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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魅力的概念 1945年的一天，美国东部地区一座荒凉的孤岛上，一枚火箭腾空而起，扶摇直上在蓝天白云之间，尖厉的呼啸声打破了孤岛往日的宁静。还处于二次大战滚滚硝烟中的美国发射的那枚火箭上携带的却不是武器，而是一种能够进入超音速飞行的新型飞机的小型模型。战争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人的研究，而是加速了进行这种被称之为火箭助推模型自由飞行试验研究的决策。 那座叫沃洛普斯的孤岛被研究机构整个购买下来，这就是后来成为世界最庞大的美国著名的沃洛普斯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基地。从那之后，美国几乎全部军方研制的超音速飞机和导弹都在此基地进行过模型自由飞试验。可以说，那个小小的孤岛为美国人今天在整个航空航天领域的全面领先地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6年后的一个初秋，大洋彼岸那种尖厉的呼啸声在我国四川某山区响起。在这不同寻常的呼啸声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一个愿望变成了现实：我国空气动力试验一种新的手段诞生了。这就是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 它和风洞试验、计算空气动力学并列为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三大手段。 简单地讲，它就是以模型飞行的方法来进行匕机、导弹等航空航天型号的气动力研究。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这种直接的以小求大或以假求真的实例比比皆是。因此，较之其它两种研究试验手段，我们更容易理解模型飞行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 耐人琢磨的是中间的“自由”二字。 我们从专家那里知道，由于它是直接在空中进行的飞行试验，空间不受限制，而没有风洞中的洞壁和支架干扰影响；知道它可以模拟高度的变化和大气状态的影响，有可能一次飞行试验而同时获得亚、跨、超乃至高超音速的综合气动数据；知道它更接近于真实，更形象和直观却又比真实的飞行经济、安全，以及具有进行一些在风洞中很难模拟、理论计算又不易算准的特殊试验项目。此外还知道它是一项不太容易把握的、充满艰难和风险的试验…… 也许，这就是“自由”的含义所在。 模型自由飞—— 一个浪漫的充满魅力的概念； 一个残酷的充满风险的科学领域。 一生的愿望 张守言把自己整个地交给了模型自由飞事业。但他在几十年中从没在这个事业里感受到一点浪漫的东西。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失败的痛苦。尤其是失败，对于从事这个事业的人可说是家常便饭。搞自由飞的人必须坚强，能格外经得起折腾，经得起挫折，经得住失败的考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搞自由飞的人一定要又臭又硬！”硬是指知识过硬、技术过硬、心理素质过硬。臭的意思是说，随时准备身败名裂！ 张守言是天津人，他以天津人的语言风格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飞是一件搓人肠子的事业。” 浪漫的东西不会搓人肠子。 张守言既经得起失败，也经得起成功，经得起风险。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也没有后退半步。对一个从事科学的人这没什么，很正常，这都不搓他的肠子。 张守言还说过一番这样的话：“搞了几十年自由飞，我们这些人还没摆脱创业的思想。因为这个业大小，一直没有大过，我们一直拼命地创、拼命地闯。我呼吁了几十年，许光明呼吁了几十年，柯长河转搞计算空气动力学去了，还在继续帮着我们呼吁。我们对待成功、成就的态度和其它领域的人不能一样，它能够给个人带来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不要，我们只想用一次次的成功，一项项成果去替我们呼吁，去证明自由飞的重要，自由飞的不可替代，让领导们、专家们真正重视自由飞、支持自由飞，使它能名；符其实地成为三大试验手段之一，使自由飞事业真正‘飞’起来。” 从这番话里，我们不难理解是什么在搓张守言的肠子了。 1970年，张守言加入到自由飞的行列。飞行力学研究生毕业，又经过了两年的劳动锻炼，他对自己和要从事的事业都充满信心。当时很多人都羡慕搞自由飞的那个“飞行力学工程组”，因为他们力量最棒，17个人，清一色的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队伍虽然小了一点，但精干。而且，随着整个空气动力学事业的发展，队伍肯定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张守言和其他16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都不怀疑这一点。他们没有怀疑的理由，堂堂三大试验手段的自由飞，怎么可能只是一个17人的小小工程组呢？ 1971年，张守言做了这个工程组的组长。他依然雄心勃勃。 可是，他渐渐地乐观不起来了。眼看着一座座风洞拔地而起，开始运行，开始为航空航天型号服务，而自由飞这一块要物没物、要钱没钱，要人也不再给人，还陆陆续续调出飞行力学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的有关模型自由飞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还只能停留在纸上。他不得不和其他同志一起，一遍一遍地讨论、论证按多少人来筹建队伍，请示配备试验设备。在此之前的1967年就已经论证好了、规划好了，直到1972年，还让他们继续论证，却还得不到落实。这种游戏已经做了5年，再做下去热情没了，肚子里的东西也忘光了。 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行动。 模型自由飞，按模型上天的方式可分为三种：火箭助推、飞机带飞投放、模型带动力飞行。为了探索并掌握自由飞试验的主要技术环节，他们首先选择了难度大、风险大的火箭助推发射试验。 一切白手起家，没钱，没设备，更没经验。为了解决助推火箭，张守言带人跑到科学院的力学分部，硬是把人家特意为大寨研制的消雹火箭要来了几发。钱一分没付给人家，能允诺的是一定把试验搞成功，决不把那几发火箭浪费掉。他们成了“火箭专家”，自己设计地面发射架，设计火箭和模型的分离机构，用炮弹的定时器改装时间控制器等等。没有专门的试验场地，他们坐着卡车到处去寻找，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了一处四面环山的于河滩作为试验场。四川的冬天，阴冷潮湿。山谷中的河滩上朔风呼号。三发火箭，三天的试验，除了担任发射和遥控操作的人员之外，其他技术人员全部成了手持红旗的警戒人员。 首战告捷。 一个悲壮的开始。 一个令人心酸的成功。 加上旅差费，他们用1100元整完成了这次在我国模型自由飞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试验。成功之际，他们不无羡慕地想起了那个叫沃洛普斯的美国东部的小岛。26年前在该岛进行的首次试验，美国人的投资是410万美元。配备了火箭发动机、飞机、雷达、遥测系统、气象探测设备、车辆等大量的试验及辅助设施。担任警戒任务的是一艘艘巡逻战舰…… 在高科技领域，人们往往习惯于和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科学的比较，可以恰当地确定自己的位置，可以找出差距，也可以增强自信。