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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三届”大学生中，毕业后舞文弄墨者不少，其中许多还成了大作家，写出自己的一段知青故事，引得万众掬泪成河，如那时很出名的“伤痕文学”，便是复旦大学的77级大学生卢新华写下的。在他的这篇小说引导下，接着又有肖复兴、王安忆、梁晓声、史铁生、老鬼等等，写出一篇接一篇，一部又一部的知青小说，造成很大的社会效果。 当然，还有更多的“新三届”人虽说也有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也写知青故事，却不单是沉浸在那一片苦水之中，他们从那段苦难历史中，看到了更多的除了悲情以外的东西，有了更深的思考。他们也写书，更多的是关注于未来。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中国改革时代的出版家。他们的志向由写书而转向出好书，以此抒展自己的心志，让人们不断地读到好书，变得更聪明，更有独立思考能力。 沿着这样一些人的生命轨迹走一走，看一看，也许更有意思。 他竟然有了“红秀才”的名声 现在做了作家出版社社长的张胜友，对于当年考上大学，一提起来，便有一种“后怕”感。太不容易了，因为世事多蹇，命运乖戾，张胜友这个77级大学生可不是那么容易当上的。 张胜友自称作做了十年的大学梦。这个梦他作为一个被“文革”剥夺了升学机会的“老三届”生久久埋在心底。这个梦在几乎已经完全泯灭时，才又让他做梦似的实现了。说起来，他便感慨：真是太难了！ 张胜友的记忆中还能清楚地回想起许多童年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多与贫穷窘迫联在一起。 他的父亲是个书生，读书后就做了一所乡镇的中学教师。这位本分的乡村教师对儿女的最高要求，无疑是希望他们能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考上大学，做一个诲人子弟的教师。 但是，因为时代的缘故，这位乡村教师的指望差点完全落空。张胜友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他也如父亲希望的那样，一心一意地读书。他与弟弟同在一所小学，每当周六的下午，这哥俩便手拉手地沿着村前的小路到村外去迎接父亲归来的身影。 这可不是完全浪漫的幸福回归。他们的等待总是带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期盼的。到了日头快落下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父亲那芦苇子一样的瘦长身影，那永远穿着蓝布中山装的父亲出现在落日的余晖中。 这哥俩喜出望外地迎上去，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瘦骨嶙峋的手。而父亲则忙不迭地去解肩上的一个上灰色的挎包。从挎包里，父亲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用旧报纸严严实实包着的一包米。这就是哥俩等待父亲的重要目标。 然后，父子三个才欢天喜地地往家走。进了家门，父亲就成了这一幸福之夜的主角。他用抖抖的双手解开米包，将那点米全部抖入锅里，那锅里的清水顿时就变得浓厚了，一会儿，就从锅里冒出了米饭的香味。 但这米是不够一家人吃一顿的，于是，张胜友，还有他的弟弟，忙又将刚采来的那一筐野菜倒入锅中，再用勺子搅呵搅呵，最后做成了一锅带着绿色的米糊。这就是他家一星期内最好的一顿饭。 张胜友说他永远记着那顿饭的香味与美丽无比的色彩。在他与弟弟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饭时，父亲则在一边喜滋滋地看着。这是父亲从每日一餐的伙食中一点点硬省卜来的，为的是让儿子们吃上一点大米。 张胜友记忆中的这一情景是在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时村里的人都上山砍柴烧木炭，用来大炼钢铁放卫星了，而母亲则被队里派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挑石头。没人照顾的兄弟俩一星期只能等着父亲这一包米，用来吃一顿饱饭。 母亲在一天半夜回来了。她也想着自己的孩子饿着肚子，于是，终于借着月黑风高时，偷偷地怀揣一钵米饭回到家里。这是母亲苦战大半夜挑上上坝换得的。她一口也舍不得吃，便急如星火地赶回来，为孩子们熬上一锅野菜粥，再趁夜赶回水库工地。 母亲的私自逃跑行动，不久还是让警惕性极高的民兵连长发觉了，于是他们把母亲五花大绑起来，同她跪在大坝上示众。这以后，母亲再也不敢私自跑回来了。 饿的滋味张胜友尝得太多，挨得太久。母亲回不来，而父亲的小包米也不再有了。于是，哥俩只能用野菜充饥，再用树叶，而后是草根。大几岁的张胜友吃这些还能支撑一阵，但是年幼的弟弟却再也撑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弟弟的瘦脸上再也看不到那天真的笑容，那对圆溜溜的眼珠永远地闭上了。 工地总算放母亲回家来，父亲也从学校匆匆而来。父母无声地把小儿子放进用门板做成的一个小棺木里，埋进泥中。 读到初三，张胜友看到学校大张旗鼓地号召报名参军，他也热情很高地去要求参军。谁知校长板着脸把他叫进了办公室，让他把嘴张开，用手指着他的一颗缺牙说：“你看你少了一颗牙，缺牙的人怎么能当空军？你别胡思乱想啦，还是老老实实读你的书吧。” 