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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祖宗地




   
牌坊勾勒出的土地

  这座已经斑驳陆离的祠堂,很少有香火了。为了搞活农村商品经济,这个家族的人离土的离土,离乡的离乡,丢下家族里年老的,年少的,待干不干地侍弄队里分的那点儿自留地。反正也不指这活着,如今的农民时兴“种粮只种口粮”,活得自在呢!
  可这一天,不是祭日,也不是节日,这祠堂,这摆着家族列祖列宗牌位的神圣地,竟意外地飘起缭绕的香火……
  一个瘦弱的白发老汉跪在一张蒲团上,弓起的脊背似乎在微微地颤抖,他的嘴角蠕动着,仿佛是在向列祖列宗诉说着什么。
  这个在十里八村张姓的人家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张老汉,遇到了解放以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张老汉今年八十四有余,自打1984年前那个冬夜,他降生在这块土地上,就一直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宣统皇帝时代的大辫子,他梳过;军阀混战的刀光剑影,他见识过;国民党的大撤退,日本鬼子的维持会,共产党的游击队……他只要一张口,就是一套一套的。一部活历史。
  他读过几年的私塾,在这一方土地上还算一个“文化人”,他活得明白,就是不当官,他认准了厮守土地这条道。
  土改那阵子,他家因为有十几亩土地,被划为中农。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他既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被革命者,他是一个中间人物,于是,他得以不偏不倚地生存,也不偏不倚地在集体化、公社化的热潮中,保留下全村最大的一块靠近小河、占着耕地的宅基地。在张老汉的心中,这可是块“风水宝地”。他在从不向外人打开的檀木箱的箱底,压着一张当年由乡政府发给他的土地使用证,这可是他的“命根子”。
  土地使用证上的一部分耕地,已经在合作化的时候归了集体,今天只剩下这块宅基地了。
  每天黄昏,他吃饱喝足,坐在院子里,听得房后风吹高粱沙沙响,心里就别有一番惬意。这座大院子,养育了他张家的几辈人,他的太爷、他的爷爷、他的爹爹,都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闭上眼睛,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张老汉还能记起爹死的时候,对他说的那番话:
  “爹要走了,这房子,这地,这牛……你都要用心地照管好,这都是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家业……”
  可这祖宗传下来的房子,这房子下面的宅基地,怎么一夜间竟成了国家的?跪在列祖列宗牌坊前的张老汉,叨念着,仿佛是要让他们帮他评评理儿。住着属于自己的房子,怎么每年还要向上面交钱?别说张家这族人中的晚辈弄不明白,就是张老汉这个经历了几个朝代,见过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人,也弄不明白。
  那天,他的家中突然来了几个身穿制服的“官人”,拿着皮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边丈量,一边往小本子上记着。
  他问那个一看就是领头的人,量这房基地要干什么?