但张守言他们不敢去比。不仅不敢和国外比，也不敢和同家族中的“风洞”、“计算”两位老大哥相比。 “不比不伤心。”一位老同志说，“把我们和规模庞大的风洞试验认伍，和兵强马壮的计算空气动力学队伍，放在一块，一起称三大试验手段，真是抬举我们了。谁都承认自由飞重要，不能缺少，可实际上有偏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自由飞就像个小娘养的孩子。” 张守言对此体会更深，他毕竟是“领导”。写过多少请示，打过多少报告，他都记不清了，要人、要钱、要任务。每年搞总结，别的研究室、工程组、课题组都说成就、摆成果。张守言总是头低着听，总是最后一个发言。一发言总结会的调子就变了。他还是谈要人要任务，嘴皮谈薄了，脸皮谈厚了，心也谈酸了。可他还是要谈，要为他的自由飞呼吁、鼓吹！参加过多少规划会他也记不清了。每年都要规划一次，还有三年规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每制定一次规划，上级领导都慷慨激昂地展示一次宏图大业的图景让他们看。从1972年到1978年间基地制定的若干次长远规划中，都差不多原封不动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在三至五年内成立一个70至100人的自由飞研究室，后五年建立一个300人左右的自由飞研究所……” 这幅蓝图至今还在鼓舞着他们。 至今他们还只有30人。而技术力量远不能和当初清一色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了。 但张守言不能发牢骚。他只有领着大伙干，拼命干，干出成绩去说服别人。都说科学试验允许失败，但搞自由飞的人不敢失败。自己身败名裂不怕，怕的是事业受损失，像幼苗一样在风雨中成长的自由飞经不起失败。 1975年8月，张守言带领一支十多人的试验队伍到西北某导弹靶场进引一个新课题的试验。两枚火箭，一个模型，全组整整一年半时间的准备，成功与否在此一举。尤其是那个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B型标模设计的模型，更是花去了全组人员的无数心血。由于自由试验模外型精度高，几何误差小，结构强度和刚度好，重量轻，内部空间大，便于安装设备等特点，特别是外型复杂的飞机模型用金属材料加工很难满足上述要求。为此，张守言大胆提出来用玻璃钢外壳内加金属骨架和腹板增强的结构制作模型。而且，这次试验还包含了他们另一个新的尝试：把两个不同的课题结合在一起进行试验…… 这是一次不能失败的试验。 第一发试验却失败了！由于模型与助推火箭之间的分离锥配合不紧，助推火箭燃烧完毕之后，没有实现气动分离，助推火箭与模型一起飞出去了。有人说好歹这也是成功，只是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没完全达到目的，就是失败！”张守言对参加试验的全体人员说。他脸色铁青。那些与他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从没见过他这么严肃，这么不讲人情。事后张守言解释了两句话： “第一，搞科学的人不能自欺欺人； 第二，我们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作为自由飞的牵头人，作为这一试验的课题负责人，作为这次试验的组织指挥者，张守言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这“成功”二字。但他需要的是真正的不带半点水份的成功。 成功的希望寄托剩下的另一发上了。 由于第一发助推火箭和模型没能分离，这一发他们想了办法，采用爆炸的方式，强迫助推火箭与模型分离。安装、对接，一切准备就绪，正当他们站在发射架上对线路进行最后检查时，模型尾部的曳光管突然点燃，喷射出炽热的火焰和白光。这一十分危险的情况太出乎意料了。出于一种本能，人们慌乱地从发射架上跳下去。但即使跳下去，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危险。火箭的点火器在火箭头部靠近曳光管的地方，而曳光管燃烧时产生的高温很可能将点火器点燃，从而使助推火箭和模型发射出去。危险的是遥控设备没有接通，遥控不了，火箭发射出去后，后果将不堪设想…… 出于另一种本能，在这危急关头，张守言立即冲上去抱住模型，使足力气迅速将模型从助推火箭上取下来。此时模型尾部的曳光管仍在燃烧，为了远离火箭，他抱着尾部燃烧的模型从近两米的发射架上跳了下来。 一场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避免了。 经过修复又重新使用的这个模型终于被助推火箭发射成功。整个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成功里没有水分，却有张守言一腔赤诚的热血。 对于张守言的这次英雄壮举，上级党委决定给他记三等功一次，并制作幻灯片广泛宣传，还让他个人写材料。他的材料写得极不理想，因为没有写出那时盛行的在危急关头思想所突然闪出的光芒。机关两次派人专门找他谈话，启发他朝纲上线上写。可是据他的回忆，他当时确实来不及朝纲上线上去想。他说，就那么眨眼的功夫，脑子一闪，火箭可能早跑出去了。有人计算，说曳光管燃烧的瞬间温度可达到1000度以上。张守言也摇头，他说：“我当时的感觉没那么烫。我身上哪儿都没烫坏，只是跳下来时把脚崴了。当时没发现，后来疼才知道的……” 事后，张守言倒是有过这样的感叹：“我没想到我有那么大的劲，动作会那么麻利，再让我来一遍，估计够呛。也多亏取下来了。现在我还后怕，那次试验要是砸锅了，出了大事，咱们自由飞恐怕连小打小闹也够呛，敢给自由飞说话的人撑腰的人就更谨慎、也更少了……” 搞自由飞是一项苦差使，大部分试验要到西北的某导弹试验靶场去做。因为钱少，更得吃苦。旅差费、生活费都包括在课题费里，人多花一分，设备上就少一分。为了省钱，运输试验设备他们总是自己动手。上车下车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车站的装卸工也不敢用，惹得站台上的装卸工又气又佩服，骂他们像疯子一样。试验设备多，需要申请车皮时，他们总是尽量多地安排人押车。多一个人押车，就省一份车票钱。每次外出试验，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两三个月。兄弟单位的招待所，一看来了一大帮人，看年龄至少都是团级、营级的干部，以为能好好赚一把，可一开口，吃的住的全要最差的。有一次，二十多人去试验，一住两个多月，一预算，住宿费太多了，结果大伙商量，只要一个十块钱一人的高级间，让张守言和许光明两人住，其余的人住大房间，天天晚上轮换着到高级间里去洗澡。个把小时的供水时间，每人平均两三分钟。结果被服务员看见了，禁止其他人再到高级间里去洗澡，训他们：“还是军人、是知识分子呢，怎么像叫花子！要不要脸？” 可他们每个人都盼吃苦。因为有苦吃，才有试验可做。许光明翻译的那篇文章上介绍，美国搞自由飞试验的科学家，平均每三天搞两次试验。可我们没有钱，没那个气魄。半年、一年甚至两年才搞一次试验。因此他们总盼着去吃苦做试验。吃苦成了一种难得的享受，是心情最舒畅的时候。 因此，每一次试验都不能失败。 因此，每一次试验都必须获得最大的价值。都必须是高质量的和型号联系最紧的大课题。而因为钱少、试验少，因此哪怕是新的重大课题的试验，也不允许他们进行探索性、引导性的试验，一上来就必须真刀真枪地进行实质性试验。没有富裕的经费让他们去做战前充分的演练。因此，他们的每一次试验都像在走钢丝一样，都是擦着失败的边缘而被他们奇迹般地获得最后的成功。几乎每一次试验都充满戏剧效果，总是像在要他们一样，把他们推到悬崖峭壁的边缘，让他们心惊肉跳地重复背水一战，置死地而后生的最后一幕。他们遭受的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局外人很难想象和理解。张守言说：“自由飞是一个搓肠子的事业。”还有人说：“搞自由飞的人，神经就像有人在用锯条拉……” 1987年8月，西北某导弹试验靶场。 张守言率领20多人的试验队伍，在戈壁滩上已经鏖战了两个多月，进行我国某型自行设计的飞机模型自由飞纵向导数的试验。