这时候，十四五岁的少年人才有点明白，他的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他的祖父解放前经过商，算是有产阶级，这样人家的后代，怎么可能被批准入伍，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民战士的。 校长的话里也包含着另一种鼓励，那就是好好读书，也许还能凭好成绩挤进大学的校门，像父亲那样做一个诚实有用的教书人。 于是，张胜友懂得了自己的出路是什么，那就是好好读书，这是他唯一的出路，是他借以寻找价值的唯一通途，舍此别无他途。 他懂事了。一个少年人似乎是在一夜间懂得了许多。从此他更加发愤地啃书本，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课本里，做习题，背公式，清早起来走进校外的小树林去背英语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胜友这个整天埋头于书本的好学生的成绩在班里总是高踞第一/从初中到高中，在学习上，他没有一天松懈过，他心里的那个远大目标眼看着越来越近了。 1966年，他高中即将毕业了。从年初起，他就开始做高考的各种准备。父亲，还有中学的那些老师和校长，都对他考上大学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自己也满有信心，以为准能一考即中。 然而，“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冲上了大街，又冲进了学校。原有的那些制度、秩序、法律与习俗，都成了可造反的，可批判的东西。学生不再读书，大学招生也停止了。 张胜友沮丧地草草收拾起行囊，从县城中学回到了乡下的家中。一切美梦都被眼下的这场大革命粉碎，大学的校门对他来说，已经完全封闭了。点起一把火，伤心已极的张胜友把所有的课本。参考书、历届高考复习提纲等都付诸一炬。眼看着火苗越烧越旺，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以后的路便是长长的一段泥泞小道。一心想考学的张胜友不得不加入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行列。他随着本村的农民一起干活，插秧、割稻、锄地、砍柴、修水库、改溪造田。 在此后的那些年里，他不光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还去修筑公路，挖过矿槽，也曾攀岩炸石。他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外出打工，帮人家做工挣一点可怜的工钱。他还做过裁缝，挑着缝纫机走村穿寨地去给人家做衣服，为此还成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被关进当地私设的上牢，喂过几天蚊子。 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张胜友心里的那个大学梦不再存在，有的只是如何让自己活下去，有的是时不时地防范着一支支朝着他射来的冷箭。 清理阶级队伍的火又在农村烧了起来，军宣队威风凛凛地开进了村。因他家过去经过商，也因父亲是臭老九，已经关进了“牛棚”，而且他的一个叔叔当着小学教导主任，吃不消批斗曾经自杀未遂，所以，他们张家就是一个列入“另册”的对象，按清理阶级队伍的规矩，得在门前刷上一对黑对联：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张胜友感到脸上无光，他读过古书，这种耻辱感就如古时在囚徒脸上烙出火印一般！他彻夜难眠，竟然让他想出了一条对付这种耻辱的法子。 他急急跑到集市上买来了一罐红油漆，在自家大门前端端正正地写上了“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副对联。等军宣队的人提着黑油漆罐来他家门前，不由得傻眼了。他们不敢把那副对联弄掉，只好悻悻地走了。 也许是命运对他的又一次关照吧。张胜友的运气忽然又来了。他们那个地方修起了一条拦洪大坝，改溪造田，修成了一大块“大寨四”。这块沙石田一下子成了香饽饽，省里的报社、电台记者如过河之鲫，纷至沓来，把这条拦河大堤夸成了一朵花，把这片沙石地当成了聚宝盆。 当地人没有几个会动笔杆子，忽然这一天，那些当权者发现张胜友这个回乡高中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于是，“废物变宝”，公社干部把他召去，委以重任，要他做了“农民通讯员”。 在此之前，张胜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在“大寨田”里挑石担土的劳动力，一下子被如此看重，担任重要工作，哪会不拼上命地干？于是，他日以继夜地写文章，为本社的“大寨田”鼓吹，整天趴在黑糊糊的饭桌上，写呵写呵，写出了一篇篇激情有余，内容稍空的文章，如《铁姑娘挑灯夜战》、《农村也是大学》、《在与传统决裂的战场上》、《政治夜校的琅琅读书声》等等。 他居然一写不能罢手，写得多了，还真写出水平，写出名气来了。他的文章先是上了县广播站，又登上了地区报纸，最后竟然大块地占据省报的版面。张胜友的名字印成了黑铅字，使得他一时如痴如醉，不能自己。 从这以后，张胜友的前途便又现出一片光明。他成了公社的一块叫得很响的牌子，远近闻名的“红秀才”，有机会参加一些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创作会议、通讯员会议等。