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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权利 革委常委三考大学 信仰知识 荒野土坑十年自学 一场愚昧加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无一块安宁之地，更把一代年轻的中学生弄得头昏眼花，迷失了人生的路途，以为听了最高指示，便是最重要最正确的人生选择，走上山下乡之路，诚惶诚恐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苦活累活，以洗去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良习气”。 就在这种可笑且可悲的政治路线引导下，千千万万个“老三届”中学生，不得不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战天斗地的火热的阶级斗争第一线”，荒废了已学过的书本知识，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哀莫大于心死。在那时候，许多“老三届”知青，年复一年地在北大荒开荒伐木，在陕北的黄土地上过着原始人般的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如躲在深山盼解放的白毛女盼望出山之日，一天又一天地盼望出头之日，但是，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那个渺茫的希望还不出现。于是，许多人由失望而绝望，对前途再也不抱任何希望，过一天算一天，甚至走向了健康成长的反面，丧失了一辈子的前程。 也有少数人，在那种令人窒息的年代，仍然坚定信念，坚信人类终究会走向光明前程，相信是真理总会闪耀出光芒。他们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以顽强的毅力，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学，追寻着希望之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能熄灭他们心中的那盏求学上进的明灯。这是一些优秀青年的代表，他们身上闪耀着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顽强不屈的伟大精神。 你还是一个知青吗？ 陈荣清，现在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威严正直的检察官。他从一个普通的回沪知青成长为一名人民检察官。以其出色的才干，成为一名专门办理涉外案件的检察官，这期间，他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求学之路。而今，当他在庄严的法庭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人犯行使司法主权时，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感。 他热爱自己的神圣职责，时时处处都以一个代表国家威严形象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他更珍惜自己的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为，当年像他一样在北大荒建设兵团劳动近10年的知青，并非都有他这样的成功之途。 有时，当他独自静坐时，听到一曲旧时熟悉的歌曲，如《三套车》、《山楂树》、《喀秋莎》等当年知青爱唱的歌，就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那艰难岁月中，为求知识而遭受的责难与挫折。 陈荣清偶尔也会跟一些年轻的同事谈起他当年为求学所吃的苦头，一些二十来岁的青年却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吗？过去还会这么不讲理？求学读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是呵，陈荣清明白，用如今90年代的观点看待当年的那些事，确实令人可笑又可气，甚至连他自己想起来也会觉得荒唐滑稽。然而，那确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且在当时，那还是十分正常的。 回首60年代后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夺权的重要时刻，曾经为推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充当主力军的红卫兵组织越来越难以驾驭，在那些左派领袖眼里，他们几乎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于是，一声令下，统统赶到农村边疆去。 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上海知青是全国的一支重头部队，数万知青打着红旗，高唱战歌，走向北大荒，走向那片沉睡干年的黑土地。在这支大军里就有默默无闻的陈荣清。 陈荣清在“文革”中并不是个出头露面的角色，对上山下乡运动也不热烈响应。但那时的政策是不管你怎样，想走得走，不想走也得走。这样，在1968年的那次规模浩大的知青下乡行动中，他不得不被拖拖拉拉的火车，带到了陌生面荒凉的东北荒原之上。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陈荣清老老实实地干活，做分配给他的任何工作。他的表现不是很突出，但因为一向表现稳定，工作有责任心，从没出过乱子，还被任命为连队的小干部。像大多数知青一样，在黑龙江的头几年，他认定自己的此生便在这里落定了。 只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才促使他突然想到人生不能就这样毫无价值地荒度过去。那是在1973年，他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已经干了整整5个年头了。有一天，他到一个老职工家里闲坐。