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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成为淮河流域经济振兴的重要支柱；同时又是葬送淮河的主要元凶！ 中国的造纸业，绝对具有中国特色，广袤数千里的淮河大平原，是我国著名的小麦产区，用麦秸作为造纸制浆的原料，既方便，又经济，特别是草浆造纸的生产技术并不复杂，而经济效益却炙手可热，一家小型造纸厂只需投资20多万就能运转，半年收回全部投资，当年便可盈利。所以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造纸厂如洪水决堤，一时席卷中原大地，以至泛滥成灾。 一面是落后的工艺和设备，一面又是较低的消费水平，要想在造纸上获得经济效益，似乎只得走草浆造纸的道路。结果，偌大个淮河流域，竟没有一家像国外造纸业那样去使用木浆，因为利用木材制浆成本高，对工艺和装备的要求也都高，这对中国绝大多数造纸厂来讲，不仅望而生畏，根本谈不上效益。因此，非木浆造纸造成的巨大污染，这是西方的纸品工业所不曾发生过的。 草浆造纸，其废水、废气、废渣和噪声污染无一不具。废水排放量大，是难以治理的原因之一。大量的废水不仅含有大量的原料悬浮物，还有大量的化学药品和杂质，成分复杂，它含有的汞、砷、苯酚都对人体的健康危害甚大。 说到淮河流域的造纸业，就不能不提到河南省的摞河市。 漯河市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省辖市的。成为省辖市的第二年，就曾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联合完成了一个《漯河市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研究》，市政府鉴于市区几家造纸厂都各自拥有一套独立的草浆造纸系统，就决定以第一造纸厂为依托，统一建设一个年产35000吨商品纸浆基地，再配以碱回收装置，从而实现“集中制浆集中治理、分散造纸、解决污染”的最佳格局。 漯河市第一造纸厂于1971年投产，投产11年，10年亏损，几乎亏掉了一个同等规模的造纸厂，成为河南省有名的“老大难”。自从形成了“集中制浆”的技改项目，企业的实力大大增强，造纸设备也脱胎换骨，引进了新技术，采用了新工艺，其产量之突飞猛进是可以想见的。昔日的亏损大户一跃而成全省最大的造纸企业，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被轻工部命名为“经济效益显著单位”，被省政府命名为“改革先进单位”、“企业管理优秀单位”。 一荣俱荣。 可是，“集中制浆”的初衷，原是为“集中治理”。直到我去漯河采访时，这个厂的碱回收工程只是搞了点“土建”。结果是：产量的扩大，导致污水排放量进一步增大。保守地说，现在这个厂每天综合排污量就是15000吨！ 厂里一份材料毫不回避地承认：“由于没有根本治理，污染了河流，给沿岸人民造成了很大困难。” 这个企业的负责人韩国忠解释道：“由于我们管理不当，向上级汇报不及时，致使项目中间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脱档’，以致延误了工期，实感内心有愧。” 且不说真正症结是否在此，一句“内心有愧”的遁辞便可文过饰非吗？ 在同样一份材料中，韩国忠满怀豪情地表示：碱回收投运后，生产机制纸将由31000吨扩大到83000吨，翻一番还要多！读罢，我的心怦然一跳。 由于该企业根本不去进行污染的治理，已经给淮河带来了很大灾难，看不出他们将要如何根治造纸黑液的污染，却有这样庞大的生产计划，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若干年之后，该厂会不会由于治污管理不当，再次出现“脱档”？还能用“内心有愧”四个字来掩饰过关吗？我想，到了那时，就绝对不会这样简单了。 1995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治淮紧急会议之前，宋健就曾严肃地指出：“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与各省打招呼，要关闭或整治一批大的污染源。”特地点到了漯河市这家造纸厂，“如果不能在限期内治好，应当让它停产治理！”并指出：“抓几个类似这样的企业，对淮河的治理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我后来听到徐州造纸厂碱回收设施“泡汤”的故事时，我的心情就变得更加沉重。 徐州造纸厂1972年便开始立项对草浆造纸黑液进行治理，这在国内的同行业中显然是较早的。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把国外木浆碱回收的技术“移植”到国内的草浆造纸黑液的治理上，曾派生出15套碱回收样板设备，徐州造纸厂有幸拿到了其中的一套。由于设备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安装调试一直延续到1979年。碱回收设备上马后，造纸黑液的提取率却一直上不去，有时烧掉三四吨柴油才能回收一吨烧碱，成本之高，令人咋舌，这只是一个方面。污染治理的效果更是事与愿违：碱回收设备最好的年份，造纸黑液也只处理到15％，绝大部分污水依然流进奎河。1987年，他们对碱回收中卡“脖子”的蒸发工序进行改造，又砸进去190万元，但扔进水里也听不到声音。以后，两批专家就蹲在碱回收车间，力图让它“起死回生”，希望在解决草浆造纸污染中创造出个奇迹。又折腾了一两年，不得不僵旗息鼓，以失败告终。 回收一吨碱的成本高达上万元，而购买一吨纯碱不过1500元，这么昂贵的运转费，企业怎么吃得消？况且，处理的造纸黑液微乎其微，只好让它睡大觉。 后来同行们传来消息，当年安装的那其余14套装置，命运也是如此。 我从山东枣庄再次路过徐州时，又特地去了解徐州造纸厂最新的动态。