他接着又写起了诗歌，还写过小说，再写散文…… 但是，在他写出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作品”，并且纷纷见于一些报纸与刊物，他乐滋滋地把它们收集起来，装订成一本“作品集”时，却觉得越看越不顺眼，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在写着别人的话，做着一件违心的事。终于有一天，他一气之下，把自己精心保存的“作品集”撕成了片片破纸，抛入风中了。 终于熬到了恢复高考的那一天。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呆了半天，心里顿感百味交织。这个日子对于他来说，等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张胜友考上了著名的复巳大学中文系。在他的同学中，有许多是经历过如他这样的坎坷岁月，身上带着种种时代的烙印与伤痕的人。他们中因过去的那些大起大落的“造反革命”与“接受再教育”过程，成了一代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物。 就在他们这个校园里，有一天猛然就出现了一篇令国人瞩目的小说《伤痕》，作者卢新华是他们这一级同学。这篇小说最早是贴在班级的墙报上的。 张胜友初读到这篇小说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是篇十分感人的小说，文中主人公王晓华的命运，跟他的坎坷经历，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引他暗暗地流下了眼泪。 但是奇怪的是，面对这样一篇让他十分感动与伤怀的小说，张胜友这人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却作出了相反的判断：小说是不许可这样写的！过去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了，这不就是与1957年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卜样的作品吗？写这种暴露型的作品，是要犯大错误的，会遭到批判的。 这种“天然”的革命警觉性，竟让张胜友把这篇小说认定为“毒草”。他出于对同窗的关心与担忧，便百般劝说卢新华，不要这样写小说，这样写会犯错误的。他理直气壮地用过去学过的那套革命理论，与卢新华展开辩论，试图说服对方。 但是卢新华却激愤地说：“我的小说是写现实的，广大读者是欢迎的，如果你说的这种理论说它不好，那只能证明你的那套理论是荒谬的！” 张胜友无话可说了。其实他的心里很矛盾，从感情上说，他喜欢这篇小说，但从他的经验来看，这样写小说是很危险的，前车之鉴不能忘呵！ 张胜友没想到，正是卢新华的这篇小说，揭开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序幕。不久，《文汇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推出了《伤痕》，顿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复旦大学的校园里顿时失去了平静，也失去了平衡。学生、教师、白发苍苍的教授、校长与党委书记，都卷入了一场大争论大辩论之中。这场争论扩展至全国，历经数月，最后，张胜友等坚持的那种观点被驳倒，成了可笑的失败者。 张胜友，这位在“文革”中经历了许多苦难的人，这个与《伤痕》中的主人公有着相似命运的“革命理论”的捍卫者，在成了失败者时，内心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原有的思想大厦轰然倒塌。 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思维支柱倒塌时，他还是有可庆幸的，因为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又有另一片光明渐渐升起。他由此开始反思人生，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的真正价值。 就在这种蜕变过程中，张胜友由一个旧有的“革命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新生的一代有反思意识与反叛觉悟的新一代青年思想家。复旦大学的四年学习，他完成了一个“老三届”人向“新三届”人迈进的全部过程。 在复旦大学的后期，张胜友着手创办了大学生社团“春笋社”。他成了本校的《大学生》杂志的主编。就在这种革命式的蜕变中，他彻底告别了旧我，确立了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张胜友对自己的作人与作文立下了新的信条：“不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再写一个违心的字。”他在思考与反思中，迅速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作家，一个立志于体现人民心声的新闻工作者。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张胜友走进了恍明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他思考的目光从此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舞台。 