任务是他们跑到型号设计单位揽来的，为此他们先后贴进去了几十万元。为了结合型号进行试验，他们先后跑遍了我国的飞机设计单位，希望能与他们合作共同进行型号的自由飞试验。但大部分单位对自由飞试验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他们的技术能力更持怀疑态度。因此，既欢迎他们选用自己的型号进行试验，却又不愿给他们提供经费。最后，他们总算找到了愿意出10万元的与他们合作的这一单位。这点钱，连试验的场租费也不够，可不结合型号，不解决实际问题，自由飞试验就没有说服力。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大试验断断续续了十多个年头。在1976年、1979年、1981年、1982年先后进行过多次试验。而这一次试验从1985年开始又进行了两年多的准备，近10万元一个的模型，他们准备了三个，把所有的家底都搭进去了。 这是一次必须成功的试验。 可是试验却一再受挫。 第一发试验，助推火箭携带着那个外型漂亮的某歼击机模型腾空而起。发射成功！像过去一样，他们兴奋了。可是转眼之间，兴奋被吃惊所代替。模型和火箭分离之后，没有按预定程序工作，模型上的回收伞也没打开……眨眼工夫，价值近10万元的模型飞得无影无踪。 或许是习惯了，或许是本来就有某种预感，而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肠于搓得厉害，张守言还是指挥若定，一声令下，二十多人的试验队分兵几路开始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寻找失踪的模型。模型上有被他们称作“黑匣子”的记录器，那是查找故障原因的唯一线索。整整在戈壁滩上跑了九天，一头栽进沙滩中的模型终于被他们找到了。 分析原因，加以改进，再次试验。 失败再次无情地降临了。问题仍然出在该死的控制系统上，而在靶场根本无法排除故障。看着第三发，也是最后一发模型，张守言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承认失败，撤回去？事到如今，这恐怕是最合情理的一条退路了。留下一发模型，多少也算保住一点脸面。何况，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元器件的质量不过关等等，他们并不是没有推脱责任的理由…… 可是，张守言非常清楚，只要一撤，只要顺着这个坡从驴背上下来，大伙绷了这么多年的那根神经恐怕一下就断了，虽然小却坚强的这支队伍有可能稀里哗拉地就垮了。他们好不容易揽来的这一课题，也会就此下马，先后五十多人、十多年的心血就会功亏一篑。自由飞的信誉就毁了…… 结论是：不能撤。也不敢撤。 可是，继续搞下去，万一再失败呢？ “失败也得来一次痛快的失败，彻底的失败，也得尽到最后的努力。虽败犹荣不敢说。但败得心服口服，然后爬起来，只要还给机会，还让搞自由飞。咱们再重振士气！” 试验队的思想得到了统一。张守言毅然决定再冒一次风险，背水一战。然后果断地将队伍兵分三路：一路留守靶场；一路火速赶往北京排除故障；一路回四川取过冬的衣服、看望队员的家属。一旦决心下了，张守言才意识到冒这么大的风险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这时，他心事重重地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显得既坚强又悲观，他说：“我要坚持下去，如果失败了，我愿接受任何处分，哪怕革官撤职，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接到他的信，妻子张华琪一边流泪一边写回信，怕信放在单位的收发室走得慢，信写好后骑上自行车专门送到县上的邮局去发快件。对家里人，丈夫向来马虎，还独断专行。山沟里八一中学组建时，缺老师。乔泽从结婚登记表上看到张华琪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学化学的，说不能亏了孩子们，得找有水平的人来当老师，征求张守言的意见能不能调来。丈夫连商量也不商量，就表态：“能！我同意了，你们调吧。”调令发到天津，张华琪先是莫名其妙，后是赌气不来。不为别的，只为丈夫连点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一下，张守言知道要商量了，写信说，“你先来吧，来了我再给你解释。”张华琪来了，一看那些孩子们，心就软了。而丈夫也早把自己说过的话忘了，哪有什么解释…… 可一向马虎的丈夫突然变了，变得这么细、这么脆弱、这么敏感，连丢官撤职的准备都做好了。其实丈夫有什么官好丢？一个整天吃苦受罪搓肠子的角色，一个到基地汇报工作要搭便车、坐大厢板的官，丈夫怕丢么？说白了，丈夫是怕离开折磨了他半辈子的“自由飞”。丈夫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看来，这一次丈夫是真遇到了难题，是一点退路也没有了，不然，一向坚强、自信的丈夫不会把话说到那个份上。 张华琪的回信就三句话：如果别人都不支持你，还有你老婆支持你；不要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所里领导、同志们都在支持你们，都在问你们的情况；真失败了也不怕，我们回天津去！ 危难见真情。张守言感动得两眼发酸。他和惠宇听、赵清銮等6人带着控制系统，兼程赶往北京。让他感动的不只是妻子，原来有那么多人在关心、支持他们的自由飞事业。航天部两家研究所抽出最好的技术人员协助他们干了半个多月，；却分文未取。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回四川，向所领导汇报时，又得到了领导们的全力支持。 当时任高速所总师的吴慰祖当即表示：“通过试验分析，主要问题已经抓到，有成功的希望，再打一发。哪怕失败也能发现问题，不给机会，问题就找不准。这个课题搞不好，自由飞的名声就坏了，搞成了士气大振，既可锻炼队伍，又可表明队伍有实力。”最后吴慰祖再次强调：“再干一发，允许失败，不要给老张大大的压力。” 所长王昌祺支持他们打。让他们别背包袱，从容上阵。 司令员黄序说：“打！不打说明不了问题。” 基地科技部钮颂镛部长对张守言说：“老张，我支持你打，但有几个条件：一、让全队好好休息两天，全部放松了再打；二、不管成败，队伍的士气不能打掉；三、不管成败，原始数据要完整；最后一条，一定不能带着压力打。这几条做到了，再失败，三发模型的21万元，算我科技部给你们交学费！” 领导们理解他、支持他，尤其是那些中肯热情的话，使张守言倍感温暖和鼓舞。几乎每一个领导都表示，允许他们失败，不要有压力。而对张守言来说，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新的压力呢？ 再次赶赴西北的路上，张守言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我能失败吗？ 回答是肯定的：决不能！ 终于，幸运之神朝一群勇敢者微笑了。被他们认为对自由飞“性命攸关”的第三发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成功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是我国首次应用模型自由飞进行纵向导数试验获得成功。 张守言回忆说：“成功的当时，我的腿一下就软了，坐在戈壁滩上就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直想哭一场。其他人都是，坐在那儿看模型刚才飞过的天空直愣神儿，大伙连笑都不会了。” 紧接着，张守言带领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又开始啃尾旋自由飞试验这样的大课题，啃弹头粒子云侵蚀自由飞这样的高精尖课题…… 渐渐地自由飞事业像个事业的样子了，自由飞的名气越来越大，没人敢小看他们这支队伍了。 按说张守言可以轻松地笑一笑了。