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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真名 摆脱父母阴影 双博士 走上司长岗位 在北京，很少有人会对一个名叫王晴的女人产生什么联想。与她初次接触打交道，如果是在她担任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时，那就可能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她是一个做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干事业的女强人；如果是在国内贸易部的办公大楼里见到她，面对科技司司长王晴，跟她谈公事，最好把各种数据图表都准备妥了，要不然，她会用一连串的问题把你问倒。 过后，人们会对她有两分怯意三分敬重，再稍稍打听一下，或许就会从这栋大楼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这位科技司长可不简单，她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位如期回国的双学位博士，曾是军马场的女知青。 当然，你可能还会十分吃惊地听到某位深知底细的人悄悄对你说一个秘密：“知道吗？她的父亲是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王晴原名叫刘平平。” 从刘平平到王晴，由国家主席的女儿到一位双博士学位的商业人才，这种特殊身份的转换，人们不能不想到许多。而事实上，这位现名王晴的前共和国主席的女儿，确实经历过常人所难以体验的苦难，有一段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 刘平平：红卫兵经历，却和少年时挨饿的滋味一样 有人也许会记得，1993年出的一份挂历上，有一位中国老百姓十分熟悉与敬重的领袖像，那是周恩来的一张生活照。夏日的沙滩上，阳光灿烂的北戴河，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身着游泳衣，撑着一把小花伞，笑眯眯地依偎在慈祥可亲的周恩来身边。 这小女孩就是当时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 那时的她，的确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她的母亲王光美与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结合不久，就在全国解放的喜庆锣鼓声中来到当时还叫北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于是，在1949年5月13日出生的这个女孩，就有了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平平。 与小女孩平平有密切关系的这个家族，非同寻常之处不仅仅在于她的父母。她的外祖父曾任北洋政府商工部部长，是平滦、安源煤矿的创建者，在早期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外祖母董洁茹是天津市第一代女大学生，被邓颖超同志尊称“学姐”。她的几个舅舅也对中国革命有过特殊贡献。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平平生下来就由外祖母照看，她是在外祖母捐出家产宅院办的洁茹幼儿园长大的。等到她长大几岁上小学时，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她上了小学，那所学校是妈妈和舅舅们上过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这一切，除了小学，其他都不是刻意安排。 “千方百计使我们成为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这是我父母的一贯主张。”平平这样回忆。 在这所寄宿制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里，身为共和国主席女儿的平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几个年头。饿肚子的滋味让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那时，他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大人们一样吃得很少，一日三餐见不到细粮，就连豆面、燕麦，也只是个半饱。虽说是国家主席的女儿，肚子也一样要饿，也一样想享受一顿饱饭。好在还有回家的时候，还有周末那渴望已久的晚餐。 在刘家度过大半生的陈阿姨想起那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每到星期天，几个孩子都饿狼似的，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妈妈心疼地流着泪，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可到星期一，又催着孩子们快走。连老师都建议，孩子正在发育，别住校了，少奇同志一句话挡住了：‘让他们知道挨饿的滋味，长大为人民做事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民挨饿。’” 其实，即使不在困难时期，刘家的物质生活也非常的一般。那时候，刘少奇同志的工资是404元，王光美则是120多元，要养活孩子和阿姨7个人，经常还有亲戚朋友往来。很长时间，孩子们每月的零花钱只有2元，除了吃饭，几乎没有零食。有时只有一个苹果，由母亲作主，把这个唯一的苹果切开，少奇同志一半，最小的女儿小小一半。 工作人员觉得刘主席家太艰苦，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工作人员有夜班费，那么，主席天天熬夜更应该有，就加上了。没想到，此举后来被少奇同志发现，停止了还不算，已经发的夜班费还硬是退回去了。 平平至今还清楚记得一件事：9岁那年，爸爸交给她一封信，让她送给妈妈。