身为记者的张胜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无冕之王”，也体会到了什么叫戴着镣铐跳舞。他时而欢欣不已，时而又陷入无尽苦闷，时而下笔如注，时而笔重干钧。 在做记者的那些年，张胜友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他写知识分子的辛酸历程，也曾为赵燕侠剧团改革却最终流产而悲愤不已。他曾为中国五千万残疾人的命运掬一把泪唱一曲歌，为十亿中国人口的重负而扼腕叹息；他再次把目光投向红卫兵昨日的悲剧场景，又再现了投身于“世界大串连”洪流的莘莘学子们今日的喜剧心曲；他探寻过“海南汽车狂潮”的始末得失而令某些当权者暴跳如雷；他抨击光怪陆离的“官倒现象”时怒发冲冠，一发而不可收…… 这些年里，张胜友与他的合作者胡平，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地奔走，一年四季不停息地运笔写作，发表文章。他曾不无自嘲地形容他们“像两条狗气喘咻咻奔窜于大江南北，又似陀螺一般被裹卷入一场又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诉讼官司的旋涡之中”。 但是，他并不为此而反悔，也不因此而放慢工作的步子。张胜友这个过去的“老三届”，与现今的“新三届”人，已像在铁钻上打磨了无数遍的一块钢，不会因过多的锤打而承受不住。 现在，张胜友又走进了另一个工作岗位，作为作家出版社的社长，他身上又多了一份不同于过去的责任担子。他仍然不改初衷，执着地按着原有的那股精神，默默地工作着，努力奋斗着。 在北大的四年，让现在干出版的刘庸安寻到了一个新的自我 刘庸安当了十几年排字工人，然后读了四年大学，到中央编译局做了十年研究工作，最后成了一家出版社的副社长。他的经历并不很复杂，但此人的爱好却有一绝：爱书。 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刘庸安是个爱书痴。痴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有一回，英国的一家出版公司老板来中国，给刘庸安带来一本金边礼品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刘庸安便对那位老板说了自己的爱好：我爱书胜过爱女人。他的这句话使那位老板大为吃惊，接着刘庸安又做出一个令其更加吃惊的举动：公司的一位漂亮小姐捧送上这本书时，他没有对漂亮小姐道谢，只是亲吻了那本书。 刘庸安的书痴之名由来已久。有一个奥地利的图书专家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有关纸张的会议。他发觉与会的中国出版人中间唯有刘庸安能不用翻译就与他谈论纸张的张力、纵纹、竖纹、湿度、柔韧度，而且用的是地道的专业术语。 奥地利人吃惊之余，便问刘这些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刘庸安告诉他在上北大以前在外文印刷厂当过11年印刷工人。“那么，在此之前呢？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你这样的人才怎么会在一家印刷厂当十几年工人呢？” 是的，奥地利同行不理解是很可能的，就是刘庸安自己有时也奇怪，自己的前半生为什么走了几十年，最后还是走到了他的前辈给他指定的人生之途。他有时想，这大概有遗传的因素吧？ 其实，刘庸安并非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爷爷只是一个略有两个钱的裁缝，用手工缝衣攒下一点钱，后来开了一个裁缝铺。这个做了小老板的刘某人不知为什么在用裁剪刀与针线干了一天，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借着煤油灯看一会书。看的是什么书，这些刘庸安都不知道，大约是一些线装的晚清小说，至多还有诸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 做裁缝的爷爷看书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他的最大心愿是让自己的儿子读书，有一个走向上层社会的机会。刘庸安父亲果然实现了其父的意愿，读书很好，最终上了大学，当了一名工程师。 在刘庸安父亲那个年代，做工程师是很了不起的，他学的是开矿打坑道，为国家的重要铁矿或煤矿设计开采路线，制作图纸。小时候，刘庸安就常听父亲跟他讲如何开矿打坑道，要从两头打坑道，工程师如果在图纸上稍差几个毫米，两头就打不通，就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小时候刘庸安对父亲是十分敬佩的。 但是，童年的刘庸安对父亲的工程师职业并没有过分着迷，倒是对父亲书橱里的那些书感兴趣。父亲书橱里有许多书，其中大部分是工程专业书，也有少量的非专业书，时尚的小说，苏联的翻译作品，还有新中国作家们写的革命化的小说。刘庸安在宽容的父亲那里得到阅读这些小说的机会。 少年时代眼看就要过去，上了初中的刘庸安遇到了那个年纪的少年人最感困惑的大事件。“文革”忽然发生了。就像夏日里淬然而至的雷电，把少年人温情脉脉的生命历程划上了一个大大的伤口。 一个本来与他无关的人，让他对这个世界的突变产生了巨大的疑问。那时，刘庸安已随父母到北京，其父亲在首都钢铁公司工作。他家与公司总经理周冠五同住一个宿舍区。