自由飞就那么点人，经费少，设备少，可竟然也折腾出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部委级获奖项目，以他们的现状，这成就颇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可张守言仍然感到搓肠子。至今他们还被人戏称为胡传揆的队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说他们是刚转正的游击队（指1978年由工程组晋升为研究室）。说他们是“二混子”（指编制在总体理论部，挂靠在高速所）。搞自由飞的人当然都不在乎这些。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心里想的劲才更足，想搞出更大的成绩来。 干了一辈子自由飞，做了这么多年的牵头人，谈起今后的目标，今后的宏伟计划，张守言颇有些悲哀：“我现在想的，不是自由飞能对航空航天事业做出多么突出的贡献，更不敢想攀登世界高峰的事。因为这不现实。我把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在当做一种呼吁。当着一种证明，证明自由飞的重要，证明自由飞不可缺少，证明它是大有可为的事业。这本来是不需要证明的。铁的事实如此。我已经50多岁，在有生之年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这支队伍能尽快壮大起来，自由飞能被真正重视起来，腾飞起来。其实，这也是我整个一辈子最高的愿望。 一个公开声明自己不去想攀登世界高峰的科学家，其内心一定是痛苦的。 自由飞，好一个残酷的事业。 自由飞狂人 许光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是一个极不安分的颇有争议的人物。像所有这类人一样，许光明很难驯服。在他鲜明的个性中有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诚磊落，敢于直言，认真执著到固执偏激的程度，同时又热情、宽宏、充满乐于助人的善良之心。他在事业及人生的一些重要部分上遭受的挫折，让他刻骨铭心，使他变得冷峻、激烈甚至尖刻，但他又有着孩子般的天真、直率……因此他很容易遭人误会，不被人理解。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他不被人接受，不受到欢迎。但同时，他却又受到许多人的尊重，成为许多人同甘共苦的朋友、患难与共的知己和事业上心心相印的最好的合作者。 由于认真，由于直率，许光明在许多时候就好激动，好发脾气。生气的时候，着急的时候，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不会骂人，却能跳起来跺脚，把水泥地板跺得呼呼直响。但对待学术问题，对待一次次充满各种困难的试验，哪怕是面临失败的时刻，他却异常地冷静，心细如发，不急不躁。由于真诚、天真，许光明就容易被人利用、受人欺骗。他曾经多次为一名素不相识的崇拜者无私地提供他多年研究、积累的专业知识，并引以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几年之后，他的知识却悄然成了那位“志同道合”者引人瞩目的重大成果，而他竟是从一篇过时的报纸上得到的这一消息。他在瞬间的愤怒之后便释然了。因为他的知识毕竟变成了成果。而那位一直尊他为许老师的崇拜者摇身成为著名科学家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又来信找“老许”、找许光明“同志”，继续探讨起学术问题，要资料、要合作，并声明想建立一种长期的“松散合作”。这种“松散”的含义许光明已经领教过了。但思之再三，他仍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只是只谈学术、只谈技术，只给寄成捆成捆的资料，而再不谈友谊了…… “科学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从矛盾中寻求和谐。”许光明说。许光明那显明的充满相互矛盾的性格特点，也印证了他对生活的这一认识。他承担的课题不多，他从不为那些能够立竿见影获得功名利益的“短平快”课题所诱惑，但他却满腔热情地为子弟学校的初中生、高中生们编写英语课本、日语课本，不惜花掉他视为生命的宝贵时间去亲自授课、批改作业。他敢傲视权威，却决不敢轻视后生，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一茬一茬的后辈学生们在一起教学相长。他反对空谈政治，力求做一个比较纯粹的科学家，但在事业上做出突出成就的同时，却又连续荣获优秀科技干部、优秀导师、先进个人的殊荣，荣立二等功、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尤其是后者，被他视为毕生的最大荣誉。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许光明这里竟是那样和谐甚至比较完美地被统一起来。 在人们的眼里，许光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个人毫不客气地称他为狂人。对此，许光明以一种愧疚之心默认了。因为说这话的，是在他35岁时才出生的宝贝女儿。她说父亲是个十足的工作狂、事业狂！因为和工作、事业相比，她和母亲及妹妹都处在一种微不足道的位置上。显然，女儿丝毫没有褒奖父亲的意思。 其他也有说许光明是狂人的。因为他鼓吹自由飞比谁都卖命，因此，被称之为“自由飞狂人”。对此，他仍然默认。他需要人们对他和他的事业的理解，尤其是那些“事业中人”，他认为他们应该理解他才对。 事实是他也的确够狂的。 他还在谈大学的时候，就斗胆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谈他对我国国防科研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他还曾经给李先念写信； 给钱学森写信…… 他到处鼓吹自由飞，呼吁重视自由飞。他甚至萌发过给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的念头，想请他们出面为自由飞事业振臂一呼。 说许光明狂，或者说他是自由飞狂人，有许多事实是不可忽略的—— 早在1966年，我国自由飞事业尚未列入发展规划之时，许光明就与人合作完成了长达8万余字的研究生论文《我国尾旋研究的发展途径》，侧重于从模型自由飞试验的角度研究尾旋这一世界性的重大课题； 1970年，许光明作为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飞行力学工程组的负责人，撰写了《关于发展自由飞试验研究的论证报告》。有人称这份论证报告对我国发展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技术起了奠基作用。“奠基”一词也许有失恰当，但这确是第一份比较全面完整的关于自由飞发展的论证报告。至少它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许光明与旷天金等人合作，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艘遥控热气飞艇，并成功地作为一种远载工具进行某歼击机的失速／尾旋模型自由飞试验，在世界上开创了用遥控热气飞艇带飞和投放遥控模型进行自由飞试验研究的先例； 许光明先后撰写了近200篇技术报告，在20种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著10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有关模型自由飞的； 许光明还同时被国内三家学术刊物聘为编委；同时被三个研究单位聘为兼职研究员。1986年我国“863”高科技计划启动伊始，他又介入了航天高技术的论证工作…… 许光明自己也说过他“狂”：“我四十岁才真正迎来我事业上的春天，不疯狂地干，我将一事无成。 “自由飞是我的生命，我不能不狂热地去追求、探索。 “自由飞充满风险，充满艰难，没有一股狂劲儿，你别去碰它！” 许光明的父亲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许淞庆教授。他是许光明最早崇拜的偶像，是许光明一生的楷模。父亲言语不多，对待于女完全像他治学一样严谨。父亲还是许光明最早立志要攀登的一座高峰。“青出于蓝”，是父亲的愿望、也是许光明的抱负。可是至今他也没有把握，是否达到了父亲那样的高度，或者已经超越了父亲？当然，由于学科不同，这很难比较。但在潜意识里，许光明一直在这样比。这种比较始终鞭策着他。许光明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期待著有一天，他能够和父亲平等地坐在一起，不是以父子，而是以两个科学家的身份探讨学术问题。他想跟数学家的父亲好好谈谈他的自由飞，谈谈他一个空气动力科学家所走过的艰难的道路。而这些，他从没好好和父亲谈过。 可是，这一愿望却成了他的终生遗憾。开始，他自觉还不配和父亲平等地坐在一起。后来他拼命地忙，多年不曾有过和父亲面对面的机会。而当这种机会终于来临的时候，已经是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什么也来不及谈，父亲便永远离开了他。 许光明的家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桌，上面摆放着父亲的遗像和父亲的一部数学专著，还有他自己的几百万字的技术报告和一百多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这是他对父亲的特殊祭奠。那个书桌上每增加一点他的东西，他就在父亲的面前默默地坐上半个晚上。他的那个愿望还是那样强烈。父亲死后，他花费不少时间对自己所走过的路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写成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追忆我的年华》。这是写给父亲的文字。它和那些技术报告和学术论文一起摆在父亲的遗像前。他用那4万个客观、朴素的文字，深情地和父亲交谈着、诉说着，把他几十年所走过的路坦诚地展示给父亲，让父亲去判断、去评说…… 这些文字，也许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许光明的了解和认识。并从中了解到我国模型自由飞事业发展的一个侧面。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把这些文字展示给更多的人，因为它只属于一个父亲。 圣手 在飞机的飞行运动中，有一种被称为“尾旋”的运动。有人把这种运动比喻为“空中芭蕾”。而飞机一旦在空中跳起这种“芭蕾”，仿佛闯入一个神秘的漩涡，机头朝下进入急剧旋转状态，如不及时改出，十有八九逃脱不了机毁人亡的厄运。因此，有人在“空中芭蕾”这诗意的比喻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黑色的注脚：“最后的舞蹈”。 尾旋——这一复杂又十分危险的运动，80多年来一直严重威胁着飞机的安全，是个长期没能完全解决的重大难题。尤其是现代高性能歼击机，在具有高机动性能、甚至具有过时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进入尾旋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 有资料显示：在1966年至1970年的四年间，美国空军因尾旋事故损失的军用飞机达226架，平均每周一架。其惨重损失远远超过这一时期的战争损失。难怪美国的空军首脑们惊呼：尾旋，比任何强大的敌人对我们构成的威胁都更可怕。 与此同时，尾旋对民用飞机的安全也存在着巨大的威胁。1974年至1976年的两年间，美国各类民用飞机的尾旋事故总数竟达723起，平均每两天发生一次尾旋事故…… 由于尾旋事故严重威胁飞行安全，我国空军曾明文规定，任何型号的飞机，如未经尾旋试验，证明飞机进入尾旋后能够从容改出，即具有良好的尾旋特性，则一律不予接收。同样，外国购买我国飞机，也把尾旋特性作为先决条件之一。 人们无法阻止飞机进入尾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在飞机进入尾旋之后，能够有效地改出。 而研究“尾旋”的最有效手段，则是模型自由飞试验。这已被世界范围内的空气动力学家们所公认。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80年代中期，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才正式开始利用模型自由飞对尾旋问题进行研究试验。 没有机场、没有可带模型的飞机，也没有模型。没有经验，连失败的教训也没有。一句话，这种属于投放类的自由飞任务也不属于他们。这块硬骨头是他们挤破头从别人那儿抢来的。 敢抢，是因为他们有优势。 这优势就是两个人：许光明、旷天金。 闯尾旋试验禁区，许光明和旷天金是当然的先锋。 许光明——正宗的“尾旋”科班出身：我国第一位以尾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生。 那么旷天金呢？ 尾旋自由飞试验，一个突出的难题是模型控制。当模型自天而降时，必须准确操纵它完成试验所必须的一整套飞行姿态。被称作遥控专家的旷天金在这方面是全国范围内的权威。 旷天金半路出家搞科研，是1970年乔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四川航校航模队挖墙角挖来的。在此之前，旷天金已经在航模队做了十几年的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员。对于遥控操作技术，旷天金可谓是个奇才，从13岁之后，他连续几年获得四川省航模比赛第一名。1958年，14岁时获得全国航模比赛第三名。1961年，获得全国航模赛第一名，并打破世界纪录，当时，对报名参赛人员的最低年龄限制是21岁，谁也没有想到，获得冠军的旷天金却只有17岁，他是虚报了几岁才得以参赛的。1963年，旷大金被评为国家级运动健强，并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旷天金立志把他的一生献给航模运动。 为航模，旷天金牺牲了童年的许多欢乐。12岁就参加了学校的“雅可夫航模社”。搞航模需要懂气象，小小的年纪，他大冬天抱着两条鼻涕去观察风向。搞航模需要钱，要买书、买材料。可家里经济条件差，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在居委会，一个月只有5块钱的补助金，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兄妹三人都上学。父亲看儿子越来越迷航模，就劝儿子：“这玩意儿不是咱穷人玩的东西。”父亲知道儿子不是在玩，可迫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反对。旷天金懂事早，知道父母的难处，把父亲每天给他的5分钱早点费和5分钱公共汽车费全省下来，买书买材料。费钱不说，一个航模得做几个月，可一次失败，眨眼的功夫，就摔得一沓糊涂，许多同学就这么摔一次，哭一回鼻子再也不搞了。旷天金也哭过鼻子，可哭罢了还要搞。旷天金爱动脑筋，其他同学搞航模只满足于教材，而旷天金则很早就知道用“风洞”来设计他的航模了。“风洞”是他根据书本上的原理自己造的。他跑到附近的部队上要来废烟罐，再利用学校伙房的鼓风机，捣鼓了一个简易的“烟风洞”。这恐怕算是我国的第一座“烟风洞”了。 由于迷恋航模，旷天金牺牲的太多了。在中学时，他是重点学校重点班的重点生，曾被定为重庆市三中7个留苏预备生中的一个。可为航模他放弃了。高中毕业，他本来可以上大学，又放弃了。年仅17岁就跑到航模队去当教练、做运动员。他也进大学、曾分别到西工大、北航去进修飞机结构、航空发动机、飞机气动布局等课程。但这全是为他心爱的航模。