那人的孩子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做作业时遇到困难，便客气地向“陈叔叔”请教一道数学题。 陈荣清是上过高中的，哪知竟让一道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题给难住了。那孩子看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笑着说：“陈叔叔，你这个知青可不咋样，怎么连小学生的题目都不会做呢？” 陈荣清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抽了一巴掌似的难受，心里乱得要命。他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也没听到那位老职工责备儿子的话，就走出了那位老职工的家。在这个寒冷的晚上，他木然在黑森森的林子里徘徊良久，脑子里总是回旋着一个令自己心惊的问题：你已经不行了，文化水平倒退到小学二年级，你还是什么知青吗？不，你已经快退化到文盲了！ 这个寒冷夜晚的西北风，终于把陈荣清的头脑吹醒了。他作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荒废掉的文化知识重新捡起来。 但是，那时候正在大肆鼓吹“泥巴腿子上大学”，一些被推荐上大学的，都是靠着思想觉悟高，出身好、根子正的先进人物，或者是那些受到头头们青睐与宠爱的“特殊人才”，譬如有一张漂亮面孔的女知青，只要甘愿献出自己的肉体，也许就能换得一张上学的通行证。 陈荣清却没有那些“优越条件”。他只是想着，我什么也不想得到，只想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知识。于是，这年的春节，他请了假回了一趟上海，在家里呆着的那些天，他千方百计地收集初中与高中的全部教材。他为此事还费了很大的劲，因为那时很少有人会保存这些课本，读过的书就扔了，反正也不会考大学，留着它有什么用？ 好容易收集齐了，陈荣清回黑龙江时，把这些书塞进背包里，装了满满一包，扛着它回到北大荒。 别人回上海一趟，带回来的总是吃的用的东西，所以每每有谁回上海转来，同室的伙伴们便惦着要翻一翻这位老兄的包，弄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可是这回陈荣清从上海回来，看着扛了一个厚厚实实的大包，打开一看，里面却是一大堆旧课本，什么好吃的都没带。 同屋的大失所望，便对他发牢骚讲怪话：“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回一趟家也不带点好吃的，弄这么些旧课本回来干什么？是要在这里当孩子王还是怎么的？” 陈荣清不想跟他们多说，只是笑笑，就把课本收起来，放在隐蔽的角落里。那以后，他就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于复习上。白天出工，干了一天活后，人已经很累了，别人洗了脚，赶紧就土炕睡了，只有陈荣清呆着不上炕，等别人睡下了，他才悄然点起一支蜡烛，拿出一本课本，认真地看起书来。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偷偷看书的情况不知怎么就让人家知道了。那时人的想法真是奇怪，自己不想读书，不要学习，对别人看书就会觉得很反常，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陈荣清自学，他所在那个连队议论纷纷，就连本来相处很好的一些同乡也用那种古怪的目光看他。农场的一些老职工板着脸问他：“陈荣清，听说你不安心在这里，想跳龙门，逃回城里去过舒服生活，是不是这样？” 陈荣清无言以对。他只不过是想重新得到已经失去的那点文化知识，他从来就没想过借着复习达到近城的目的。但他能说什么呢？事实便摆在那儿，你在看书，复习那些旧课本，不想回城，还是什么？ 令他十分意外的是，还有人联名向兵团政治部反映，说陈荣清正在悄悄地为返城作准备，想逃离建设边疆的第一线，在本连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一下，陈荣清的不良印象扩散到很多地方。 这一段时间是陈荣清自到北大荒以来，最为孤独，也是最受别人指责的时期。他在连里大小也是个干部，有时他想召集一个会议，有人就故意说几句风凉话，意思是你现在还有心思管连里的工作，整天看书都来不及了吧？ 好在陈荣清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尽管客观上被别人误解，造成不良的后果，但他并未就此放弃自学。他只是把学习的事稍稍放下几天，或是等别人都睡着了，才悄悄地拿起书，躲进被窝里看一阵。 毕竟并非人人都是那么偏激无知的。同室的同志，看他白天出工干活，仍如以往那样肯出力，任劳任怨，干在别人前边，收工在别人后面；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屋里，还坚持看书学习，也不由地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他们问他，这样认真读书，到底为的什么？他笑笑，向他们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我只是不想让自己退化成一个文盲，一个将来除了会扛锄头种地其他便什么也不会干的人。我是个知识青年，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本来身份。” 就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陈荣清顶着压力，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竟一口气啃完了好几本教材。不知怎么的，自从重新开始看书以后，陈荣清感到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了，虽然人累了一些，瘦了一圈，但心里总是有种乐滋滋的味道。 渐渐的，连里的同志们对他也开始理解了，原先一些心情沮丧，每天除了干活便是吃与睡，有点空闲不是玩牌、喝酒，就是吵架斗嘴的人，受了他自学文化的影响，也有想求上进的变化了。 陈荣清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有了很大的长进，可有时遇到特别难解的题目，周围却没一个可与之商讨请教的人。