在少年刘庸安眼里，周冠五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每天坐小汽车上班下班，管着十几万工人，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刘庸安兄弟中有两个与周家的儿子在一起读书，关系处得不错，平时时常会听人说起周经理如何好，如何善良，如何领导全公司完成炼钢任务。 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位全公司最大的干部就成了最大的坏蛋，许多许多的过去对周经理毕恭毕敬的人一下子都成了周经理的恶对头，他们对过去领导他们指挥他们的周经理用了各种各样的想得出的法子，斗他，折磨他。把沉重的钢板用气焊割下来，做成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冠五”，名字上面还打个血淋淋的叉叉，再用非常非常细的钢丝挂在周的脖子上。少年刘庸安在台前看到，因沉重钢板压着，细钢丝勒着，一滴一滴的血顺着脖子往下掉。 初中学生刘庸安看得心惊肉跳，连续好多天难以睡着，他想不透这是为什么？周冠五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为什么过去他是好人，当了共产党那么大的干部，一下就又成了坏人，被人这样打骂折磨？ 又有一回，他走到街上，正看到在批外国家体委的一个女干部，大热的天，她被打倒在地上，身上穿着雪白的衬衫，血水染红了大半件衣衫，胳膊上的肉都被打得翻出来了…… 运动越搞越激烈，学校早就停了课，才上了两年初中的刘庸安失学了。他也向往革命运动，但是因为他父亲是工程师，是臭知识分子，没人乐意招他进红卫兵组织。他只好自己想法子去闹革命，到外地去串联。 他从过去的课文里知道中国的那些革命圣地，江西井冈山、延安窑洞、韶山冲等等。他乘了不花钱的火车，一直跑到江西。他身边没钱，便用自己学会的语录歌唱给那些江西老表听，以此来换得吃一顿饭，或是用毛主席像章换住一夜，最后真地上了井冈山。 串联只是一阵风，过了便又无事可干。当了个逍遥派的刘庸安只好再找乐趣。学校图书馆那时没人管了，他就悄悄地钻进去，找一些过去想借也借不到的书，偷偷地读了起来。他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读了不少世界名著：《复活》、《战争与和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静静的顿河》、《黄金梦》等等。 以书慰藉自己不安的心灵，便是刘庸安当时的最好办法。接下来，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成了被遣放的对象，北京的许多学生纷纷志愿奔赴黑龙江，走向边疆，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就在大批知青下放之前，刘庸安去了外文印刷厂。说起来也是一种机会。他们学校的军宣队搞了个小把戏，因外文印刷厂要承担很重的印制外文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急需大量的人手，就到他们中学去招工人，学校军宣队打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说是要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掀起一个红色风暴，要立场最坚定的革命小将去做这项工作。挑来选去，刘庸安的外文好是班上出了名的，于是就点了名让他去外文印刷厂。 就这样，刘庸安逃过了下乡，走进了印刷厂，当一名普通的印刷工人，一直干了十几年。 走进了印刷厂，刘庸安才知道自己干的工作很累人，很枯燥乏味。他很快便从这种机械乏味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外文印刷厂主要印外文书，最多的是各种版本的毛选和语录书。他在初中学的那一点点英语，根本看不懂正版的英文书，但他想，我在这里工作，连这里的书都看不懂怎么行？那不成了文盲了吗？于是就开始自学英语。 他先把自己的初中课文读了，再把哥哥的高中英语课本找出来，细细地看过，记住上面的单词与简单语法。后来他又开始学着读《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上的文章。这些都是每天经他的手印出来的，捧读带着浓浓墨香的英文报纸，让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慰。 有一回，他从英文报上读到毛泽东主席致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致敬电，读了两遍下来，再试着背诵，竟然让他从头到尾地背诵下来了。这使他十分兴奋，以后他就借着工作的空闲时间，找上一份报纸，挑一篇短小易读的英文背诵起来。这让他感到日子过得很充实，很愉快。 几年下来，不知不觉地他就发觉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了许多，不光拿起报纸就能流利地读下来，还会写了。1971年，单位组织大家学马列，学的是《哥达纲领批判》。他们厂的领导是工人出身，对外文不通，当领导的要带头写学习心得，而且还得用英文，没招了，发觉小工人刘庸安居然能用外文写文章，就想法把他调到厂资料室去工作，“顺便”让他代写学习心得文章。 到了资料室后，刘庸安就整天把自己关在资料室，因为他发现那里面有许多书，自建厂以来的所有的外文书都存着。厂领导给他一个星期写心得文章，他半天就写完了，剩下的时间就看书。