规，于是就被关在门外，如此情况有好几夜，他不敢敲门入屋，无奈只好去找看楼的老头挤一挤，挤过两次也不好意思了，只好睡在冰冷的课桌上。 虽说有一种理论说年龄偏大的学生不容易学好高深的理工课，而“老三届”考上来的本科学生都在三十岁左右，一般不宜再从事研究基础理论。陈正汉却不信这个理，他执着在走向通往自然科学的艰难旅途上。 陈正汉在班里是年龄最大的老大哥，三十出头的人，记性肯定不如年轻好几岁的小同学，但说来也怪，大学的四年内，他的成绩从来是班里前三名之列，那些比他年轻好多的同学十分纳闷：“这老家伙是怎么搞的，大概在‘文革’十年里把脑瓜子冷藏着呢！” 陈正汉对同学们的惊怪只用淡淡的一句话回答：“你只要用着脑袋瓜子，它就不会衰老。”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奥秘，同室同学都知道，陈正汉在这四年里连一个午觉都没睡过！ 一份许多年前的《光明日报》，在他上大学时也依然放在身边，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谁也不敢相信多年来，竟是这么一篇小文章，一直在激励着已不再年轻的陈正汉。他在最艰难的时期爱读文章中的这几句话，“对于勤勉的人，任何职业的不同都不足以限制才能的发展。……对于那些坚强的百折不回的人们，即使是偏僻的地理条件也不足以妨碍他们的成就。” 选定搞基础理论，便注定了他这辈子只能过拮据的生活，不能为钱所诱惑。 陈正汉毕竟是经历过许多苦难的，动乱十年已经把他打磨得无比坚定。尽管他吃足了苦头，毕竟还是赶上了大学的末班车。陈正汉曾感慨地说：“我们是遇上好‘皇上’了。要是继续‘焚书坑儒’，我们也没着儿。还得有亲人朋友、老师、领导。我其实是靠这些人扶助起来的，我这辈子都会记着他们的名字。” 陈正汉从大学本科毕业，又继续研读上力学，由硕士而博士，成了解放军工程学院教授。但他却还是那么“寒碜”，在人们眼里，他全不像一个博士教授，而是个土得掉渣的农民。 平时，他不管是在研究室，还是在家，或是外出开会，常常是布军帽、布褂子、胶鞋加旧军裤，手上拎一个乡镇企业办事员那样的黑皮包。家里的摆设也十分清寒：硬板床、几张桌子，几个凳子，在分给他的三居室里，这些过于简陋的家具让人看了心里为之一寒。 1992年，已是出名大博士的陈正汉回了一趟老家。他还是那一身寒碜的装饰打扮，当县邮局局长的表兄实在看不过去，就劝他道：“兄弟，我跟你说，博士没架子不行，有了知识，得有个风度。” 可陈正汉只是对表兄笑笑，依然故我。他说，“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回老家更用不着摆架子了。” 他在老家的这些天，照样还去打石头、担土、背洋灰、挑粪。这些事让当地人传为奇事，“博士挑粪桶，古今一大怪。” 其实，什么事都自己动手，是陈正汉一贯的作风。他在工程学院工作时，也都是自己动手做所有能做的事。买设备他能自己搬的就省下一点科研费，自己动手扛回来。出差买车票他从来不麻烦别人，半夜三更回来，也不打电话让车接，自己扛了行李上山坡。 从一件小事便可知道这位博士教授的节省习惯了。这么多年来，他在大城市住着，总共只坐过两回出租车。有一回，司机看他的样子像乡下农民，便把车在城里绕了大弯，存心坑他的钱，陈正汉口口声声对司机说，我在这个城里住了十几年了，你别坑我，可司机半点不信。这事让陈正汉很生气，发誓以后再也不坐出租车，他不想再挨坑了。 陈正汉对别人说他土，说他像农民，他从来不觉得是轻视，而认为是一种赞词。他每一年为新生上第一课时，总是首先在黑板上写下这么几个字：“土的四次方”。他指着这几个字说：“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概括：土生，土长，土法培养的土博士。一个土八路的自画像。” 陈正汉从十几岁的少年时代选择了走向科学高峰的远大目标。几十年里，他一直没有放弃追求科学的理想，他所经受的所有挫折，他所经历的人生历程，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一种典范。当他把一流的科技成就展示给世界时，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民族既现代又恒久的性格。 入学才两月，教授便要他考研究生 50年代初出生的王素，自称是“古井不波”的人。他由知青而送煤工，以后考上大学，本科与研究生同年毕业，而后进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部，十几年来已做成了国内外皆知的大学问大文章，成了副研究员，国家级优秀专家，但他却时常为生计犯愁，还是在“苦水”里泡着。 他的妻子李方，自幼习过围棋，半年入段，后来却也迷上了古人古物，上了研究古文“这一条贼船”。时至今日，夫妇俩对自己的专业矢志不移，却时时为经济所迫，小有怨声。他们的儿子正在读中学，声称对历史十分感兴趣，没料想父母对其兴趣爱好并不感兴趣，而要儿子另择他途，原因很简单：不想让儿子跟他们一样再过这种清苦的研究生涯了。 王素何以对自己的专业如此专注，他与李方这个研究古文专家组合的家，又是如何走过一条掺合著欢乐与坎坷的路途的，以下便有一番发自本人内心的记录。 王素在77年考入大学前后，便在全国引起过一阵轰动。缘由便是他曾是一个送煤工，被当做“自学成才”的典型大为宣传了一通。而那时人们便以为，这个“自学成才”的送煤工必是劳动人民出身。 其实，王素的这份送煤工作，实是有个特殊的成因的。