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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不能不庆幸的是，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有他们这样一支队伍在支撑着气动事业。 如果我们大胆地做一次假设，要是没有这样一支队伍，或者这支队伍不那么坚强，不那么不屈不挠、百折不回，不那么忍辱负重……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况又将怎样呢？ 这假设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而陷入对历史的沉痛思索和反省之中，当然，更应该让我们思索的是，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历经苦难而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地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做艰苦的跋涉和攀登呢？ 一种回答：为了我国气动事业的腾飞； 另一种回答：报答祖国、报答人民； 还有一种回答：做一名优秀的空气动力学家。 生命的海拔 毫无疑问，乔泽属于第一类型的人。这是他的经历，他的信仰和他做人的优秀品质所决定的。可以这样肯定，如果党需要他干的不是气动，而是另外任何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业，他同样会为那个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6年，年轻的乔泽已经是广州军区的一名中校了。骑兵出身的他精明干练，加上高中文化，在当时的人民军队中已经算是难得的知识分子了。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兼政委的陶铸，慧眼识珠，把乔泽调到身边做党委秘书科科长。不久，又把他调到军区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工作。妻子张玉华也是一名军人，同在军区机关，真可谓事业顺利，家庭幸福。 1958年，刚刚起步的国防工业急需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有一天，组织上找乔泽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愿去搞科研，还是继续在部队于？” 这还用问么？乔译从来没想到过会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高中毕业后，十几岁的他便“背叛”家庭，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开始了戎马生涯。军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被他视为新生命的开始，也被他视为生命必然的归宿之地。他一生中最美好、最灿烂、最重要的一段留在了部队，他怎么舍得离开呢？ 但是，组织这样问了，说明组织已经有了考虑。乔泽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几天之后，陶铸再次动员：“……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要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中央问我要人，我不客气，要多少给多少，给我最好的，给我最舍不得给的……” 乔泽和张玉华就这样告别心爱的军装，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刚刚组建的航空部6院空气动力研究所，从此，与风洞打上了交道，与知识分子打上了交道。直到这时，妻子才惊奇地发现，乔泽的性格中还有那么多的“另一面”：宽厚，细腻，善解人意，甚至有些婆婆妈妈，整个一个“温良恭俭让”。妻子笑他一脱军装，怎么变成个细人了。乔泽感到委屈：“我本来就不是个粗人么。”他说，“过去打仗，连生死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上细？后来仗虽打完了，但上下左右都是生死战友，直来直去惯了，用不着细。在家里，老婆是战友，也用不着。对孩子不能大细了，太细了没好处。现在和知识分子在一起，就得和风细雨，不能用战场上那一套。再说，当政委本来就是个细活么，就得让人感到亲、感到近……” 要亲要近，就不能有距离。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按普通工人的级别套，新来的大学生有实习期，一个月二十多块钱。老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乔泽脱军装时是中校，级别高，工资多出知识分子一大截。这距离让他感到不安，领工资回去就和妻子张玉华商量：“要不，咱们一人降一级工资。”张玉华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但乔泽还不放心，又解释：“工资是国家政策规定的，我没办法给人家加，只好自己降下来，不然，让他们寒心……” 降一级工资，乔泽心里仿佛平衡了，但知识分子们却不干：“江山是你们这些人提着脑袋换来的，要是多几块钱我们就不服气，那还叫什么人？”知识分子们是真诚的，他们从内心崇敬乔泽这些打江山的人。一级工资，换来的是真诚的理解、是心心相印，凝聚起的是为事业共同奋斗的合力。 生活苦，年轻人们常常吃不饱肚子。乔泽有家，有三个孩子，粮食相对宽裕一点。于是，他今天找这个有事，明天找那个有事，找到家里来谈，谈着谈着到了吃饭的时间，事情却还没谈完，只好边吃边谈。很长时间，敏感的知识分子们也没识破他的用意。直到有一天，刚吃过饭的同志在回宿舍的路上看见张玉华拉着三个孩子在遛弯儿。那是冬天，三个孩子冻得缩手缩脚……哪位同志突然醒悟，于是，乔政委再找人来家谈话，谈工作，都找借口，找理由不去了。去也行，但事先讲好不吃饭，不准把老婆孩子赶到外面去。 乔泽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但他的尊重和爱护不仅仅是人格上的生活上的，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事业上。他常说，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尊重就是最科学最合理地发挥人家的聪明才智，这才尊重爱护到点儿上了。当时苏联援建的0.6米跨超音速风洞已经建成投产，并开始担负型号试验任务。国产飞机的研制也正在抓紧进行。由于任务的需要，风洞生产性吹风任务繁重，而无法开展理论研究和预研工作，而少数领导对此也有所忽视。在保证型号吹风任务的前提下，乔泽建议并说服其他领导，安排一些基础好的年轻大学生把重点转移到理论研究上。通过各种渠道，和上海、北京、西安的航空单位和大专院校联系，安排这些同志去调研或进行联合研究，甚至花钱租设备为理论研究的技术人员提供条件。 安继光，这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空气动力专家的知识分子，就是慕乔泽之名而来到空气动力研究所的。乔泽爱才，名声在外。当时在沈阳航校当教员的安继光，有一天抱着一大摞翻译好的国外空气动力学资料找到乔泽，毫不客气地问他够不够搞气动研究的资格。人有些傲气，显出一股不太驯服的派头。但乔泽一眼就看上了，当即派人到航校商调。从航校反馈的信息是，此人有水平，但不安心本职工作，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成名成家思想严重等等，并且家庭出身不好， 乔泽仍然拍板：“调！我们要了！” 乔泽有他的准则，有他看问题的角度。不安心本职工作，以安继光而言，明显是教书这个本职工作不适合他；有水平、有能力，有志搞气动研究，能出成果，对事业对国家有利，年轻人狂，看狂在什么上，要是把狂劲用在事业上，当领导的应该支持他狂；至于想成名成家，中国不就是缺空气动力学家么？ 后来，安继光依然傲、依然狂，却不再不安心本职，气动事业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曾被打成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等。但他初衷不改，潜心事业，也毫不在乎什么分子。只要不剥夺他从事空气动力研究的权利，他就始终微笑着面对一切，对他热爱的事业充满信心。他如愿以偿，最终成为一名极为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他甚至还没改掉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毛病。但在1976年，当人们敬重的乔泽逝世时，已是年近四十的安继光，却孩子般地嚎啕大哭。 1967年，乔泽和张玉华第一批来到四川。研究所扩大了，乔泽的新职务是政治部主任。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是五个孩子。后来孩子的姥姥也来了。先是住集体宿舍。第一批房子出来，乔泽分的是最大的，八口之家挤在两间半房里，技术员杨其德结婚时，他又让出一间。四个大孩子和姥姥住一间，他们夫妻俩和7岁的小儿子住半间。就是那一间半房，一个星期至少有三个晚上要被当做会议室。所里的办公室都兼做单身宿舍，晚上又都成了研究室。他的家就成了研究工作的地方。开会的人一去，姥姥和张玉华加上五个孩子就像关禁闭一样关在那半间房里，会不开完，没人敢出来。孩子们偶尔也有管不住的时候，尤其是俩儿子，一打闹，张玉华就知道坏事了，影响了外边开会，先在小屋里把孩子打一顿。开会的人走了，乔泽重新打第二次。打完了又让跪搓板，让反省…… 孩子们最早就是在搓板上懂得父亲，懂得叔叔阿姨以及他们的事业的。 一到四川，乔泽就提出：“一切为科研服务。”这提法在今天已经不新鲜、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当时，身为政治部主任的乔泽这样提，却冒着很大的风险。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无疑是引火烧身。当时的人员来自不同的科研单位，虽说是为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一起，但难免有矛盾、有分歧，科研上形不成真正的合力。更重要的是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少数人已是心有旁属，沸腾的热血从事业转向革命。乔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种焦虑的心情提出了“一切为科研服务”。他甚至否认说他有远见，有超前意识。“当时只是着急，只是担心，只是想在科研工作面前竖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情况那么乱、那么复杂，我超前不了。”他甚至反省自己有明哲保身的思想：“我是拐弯抹角，其实真想说的是别不团结，别搞运动，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气动事业搞上去，可我没敢这样说，拐了个弯儿……” 于是，乔泽拼命服务。 一到四川就先办小学，后办中学。带领人们在河滩上筑坝造地，盖起校舍。思想乱，可以教育，可以扭转。知识分子明事理，重事业，早晚会回到事业上来。但孩子没学上，人心就乱了。再说，孩子是未来，不能亏他们。 一到四川就抓家属安置问题。对任何人这永远是大事。安居不了，就不能乐业。 大学生武春祥也是最早到四川来的创业者。大学毕业，能留校没留，能回山西太原没回，能分配到大连也没去，却一咬牙跑到四川的大山沟、父亲去世了，家里只剩下奶奶、母亲和妻子三个女人。困难可想而知。担任风洞洞体设计的武春祥，忙完设计，又去跑加工，有心对奶奶和母亲尽孝道、对妻子尽责任，但顾不过来。“政治部门的任务是干什么？”乔泽说，“对武春祥这样的技术人员，用不着去教育，用不着对人家耍嘴皮子。”乔泽自己跑安县要指标、要户口，让干部科的同志到山西去接人。等武春祥出差回来，家已经安好了。乔泽对愣在那儿的武春祥直抱歉：“指标少，只能解决一个，奶奶和母亲的户口我抓紧跑……” 卢正奇的妻子也是乔泽这样跑来的。来之前，卢正奇到安县去打听，关卡之多之难，让只会埋头研究的卢正奇感到比登天还难。乔泽跑粮食局、公安局……直到有一天干部科帮着把远在浙江的妻子和家全搬来，卢正奇才知道事情终于被乔泽跑成了。 很多人的妻子、孩子就这样被乔泽跑来了…… 一到四川，乔泽仍然四处奔波跑人才。 刘尚培、秦燕华名牌大学毕业后，下放到安县。先在农村，后来抽调到百货公司去卖布。两个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和智慧无可奈何地被消蚀着。乔泽带着愤怒四处跑。又终于跑成了，跑出两个优秀的科学家。 旷天金也被乔泽跑来了。空气动力实验三大手段之一的模型自由飞，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上马后，却没有模型遥控员。而身为世界级运动健将的航模操作手旷天金，运动队解散后到工厂去做了一名普通工人。从安县到重庆，乔泽一趟又一趟跑。跑不成，先把人借来。借来就不还！现在已是高级工程师的旷天金说：“是乔主任把我救了。”这是事实。而另一个事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旷天金也救了模型自由飞…… 一到四川，乔泽和张玉华又主动降一级工资。在全所，属乔泽资格老。工资高，但他同时又是全所最典型的困难户。乔泽不喝酒不抽烟，可他买的烟多，买好烟。开会的人到家里去，一晚上好几包。两人的工资八个人用，本来紧紧巴巴，哪还经得住这么折腾？当地的老百姓都和乔泽熟，都知道乔泽两口子是老干部，都说乔泽艰苦朴素，全穿旧衣服。其实，谁能想得到乔泽是买不起新衣服？孩子们更不用说，老大老二是姑娘，十八九岁，还全穿父母过去的旧军装，老大穿完妹妹接着穿，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可是，乔泽还是逼着财务上把两口子的工资朝下降…… 一到四川，乔泽就给张玉华立规矩：一不能调职务，二不能调级别！张玉华解放前就参军，曾在广州军区的大机关工作过，到四川后被安排在情报室做资料员、不仅资格者，论能力论责任心都没说的，所里几次要提拔，都被乔泽给卡了…… 一到四川，乔泽就受批判！ 可是，批乔泽什么呢？ 生活没问题。 作风没问题。 工作又没问题…… 连造反派也感叹：“批乔泽太困难了，一点把柄也没有。”只好给他挂个大牌子，笼统地写了一个大罪名：修正主义。但证据不足，批起来不能以理服人，光呼口号。另一派说这一派批得没水平，互相吵起来。于是两派都开始一点一点控乔泽的问题。 先挖出的问题就是乔泽提的那个“一切为科研服务”的口号。说他淡化政治，干扰大方向。但一说到具体问题，批起来又困难了。乔泽的服务全是解决的科技人员们的实际困难。办托儿所，办学校，解决技术人员的两地分居。刚来时房子紧张，很多夫妻只好分开住集体宿舍，乔泽跑到安县县委招待所联系，过一段时间，把夫妻们用车拉到招待所住一个晚上。连这样的事乔泽都为科技人员想到了，有哪一家没被乔泽服务过？造反派在台上批，科技人员们在下面叹气，流眼泪，为乔泽喊冤枉，说要是这样批乔泽，你们也太没良心了。 后来，批乔泽管的事太多，批他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爱管。比如他是政治部主任，可风洞的工程进度他过问，工程的技术质量他过问，甚至技术方案的事他也和技术人员一起探讨。乔泽是解放前的老高中生，从1958年开始接触科研工作，十几年专心致志，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说不上是地道的专家，但决不再是外行了。对此，直到现在许多已是高工、研究员级的技术人员仍然很佩服他。科研人员常常主动找他谈，谈设想，谈方案，谈如何把老方案根据新的发展需要改一改。再比如，后勤上的事他也管。新来的同志不服水土，拉肚子，他亲自去联系买大蒜……一批判，一摆事实，造反派才发现像是在开表彰会。群众乐了，说平时没功夫为老乔好好总结总结，这一批，批出了一个活雷锋，批出一个孺子牛。 再后来，不批了。只监督他劳动。乔泽挂着牌子搬石头，扛水泥，和民工们一起三班倒。需要批判时，两派都来争着抢乔泽，乔泽到这时仍然是一副大公无私的气概，劝两边别争了。他说：“你们都是为公，不为气动事业走不到一起来，今后在一起的时间长，不要为我闹矛盾。可惜我分不成两半。你们两家商量个时间，到时候我自己去。抓紧一点，批完了，你们该干啥干啥去，别耽误建风洞、做试验……” 一番话使两边的人都感到惭愧的内疚。毕竟是知识分子，毕竟和乔泽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怨恨，毕竟在内心深处还热恋着事业，不过是一时的糊涂罢了。把乔泽领到没人的地方，批判乔泽的人站住了，低着头叹气，喊一声“乔老爷，”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张嘴要说什么，被乔泽拦住了。 乔泽说：“你别说了。大环境是这样，总得走走形式，总得有人被批一批不是？批了我，就不批别人了。你不批，也得有别人批……＂ 批判乔泽的人还是低着头，还是叹气，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乔泽说找空咱们下盘棋吧，好久没人跟我下棋了。对方开始是不肯，乔泽又说，“怎么，嫌我棋臭？还是嫌我人臭？”对方就勉强和他下，但棋走得心不在焉，抓起棋子不知该往哪儿放，捏在手里还叹气。乔泽火了，一推棋盘：“你这属人真没意思！叹什么气？有叹气的功夫，抓紧时间干事业去。” 群众对批判乔泽，始终不满。为什么要批他呢？批他什么呢？这也是乔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他对自己受到批判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除了大环境、大形势造成的影响之外，他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人们心里有气。人们是怀着怎样的热情，做出怎样的牺牲来到的大山沟？气动事业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心中曾是那么神圣和崇高，可是现实没让他们感觉到更多的神圣和崇高。体制无休止地变动，把人心变散了，变凉了，甚至对气动事业产生了怀疑。有人就对乔泽发过牢骚：“我们的一腔热血像丢在河里打水漂儿了！”他们感到委屈，心里有气，但这气窝在心里发不出来。我乔泽好歹是个领导，平时吆喝事业事业，可是，干事业的环境又不好，让人有劲使不出来。所以一部分人就糊涂了，惶惑了，就想找地方出出气，我老乔就当了这个出气筒…… 所以，乔泽反对再反过来整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乔泽的人格是力量，乔泽的事业心是力量，震撼了许多人，使许多人对他们准备为之献身的气动事业重新投去神圣崇高的目光。 重新工作之后的乔泽，完全忘了自己。长达几年的批判，他没为自己找到哪怕一点“醒世”的教训。连一向最理解、支持丈夫的张玉华也为他捏一把汗。乔泽把自己的退路堵死了。1974年——一个更敏感的时期。乔泽却更明确地提出：“政治上安定团结、生活上安居乐业、技术上国内领先。”刚刚被“解放”，伤疤没好就忘了疼。乔泽在大会讲、小会讲，有点像失去理智一样。关心他的人说：老乔疯了，不要命了。预料迟早还会被打趴下。乔泽不听劝，不厌其烦地向人提那三句话，像探讨技术问题一样和知识分子们探讨：“这就像一个数学公式，”他解释，“就像a＋b=c。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生活上的安居乐业相加，就求不出国内领先这个c！” 所幸的是乔泽没有被再打趴下。或许就是从这个公式上人们真正理解了乔泽，理解了被他视为生命的空气动力事业。 在又拼命地服务几年后，乔泽终于不行了。 1976年8月，所里决定把积劳成疾的乔泽送到上海去进行治疗。乔泽一定对他的生命有了某种预感，临走之前，他坚持让张玉华和他一起到安县去照张像。照完合影，乔泽又单独照了一张。取回照片，他久久端详着穿着便衣、消瘦、疲惫的自己，自言自语：“还是用这张吧。”他又取出身着中校军装的年轻时的照片，仿佛在反复权衡，最后对张玉华说：“我死了，就用这张做遗像。” 他选择的是最后的自己。 他说：“他们都没有军装。” 那几天，他到处走，到处看。在建好的风洞或没建好的风洞边，一坐就是好久；到托儿所到学校去；在通往安县的那条曲折的公路上踽踽独行，路是他们开辟出来的，这是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但却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到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去，他从来不抽烟，可是老百姓敬的烟，他身不由己就抽起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来向人告别的。也是在向短暂的生命做告别。望着那可亲可敬的农家小院，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对人生、对事业虽然无愧，但却有许多遗憾；在他生命中这最后的一个8月，他去得最多的是苏包河那条蜿蜒的河堤。每年这季节都有桃花雨，都有河汛，都要或大或小地来一场洪水。往年他一朝河堤上跑，要么是姑娘要么是儿子，总要光着脚丫子追来给他送把雨伞。这情景像一幅画，涂满温暖的色彩、那时真忙，真粗心，竟没意识到那是一种幸福。现在意识到了，却没有了这情景。