有一回，他自学数学时，遇到一道特别难的题目，翻遍了所有的教科书，也没法解答出来，感到很不开心。正好农场的一位老职工到他这儿来，得知此情，便说：“就在离这几十里远的林场里，有一个有学问的大学生，据说他在大学时特别聪明，什么难题到他手里都能解开。你有兴趣的，就去找他帮你一把。” 陈荣清当即就要那位老职工陪他去请教那位高水平的大学生。说话时已是天黑了，夜黑路远的，怎么走呵？可是陈荣清此时却如着了迷似的，一声声地求对方一定带他去一趟。看他心情那么急切，老职工答应带他去林场。 为了求得知识，陈荣清不顾白天劳累一天，晚上黑灯瞎火的，跟着老职工，高一步低一脚的，顶着冬天的寒风，走了十几里山路，找到林场，找到了那位高水平的大学生。走进那个小矮屋时，已是半夜时分。 初见那位大学生，陈荣清不由得暗自一惊，没想到对方竟已是两鬓斑白，额上有了几道深深的皱纹了。后来他才得知，这位有学识的大学生，原是反右时期的一个很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不幸被错划右派，打入冷宫，从此埋没在这深山老林里，整年守着这间小破屋，做着最普通的护林员工作。 但是，这位当时刚到中年的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放弃自己的专业，当他听说陈荣清是为了解答一道数学题，走十几里山路寻来时，顿时兴奋得如遇知己，拉着陈荣清的手，坐到桌前，即向他讲解起数学题。 这一幕让陈荣清一辈子也难以忘却。他后来离开北大荒，不知那位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归宿如何，但那一夜的情景却永远地印在记忆之中了。那天，他们为数学解题一直谈了好久。眼看天快亮了，因两人第二天都还要出工干活，再说还有陪着陈荣清来的老职工等着，两人才不得不结束了讨论。那位右派大学生送他出门时，还拉着他的手，感慨地说：“知识是国家建设的宝贵财富，别看现在批判得一钱不值，将来一定会有用的。小伙子，眼光放远一点。好好学吧，不懂的地方尽管来问我。” 这一番知己话，使得陈荣清感激不已，当时他站在那扇低矮的破门外，十分虔诚地朝这位前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老师，谢谢你的指教。” 真让那位大学生言中了，过了一些日子，有个好消息传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通过文化考试，从知青中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陈荣清听到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情呵！他刚把一些中学课程捡起来，国家就发下来这么一个文件，与其他人相比，陈荣清已经把各科知识都掌握起来了，要按考试水平，完全可以考个优秀成绩。他心里暗自庆幸，以为这下上大学的机会来了，只要是考试，就一定能考上！ 不多久，果然有名额下来，让他和一些知青去参加考试。他到考场上，一看题目并不很难，他考完后，感觉自己考得不错，心里便很踏实，回到连里，对同志们说了，大家都说：“嗨，这下你可以上大学了！” 那几天，他心里喜滋滋的，干起活来也格外有劲。正在农忙时节，他作为连干部，带领着大家下大田割麦子。天气很热，他一边挥镰收割，一边心里盘算着哪天可以听到录取上大学的好消息。 这天中午，团政治部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要陈荣清一个人去团里，说有事找他谈。陈荣清得知，更加开心，认定是个好消息，肯定是团里通知他录取大学的事。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骑了一辆自行车往四部去了。 哪里晓得，到了团部，走进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却看到政治部主任板着一张铁青的面孔，见了陈荣清的面就冷笑着说：“陈荣清同志，听说你学习很用功，不知最近的报纸看过没有？有一篇文章对你很有教育意义的。” 陈荣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报纸？你说的是哪篇社论？” 政治部主任把一份报纸拍在他面前：“就是这篇文章，《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是写一位名叫张铁生的考生，他在答卷上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段话，我看对你很有教育意义，你没读一下吗？” 陈荣清看了看那份报纸，摇了摇头，说：“对不起，这几天特别忙，我没时间看报纸……” 主任恼火地说：“这么重要的文章你不看，是不是把精力都放在做数学题，看古文上去了？我早就听到你们连队有人反映了，你把精力全放在自己学文化上，对连里的工作影响很大，造成了不良后果。你总想着上大学，这能安心边疆建设吗？这次你考试虽然考了个优秀，但根据上面的精神。组织上决定不批准你上大学的请求，也希望你不要做张铁生答卷上批评的那种人。” 陈荣清满怀希望成了泡影，不但大学没上成，还成了反面典型，受到团里的批评，让人家看了笑话。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有好长时间，他总也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他没有做错事，扪心自问，他在自学期间，应做的份内工作都完成了，在他自学文化的带动下，一些知青也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有了积极的目标，连里的农活半点没受影响，非说他自学文化是错的，此话又该从哪里说起？ 在这种令人困惑的日子里，陈荣清不由地想到作家高玉宝写的《我要读书》那篇文章。当年高玉宝想要读书的呐喊，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压迫而发出的，可如今他也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要读书”，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在这种苦恼与怨愤心情驱使下，陈荣清壮胆给国务院写过信，在信里他直诉自己的苦闷与疑问。