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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十六开 总编写透逆境 齿行二百里 社长走通人生 人生重要的就是在逆境中也能过得精彩 詹国枢与张胜友一样，同是77级进复旦大学的，他读的是新闻系，毕业后他分配进了《经济日报》社。这位曾在山区小文化馆混过几年小日子的复旦大学新闻系高材生干得十分成功，称得是直线上升，从普通记者到主任记者，再升为部门负责人，接着再由编委提升副总编辑。前不久还担任了电视专题片《世纪的呼唤》的总策划，此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极大反响…… 詹国枢是共和国同龄人，1966年初中毕业生，“文革”开始后，他的大学梦离着一大截就破灭了。1968年，他到凉山地区插队，后来到一个县文化馆工作，原以为会在那地方生儿育女，了此一生了，却不想还会有恢复高考，重振旗鼓跃龙门的那一天。 提起“老三届”与“新三届”，詹国枢也是感慨颇多。他认为人生中一个过程，只要你把握了每一个过程，让它变得精彩起来，你就不会抱怨了。要让人生精彩，不只是说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显示光彩，就是在逆境中也能过得精彩。 自小詹国枢就从其舅舅那里得到了人在逆境中活得精彩的启示。他的舅舅经历坎坷，早年打成右派，年轻能干时就被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吃了不少苦头。但是这位右派舅舅却总是乐呵呵的，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詹国枢也没见他愁眉苦脸过。几十年来，右派舅舅不光能挺着身子活下来，还能把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有滋有味。他常听舅舅说一句话，“想想人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活得很精彩。” 对他影响很深的还有一个表叔，那位表叔从小就很走运，参军、入党、提干、升官，可以说生活上没一件事跟他过不去，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位表叔渐渐地老了，反而越活越觉得生活很乏味，经常灰眉灰脸地对詹发问：“你说人生它有点啥意思？” 詹国枢的家乡在四川凉山，但“文革”时那个偏僻地区也闹得很厉害。造反一阵后，知青下乡就开始了。詹国枢放到了金沙江畔的大祟公社。在他们这一拨知青中，年近二十的他算是大哥哥了，这样他就成了知青组的组长。 詹国枢这位知青并没有做出了不起的成就，但有一点是谁也及不上的，那就是他为人很稳健，做事肯出力，肯负责，另外，他的笔头也不错。在农村干了几年农活，县里看中他的文才，就把他选拔到县文化馆工作，当然是要使用他手中的那杆笔。 到了县文化馆，詹国枢的生活走向平静，年纪既大，便有娶妻育子的传统义务。他随其自然，想到了结婚这档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詹国枢的身边就有一个说亲的好人。 他在文化馆与老王共住一个房间。老王已婚，但与妻子两地分居，爱人在两百多公里外的西昌教书。刚到文化馆那两年，老王就是詹国枢的生活指导员。老王跟年轻人詹国枢谈人生，也谈生活，譬如如何选择爱人。老王曾教导詹国枢，两人相处一辈子，不知会遇上多少磨难，所以选择爱人的关键是人要好，漂亮与才干还是其次。 热情的老王不单教导人，还直接做起了介绍人，不久就给詹国枢介绍了一个姑娘，在城郊公社广播站做广播员，老王说她心地特别善良。于是詹国枢就与那位广播员见了面。果然是一见钟情，十分投机。一年多后，他们就结婚了，接着又有了儿子。安居乐业的小日子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过下去了。 在文化馆的工作情况不坏，詹国枢由于工作出色，几年后还当上了副馆长。在当地人眼里，他这个副馆长就是一个十分能干的人，从知青抽上来的，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可以算得“飞黄腾达”了。 如果不是恢复高考，詹国枢也许就这样过下去了。这种安逸的生活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种精彩吧。但是，高考的消息搅动了他平静的生活。尽管他一向能在平淡中感悟精彩的，可是这时候，少年时代读大学的梦想还是如同沉渣似的往上泛起来了。 听到广播那天，詹国枢正在下放的那个公社出差。那天晚上他就翻来覆去的再也睡不着了。心头沉积了多年的那个梦想顽强地升起来。他再三地想，难道这辈子还有上大学的机会吗？要不要去试一试呢？ 詹国枢确实有考上大学的实力。他在上高中时，是全地区重点学校西昌高中的尖子生，老师曾经提出要把他培养成才，去考科技大学的，只是因为“文革”的到来，他才没有当成科技大学的学生。 