她自己倒汽车、挤火车，又步行十几里地，赶到在农村“蹲点”的妈妈面前时，妈妈愣住了，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专门来送一封信呢？ 等她拆开信一看，才晓得这是少奇同志教育与培养女儿的一次实践，他有意让平平当一回专门的“信差”，其目的就是锻炼她的能力。 留在平平记忆里童年唯一的特殊，是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们的接触。她两次和父母一起上庐山开会，平时也有许多机会见到人们仰而敬之的领袖们。在她的眼里，他们都是亲切随和的叔叔伯伯。 毛主席最爱逗小孩儿，一见到平平他们，就用手指做一字状。圆形和“人”字说，这是平平、源源和亭亭。她和主席在一起看京剧《铁弓缘》，武打中，关肃霜扮演的角色将枪踢给了对方。平平天真地问：“怎么把武器送给敌人？” 毛主席连连称赞道：“有阶级斗争观点，将来可以当中国的女总理。”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见到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改名，叫京京！”因为原先叫北平的这个北方大都市，现在已改称北京，成了全中国的首都了。 刘平平和周总理接触较多，关系也格外亲密。多少年后，平平才知道，有时候周总理对她们这些孩子好，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有一次竟是和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那是1963年的一天，总理突然打电话让平平和几个弟弟妹妹去打乒乓球，他陪着孩子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周总理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家，此事过去很久，平平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原来，总理从情报部门得知，当时正在柬埔寨出访的刘少奇主席那天下午面临一场谋杀，为了防止万一敌人对刘少奇子女也进行攻击，他就在采取措施的同时，把孩子们也叫到了身边。由于措施及时，刘主席安然无恙。消息传来，总理才放心地让孩子们离去。在送孩子们走时，周总理话重心长地对平平说：“要好好的爱你们的爸爸。” 领袖们在孩子面前流露的普通人的爱心和天性，对平平的成长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小时候起，她各方面的表现就十分出色。品学兼优的她从幼儿园到“文革”前，一直是“官”，班长、中队长、大队长，甚至宿舍的舍长。千方百计地追求普通，而她丝毫感觉不到生命带给她的无法改变的特殊，这就是她的童年。一个红色的童年。 与人们想象相反，“文化大革命”到来时，刘平平并不感到突然。这位共和国主席的女儿也和所有中学生一样，在北京师大第一附属中学接受的也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思想。 196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爆发时，16岁的刘平平也是一腔豪情，誓死捍卫毛主席，要与‘啼修反”斗争到底。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还把一直是学生干部的她推出来，当了头儿。那一阵，平平与同学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刷标语、穿军装、唱造反歌、“破旧立新”，处于人生最浪漫季节的少年们，狂热地认为自己沉浸在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秋收起义的感觉中。 只是出于善良与人道的本能，平平比同学们多了几分冷静与怜悯，她不赞成打人、搞武斗，而在其他诸多的“革命”行动中，她则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是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有一件事可看出刘平平当时的革命激情与坚定的革命立场。在家里人中，对平平照顾最多的是从小把她带大的外婆，她们之间自然格外亲密。可当了红卫兵领袖的平平一旦认定外婆房里的青花瓷器是“四旧”，也毫不留情地一件件抱出去砸了。 这件事给刘平平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她曾说：“多少年以后，当我回忆往事时才发现，这段似乎最为神气的红卫兵经历，却和少年时代挨饿的滋味一样，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记忆里。”这种感觉，可能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体会，可平平的体会肯定最沉重最压抑。 1966年年底，平平与红卫兵战友们一同外出串联，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可等她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最尊重的父亲已经成了批判对象。大字报上刺眼的“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要求她退出红卫兵的勒令，一串串接踵而来。 刘平平震惊了，她一下从最革命的变成了反革命的“黑苗子”。这个时期，对刘平平来说，影响是极深极大的。 1967年1月6日，这天，师大一附中红卫兵突然安排召开批判“黑苗子”刘平平大会。刘平平被迫走上讲台，用十几分钟作了一番检查。她实在无话可说，而且从心底里感到委屈与伤心。在作了检查后，她没有按在场的红卫兵要求，一直不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又突然通知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和她谈话。当时，平平不知是计，就与那帮人一起去了。她当时只是觉得那些人没什么话可说，只是东拉西扯，没话找话。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却全然不知道自己已成了人质。 