儿女们都不在身边，都当知青下放了。而且，今年的桃花雨和河汛也迟迟不来。这不是好兆头，今年得格外警惕，这年8月在他离开之后，果然就有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 临走之前，乔泽破例把几个孩子都从知青点上召回来。他说要训训孩子们，不让张玉华在身边。其实，他不会再训他们了。到这时他才感到欠孩子们的太多，他什么时候精心地管过他们呢？好像不知不觉间都长大了，不知不觉就继承了他和张玉华身上的优秀品质，他是猛然间才觉得过去训孩子们训得太冤枉了。都是好孩子，这也是他最后以一个父亲的眼光来看他的孩子们的时候才认识到的。以前他总是以政委、以政治部主任的眼光来要求孩子们的一切。五个孩子他一个也没有安排工作，老大老二下乡。老三乔栋是儿子，当时按规定可以留一个在身边，乔栋想留在所里学开汽车，私下里和开车的老师傅都谈好了，但乔泽不同意，说所里其他孩子不安排完，你别想这事，硬把乔栋也赶到知青点上去。他没训孩子们，只是和孩子们商量：“我走之后，工作问题你们别给妈妈提什么要求，别让妈妈为难，也别给组织提什么要求。”孩子们虽然都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爸爸为什么突然这么说话，但还是默默点头。只有小儿子在爸爸面前放肆一些，小儿子说：“爸，你放心走吧，等从上海回来再说这事。” 一听这话，乔泽的泪水夺眶而出。 其实医生什么也没告诉他，只说到上海去进行检查、治疗。是他自己预感到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群众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仅仅是凭着一种预感，一大早都来为他送行。乔泽一遍遍催促人们赶快回去做饭，别耽误上午的工作，别耽误孩子们上学，但没人走，都眼泪巴巴地望着他，恋恋不舍。乔泽对人们说；“我看完病马上就回来。”人们默默地点头，仿佛知道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许诺。“我一定早点回来”，乔泽又说，他突然是那么强烈地渴望着还能回来。他被自己的话鼓舞着，微笑着和人们握手，告别，心里充满着还会回来的自信。 可是，一上车，乔泽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他知道，他回不来了。 一到上海，诊断结果还没出来，乔泽就对中山医院为他治疗的主治医生说：“我是肝上的毛病，到时候你们把我的肝留下来，其它的东西我带走。” 医生说：“你别自己下结论，别胡思乱想……” 乔泽笑起来：“我是骑兵出身，脑袋挂在马背上那么多年也没有死的预感。现在有了，肯定凶多吉少。咱们说定了，肝给你们……” 乔泽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日夜牵挂着气动事业。基地来上海出差的领导，在上海、无锡等地跟产加工的技术人员，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望他。他们告诉他好消息：某项试验做成功了，某个重大课题有了进展，某条风洞投产了等等，仍然和他探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同样也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消息，比如：某某课题因经费或其它困难而毫无进展，跟产加工又遇到了难题等等，甚至在他面前发牢骚、发脾气。他们仍然像往常向乔泽汇报工作一样，有什么说什么，实实在在。他们了解他。他喜欢这样，习惯于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真实的忘我的工作状态中。能多让他工作，就是对他最大最好的安慰。有工作牵着，有事业挂着，他就不想“走”，就“走”不了。只有他的事业能给他带来愉快。事业是唯一能够滋润和照耀他生命的最后的一缕阳光了。 “四人帮”被打倒了，躺在病床上的乔泽彻夜难眠。来看望他的人一见面就笑，他也笑，他说。“你们盼到好时候了，这一下可要甩开膀子干！”乔泽天天听广播、广播里传来的信息告诉他，全国上下正在深揭猛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清查“三种人”……乔泽兴奋之余又无不忧虑，怕走向另一个极端，怕一些同志感情用事。他对来看望他的领导、同志、技术人员谈自己的观点，交换看法，他说：“我们在山沟沟里，不是世外桃源，但和其它地方情况的确又不一样，基本是外面大乱，我们在里面大千。这是事实，一座座风洞摆在那儿，有目共睹。少数人闹过一阵，包括整我、斗我、打我的那几个人，也是一时糊涂，和外面那些真打砸抢的人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待他们要慎重。还是那句话，要团结、别闹了！把精力都用到气动事业上，以前不能说，现在可以说了，这是咱们气动人天字第一号的大政治！全国形势一好，飞机、火箭、卫星肯定会更快朝前发展，我们是‘先行官’，得抢先一步，这一步一定得抢出来！” 这时的乔泽已经病入膏肓。基地行政主官刘苏同志，在此期间给上海市委、中山医院数次写信，信中说：“乔泽是我们这儿的焦裕禄……”很多知识分子也在想办法，家住在上海启东的周瑜平，家门口不远就是全国肝癌普查中心。利用出差的机会，周瑜平到医院要来乔泽的病例材料，然后托关系到中心去请专家帮忙想办法，专家一看材料直摇头，不说话。每个前往医院看望乔泽的人，都悄悄地去求医生、说好话。乔泽的主治医生也哭了，说：“我知道这是个好老头，现在的医学救不了他，我没办法……” 1976年11月初，上海中山医院根据乔泽的病情，向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和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直到这时，乔泽仍然和前来准备为他“送行”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谈对气动事业的规划、设想，谈对干部的培养、知识分子的使用，谈各个专业研究室今后的发展。乔泽异常清醒，他知道领导是来干什么的，因此，要说的话他全说出来，要交待的后事全交待了，甚至正式和张玉华商量好，要把自己的肝脏捐献给中山医院做医学解剖。说完这些，乔泽像是突然累了或是彻底地轻松了，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前来为他“送行”的领导实在忍不住了，问他：“老乔，组织上能为家里……” 乔泽摇摇头。 “那孩子们呢？” 乔泽还是摇头，他说：“和群众的孩子一样。千万不要因为我死了，就特殊照顾他们，那样，对他们没好处。” 11月15日下午，乔泽长长地叹出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再没有醒来。那口气是乔泽的遗憾么？他毕竟没有等到我国空力动力事业真正腾飞的那一天。但也许不是，因为他已经倾其所有，为他心爱的事业鞠躬尽瘁…… 写到此，让我们向九泉下的乔泽老人深深致敬！ 屠礼春也像乔泽一样，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空气动力事业。他也曾和乔泽一样有过许多选择的可能，但在每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都是党来选择他。 1940年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时，他本来可以做一名建筑专家，或者做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甚至飘洋过海继续深造。但是党需要他投笔从戎，于是他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队伍中去。他曾在战争期间参与过中缅公路的设计与建设，但更多的时候他则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在炮火纷飞之中，干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作。他的“设计”没有图纸、不讲究“风格”，不讲结构“力学”、结构“美学”，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学建筑的了。他所有的“设计”只有一个准则——能够经受他的战友们冲锋陷阵。 仗打完了，屠礼春又有了选择的可能，他仍然有机会去当一名新中国的建筑学家。一片废墟上站起来的祖国需要建筑学家，但更需要普通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人才。于是，他脱掉军装，去搞国防工业。到处选厂址，到处盖厂房，到处修公路。屠礼春成了专业打前站的领班和工地上的施工队长。 1965年，屠礼春受命到四川勘察选点，他又成了打前站的，又成了施工队长，又修路，又盖房子。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还要建风洞。他的“专业”没变，但他的目标变了。这时的屠礼春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为国家空气动力事业的腾飞而献身。为风洞勘察选点的同时，他甚至勘选了一面山坡做为将来他们的墓地。 勘察修路时，他差一点被山上的滚石给砸死；在土建工地上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为降低建筑成本，他翻山越岭找石灰矿，带领人烧石灰。上面下达的宿舍建筑标准每平米只有45元，要求和当地的老百姓一样干打垒，砌土坯墙。屠礼春认为这样不行，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工作条件毕竟不一样。老百姓一个冬天能窝在家里不出来，下雨下雪天一天到晚卧在床上，房子也宽，冬天屋里烧树疙瘩、夏天光着膀子睡在屋外边。知识分子不行，再冷的天晚上也得熬夜，住的地方至少不能太潮湿。事业刚开头，身体垮了什么都完了。屠礼春以基建处长的身份给上面打报告，要求建房标准略高一点。打一次报告换来一次挨批，说他思想有问题。要对付过去也行，可那样做对不起知识分子，说到底也对不起事业。他这一次总算应用到多年以前学过的那些知识了，用石灰渣、烧剩的煤渣加上当地的黄粘土配在一起反复做试验，制成空心砖，然后再放在窑里烧。试成功了，制砖、烧砖自己组织人动手。为省工钱，把建筑公司的小工全省掉，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但就这样，每平米的建筑标准还是突破了3块钱。上面来检查，追查责任，屠礼春说自己管基建，把责任全朝自己身上揽。北京来的领导一看修的厕所也是三合砖砌的围墙，和老百姓用树枝围的厕所有差别，又追查责任，又批判思想太腐化，屠礼春又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还解释所里年轻女同志多、知识分子们……领导一听大发脾气，骂起来：“贫下中农世世代代就这样，知识分子怎么了？知识分子的屁股是不是比贫下中农的屁股白？！”小会上批，群众大会上也这样批，批得屠礼春头都抬不起来。新来的知识分子，从上海、从北京的大城市来，一看宿舍是干打垒也发牢骚、提意见。说什么难听的话，屠礼春都听着，都说自己基建处长没当好，让同志们受委屈了……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领导批、群众骂，屠礼春手下的同志替他喊冤枉，说基建处长里外不是人，不是人干的。屠礼春反过来劝别人：“话不能这么说，领导批评，是他们手上确实没有钱，他们比我们难，你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群众有意见，能理解，知识分子就这毛病，嘴爱说。但说归说，你看他们工作，照样拼命！”他作为纪律要求基建处的同志，坚决不允许和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们顶嘴。他说：“知识分子干工作，讲究个心情，不比我们干力气活！”他手下的人不服气，反问他：“谁不是知识分子？你老屠不是？！” 屠礼春半天说不出话，回到家把那本1940年的上海交大毕业证找出来，看了又看…… 那一年，一米二风洞的大型设备运回来，60多吨重的载重卡车过漫水桥时，司机不走了，担心桥承受不起出问题。桥是屠礼春设计的，他对司机保证没问题，可司机还是怕，握着方向盘的手直哆嗦。屠礼春一挽裤子下到河里，站在桥底下对司机说：“你现在开，要是桥塌了，先把我砸死！” 载重车开过去时，桥墩下陷了11厘米。屠礼春爬上岸向司机们解释：“这是正常现象，以后不用怕，就像刮大风树要晃……” 后来，载重车常从漫水桥上过，司机们当真不怕了。他们说：“每次车一上桥，总觉得屠处长还站在桥底下。” 一条条路修起来了。 一幢幢房子盖起来了。 一座座风洞建成了。大的，小的，高速、低速……祖国的空气动力事业有了基础、有了规模，眼看着就要真正腾飞了。屠礼春却突然“走”了。1976年，屠礼春在一米二风洞施工现场正忙碌着，突然感到太累了，说坐下歇一会儿，这一坐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乔泽和屠礼春只是一个代表，一代气动人的杰出代表，一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有许多被知识分子们称为“老革命”、“老干部”的领导同志，他们中不少人比乔泽和屠礼春革命还要早、资格还要老。他们或者是类似于屠礼春那样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像乔泽那样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都一来到基地，便把一切交给了气动事业。在事业上，是内行也好，外行也好，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热爱、他们的执著。在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漫长岁月里，他们是主心骨，是凝聚力。队伍没乱、人心没乱，事业在艰难中仍然取得巨大的发展，他们功不可没。像张子新、刘光奇、玉珍……几十座风洞、几千个科研项目，一千多项科研成果，几十个国家级发明和科研成果奖励中，全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留下的是精神。他们将以另一种形式永远载入我国空气动力事业发展的光荣史册。 刘苏——一位地地道道的“老革命”，1973年来基地做行政“主要负责人”，他敢承认自己是外行、是大老粗，虚心向搞气动的同志学习，那股钻研劲儿让年轻技术人员们也佩服。大冬天他坐大卡车到几个研究所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技术人员汇报工作，他不让到机关来，他跑到下边去。他说：“他们坐车不方便，颠去颠来太受罪。” 刘苏到基地时，正赶上一大批风洞建设的关键时候，每次到现场去，刘苏总用一个小竹篮装一瓶五粮液和煮熟的鸡蛋。车一到现场，他老远就把手从卡车的驾驶室伸出来，向工地上的技术人员招呼。怕别人不吃，他把鸡蛋敲破放在每个人面前，把酒瓶盖拧开。别人吃的时候，他自己拿出煮熟的土豆吃，他是山西人，说只要有土豆吃就行。 鸡蛋吃完，酒喝光了，技术人员们讨论技术问题，刘苏躲到一边去卷烟，卷一根她过来一根。他说自己不懂，又怕在一起技术人员们有顾虑，谈问题放不开，所以躲到一边。等谈完了他又凑过来，问：“还有啥困难？我给你们跑去！”而且决不是官腔客套话，”是真跑。连跑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向技术人员们交底：“妈那个巴子，总算让我给跑成了！” 送酒、送鸡蛋，送多了，技术人员们过意不去，刘苏则说：“过意不去的该是我，虽然是真心，可这等于用鞭子在抽你们干活呢，心里总有点……这么着吧，等我退休了，到我家里去，我请你们喝顿痛快的！” 刘苏在基地做了6年代理行政负责人，按级别、按原职务早就是军职干部的他，终于在1978年被正式任命为基地副司令。可是，刚名正言顺，刚穿上军装，刘苏年龄到了，退休了。回到北京的刘苏，一直没忘当年的允诺，只要知道基地的技术人员到北京来开会、出差，就到处打电话，请到家里去喝顿酒。可是喝着酒，他又问风洞，又问试验，又交待：“现在条件好了，科研试验可要抓紧。以咱们的基础和条件，气动事业是能腾飞的，可现在还没完全飞起来……”来喝酒的人开玩笑：“刘司令，您还在用鞭子抽我们呢！”刘苏红着脸孩子般地笑。 刘苏走了这么多年，基地的知识分子们怀念了他这么多年。都说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间有距离、相处不好，可基地的知识分子怀念刘苏，怀念乔泽，渴望有他们这样的干部当领导…… 韩志华——基地早期的创业者之一，典型的知识分子，基地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以个人才华，他完全可以在研究工作中取得重大成果。但长期以来，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科研工作的领导和组织管理上。他先后在高速所和基地主持科研工作，也先后几次从领导岗位被“靠边下来”。每次靠边，他都获得一次宝贵的进行研究工作的机会，获得一次深入调查研究和冷静思考的机会。他善于团结科技人员，善于应用集体智慧来攻克难关。作为一个科研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还善于选择那种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研究课题，来带动整个科研工作向前发展。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韩志华作为一名普通科技人员，仍然对基地、乃至全国空气动力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花费了大量心血，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1970年，韩志华、陈正才等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和一些型号单位的同志进行交谈之后，认为很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气动工作会议。当时的情况是：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正处于建设初期，设备还不配套，试验研究工作只能部分服务于型号设计的需要，而且体制还处于动荡变化之中。另一方面、航空、航天所属的空气动力研究机构，包括各飞机制造厂的气动研究所，各自从自己的任务需要出发，进行独立研究，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已有的科研成果得不到及时的推广应用，而急需解决的许多气动问题仍在重复研究，甚至一些风洞设备也在重复建设。韩志华、陈正才他们的想法，就是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协调会议，来解决上述问题。 但是，组织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谈何容易。谁来牵头？谁来组织？经费从何而来？一系列问题，哪一个也不是韩志华他们能解决得了的。何况当时的韩志华还在研究室里“靠边休息”，充其量算得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他们也自知人微言轻，只好采取“迂回”战略，逐步实现他们的设想。 当时韩志华所在的研究所，集中了低速和高速两大部分，常和飞机、导弹等型号单位的技术人员打交道。1970年下半年，他们向所里写了一份报告，反映部分型号设计单位的同志对所里工作上的意见，并向所里建议主动到全国各地的型号单位更广泛地去听取意见，征集各型号单位对他们工作的希望和要求，以及交换对今后开展气动试验研究的想法。 所幸的是，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从1971年初开始，韩志华带领一个约五六人组成的征集意见小组，历时整整半年，前往西安、北京、沈阳、南昌、上海等地，走访有关型号单位的领导，和具体从事飞机、导弹气动力设计的同志进行交谈。他们交谈的重点已经不是收集意见了，更多的是为他们预想的那个会议奔走呼号。谈大力协同，谈全国一盘棋发展我国空气动力学事业，探讨怎样才能更科学更有效地为型号服务，使空气动力学的试验研究真正做为“先行官”走在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前列。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接待，他们的倡议得到了积极响应。 然后，他们再次到北京，向领导汇报，向专家们呼吁。在向领导汇报时，他们仍然采取了一点“策略”，他们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共同商讨有关我国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但作为“重点”，他们提出在会上搞一个展览，宣传我国空气动力学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在航空航天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 韩志华他们的良苦用心，感动了许多领导，他们非常理解。不办这个展览，也许这个会就开不成。