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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胎，是江苏省中部洪泽湖边的一个小县。千里长淮奔涌而来，横穿盱胎，然后注入洪泽。当然，洪泽湖，这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并非淮河的最终归宿。经过洪泽调蓄的淮河，兵分两路，大部分向东南，由扬州市的三江营进入长江；少部分朝正东，沿着人工挖出的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流入黄海。 盱胎人至今不堪回首1994年7月那恶梦般的日子，黑色的日子。 7月28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盱胎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淮河，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抹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大眼，像在怒问苍天。 这可是盱眙人民维系生命的唯一饮用水源啊！ 几乎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尽管在这前一天，县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淮河遭受严重污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紧储水，县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将不能饮用，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进入80年代以来，淮河水污染的事故就时有发生，十年间已相继出现这十几起。仅1994年这一年，就碰到三回，每回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连发布通告的县政府官员们也大出意料：想不到“严重污染”竟“严重”到了这种程度！ 上上下下都措手不及。 这次下泄的两亿立方米污水，在淮河下游形成了一个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泽湖口的一百多公里长的污染团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一条河流上出现的最长的一次污染团带。 由于淮河上下游的落差不大，沿淮又久旱无雨，因此，铺天盖地的污染团带闯进处于低水位的盱胎，便几乎呈静止不动状态，久滞不去，使这个本来就是江苏省13个财政倒挂县之一的盱眙县，顷刻之间陷入火顶之灾。 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夏秋两季农业绝收。靠打鱼为生的11000多渔民，由于网箱养殖全军覆没，债台高筑，场面凄惨。政府机关人心惶惶，无心办公。 大家都忙着一件事：找水。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水。 一夜之间，繁华喧嚣的商业中心、娱乐场所，变得冷冷清清，死寂一般；一街两巷，不时传来的，是那手艺人赶制铁桶的丁当声。 盱眙县城建在一个被称作“第一山”的山坡上。此山，属玄武岩地质，一般不会有地下水。 地下水源的贫乏，难以忍受的干渴，最后将群众逼向了一个个已废弃多年的土井。那些井水大部干涸，不少要下到井底去舀，尽管如此，最多时一口井也会呼啦啦围上近千人。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抢水场面，时有发生。 新闻媒体对这起突然发生的特大污染事故，表现得不光滞后，而且相当谨慎。已经到了第12天，江苏省的一张重要报纸，报道的仍是《干旱下的洪泽湖》；回避了“污染”二字。为文章配发的“万众一心抵御旱灾”的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披露的仅是旱情。 这期间，南京军区某部防化团一百多名官兵，开来20台运水车，从县城十多里外的龙王山水库运送饮用水；后来驻安徽嘉山某部60多名官兵，分乘30部军车，奉命星夜出发，带着输水器材，赶往盱眙，参加抗污斗急，突击铺设15公里的输水管道，将水库水引入县城，以缓解盱城人民用水紧张的状况。但临到电视台播放这些新闻时，宣传的全成了“支援抗旱”的话题。 首先“捅出”盱眙这件事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他们在一版用照片的形式报道了吁胎遭受特大污染的事实。 8月13日，出乎人们的意料，《人民日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盱眙的污染事实，而且旗帜鲜明，用了这样的标题：《污水大于大灾》！ 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披露淮河的特大污染事件。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和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同一瞬间，注视着这个洪泽湖畔的小山城。 后来，我在盱眙读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他们把这起事故表述为：“淮河上游蚌埠闸下泄的近两亿立方米污水，给盱眙沿淮20万人民和工业生产带来沉重灾难。” 直接原因好像来自安徽境内的蚌埠闸，这显见是不够准确的。 事实是：这事出在地跨豫皖两省一条支流上。这是淮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支流。安徽这头称颍河；河南那边添出一个字，叫沙颍河。十多年来，这条河沿线的人口剧增，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每天，成倍增长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城镇垃圾、厂矿的废渣、医院的脏物以及农田里的农药和化肥，统统随着地沟天雨，泻入河道。仅接纳河南省上自郑州、下至项城的30多座城市的废污水，一天就是166.2万吨；安徽省阜阳地区5个县市又日排13.8万吨。因此，这条支流在没有进入淮河主干道之前，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河段的溶解氧几近为零，丧失了河流的使用价值；再加上这些日子沿途久旱无雨，河水大量蒸发和流失，被一道又一道闸坝拦蓄着的，实际上已全是浓度很高、毒性极大的废污水。 河南沈邱县槐店闸附近，是沙颖河被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之一。十几米深，一百多米宽的水面因长期蓄积成为死水，翻着白沫，冒着气泡，散发出刺鼻的怪臭味。 最令人揪心的事情，发生在7月中旬。 由于河南突然连降暴雨，其境内的各河道水量陡增，7月13日，沈邱县槐店闸为确保闸坝本身的安全，开始泄洪，以每天900多万吨、1100亿个流量向安徽境内排放。 沈邱大闸公园就在大闸旁边，公园的负责人朱洗玉说，放水的那天，两岸臭气冲天，公园里的猴子眼睛被熏瞎，沿河的树木尽数枯死。 7月14日，污水压向安徽境内的颍上闸，防止闸出于同样的原因，开闸泄洪。 7月15日夜，安徽凤台县河面泛起大量死鱼，船民只好用平时接下的雨水做饭。 7月16日晨，污水流进安徽淮南市李嘴子水厂。市民如同往常一样拧开水龙头，打算刷牙洗脸，才发现流出的竟是黑水。 当日夜间，污水闯进淮南市田家庵三水厂，因厂里已有准备，为使出水达标，他们拼命加大净水剂的投放量，想方设法改变工艺，结果，每吨水的成本由原来的四角钱增加到三块钱，提高了七倍多，但制出的水仍呈黄褐色，有明显的腥臭味。