刘庸安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看了一本又一本，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要看一眼。记得有一大套中文版的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他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主要讲些什么，虽是中文的，反而不如英文的书好读，这让他很生气，把它扔到柜子底下去了。 后来，刘庸安又找机会去练口语。那时有一些外文局的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下放到外文印刷厂当普通工人，跟刘庸安这些工人一起干重活，排字、搬字盘，开刀纸机。刘庸安便想法与他们一起干活，逮着机会就跟着他们练口语、练听力，果然很有收获。 就这样，一年年地过去，刘庸安在印刷厂度过了他的黄金岁月，当了十年的印刷工人，也获得了除了印书以外的更大成果。他的英文水平很不错了。但是他那时却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再读大学。 1976年是个多事的年头。先是周总理去世，接着又发生了四五运动，邓小平又倒了。后来是唐山地震，北京人都吓坏了。刘庸安与外文印刷厂的职工每天都忙着抗震救灾。他居然还学会了瓦工活，带着一些小工整天在外面修地震棚。 修了一段时间地震棚，到了秋天，听说地震危险期过去了，单位里又要布置开抗震救灾表彰会，刘庸安领着一帮小工搭救表彰大会的会场。正忙着呢，单位的一位领导来通知说，这个会不开了，马上集中听广播，什么工作都得停下。 刘庸安正发问，身边的一个小工开了一句玩笑，说是不是有什么好事？那位领导顿时把脸沉下了，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刘庸安当时便有一种极大的不祥之兆。果然一听广播便知是毛主席逝世了。 事后多年，刘庸安才敢把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对外人讲出来。他对毛的去世是有悲伤，也有窃喜。因毛去世，邓小平也许就可以再次出来工作了。 刘庸安是第一批去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他还记得这一天自己的矛盾心态。他们外文印刷厂的代表排着队等在门口，看着这么多人，一个个阴沉着脸，脚步沉重地往大会堂走，他不知为什么觉得这有点可笑，憋不住想笑出来。可是一走进门内，整个大厅的人都在哭，他也忍不住哭了，而且还是号啕大哭。 事过多年，他读过一些心理学的书，可对自己当时的那种矛盾心态，难以作出心理学上的分析。也许，真是又有悲伤又有喜吧？ 后来粉碎“四人帮”，那形势看出来是要有大变化了。那时候北京人的各种消息特别多，传得很多很神的，传来传去，就从电视里看到了三次被打倒，又第三次站起来的邓小平。 转眼间便到了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让刘庸安有点措手不及。他早已不再期待有上大学的机会了。他过去只读了两年初中，要考大学也许基础不行，再说他已经结婚了，儿子刚生下来，还在吃奶呢。 可他终于还是经不住上大学的诱惑，报了名，去应考。没想到还真让考上了。英语好帮了大忙，在这门课上他得了高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一所他志愿的大学录取他。刘庸安不信服，就去招生办问情况，才知道人家是嫌他年龄过大，二十七八岁就太老了吗？说道半天，招生办的人把他划到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要他读完了当教师。 刘庸安憋了一肚子气，不去！他觉得这是把他看低了，为什么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执行。他没去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又复习一阵，考了78级，这一次考得更好，这回再没有那种年龄大家庭出身政治表现等等内部条律了，他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进了北大，刘庸安把自己过去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收起来了。因为进北大的人才很多，他在这里一下子就显不出高了，处处感到不如人家。“文革”期间总也想不通的那些问题，进了大学校门后，才渐渐想通了。 入学的第二年，他们班的王捷带来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那人自称老赵，是北京六建公司的。他给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大学生上了一堂特殊的课。这个貌不惊人的老赵拿出自己的诗作，给他们看。刘庸安看了第一首诗，便惊住了。 这首诗便是后来成为许多中国人都会背诵的那句名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刘庸安与同学们马上对老赵的诗着了迷，把它们都熟读了，对其中的警句背诵下来了，如“在那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等等。读了这些诗，刘庸安觉得过去对“文革”没想通的疑问，一下子就通了，那就是一场政治大谋杀，就是一场人民的劫难，什么“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全是一套骗人的假话。 