而且，展览本身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为了保险一点，周兆平指示：一、对会议好好筹备，准备充分；二、在会议之前将展览材料先拿到北京预展一下。 对这个展览，韩志华、研究所和基地都不敢掉以轻心，都知道它的重要性。他们到处收集展览材料，找最好的美工画图，找最好的笔杆子写文字说明。即使在这样的成就展览中，他们也想了许多办法。为了加深气动试验研究的形象效果，他们画了一个十几米的彩色长卷，内容是国内先进的歼八飞机从起飞、滑跑、爬升、巡航、作战和返航时的各种姿态。背景是蓝天白云。同时在每个阶段上写出有关的气动问题，使人看了直观、形象，而印象深刻。然后他们把展览板专程送到北京，请领导审阅、观看。 果然，看完展览，各方领导都同意召开这次会议。 同时，韩志华组织一批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完成了会议的筹备工作。撰写出对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空气动力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气动发展规划草案》。 1971年8月30日，中国空气动力学界盼望已久的一次会议终于在韩志华他们的苦心经营之下在四川绵阳召开。这次会议完全是邀请性质，没有行政命令。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及四川绵阳地区的住宿条件都不适宜，但全国各飞机设计研究所、飞机制造厂、气动力研究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却踊跃前来。连庄逢甘、周兆平等著名专家也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 虽然当时的会议不得不在讨论技术问题、进行技术交流之前，先“政治挂帅”，进行政治学习和批判，并且把会议的主要成果——“我国近期气动试验研究规划”作为一个附带文件，但会议却开得非常成功。专家学者们人人心照不宣，人人扮演着“项庄舞剑”的角色，心情愉快地“先政治后学术”，毫不在意这种外在的形式。 虽然那个规划对与会单位并不产生任何行政上的约束力，但却不失为一个指导性文件，试验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有了原则上的分工，许多研究所也开始在一些重大课题上联起手来协作攻关。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打破了多年来气动试验研究领域内的沉闷空气。过去虽然行政命令已经明确基地为气动试验研究中心，但一直名存实亡，而这次会议却以民间的形式使这一原则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良好开端。客观地讲，以基地当时的设备、实力，还不具有“中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做不了领头的大雁。因此，与其说是众望所归，不如说是人们对我国空气动力学事业早日腾飞的一种强烈渴望。 8月30日，从此铭刻在我国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史上。 “830”成了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们独有的一个专业名词。在动乱的岁月里，它给人以安慰，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希望。 甚至有人称“830”是中国空气动力学界的“遵义会议”。也许这说法有失妥当，但它却是一种愿望的真实表达。它为后来开展学术交流扫清了道路，这一功绩却是无可争议的。 那么，韩志华、陈正才等同志对“830”的功绩也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在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的历史中，韩志华的名字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科研活动联系在一起。比如：以基地为主全国性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的成立，都无不凝聚着韩志华的心血。这些机构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一切学术交流活动基本停止的情况下，为加强学术交流，团结、培养、鼓舞队伍，协作攻关，组织解决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组织科研成果鉴定等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再比如：在动乱之中，根据科研试验的发展需要，排除干扰，实行基地内部的机构调整。1976年，韩志华从研究所调到基地任科技部长后，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已经运行了近十年并相对稳定的内部科研体制，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认为基地的内部科研体制没有统一起来，形成力量，而仅仅是一个混合体。各专业所之间理应形成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没有真正形成，其结果是机构重复设置，人力物力浪费。为此，他向基地党委建议进行适当调整，将高速和低速气动试验研究彻底分开；集中各所设备设计力量，成立新的风洞设备设计研究所；成立新的气动理论研究所等等。 他的建议实际上完全打破了已有的格局，而不是适当的调整，因此在基地内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问题的焦点，除了这个调整方案本身之外，有意见认为，现在的体制是空气动力学领域一些老领导和著名专家们制定的，要调整必须慎重。另一方面，基地大的体制一直动荡不定，多头领导，隶属关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内部调整，怕引起麟众思想上的混乱。 慎重是必要的。 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调整则更必要。 韩志华既据理力争，又耐心说服。当初，领导、专家的规划是从当时的情况出发，现在情况变了。从长远看，事业要发展，要腾飞，为适应发展而进行调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要调整对事业有利，不正是领导和专家所希望的吗？至于担心引起麟众思想上的混乱，那要看调整得科学不科学，对不对。科技人员们满腔热情到山沟里是来干什么的？搞事业！还是那句话，只要调整对事业有利，群众一定会拥护。 1976年，低速和高速由一个所分为两个研究所。后来事实证明，调整是正确的。 1977至1978年，设备设计研究所成立起来，科技人员们在借用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克服种种困难，忘我工作达五年之久而毫无怨言。1983年并再次调整，设备设计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随着风洞技术、风洞品种的不断发展，风洞试验、测试技术的不断提高，建设一支稳定的、门类齐全的设备设计队伍越来越显得重要。 1978年，在陈彬、钱学森等领导的关怀下，基地总体理论室也正式成立。至此，韩志华那个调整方案逐步得到了实现。 韩志华总是办大事，办实事。许多事关基地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往往被他默默无闻地就办成了。像“830”这样在整个气动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时至今日还真有些不敢相信，是他、陈正才、陈映雪和杨其德这帮当时的普通技术人员，像小卒子一样一步一步硬给拱出来的。 1987年，韩志华在退休之前，又办了一件大事。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对发达国家的认真考察之后，他再次把敏锐的眼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提出对基地包括低速、高速、超高速在内的五座主力风洞进行重大技术改造。 这一重大举措，被基地的广大科技人员誉为：“跨世纪工程”。 韩志华的目光正是瞄在下一个新的世纪。“那时才是中国的空气动力学事业真正腾飞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给那时的腾飞铺好路，垫好底，打牢基础。” 围绕着这一“跨世纪工程”，一大批重大研究课题上马了，一批重大成果出来了，一大批中轻年科技人员成长了，成熟了。基地的试验研究水平从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基地的老司令们：黄序、王昌祺，基地的几任科技部长：饶行之、高锡康、钮颂镛，以及老一代的科技人员们，对韩志华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基地的发展能有今天，韩志华功不可没！ 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评价是：韩志华这个人不简单，会团结人，能干成事…… 一个人，在一个群体、一个事业中，有此地位，此生足矣。 赤子之心 “报答祖国、报答人民”这种语言，在今天似乎说的人不那么多了。然而许多老一代气动人，就是以此为起点踏上了为气动事业的献身之路，历尽艰难而百折不回。在艰难的岁月中，他们念叨着“良心”二字，念叨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默默无闻地忘我奋斗着，去实现我国气动事业的腾飞这一宏伟目标。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我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这种美德和品质无不闪烁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光芒。而当这种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与一个崇高的目标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往往是难以估量的。 前面提到的李实伟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 这一辈子他常常追问自己：“要是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我会怎么样呢？”用他自己的话说：“问完了，我就摸摸自己的良心。”越是困难，他的这种自我反省意识就越强烈，工作就越拼命。 在基地，这样的知识分子数不胜数。 陶锡有，天平传感器专家。1965年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后，第一批来基地的创业者。整整30年里，他有无数次离开基地的机会，却心甘情愿地在这儿吃苦。默默地吃了一辈子苦，报了一辈子思，但报恩的话不敢说，怕批评是思想境界不高。时事更迭，30年里总是有那么多的新名词、新术语不断地变换着挂在他事业的前面，为这服务、为那服务，仿佛没有这些东西挂在前面，他们的事业就缺了精神支柱。也许那些东西真的能够鼓舞人，激发人。但陶锡有不是靠那些东西来支撑自己的，为事业腾飞也好，为国防现代化也好……这都没错，都是他奋斗的目标，但这只是对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的概括和总结。他有自己挂在事业前面的东西，那就是报恩。报国家的恩！这是他的动力，是他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思想已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时事怎么变，他也没法使自己的境界比这更高了。他说：“我们这代人比较传统，报恩的思想重，也不知道对不对。但做人要凭良心，要将心比心，我确实是国家培养出来的。那时候国家穷，从小学到大学，我全吃助学金，吃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陶锡有到基地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找到领导说：“我不好动，不会说；抓革命不行，让我促生产吧。”乔泽一听这话，像发现了宝贝一样看着他，给他创造条件。所里最乱的时候，安排他去跟产加工，住到厂里去搞自己的课题。室主任张志萃也把他当宝贝，给他开小灶，让他到外面参加专业会议，参观，公开宣布就是要重视有培养前途的人。但不是培养当官，是培养搞业务。 陶锡有没让领导失望，踏踏实实地工作，也踏踏实实地出成果。风洞天平，过去是机械式，到60年代，国外掀起一场“电子”革命。1966年，陶锡有、宋喜林和王有风三人，研制成功电子式“圆柱梁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成功地应用于风洞试验。 从1973年开始，根据跨、超音速风洞试验新的需要，陶锡有投入对低压力传感器的研究，研制成功某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在跨、超音速风洞中得到广泛应用，荣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由于精度高、加工经济方便、应用比较广泛，西安仪表厂和成都科学仪器厂均作为民用产品投入大批量生产。 1985年、1989年，陶锡有与人合作，两次成功研制出高水平不同型号的固态压力传感器，双双荣获国家部委级科技成果奖。紧接着，他又开始新的攀登，搞脉动式压力传感器……陶锡有成了不折不扣的专家，获得了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奖，在基地、也是我国这所唯一的风洞设备研究所里，他和吴章云、吴观今被公认为传感器研究的三大权威人物。 1987年10月，陶锡有作为国家代表，前往英国伦敦参加世界传感器博览会。 于是，很多人来找他了。 杭州一家传感器制造厂来找他，北京的一家衡器厂也来要他，还有广州的、洛阳的等等。作为聘请人才的优惠条件，工资、住房都是最基本的，不用说都是按真正的专家待遇。还有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让他全家都去。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敏感器具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市场前景广阔。至于研究条件，更不用说了，让他去就是搞研究，就是出成果。有成果才有效益。出面来请陶锡有的人无疑也是内行，人家了解他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军队的知识分子不开化、心眼死，仅是物质条件很难打动他，知道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问他在部队一年的课题费是多少，陶锡有一说出来自己的脸先红了。他没敢告诉人家，为几万块、甚至几千块钱的课题费，往往嘴能磨薄，腿能跑细。要点经费搞研究，好像欠人债似的心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一辈子就在这上面“不要脸”！搞课题的人在一起总苦笑着把自己比作“狼”，课题费是肉，什么时候都是狼多肉少。 最后，来聘请他的人亮出底牌：科研上只要你有想法，就让你实现——这就是经费标准。 来聘请的人中也有比较熟悉的同行，他们对陶锡有更了解，因此也更清楚他的价值。新加坡投资在深圳建的一个传感器分厂，由某大学教授负责技术准备工作。教授和陶锡有很熟，了解他的水平，也了解他的人品，很诚恳地邀请他去共同开创事业。物质条件、包括科研条件都闭口不谈。只谈一点：“老陶你快六十的人了，身体还挺好，一到六十就退休，到时候你呆得住？想干事业到哪儿干去？” 可陶锡有还是不离开山沟。就像当年明白来了要吃苦还要来一样。他对教授讲了许多不能走的理由，他说：在这儿半辈子，习惯了，不想走。教授很理解，劝他出去走一走，走一趟再回来就不习惯了。他说：有些年轻人来了不安心，想走，想出去挣钱，像我这样的老家伙一走，还怎么教育年轻人？大变动了好几次，走了许多同志，有的同志事业上一点不比我差。领导没安排我走，说明这儿还需要我，需要一天就干一天。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呆在这儿，一是自己搞点课题，二是带带年轻人，再一条就是起个稳定军心的作用。教授默默地听，默默地点头。最后陶锡有又说到了吃助学金，吃的是人民的血汗，说到自己是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教授听着，眼圈红了，说：“老陶，别说了……” 教授和陶锡有是同龄人。 陶锡有很缺钱。两口子都是军人，可钱总不够花，总欠债。老大中专毕业后，又考上贵州大学，要自费，一次要交3800块，刚凑够。老二从华东工学院毕业了，分配到北京，学校让交钱，又是3000多，不交钱不给转关系。出差到北京、到广州，陶锡有扛着大校牌子不敢进商店，不敢下饭馆。出门办事，不管多远，也要赶回招待所吃饭，错过开饭时间，要么饿一顿，要么是方便面。有时候他也在心里来点小幽默，笑话自己的行为和肩上扛的八颗星不般配。 但陶锡有从没想到过要用自己的知识去赚一分钱，因为这知识是国家和人民给他的。 国家的债、人民的债快还到头了，但欠孩子的债却永远没法偿还。大儿子半岁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姥姥家，一长长到18岁。接回来时，儿子比陶锡有还高。但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却无话可说，在父母面前，儿子反而感到孤独。孩子与他们的距离远不止18年，这不是单纯的时间问题。儿子恨他们，常常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他们没法回答。 儿子想不出父母有什么非把自己送走不可的理由。 1988年，儿子在踢足球时一跤把腿摔断了。做手术时，需要一块骨头。陶锡有和妻子都争着要把自己的骨头给儿子。儿子的灾难给了他们一个补偿的机会。 陶锡有说：“我身上的骨头硬一些，给儿子。” 妻子一听就哭了，说：“我是当妈的，孩子刚半岁就把他送走了，你就让我为孩子尽点心吧。” 可是，儿子没把这个机会给他们。爸爸和妈妈的骨头都不要，流着泪让医生把他自己身上的骨头挖一块接到了腿上。 做完手术，儿子在病床上昏睡了好几天，他们日夜守在儿子身边。可是，儿子一醒过来却喊的是姥姥。没看见姥姥，儿子把脸扭到一边直掉泪…… 欠儿子的，这一辈子是没法补偿了。好在儿子被留在了基地，在同一块土地上从事着相同的事业。让儿子慢慢去理解吧，理解多少是多少…… 在基地，陶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多少？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数字。他们那一代人几乎人人吃过国家、人民给他们的助学金。并且恰恰那是国家和人民最困难的时期。因此，报答国家、报答人民也就成了他们一生的愿望。这种报答不计条件，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可以超越任何思想之类，是生死相报。如果说国家和人民花在他们身上的钱算作一种投资的话，那么这钱花得太值了！因为得到的回报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当然，把气动人所做的牺牲、奉献，尤其是在艰难岁月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报恩”、归结为为了某一目标，可能都不太准确。也许这也是一个无法说清的问题。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空气动力学本身就有着无穷的魅力，而这魅力本身就足以让人为之献身，为之穷其毕生的精力。 事实上，很多气动人也正是如此，他们吃苦、奋斗、拼搏……就是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总师、专家、学科带头人 基地的几位总师也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乐嘉陵，原基地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超高音速气动试验、弹头突防气动物理、运载火箭气动力学的学科带头人。他还是我国力学学会、物理气动力学会的副主任，在全国性的多个学术团体中任理事、专业组长、在多所大学中担任名誉或兼职教授等等。这些职务、头衔说起来太复杂。最简单地讲，乐嘉陵是一名优秀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为此他奋斗了几十年。现在，他可以勇敢地承认“专家”这个称谓了。而且他当之无愧。但过去不敢。过去他只能把“专家”当作理想深深地埋在心底。那时我们批判“白专道路”，批判“成名成家”。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种愚昧的行为，是和人类的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 乐嘉陵在北京航空学院攻读了整整十年的空气动力专业。