阴谋是这样的：把刘平平引出校园后，有人就把一个电话直接打进中南海国家主席的家里，说刘平平因为在学校受批斗极度伤心，返回时被汽车撞伤。 这个消息震惊了刘少奇全家。还是王光美心较细，她亲自接过电话询问处理措施，听说打了强心针，她产生一丝疑虑：抢救方法不对呀！于是，她就挡住刘少奇，没让心急如焚的刘少奇外出，让源源和亭亭先去看看。 结果刘家的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一到医院，就被扣住了，那些人还逼着亭亭给家里打电话，说姐姐不行了。当时才七八岁的小亭亭吓坏了，刚拿起电话叫声“妈妈”就哭起来。家里以为出了大事，刘少奇同志执意和王光美一起来到医院。 精心策划了“智取王光美”的红卫兵，没有想到少奇同志会一同出现在医院里，一下子全愣了。还是源源反应快，跳起来大叫： “妈妈，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就是为了抓你！” 王光美果断地把刘少奇推进汽车，让司机快走。根本不在医院里的平平，此时才被告之：“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家吧。” 明白真相的平平此时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平时骑车15分钟的路程，她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这时，被王光美及时送走的少奇同志的汽车还没到家。 这件事在“文革”期间成了一大新闻。由于周总理的干预，王光美虽然挨了批斗，却终于被放回。全家团圆时，刘少奇告诉王光美的第一句话是：“平平哭了。”父母与女儿的挚爱皆在其中了。 有意思的是，时隔几个月，在1967年10月13日的深夜，中国两位在“文革”期间成了两个阵营代表人物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是从刘平平负伤这件事开始的。 似乎当时连毛主席也被红卫兵的高明骗局蒙住了，他在与刘少奇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刘少奇。“平平的腿好了吗？” 事实却是，刘平平的腿没有伤，而其父亲刘少奇的政治命运走到了最后时刻，作出这个致命判决的是刘平平曾誓死捍卫的伟大领袖。历史在某种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无情的。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刘少奇和一批中国老一代革命家的“问题”越来越升级，平平也从一次次的陪斗、批斗中变为麻木。习惯。她终于产生了一个个问号：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却为什么不允许人民选出的国家主席说话？还有那么多和爸爸一起勤勤恳恳工作的叔叔伯伯，他们怎么会在同一个运动里犯错误？ 革命运动以一方取得彻底胜利，一方被完全击败而趋于平静。但是，千千万万个被鼓动起来革命的学生却成了“多余的人”。学校已经停课多时，中学生们还要不要上学，大学还办不办呢？ 父母的厄运终于成了事实，而尚在青春年少的儿女们还在迷朦中徘徊。古戏里曾有那种受了莫大委屈的女子脱离红尘，投身佛地，以求清静寂然，现代社会没有佛寺，共和国主席的女儿最终把一颗迷惘的心投向书籍，寻找答案。 那些日子里，空荡荡的北京图书馆里极少有读者，管理员常常看到有个姑娘专心捧读的身影。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虔诚的读者原来是共和国主席的女儿。 那时候，也多亏了书成了孤寂之中的平平的挚友。原先要好的同学们早已和她这个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之女保持距离，妹妹们还小，只有比她小一两岁的源源是唯一可交流想法与观点的对象。 几乎每天晚上，姐弟俩都相约到天安门广场谈心，从马克思谈到毛泽东，从巴黎公社谈到秋收起义。高大的天安门红墙下，两个天真的中学生感到在中国已是万般无奈，他们甚至想离开这个国家，参加援越抗美，献身国际无产阶级运动！ “对于父母的信任，当时支撑我的是两个文件，也是爸爸一生中唯一以个人名义给我们看的中央文件。” 多年以后，刘平平回忆着当年的情景，感慨地说：“那是在1967年7月的一天，爸爸被通知晚上去参加江青、戚本禹指示召开的批斗大会。他似乎预感到了生死搏斗就在眉睫。中午，趁我们都在，他从衣袋里拿出两份准备好的文件，一份是毛主席肯定爸爸检查的批示全文，一份是毛主席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平时连办公桌都不让我们接近的爸爸，神色严肃地指着文件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1968年的新春，对平平毫无温暖可言。爸爸妈妈早已不知道被隔离在哪里，姐弟几人分别住校，连最小的妹妹小小也和赵阿姨一起被赶出中南海。3月26日，平平突然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像真正犯人一样，进去以前搜身检查，甚至把发卡、裤带也拿走了。起初天天提审，追问家里的一些事情，到后来，再也不问什么，被遗忘了似的，日以继夜地被关在几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 平平先后被换了三次监狱，整整过了18个月这样的苦日子！ 19岁的女孩儿，花一样芬芳浪漫的季节，即使平平这株重压下的小草，也能觉出那种活生生的被监禁隔离，实际上比死亡还要痛苦的滋味。 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记忆中，那个牢房就是我的棺材，足以埋藏一切。我不再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希望，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从有记忆那天起的记忆再回忆一遍。想完了过程，再想细节，包括所有看过的小人书和电影。而提审成了一种享受。这时才可看到人，能和人说话了，于是我主动跟人家辩论、争吵，为的只是过后几天好有事可想。” 1986年，改名“王晴”的刘平平已拿到四个学位 后来，平平又像同时代的学生一样经历上山下乡。她的知青生涯是在山东的一个军马场度过的。 