我得知的情况是：他们找到了新“婆家”，成了中国包装公司的新成员。在改换门庭之际，准备投资15000万元，用商品浆和再生浆为原料，彻底告别陈旧的草浆生产工艺，到徐州市郊外新建一个年产5万吨的白板纸厂，并力争1996年底迁出市区。 我默默地祝愿徐州造纸厂心想事成。可是，又不由自主地想：改用商品浆和再生浆就真的是那么可靠吗？迁出徐州市区，就等于迁出淮河流域，迁出中国，迁出地球了吗？ 安徽省萧县杜楼镇的造纸群是远近闻了名的，宿县地区把它捧成“宝贝”，发展乡镇企业的现场会就放在那儿开，又是动员，又是学习，把杜楼镇的干部忙得不成了样子，各县县委书记、县长都到了，号召全地区要像它那样办企业；地区连续两年的县、乡、村三干会，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大家到杜楼参观；省委书记卢荣景也去看过，这事给杜楼的老少爷们鼓舞更大。 分管工业的余德广镇长介绍说：杜楼一度冒得很高，可它的发展历史并不长。这一带原来是很穷的，穷得就像河边的石头，光溜溜的，穷则思变。带头致富在全镇办起第一家造纸厂的，是原大队干部张忠义，他像一只领头雁，呼啦啦带飞了一大片。现在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农村闲散劳动力，找门子托关系来杜楼打工的，起码有6000人旧产各类纸品高达200余吨。 几乎就在杜楼造纸群起步的同时，岱河下游孙圩子乡程山村就把状子送到了县里。程山村的农民利用岱河水面的优势，集体集资网箱养鱼，先后投入30多万元，却因为一次瓦子口开闸泄洪，将杜楼造纸群造纸的黑液倾泻而下，使程山村的渔业损失殆尽。当时鱼已长到三四两，大的有半斤，望着一河死鱼，一村人欲哭无泪。他们去找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找了一圈子，没见到一个当家的。说来并不复杂，谁都知道杜楼在地委和县委心中的位置，听说是反映杜楼的乡镇企业问题，不少人就朝一边躲。最后还好，经明白人指点，总算找到了环保部门。 萧县没有环保局，只有设在城建局的一个环保股。股长李超算是个人物，给一份职权就敢担一份责任，为这事没少去杜楼和程山村调查，回来并专题向县委汇报，还同有关方面交涉过。但是，谁都不愿涉及到杜楼，因此就只有“环保”在“孤军作战”，还是搁了浅。况且，杜楼也是可以找出搪塞理由的，比如：将工业废水排入岱河的，还有木集的乡镇企业，人家虽然只有一两家，污水不多，总也还有；比如：杜楼造纸群产生在先，你程山村网箱养鱼毕竟在后，明知水被污染，为什么还放鱼养鱼，咎由自取。 程山村的农民把县里的几大班子找了个遍，最后只得告到法院。 县法院同样由于“种种原因”，没予受理，也觉得这是敏感的问题。 别无选择，程山村农民这才把状子递到地区法院，决心将这场官司打到底。 现如今为官仕途有句流行的话：“不怕‘上帝’，就怕上级。”县政府见程山村农民急了眼，把这事往上捅，才感到不好办。于是有了态度：想在本县范围协调解决。如何阶调，“球”又踢给了环保部门。于是李超再去杜楼，再去程山村，再去找有关部门共同协商，说到底，还是他一个人在跳独脚戏，再就是县城建局分管局长吴书平给他点支持。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调解，前前后后三个年头，才算基本解决，杜楼赔偿程山村53000元，抵不上程山村全部损失一个零头，李超却已经精疲力尽。 问题是：调解的这三年，正是杜楼造纸群大发展的三年；程山村讨回个公道，但今天遭受到的污染却更加严重了。 我走进黄河故道的杜楼镇。 在家的镇党委副书记牛太洲，快人快语，谈出了心中的困惑，他说：去年全镇的财政收入是235万元，造纸占了其中大半，农业收入不过70万元。今年上边下达的财政任务就是400万元，假如造纸停了，财政收入肯定完不成。他说，镇这一块是财政包干的，完不成，镇干部就没办法发工资；离退休干部就没生活来源；镇属48所小学，5所初级中学，公办教师360多人，民办教师250多人，统统跟着发不出工资。现在不是搞“希望工程”么，希望没钱的孩子回校读书，如果教师发不出工资，学校就得关门，这肯定比孩子读不上书更是个问题。再说这两年上马的造纸厂，大都用的国家贷款，上百万贷款就要沉淀，没办法往回收；吸收的这些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也将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掉头问余镇长：“上面叫停，这是大势所趋，你们下一步就没有一点打算？” 他叹了口气。总之，还没想到停，决心继续干，要干，就要有个大的发展。最现实的，就是今年拿下400万的财政包干任务，别的不谈。 我对农村工作不甚了，因此，离开杜楼的一路上，脑子里乱极了。我想，需要治理的，岂止仅仅是淮河的水质污染呢！ 在安徽省灵壁县，我还碰到这样一件怪事。 沿淮四省大张旗鼓“关停井转”草浆造纸企业时，在灵壁，一个大上快上造纸厂的计划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原因无非是纸价居高不下，纸厂行情见涨，再加上包装业迅速发展，而各地造纸企业纷纷受挫，几近关闭，这对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灵壁县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 就这样，这个县顶风而上了。 据统计，录壁县投入生产的造纸厂已有13家，正在积极筹备的还有数十家，县里也准备亲自抓出一家有相当规模的造纸厂。县委和县政府明确的态度，如火上添油，全县遂成蜂拥而上之势。 如果这些造纸厂全都上马，其后果不堪设想。那时的这片楚汉相争之地，势必变得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造纸黑液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侵蚀，对水利设施及广大乡镇的损害，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惨不忍睹。 