但写了几封信，都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就这样，陈荣清的自学被冷酷的现实生生地给压制下去了。又苦熬了几年，终于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好消息。这一回，陈荣清看准了，粉碎“四人帮”，中国有希望，希望之光便是教育，便是培养人才。 他认定了这一点，又开始复习功课。那些日子里，他一边干活一边复习，惜时如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被荒废了的时光补回来。 恢复高考的那一天终于等来了。陈荣清先是参加黑龙江省的预考，继而又参加复考，最后以较高的分数被录取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医学院。 走进大学校门后，他再接再厉，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回到上海工作后，又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法律专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科的自学考试，还专门进修了英语专业，最终成为一名代表中国执法的涉外事务检察官，为国家和人民事业面肩任着神圣的职责。 回想当初，陈荣清感慨很多。在是非颠倒的年代，他求知识爱学习，反倒成了有过之人，那10年间，为了求学，为了获得知识，不得不付出了许多，其中许多是不该有的责难与批判。 当然，任何付出和代价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只要是付出，就会有回报，就会有收获，只是有的收获是过了多年以后，有的收获是内心的感悟。正是当年的那些因读书而发生的风波，使得陈荣清更加清楚了知识的价值，坚定了求知的信念与毅力。 而今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所得，十分珍惜自己多年来走过的坎坷不平的人生之途。他常对人说：“只要想一想自己当年为了求学问而受的苦，就会促使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对现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更有激情与热心。” 知名作家韩小惠有幸走进了大学校门 谁能想像40开外的韩小惠现在留存心底最美好的一个梦想是什么？报考社科院或某大学的研究生！这位78级南开大学中文系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十几年来采写了许多有分量有轰动效应的通讯特写，还有不少揭示严峻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而今的她身兼记者与作家双重身份，在家还有丈夫孩子，有一大堆繁琐的家务事要做…… 同事与朋友们不免有点惊奇：你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吗？工作上不一直是很顺利，很成功的吗？怎么还想着读书那档子事？ 可是如果你知道韩小惠过去为寻求读书梦而走过的那段人生历程，也许就会对她心存再读书的梦想不会感到惊奇了。 韩小惠生于1954年，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在“文革”时期，正好卡在中学的门口。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韩小惠才有了人生第一次深深的遗憾。她父亲是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北平解放时，作为接管著名的协和医院的一位干部，驻扎在这座医院的后院。 协和大院的院落在北京也算得一处舒适优雅的地方，早在本世纪初，这所由外国人创建的医院便请来不少医学专家与教授。为了让他们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能生活得好些，便在医院后边建起一幢幢小楼，错落有致地掩映在绿树之间，楼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还有一个大花坛。 那时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对原在医院的教授们那些个漂亮的哥特式小楼不敢有所侵入，自己动手在大院后面辟出一片空地，盖起了军人住的普通住房。韩小惠便出生在协和医院后面的一幢普通住房里。 作为协和医院的领导者，韩小惠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在40年代也曾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只是后来投身革命，没有继续自己的学业。他对自己的女儿的最大希望就是好好读书，争取成为一个有技术专长的女专家女学者。 在协和医院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虽说是个干部子女，韩小惠身上更多的是书卷气。在她的家庭中，革命加文化的氛围，给韩小惠这个聪明女孩创造了良好的读书环境。她向往美丽与安静的学生生活，崇尚知识与科学，有志于献身伟大祖国与社会主义建设。 韩小惠自小便是一个好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她就是一个聪慧懂事的女孩，读小学，她在班里总以全班第一或第二的好成绩，让父母感到骄傲，也令院子里的其他家长们钦羡不已。 那时，生活如一只张开了漂亮羽毛的花孔雀，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读书是韩小惠最喜欢的，也是最顺畅的，在她眼前展现着一条平坦的大道：小学毕业后，考进全北京排名第一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然后进入北大，读她最喜欢的中文系，再然后，当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令人心情激荡的小说…… 然而，刚刚12岁，一个震天巨雷，就把她的美丽青春的大好前程给截断了。 