学校就是要培养专家，他的志向就是要当专家。入校的时候，学校用一幅“欢迎未来的红色专家”的标语欢迎他们，十年寒窗，又是同样的标语把他送到了工作岗位上。专家的内涵对乐嘉陵是非常丰富的，既包容了乔泽们“为气动事业腾飞”的远大目标，也包容了“报答祖国、报答人民”的强烈愿望。读大学、读硕士、祖国和人民仅在气动这个专业里就培养了他长达十年的时间，他更有理由要报答，也更有责任为气动事业的腾飞做出他的贡献。然而，腾飞需要专家，也只有成为专家“报答”的才更多。 乐嘉陵靠他的勤奋、刻苦，靠他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用他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当之无愧地走进了专家的行列。在超高声速地面设备的研制中，他创造性地为我国建立了突防气动物理弹道靶、气固两相激波管、高空羽流装置等具有国际水平的脉冲式实验装置十多种，并解决了型号研制中许多高难度的气动问题，为我国弹头、运载火箭的气动设计作出了突出贡献。在高超声速气动研究中把数值模拟和实验设计结合起来，取得了国外至今尚未报导过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突防气动物理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此外还开创了国内缩比模型飞行试验、风洞试验、数值仿真三结合的研究，取得了军机尾族预测的重大研究成果…… 乐嘉陵以一名专家的身份在80年代初走上基地领导岗位，先后在副司令和总工程师的岗位上工作达十多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以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根据国际气动发展的前沿和国内型号的需要来开拓基地气动研究的新的领域，为基地科研试验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做为一名优秀的气动专家，乐嘉陵的意义还在于他致力于培养更多的专家。已经有9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从他的身边脱颖而出，正逐步走向专家的行列。 恽起麟，原基地副总工程师，我国著名的实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做恽起麟这种类型的专家尤为艰苦。而要做到著名的程度、做到国内屈指可数的程度，则更难更苦了。实验空气动力学，顾名思义，首先是实验：风洞实验、飞行实验、火箭车实验、弹射实验等等。其中最广泛采用的方法是风洞实验。恽起麟从1958年起开始与风洞为伍，至今整整37年，他的专家之路是从风洞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恽起麟是我国第一座高速风洞的建设者之一。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时，让他留校任教，他不干，让他读研究生，还不干。当时国家急需风洞，从苏联引进的第一座高速风洞正要上马，他坚决要求去参加风洞建设。刚去时，全室几十个人中只有高锡康等三名大学生，他一下就成了骨干。1959年底，按照苏联的图纸总算把风洞建起来了。但还有许多问题似懂非懂或者干脆不懂。风洞调试时，苏联专家来了，可呆了三个月，苏联专家要到南方去。但那短短的三个月却使恽起麟获益匪浅。仅仅是笔记就记了十多万字。后来，结合实践，他整理写出了《××高速风洞的使用与调整》，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有关高速风洞使用的专门著述，至今仍有着很强的使用价值。那座高速风洞第一次吹风试验的数据出来后，正赶上给他们讲过课的苏联专家从南方经沈阳回国。列车在沈阳停留20分钟，恽起麟拿着数据去请教是否正确。那时，那位专家在恽起麟心目中是绝对权威，他渴望自己能早日成为一名具有那样权威的中国的专家。 1990年，当恽起麟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上地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是能够见到当年使他获益匪浅的那位专家。他自信能与那位专家平等地对话、能对专家说“不”了。 恽起麟和我国第一座高速风洞打了14年交道。对那座风洞他太熟了，熟到一听吹风就知道风洞有没有问题或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他对那座风洞也有着太深的感情。深到与他相亲相爱的妻子有些妒忌的程度。妻子总说他，对风洞比对人还有感情。这座风洞给予他的回报是巨大的，奠定了他成为一名实验空气动力学专家的基础。 后来风洞多了，恽起麟也就有了更多钻风洞的机会。即使在高速所担任总师时，他仍给自己规定，只要风洞里一响，就必须进洞去。尤其是担任基地副总师之后，他有了接触从低速到超高音速风洞的条件。对风洞设备，他仿佛有一种天生的热爱。他在全国性的“7210”攻关办公室中先后担任试验组组长、副主任等领导职务，这又使他有了对基地以外我国其它主要风洞设备进行了解的机会。 “对全国风洞设备像恽起麟那样了解的人不多。对从低速到高速超高音速风洞设备像恽起麟那样全面了解的人恐怕也不多。恽起麟的本职或者说专业是风洞试验技术，但他参加过风洞设计、建设、调试到进行改造的全过程……有人断言：“今后像恽起麟那样既精通风洞设备、又精通实验技术的人不会再有了！” 也许正是这“精通”二字才是恽起麟成为一名实验空气动力学专家最重要的条件。 在恽起麟成为专家的过程中，他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1980年至1990年期间，他的妻子一直被乳腺癌折磨着，曾先后三次动大手术。而这六年，恰恰是恽起麟的事业处于最关键的时期，是他最拼命的时期。妻子每次手术时，他都想等手术后带妻子去疗养一次，但总实现不了，两个孩子小、妻子病了十年他欠了十年的债，他没能力实现这个愿望，而且他没有时间。后来孩子大了，条件好一些了，但妻子走不动了。直到1990年妻子去世，他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恽起麟的《实验空气动力学》，是我国这一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成为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学生们的必修教材。这样的纯学术专著，竟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一次。这恐怕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恽起麟即将出版的《风洞实验数据的误差与修正》，又是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目前，恽起麟的第三部专著《风洞试验》又即将脱稿。恽起麟已经59岁，如果身体允许，他准备再完成他的第四部著作《风洞流场》。 59岁的恽起麟仍然还经常朝风洞跑。现在他离风洞远了，再听不到风洞响了。但他和已经是室主任的几位自己的学生们都有约定：一旦有新的大的试验在风洞里做，一定要通知他。 对恽起麟，风洞像是一条跑道，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光都在这条跑道上冲刺。 贺德馨，我国风洞试验和风能专家。贺德馨是一名从最基层的技术人员、工程组长逐步成长起来，走上基地总工程师这一领导岗位的。他曾做过5年工程组长、10年室主任、15年研究所领导和5年副总工程师。在这些岗位上所积累的宝贵的经验，为他挑起基地总师这副重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德馨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在他身上集中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刻苦、勤奋、谦虚谨慎、待人真诚。无论在哪个位置上，无论是当副职做助手，还是做正职当主官，贺德馨都能够最广泛地团结好周围的人。性格内向、文质彬彬的贺德馨，能够在一个个的岗位上做好领导工作，除了依靠领导、依靠群众，以及他本身所具有的组织领导能力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身上的那些优秀品德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在做一名主官的时候，那些品德往往是凝聚力。 1965年至1976年，贺德馨曾在基地借用的“北京大学风洞”工作了十年。在这种特殊的环境、特殊年代、又远离基地的情况下，贺德馨领导着这个特殊的单位。在这里，贺德馨的那些优秀品德最充分地被显示出来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65年，贺德馨到“北大风洞”后，先是做副主任，然后代主任。当时，我国其它大型低速风洞尚在筹建之中，大量型号的低速风洞试验都要到这里来做。单位来做试验的技术人员一拨儿刚走又来一拨儿。基地当时一部分人在沈阳，大部分在四川。来京试验的住“北大风洞”，连出差或路过的也到“北大风洞”找他们。于是“北大风洞”室不仅是“试验站”，还是接待站、中转站。出差在外办事难、困难多，尤其是经费紧张。贺德馨他们总是尽最大努力始终承担着这种份外的服务。后来，这种服务尤其珍贵。满世界都轰轰烈烈地动起来了，大串联风起云涌。于是“北大风洞”甚至成了一个“避难所”。基地来做试验的自然不用说，跑到车站去接，跑到车站去送。特别是晚上。出差路过北京的，一封电报过来，贺德馨他们提前几天把票买好。逢人来，贺德馨总是那句话：“没安全可靠的地方就到这儿来住！我们挤一挤。”那时候，气动人也知道北京大学里最乱，可也都知道住“北大风洞”安全！甚至一些在本单位受批判，研究工作搞不下去的技术人员也跑到“北大风洞”，躲在这里搞研究。1968年，在沈阳受到批判被停止工作的安继光，在暂时没人管的情况下，带着课题和梁贞桧等人跑到北京。安继光是当时已经定性的“三反分子”，没人敢沾。一沾，最轻也落个“臭味相投”。贺德馨一接到电报，照样给他们安排住处，仍然创造条件让他搞研究，为他的课题在风洞里做试验提供方便…… 昔日宁静的北大校园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文攻武卫”的战场。一时间成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革命”的中心。许多领导、专家、包括普通科技人员都为贺德馨他们捏着一把汗。处在旋窝中心的他们，人在那里，宿舍、办公室、风洞在那里。每天他们去风洞做试验的路上，刚好要经过两个对立派别用以唇枪舌剑进行辩论的会场。绕不过去、躲不过去，可试验又必须得做。文质彬彬的贺德馨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的胆量，跑到两派中间去做工作，像交通警察一样疏通道路。对他们的身份，两派的人都很清楚，能拉过去无疑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增光添彩。对此，贺德馨立场坚定，态度强硬。他说：“你们的事我们不介入，哪一派也不参加，希望你们也别惹我们！”贺德馨有一个好搭档——副主任杨其德。在那种特殊环境里，他们风雨同舟，心心相印。 他们还有一支六七十名科技人员组成的坚强团结的队伍。这支队伍是老主任王懋勋用多年心血带出来的。队伍不能乱。靠纪律、靠每个科技人员的事业心、还靠贺德馨、杨其德他们与每个科技人员之间那种同志加兄弟般的情感拢住了人心，管好了队伍。在他们借用的那座低速风洞的旁边还有好几座风洞。一夜之间那几座风洞都被毁掉了。校工宣队正式通知他们借用的风洞要归还学校。贺德馨亲自去交涉、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之以利害。拿飞机、导弹出来做挡箭牌。杨其德则带着人日夜泡在风洞里做试验。人员轮流倒班，既是做试验，又是在守风洞。 “十年动乱”，北大校院里始终正常运转的莫过于那座借给气动人使用的低速风洞了。气动人、包括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都感激北大，那座风洞为我国几十个航空航天型号的研制进行了上万。次吹风试验。同时，北大人也从内心里感谢气动人。1976年，风洞归还北大时，老校长周培源站在那座风洞旁感慨万千，热泪盈眶，向即将撤离的气动人连声道谢：“我感谢你们，北大感谢你们。没有你们的保护，这座风洞早就被毁了！” “北大风洞”室，作为一段历史，像一朵灿烂的浪花溶进了整个气动基地辉煌的历史之中。而对于贺德馨来说，那段历史更是尤为珍贵…… 贺德馨谦虚、内向，作风严谨，往往给人以书卷气十足的印象。因此，他在工作中那种锐意进取的锋芒、勇于开拓的精神也往往被他书卷气的斯文外表所遮盖了。他的锋芒不是外在的张扬，更不是诈诈唬唬，似乎缺少那种大刀阔斧的气势。他的锋芒是潜流，就像平静的水面之下汹涌的波涛，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的冲击力。 1978年，基地开始风工程与工业空气动力学研究和风洞试验。从这时起，贺德馨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一新的科学领域。他既是基地这一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最早的研究者。 1978年5月，根据钱学森的指示，基地在低速所成立了风能研究课题组。成员只有贺德馨、王化伟、刘尚培、丛宪滋等人。身为低速所副所长的贺德馨为课题负责人。对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的开拓就这么开始了。贺德馨带领王化伟四处奔波，深入到新疆、甘肃、青海等地进行广泛调查，查阅大量国际风能利用研究文献资料，撰写出《关于风力发电研究国内情况的初步调查及建议》，同年10月，一台直径3米的Ф型风机样机论证、设计完成并投入加工，同时，旋风型风能装置的模型开始在不同形式的风洞中进行吹风试验，并取得初步成果。这一切距钱学森作出指示、基地成立风能研究课题组还不到半年时间…… 没有风声、雨声，没有丝毫的张扬，一切都仿佛是静悄悄地进行着，但行进的速度却那样惊人。 1979年2月，第一台风机通过风洞考核； 1980年1月，基地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座大跨度斜张桥——上海柳港桥的风振风洞试验。开创了我国桥梁风洞试验的历史； 1981年12月，成功对我国上海轿车、红星面包车进行了实车风洞试验；之后共为一汽、二汽、北汽的13种型号的轿车、大客车、越野车、轻型车和载重卡车进行了风洞试验，并于1982年4月，在北京组织了全国性的汽车空气动力座谈会。这是一个给全国汽车制造行业带来重大影响，又使汽车设计、制造专家的感到有些遗憾的会议。许多出席会议的专家都没想到这次会议的发起和组织者竟是本行业之外的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连会议的经费也是基地掏的腰包。王懋勋、焦安昌等四名穿着军装的会议组织者，不仅在会上宣读论文，还是端茶倒水、接车送站的服务人员。专家们的遗憾是在深深的感动之后产生的。有的专家在大会上讲：“这个会由你们发起、组织，为我们做到这个份上，让我们感到惭愧……” 基地风工程、工业空气动力学的研究试验就这样仿佛悄无声息却异常迅速地深入到了我国交通、能源、建筑、通讯、水利、农业、体育等国民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之中。在开展研究试验的同时，基地还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动、促成国内风工程及工业空气动力学界的联合、协作和学术交流，先后串连并参与成立了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工业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太阳能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筹建了中国风能技术开发中心。十多年来完成几百项试验任务和研究课题，有几十项研究成果获得部委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几十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先后与美、日、德、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风工程和工业空气动力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课题研究…… 从几个人的起步开始，到逐步打开局面，取得成果，建成一支精干而充满活力的专业队伍，这里倾注了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的心血，得力于基地领导层的远见卓识，得力于一批立志于这一新的科学领域的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而做为始终在钱学森的教诲和指导之下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领导之一，和做为一名风能专家，贺德馨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种贡献得到了国内乃至国外同行的公认。他不仅是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工业空气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担任过风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两次当选为我国太阳能学会副理事长，兼任着我国风能技术开发中心的副经理，而且是我国目前少数几位风能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之一。 1994年9月，贺德馨被任命为基地总工程师。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他也是一个新的领域——一个需要他投入全部心血为之奋斗的领域。他仍然谦虚、勤奋、刻苦……这是他的品格。他从张涵信、乐嘉陵、恽起麟这些前任总师、副总师们身上吸收着宝贵的经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尽管事务多了，时间少了——这是他的根本，是他几十年持之以恒的作风。对他来说，总师的责任和一个科学家的使命同在一副肩上。 华发初生时 报国正当年 老一代气动人爱回顾过去。过去意味着吃苦，意味着白手起家，意味着轰轰烈烈地创业，意味着光荣、骄傲…… 但对老一代气动人来说，过去和今天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一切还在继续：吃苦、奋斗、默默无闻、艰难地朝一座座高峰攀登。他们吃了一辈子苦、创了一辈子业，这一生都在做骨干、当脊梁，支撑着事业。今天他们或两鬓染霜，或满头白发，或根本不再有头发。他们的胃有了毛病，被过去的碱水泡出的毛病，攻关时饱一顿饥一顿留下的毛病。他们的肝有了毛病，肾有了毛病，心脏有了毛病，胳膊腿也有了毛病，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不再那么健康了。健康的身体已经毫不吝惜地交给了事业。可是，他们不再健康的身体里却蓄满了丰富的经验，丰富的知识。事业正在腾飞之际，仍然需要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顽强地支撑着，做骨干、当脊梁。正如当年需要他们提前毕业、提前进入角色一样，今天仍然迫切需要他们多奋斗几年奉献几年。他们的一生注定了要贡献给气动事业。 过去，还意味着年轻，意味着拥有无数个日日夜夜可以拼命地干事业。而现在这样的日子却屈指可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怀念过去的意义所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正因为拥有事业的日子不多了，他们的使命感更加紧迫，拼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们已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和精神即将跑完一生的路程，而这最后的几步，他们无疑要奋力一搏！ 1961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的沈礼敏，是在年过五十之后，迎来了他事业上的丰收季节。 80年代中期，为改变我国直升机研制、生产落后的状况，中国直升机研究所提出了“直升机旋翼机身组合模型试验台”的研制课题。这是开展直升机风洞试验的必备设备，可以说，只要我国要研制生产出自己的高水平直升机，就必须有这东西。六七十年代，我国曾研制过小型试验台，但都因难度太大而告失败。 经过论证，这座大型高水平的试验平台决定建在8×6大型低速风洞内。沈礼敏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副总设计师的重任。高级工程师孙正荣、杨国祥以及杨云灵、富开迪等都放下各自的课题，参加了这场会战。