在他当了一年专业运动员之后，北京航空学院还专门派教师到航模队找他，让他去上北航，仍被他谢绝了。别人航模用的发动机是买成品，他却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为此，专门跑到工厂把车钳刨铣全学会了…… 作为一个优秀的航模运动员，旷天金前途无量。 可是，他竟然被乔泽感动了，被自由飞感动了。他至今还记得乔泽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知道吗，二次大战前，苏联集中了6万名航模手参加飞机的设计和飞行员培训！”旷天金说：“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就想跟乔泽走，突然发现还有比航模更有意义的事业让我去做。” 尽管航模队不让走，可旷天金还是走了。哪怕算借调、算临时成员他也走。直到一年多之后，航模队被解散他才得以正式加入到模型自由飞这支队伍里来。 从体育转为搞研究，优势一下变成了劣势。自由飞工程组里，全是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只有他是高中生。刚到组里时，说是搞研究，看到每人一张桌子，都在各研究各的，他一下傻眼了，坐在桌子前不知道怎么个研究法…… 一切从头开始。虽说在许多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毕竟不系统、不扎实，离专业研究的水平相差甚远。旷天金又拿出了搞航模那股拼劲、钻劲开始学习与自由飞相关的知识。他系统地学空气动力、数学、学无线电遥控、遥测，飞机制造、航空发动机，钻研尾旋问题等等。他的专业仍是以遥控操作为主。这是他的优势。但航模和自由飞决不是一回事。一次试验从课题论证、方案制定、技术准备，；实施试验，计算分析数据等等，涉及的专业知识之多是以前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型号任务变动大，给模型操纵带来相当大的困难。过去搞航模，航模是自己设计制造的，性能参数都了如指掌。而自由飞试验，不同的飞机型号、气动布局不同，不同的研究课题，要求模型在空中完成不同的飞行姿态等等。因此，要求模型操纵人员必须对所有试验的型号都必须达到相当熟悉的程度。旷天金以顽强的毅力，潜心了解研究和掌握国内外大量飞机型号的气动布局、飞行参数，研究和掌握能搞到的每一个国际标模。他家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五花八门的国内外飞机模型，每一种模型总是不断地变化着不同的姿态，然后他从不同的角度仔细地去观察、琢磨。他常常对着某一模型的某一姿态如痴如醉地去苦思冥想。旷天金性格温厚，绝少有动怒发脾气的时候。但只要他在家里把一个模型摆出一种新的姿态，细心的妻子总是关照孩子，别在爸爸面前乱走，别大声讲话，更别去动摆好的模型，对孩子说：“这时候咱们都躲远点，别惹他发脾气。” 旷天金就这样又迷恋上了自由B。而自由飞使他的整个人生都变得厚重多了。新的迷恋里多了一种责任、多了一种使命。他不再从个人的角度去想夺冠军、破记录了。新的事业注定了他将默默无闻，远离属于个人的荣誉、名利等等。 旷天金很快又成了内行，成了骨干。到1972年飞行力学组改为自由飞试验技术工程组时，旷天金已迅速成长为三个负责人之一。并在历次试验任务中都发挥着关键和骨于作用。 在旷大金参与的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研究试验中，尾旋自由飞试验对他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他的天才般的遥控操纵技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用该课题负责人许光明的话说：没有旷天金的特殊作用，我们将无法进行这一特殊课题的研究试验…… 1987年5月，他们的首次失速／尾旋自由飞试验，在四川某航校简陋的机场上进行。作为关键的第一步，他们选择的是带动力模型，是利用一种报废的靶机经过改装后进行试验。这种靶机自身重量大，自带动力，配有自驾系统，加上靶机内安装的一套遥控系统、两套遥测系统，相互干扰，给遥控操纵带来很大困难。更困难的是，即使是试验成功，而作为模型的靶机还必须完整收回，不能摔坏，以便再次使用。 首次成功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遥控机达到预定的高度后，便迅速按照旷天金的旨意，顺利进入尾旋。这“尾旋”是他们“盼望”的，被许光明整整“盼望”了25年。这被称为死亡之神的“空中芭蕾”对他们是美丽的，使他们欢欣鼓舞……几秒钟后，急骤旋转的遥控机，突然平静了，温驯了，从容地改出尾旋，恢复到正常飞行状态。 成功地进入尾旋，成功地改出尾旋，成功地回收遥控机，成功地获得所有遥测数据。他们用四个字概括了被他们称为“处女作”的这次失速／尾旋试验——全部成功。 这一零的突破，实际上是一次质的飞跃。 简陋的机场上一片欢呼。 旷大金却异常地平静。正如失败时决不能气馁一样，成功时他从不喜形于色。这对一个集风险、责任于一身、经历失败和成功都在瞬间的操纵手，是一种最基本的要求。 旷天金像是一个不会欢乐、没有欢乐的人。他的欢乐不在成功之后，也不在成功的那一瞬间。一旦开始操作，一旦模型离开地面，他已经把成功或失败置之度外，全神贯注，超然无我。操纵手的职业是无情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功或失败对他都是一种煎熬。 一个优秀的操纵手必须是面临瞬间的大喜大悲而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一点感情的波澜都可能酿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和那次试验仅隔一天，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验。进入尾旋、改出尾旋，一切正常。并且，旷天金把尾旋增加了两圈，延长了尾旋的飞行过程。这是一次更有价值的成功。 可是，问题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由于超期服役的靶机设备老化出现故障，方向舵操纵失灵，副翼也不正常，靶机转不过弯很快飞出机场，超出目视范围，眨眼的功夫跑得无影无踪。在场的人一下炸开了锅，悬起了心。旷天金却出奇地冷静，镇静得一点事没有似的。又是在一瞬间，奇迹出现了。根本看不见靶机，完全凭着高炮观察镜人员报告的飞行方向，旷天金以他高超的技术，反复使用副翼，一点一点使靶机转过方向，渐渐地飞回来…… 就是这一次，有人送了旷天金一个“圣手”的称号。 旷天金以他那双奇特的手，避免了一次很难避免的靶机飞跑摔坏有可能带来无法想象后果的严重事故。当那架起死回生般的靶机安全降落后，一瞬间在感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们，更加兴奋地欢呼起来。连老搭档，朝夕相处的老战友许光明也抑制不住激动，流着满头大汗，一声声地感叹着：“老旷、老矿，老旷你真神了！” 旷天金依然没有丝毫欢乐的表情。 旷天金的欢乐是在漫长而艰苦的探索过程之中。他探索的方式也是独特的。每对一个新课题的探索或是为一次新的遥控做准备，他总会如进入到一个如痴如醉的状态中去。 1988年底，我国西南某飞机工业公司设计制造的某型歼击机准备出口。对于飞机的战术性能，购买国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说万事俱备，就差尾旋特性数据。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再好的飞机人家也不敢买，买了也不敢飞。 飞机制造公司找到基地，找到自由飞研究室。简单地洽谈之后，合同签订了，基地倒贴20万元揽下了这一试验。紧跟着，另一家飞机制造公司也找上门来。合同还没谈妥，5个加工好的歼击机模型已经送来了，其紧迫的程度可想而知。但付给的试验经费却非常有限，与扣得很死的预算仍差了10多万元。这一次基地倒贴不起了，干不干让自由飞研究室自己拿主意。张守言、许光明等人一商量：干！