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而且都有相当的文化造诣，其父一直从事于古文研究，在“文革”之前就写下了十几部书，只是因1957年反右时，多说了两句话，被打成右派，入了另册后，对政治前景心情暗淡，而到了“文革”期间，又被红卫兵抄了家，把其辛苦几十年的书稿付诸一炬，不禁十分灰心。而后便把唯一的希望转向了培养儿子成才之上了。 王素的母亲也是大学毕业，反右时受其丈夫的牵累，要把她下放农村，因她身怀有孕，是王素的弟弟，为了不让未出生的孩子吃大多的分离之苦，不得不选择了留城，进最苦最累的地方——煤店工作。 “文革”开始时，王素才读初一，实际上中学没怎么读，就停课了，然后又兴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他作为右派后代，理所当然地要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初，不满16岁的王素就离开武汉，去了荆门县，在一个小山村呆了四年，每天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 但这个从小经历过挫折的少年不肯放弃再求学的机会。他的父母也希望他能再踏进校门，所以，在他下乡期间，父亲每次都要他带下去不少书，有时一带就是一大堆，那些书用袋装起来，可以作一挑子，七八十斤重，一直挑到荆门县乡下。 所以，他下乡所在村的农民就觉得王素这个少年人与别的知青不一样。他们于惊奇中又有点怜惜他，不时地给这个体弱的少年人一点关心与帮助。王素在农村一呆就是好几年，那几年，他几乎天天都抽出一点时间看书，按照父亲的指点，他多读史地书籍，这是因其父也酷爱这方面的知识，要儿子将来能子承父业，干出一点事业。 可怜天下父母心。因王素父亲是右派，那时的招工或是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显然是轮不上王素这样的黑五类子弟的，他母亲为了儿子将来的前途，便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让在农村上不来的儿子顶她的职。 这样，王素便于1975年顶职回到了武汉，他进了母亲工作多年的煤店，干起了送煤工，一干就是两年半，直到1977年年底，考上大学才放下担煤担子。 在1977年初，北京召开了科学大会，由邓小平亲自主持。此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上便有风传，中央可能要恢复高考。在父亲的建议下，王素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谈到了自己学历史、学文学、学自然科学的一些情况。 郭沫若收到此信后，将它批转给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儿很重视，即派出专人到武汉来作调查。那人认真地看过王素读过的书，做过的卡片、资料后，十分感慨地对王素说：“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你先考，经过正规学习，毕业后可以分到我们那儿去。” 这时候，王素还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的来信。他曾给唐教授写过一封信，唐教授读毕很感动，就写了一封回信，要王素坚持自己的学习精神，积极复习，准备参加高考，让王素一定要考到武大来，他希望能做王素的老师。这封信也给王素带来巨大的动力。 果然，过了几个月，中央就下通知，恢复高考了。于是王素顺利地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果然就成了唐教授的弟子。 这件事让《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纸得悉后，认为是一个好新闻材料，于是就在本报登了一篇文章，不指名地说武汉有一个送煤工考上武大历史系。新华社记者看到这一条新闻，又想抓典型，就特别约定，在王素上武大报到这天，约请他与唐教授一起座谈。于是，过了没多久，《光明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报到的第一天》的文章。 因有这篇报道，刚入武汉大学的王素猝然间便成了新闻人物，全国各地陆续有数百封信寄到他名下，问他是怎么自学成才的，学校也让他作自学经验的报告，还特意安排他去湖北电视台录像。 王素进了武大历史系，成了一名本科生，可是他的同学与老师都发觉，这位本科一年级生的水平大大超过一般大学生水平，他的涉猎面不光在历史上，甚至还写过研究古天文学的文章。 确实，王素的古文基础十分扎实。从小他父亲便把历史上的朝代、帝王的名字编成顺口溜，还把非常复杂的职官绘成升官图让儿子背诵。在他未入大学时，即已通读了二十四史，中国古典诗词也能背诵三千多首，古代骄文、散文可背诵三百多篇。在这样广涉古文的基础上，他曾编写过《张居正年谱资料汇编》、帅国自然史编年汇要》等书。 入学不久，唐教授就对王素说，大学本科你就不要读了，直接考硕士研究生吧。所以，王素在这年3月入学后，即于5月底参加了考研究生，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这样就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结尾，他的本科生毕业证书，比他的研究生毕业证还晚了半年。 