分别在测控、天平、软件等关键技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与直升机研究所密切合作，解决了振动、测量、旋转等关键技术难题，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座大型直升机试验台，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德之后第五个拥有此类设备的国家。由于我国建成时间较晚，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得以应用，因此在一些技术性能上更为先进。这一试验平台的建成，使我国直升机试验研究技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该项成果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年龄本身对沈礼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快六十的人了，还和妻子两地分居。对身体不利，对家庭不利。妻子有自己的事业，还有对一双儿女的责任，不可能跟他到山沟里来，连来看他一次的时间也没有。年龄越大，沈礼敏越不敢想老伴和孩子，也不敢想即将要回到老伴和孩子身边安度的晚年。当年，他离开北京时，妻子想尽一切办法也没留住他，而且他本来可以留下。他走时儿子上小学，女儿上幼儿园。没办法，他把母亲请到北京帮妻子带孩子，但母亲的一口苏州话，妻子和孩子像听天书一样。他又出主意，让母亲把女儿带到苏州农村去好几年。结果，儿子勉强上了中专，女儿连中专也没考上。上职高，可职高毕业却找不到职业。如果在山沟里也认了，偏偏孩子们在北京。每次回家，女儿总是躲着他哭，不理他。儿子理他，但说话愣。直问他：“你朝山沟里跑对了，事业成功了，还搞出国家级进步奖，可有屁用，能给我们将来当饭吃吗？”这话像刀子戳他的心。因为内疚，他预感到他的晚年不会能安度。他有些怕见老伴和孩子。在感情上，他已经把自己当做孤家寡人了…… 年龄大当然有好处，经验多，知识丰富，杂事也少了，不再浮躁，不再为名利所动，事业成了唯一的支柱，可以埋头搞一些基础性研究，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去突破，可以安心搞一些大课题。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大规模的风洞建起来了，为大的高水平的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有高水平的年轻人作助手。有这么好的主客观条件，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歼击机的尾旋问题过去很少在常规风洞内试验，因为要搞动态试验，要在风洞内带上运动装置，难度太大。发达国家多是应用模型自由飞和立式风洞进行这种试验。人家有钱、有立式风洞，而我们没有。在常规风洞中搞，难度虽大，却不失为一条多快好省的试验途径。1988年，沈礼敏一头埋进“旋转模型试验技术”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之中。这一重大课题，从1986年就开始打立项报告，但因为没有钱，拖下来了。没钱有没钱的搞法，沈礼敏一个人默默地摸索，蹚路子，做准备，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论证，搞好了总体方案、总体设计。后来，科工委科技委叶正大副主任亲自给基地写信，要求支持这一课题尽快上马。1989年，基地正式批准该课题的立项报告。而这时，沈礼敏和杨国祥、富开迪、祝明红、梁鉴、沈志宏、姜裕标等同志一起，已拿出了生产图纸。其后，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解决了振动、平衡、对流场的影响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终于使这一重大课题获得成功。在后来短短的时间内，这一试验技术分别为我国的歼七型、歼八型等多种型号的飞机进行尾旋吹风试验达2000多次。 沈礼敏总是去速大课题，逮住一个搞成一个。如与秦燕华合作完成、荣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展向吹风技术试验研究》，如《非定常气动力研究》等等。 沈礼敏在他拥有的还能为事业拼搏的日子里，一次次发起冲锋，迎来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功。 1992年，北京成立气动预研办公室，基地总工程师乐嘉陵征求沈礼敏的意见，问他愿不愿去。沈礼敏感激乐总，理解乐总这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的关怀照顾。但所里舍不得放，沈礼敏也舍不得走。管理工作他搞过，不适应。这儿是基地、设备齐全，还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再没有比这儿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了。他还要搞研究，他说自己还干得动，能干一天就坚持一天，哪儿也不去！最后，他让乐总别把这事嚷出去，他怕妻子和孩子们知道后又伤心，又怪他…… 年龄大，感情渐渐脆弱了。沈礼敏常常暗自落泪。为欠妻子儿女的，为没能给父母敬孝。同时还为自己。他已经59岁，60岁时，他将不得不和他的事业做最后的告别。报国的日子已经数得清了。可他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还有很多想干的大课题…… 高级工程师周瑜平，把半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建风洞上。1968年进山沟，当8×6这座大型低速风洞动工建造时，他就开始四处奔波，跑跟产加工，跑设备订购，一直跑到1977年。风洞跑成了，年龄也跑大了。可专业呢？跟产加工需要懂技术，搞技术交底、技术监督、验收，懂少了还不行。他跑流场校测设备，也跑天平，跑什么要精什么，马虎一点就出大差错。1977年，风洞跑成了，跟产加工的技术人员们可谓劳苦功高，因此，他的成果也只有两个字——辛苦！紧接着，他又参加8×6风洞的调试、效测、技术配套、技术改造。参加在风洞内进行的一系列型号试验。 周瑜平一直想搞几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大课题。为此，在1982年他40多岁时，下决心把在上海工作的妻子调来。他做工作，妻子不来。他干脆请领导去帮着他跑、副所长王懋勋四下上海，总算把他妻子搬来了。妻子一来就骂他：“周瑜平你疯了，40多岁，朝回跑还来不及呢，我一来，你回上海就更难了！”周瑜平说：“我根本没打算回去！”妻子一上班更急了，第一个月发工资，妻子以为搞错了。60元，比过去整整少了10倍。十几年过去，1994年时，妻子的工资长到90元。领一次工资，妻子恶狠狠地说一回：“周瑜平，你把我害惨了！” 可是，妻子来了，周瑜平想安安心心埋头搞研究的愿望仍然没实现。组织上安排他当室主任。周瑜平推辞，说不是当官的料。可领导说：“是不是这块料，组织上比你个人看得准。”这一当又是好几年。室主任当得不错，抓技术、抓行管、“抓党务。连室里年轻人夫妻闹别扭，他也得出面去调解。可周瑜平还是有遗憾，他还是想扎扎实实地去搞课题。 1990年之后，50多岁的周瑜平终于开始搞属于他的课题了。他的课题立足在他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8×6风洞上。但说出来却有点怪，当年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毕业的他，竟然搞起了“车辆风洞试验技术研究”。 1992年，周瑜平和二汽合作的课题“东风140—3气动力试验研究”已经取得良好效果。样车试验表明，与老一代东风车相比，减少油耗10％左右。 难怪周瑜平乐此不疲。 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大小小上百家汽车制造厂中，还没有一家有专门的汽车试验风洞。这是一个让国外任何一个汽车专家都不能理解不敢相信的事实。 如果我们对空气动力学以及汽车知识有了适当的了解程度，也许就不难理解周瑜平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来作为他最后冲刺的目标了。 高级工程师孙绍鹏，从1958年开始，在风洞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几乎所有飞机型号的风洞试验他都参加了。但因为是常规试验，劳累了一辈子，却不见成果。其实成果也有，也不低，他和恽起麟、王发祥合作的两个课题，都获得了部委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并且这两个成果都作为国家军用标准而得以广泛应用。但孙绍鹏却不满足。高级工程师、快六十的人了，多高级别的奖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孙绍鹏不在乎有没有奖。他说：“搞了一辈子风洞，都搞好了。风洞只是个基础，为试验提供的一个场所。我们这一辈子就两件事，一是建好风洞，二是在风洞里试验。第二件事刚开始不久。现在设备条件这么好，不搞出点像样的有份量的东西真对不住这些风洞，对不住自己的前半辈子。这一辈子不能虎头蛇尾，研究出的东西得和这些风洞相配。” 为搞出像样的有份量的东西，孙绍鹏以低速空气动力学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飞机大攻角空气动力研究”和“风洞到飞行相关性研究”这两个重大课题。这两个课题均被列入国家“八五”空气动力学的重点攻关项目，其份量不可谓不重。孙绍鹏既领导，又研究。1990年开始，拼搏了5年。搞医务工作的妻子总担心老孙的身体，怕最后这奋力一搏会要了他那条老命。从目前情况看，这两个重大成果能评下来的时候，孙绍鹏已经在干休所了。那时候，成果的荣誉、利益都对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对一辈子从没有过任何立功受奖记录的他，这倒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重要的是，他把可以奋斗的最后时刻融入了事业之中，为气动事业的腾飞使出了最后一把力气。 此生足矣。 高级工程师陈洪，把他一直在4×3米这座我国最优秀的低速风洞从事研究试验，视为一生的骄傲。在这座风洞里，他从技术员到工程组长，到室主任，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一名国内屈指可数的“捕获轨迹”试验技术专家。1971年，4×3米风洞建成投产时，陈洪就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在这座风洞里试验成功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他的这个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 现代高性能军用机都带有导弹、副油箱等多种外挂物，在上天投放之前，必须进行地面模拟试验，预测和研究其分离特性，为安全和准确投放提供依据。这就是美、法等国十分重视而且极其保密的“捕获轨迹”试验技术。而这一技术，已经围绕了我国许多个年头。早在70年代，我国的几个主要作战机种，都迫切需要解决火箭发射器、导弹、炸弹、副油箱等外挂物问题。由于作战飞机的高度、速度和攻角等很复杂，这些挂在肚子或翅膀下的外挂物，有的贴在翅膀上卸不下来，有的往上飞，有的往后飞。为解决这一问题，陈洪和陈锋等人于70年代便开始攻关，并以较快的速度在4×3风洞内成功进行了自由投放试验技术。随著作战飞机性能的提高，外挂物越来越复杂，像多弹齐发、连发等等，他们的投放技术虽然不断改进，但仍然不能适应新的要求。 1985年，陈洪在已有充分技术准备的情况下，正式开始对捕获轨迹试验技术进行攻关。在此之前，我国的捕获轨迹试验都是拿到国外去做。国际上只有那么三四个国家掌握这种先进技术，怕泄密但又不能不做，经费困难，但又不得不咬着牙往外掏。面对严密的技术封锁和国内的迫切需要，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陈洪终于迎来了成功，在4×3这座低速风洞内建立了“捕获轨迹”这一先进试验技术。 成果很快应用于型号。1990年初，陈洪带领试验人员，连续奋战三个多月，成功地进行了从某大型运输机上投放实物模型的捕获轨迹试验。同年8月，型号单位论证能否试飞，陈洪把整个试验的录像带进行播放，到会的专家们非常感慨。不少专家还不知道甚至不相信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种世界水平的先进技术。在会上，陈洪自信地宣布：“在我们给定的条件范围内，空投是安全的，可以上天试飞空投。” 一个月后，陈洪出差到型号单位，恰好赶上试飞返航。他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着陆，他见到试飞员的第一句就是：“太棒了，试飞成功！” 至此，陈洪更为他相伴了半辈子的4×3风洞感到骄傲。这是一个标志。一座风洞只有具备了精确的测量技术、精确的控制技术；精确的计算能力，才能很好地描绘出可控的轨迹。这三个方面是反映一座风洞、甚至一个国家的风洞试验技术水平…… 几乎与此同时，高级工程师王发祥在我国最大的跨超音速风洞中，也建立了成熟的捕获轨迹试验技术，相继承担了我国歼击机、轰炸机在高速飞行条件下投放导弹、炸弹等分离试验，为提高飞机作战能力做出了贡献。 十年磨一剑。王发祥从1980年到1990年整整用了十年，带领课题组攻下了这一重大课题。这样的大课题，周期长，难度大，风险大，压力大。当初立项时，王发祥还兼任室主任，外单位的同行一听说他要搞这个课题，直向他摇头，劝他别把前程砸在这个课题上。搞成了大伙的功劳，搞不成唾沫星子也能把你淹死。想要成果，凭你王发祥的能力，选几个短平快的课题…… 不提前程还好，一提，王发祥一横心差点把室主任辞掉。这后半辈子他豁上了，认准了这个课题。只要能在高速风洞里建立起可控轨迹试验技术，比什么样的锦绣前程都有意义。他既然搞，要的就是搞成功。但也做好了搞砸搞失败的准备。只要还搞国防现代化。国家还要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可控轨迹试验技术就早晚还得搞。因此，即使失败了，也给其他同志提供个教训，趟出一条路子。课题组刚成立时，王发祥就向组内的同志们交了这个底，让全组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于是，武春祥、徐伯生、顾隆林、孙焕成、张祥以、华杰、朱庆鸿等软件、控制、天平技术的高手们，团结在一起，开始了一场颇为悲壮的艰难拼搏。 这一搏整整十年！ 其间，其他同志纷纷出成绩、出成果，捧回来一个又一个部委级的、国家级的发明奖、进步奖。评工程师要奖，晋高工要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更要奖。他们什么奖也没有。他们还在默默地埋头播种着，而收获的日期还遥遥无期。一点想法没有不可能，但边想边咬着牙干。心里实在不平衡了，大伙互相安慰一番、劝一番，说一句气话也是心里话：“别着急、别眼热别人，咱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金奖，就奔最大个的去！” 其间，他们屡遭挫折。有技术的，也有非技术的因素。1988年，在他们顽强拼搏了八年之后，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可也迎来了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每朝前走一步都越来越艰难，前进的道路仿佛随时都有被堵死的危险。 刚好是这一年，王发祥的女儿赶上高考。白天见不上爸爸的面，女儿晚上想让爸爸辅导一下，可他晚上在家还加班。女儿刚朝面前一走，一声爸爸还没喊出口，他就轰：“去去去！”连头也不抬。好半天没见动静，一转身，女儿还拿着课本，站在他背后流眼泪。他不再用嘴轰，摆手让女儿走。临近考试，女儿要报志愿，权衡之后，觉得报中专稳妥一点，和母亲一起征求他的意见，他一摆手：“行吧，好好考！”说过之后他就忘了。录取通知书下来，一看是中专，他火了：“怎么报中专？我的孩子怎么……”女儿看着他，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女儿的中专是很勉强才考上的！ 那一刻，王发祥看着女儿也想哭。1971年，女儿随母亲从福州市刚来时，还不满2岁，老大也才四五岁。两个上班看不了，只好请一个当地的保姆带到家里去看。但孩子说不了四川话，吃不了辣椒，整天哭，几天长了满身的虱子。有一次苏包河发大水，在河对岸上小学一年级的老大过不了河，天黑后还站在河边哭，被好心的老乡抱到家里去。结果，他以为孩子被水冲走了，顺着汹涌的河水朝下游跑了好久……他知道对不起孩子，总以为孩子还小，心里想着等完成这个课题就帮着孩子好好抓抓学习。可这八年像一个猛子扎进可控轨迹里就没出来，连浮起来喘口气的机会好像都没有过。一眨眼，女儿在这八年里长大了…… 王发祥没哭出来，噙着泪对女儿笑。 他说：“考上中专，爸爸也高兴。” 年龄都差不多，课题组里类似的情况有好几个。 那段时间，课题组的每一个人都差那么一点点就倒下去了。有一位同志犯痔疮，一把一把地吃消炎清火的药，可不管用，疼得腰都直不起来还上班，大男人只好学女人的法子，在内裤里掖一把卫生纸，直到上厕所时被人看见，当笑话传出来，其他人才知道。 连上海机电设计研究所几位外协的同志也和王发祥他们一样拼命干。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在风洞里安装设备时，脚上一下扎进一根两寸多长的铁钉，可说什么也不休息，让王发祥从门诊部借辆轮椅，每天从招待所推到风洞来上班。另一位姓黄的老工程师，心脏不好，在风洞呆一天，一出来蹲在风洞口半天不敢动…… 但都挺住了，都没让自己倒下去。 没倒下去就是胜利。长达十年的拼搏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的那一刻，上海那位有心脏病的老工程师，竟兴奋得孩子一般，三步并作两步从风洞里朝外跑，以致头在门顶的钢板上划出一道两寸多长的血口子。送到医院缝了三针之后，还高兴地对王发祥说：“老王，值，我这个纪念留的值得。” 果然是一鸣惊人，果然是个大个的奖、他们建立在我国目前最大跨超声速风洞内的可控轨迹试验技术，一举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此之前，我国某歼击机在国外进行的可控轨迹试验，一次试验的经费是100万法郎。现在，我们自己做，一次试验经费不到10万元人民币。 当然，更重要的不是钱。 高级工程师，风洞天平专家陆文祥，记不清自己到底设计过多少天平了，也记不清自己设计的天平为多少个航空航天型号试验服务过。随着试验技术的提高，型号任务的拓展，天平越来越小型化，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陆文祥参与的课题中，一个试验模型往往同时需要十多个天平，最多时达17个。天平是风洞的心脏，是试验中的关键环节。而无论多么重大的课题，多复杂的型号试验，只要有陆文祥参加，天平这一环节，往往是最让人放心的。许多课题组长，一上课题，首先问：“天平是不是老陆？”是，仿佛就多了一分成功的把握。 陆文祥大名远扬。1990年，意大利马奇研究中心的帕科列博士来参观时，当看到一种陆文祥设计的天平后，立即要求定购三台。并告诉陆文祥，以前他们都是从美国购买。他分别到过法国、英国以及德国的研究单位，这儿的天平他尤其感兴趣。帕科列博士最后强调：“当然，除了价格之外，从美国购买的天平，我们无可挑剔。”陆文祥当然能听懂这话的意思，心想，那你就等着对我的天平挑剔吧。 帕科列博士走后，陆文祥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设计好图纸，分别用中英文写好设计说明，寄往意大利。按照惯例，还要看实物。但一接到图纸，马奇研究中心立即汇来了三台天平的全部货款，表示不再来看实物，可直接把天平寄去。货到之后，帕科列博士代表马奇研究中心给陆文祥发来电报： 经过海关检查，零配件齐全。刚刚结束校准检查，现在可以说，无论 天平的设计质量还是实际质量都是很好的，在任何载荷落下的反应都非常 好。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向您和您的同事表示祝贺。并再次向参加研制的 所有人表示感谢。 既然能为所里赚钱，陆文祥当然也能为自己赚钱。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敏感器具市场广阔。陆文祥总是莫名其妙地接到一些素不相识的厂长、经理们的来信，邀请他去工作，待遇不用说是他这个大校级军官的好几倍。海口市建飞机厂，不容商量，先把烫金的聘书寄来了。 连待遇问题谈都不谈，根本不怕他狮子大张口。 但陆文祥哪儿也不想去。既离不开事业，也离不开这个地方。有人说，干了一辈子，做了那么多贡献，现在走也对得起这块地方，对得起气动事业了。陆文祥不这么看。他说，道理很简单，父母养育我们也只有十几年，我们能说只孝敬父母十几年就算对得起了吗？一个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对不起祖国，但什么时候也不能说我已经对得起祖国了。报国于事业不是能讲价钱的事。 华发初生时，报国正当年。这几年，50多岁的陆文祥越来拼劲越足，连续参加了“大攻角大舵偏角铰链力矩实验技术研究”、“大飞机实验技术研究”、“外挂物实验技术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都成功了，哪一个课题都是响当当的成果，都获了部委级的一二等大奖。他家里连电话也没有，室里有事、试验中有事，电话只好打到别人家里叫他。