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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提供的资料看，淮河流域自1974年发生首次污染事故，到第二次事故的发生，相隔四年；到发生第三次，只相隔三年。1982年5月至1989年2月，不到七年时间，淮河就相继发生了三次大的污染，平均只隔上两年。进入90年代之后，这种水污染事故便年年发生，而且，每年均在两次以上；仅1994年就发生了四次。现在已经发展到两次特大污染之间仅隔几个月时间！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 1994年5月24日到26日，就在盱眙发生七月特大污染的一个多月之前，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在蚌埠主持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水利部、国家农业部、国家化工部、国家开发银行、全国轻工总会和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头头脑脑，云集珠城，研究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问题。 大家已经认识到淮河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工作的紧迫性。一致表示：必须像打击贩毒、走私那样，毫不手软地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对于干扰执法，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者，要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会议认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必须抓紧起草，并请国务院法制局提前参加起草工作，力争年内提交审议。 会上还把国务院许多有关部门增补为“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便今后共同协调上下游的各种关系，组织起全流域污染的联防。 就在这次会上，宋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一定要让淮河水在本世纪末变清！” 他严肃地指出：立法时要加刑事条款。为此，他提到了马来西亚，说在那里贩卖一两海洛因就被处以绞刑。一两海洛因不过毒害十几个人，并不就会致死，却仍要判处极刑。我们呢，倒好，一条河毒害成千上万人，却没人治罪，这怎么行？有罪不诛则有恶不惧。必须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淮河流域的环境。 他沉重地说：“如果再不重视治理，什么星火计划，丰收计划，菜篮子工程，都将化为泡影。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现在淮河流域的人民连这样一点点大自然给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连河上的清风和不受污染的清水都享受不了！” 他大声疾呼：“再不下决心治理，就愧对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无法向历史交待！……”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宋健站过的颖上大闸上，还想到了另一个人发表的感想。此人就是曾为淮河呕心沥血，将水害变为水利的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面对滚滚的浊流，逼人的腥臭，她一时竟搞不清是淮河还是“黄”河、“黑”河？ 她伤心地含着泪，摇头惊叹：“三年不治，这河就完了！” 她说这话已有三年的时间。 我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对母亲河有看与生俱来的情感。1995年3月22日至7月7日，我抱病奔走在母亲河养育过的儿女们中间。西起河南桐柏山，东抵江苏黄海之滨，南自安徽大别山腹地，北到山东蒙山沂水，历时108天，行程一万余里，我在苦苦探寻，淮河的事何以让众多人牵肠挂肚？淮河究竟被污染到了何种程度？27万平方公里的淮河流域能否再现碧水千帆的图景？…… 我的心一次次被震撼，以致坐下来撰写这篇文章，也无法让自己恢复平静。 提起豫、皖、苏、鲁，无须数字的佐证，人们都会意识到这四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京沪、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大京九”新线居中而过，陇海铁路横亘东西；除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外，千里淮河的主干道和纵横交错的大小支流，简直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四省联在一起。然而，我们面对的居然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全流域191条较大的支流中，80％的河水已经变黑变臭；三分之二的河段完全丧失了使用价值。流淌在祖国肌体的大动脉中，竟是已经变质的“血液”！尽管我们早已制定出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颁发了大量的有关法律法规，可是，发生在淮河流域的事情却依然事与愿违。