很多人饮用后头昏，腹泻，恶心，乏力，有的人甚至出现肾脏损害症状，一时医院爆满。 7月19日，已经形成长达70公里的强大污染带，抵达蚌埠闸。这时，淮南至蚌埠近百里河段成了一条可怕的黑河。 蚌埠和淮南一样，吃水靠的是淮河，听说污染团带已经袭来，50万蚌埠市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门眼，透不过气来。 蚌埠三家自来水厂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派上了活性炭，却无奈此刻的自来水厂已成污水处理厂，职工个个“谈水色变”。 有资料表明：污水下泄之后，水质已经有了好转的情况下，蚌埠市自来水公司曾取了3000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去化验，结果是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首要控制污染物”129种中，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90种和95种，其中，致癌物高达67种！ 7月27日下午，污水前锋终于到达了盱眙县境：28日凌晨，袭击了这座山城。接着污水便进入洪泽湖，洪泽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污染。 江苏省政府因为事前采取了一定的紧急措施，启动国内最大的江都翻水站把长江水翻进洪泽湖，加大了洪泽湖的蓄水量和稀释能力，还及时地关闭了三河闸，将这次污水控制在洪泽与淮河的干流之间，避免污染向下游大面积扩散。否则，淮阴、盐城、连云港和扬州市的2000万人民，3000万亩耕地，都将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淮河下游发生的特大水污染事故，立即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李鹏、邹家华、宋健、陈俊生等高层领导都对淮阴市人民政府的紧急报告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及时地将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的消息公之于世，表明中国政府决心向污染开战。向污染开战，就是向我们自己开战，向我们落后的东西开战。回避，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正视污染，就是正视我们的未来，这是有信心的表现。 同年8月19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和国家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受国务院委托，率领工作组飞抵江苏省省会南京，20日到达淮阴。这时，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分管环保工作的副省长也都陆续到达。21日，大家分乘两辆“大中巴”赶往盱眙。 工作组转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受害群众的慰问，并传达了李鹏总理的指示精神。 李鹏指出：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加快，要早让淮河水变清；到1997年底，所有企业都要达标排放，治理不好的企业要依法关停并转，包括大企业。要完善环保法制，逐步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修订有关环保法规，要增加有关处罚条款，要抓大案要案。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要公开惩处。 我在徐州见到了参加盱眙会议采访的高杰。高杰是徐州市环保局宣教中心负责人，兼任《中国环境报》驻江苏省记者，那次他受《中国环境报》总编许正隆的派遣，和从北京赶来的胡若隐一道去的盱眙。 当时盱眙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接水的队伍，消防车用来运水，军车用来送水。高杰随大家一道看了地面水厂，看了水质数据，看了农民的鱼塘，他们还到淮河大桥察看了水情。污水已经退下去了，但桥墩上依然留有许多污染痕迹。中午回县招待所休息，洗手用的全是矿泉水。 下午，大家乘坐汽艇沿河向北，登上了洪泽湖的老子山。解振华局长刚走上岸，一个70多岁戴了顶破草帽的渔民，不知打哪儿突然迎面走了过来，认定解振华是个大官儿，没有开口便先跪下了。 老汉的脸被太阳晒得很黑，满脸憔悴，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写着悲愤。他说，他们全家贷款了两万多元，16只网箱，两万四千多斤鱼全都死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解振华慌忙上去扶起老人，说：“我们就是来看望灾民，了解情况的，回去向国务院汇报。” 老人颤巍巍地起了身，伤心地问：“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啊！”说着，两行泪水地要再次下跪。 解振华搀着老人，沉重地点了点头。 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目睹了龟山村渔民的困境，会上的一席话，使与会者如闻惊雷。 他说得很动感情：“渔业绝收，负债累累，生活无着，有的被迫背井离乡。我作为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府官员，深感痛心！假如长此以往，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对此非常担心。其实这污水之害何止龟山一处？安徽省沿淮城乡也是这样，河南沙颍河两岸的居民更是这样。一些老干部说，我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之下，却可能死于污水之害！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的基础！” 我走近盱眙时，已是1995年5月的下旬，离特大污染已有10个月的时间，本以为这事早已该解决了。那天，我正同县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的两位科长说着话，孙亚兴副科长忽然站起身，抱歉地说道：“你们继续谈，我排到了。” 我不免蹊跷：“……什么排到了？” “接水。” 他不好意思地推开我面前的窗户。 窗外的画面强烈而又一目了然，我的心不禁一沉： 窗外对面靠墙的地方，安装了一台取水泵，水的流速极小，旁边却排着一长串塑料水桶。数一数，至少有了二十几只，井然有序。我一下意识到，吃水至今仍是盱眙人最大的难题。 这是在政府机关，我想，老百姓又会是什么情况呢？尤其是那些连取水泵也买不起的山村农民，和惨遭劫难依然被污水包围着的渔民呢？ 使我大为意外的，还是另一条消息：就在我去盱眙之前，3月8日，国际妇女节那一天，淮河上游再次开闸排污，将总量高达2.2亿立方米“远超过V类水质标准的污水下泄”——上次惊动了中央的“特大污染”总量仅是将近2亿立方米——一次更大的污染团带又袭击了沿淮下游，给盱眙的伤口上撮了把盐！ 告别盱眙时，我的脑袋里全被可怕的污染所填满。一回身，我看到车站附近的场地上，站着一个一手拎了一只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水桶的儿童，他在等水，那种忧虑的眼神与年龄极不相称。他站在那儿，并且，永远地站在了我的记忆中，像一尊青铜雕像般的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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