为了多承担型号，也为了自由飞这块牌子，再大困难也干！ 新的准备又开始了。两个试验，旷天金都是课题负责人之一。他和许光明、张守言一起，忙论证、搞方案，搞技术的、物资的以及后勤方面的准备。张守言忙得和妻子约法三章：不准谈家里的事；不准说孩子在学校的事；家务活一点不干。天大的事，搞完这两个试验再说。许光明忙得嘴上的烧泡几月下不去，嗓子哑了几个月。两个试验中的一个，要用他和旷天金研制的那个遥控飞艇搞，而两个试验方案都得他主笔来制定。几十年如一日，锻炼身体他没间断过。可这一次，他忙得把运动的时间做了个调整，改在上厕所时扩几下胸、甩几下胳膊、踢几下腿。旷天金同样忙。到他这儿，许多事情就更具体了…… 但忙得再狠，旷天金有两件事做得异常从容。 其一：他自己花钱买来两架准备做尾旋试验的那种歼击机小模型，一回到家就坐下来，眼睛死盯着模型。观察完正面，再观察侧面，再是机头、机尾、机翼……一段时间固定一个角度。开始还把飞机模型放在桌子上、冰箱上那些显眼的地方，后来干脆用线绳把模型吊起来琢磨。旷天金舍得把功夫花在这上面，就这么对两个小模型着魔了一年多。这一次连妻子和孩子也奇怪了。妻子对孩子说：“你爸这次是真神经了。”孩子对旷天金说：“爸，你别费那个劲折腾眼睛了，干脆把它们吃到肚子里！” 旷天金很长时间没过问孩子的功课了，顺便教育孩子：“刻在心上、印进脑子里的东西，比囫囵吞枣地吃进肚子里，要牢靠得多。” 其二，旷天金挤出一部分时间，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尾旋问题。他有这个本事，只要一坐下来，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能立即进入状态，丝毫不为其它事情所干扰。在深入的研究中，他常常找许光明探索。许光明最了解地，知道老旷这时候还在忙里偷闲研究尾旋，一定有着深刻的用意。因此，逢这时候，不管多忙，许光明扔下手头的事情，劈里啪啦就和旷天金侃起来…… 1990年11月，在华阴兵器试验中心，我国模型自由飞研究试验历史上一项新的记录诞生了，许光明、张守言、旷天金为首的试验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采用遥控热气飞艇带飞投放模型，成功地进行了某歼击机尾旋特性试验。 这次试验的风险和难度都是空前的，对旷天金更是严峻的考验。既遥控无人驾驶的热气飞艇，又遥控飞艇投放的无动力飞机模型。遥控加遥控，如在空中叠罗汉、要杂技一般。 旷天金又一次创造了奇迹。能顺利进行如此复杂的遥控操作，已经算奇迹了，更奇的是，在一次试验中，本来已经成功进行了进入尾旋、改出尾旋的全过程。一看还有高度，旷天金当机立断，果断地操纵着急骤下降的模型，再次进入尾旋，改出尾旋。当模型开伞回收时，离地面的高度几乎是近在咫尺了…… 旷天金的这个奇迹把在场的许多人都吓坏了。当模型第二次进入尾旋时，不少人没反应过来，以为出现了不测。没想到老旷来了这一手，连讨论方案时也没敢想过这一招。这一招，在世界模型自由飞尾旋试验研究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对此，许多人感叹旷天金“艺高人胆大”，感叹如此高超的操纵技术，举国上下，除了旷天金，恐怕没有第二位。 但是，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那一下搞砸了呢？因为没有砸锅，也许我们会说：即使砸锅，旷天金也虽败尤荣，他勇敢的探险精神仍然值得赞扬。但是真砸了锅，问题恐怕就不会这么简单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旷天金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 旷天金想过这些吗？ 那次投放，相当于进行两次试验。收获是巨大的。整个试验，获得了足以描述该机失速／尾旋特性的数据。证明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这一歼击机，具有良好的尾旋特性，并指出了该飞机改出尾旋的最佳途径。 不久，该飞机顺利出口国外。 紧接着采用飞机投放模型进行的另一歼击机尾旋自由飞试验，旷天金再次大胆地操纵模型两次进入和改出尾旋。而除此之外，仍有新的奇迹。美国在这种飞机投放模型的自由飞试验中，总是在做尾旋之前，母机带着模型飞行五个以上的起落之后，才敢进入尾旋。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而旷天金则是在第一次母机投放之后，就果断而从容地使其顺利进入尾旋。并多次采用非常规的慢拉杆失速操纵技术，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可能存在的各种尾旋模态…… 在尾旋自由飞试验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中，旷天金的作用和贡献是特殊而巨大的。在研究室里，对旷天金的了解是普遍的，都感叹他操纵技术的炉火纯青，感叹他对那两种飞机观察透了，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相比起来，还是许光明更了解老旷。他说：“旷天金的操纵技术和对飞机的熟悉程度都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尾旋运动特性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研究。” 正所谓功夫在诗外。 旷天金有许多修炼来的“诗外功夫”。比如他操纵模型时那种果断、从容、镇定自若和超然无我的心理素质，和他的生活态度、人生哲学都不无关系。那瞬间所达到的境界，正是来自于长期的磨炼和修养。 旷天金天性温厚善良，严于律己而宽厚待人，责任感、荣誉感强，而自身却淡泊名利。一个被功名利益所困扰、虚伪、斤斤计较的心胸狭窄之人，面临千钧一发之际，决不会有旷天金那种把成功与失败置之度外的平常心。 旷天金修炼得很苦。工作中的困难并非全是来自外界、来自自然，有些是人为的。人与人相处，几十年在一起，难免有些疙瘩。每次试验前，旷天金总有一个习惯：一个人夜里去散步，对着空旷的天地想一想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挺玄妙的问题，把心里想得明镜似的，才有第二天的从容、平静、超然的心态。 论水平、技术、工作。成绩和贡献，大家有口皆碑、有目共睹，可就因为是高中生、几次评高工，室里朝上报一次被‘涮”一次。报到后来，把他的脸都报红了，心里也不平衡，但他能自己给自己抚慰平。他总想当年乔泽为什么要我来？人为知己者死，我不能辜负乔老头。他还想，室里给我报、大伙为我鸣不平，基地总师乐嘉陵为我专门跑到科工委去要名额。1982年为自己晋升工程师，所里专门开了两次党委扩大会讨论。人心是秤，大伙心里有我，这已经是够了，比什么职称都更能安慰人、鼓舞人。 其实，旷天金是一个非常有情的人。 每年新同志到研究室，不管其他人谈不谈话，他先找人谈。他还记得当年自己刚来时，不知道怎么搞研究的那个尴尬劲儿。年轻大学生们自尊心强、朝人开口难。因此，他主动领着到室里转一转，把室里情况介绍一番，聊一聊刚开始怎么个工作法…… 旷天金那双被称作“圣手”的手似乎总是和“奇迹”这两个字有缘。他曾多次被请去帮助兄弟单位排除险情，把面临毁机之灾的模型、靶机安全返航。有一次，某航校研制出的自带动力模型怎么操纵也飞不起来，以为设计不合理、太重了，请旷天金去帮着找原因。结果，旷天金一下就把模型飞起来了。某大学搞无人驾驶机，先搞模型试验，一试摔了。旷天金去，三天给找出26条原因。再试，成功了。某研究所设计制造的飞艇，卖出去后却交不了货，达不到技术要求。准备进行大的改动。但买方是准备用来参加国际熊猫节的，根本来不及。又想到旷天金，他一去，毛病被诊断出来，根本不必大改动，结果只用四天，飞艇奇迹般地达到了原设计要求。国外搞自由飞试验，操纵手都是面对荧光屏，我们暂时落后，也没钱，旷天金只有靠他那双手和眼睛…… 但旷天金却不赞同“圣手”的说法。这到不是谦虚，而是觉得这说法不准确。他认为操纵技术的优劣，归根到底不在手上，也不在眼睛上。手再灵巧，也不如电脑程序，眼睛再好，也不如先进的仪器设备。