  他解释说,国家要推行农民宅基地有偿使用,在山东搞试点,你们县、乡选了你们村进行试点。
  张老汉终于弄明白了,原来,以后住房要交钱了。然而,更叫他感到吃惊的是这列祖列宗传下的家业,原来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国家的。这叫他犬旋地转,不亚于经历了一场“八级地震”。
  “什么?什么?这房子是同家的!这是胡说,这房子是我们张家祖祖辈辈传给我的,我们已经翻建了几次,你们没拿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的,怎么竟成了你们的了……”张老汉抖动着花白的胡子,冲着来人大喊。
  “老大爷,不是说这房子是国家的,这房子是属于您老的。但是,这房子下面的宅基地是属于国家的、集体的。不光您家是这样,全中国所有的土地所有权都是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不属于哪一个个人……”
  “我是有证明的,这宅基地是当年政府批准给我们的……”
  张老汉翻箱倒柜,拿出了那张已经发黄的土地使用证,颤巍巍地送到人们面前。
  “大爷,您看,这上面写得很明白,这些土地划归您使用。划归您使用与属于您是两码事……”解释的人苦口婆心。
  张老汉又把那张发黄的“土地使用证”,端在老花镜下认认真真地看上了一遍。的确写的是“归……使用”,而不是“归……所有”。
  “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解放已经40多年了,一直没人提这事,直到今天你们才说呢?这木已成舟,难道你们还要……”
  张老汉的话,老来尖刻。是的,建国40多年了,40年,一个对世界几乎毫无所知的婴儿,会长成已人人生“不惑之年”的人;40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发展成今日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40年,人类已经从地球走向了太空;40年,机器人已经开始取代人的劳动……
  当然,40年中,中国也在发展,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今天正在走向日益强盛的工业国。改革开放,中国人寻找了许久许久才找到的真谛,为中国注入了改变生命程序的基因。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感到悲哀。在所有制问题上,中国人最应该搞清楚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真正彻底地搞清楚,“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把中国人都槁糊涂了,以至于大家谁都分不清,哪是国家的,哪是集体的,哪是自己的。吃的国家补贴的粮食,住的公家分配的房子,穿的工厂发的衣服;看病有公费医疗,就连避孕套也是公家发的。
  问题也就是这样出现的,既然个人的一切都可以由国家集体包下来,那么,我们躺在这“温暖的怀抱”里吃“大锅饭”,为所欲为,也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都是国家的,也都是我们“主人”的,可今天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提高到马克思所描绘的那个高度,于是,大家拿,拿大家,大家一起拿国家。土地也是一种物质,当然也难逃脱这个厄运。
  就在这个山东省临胸县临胸镇上,有个村党支部书记,一家6口人竟建了10套住房,为搞活家庭经济,卖出去1套,剩下9套36间房。把他家人口平均平均,连未满月的小孙子,也有一套房子的“固定资产”,真是不亦乐乎啊!
  不能不说,人的观念指导着人的实践。既然连这土地是属于谁的都搞不清楚,那么滥占自然是一种必然,管它什么集体经济的发展,管它什么明天没有饭吃。面对这已经少得可怜的土地,村干部占,村民们也占;老的占,小的也占;明着占,暗着占;占不到的想占,已经占着的还想占。为这宅基地,邻里乡亲反目为仇者有之,打破脑袋折断腿甚至为之丧命者也有之,中国农村宅基地,成了仅次于计划生育的“第二大难题”。
   
大栅栏儿“魔方”

  其实,何止是在农村,即便是在城里,这私人房子的土地归属,也是理不清的“一团乱麻”。
  北京前门的大栅栏儿,是北京也是中国商界的一块最撩人的热土。这里今天的房价,已经高到叫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如果临街店面的老板肯“忍痛割爱”,私下交易价的年租金,每平方米可近万元,黄金地面还会有更高的出价。即便是拐迸胡同里,人们不便光顾的地角,房租租金也是叫人炙手。
  大栅栏儿是一块“魔方”,表面转而实际不转的是这里的一铺铺店面,表面不转而实际转动的是这块土地的价值。
  那天,我来到大栅栏儿一个胡同里卖服装的小店,外面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挂满了男人的夹克衫萝卜裤,不知真假的金利来银利来领带皮带,女人的呢裙布裙长裙短裙,高档的风衣,低档的乳罩,热热闹闹,琳琅满目。我和店小二搭话:我装作对挂在里面那件“凯撒大帝”的西服感兴趣,想借机会进去看看这个服装店的全貌。里面的地方不大,也就是十几个平方,我边看西服,边漫不经心地问:你们这店面一年要多少钱?
  “怎么,你也要租地儿做买卖?”