在武汉大学花了三四年时间便读完本科与研究生的王素，按导师唐教授的指教，毕业后走进了国家文物局。当时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一个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后特意组成一个古文献研究室，每年的寒暑假期间，武汉大学、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研究所都要调人去北京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但最后还要回到各自单位去。唐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让自己的得意门生毕业后接他的班，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吐鲁番出土文书。 自此，王素便成了一个埋头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土拨鼠”。吐鲁番出土文书，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宝藏。从上世纪开始到本世纪初，不少外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等，都前后用各种办法从吐鲁番挖走了许多出土文物文书，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出版。 以前中国人想自己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却苦于无资料实物，也看不到原本，只能根据外国人的释文。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到吐鲁番发掘了一批出土文书，这才有了可供研究的实物。王素所整理的出土文书，是解放后由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在全世界的影响很广。 有的外国学者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此事引得著名学者陈寅恪感慨道：“敦煌学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却没有哪个外国人敢大胆地说一句，吐鲁番在中国，吐鲁番学在外国之类的话。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各国劫得中国吐鲁番出土文物都是秘不示人的，研究也是秘密研究；其二，外国人劫去的文物在数量与质量上有限，而我国所藏吐鲁番文书数量很大，有几万片之多，经过拼合、定名的有三千多件，还有许多残片。经过后长孺教授这一代专家的研究，以及王素等第二代专家的深入研究，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专册共计十册，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首次确立了吐鲁番学。所以，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一致认为吐鲁番学的中心在中国。这里面就有王素的一份重要功绩，是他与老一辈专家花费了多少心血才做成了这份事业的。 王素到古文献室十几年，几乎每天都是看照片、对释文、设计版式。他不光主持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十册，还出版了图文对照本十册。这是古文献研究室建立以来最重大的成果。这两套书都是王素主持出版的，里面寄托着他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心血。 有了这两套书的出版，确立了中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上的主导地位，随即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在国内外掀起了吐鲁番学的研究高潮。 十几年的研究工作是十分清苦的。他这个搞学术研究的，比一般学者要辛苦许多。王素白天在单位搞整理和编辑工作，除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外，他这个室主任还得负责一本《新中国出土墓志》的整理审订工作，晚上回到家，他还要搞科研。 研究那些从吐鲁番地下出土的珍贵文书，是一项重大的科学项目，而作为一名重要的科学研究者，却只能用晚上业余时间来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不过在王素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正常的事，他每天总要研究到深夜三点多钟才上床休息，稍稍睡一觉，就又得起床上班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对于这种工作与研究习惯，他的妻子李方小有意见，而他自己却心安理得，说他是把职业与科研事业合二为一。