在经历过死一般的监禁生活的刘平平，把那段自由天地的苦难生活看作是一种幸福享受。她说：“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印象和感觉。” 曾经有过美好童年，后来因为留学和工作到过十几个国家的平平，用十分怀恋的口吻回忆道：“军马场分配我做咸菜，我扛过200斤重的大麻袋，咸盐蜇得手脚裂口，但我生活在人和自然中。山东的人很厚道，那里是黄河入海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奔腾不息的大河，我能长久地置身这样的景色中一动不动，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思想也浪漫起来，甚至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以后，我再也没有这种感觉，真的、”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幸福呵，刘平平可能没想到，这只是监禁与自由极度反差在短暂时空里造成的强烈的对比印象，平凡的人生怎会拥有呢？ 时至粉碎“四人帮”，刘平平与她的弟妹们才一个个地回到了生养他们的古城北京。这时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含冤而逝的父亲最后的骨灰也还不知去向。平平却于春寒之中闻到了花的气息。果然，他们得到了十几年来第一次由衷的快乐。他们刘家的几个子女，不光被允许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还一一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代大学生…… 学有所长的刘平平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多少年了，她的骄傲与屈辱，折磨与恭维，都缘于一个巨大的影响而存在，如今，她要感觉一下自己。 出国时，刘平平已经31岁，国家规定她在5年里拿到学位，可1986年她回国的时候，已经拿到4个学位：家政系食品专业学士、食品营养科学硕士、食品营养硕士和营养教育博士。 学习，无论在何种境地，一直是平平没有放弃的习惯和追求。特别是回京后，作为王光美的长女，她一边跑妈妈的释放，后来陪妈妈治疗，一边先后自学了高等数学、基础英语，以高分争取了公派留学的机会。当她在大洋彼岸的纽约亨特大学上第一课时，竟然激动得夜不能寐，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畅叙多年求学终如愿以偿的喜悦心情。这一切是平平在美国创留学生之最的坚实基础。 谈到留美学业，平平似乎很轻松：美国教育自主性强，实行学分制，有的学科还可以选修，这就给突击学位创造了许多机会。别人一学期拿12个学分，她拿24个。选修课她就选社会学里的马列主义，美国人觉得难极了，她很容易就考个高分。即使这样的速度，平平的主课基础仍然非常扎实，学位资格考试时，她的得分名列前茅，有一道题，在全系连续5年的考试中，只有平平一人完全答对。 平平的博士学位指导教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索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他的学生：“王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 值得说明的是，卡索教授是在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才知道王晴的真实身份。他在给平平的电话里感叹：“我现在知道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了。” 在美国，让平平感到“需要适应”的不是语言，而是观念。 她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原来是在一种约束中长大。而在这个国度里，没有人告诉你对错，所有的人都充满自信，是非观念永远是批判的。”她说。“第一次考试，我得了98分，老师夸奖我，我本能地回答说‘不好’，别人觉得很奇怪。下一次，我知道了，马上毫不谦虚地说‘是的，我是考得不错’。时间长了，我便从中体会到这种文化的幸福，那就是让你处处感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这种存在的社会意义和生命价值。而这些，是我在国内多少年不曾体验到或者是有着我这样家庭的人极难体验到的。” 在异国他乡痛痛快快做了4年的“王晴”，至今仍然叫王晴的平平，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她身上，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仅靠改名摆脱不了，而且永远摆脱不了。 1985年，平平回国探亲，对国内的变化十分吃惊。农贸市场鲜活食品应有尽有，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几年前还是计划供应的种种票证，早已取消。已经被人民代表推举当上了副省长的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情况，更使她感慨万分。一种从小就植根于心底的东西，使她产生深深的自责：我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了些什么？ 在美国求学的最后一年里，朋友们都感到平平的明显变化。最爱争论国情、发展方向的王暗不爱说话了，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几年后，在国内，平平才谈起这一段的心态： “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认为，我再也没有权力说中国该怎么样了。