最重要的是心。靠手、眼、心合一，靠心灵去感应…… 对旷天金而言，自由飞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他用心灵去咏叹的一门充满无穷魅力的艺术，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今生之约 与风洞试验和计算空气动力学相比，模型自由飞的发展道路无疑更艰难更曲折。由于自由飞模型在空中飞行进行试验，涉及的专业面宽、试验技术复杂，风险性大，任何一环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全局的失败。由于经费，由于对自由飞这一试验研究手段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种种的客观和非客观因素，使自由飞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开创出了一条有他们自己特色的自由飞试验研究之路。他们异常顽强、却又异常谨慎地走着每一步，由简到繁、循序渐进、逐步探索新的试验技术。他们先后进行了飞机的零升阻力试验、纵向导数试验、舵而效率试验、航弹投放试验、遥控机动特性试验、遥控机尾旋试验、飞机模型失速尾旋试验和遥控热气飞艇研制等项课题研究和型号试验任务。掌握了火箭助推、飞机或飞艇投放，以及地面起飞遥控飞行等方式自由飞试验的各个技术环节及整个试验的组织实施，获得了丰富的试验研究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些试验项目是国内首次获得成功。如遥控热气飞艇投放的尾旋自由飞试验，则是开创了世界自由飞试验研究的先例。在艰难地取得一个个令人鼓舞的成就的同时，他们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为自由飞事业赢得了一席之地。着眼未来，这一席之地，也许比他们暂时取得的成就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他们的成就足以证明自由飞试验研究的重要性，足以充分展示自由飞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随着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自由飞试验的重要作用将越来越大。 然而，张守言、许光明仍然在声嘶力竭地为自由飞呼吁。风洞试验，计算空气动力学面对未来，都表现得雄心勃勃，充满信心。真正的腾飞仿佛已是近在眼前的事实。而作为三大手段的自由飞，却表现得忧心冲忡。作为这一学科的负责人，张守言仍然不敢说半句大话。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他们这支惨淡经营起来的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 张守言、许光明、旷天金等一批老同志都已经50多岁，他们已经奔跑不动了。他们还剩下的一点有限的工作时间，应该做一些深入的理论上的研究探索，可他们却没有时间坐下来。不得不支撑着走南闯北地奔波在试验场上。在他们中许光明被公认为身体最棒，可在外场试验中，他已经累次出现了尿血的情况。 旷天金不善于向张守言、许光明那样到处为自由飞去呼喊，鼓吹。但在背后他更着急。因为有他，基地的自由飞在遥控遥测这关键的一环上始终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可这优势还能保持多久呢？50多岁的旷天金即便一直顶在一线，但离他退休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最大的优势，有可能成为最薄弱的环节。 自由飞呼吁新的“圣手”。 以旷天金的经验，培养一个优秀的模型自由飞操纵手，至少得5至10年。得有上百次实际操纵模型的艰苦磨砺。仅就操纵技术而言，旷天金十二三岁开始从事航模的操纵、研究。其后全身心地投人，在空气动力学、航空知识、发动机、无线电等专业知识上都有独到的研究心得。在实际操作上更具有超越常人的领悟力。在他转入自由飞试验领域时，已经有了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已经是国家级的运动健将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后来旷天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对自由飞理论所做的深刻研究。事实证明，没有最后这一条，仅仅具备高超的操纵技巧，还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模型自由飞操纵专业人才。 从水平到人品，旷天金都具备了培养出优秀自由飞专业操纵人才的条件。可他却没有。他一直想。一直在努力。渴望有一个或几个“传人”，能早日从他手里接过遥控器，独挡一面，担起重任。 可旷天金无能为力。新来的大学生有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先天不足，缺乏实际操纵经验，但假以时日的磨炼，刻苦钻研、加上旷天金的倾囊相授，定能够迅速成长成熟起来。旷天金往往是一厢情原，一些大学生立志搞纯研究，而不屑于去当遥控操纵手。强扭的瓜不甜。一个把自由飞操纵专业仅仅当着手艺去认识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遥控操纵手呢？遥控操纵，是整个试验中的关键环节，没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决难当此重任。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旷天金每年都在新来的大学生中物色人选。也有投缘的，立志跟着他学习。可是任务少，一跟好几年好不容易有一次试验，还轮不上人家操作。平时没有练的机会。正式试验，就那么几十万的课题费都集中在那几个模型上，纵是有天大的胆子，旷天金也不敢让学生上。领导也不让上。摔了模型，经济损失是一方面，砸了试验，整个自由飞都跟着受损失。练得起么？摔得起么？ 练不起，摔不起，就培养不出人来。跟了旷天金几年，旷天金觉得对不住人家。而人家也不能再跟了。人生能有几个几年？只好改行搞其它的专业。 旷天金曾设想到搞航模的运动员中去招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也没能实现。 有一个从事自由飞的老同志，用行话比喻这支队伍所面临的困难。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将进入危险的‘尾旋’，只要一进去几个跟斗一翻就完蛋了。因此决不能等进去后再改出，必须在进入之前就避免这种危险。” 困难远不止这些。而每一个困难都很现实。但严峻的现实却不影响自由飞科学家们对未来的理想。张守言、许光明和旷天金们这拨儿科学家有一个在心底埋藏已久的愿望，就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渴望用他们的自由飞再为航天飞机出把力。 问题是中国会有航天飞机吗？ 只要有，自由飞就能大显身手了！国外的经验表明，航天飞机中的许多复杂的气动问题，地面设备很难甚至无法模拟，而利用缩比的航天飞机模型进行自由飞试验则是可行的…… 那么，他们到底是盼望航天飞机，还是盼望着以此为契机，能带来自由飞事业的真正腾飞呢？这在他们或许根本就是一致的。 他们立足于今天的大地上，对祖国未来的天空，翘首期盼着。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将是一生中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一个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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