其实像王素这样的科研人才，职业便是事业，而科研工作才该是他的主要工作。 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常让妻子担心，怕他长期超负荷工作，会有什么不测，中国中年知识分子因过重工作而猝死的悲剧一再发生，李方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就连一向支持儿子钻研学问的老父亲也开始抱怨儿子的上级领导不知体谅王素的实情，只知“鞭打快牛”。 但王素却自甘被“鞭打”。他的最大苦恼便是时间不够用。他说自己的文债欠得太多，压力太大，有时苦恼得不想活了。他一直想写出一部犒昌史稿》但由于工作担子重，还有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会议与约稿，使他应接不暇，而他这个人，被编辑三言两语一说，又不会说一个不字，结果只好放下自己的研究重点，为某个会议或某本杂志写文章。 王素为自己一直没能写完《高昌史稿》而苦恼。这本书还没写完，但它已经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了。这本书将成为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专著，因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深入、系统研究高昌历史的专著，所以他的这部著述将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国杰出的专家，王素得到了一定的荣誉，还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每月一百元的特殊津贴。但是，他与妻子李方这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却仍是十分清贫的，有时候，这种过于清贫的生活，逼得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课题，想法挣一点钱，以应付生活开支，还有儿子的读书费用。 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王素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分身无术的无能人。他与妻子的这点工资还不能请一个保姆照料才出生的孩子，故不得不为生活所迫，给一些报刊写通俗历史文章。 王素曾给《中国青年报》的“历史长河”版写过一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不是他想写的，只是为了挣一点稿费，以支付保姆的工资。后来，他还曾为湖北人民出版社编的《中国十皇帝外传》和《中国十游侠外传》等书写了十几万字，也是他不想写，而为生活所迫写下的。他还曾帮别人审稿，每千字才四块钱。因羞于做此类为“稻梁谋”的文章，他在这些“旁门歪道”的文章上的署名，大多用了“长安居”的笔名。 王素不得不为生计而写通俗文章，而他的一些同事干脆改了行，有的下海，有的做了别的能来钱的行业，不再搞吐鲁番出土文书这种费心费力而不会出钱的研究工作。王素有时被窘迫的生活逼得也想找一找别的出路。可他所谓的改换门庭，却是想到要写一本武侠小说。不过他也只是说说而已，有人后来开玩笑问起：“你的武侠小说写成了没有？”让他老父亲知道了，十分生气，追问王素怎么回事，你居然会去写武侠小说吗？王素才说这只是一时说的玩笑话。 但是，现实却一直让王素这个难得的研究吐鲁番的专家在家庭经济问题上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尤其是儿子上中学是择校生，得交一万元的赞助费，再加上暑期还参加了四个学习班，交费不少，他与妻子，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加上国务院特殊津贴一百元，也不过一千多元钱，单是生活费用就够呛了，竟无法承受儿子读中学的赞助费…… 这件事给王素的打击很大。在儿子上小学时，他还兴致很高地让儿子背过唐诗宋词什么的，但到了儿子读中学时，尽管儿子宣称对历史很感兴趣，王素与妻子李芳却坚决反对，不赞成儿子再走文史之路。原因很简单，这条路太清苦了！ 甚至连王素的老父亲也改变了原先十分坚定的观点，也赞成孙子将来不要选择文史，因他看到自己培养出来的儿子王素，虽说在学问上很有造诣，也算是一个名人，却连自己的儿子读书费用都付不出来，实在太清苦，太可怜巴巴了。 王素对中国的前景总体是看好的，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贫现状的改观却不抱太大希望。他说，也许，他儿子将来再搞文史，也还会清贫一生的。“不过，毕竟他还小，一切都在变化中，他自由发展，我们不勉强，他毕竟没有感受到这一行的艰辛。但他自己要吃这份苦，就怪不得我们了。” 水车上读完《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徐友渔，对恢复高考的体会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在心头。回想在1966年，刚高中毕业的他，还曾热烈拥护取消高考的革命行动，本该不满二十岁读大学，结果迟至三十出头才侥幸进入大学校门，期间黄金般的岁月，大多浪费在无谓的谋生与劳累之中。 