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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泗县硫酸厂打从建厂时期，就没有平静过。 泗县硫酸厂的设备是南京几位退休的老同志捣鼓的，设计上就不过关；安装是从扬州请来的工人，也只是把它当成试验品。因此，建厂伊始便埋下了隐患。 硫酸厂与城郊高尤村小程庄仅一沟之隔。厂在沟东，小程庄在沟西，100多户人家就处在下风头。筹建这个硫酸厂往省里打的报告上，把征用的麦茬地写成了“乱坟地”。这样的化工厂建在人口密集的群众中间，连帮助安装设备的扬州工人也不免吃惊，他们出于对硫酸生产一无所知的农民的关心，告诉小程庄人，这个厂投产后会不断放出毒气，不断排出大量污水，对人畜健康和农作物生长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这消息使小程庄人大为恐慌。 他们找到当时的厂长李逢西。李逢西却说：“我们搞的是全封闭，没问题。” 村民当然不相信。他们依然设法进行阻止。这天，他们发现厂区正忙着挖坑竖线杆，十多个农民翻过沟去（当时围墙还没拉），要放倒线杆，李逢西以“无理取闹”为由向公安局报案。公安派出所如临大敌，当即出动两辆摩托，一辆吉普，鸣着警笛，一路呼啸而来，惊得鸡飞狗跳。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十年后正式颁布于天下之时。人民公安维护的不是国家正常的秩序和人民群众起码的安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农民，特别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农村妇女，大打出手。女青年程艳，只是问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法？”身高马大的公安人员照嘴就是一拳，打得她口吐鲜血，掉出一颗门牙。张广英因为是队长的媳妇，有带头的嫌疑，不容分说地被拳打脚踢，几日之后眼角还发青。 陈衡义、胡家兰、张广英、程艳等7人当场被抓。 有公安机关的支持和配合，李逢西厂长更是有恃无恐，他对找他评理的程庄人狂妄地说道：“有本事就去告，告到外国也告不赢！熏你们村还不就像熏蚊子似的！” 程庄人气得只差没吐血，却又无可奈何。 1990年下半年，泗县硫酸厂正式投产，小程庄100多户人家从此遭了殃。烟气一来，牛打滚，人关门，树叶落一层。晒在外面的衣服抖抖就掉粉。有时，夜里睡觉鼻子上还要敷上湿毛巾。由于泗县硫酸厂使用的原料是国家禁止使用的高砷含量硫铁矿，砷旧名“砒”，因呈灰白色，又称“砒霜”，因此，含有大量砒霜和铁粉渣的废水，流到哪里哪里地上一片红，附近的井水不能饮用，牛喝了沟里的废水，甚至只是吃了沟边上的青草，也会中毒死亡。 小程庄470多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巨大的威胁。 鉴于小程庄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宿县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遂于1991年9月5日将人民来信和监测结果转给县局，希望县局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泗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四条处理意见是： 一、因小程庄位于硫酸厂西（最近的仅50米，最远的350米），恰在污染物最大浓度落地范围之内，且该村常年处于污染下风向的环境中生活，确对人畜危害极大。对此，小程庄应于一月内搬迁另地安排，一切安置费用均由污染单位承担； 二、根据受害情况，由污染单位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三、对不执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单位和个人应逐级追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四、硫酸厂污染影响较大，危害严重，应于三个月内治理完毕，污染物排放应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之内。 县局的四条处理意见，合理合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报告县政府。 县局的报告被县政府拖而不办，但硫酸厂的废水、废气却日复一日不停地排放，小程庄村民一忍再忍，最后不得不越级上告。在这份控告信的最后，凡是识字的村民，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甚至盖上了自己的私章，但更多的是捺上了手印。许多手印捺得很重，成了鲜红的一团，那分明是滴血的一颗心！他们选中了1992年7月1日，党的诞辰的这一天。他们渴望党的阳光能照到度日如年的这块土地上。 后来，我获得了这份《控告材料》，我得到的是复印件，那些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手印，使我震撼。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我曾经看到过另一份捺满农民手印的材料。它同样出自于安徽，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要求成为土地主人的呐喊，后来引发出中国农村一次大的变革。泗县小程庄的这份材料，尽管无法与凤阳县小岗村的那份材料同日而语，但是，它却表明了中国农民环境意识的觉醒，它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可是，直到1993年8月24日，泗县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召开，硫酸厂依然是我行我素，甚至发展到厂内工人要戴防毒面具生产。这时，泗县城乡建设环保局局长高献英挺身而出了。他不仅借助人民的讲坛大声疾呼，而且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在同期召开的政协会上为民请命。然而，他的这一切努力，有如石头碰到了橡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连回音也没有。又是一年过去了。1994年夏天，“安徽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到达泗县。