当时，赵某还没在全国出名，但作为北大的学生，刘庸安对这位经历了“文革”，用诗歌写出对那场浩劫深刻批判的无名诗人敬佩得五体投地。认为老赵简直可以成为他们的博士导师，至少比一些所谓的著名诗人要强许多倍。 人才济济的北大校园，让刘庸安感到自己能力的不足。北大那种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培养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最好土壤。在北大的四年，让刘庸安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那就是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心，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而不是一个平庸的为官者或教书匠。 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过一本书《精神的魅力》，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写着刚直不阿、耿介、独立等警示北大校友人格操守的词句。这些对刘庸安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然，正是因为北大曾经有过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等伟大人物，在“五四运动”起过主力军的作用，那种社会责任感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才成为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座右铭。 刘庸安在北大期间，不只是学习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把过去一二十年未能弄明白的孰是孰非问题搞弄清楚了。他很欣赏朱学勤写的一篇文章《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对“文革”的拷问，也就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 凡是从那场运动中走过来的人，是不是都那么清白无辜，那么问心无愧？巴金反思了自己的“文革”过程，写下了自己的忏悔之言，讲出了真话。他的那些讲真话的文章被人们奉为“中国散文的顶峰”，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评价，过分了便是一种伪饰。那是一个被欺骗被污辱了人格的知识老人内心的真话、实话，这其实也是经过那场运动的人，人人都可以说的，也是人人都应该做的事。 从这件事上，刘庸安反观自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也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那就是缺少独立的人格意识，缺少正视自己的勇气，从这一点上，许多所谓有才学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不能和有良知的巴金老人相比，更不能与有深刻思想与耿直人格的陈寅恪、顾准等文化巨人相提并论。 刘庸安做了出版人，他搞出版不想做出版商，想当出版家，想做新一代的张元济，做王云五。他一心扑在自己的工作上，苦干了多年，才发觉这很难。在中国目前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他想出好书也很难。因为他们不能只是为出书而出书，出版社要生存，要改善生活条件和办公条件，要装电脑，所以还得挣钱。他很想出一本研究《资本论》的学术著作，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暂时搁下了。 刘庸安这位爱书胜过爱女人的出版人很累，人也累得很瘦。他还要努力做他的出版事业。他希望中国会不断进步，文盲越来越少，读书的人爱书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爱看光屁股女人的人比爱看书的人还多。 想当一个好出版家的刘庸安想成为引导社会读书潮流的人，他想把外文出版社办得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出色，想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他相信通过这种介绍与推广，可以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某种不良的社会倾向。到那时，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好书的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个人的责任感就会扩大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责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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