而今，作为一位在哲学上颇有造诣的研究员，徐友渔对他们这一群人的特殊经历、心路历程、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对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消亡时段，进行过理性的分析与反思。 徐友渔始终认为，在那场令人窒息和绝望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他，还有他的同龄人，包括他的妻子，还有机会再搭上大学的末班车，是此生最大的转折，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他说，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他仍不止一次地做着上大学的梦。在各种世俗的东西中，金钱、地位。名声等等，在他看来都可以不要，但大学是非上不可的，不进大学就会是他终生的遗憾。 徐友渔生于1947年，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刚好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了。就在这时候，他听说北京一中、四中的学生提出要求废除升学制度，中央为了搞“文化大革命”，决定推迟高考。作为一名高中生，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热血青年，徐友渔真心实意地拥护，由衷地感到中央的决定十分正确，还为之振臂高呼：要革命不要高考。他所在学校正在分理科与文科班，准备分科复习，填志愿。听到北京来的消息后，他立即扔下课本，拿起毛笔，写起了大字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起火来。 现在说起来，徐友渔还为自己的当年的天真幼稚而感到可笑和可悲。想起当时读中学时，的确是十分地纯真无邪，把班主任。团支书，甚至还有入团介绍人的话当成了圣旨。 徐友渔自小好读书，喜欢读一些优秀的外国翻译小说，如《静静的顿河》、《包法利夫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小说。他读了这些书，便忍不住在自己的作文里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语句，结果让语文老师批得一塌糊涂，甚至还把他的作文当做反面文章在全班传阅，以示警告。 他还记着一件虽小，却让他终生难忘的事。他的一个同学偷偷读《红楼梦》，而后托徐友渔帮着把书还掉。他把书在课桌里放了几天，结果团支部竟派人偷翻他的课桌，翻到《红楼梦》，便当做一桩严重的事向班主任作了汇报，还在背后议论不休，认为他的思想意识肯定有问题。 其实，徐友渔当时对自己要求很严的，时时处处都希望做得很好，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青年，他甚至在高中即将毕业时，主动向班主任提出，准备放弃考大学的机会，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所以，当“文革”爆发时，他自然而然地感到这是一场自己盼望已久的大革命，以为是千载难逢，天赐良机，自觉自愿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徐友渔个性中有好胜的一面，所受的家庭教育，还有学校的整个教育体制也决定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革命志向。学毛主席著作，做革命的接班人，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号召的吗？年轻人的心目中，全部的人生价值，便是革命。徐友渔还很为自己这一代人没能赶上五四运动、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而感到抱憾。终于等到有机会投身于一场“文化革命”之中，哪里还会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只是以十倍的激情百倍的疯狂去冲锋陷阵，为了那个最伟大的革命目标不顾一切地打倒与捍卫了。 但是，徐友渔也怪，尽管他曾经自愿放弃高考，后来又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却没有放弃读书的爱好。不过，他那时的爱读书，动机却是为了革命的大目标，而非上大学。 在下乡之前，徐友渔与一些有革命志向的同学打算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时，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兴冲冲地去新华书店买书，却发觉书店里除了毛泽东著作与林彪编的那个小红书，连一本马列主义原著都没有。怎么办？ 他向书店里的职工打听，那人轻声告诉他，听说图书馆被抄后，有些书送到了废品站，去那儿也许能找出几本马列的书。 徐友渔赶紧去废品站，发觉那里果然有一些胡乱堆在一块的马列原著。可是废品站的入却不让他买走，”说这事得请示市革委会文教组，要有他们的证明才能办理此事。 