在这之前，泗县县委县政府没有一个主要负责人过问这家硫酸厂的污染问题。 此时，原厂长李逢西早已荣升为县经委副主任，接替李逢西的是一位教过几天书的李前习。这位李前习在采访团采访期间一直避而不见。 就在“安徽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刚刚离开泗县不久，天井湖发生了一起污染事故，致使20多万公斤家鱼死亡，损失达100多万元。这起事故的发生，泗县硫酸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石梁河，石梁河开闸放水，这就使积聚多日的硫酸废水涌向天井湖。天井湖面积41000亩，其中安徽省五河县占了31000亩，近年来五河县沿湖农民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大面积开发，湖中出产的银鱼体姿美丽，身圆而细，光滑无鳞，素有鱼中“皇后”之称，曾被列为几朝贡品，但这一年的7月20日，硫酸污水所到之处，鱼虾全部死光，千年贡品“金银圈”一日绝迹，渔民呼大喊地，痛不欲生。 蚌埠市委办公室向省委紧急反映，此事被刊登在这一年《安徽内参》第36期。 这桩没完，事端又起。8月30日，石梁河再次开闸排放污水，天井湖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据《蚌埠日报》披露：受污染面积10250亩，死鱼1175000公斤，直接经济损失690万元。 天井湖的两次污染之后，国庆前夕，安徽省副省长王秀智率环保执法检查团到了泗县。泗县县政府在汇报时历数奎河之害，但讲到本县的污染时却吞吞吐吐。对此，王副省长严肃地说：“人家的污染固然要讲清楚，奎河问题我们已向国家和江苏提出要求，但以别人的污染来掩盖自己的污染，是不可取的。”在谈到泗县硫酸厂这个“钉子户”的问题时，王秀智正色道：“硫酸厂的污染久拖不治，酿成严重后果，影响很坏，反应强烈，我们不能置群众健康不顾，必须马上停产治理或转产。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致富，为什么非要干这些污染项目？” 王副省长关心小程庄的事，给小程庄村民带来莫大鼓舞。然而，王副省长离开泗县之后，眼看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大五天过去了，十天半月也过去了，硫酸厂却毫无动静，毒气照放，污水照流，小程庄人民忍无可忍，决心到北京讨个公道。这天，共产党员程健民，转业军人程绪亚，和村民代表程绪广、程绪乐、张子厚、邓英一道，星夜起程。在北京，他们住在离国家环保局较近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该所负责人听说六位农民因为环境污染的纠纷进京上诉，深为同情，破例免费为他们提供住宿。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扬祖听了他们的陈述，当即表态，负责与安徽省政府联系，并且将自己的电话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放心地回去，这事一定会处理。 村民代表离京的七个月之后，1995年6月7日上午，世界环境日的第三天，我走进了泗县硫酸厂。我发现硫酸厂的生产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在地区环保部门的帮助下，我终于去了小程庄。 刚进村口，我们一行五人就被激愤的村民包围起来了。 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高峰，指着场上的麦于伤心地说：“八亩地的麦子全在这。没建硫酸厂前，八亩能收1000多斤，至少也打个700多斤，现在倒好，不过200斤！” 我抓了把麦子细看，发现麦穗大都是瘪瘪的。 高峰的家离污水沟最近，污水就从他家猪圈边上流过。因为大气的污染。他家房子上的砖瓦已被腐蚀得蚂蚁拱过似的，坑坑凹凹；好好的房门，油漆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夜里不在鼻子上敷个湿毛巾就没法睡觉。他的气色不太好，我不忍细问，我知道这种废水废气对人的危害，一般会有个潜伏期。 高峰正说着，话被一个40多岁的女同志接过去。她自报家门，说她叫程兰霞，她家下了一窝猪，一下就死了五头。接着细数村里家畜的损失：先是程绪文家一天死了两头牛，接着程先正家又死一头，因为肚子里还有一头，这就又是两头；以后程先中、程先余两家各死牛、驴一头，陈绍江家驴一头…… 1994年4月的一天，小程庄便死牛七头。 她说有一次厂里放气，小女孩桑青不知道跑，被呛得当场吐血；60多岁的程张氏知道跑但跑不动，呛得吊了十几天盐水。 再接下去，张德虎、高立户、姚玉兰、桑涛、张虹、陈海燕……一个个挤到面前，咬牙切齿地控诉着。 在人群中，我见到了被公安人员打落了一颗门牙的程艳。她长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里透出文静和善良，说话还偏过脸去，见到生人依然害羞。我想象不出，当年那位公安人员怎么下得了毒手照脸就是一拳。 我去小程庄正是绿肥红瘦的盛夏，到处应该是蓬蓬勃勃一片生机。但映入我眼帘的，却是无边的枯黄和凄凉。 站在污水沟朝小程庄东队南边望去，一地庄稼像刚刚发生过一场虫灾或兵烫。 一个区区县办企业，竟敢这样胆大妄为，一而再再而三地“顶风”生产，这究竟向人们揭示了什么？ 告别泗县之前，就这个问题，我走访了泗县政协副主席、泗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局长高献英。 高献英刚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归来，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他是个热血汉了，说话和工作一样不拖泥带水。他说：“我大会小会呼吁，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省长有话，地区也有决定，可它硫酸厂该咋干照样咋干，谁都拿它没办法。问为什么？要听真话，那就因为县里有人在支持它。说官僚，便宜了；说腐败，也轻了；这是在图财害命！市场经济搞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痛心！” 一个泗县硫酸厂尚且难以治理，淮河变清就更是个沉重的话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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