我们并没有接受西方国家惨痛的教训，而是在重蹈他们“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地区工业的布局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完全不顾地理环境的特点，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在水源的上游，在城市的上风口，在居民区、文教区乃至风景名胜区，到处布有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过去，这种现象只是突出地表现在城市，随着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特别是大量的乡镇企业采用原始的、极其落后的工艺进行生产，这就把乡镇的环境污染与城市的环境污染联成了一片，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历史上很少出现的。 共振产生的摧毁力是惊人的，密集工业对环境产生的共振则常常是毁灭性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山东省临沂市1993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8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为全省榜首，撑起的岂止“半壁江山”？安徽省阜阳地区1983年时乡镇企业还是寥寥无几，1983、1984年两年大抓了一下乡镇企业，并且，还抓出了除“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耿东模式”之外的“阜阳模式”：个人办、户办、联户办、村办、乡办、合资办，“六个轮子一起转”。于是，1993年这样的企业猛增到255000多家，企业总产值达179亿元；在安徽省的十强县市中，阜阳地区便占了三分之一，阜阳市和毫州市还分别夺得前两名。不必细说，江苏省沿淮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人的生存环境是无法避免重大牺牲的。 淮河源自桐柏山，处于源头的桐柏县应该说水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了，其实不然。桐柏造纸厂每天都要向淮河排放大量废水，每获得万元产值，就要排放7400吨造纸黑液。除了这家造纸厂，县里还有吴城碱厂、毛集铁矿等一批污染企业。 1993年桐柏县的工业产值仅有16500万元，却排放了230多万吨工业废水；而治理投资却只花了7000元！它在全流域182座县级以上的城镇中，不仅单位工业产值与工业废水量的比值被排在第一，其单位污染量也遥居榜首。 这是淮河的不幸。 母亲河在她刚刚走出高山大峒，尚没有从容地迈开步伐，就变得满目污秽了。 一路之上，她遍体鳞伤。 就是在她同自己养育的儿女们作离前告别时，情景又将如何呢？依然没逃脱最后的杀戮。 濒临长江的扬州市，每年都要把占流域总量第7位的工业废水朝她泼去，而单位工业产值的治理投资才仅仅是全流域的第128位！ 这是淮河入江口的景况。 入海处的滨海县虽只是个不大的县城，工业废水排放量却排在全流域的第29位！ 淮河何以洁身？ 豫皖苏鲁四省每年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就是235200万吨！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 如此庞大的废污水，淮河的躯体何以承受？ 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改变了环境，而是加重了环境的污染，这就说明，我们发展经济的政策上有了重大失误。这种失误突出表现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上，忽视包括环境在内的增长的质量；我们的一些市长、县长、镇长和企业的厂长们，在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中，很少甚至根本不去兼顾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该发生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6 我们对母亲河的不孝和伤害，其恶果已等不到子孙后代来“品尝”。我们将要付出比发展经济更大代价的日子已经临头了。 黑河，原来并不黑，它是淮河上游数百条中一条极其普通的二级支流。但由于污染严重，它已经成为一条害河。河南医科大学教授刘华莲曾带领学生，于1991年到1992年期间，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时一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带人群死亡率比一般水平高出三分之一；每3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脾肿大；10个孩子有9个肝不正常；6％的新生儿患有先天畸形；沿河许多村庄连续数年没有一个人符合参军入伍的条件。 因为水污染，什么事都是可以发生的。 江苏淮阴市近年来对部分水井进行过水质监测，吃惊地发现：浅层乃至中深层地下水均严重污染；山东菏泽地区10个县的城关区，半数地下水查出了剧毒砷（AS）；河南开封市周围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砷、氰、酚及三氮均有检出，57％的浅层地下水和13％的中深层地下水都不能饮用。 安徽省阜阳市坐落在颖河与泉河的交汇之处，本来在用水上是得天独厚的，却因为河水严重的污染，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的水质好坏且不去说它，由于长期恶性的超采，已导致地面下沉，十年居然下沉了1.1米，就是说，整座城市，十年“矮”了一米一！ 