已考上初中的韩小惠不得不中断了初中的学业，因为大革命的火势越来越旺，谁也顾不上静心读书，重要的是“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要让全中国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那些旧学校则被判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是黑色的。 女孩韩小惠被现实发生的一切所惊呆了。她的父亲，一个勤勤恳恳为人民做工作的革命干部被打倒了，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别的更难听更令人难以接受的罪名。 接着，父母都被赶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了，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不了几岁，对生活还没有独立应付能力的少女少男，也被赶到广阔天地去修地球了。原先美满幸福的家庭转眼之间就四分五裂，只剩下她一个人，北京户口本里，未成年的韩小惠成了户主。才刚满15岁，就被勒令进了一家电子管厂去做工。 读书上学的梦就此折断了翅膀，一断就是整整8年。 十几岁的女孩进了一家电子管厂。那时的一些小伙伴还十分羡慕韩小惠，因为她不光因哥哥姐姐都下乡，有了留城的机会，而且进的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国营大厂，做着制造电子管这样的“高科技”工作。 当时，韩小惠还真的为自己的好运气乐了一阵。可是，当她坐在现代化电子仪表前什么也不会做，束手无策时，才感到自己真的什么也不懂。没有得到过最起码的物理课教育，她连电流电压这些最基本的物理知识都弄不清楚，怎么当一个有作为的工人？ 那时，韩小惠才深知自已被强行中断学业是多么可悲。然而，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她知道读书如同天上的月亮一般不可求。有时，偶尔得悉有推荐上大学的事，可是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上一阵又一阵的“读书无用”、“白卷有功”的宣传。 天性爱学习的韩小惠成了本厂的一个怪女孩，别的年轻姑娘下了班后，只会打打毛线，研究什么阿尔巴尼亚针萝卜丝针，或是用彩色玻璃丝编织各种小玩意儿，从中得到一点乐趣。而她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却不喜欢这些，下了班也不走，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向一些老师傅问这问那，没过多久，就把车间里的各种机器性能摸熟了。然后又向别人问起了电流电压是怎么回事等等问题。有一回，她讨得一张化学元素表，借着中午休息的时候，静静地坐在车间里背诵起来。 那时，她所在的那个车间有个书记，是个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军人。到了地方，把部队那一套学毛着的方法搬过来，整天地鼓动车间的青年工人多读马列主义的书，每天读毛主席语录，还经常要青年人作思想汇报，组织青工写大批判稿，办大批判专栏，弄得很热闹。 他开始对车间里年纪最小的女工韩小惠并不在意，但后来听说这个“小不点儿”居然独自一个坐在车间里背元素表，自学初中化学课程，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就严肃地找韩小惠谈话，说：“你还是应该首先学好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呵。不改造好思想，再装点儿数理化，就会走上白专道路，你可要警惕呵！” 韩小惠胆儿小，被车间书记教育一番后，就改变了学习内容，每天先读两小时的政治书，然后才看数理化课本。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又红又专”了。没想到那位车间书记仍然一脸严肃，又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听说你还在看数理化的书？你想没想过你这样离‘修’字还有多远？你想过没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行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行了。’毛主席的话多么一针见血呵！就好像是对着你说的一样！你还不悬崖勒马，三思而行吗？韩小惠，你年纪还小，前途远大，可不要一时犯迷糊，走错了方向，认错了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被这位车间书记严厉地批评一通，韩小惠吓得再不敢看那些数理化课本了，每天休息时，她就不得不拿出一本毛主席著作，勉强自己读下去。她害怕自己真如书记所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步踏进白专道路就再无光明前程了。小小年纪的韩小惠甚至沮丧地怨自己：你怎么就是改不了爱读书的习惯呢？别的女孩不读书，每天打毛衣编玻璃丝，不也过得很快活很自在吗？ 但是，尽管她自己强迫自己不去看书，但她脑子里依然如着了迷似的依恋于那些从已下乡插队的哥哥姐姐床下的旧书堆里翻出来的初中课本。她想看又不能看，心里很矛盾，也很痛苦。 有一回，同车间的一位比她大几岁的青工，是做车工的男青年，还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在中午休息时，他看韩小惠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车间里，没看书，也没做别的事，便好奇地问：“韩小惠，你怎么不看书啦？我记得前些日子还看到你每天坐在这里看书，背化学元素表呢？” 韩小惠便把自己心里的苦闷说了出来，又问这位年长几岁的团支部书记：“你说，我是不是错了，不该读那些课本，不能走白专道路？” 团支部书记看了看周围没人，便轻声说：“错什么？读书有什么不好？我心里还挺佩服你呢，小小年纪那么爱学习。我也在自学，读的是高中课本。这没错，书记说的那种话，不要听信他。” 韩小惠问：“你说那我该怎么办？要是再看数理化课本，让书记看见，他会更厉害地批评我的。” 于是团支部书记就教她一个妙招，帮她在几本数理化课本上包了书皮，上面写着“车工应用数学”几个字。