但是，眼下成了家，又有了一定领导责任的詹国枢，却不得不多想一想。这些年来，对任何事都处置得十分稳当的詹国枢考虑了自己的现状：有一个温暖安逸的小家，妻子贤惠，儿子才三岁多，如果考大学，要去上学，一去就是四年，把一个家的责任都推给妻子，是不是自私了一点？ 就在这时，他的父母与妻子都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们都热情地鼓励詹国枢去参加高考。他们认定詹国枢是个读大学的料，如果不去读，就太可惜了。于是，在父母与妻子的坚决支持下，詹国枢作出了复习迎考的决定。 接下去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温习了功课，然后赴考。他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等拿到通知书时，看到是录取在新闻系。后来他得知，他在地区考生中，考了文科第一名，学校方面考虑到他在文科上很有特长，就把他录取在新闻系了。 詹国枢进大学时已经28岁。这个年龄比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年纪还大几岁。但是那时候入学的同学中，他还不算年纪最大的。 年近三旬走进大学的詹国枢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在复旦大学的四年期间，他这个有家小的读书郎竟有几个寒假没回家过年。上海的冬天没有暖气，学生宿舍里也相当冷。寒假期间的校园十分安静，他独自在宿舍里拥着薄被读书，夜里有点犯困时，他想用脸盆打点冷水洗个脸，发觉脸盆里的水已经结起了一层薄冰。 詹国枢读书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学前辈大师的笨读书办法，把上千万字的大部头《辞海》通读了。在别人看来这是很笨的，但他认为这种读书法能对他此后的工作有很大的益处。 他还有另一种笨办法。那时出版业还不发达，许多最新出版的思想性很强的书买不到，他就借了书来抄。他曾用十六开纸抄出全本书，那一摞稿纸在桌上堆起足有两尺多高！ 对于“文革”那个扭曲的时代带给每个人的不幸，詹国枢深有感受；历史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一代人才的遗失。但现在对历史的功过是非的评判，他认为应该让历史学家去做，而作为每个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具体的人来说，最好还是顺应时势，与命运抗争，在任何时候也不要消沉，不能却步，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时常创造出精彩的人生。 张宝和让人生的后半程发出更耀眼的光彩 同是“老三届”人的张宝和，于1968年赴内蒙插队，近十年的“接受再教育”，使得原先的种种天真浪漫与理想主义成了泡影，取而代之的是严酷的现实与求生存的本能。但是，他也认为，不管怎么说，下乡的十年也是磨破人顽强意志与工作能力的。这对于后来参加高考、读大学与工作，都有帮助。 张宝和1977年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进了民革中央工作，后转入出版部门，在集邮出版社、《经济日报》社等单位工作，现任改革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可以说，他的几十年经历中，最难以忘却的还是从“老三届”到“新三届”这一段峥嵘岁月。 1947年出生于天津的张宝和，是老高三的学生。“文革”动荡过后，1968年夏天，他与21个天津第二十中学的学生一起，乘火车奔赴内蒙插队。这些学生中，有二十岁上下的老高中生，也有十六七岁的初中生。 那时革命口号喊得很响亮，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似乎每个学生都表现得那么有雄心壮志，走得十分潇洒。可是在车站，当火车就要开出时，父母亲人们带着哭音说出再见的话时，学生们不论男女都忍不住流泪了。这时就有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感受。 张宝和等人插队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萝独伦公社，到了公社又乘汽车换马车地走许多路，到了新建大队广益站小队。那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四处望去竟见不到一棵树，村里仅有的几间土坯房，还是临时搭建起来，为下放的知青作住房用的。 在这个荒凉的半农半牧地区，生活变得十分艰难，与过去的城市生活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在这里，张宝和最初品尝的便是为了生存而抗争的滋味。 满怀豪情下乡来接受再教育，干重活累活，这还不算什么，令他们这些知青心惊胆寒的还是在那种革命与阶级重压下的生死挣扎。 