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 城东郊的颖河大闸也因地面的沉降，造成左岸闸体错位，假如一旦发生大的洪水，闸门打开就十分困难。 更可怕的是，地下水长期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阜阳的地下水已经形成一个1000平方公里范围的“锅底状”，其后果不堪设想。 更令人困惑的是，污染问题如此严峻的一个地区，繁重的环境保护工作竟只是由城建局里面的一个科室来管理，全科仅有4个人，其中一人还是从下面监测站借来的，担任副科长的一个同志竟兼任监察室副主任，实际就只有两个半人。这与担负着三市七县的环保任务极不适应。而且，局里长期没有一个分管环保的局长，这项业务全由一位土建工程师兼管了五六年，环保科的管理工作差不多是停留在走走形式这个层面上，环保机构几近虚设。 我在阜阳采访期间，正值省里在阜阳召开现场办公会，邀来了一大批厅局长和各地市的要员，戮力共商振兴阜阳的大计。因为“大京九”铁路的修建，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提供了可以“跳跃式”、“超常规”大发展的机会。也许出乎组织者的意料，许多同志考察后不无忧虑地指出，水成了阜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的缺水，可能会使许多美好的计划化为泡影。 阜阳人自豪地告诉我：当今100个中国人中间，就有1个是阜阳人。算一算，也是，全国12亿，阜阳地区正是1200万！但问题的严重性也许正在这里。七县三市的河水又黑又臭，又都只能长期恶性地超采地下水，别说今后有个大的发展，我真担心，有一天阜阳人将发生一次大的迁徙。 这并非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有过一座盛极一时的绿洲芳城：楼兰城。后来因为缺水而日趋凋零，终成一片废墟。 谁能够想到，近年来，同样因为地下水的急剧下降，梁山周围的农民已经把庄稼种到了山坡上，水泊梁山没有了水。今天的孩子还能去想象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水浒”的地方吗？ 在阜阳城一个极难摸到的地方，我找到了行署水产管理站。毕业于四川水产学校的渔政科长丁图强，谈起颖河和涡河的污染，像憋了一肚子话要往外掏。“水产部门是第一受害者！”他说着，一边有力地竖起右手的食指。 他说，虾、螃蟹、河蚌，这些甲壳类的水生动物对水的污染最为敏感，最容易死亡，因此，被称作环境保护的“指标生物”。1980年渔业调查时，这个地区还有7目15科54属69种水生物，二级保护动物吻虾鲈和背瘤丽蚌，到处都是。而现在，泉河无鱼可捕，河水己不能灌溉，颍河也废了。著名的“四大家鱼”：青、草、踏、鳙，河道里基本绝种。 他说从前这地方推广网箱养鱼，总面积曾占到全国的1％，占了全省一半；涡阳县有“五十里涡河五十里网箱”之说，被国家列入“星火计划”。现在呢，计划跟不上变化，1988年1月至1992年6月，4年半时间竟发生了大大小小死鱼事故600多起，渔业损失愈亿元，超过该地区利辛、阜阳、太和、临泉四个县市全年财政的总收入。 世世代代靠涡河为生的毫州渔民，无数次遭受河南省流来的污水的侵扰，这一天，忍无可忍了，终于同河南那边的有关方面对簿公堂。结果掉了一层皮，又破费20多万元，最后还是把官司打赢了：对方赔偿了5000元。 渔民们为此激动得放了一整夜炮仗。那是高兴啊。有人却不理解。因为，鱼的损失且不去说，又贴进去了20多万，人家仅是赔出5000元，这官司，划算不划算？ 渔民却笑了，不过那笑最后冻结在脸上，仍硬气地说：“讨回一个公道！” 丁图强的话结束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望着渔政科整整一面墙上挂着的彩色渔类图，耳边老是响起豫皖边界时下流行的那首新渔歌 吃水有污染， 洗澡身起癣； 大鱼光， 小鱼完， 青蛙老鳖爬上岸。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从山东济宁去邳县的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条蛇因为受惊吓窜入洸府河。那蛇刚落水，便像跌进开水锅被烫了似的，身子扭作一团，挣扎了几下子，就被河水摄走了魂魄。 一个多么凄惨的画面。 在由曲阜开往充州的长途汽车上，曲阜师范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何树凯给我讲述了他的一次奇遇。那是1995年春上，一群要好的同学相邀到泗水边上去游玩，那可是被孔夫子咏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一条著名的河啊，经历了数千年的人世兴衰，它在这些学子的心目中不啻是条圣河。但它现在也被严重污染了。偏偏有个叫杜春梅的女同学，不甘心就这样扫兴而归，因为她原就准备去钓鱼，尽管水面又黑又腥又臭，她却一定要试一试。一试，还真的钓出一条草鱼。可那草鱼通体散发着酸臭，扒开腮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诧：鱼腮内有一股强烈的恶臭如子弹射出。 大伙无论如何想不通，在这严重污染了的河水里会有鱼，会有这种污水鱼。 我惊呼淮河流域出现了如此怪物。是呀，它还应该叫鱼吗？ 转而一想，生活在淮河两岸的亿万父老乡亲，不也正在不知不觉地适应着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吗？ 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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