韩小惠很高兴，原来还有与她一样爱读书的人，而且还是团支部书记，看来她的喜欢读书的“毛病”并不坏。 此后，韩小惠就与这位团支部书记心照不宣地成了秘密读书的学友。他们在休息时，认真地捧着书皮上包着伪装的课本看得很起劲，别人看到了，也没什么可说的，他们都是车工，看车工的书总可以吧？ 韩小惠从15岁进厂做车工，又做过其他工作，无论做什么粗活或是技术活，她都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而且对自己的本职应有的技术很精通。别的女工都奇怪她为什么那么聪明，什么活她一学就会，却不知道她早就向老师傅请教过，并且自学了这方面的基本原理知识。她在这家电子厂一直干了8个年头，成了一名技术相当不错的技术工人。她也终于熬出了头，盼来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 当了多年工人的韩小惠内心那团考大学的热火总算有了放燃的机会。她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在超过普通大学生好几岁的年龄后，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门。此时的她自然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人生途中难得的机遇。 韩小惠在大学期间，感到天是格外的晴朗，风是格外的温馨和熙。她最喜欢的还是读书，常常清晨起来，在图书馆还没开门时就早早地守候在门口，等着里面拦门的那一根大木栓咣郎一响，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便与一群聚集在门外的同学一起，一脸欢颜地小跑着涌进去，然后直奔6楼去占一个座。 在图书馆里读书的美妙滋味令她久久难忘，那宽大的书架，满室的书香，还有宁静的氛围，守坐在座位上看书的同学们，一张张年轻的或不那么年轻的面孔，全神贯注于书本的字里行间，如一群饥渴的生灵在汲取着生命的甘汁…… 在南开大学读书的4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走上工作岗位后，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来，韩小惠依然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大学毕业后，韩小惠走进《光明日报》社，成了一名记者。她写通讯，写特写，还写各种文学作品。她成了名记者，成了实力作家，同时，她也成了妻子，成了母亲。工作下班回家，要买菜做饭，要洗衣服，还要辅导孩子学习。空闲时间越来越少，有点空便忙着写自己要写的文章。这样一年年过去，读书时代变得渐渐遥远，模糊了。 但是，年过4旬的韩小惠的心里，依然还存有那么一股求知不已的劲。面对纷繁多彩的社会，她感到自己总是缺少一些知识，缺乏更多的能力来解答生活的难题，她的心底时而会涌动起再读一回书该多好的念头。尽管这几乎已是不再可能实现的奢望，她还是忍不住要这么向往一番。 三考大学成绩优秀的王东成一次次地登门申诉 王东成的经历相当特殊。他出身于一个城市小店员家庭，其父年轻时给资本家站柜台，慢慢地熬出了头，用几十年的积蓄开了一爿小店铺。解放后，共产党提倡合作，他就把小店铺公私合营了，成了一名拿点利息的老店员。 这位自小店员起家的过来人，不知为什么对做生意不太上心，倒是极喜爱诗书文章，研读历史，闲常时对儿女们讲起来，便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大道理。这位王老先生认定天下最尊贵最高尚的是教师，天下最伟大的事业是教书育人。他是因为自己家里穷，小时候读不起书，才荒费了这份才智，所以他把读书成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了。 王东成自小听父亲讲这些，满脑子便都是读书读书，还有孔夫子孙中山，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等等。这让他坚定了一个大目标，将来一定要好好读书，上中学，上大学，成为一个博学多才，于国家于民族有用的人。从小学到中学，王东成的成绩都相当不错，在他之前，哥哥已经考上大学，实现了父亲的夙愿。王东成紧随其后，算定了也能考上大学。 但是，与共和国同龄的王东成只因晚生了两年，差点就没有读成大学。他是67届高中毕业生，在高二时“文革”爆发。王东成在校时，因读书成绩好，被学校立为学习标兵，“文革”一开始就被人贴了大字报，称之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王东成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岁，革命造反造到他身上，太窝囊了，哪里肯让人压低了头？于是振臂一呼，也成了红卫兵的带头人。他起来造反有其优势，笔头子好，嘴巴子也厉害，尤其是作为受“白专道路”毒害的一个学生，他很能用自己“受害”的切身体会，赢得众人的鼓掌声。 王东成几乎是一夜之际成了反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英雄，此后，造反派之间闹起了内讧，他在几场大辩论中用大段大段的领袖语录压倒对方，一下子出了名，成了中学的红卫兵总头头，后来，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实行大夺权，革命大联合，王东成作为红卫兵头头，被结合进市革委会，当了一名常委。 但是，红卫兵的功劳只是那短短的一年多的事情，他们充作某些政治运动的洪流潮头，等到一些既定的“革命”目标达到了，红卫兵小将们便被赶到了农村边疆，充作改造自然的苦役者，又成了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小资产阶级。 王东成于1968年下乡插队。他与千千万万个老三届中学生一样，在农村吃尽了苦头。生活与劳作并不那么可怕，令这些有些文化且有思考能力的知青们心灰意冷的是对前途的无望与沮丧。 在1973年，忽然从城里传来可以考试上大学的消息。王东成高兴极了，就积极争取，复习了好些天，参加了那年的考试。他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就报了上海交大。 