在别人家里接电话多了不好意思，尤其是有时半夜三更的，不方便。因此，他告诉室里人，课题组里人：再找我，直接让我到哪去就成，免得接电话。果然，邻居不再喊他接电话，只传话：“老陆，让你到风洞去。”一听这话，陆文祥就像接到命令，无论节假日、无论半夜三更，风雨无阻，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就跑…… 在60年代的越美战争中，美国投人战争的一种先进战斗机，其战斗性能非常优良，却屡屡出现严重故障，损失远远超过战斗损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飞机进气道的不合理而严重影响了发动机性能。这一问题立即引起美国和国际航空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航空发达国家都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研究。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英、法三国科学家联合攻关，研制出一种新的飞机进气道动态气变测量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合理匹配问题。三个航空大国成果共享，但对外严格保密。这一成果也同时为三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将这一成果生产成设备，一套的价格卖到320万美金。法国则是招揽生意，吸引没有此类设备的国家去做试验，一次试验开价100万法郎。 自己要有先进的飞机，这一难题就迟早也要解决。技术是买不来的。买设备看似一条路子，其实也是一条死胡同。先进程度首先值得怀疑，决不会把最新的东西给你。还有通用性问题，即便是好东西，在我们的风洞、我们的型号试验中也未必能用。再有昂贵的价格，足以让人望而生畏。而到国外去试验，看似便宜，其实更损人。不同的飞机，不同的发动机，不同的进气道，需要做的试验太多了，有钱你就扔吧。而且有保密问题。人家说不定什么时候想耍威风、想指手画脚了，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卡你一家伙，就不给你做了。这套老把戏尤其喜欢对日渐强大起来的中国人演。 几经论证，1987年，国防科工委下达了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攻关任务。课题组成立了，只有三个人，领头人是熊加中。 熊加中对进气道问题的研究早就开始了，1983年时任课题组长就搞成功了“进气道动态气变统计参数测量方法”。 现在又要研究新的更加先进的方法。任务一下达，熊加中首先对国外的方法进行了一番研究。按照传统的观念，一般都是先向国外的先进水平看齐。但一研究，熊加中首先把国外先进水平的缺陷给研究出来了。精度差，通用性差。按那条路子走下去，即便精度问题可以解决，但通用性呢？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出一套设备总不能只为一条风洞、一个型号服务吧！ 熊加中决定另辟蹊径，搞最先进的数字式测量技术方法。主攻方向明确，连方案也定下来了，但又有了顾虑。搞数字式谈何容易。跑了一圈，到科学院、到几个自动化研究所、到高校去调研，本来想寻找协作单位，非旦没找到，却兜头挨了几瓢凉水。搞自动化的专家告诉他，数字系统是好，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们目前搞不了。数控机床全国投入多大？但并没真正突破。 虽然有顾虑，但熊加中仍然坚持这一方向。几年功夫搞出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东西，还不如不搞。既然是未来发展方向，那还顾虑什么呢！基地非常重视，给予大力支持。钮颂镛部长说：“老熊，看准就上。经费我保证，钱虽然紧张，但这个钱花得值得！”恽起麟总工程师亲自抓这个课题，称这个课题有前途，搞成功了，有带动意义。吴慰祖副司令也给熊加中鼓劲打气，出点子。 一路绿灯。 熊加中不负重望，和他的三人课题组，四年卧薪尝胆，顽强拼搏，终于拿下了《进气道动态气变损失参数数字式测量技术》。钮颂镛部长曾表示：“这是用在刀刃上的钱，你别怕花！”熊加中还是为他花掉了117万元人民币，心疼得不得了。117万元是买一套美国设备的二十分之一。而且，用这二十分之一熊加中一下搞成了一大一小两套设备。 高级工程师樊开导，在西北工业大学念飞机系时就是高材生。1963年乔泽就盯上了他，刚一毕业，乔泽就跑到学校把他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搞了六年风洞之后，1969年，作为技术骨干，乔泽再次把他要到四川来。从人品、从技术，都以为樊开导会前途无量、都以为他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大成果。但樊开导最大的官做到室主任，成果，更不用谈，一辈子没搞出大名堂。许多人都替他遗憾，替他委屈。樊开导自己感到遗憾和委屈吗？ 樊开导一辈子很少有承担课题研究的机会。一个接一个地搞型号任务，搞常规任务。型号任务都是急活，都多多少少带着政治色彩。型号任务一下达，领导首先想到的是思想过硬、技术过硬的人。有人说老樊吃亏就吃在这两个过硬上。樊开导所在的室有三条常规风洞，每年每条风洞要平均承担七八十个各种各样的型号任务。樊开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专门负责型号和常规试验技术研究的工程组长。整天都在忙试验大纲，试验计划，准备模型。要忙设计、忙加工、搞校正，搞总体考虑。型号模型进风洞之后，还得去现场把关，计算结果、和型号单位协调。试验之后又要忙整理试验报告。一个型号的试验车次往往达四五百次，试验报告有好几寸厚，一条条曲线全得用手工画，校对数字、分析数字，有时一个数据不对，往往要查几十个环节。一个型号任务没完成，下一个又来了。樊开导几乎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 樊开导还真搞过一次大课题。1974年，他开始从事飞机大攻角研究，在国内，这是比较早的对飞机大攻角的研究了。他想这一次无论如何也得搞出点名堂。死心塌地搞了两年多，1976年领导突然又找他，让他把课题放下，搞一种远程歼击轰炸机、樊开导丝毫犹豫也没有就丢掉了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那个大课题。祖国领土受到威胁，还有什么比这更紧迫更重要呢？ 樊开导当时负责的主要是该机的气动外型选型试验。1982年，试验告一段落；经过他们和型号单位艰苦不懈的努力，某歼击轰炸机较为理想的外型被确定下来。樊开导再次萌发了去搞课题研究的想法。可是，正在这时，领导任命他为研究室副主任，去搞技术管理。然后再当主任，这一干竟然一下子干到90年代，干到55岁不再适合做室领导的年龄为止。 恰恰是在樊开导做室领导搞技术管理的这段时间，从年龄到专业都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机，而且外部环境也鼓励人们出成果。可樊开导在室主任的位置上，不得不做出牺牲，不得不大量去考虑型号任务的执行，大量解决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量调节室里各课题之间的问题，为承担课题的技术人员们当后勤搞保障。去解决人事问题、福利问题、思想问题、家庭问题，抓政治学习等等，等等。 如果说有遗憾，樊开导曾经把弥补这遗憾的希望放在孩子们身上。父母、姐妹都是老航空；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技术骨干，自己和妻子更不用说，可称得上是航空世家了。孩子们似乎注定也要走这条路，起码是应该超过自己。尤其是1975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他觉得他的愿望有了完整地去实现的基础了：老大将来攻飞机，大学毕业到沈飞去；老二将来攻空气动力，大学毕业回到山沟里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他就是这么设计，这么安排的。工作那么紧张、那么苦、那么紧，可他决不让未来的科学家亏着。买不着奶粉，离安县几十里的山沟里有几头奶牛，每天到安县去卖鲜奶，樊开导天天起五更来回跑20多公里去取一瓶奶。可是，渐渐地樊开导顾不上孩子了，连坐下来问问孩子学习的那点功夫也没有。老大还算不错，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老二倒是留在了山沟里，却是待业。高中毕业后什么学也没考上。待业到现在已经5年了…… 从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樊开导终于开始搞他的课题了。可他选择的“课题”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编写风洞性能和怎样使用风洞的教材。因为是总结，也就称不上研究了。而这一算不上研究课题，不会给樊开导带来成果、奖励的普通工作，却受到了领导、专家、和许多老同志们的高度赞扬。风洞是一项特殊专业，涉及知识很广，却又没有专门的教材，每年新来的大学生因此不能尽快投入工作。早就应该搞这样一部教材了，都知道重要，甚至都着急，但却没人愿搞。正因为都不愿做，樊开导才做。多少年他不正是这样过来的么？ 樊开导的另一件工作是带学生。这又是一件许多人不愿干的工作。他干得兢兢业业，一拨带两个，已经带了两拨。儿子说他：“你在我身上也这么下功夫，我早大学毕业了。” 樊开导承认儿子的话说得有道理。 有人替樊开导总结：“只有成绩，没有成果。”并称之为：“樊开导现象”。 这现象，在老一代气动人中太普遍了。 高级工程师李魁芬，是国内颇有名气的风洞设计和风洞试验专家。他一辈子共设计了九座风洞，其中有七座他负责总体设计。这些风洞从低速、跨超音速，到高超音速以及特种风洞。这些风洞里试验过多少航空航天型号已经无法统计了。李魁芬的成就和对气动事业的突出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李魁芬这一辈子却没有一个成果奖。风洞都在试验，有的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但至今都还没有鉴定。这些风洞中至少有推进风洞以及全国唯一的低密度风洞可以获得国家级成果奖。但搞鉴定，申请奖，得准备资料、照片、录像带等等许多东西。一条风洞差不多得花一年的时间去准备。李魁芬有九年时间去做这些准备吗？ 年轻的时候没时间，一座风洞刚搞完又抢建下一座。那时候妻子在西安，也搞气动研究。两个孩子两人分开带，妻子带3岁的老大，他带玉岁的老二。没有办公室，他刚好在家里上班，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画图。孩子出麻疹，发高烧近两个星期，他一点工作也没耽误。到老了，李魁芬仍然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资料、去忙申请报奖的事。1991年，59岁的李魁芬生病住院，病得一踏糊涂，冠心病、支气管炎、肺气肿、萎缩性胃炎。医生直摇头，只好挑最严重的先治。可这时候室里的主任和副主任都转业走了。所领导找李魁芬，让他去代理室主任，让另一位同样59岁的老高工陈用光代理党支部书记。这是全所最大的一个室，70多个技术人员。有推进风洞、低密度风洞、超音速烧蚀风洞、真空站、电弧加热器，有六个工程组，十多个专业。两个老高工一商量，说：“组织上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们两个老家伙，干不好，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事业，对不起全室的70多个年轻人，也对不起自己这一辈子。就剩下最后这一步半步了，拿出吃奶的力气，也得干漂亮！不是时兴说老同志要最后辉煌么，咱俩老家伙就最后辉煌这一把吧！” 从年初干到7月，李魁芬和陈用光把全室管理得井井有条，各项试验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李魁芬的病也没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敢病！”7月，室里新配了两个副主任。李魁芬和陈用光向所领导申请不干了，乘着室里各方面工作都顺利，利利索索把班交给两个年轻人。还剩下的一点时间，抓紧搞点技术工作。所领导却不同意，让他们再带一带两个年轻人。两个老高工再商量：“豁上了，干吧！这辈子就这么点干事业的时间了，要能带出俩好干部，到真比自己干点技术工作有意义。” 李魁芬听了一辈子党的话，为事业拼了一辈子。公认的有成绩、有贡献，但没成果。没成果便没有许多东西。他直到1987年53岁时，才和印奕国等一批高水平的有成绩、有贡献，却没成果的老同志一起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没成果，他享受不了政府特殊津贴。为此，所里做出一项特殊决定，奖给有突出贡献却又不能享受政府津贴的他和印奕国等同志每人500元钱。 有人笑话这500元是一种安慰。李魁芬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安慰，所党委没有必要做出一个这么慎重的决定。我也不会接受这种安慰。钱安慰不了一个人。因此不能从钱的角度来衡量所党委的这个决定。如果说安慰，那九座风洞已经足以安慰我了。” 90年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是老一代气动人再度辉煌的年代。基地在空气动力的研究试验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高级工程师刘长秀主持的喷流试验技术取得成功；梁贞桧主持的减小某型歼击机阻力系数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女高级工程师唐良锐从1986年开始参加“风洞与飞行相关性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她负责的“大飞机全模试验技术及支撑干扰研究”，荣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女高级工程师孙思珍，曾在研究室当过7年政委、5年主任，花甲之年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课题研究，这几年，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先后获得五项部委级科技成果奖…… 如今，老一代气动人，都不再年轻了。但他们今天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奋斗着、拼搏着，为祖国的气动事业谱写着辉煌的乐章。 科学的另一种选择 在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做领导、做干部意味着一种牺牲——部分甚至全部地牺牲掉自己的专业技术。小到工程组长、室主任，大到所级干部、基地部门领导以及各个级别的大小总师们，甚至基地的一茬茬正副司令们等等，莫不如此。对于一个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牺牲是巨大的，往往会带来刻骨铭心的痛苦，却又很难被局外人所理解。 每一位技术管理干部，都是由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成长起来的。他们思想过硬、技术过硬、大多是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志向在科学上、事业上，当官对他们是一件苦差事。 因此，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不愿当官、躲避当官…… 但事业需要有人来做这些技术官。因此也注定了要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做出牺牲。 韩志华是做出这种牺牲的典范。 屠礼春无怨无悔地牺牲掉了他的专业，牺牲掉了宝贵的生命。 曾长期担任过高速所付所长和低速所所长的吴高忠也做出了这种最彻底的牺牲。吴高忠已经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作为最早的创业者、最早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人们现在还记得他，是因为老一代气动人中许多人还在怀念他，常提起他。在基地1000多项科技成果中没有吴高忠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只和许许多多报告上的签字联系在一起，只留在许多重大课题的审查方案上，留在和他一起奋斗过的战友们的心里。 基地被正式任命的第一任司令黄序，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当司令后有人称他为儒将，他怕别人这样说，一说他就想到了技术，想到要去踏踏实实地搞点研究工作。他曾在哈军工当过12年教师，教授飞机发动机专业。其间曾参加我国多种型号飞机的研制工作。然后到西北航空学院仍然去教书，做研究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调到空气动力试验基地，不再教书，可以全身心地搞技术工作了。可是突然之间让他当室主任，当主管技术工作的副所长。领导一句话：党需要，事业需要。连个正式任命的文件也没有，只有一个简单的通知，让协助所长抓技术。这一抓就是整整九年。已经53岁的他，满怀希望地等着从副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把准备研究的课题都想好了，只等着从53岁的起点上去重新冲刺。 1983年9月，黄序兴致勃勃地和基地赵巨明政委到北京去见国防科工委首长。首长只说是谈话。黄序心想，下就下来了，我还能想不通么？不正是我所希望的么？还谈什么！可一谈话，把黄序搞懵了，竟然是让他当司令。他当即表示：“我一直搞技术、还是想搞技术，个人兴趣也在技术上，想搞点具体的技术工作”。他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连技术管理工作也不想做，要去搞“具体”的技术。他以很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申辩：“做行政主官我有很多缺陷，搞技术比当司令我能多做点贡献。” 但组织上有更充分的理由——事业需要。 从此，黄序开始抓正规化建设，抓重大设备改造，抓任务，抓人才培养，抓预研工作，抓服务设施的改善，抓思想建设，还要抓技术开发。 黄序当司令时，整个基地刚纳入军队序列，他要考虑怎样把这支科研队伍带出个部队的样子来。1985年整个部队搞精简整编，本来很紧张的科技人员一下砍掉一千多。这是大局，他既要考虑保住队伍，又要考虑完成精减任务。1000多人，他几乎一个一个掰着指头数了又数，想了又想。那都是气动事业的有功之臣、有用之才，怎么能走呢！就这么一件事，把头发都急白了。他要考虑老同志的“老有所归”问题，考虑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考虑孩子们的就业问题。要操心建现代化的资料馆，建医院、建礼堂，建学术厅…… 作为司令，他还要兼任基地诸如职称委员会主任、发展史主任等等职务。 司令处在一个宏观的位置上，但许多事黄序不得不去“具体”。技术人员邓永禄，在山沟呆了几十年还不服水土，每年到6月就拉肚子，一拉把人都拉脱形了。病不大，却折磨人。黄序当司令的7年中，总记得在6月为邓永禄找一个出差搞调研的机会。 作为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的司令，黄序无法脱离技术工作，几乎每天都在和与技术有关的问题打交道。但却再也无法具体，连自己搞点课题的想法也不敢有了。 1990年7月，年满60岁的黄序从司令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向上级领导、向接班的司令要求，以一个编外的普通技术人员的身份再去搞一段技术工作。他知道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了。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的实现，是一种安慰，他把“技术工作”看作是他最后也是好的归宿之地。 司令——这毕竟是一个能让许多人羡慕的职位。黄序有苦难言。从44岁到60岁，从1974年到1990年，黄金年龄、黄金时代，都在所领导和司令的岗位上度过了，一去不复返了。是一种牺牲，也是遗憾，但曾经是司令的他却不能表露出来，只能暗自叹息，只能在60岁之后加倍努力去做更多更具体的技术工作。 和黄序相比，他的继任司令王昌祺要算幸运了。 王昌祺有一座“小高超”，那是他的骄傲，他的辉煌。和后来做司令相比，他更看重前者，正是那座“小高超”充分展示了王昌祺的技术才能、组织指挥能力和工作魄力以及顽强的拼搏精神，使他走上了领导岗位。即使在当司令之后，王昌祺还念念不忘专业，仍然从事一些技术工作，但毕竟是“业余”的，他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坐在司令的位置上而去埋头对某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是这样，在他的主持下研制的超微粉碎技术仍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想象，如果接着“小高超”走下去，而不是做领导工作，正当年富力强的王昌祺在专业技术领域里肯定会有比“小高超”更加辉煌的成就。 在基地领导干部中，像高锡康那样在领导岗位上经历了新旧两个时期的人很少。