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儿，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特别是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当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活了下来，有家庭有孩子，还在国外读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心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一般人都认为，在中国讨论吃是吃饱饭的问题，而谈营养为时过早。认识平平和她所学的专业后才知道，营养学就是研究现有条件下，怎样吃得更加合理、科学。食品科学供应体系，从农业生产到流通、加工，最后到饭桌上，牵涉到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历史等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平平从到食品研究所工作开始，就对我国的饮食习惯、结构。供应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她从“热狗原来是凉的”开始注意西方饮食。 经过比较研究，平平认为，一个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其他的习惯可以改变，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肠胃却最难改变，而且，中国人平均寿命较长，证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与其改造人，勿宁改造食品，而且这种改造，必须建立在符合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通俗地说，就是不做面包做馒头，不做虾条做油条，不做牛奶做豆浆，这种传统的营养食品为什么逐渐消失了？就是小作坊式的生产，不符合现代社会紧张的生活节奏，故尔，食品工业化是个重大问题。可是，中国食品制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难度：火腿肠、黄油好做包装，卤肚子、叉烧肉就另当别论了。 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成了平平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决定从豆浆入手，付诸实践。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里，平平做完了自己设想的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后，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里，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条工业化豆浆生产线投产，袋袋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与此同时，平平的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教师说，这是学校唯一一篇理论实践同时实现的论文。 听说食品研究所在北京的机构改革是很有特色。谈起来时，平平讲到的却都是问题。她是受四通公司的启发开始研究全民所有制的机制问题的。她认为，国家其实给这些单位的政策已经不少，关键是人的观念没有改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人在国外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却拼命地奋斗，一旦回国，马上牢骚满腹，要这要那，有的人啥也不干，照样拿工资、奖金，这才叫剥削阶级！ 1988年，她在所里制定了一套旨在奖勤罚懒的改革方案。方案出台后，一个工人闹到所长办公室要挟，扬言要跳楼。 王所长一点儿也不怵，讲明道理后说：“跳吧，你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恐怕连追悼会也没人给你开！”几个月后，包括这位工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尝到了改革的好处。 那时，只能做到这一步，好多问题无法解决。平平谈到科技走向市场与企业没有完全走向市场的矛盾，讲到人们目前对她致力的商业高科技的不理解…… 值得欣慰的是，她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平平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 她开心地说了一句笑话：“源源一辈子都想得到的劳模，让我先得到了。”从平平的笑声里，觉出一种渴望，那就是做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平凡人。 她改变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参加工作后，严肃声明：要求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绝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办任何的事；她久久怀念在美国的良好自我感觉。刘平平千方百计要成为一个平凡的王晴，但是刘平平也好，王晴也罢，她却永远摆脱不了社会。 “我十分感谢父母给了我良好的智商、健壮的体魄和最好的家庭教育，却不知什么时候能摆脱父母的巨大阴影。往往是我早忘了我是谁，投入地去生活，去工作，去为自己热爱的事业甘心情愿地付出自己的代价，最后成功时，总有人突然恍然大悟，哦，她是谁谁谁的孩子！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和“文革”中摆脱不了家庭的厄运一样，平平时至今日摆脱不了这种苦恼，尽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荣耀和幸福。 也许，王晴今生都别无选择，但是，和公平最后属于她的父母一样，历史也会同样给予她的儿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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