谁知这年的考试还没结束，就闹出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交白卷的成了英雄，考试成了资产阶级的复辟产物，所有考试成绩都作废不算了。 这事让王东成十分恼火，考试成绩不算，录取大学就由着他们乱点鸳鸯谱。他原先报的是上海交大，偏给他分到了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系金属热处理专业。他实在是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就没有接受。 他不接受这个分配学校还为了抗议不按分数不按志愿录取人才。他看到那些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许多人政治素质与文化水平都不怎么样，他们都可以上大学，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太掉价了。所以，他一咬牙，也就没去上那个大学。 王东成以为，只要他等一两年，考大学的机会还会有的，他有很好的文化基础，不怕考不上大学。可是后来几年之内，考大学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王东成等呵等，盼得眼珠子发酸也没等来考大学的好消息。 他只得走进工厂，当起了一名工人。这时他真有点后悔当时不去上那个吉工大的机械制造系，虽说自己不喜欢那个热处理专业，可那毕竟是大学呵！想到自己的年近30，大学梦如天边的白云，越飘越远，王东成的心里便阵阵发寒。 就在他悲观失望之际，天边飘弋的那一朵云忽然就变成了幸运的七彩祥云，中央发出了恢复高考，从历届中学生中选拔优秀人才的通知。王东成猝然兴奋起来。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复习，投入考场，分数出来后，他的分数相当高。他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算了算分数线，北大录取绰绰有余。 不知怎么的，过了一段时间，各大学录取通知纷纷到来时，许多参加高考的朋友熟人都喜出望外地接到了录取通知，唯有他还在苦等苦盼。他急了，问了招生办的人，才得知，他的问题是在政审上，因为他的政审材料里有这么一句话“‘文革’中有无问题尚需调查”。这句话，把他打入了冷宫。 王东成不信这个理，接着又参加了78级的高考。他的成绩又考得很不错，总分排在吉林省前10名之列，历史科成绩是全省第一。但是，没想到这一次还是没有一所大学录取他，原因还是那句话！ 他急了，眼看着自己盼了一辈子的大学梦将要成为一个泡影，难道就因为“文革”时的那段经历，一辈子都要吃苦受罪吗？ 他反思自己的那段经历，当过红卫兵头头，当过市革委会常委，这都是事实，那是在“文革”中盲目听从领袖的指挥，是年轻人上当受骗，哪有多大的罪过？我没有搞过打砸抢，也没干过违法和违反政策的事，后来又认真地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还能怎么样？因为年轻时的天真与热情，对领袖的忠诚不贰，就可以轻易地把一个人的前途给毁了吗？ 王东成不得不奋起捍卫自己的读书权利。他一次次地去上访招生办，招生办的门坎都快被他踏烂了，但还不行，再找高一级的领导干部。在朋友的指点下，他寻访到了当时的吉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同志。 宋是共产党内一位很有学问和才干的革命家，思想敏锐，笔锋犀利，而且还有雄辩的口才。他是恢复高考最有力的支持者和赞同者。那时有几个省的领导人不同意恢复高考，主张仍然按照毛主席的那种“革命教育路线”，还说恢复高考便是复旧，是“倒退”，是“要了几十万（人），扔了几百万（人）。” 宋振庭是共产党内较早提出恢复高考的领导干部之一，早在1977年初就发出了恢复高考的呼吁。他的呼吁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当时作为一个坚定的恢复高考的支持者，受到了许多青年人的拥戴。 但一旦要去找宋振庭，王东成却有点犯怵，因为自己的那个问题是“文革”中的造反问题，宋振庭却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会不会因“文革”之苦而怨恨当过红卫兵头头的王东成？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宋振庭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王东成，听了一番申诉后，即让王东成把自己的情况写成一个报告。王东成当时花了十几分钟写了交给了宋振庭。而后，宋振庭就在这份报告上写了批示：如果属实予以招收。 这样，经过宋振庭的批示，王东成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外地的大学招收已完毕，最后王东成就被录取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这是他5个志愿中的最后一个。不管怎么说，他是上大学了。 许多年过去了，王东成对于人生中的那几十天的上访申请过程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难以忘却在那个寒冷的冬季里，他一次次地穿行在长春斯大林街那凄迷的风雪里，也忘不掉就在那个艰难时刻与怀孕中的妻子悲切相见的情景。这是他此生最悲凉的“滑铁卢”，同时也是他由此奋起的“诺曼底”时刻。 进了大学后，王东成如鱼得水一般，觉得每一天都是很有意义的，每件事都那么地不平凡。这时的大学里，学习空气是那么的浓郁，许多“老三届”的大学生都带有时代的各种伤痕与烙印走进校园，他们带着许多百思不解的问题到大学里，拼命地看书，苦苦地思考。 王东成就在这个时期开始反思自己的前30年，他每天都与思想的先行者对话，沉浸在各种庄严伟大的思绪与命题之中。他读中文系，不仅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还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屈原。孔子、司马迁、朱熹、鲁迅、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读了，又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萨特等外国哲人的书。 