在新旧两个时期中，高锡康都曾是基地科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此他对基地的整个科研工作可以说是最熟悉的。在老一拨儿的基地领导人中，高锡康是极少数的科班出身的人。在新老两个班子中，高锡康都有些特殊。在老班子中他是年轻的，在后来的新班子中他则是老同志。因此他在新老两个班子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极为突出而重要。 高锡康一直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技管理工作者。然而这仍然和他年轻时的愿望有着不小的差距。他的愿望是搞技术、搞研究、在航空领域作为一番，当一名出色的专家。他有非常好的条件来实现这一愿望：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航空系，之后转入北京航空学院攻读飞机设计专业，是北航的首届毕业生。他完全有条件有可能成为一名航空领域里的专家。但是，国家不仅需要科技专家，也同样需要专家型的人才来做科技管理工作。同是国家的需要，高锡康的愿望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种需要。 作为一名科技管理工作者，高锡康则又是幸运的。他和韩志华等一起主持、领导了我国第一座生产性跨超声速风洞的建设，并长期在以这座风洞为主的气动研究室做领导工作。1973年基地酝酿组建科技部之际，这副重担一下又放在了他的肩上。当时他的明确“职务”是：协助负责科技部工作。而实际上没有明确其他的领导来牵科技部的头儿。从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到拟定科技部的职责范围都是他带着人干出来的。而此时从低速、高速到超高声速风洞设备正大规模地投入建设，部分风洞作为国内的主力试验设备已经开始承担起航空航天型号的大量吹风任务……高锡康领导着刚刚成立起来的科技部忙得焦头烂额，忙得热血沸腾，作为一名科技管理工作者，有什么还能比这种“忙”更让他兴奋呢？ 忙到1976年，科技部有了正式任命的两名副部长，高锡康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是第一副部长韩志华。高锡康这才有了协助的对象。韩志华是老领导老专家，高锡康即敬重又钦佩，两人配合默契，科技部的工作开展得有生有色。 1983年，高锡康被任命为基地科技部长。此时基地的整个科研工作又是一个新的发展的大好时期，但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这种发展的大好时期和新的问题使科研管理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带来严峻的挑战。 工作千头万绪，高锡康抓住了几个重点： ——继续抓韩志华部长提出的基地五大风洞设备的改造。抓好设备，试验能力才能上台阶，基地的整体实力才能更强大； ——抓重点型号。组织对飞机、导弹、卫星重点型号的攻关。以此促进设备的建设、促进人才的成长、促进新的试验技术的发展； ——抓改革开发。对试验研究课题实行承包、实行奖惩；根据基地情况建立外事机构，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和进行课题合作研究； ——抓人才培养、抓成果…… 从1983年至1990年，高锡康当了7年的科技部长，然后任基地主管科研工作的副司令到1993年。如果说当年能够参与主持和领导我国第一座生产性跨超声速风洞的建设是一种幸运，那么，在1983至1993这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十年间，参与主持和领导我国空气动力试验研究基地的科研工作，高锡康更应该感到幸运。 在基地领导人中，吴慰祖也许是一个例外。这位从工程组长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上领导岗位的副司令，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和科研技术标兵。既然是需要，官可以当，但他决不放弃科研工作。吴慰祖严谨而有些内向——尽管他所处的不是一个适合内向的位置。吴慰祖身上有一种很朴实的那种知识分子气息，他的宽容、厚道、真诚等等许多可贵的品质，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让人有所体会。同样，吴慰祖顽强、倔犟的一面也往往被他的内向所掩盖了。 无论是做副所长、所长和副司令，吴慰祖都顽强地为自己保留着20％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这是最后的防线，他寸步不让。但他又决不因此而影响他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吴慰祖的严谨也正在这里，20％的时间是他经过严格计算后一点一滴挤出来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天生做领导工作的料，而且我分工管科研这一块，没有这20％的科研实践垫底，我想我不可能管理好这一块。虽然是科技干部出身，但时代在变，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一旦自身脱离开科研工作，在情感上就有可能与科研人员有距离，管理起来就不那么自如，就容易出现偏差。我是笨人用笨办法……” 做领导工作，反过来也使吴慰祖在自己的科研上获益匪浅。眼光开阔了，选择研究的课题能够从全局出发。 比如在“风洞与飞行的相关性研究”上，我国在过去几乎是一个空白，研究力量很薄弱。而这一课题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把风洞数据应用到飞行器上。在风洞试验与型号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一课题不仅对我国航天航空飞行器的独立研制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基地的整个气动力研究试验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1985年，吴慰祖和刘长秀、唐良瑞、伍开源、徐明方、崔乃明等人，一起承担了这一课题中的气动力研究部分。这一重大课题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除气动力之外，还有设计、飞行两大方面。经过5年奋斗，这一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全面取得巨大收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一课题完成的同时，带动了一批与型号任务密切相关的课题研究，取得一批科研成果。 在做领导工作的这些年里，吴慰祖的不少研究课题，还荣获了部委级科技成果奖。做领导工作，对吴慰祖来说是有利有弊。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正是把弊转化为了有利因素。那宝贵的20％时间，被吴慰祖称为“自留地”和“试验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拥有这块田，吴慰祖已经是相当富有了。而作为一名气动专家，这块田地无疑太狭小了。 1989年9月，一名新分配到基地的大学生，在参观完风洞群之后，面对与他谈话的首长，却毫不客气地直问：“这几十年你们就搞出这点破玩意儿？”被问的人心里像被刀戳了一样，面对那个年轻人，他愤怒了，真想甩过去一个耳光，然后再告诉他这些风洞是怎么干出来的！但那位首长却把愤怒咽回到肚里。年轻人狂妄，也许不完全是坏事。他这样想。然后交给年轻的大学生一本气动力学专著，让他用半年时间推导一遍书上的公式。他告诉年轻人，当年他是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推完的这些公式。他希望那个年轻人能跟他较这个劲，能在半年内推完这些公式。如果这样，他知道他也许会看上这棵苗子，下一番功夫去好好培养。他喜欢爱较劲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爱较劲的人。 这个人就是钮颂镛——基地科技部长。 加上这个后辈大学生的话，钮颂镛受过四次刻骨铭心的刺激，他一辈子也忘不掉。 第一次是1961年，埃及王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发射成功。这个像中国一样古老的国家焕发出来的活力，给钮颂镛带来很大的刺激。连埃及都有了自己的现代化武器，我们国家怎么能没有呢！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受一次刺激，发一次狠，钮颂镛跟自己较劲，跟工作较劲，拼命地钻研他的业务。 第二次是70年代初，一个偶然机会，他看了一部日本影片《啊，海军》。他又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军国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仅仅是凭着主义，日本那个小小的岛国就能横扫东南亚、就敢把偌大的太平洋不放在眼里，把珍珠港炸得稀里哗啦么？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无疑使那个岛国里军国主义者如恶虎添翼。钮颂镛那颗被刺激的心里反反复复地思考：关于战争胜负的因素仅仅是人么？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取得的人民战争伟大胜利能概括得了所有的战争规律么？这时的钮颂镛已经是负责一个研究室的领导了。这次受到的刺激，也不仅再是他个人埋头去较劲了，而是带领全室的科技人员去拼搏、去奋斗。 再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是海湾战争。这时的钮颂镛已经是科技部长了。他以一个科技部长的眼光来认识这一战争时，首先有一种忧心如焚的感觉。其实，钮颂镛这几十年一直被忧虑所折磨着，一直有一种火烧眉毛般的紧迫感。应该说，美国人以及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高科技现代化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意料之中。钮颂镛本身毕竟是一位气动专家，仅仅从军事科技的研制经费上，他也能大体想象出人家已经先进到什么程度了。让钮颂镛忧心如焚的或许正在于此。钮颂镛掌握着整个基地的科研经费。集空气动力三大试验手段于一体的这么庞大的国家研究试验机构，一年的经费甚至不如国外某一单独课题的研制经费多。天知道钮颂镛是怎么在苦心经营他掌管的那几个钱。 钮颂镛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科技管理干部，他的才能受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许多人的称赞，他善于抓住那些方向性的前沿的有带动意义的重大课题，能够最有效地组织力量去进行攻关，善于合理地安排、协调各项科研试验任务的完成。和吴慰祖等基地领导不同的是，钮颂镛比较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科技部长的工作也许更庞杂、更具体，工作难度更大一些。但在许多重大课题的成功之中，钮颂镛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科技部长。他在一些重大课题中的作用很多时候超出了作为科技部长的作用。他甚至帮着去论证、帮着去制定方案、为研制试验中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投入大量的精力。人心是秤。对于哪是科技部长分内的工作、哪是分外的贡献，具体承担课题的技术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有时候不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课题成功了，报成果报奖的时候，组内的人一商量：“咱们的课题应该算老钮一份。”逢这时候，比问钮颂镛要钱还难说话，被他少有的一句粗话呛你个半死：“少跟我扯淡！”事情过去之后，或许会跟你说一两句内心的话：“别勾我肚里蛔虫了，一提成果，我心里就发毛、手就发痒，就想坐下来也踏踏实实搞点课题……” 钮颂镛受到科技人员们的信赖、尊重和称赞仿佛自然而然。负责自由飞的张守言曾感叹：“自由飞的许多成果多亏老钮。”在张守言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面临失败的时候，钮颂镛曾说过：“搞成了是你们大伙的，失败了我兜着。”用外单位的靶场搞某歼击机尾旋试验时，人家狮子大张口，场租费一下要20万。整个30万的课题费，本来还差一大截，哪儿有20万给场租费？可几十个人已经拉到了靶场，就那么僵在那儿，不给不让用。张守言急得恨不能给人家叩头，说把我们这些人卖了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一任务是张守言他们揽来的，当初基地就讲过，型号单位给的钱够就搞，不够就别搞，基地再没钱朝里面贴了。因此张守言还担心试验恐怕会半途而废。可这时候钮颂镛就跑去了。老钮的兜里是真没钱。没钱就撤，很正常，谁也不会说他半个不字。没钱的钮颂镛四处游说，从上级业务部门那里抠来十多万，好说歹说又把靶场的要价压下去几万，一咬牙从自己掌管的那点经费里再抠出来几万。试验成功之后，张守言和试验队先发一封电报给科技部，与其说是报捷，不如说是对钮部长的感激。 熊加中领导课题组搞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进气道数字测量技术后，也说过：“这个课题成功，多亏钮部长等领导。” 如果是常规的那种“领导的亲自关心和支持”，张守言、熊加中他们恐怕不会特意去感激钮颂镛。 连钮颂镛自己也承认：“领导关心支持这句话的弹性太大了。如果仅仅是正常工作中的领导，严格地讲，是不能得到这句话的。因为是你份内的工作，你应该干。作为一个科技部长，不能是一个中转站、二道贩子，把任务领回来，布置下去，检查检查督促督促就行了。也不是简单地去组织完成任务，哪怕你组织指挥的很得当也还不行。这是硬件，是一个技术管理干部必须要做到的。而衡量一个技术管理干部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把技术人员的干劲和创造精神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了，都用对了地方。科技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魅力主要体现在这儿。关心支持一定要到位、要在点子上，要是技术人员真正的最需要的关心支持。简单地问一声，也是关心支持，群众出于礼貌、出于习惯，也会把‘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这句顺耳的话送给你。但我们不能这么做，不能愧对这句话：科技管理工作看似枯躁，其实是丰富多彩有声有色。但科技管理干部只有有情有谊，才能换来这色这彩。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深厚的情谊……” 钮颂镛当作一个复杂的问题常常思考刘苏和乔泽这两个人，他让基地的中下层科技管理干部们也认真地去思考。刘苏堤个带兵打仗出身的老革命，没多少文化，乔泽也不是专家，两个外行。可基地的科学家们、专家们却为什么那么尊重他们呢？刘苏已经离开基地十多年，乔泽已经去世近20年，可一提起他们，科学家们、专家们就充满感情，充满激情，充满拼搏奋斗的欲望，充满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为什么？常这样问自己，使钮颂镛获益匪浅。 科技部长是个难当的角色。要能跑、能说、不怕挨板子。要扮红脸、也要扮白脸，对上哭着喊着要钱，对下要虎着脸攥紧手里的一分一厘。任务重时，得像催命鬼一样去逼人，没任务时，得像包工头一样去揽活。还有一点，科技部长要能挨得骂。钮颂镛知道有不少人骂他，甚至恨不得打他。任务一下达，首先的问题是经费，他能给的和别人要的总是有差距。课题计划报上来，又是钱。给的嫌少了。不给的轻则吵，重则是骂。因为钱少，就得保重点课题，就不得不忍痛割爱砍掉一部分课题，一压压好几年还没有钱上。砍谁的，压谁的，哪个课题不重要？砍一个课题，伤一个人心。年轻人事业心强，渴望成功，一腔热血、满怀希望选择的课题，你咔嚓一下给砍了，背后骂你算是有休养的。老同志们则是来日苦短，恨不能把命都搭在事业上，用于最后冲刺的课题你给砍了，能不骂你、不想打你么！有的老伙计指着鼻子问：“老钮，钱哪儿去了？你也是老家伙了，怎么不理解人？你缺德不……” 都知道老钮难，也理解他。可砍了课题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挨骂、得罪人，钮颂镛都不怕。他怕的是伤人的心。犯难的时候、遭人误会时，钮颂镛也有过委屈，有过不干这个部长去搞研究的想法。 可科技部长这个位置谁来于不难？不受委屈？ 韩志华部长那时候比自己难，困难现在也没法比。韩部长比谁都有能力搞研究出成果，却没有出。 高锡康部长也比自己的难处大。那时候基地刚走上正轨纳入部队的序列，各项工作干头万绪。高部长也有很强的能力去搞研究，出成果。在位时没精力搞。退下来之后，有时间了，高部长还不搞。为什么？恐怕没谁比高部长对经费紧张的体会更深了。搞课题就得要经费，老部长申请点课题费，科技部的人恐怕没人会打折扣。或许正因为如此，高部长才不得不放弃了从事研究的最后的机会。可是，一颗不眠的事业心放在那里？退休几年，高锡康部长默默无闻，天天照常上下班，埋头在档案室，像助手一样帮着负责整理基地史的老伴，翻译外文，整理资料…… 科技部长就是个难差事、苦差事，是个有委屈说不出口也不能说的差事。可是苦、难都还得干，和自己较了一辈子劲，这个劲还得较下去。而且还得去发现去培养爱较劲的年轻人。那一次，钮颂镛有点看走眼了，他把气动力学专著交给那个狂妄的大学生之后，过了三个月，他去探虚实，结果，第三个公式还没推出来，半寸后的专著刚翻到第七页。他还不死心，还在想水平差，推不出来不怕，只要你还咬着牙继续推下去，就不失为一条好汉、就有可能逐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才。可是，那竟然是一个不争气的角色。一拍屁股闹着要走，真走了。仍然很狂妄，要到南方去闯世界。 钮颂镛连气也懒得和他生，很平静地告诉他：“你这种人是该走，因为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气动人！” 但从此之后，钮颂镛也多了一份警惕，警惕从创业时期走过来的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可能有的一种固步自封。那个年轻人固然狂妄，但却提醒了他。优点往往也可能导致缺点。他们这一代人白手起家，摸索的过程较长。当时环境封闭，只能埋着头干。这无疑锻炼培养了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但在为这种精神感到骄傲的同时，会不会导致部分老同志思想上技术上的固步自封？ 钮颂镛的警惕，也许是一个不小的现实问题。因此，钮颂镛强调，抓队伍建设，不仅是只抓年轻人。这观点也许算不上新，但却反映了钮颂镛的胸怀。毕竟，他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气动人。 杜建国是超高速所筹建时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又作了很长时间的所长，直到退休。超高速所从达县到绵阳安县，两个所址都是他带队选出来的。从超高速所的规划、筹备、选址，到每一座风洞的论证、建设、投入试验，杜建国作为主要负责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所领导一起顶着巨大的压力，保住了风洞设备没进山洞。这一贡献对我国超高速气动力研究试验技术发展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对于一辈子在科研管理工作的岗位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杜建国来说，和其他科研管理干部一样牺牲掉了自己的研究专业。对此他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事业对他的选择，所以他也并不把这看作是遗憾是牺牲。 杜建国的牺牲是从退休之后开始的。颇为特殊、也颇有些悲壮的意味。 已经退休5年，65岁的杜建国还不能进干休所去安度晚年。于休所房子紧张，进不去，就只能呆在所里。第一茬所领导班子中已经有两人去世了，第二茬班于中也有两人死了。杜建国想早点离开这里，他受不了。在所里住着，他到处都能看到已经走了的那些老伙计们的影子，总让他产生一种在这里等死的感觉。 过去长期当领导，知道领导的难处，因此不想给现在的领导添麻烦。但不添又不行。这种矛盾一直折磨着他。年龄大了，对环境、气候的适应能力差了，身体带了不少帽子：脂肪肝、高血压、冠心病、前列腺肥大、胃病等等。这些病在所里只能一般性地检查一下，到基地去看，几十里路，要车又不好意思。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老俩口连煤气也换不动，想找战士来帮帮忙，还是不好意思。有一次，请了一个战士来帮忙，从起床就等，等了半天还没来，只好和老伴两人抬，一层楼没下完，两人都喘得直不起腰了。老伴委屈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杜建国也委屈。