徐友渔于是又去学校开了介绍信，跑到市革委会。那儿的一位军管会的军人出面接待他。听徐友渔说想买马克思原著去学习，这位军人便皱起了眉头，用教训的口吻说：“林副主席教导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你为什么还要读原著？” 徐友渔经过“文革”风浪的搏击，口才已练得很好，很善辩，便说：“为了更快更好地攀顶峰，还是打好基础，从山脚下走起吧。” 两人竟为了这个道理辩得不可开交。最后那个军人有点理屈词穷，便恼羞成怒地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认真学毛主席语录，非要买马克思原著？我要查一查你的真实身份，看你的动机是什么？” 徐友渔看出苗头不对，说不定这位军管会的军人要扣押他，那可不合算，没买到书，还得受审查，不行。他赶紧掉头往外走，跑开了。 费了不少心机，总算还是弄到了一些马克思原著。刚下乡时，他读原著的兴致很高，主动要求去踩水车，在水车上看完了《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本马克思的原著。 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如徐友渔这样专注于革命理论的年轻人不少。徐友渔后来与一些同龄人谈起，他们当年不管是下乡，还是做工，都曾有过自觉学习马列原著的过程，而且他们的阅读内容与阅读模式也惊人地一致。大家列出所读的书单，大部分是重合的，如马克思的几本最重要的著作，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所谓“黄皮书”、“灰皮书”，还有《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等。 他们也都酷爱俄罗斯的古典名著，《战争与和平》、《复活》、《上尉的女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徐友渔也喜欢读中国的古典名著。在中学期间，他就差不多把能找得到的中国古典名著看完了。 他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1968年，他从重庆探望了哥哥，回成都的火车上，拿出随带的《二刻拍案惊奇卜《警世通言》，列车员走来走去，看到他在读“黄色书籍”，便向列车上的执勤军人报告了。他们就来没收徐友渔的书。徐友渔理直气壮地与他们争辩，对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继承……”但是执勤的军人却不听他的声辩，只说他们得到过明确指示，除了毛选和《红楼梦》，其他任何书都在禁止之列。结果徐友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书被他们没收了。 下乡以后，经过几年的磨砺，读了马克思原著，徐友渔这位年轻人思考的问题就比较深刻了。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时常讨论一些敏感的问题，从“文革”的意义到中国革命的历程与前途，由十月革命联系到法国大革命。 1971年，有一天他从下乡的地方回城时，看到《人民日报》上登有基辛格访华的消息，还有一幅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以迎客松画为背景的合影照片。他一下子得到了某种启示：应该学习英语。于是就自学起英语来了。 可是自学英语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过去一直是学俄语的，周围同学也多数是学俄语的，找不到英语教材，连最起码的发音都不会。但徐友渔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他每次赶集时走几十里路，去一个学英语的同学那里求教。过了一些日子，他果然就入了门，学会了英语。 在此后的几年中，徐友渔坚持自学英语不辍，他还特别讲究正规教材，不光自学了许国璋编的一至四册，还学了俞大猷编的五至六册，徐燕谋编的七至八册，以及配套的《英语精读课本》。他自学英语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能翻译莎士比亚的诗歌，但在会话与听力上却有缺陷，会看会写，不会读，也听不懂。 徐友渔学习的劲头，一天也没有松懈过。他在下乡期间，还系统地学了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等课目。他找来正统的大学教材，自己一点一点地看下去，直到弄懂弄通。 徐友渔自学大学课目，倒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想用所学的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在农村搞科研项目。他搞过一些科学实验，虽说没有太大的成功，但总还是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另外，他当时读自然科学的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目的。从哲学角度看，他不满足于个人作冥思苦想，他认为现代生物化学有可能从物质与精神的交汇对人的本性研究取得突破。 