刚刚就任灵壁县环保局长的汤道仁，甚为不安。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事业使然他不可能听而不闻。于是，他组织人员下乡，下厂，对这件事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和检查。 结论是显然的，他坐立不安了。 县委县政府的决策已经形成，该不该把调查研究的意见报上去，唱个“反调”呢？ 是的。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也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就是保留意见的一种最佳方法。 当然也可以违心地迎合几句，这样反倒会落个“服从组织”、“尊重领导”、“组织纪律性强”、“党性强”的好名声。 可是，明知不对，大家都躲着走，碰到损害人民利益的事都不去问，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在县环保局桌椅板凳都还并不齐整的办公室里，我访问汤道仁，希望知道他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还想到了什么，他黑黑的脸上，扯动了一下，淡然笑道：“做不了英雄，但连一个人也做不了吗？” 他说得很朴素，也很地道，1995年4月15日，一个介于清明和谷雨之间的周末，大家都正在以各种形式轻松着，汤道仁却托着一颗沉重的心，起草给县委县政府的送阅材料：《造纸行业的发展与环保对策分析》。开门见山：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蜂拥而上的隐患”。 他坦率陈词，认为发展造纸缺乏生命力，因为由它带来的大量的污染问题无法解决。他建议县政府近期召开一次造纸行业的专题会议，会务由环保局办理，各乡镇至少要有一名副职参加，各造纸厂（包括正在酝酿筹建的）厂长一定参加，学习一下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议县人大近期开展一次《环保法》执法检查，侧重造纸企业。 我得到了他的这份送阅材料。我为他的深明大义、忠于职守、为民请命的精神所感动。只是不知道本文提及于此，是否会给他带来意料不到的麻烦。不过，我见到过灵壁县县长吴贞堂于国际地球日在《宿县地区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上的亲笔签字，他的这种庄严的许诺，与汤道仁局长所要表明的，毫无疑问是一致的，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会给汤局长带去麻烦的不安应该是多余的。 我注意到，国务院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是早在1984年9月27日就公布了的，那上面明确指出：乡镇、街道企业不准从事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其中就列出“造纸制浆”；并严肃指出：由此造成污染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可是，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的“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对法律法规熟视无睹，甚至不屑一顾？ 且不说，我们早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仅安徽制定的关于淮河的文件就有30多个，其他各省也为数不少。《安徽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被称为淮河流域第一个条例，就在其颁布实施的同时，该省界首市的一个纸板厂居然严重违反条例规定上马了。早在五年之前，由国家环保局和国家水利部会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人民政府共同颁布的《关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决定》，可以说是具有较大权威性的决定了，但是，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它竟那样苍白，从下达之日起就没有对任何方面产生约束力。 我仔细地研究了该《决定》全文四章十五条，我发现通篇用的全是“不应”、“不得”、“尽量”、“尽力”、“尽可能”、“必要时”以及“结合实际情况”等等这些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的模糊概念；它留给执法者的空间太广阔，太灵活，以致给以身试法者留下了太多的机会。 翻阅前几年四省有关环保执法检查的文件，我又发现，“三令五申”与“屡禁不止”这两个词常常同时出现。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成风，引发出许多负面效应。 几乎有关淮河的一切法律法规条例决定，都写有“追究法律责任”的话。但是，这无比神圣又本该具有震慑力的一句话，已经被使用得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法律没有阻挡住我们的淮河走向毁灭，这尚不是中国法律最可悲的命运；真正可悲的是我们的法律本身就并不具有高于一切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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