后来才知道，那个战士要参加歌咏比赛，因此来晚了。 杜建国每天呆在自己的房子里，连出来散步也不敢。好大一帮退休的老家伙走不了，一见杜建国，都爱半真半假地骂他：“说当年我们能走，可你当领导时卡着不让走，都被你害苦了，现在好了，你也走不了，我们就一块在这儿等死吧。”挨了骂，杜建国只能皱着脸苦笑，他理解这些老同志们，心里有苦有委屈，不当着他骂当着他说，跟谁说去？互相说说骂骂、苦笑一顿，去去心病，心里有疙瘩自己给自己解。所领导都被这拨老同志们教育过、培养过、带过，能在他们面前叫苦么？人老了，人格不能丢、自尊不能丢，做不了贡献，但决不能添麻烦。 杜建国知道老同志们还在看着他，因此他想，其他老同志不走，他就不能走。官不当了，但人还得做。稍有不慎，被人们看扁的不仅是自己一个人，恐怕连累的是整个共产党的干部。 只要出屋，杜建国总是一副笑脸，像个笑面佛一样。他本来不是这样的，是从退休之后才开始变成的一副弥勒佛模样。有的老伙计问他：“你整天笑什么？是真高兴？” 杜建国说：“干不了其它工作，就这点能耐了，算做点贡献吧。让所里领导们看一副笑脸，少为我们操点心。让年轻人也看一副笑脸，不然影响他们的情绪。不是说现在大学生难接吗？让来的小伙子们安稳吧。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是整天苦着个脸，人家还怎么安稳……” 杜建国把苦留在心里，却把一副笑脸给了他心爱的气动事业。 荣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王喜荣，是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走上科研管理工作岗位的。1960年他作为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提前一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曾参加了我国第一座高超音速风洞的设计和安装调试工作，是0.5米高超音速风洞的总体设计人之一，曾主持了0.6米激波风洞的建设和2米激波风洞的抗潜改造。也因为专业技术过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只专不红的典型受到批判。有一段时间，他是室里大字报最多、帽子最多的典型人物。直到1979年，40多岁的王喜荣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80年代中期，风洞建好了，搞科研的环境也好了，王喜荣憋足劲准备大干一场，要好好在自己亲手建起来的风洞中进行研究试验。可就在这时候突然让他当所长，去转搞科研管理工作。对于曾经被当作典型批判，40多岁才入党的王喜荣来说，这是一种荣誉。领导把一个所的担子交给自己，这种信任对他远比所长这个职位重要得多，他看重这种信任。可是这种信任却需要他付出代价，他必须中断自己的课题研究，放弃在研究领域获取更大成功的机会，把全部精力、智慧都转移到整个所里的科研管理上去。 就是在这种矛盾中，王喜荣走上所长的岗位。 1992年，王喜荣荣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时，其突出的成就几乎全部是在他担任所长之前取得的。 和不少科研管理干部一样，从所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王喜荣又一头埋进了研究工作之中。在所长位置上他也干出了不小的成就。从个人专业上讲，虽有遗憾却不后悔。但另一方面，他愿意把那几年看作是一种损失，他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也许这仅仅是一种愿望了。 高超音速气动力、气动热研究专家方德润，也是在正当年富力强、正当在研究领域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走上科研管理工作岗位的。刚任命他当所长时，他突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像有个什么东西一下断裂了。在航天部某研究所的老同学写信说：“老方，你疯了？现在环境这么好，正是出成果的时候，干吗要当这个所长？” 甚至有人说：“方德润当所长对他个人、对气动力事业都是一种损失。”说这话是有根据的。1968年，我国进行某型战略导弹飞行试验时，由于防热设计不过关，弹头在空中被烧穿。被钱学森称之为“淮海战役”的某型战略导弹防热攻关课题就这样提上了议事日程。方德润负责研制的电弧加热器设备，就是这场战役中的一场攻坚战。他带领课题组从解剖电焊机开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电弧加热器，成功地用于该型战略导弹的烧蚀防热试验，为改进该型导弹防热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紧接着，他又带领课题组搞出了第二代高压烧蚀设备。 高超音速气动力、气动热问题属世界性大难题，我国从事这一研究的高级人才本来就少，能够取得成果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方德润正是在有望取得更大突破的时候转向了科研管理工作。某种程度上讲，方德润没有选择。他在给那位替他惋惜的老同学回信时曾流露出自己的苦衷：“我没有办法，组织已经这样决定了……” 从所长位置上退下来时，方德润心里又那么咯噎了一下。但这一次是踏实了。他毫不费力地就一下子找回了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又默默无闻地当起了老高工，当起了课题组长。以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在“863航天高技术”中负责飞行器热防护技术研究。 他的另一件工作是把知识传授给新一代气动人。他默默无闻地带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是报考他的研究生，另一个是毕业之后跟着他。跟学生之间也常聊些专业之外的话题。学生也问他，当所长影响专业，是不是感到后悔。方德润想了很久，几乎把这一生都认真地反省了一遍，最后真诚地告诉学生： “我们这一代人，不怎么想‘后悔’，这两个字，忙了一辈子，顾不上想，现在更顾不上想了。它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的确，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字眼，不属于老一代气动人。他们同时又拥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词语：比如牺牲、比如奉献等等。或许是时代不同了，他们的一生中注定要比我们少一些东西或多一些东西。 在科研管理干部中，总师这个角色似乎离纯粹的科研工作更近一些，关系也更为密切。因此无论是基地的、所里的一茬茬一个个众多的总师们，都是从最优秀、最出色的技术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几乎都是先有了突出成就，才能坐上总师的位置。不然，靠什么去领导众多的技术人员？何以服众？总师还必须相对是一位一专多能的人才，哪怕是一个所，不同的风洞、不同的试验任务、不同的专业领域等等。不专也许行，但不懂恐怕在总师的位置坐不下去。 一个总师一个优秀人才。 一个总师一个令人惋惜的话题。 总师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坐上总师的位置，就意味着牺牲自己为别人服务，意味着出成绩出不了成果，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大的压力…… 1992年，从美国作访问学者归来的刘信义担任了低速所的副总师，一年后担任总师。本来是下决心回国后要奋力一搏的，没想到一下被套上笼头，驾起大辕。他和副总师孙正荣有明确分工，他主管全所的试验规划、学术交流和培训以及型号试验任务。从此再难接触具体的课题研究。刘信义有个习惯，每天下午下班之前总要到各风洞去转一转。无论多忙，这一圈也得跑。实在太紧张，跑到洞口看一看小黑板就行。各风洞有事找他，总是在小黑板上给他留言：“今天试验不顺，请刘总晚上来一趟。”低速所有九座风洞设备，这样的留言，几乎每天都有。 低速所在培养年轻人方面走在基地的前列，年轻技术人员成果多、成长快，在基地范围内有口皆碑。这与老一代气动人的言传身教、所领导班子的高瞻远瞩密不可分，更与包括刘信义在内的一任任总师们的艰苦努力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刘信义做总师的这几年，全所有80％的重要课题是年轻人承担的。他主张所有集体攻关的课题，都让年轻人来领衔，作课题负责人。刘信义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坚持学习新知识，以便能够根据世界空气动力学发展的新趋势，来指导年轻人的研究方向。对全所的年轻人他心里装着一本帐，谁有哪方面的专长、能在哪一方面发展，他心中有数，并有步骤地制定出培养规划。常和刘信义在一起的年轻人颇有感触地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仅仅把用在我们身上的时间集中起来，刘总在个人研究上就能做出很多事情。”但刘信义觉得作为一个总师把精力和时间花多少在年轻人身上都值得、都不冤枉，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甚至比急功近利地搞出几个大课题更有意义。因此，刘信义舍得在年轻人身上下本钱、花功夫。对总师这个位置，刘信义有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处在目前新老交替的情况下，他认为总师不仅是干部与普通科技人员之间的一座桥梁，更应该是新老同志之间的一座桥梁。怎么在安排任务、安排课题的过程之中增进新老同志的相互理解、促进团结，这里面大有学问。在低速所，有一个以正副总师为骨干的老同志智囊团，专门负责对重大课题的立项论证、总体方案的制定以及经费的筹措和大量后勤工作的准备等等，一旦这些幕后工作完成了，课题移交给年轻同志去干。老同志的优势得到了发挥、老同志的牺牲精神也摆在明处，看得见、摸得着，使新同志们在接过课题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 并且，刘信义从来不怕年轻人从他个人身上看出优点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总师就是一面旗帜，既代表着领导，也代表老同志，你的一言一行、甚至对每个具体技术问题的处理，在年轻人眼里都有着领导和老同志的双重含义。过去的历史对年轻人毕竟有一定的距离，是虚的，他们需要从老同志今天的精神风貌上去回眸昨天的历史。因此，刘信义渴望年轻人对他个人的理解，希望他在总师的位置上所做出的牺牲奉献被年轻人正确地去理解。他希望自己是一扇洞开的窗口，通过自己使年轻人能够深入到老同志的心灵深处去。希望自己的刻苦好学展示给年轻人的是老一代气动人拼搏奋斗的精神，从自己的淡泊名利上让新同志对老一代气动人的精神品格有所认识…… 当总师的刘信义，可以整夜整夜地陪着年轻人泡在风洞里。4×3米风洞夏天气温常常是40多度，年轻人一干活总要把女同胞朝外赶，要光膀子。刘信义和陈洪也跟着一起光膀子。年轻人爱开玩笑，说刘信义只穿一条裤衩怎么看也不像个总师，说陈洪一光膀子主任的威信也跑光了。陈洪也笑，说我和刘总把衣服整整齐齐地穿着站在这儿，两个老家伙才真不敢要威信了。 4×3米风洞怕夏天。8×6米风洞却怕冬天。外面不到零度，里面却到了零下5度。年轻人熬夜加班爱犯困，常常躺在风洞里面的铁皮上就睡着了。有一次，刘信义好心把年轻人拍醒了，年轻人打着喷嚏直向他认错，说刘总我错了。刘信义当场就哭了。后来在全所大会上，一说到这儿刘信义的眼泪还是啪嗒啪嗒往下掉，站起来给年轻人鞠躬…… 1985年9月，在美国做了两年高级访问学者归来的孙正荣，也正当年富力强、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机。一回来他就和沈礼敏一起承担了直升机平台的研制任务。五年拼搏，成功了，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即使如此，孙正荣也并不满足。他在美国时的研究课题是“低雷诺数机翼空气动力学研究”，在美国的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都在这一课题的继续深入上。五年过去，他仍然迷恋着这一课题，仍然充满自信。可是，他被一下安排在了副总师的位置上，负责整个所的外事和课题研究工作。 刚被任命为副总师时，心里老大的别扭。妻子丁秋云也别扭，既为他可惜，也为自己委屈。他到美国的两年，丁秋云一人带两个孩子，每天爬大厢板到另一个所去教书，风雨无阻。苦熬一场为什么？早知回来要干这个副总师，何必折腾那两年？他向妻子发牢骚，妻子向他发牢骚，可牢骚一发完，两人心里都敞亮了。临了，成了互相劝慰。他说：“领导让干，咱就好好干吧。年轻时没向谁说过一个不字，现在这年龄，更不能说了。”妻子说：“也真是，我当老师，一辈子教书育人，怎么为这点事……想想过去…… 一想过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过去，两人都是船工的后代，都是吃国家助学金读大学。孙正荣从北航毕业就热血沸腾来钻山沟，丁秋云从北大历史系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去西藏，去一个著名的麻风病区的小学当老师。学生放假时到四川来结婚，一个女孩子翻二郎山，走马帮过的路，赶到四川的山沟，假期过了一半，连到县城去买点日用品的时间都没有了。李实伟的妻子炒一锅瓜籽，邱玉鑫的妻子送给一床被子，老孙再去代销店买回一双枕头。下班后，李实伟和刘信义拍拍身上的土，就作证婚人。第三天又朝西藏赶。那时候不也乐呵呵地过来了么？怀孕7个月回来生孩子，孩子刚落地就走了，请一个刚死了孩子的妇女当奶妈。那时候就怎么没想到一个“亏”字呢？过去条件差，刚从西藏调来时正怀老二，每天爬大厢板去学校受不了，全所就分到一张自行车票，老孙想要，刘信义也想要，但两个男人一想对方都不要了，都把自行车票朝对方的口袋里塞。刘信义妻子在安县上班，每天来回几十里，论困难都差不多，但有一条刘信义比不过孙正荣，刘信义不是党员。就凭这，刘信义争不过孙正荣！但看着妻子腆着大肚子朝卡车上爬时，孙正荣的眼圈里总含着泪。可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那辆自行车给老刘是对的，是应该的。 过去，为事业，孙正荣母亲腿摔断了没回去。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之后去世了，他回去后哭母亲，父亲说他：“你别哭，你母亲就怕你回来影响工作，没回来，算你最后听了她一句话。以后我也有那一天，先交待好，也别为我耽误你的大事。果然，父亲也是把腿先摔断了，也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去世时孙正荣也没能赶回去…… 想起过去，孙正荣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地把副总师干好。气动人过去的历史不仅是留给后人的财富，也是鼓舞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孙正荣在美国研究了两年并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课题没能再继续下去，但从美国人那里所感受到学习到的对科研管理工作的经验，却充分应用到了他副总师的工作中。孙正荣是真想清楚了，对自己的位置也有了深刻的理解，连美国那样崇尚个人利益的社会里，不是也有一大批优秀的高级专业人才在从事着科研管理工作么？我们的优势不正是以个人的局部牺牲而赢得整个事业的辉煌么？ 刘兴谓是老一代气动人中少有的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先后当过十年研究室主任、六年副所长，然后又当总师。1980年以前，刘兴谓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那时成果不报。开始评成果的时候，他当了领导。由他主持研制成功的大厚度线切割机，在评成果时，他理所当然应该名列榜首，朝上报获奖名单时，他报单位、报其他同志，唯独把自己的名字删下来。他是基地最早被任命为工程师的四人之一，可后来许多同志的技术级别都走在了他前面。在由六级调为五级时，他连续六年让了三次名额给快退休的同志先调。在一次调整技术级别时，组织上考虑到他时间长和实际水平，不让他再推了，悄悄把他的名字报上去，当他知道后，再次说服领导，将名额又一次让给年轻同志。他任总师时，负责全所的技术职称工作，爱人的职称上报一次被他卡一次。爱人所在的资料室缺一名副主任，组织上左选右挑，让他爱人干。他先是说服妻子别干，后来所常委开会讨论，还是定下他妻子，他又想办法说服其他常委，理由只有一条：自己是总师。第二次开常委会再讨论时，领导有意让他回避，还是决定上报他妻子担任副主任。等他知道时，名单已上报到基地，他直接打电话给基地领导。事后妻子也知道了，笑话他：“你硬是把这个副主任给我搅黄了才安心。”刘兴谓说：“谁让我当总师呢！” 叶希超从当室主任时就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不和其他同志合作搞课题。参与可以，但决不算作课题组的人。这样报成果时干脆利落，一下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后来作副总师，参与的课题比作室主任时更多了，他仍然坚持这一原则。对于自己成果少，叶希超颇为超脱，他说：“当初领导决定让我搞技术管理工作，我自己也走了这条路，就已经注定要做出这种牺牲。”几年副总师当下来，叶希超的体会是：在总师、副总师这个位置上，成果多了，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只顾埋头干自己的；二是可能有挂名的现象。 叶希超无论作室主任、作副总师，都深受同代和年轻技术人员的尊敬。这尊敬是他用自己的牺牲精神换来的。他作室主任时，手下有韩隆恒、孙启明、吴兴源等一批精兵强将。要想出成果太容易了，每一个课题从论证立项室主任都得过问，图纸出来得审、得把关，每个课题得许多人参加，作为一个技术上过硬的人，他参加进去完全可以。别人希望他参加，主任一加入，许多问题自然好解决一些。而且作为主任一加入进去，名字就得朝前挂，还能愁没有成果么？另一条路是自己搞课题，把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拉进课题组，这也肯定能出成果。 但这两条路叶希超都不走。 他手下的那几员大将：韩隆恒、孙启明、吴兴源等一个个都出大成果。他所做的是去为他们创造条件，保证他们，只要他们心里顺畅，干得有劲，能出成果，他就心满意足了。 叶希超总是躲在成功的课题之后。却喜欢朝失败的课题上靠，去找问题，去总结教训。因此有人说他专门喜欢给别人擦屁股。叶希超说：不是我喜欢做这事，但总得有人来干。在科学的道路上免不了失败，有时走了弯路、甚至是死路，好好总结出来，留给后人，对科学、对事业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当然，如果让我随便挑选，我还是愿意走成功这条路。 吴承厚是作为优秀技术人才直接从室副主任提升为副总师的。这位60年代北大电子物理系的高材生，水平、能力都是人们公认的。在某重大课题的攻关中，他曾四个多月不离现场，亲自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成果出来，按贡献大小排名次，课题组的技术人员一直赞成把他往前排，他却死活不干。 吴承厚和叶希超两人的妻子都先后转业回上海了。两个副总师，两条“光棍儿”，想走不让走，也不好意思提。后顾之忧问题解决了，但两人都过得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像在施“苦肉计”一样，主要是为了孩子能够回上海。 叶希超曾经劝他在上海的小女儿考师范。他对女儿说：“我这一辈子对不住你，你以后就当个老师，一年至少有两个假期可以好好照顾你的后代，别像爸爸一样再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了。” 超音速所总师张志成从12岁上初中开始，到现在已经吃了四十多年的食堂。过去还提过要走的话，也有条件，妻子在科学院机关工作，他过去也是从科学院走的。多大的困难张志成都不提，就一条，这一辈子吃食堂吃够了，不想吃了。领导也同情，曾安排过走，可到最后又卡住不放了。张志成能力强，作总师之前，曾单独完成不少课题，屡次获奖。因此不让他走，安排他到英国去做高级访问学者，再安排他当总师。一当上总师，张志成也不敢再提走的话了，即使以后不当总师也不能提，做过领导就不一样了，台上台下得一个样。他在老一代气动人中算年龄较小的，刚50出头，食堂还得再吃十年。 也是50出头的妻子，曾经两次在死亡线上挣扎过。一次是大出血，倒在外面的厕所里，被小学生发现后抢救过来了。另一次更巧，妻子倒在床前，昏过去，他出差到北京刚好在那几分钟开门进去了。张志成说：“算了，我这一辈子吃食堂认了，只求老伴能平平安安……” 每一个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不仅是一个需要以特殊形式去牺牲奉献的苦差事，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差事。这微妙之中的难处，恐怕更是外人所难以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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