徐友渔把读书当成了自己的一种生存必要内容与方式。他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并从马克思的著述中得到鼓舞。他牢牢记着那位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所说的一句话：“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 徐友渔从读书中获得知识，坚信一个民族的强盛需要知识，现代社会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论在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都是必须的。在没有恢复高考的那些在别人看来上大学无望的年月里，他也从没对前途失去过信念，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1972年，徐友渔下乡几年后，返回城里当了一名工人。不久他所在的那家厂从日本进口了一台精密磨床，使用时发觉不好使。设备科的人就请一位学过日语的技术员翻译那本说明书。可笑的是，那些工厂的头头竟看不出那份说明书是英文的，日语翻译哪里能翻呢？ 还是徐友渔利用工余时间，花了一个礼拜把厚厚的一本说明书翻好了。他把这份翻译本交给那个只会日语的技术员，工厂里的那些头头竟没一个人对他这位普通工人谢一声，更没有想到发挥徐友渔的特长。这便是当时的现实，知识在那种年代确实贬得不值一分钱了。 学术上颇有造诣，生活上仍然窘迫得很 经过多年的生活磨难，下乡，返城进厂，做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尽管徐友渔一直坚持自学成才，但是，现实与思考告诉他，中国要富强，民族要兴旺，就需要大批学有专长的大学生与科技人才，那个过去不想它不在乎的“上大学”的念头，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1973年春，徐友渔听人传说，国家要“开科考举”了。他与妻子（那时还没结婚）很是兴奋了一阵，下班后就两个人躲在房里拼命地看书。其实他们向来的业余生活都是看书，只是那段时间换了看高中课本了。 谁知好事还没开始，出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就把许多像徐友渔这样的痴心人的梦想给打破了。得知此消息时，徐友渔的妻子抱住他大哭一场。 好容易盼来了粉碎“四人帮”，他与妻子又产生了希望，盼着恢复高考的消息有一天突然从广播里说出来。但等阿等，好久也没等到这个好消息。 徐友渔有一个亲戚，是某大学的系主任。有一回闲谈起来，他便对徐友渔夫妇说：“你们不可能再上大学了，因为你们都快三十岁了，年龄太大了。” 那位亲戚的这番话，确实让徐友渔和妻子伤感了很久。也真是的，哪个国家也不会有年龄这么大的本科生。他们这一代人看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上大学了，就是恢复高考，也没他们“老三届”人的戏。 但徐友渔“贼心不死”，听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后，又看到了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还似真似假地听说有可能马上要恢复高考，他激动得一夜未眠，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长信，寄至著名物理学家杨澄中处，请他转交。这封信恐怕是没能到达邓小平的手中，但徐友渔信中所想得到的愿望，却在不久的一天突然从广播里说出来了：恢复高考，“老三届”的人也能参加高考！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徐友渔与他的妻子激动不已，毕竟他们都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从1966年高中毕业，到1977年，那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让他们等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但是，有幸参加高考的徐友渔还是被当时的一些“文革”余波弄得羞怯难当。不知为什么，他所得知的招生简章里，似乎还是沿用老一套的政审标准，而且还说不是每个“老三届”的学生都能应考，而只能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才。于是徐友渔便很认真地把一大包书背到所在厂的人事科，要他们考他的英语、德语、俄语、日语和生物化学等，以示自己是有特殊才能的。那些人事科干部也不解释，乐呵呵地说笑一通，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 可是等到考了以后，徐友渔等着发通知，左等右等，却总也等不来。等到77级的录取考生都已经去大学读过几周了，才有通知让他去四川师范学院当走读生。走读生是后来带一点照顾性质的，不管你原先的志愿如何，让你去读大学就算不错了，徐友渔无奈，也只能去上师范学院。 这使得心志颇高的徐友渔十分难堪，脸上很没光彩。