在那个被扭曲的时代里，知青们不能相爱，人们只能说爱党爱毛主席，谁也不敢说爱情，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说一声爱。在张宝和的那个知青点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生偷偷与一个男生要好。那位初尝爱情的男生十分兴奋，忍不住就将自己的感情故事说给同住的另一个知青听。此事不知为什么就传出去了。那女生受不了种种压力，就写一封绝命书，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然后悄悄跑到十几里外的铁路线上，卧轨自杀了。 当知青们闻讯赶到出事地点，只见那儿一片血色，大家都悲伤不已，但谁也不敢多说一个字，更不敢承认这是一场爱情悲剧。 张宝和还记着另一件知青自杀的事。年终分红是知青与乡亲们期盼的大事，有一年分红时，知青与乡亲们都聚集在知青屋里，炕桌上摆起了一排红包。那是每人一年的劳动所得。 忽然那盏油灯被碰灭了，屋里顿时一片黑暗，又是一阵混乱。等点亮了灯，会计便把红包收进箱子，说明天再分了。谁知第二天打开箱子却发觉少了一包钱，整整60元钱。 这下大家都惊呆了，一包钱，60元，那可是一年辛苦劳动的最后所得叮！知青们还指望着用这笔钱做回家探亲的盘缠，单是从内蒙到天津的路费就得30多元钱呢，如果没有这笔钱，就不能回家了！ 于是自然而然地会猜测，是谁偷了这包钱？那天上午只有某个女生在家中做饭，于是就成了大家猜疑的目标。她很快便觉察到自己的处境，又认为自己无法说清楚了，一时想不通，便乘屋里没人时，在房梁上挂了一根绳子，上吊了。 幸亏屋外有人走过，听到屋里有异样的声响，探头一看，屋里吊着个人，就大喊大叫起来，人们赶进去及时地把女生解救下来。那女生醒来时，看了看旁边的那些人，眼中流出了泪水，说出的头一句话便是：“不是我拿的。” 生存是艰难的，但与当地纯朴的老乡一起，也还有值得回忆的趣事。如到了过年时，各家都要忙过年，就有一番别样乐趣。 有一回，队里特地买来七八头高大的骆驼，用来作过年的肉食。知青们先骑上那些骆驼转着村庄跑几十圈，等那些骆驼浑身出汗了，就由几个壮汉子，手持尖刀，把骆驼一一刺杀，骆驼一倒下，妇女们便一拥而上，围着骆驼拔起毛来。村里的吃肉分肉是统一的，有点像初级共产主义。一只巨大的铁锅里煮着大块大块的驼肉，等肉香飘起来，整个村子的人都端了碗盆来取，尽着肚量吃，那七八头大骆驼能让全村人一连吃上好几天。 张宝和对于自己的下乡生活已没有太多的怨愤，对于知青时代的种种话题与思考，似乎只给了他一种动力。他认为，在农村插队最重要的是教会了他如何以坚韧的意志去正对劳累与苦难。他不想因为自己下乡十年而愤怨不休。要说不公，时代社会的那一段历史确实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磨难与损失，几乎人人都可以诉一诉苦，但这对自己对社会都无补于事，重要的是行动。 吃过许多苦的人才最珍惜机会。上山下乡运动使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放弃学业去“修理地球”，使大好时光白白浪费，二十岁的张宝和在农村干了十年农活，熬到恢复高考时，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正因为这样，他才格外地珍惜这种得来不易的机会。 参加高考是一个拼命的过程。张宝和得知高考消息时已经有些晚了，别人早就在复习了。他东找西借，好容易才找来了两本旧课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一两周内日夜不停地复习，连饭也顾不得吃，睡觉似乎也忘了。 那段时间实在太短，一转眼几天便过去了，好像连书本的主要内容都没搞清。好在他有老高三的基础，过去上中学时，他的数学成绩是相当棒的，所以还能靠着这门课拉点分。另外还有语文、政治、地理、历史什么的，平时也有一点积累。那个时代的人，不管你爱不爱学，每天都得“关心国家大事”，所以一考下来，居然有几门课考得不错，数学在全考区列第一。 因仓促应考，他连续多日没有好好地睡个安稳觉。他还记得，那天考完，从考场走出来，他已感觉精疲力尽，似乎连身上的最后一点力气都使完了，两条腿软不拉几的，好像两条沉重的棍子，连自行车都无力蹬了。 可他还得往回走，蹬不动车，就只得推着自行车一步步地走回他劳动的那个村庄。现在说起来简直难以相信，他从头一天下午一直走到第二天清晨，终于走到了，这段路程足有二百多里阿！ 作为一名出版界有点影响的人士，张宝和时时感到时间的压力。因上山下乡浪费整整十年时间，所以他觉得现在不该大谈过去的陈年旧帐，而应该都务实，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事，在有限的生命时段里完成自己的工作，让人生在后半程发出更耀眼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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