王东成在大学校园里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他感受到自由空气的清朗纯净。他边读书边思考中西文化的异同，区别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从中国革命联想到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还有俄国十月革命。 王东成的激情又被引动起来，他投身于读书的热潮之中，也积极参与学校的社团活动。他担任了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参与组织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其中最让他得意的一次活动是“中国问题讨论会”。 这次活动吸引了各系的学生，法律系、历史系、经济系、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等来自全国20几个省市的有着各种经历与思想的学生聚在一起，认真而激烈地讨论著这个重大的问题，大家以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为资本，讨论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 一些老师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尤其那些在4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教师格外受学生们的尊重。他们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在与学生们的对话与讨论中，很鲜明地亮出自己思想深刻的学术观点。 王东成对一个名叫周若予的老师印象深刻。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十几岁便背叛家庭，跑到延安去投身革命。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她特别钟爱俄罗斯文学，给学生们讲课时的语言如同诗歌一样地美丽流畅。她对俄罗斯文学十分热爱，能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谈到“多余的人”，再到拉赫美托夫，给学生展现出一幅壮美华丽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长卷。 就从这位老师动情的讲述中，王东成对俄罗斯文学印下了极深厚的感情，他体悟到一种真正的俄罗斯精神，那种在苦难中永远与民众共担民族命运，肩负教育民众提醒民众的伟大责任感的崇高精神。 除了自己的专业，王东成还到哲学系和历史系去听课。他体会到哲学不是知识，而是生命的体验。他认为哲学与文学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是在思考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在这种思想激荡的大学校园里，王东成完成了自己在“文革’中形成的思想彻底的否定与蜕换。 王东成把上大学的这段时间的精神碰撞和思想上的日新月异的突变形容为如火如荼的人生观的大转换。如果不进大学，他就可能是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愤世嫉俗、尖酸刻薄的人，是一个只会讲牢骚怪话，缺乏理性分析与温柔敦厚性情的怪人。上了大学，得到了各方面的思想的熏陶与洗炼，才使得他获得新的视野，有了更新的人生价值标准。这是他心灵解放的新起点。 王东成走出职业大学后，成为了教师。他很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有一种尊严感。他自我审视后，认为自己的一生中做过一些错事，当不了政治家，也当不了科学家，但还可以做一个认真负责，有工作热情的教师。他喜欢这个职业，选择了在讲台上执鞭任教，静坐书斋备课这样一种人生道路。 现在的王东成已经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位副教授。他已经快50岁了，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生苦难与酸涩的他，面对越来越纷法起伏的社会现实，面对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时常感到有一种自卑感与压力。由于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更早地得到高等教育，接受各方面的知识与物质，他们是幸运的，与现在的年轻一代相比，王东成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国学功力不足，还有年龄上与体力上的不足。他继续不停地读书，以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拉下。 作为“老三届”到“新三届”的一个过来之人，王东成还有比现在的年轻人优越的一面。年轻人更多的是轻松，而缺乏必要的悲壮与挫折。他认为现在的一代年轻人是在社会大还俗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缺失，没有了悲壮与理想，就可能只会着眼局部利益，而缺少必要的远大理想的追求。 就这一点来说，王东成觉得他的一生并不缺少什么，而且也不比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幸福，因为，幸福的产生是有对比度的。他自信因为有过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使得自己有了一个难得的特点：不怕失败，比较自信，同时又总不满足于现状，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争取一个更理想些的存在。如果一时失去了机会，他会寻找另一条更艰辛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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