徐友渔好读书有才能在许多年轻朋友中很出名的，譬如他的一个表弟，在“文革”后期就是在徐友渔的指导下开始自学的，后来恢复高考，表弟与女友在复习时得到徐友渔的指教，结果表弟考上了四川大学生化系，其女友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 徐友渔的第一志愿也是报的这个四川大学生化系，却没能考上。表弟因此还觉得不好意思。等徐友渔进了师范学院，打听到自己的同班同学高考分数其实都很高，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年龄偏大，再就是家庭出身问题。徐友渔两点原因都沾上了，所以才有前期的“名落孙山”。 走进大学后的徐友渔，后来还是找到了良好感觉。那时的特殊政策是，有才能的学生，可以在读了一年本科后，直接报考研究生。所以，徐友渔在上大学的第二年便考了研究生。 徐友渔考研究生时，就比较聪明实在一些了。他是极喜欢生物化学和数学的，曾经自学过数理逻辑。但得知第一年研究生这个项目较多，第二年基本没有，他就选了相关的学科，报考的是哲学，他知道，以后如要研究罗素的哲学，有过去的数学基础很有益处的。 因为在过去的多年自学期间，徐友渔的兴趣广泛，学过英语。德语、日语和俄语，也自学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等诸多自然学科，另外因对革命理论的关注，读过相当多的哲学理论著述，所以他考研时的选择，以及后来的研究方向，都基于自己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 有了对自然学科的了解，又有哲学上的思考，徐友渔觉得自己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做的事很多。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于文学艺术、人生体悟，而少有来自科学与理性认识的，所以常常是神秘主义的，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泛滥。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决定研究英美哲学，目的是想弥补中国传统思想科学理性的不足。 徐友渔没想到，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了一名“太学生”，结果因当时的条件所限，他几乎还是处于自学状态。 在他的三年研究生期间，研究生院还没盖起来，哲学系的几十名学生，租了通县一个大车店住着。平常自学为主，唯一正规上过的课是随同逻辑专业的同学上两次数理逻辑课。徐友渔参加了这门课的学习，上了一年。 他很想多得到上课的机会，尤其是上外语课，他们得到北师大去听课，从通县到北师大所在的北太平庄，单程一趟起码得三四个小时，去过两次，只得忍痛割爱了，实在是时间付不起。 徐友渔不无自嘲地说，恐怕我命中注定什么都得靠自学，而且学一点东西要花极大的代价。说来也是奇怪，徐友渔毕业后拿到了学位，认为既是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不到外面去看看怎么行，于是搞英语听力和口语。别人可以去外院去培训，偏他去不成。只好买个黑白小电视，每天听Follw Me自学。 好在自学也有出路，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学者在研究所主事，搞了一次出国名额公开考试，考上的出国，结果徐友渔通过了本所的竞争和教育部的统考，获得了去英国牛津大学的资格。 徐友渔在牛津大学学习两年，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了一年。这段时间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也是他许多年来的读书生涯中，最像模像样的一个读书时期。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一级的高级学者，徐友渔多年来已写出不少哲学论述，称得是一位富有才学的学者。但他却不太愿意跟别人谈自己的日常生活，原因是“乏善可陈”。 徐友渔于1982年研究生毕业，1985年即获研究员资格，但他的生活条件却长期得不到改善。先是睡办公室，住鸡毛小店，继而一家人住仓库改装的小平房，每天都痛感为留在北京工作而付出沉重代价。直到十年以后，生活才稍有改善，有了独自成套的住房。 尽管他有时也为自己留在北京生活上的受累而苦恼，但静心一想，也就过去了。因他看重事业，北京的科研与文化气氛是全国最好的，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北京无疑是第一选择。 有时，他也常以过去为对照宽慰自己。他想到在下乡时，或是在工厂当一名锻工时，曾经因劳累过度无法静心读书而发过愿，此生之中，万一有一天能天天看自己想看的书，只要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就够满足了。实际上，此时他的生活比那时的愿望要好得多了。这样想过，心里果然也平静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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