  我不置可否。
  “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十来万吧,这里出租房的人心特黑,而且一般人还租不到一茬的房,都是从‘房倒’手里租的二茬、三茬房,我们这房子已经在别人手里倒了好几个了……”
  在大栅栏儿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老妇早年死了丈夫,守寡把独子拉扯成人,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战斗队”,闹上了“文攻武卫”。一次,两派仇家狭路相逢,打将起来,一镐把打断了他的腿,他成了拐子,那当妈的为这独子操心,折了阳寿,还没到50就蹬了腿。穷家穷户,也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只留下一张私人房产证。开始,儿子还多有埋怨,后来时间一长也就罢了。他在通县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有独身宿舍,平时不常回家,就把大栅栏儿的那间20多平方的房子租出去,乐得每月收个30元烟酒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大栅栏儿的房价像三伏天里的温度计,一个劲儿地涨。他赶快收回那套住房。在朋友的咨询下,有保留地租给一个出大价钱的主。当他捧着别人一次付清的一年房租,那厚厚的几沓钞票时,真乐得有点发疯了。
  他就靠着这房子,成了一个富翁。过去没人正眼瞧他。现在他有了大把的钱,那些歪眼人也就正了过来。他高价娶下一个在北京城里上班的漂亮女子做老婆。后来,他在一次租房合同到期后,以这店面折价作股份,和另一个老板合股经营一家时装店,于是,他也成了老板。“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年到他爹娘的祭日,他都要烧一炷高香,诚谢爹娘给他留下一方“聚宝盆”。
  他靠什么发家?靠的就是这房子。可这房子值多钱?他的这两间住房,在一幢二层小楼的底层,虽然临着街面,但房屋已经年久,透过华丽装饰的缝隙,可以看到红砖斑驳,这房子地面潮湿,冬凉夏闷,如果不是在大栅栏儿,而是在海淀,在通县,撑死也就值一万元。可是,就因为它坐落在大栅栏儿,于是,它的身价倍增,一年可以收益十几万。房主可坐收其成,真是“手里有此房,心里喜洋洋”。
  他出租收益靠的是他的房子吗?不,实际上靠的是这房子下面占着的那块土地。这土地是属于谁的?查查权属,翻翻老账,竟是国家的。就是说,他等于拿国家的土地出租,自己发了财。
  明白了这里的奥秘,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农村县镇上的干部,建私房选择地点时,总是放着清静养神的地角不去,偏偏要在临街,靠近繁华热闹的中心区建房。因为,这里的土地比那里的土地值钱。很多农村干部正是抓住了这个“芝麻开门”的秘语,寻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宝库”。与其说这是建私人住房,不如说建了一个私人的“聚宝盆”。
  我们如果推而广之,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些人和单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挖门盗洞地成立各种类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重庆,有这么一家几个人拉起来的房屋开发公司,创办时只有赊借的几千块钱。到出了问题,有关部门去查账时,发现他们在几年的时间里,竟然获利几千万元之巨。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而“脑满肠肥”。
  房地产之所以能成为今天最热门的行当,就是因为它费力不多而来钱最快,投资甚少,但获利最暴。1990年在北京中心区,商品房的价格最高的已经达到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而建筑费用和其他的费用尽管上扬幅度不小,但每平方米也不过千余元,剩下的价格是属于谁的?毫无疑问,是属于土地的。
  这就是地价。当年,先哲马克思曾很认真地研究过地价的问题,并提出了关于“级差地租”的理论。通俗地讲,就是由于每一块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尽管土地的质量是一样的,但它的价格却高低不一。马克思提醒人们,研究土地的经济问题,绝不能忽视土地的级差。
  很多人靠着土地发了财。广东省调查的结果发现,有600多户干部建的私房,用于出租、转卖;浙江省义乌市建私房的党政干部中,有40%至50%以谋利为目的。在深圳的宝安县,我曾看到一些用简易材料搭制的临时工棚,里面住着外省市在这里打工的人。每人一个月房租25元,一个工棚可住十六七个人,就是400多元。经营这工棚生意的是一个本地人,这土地是分给他的承包田。他经过正式申请,每年向队上交2000元。于是,他在这块承包田上盖了5个简易工棚,月收入2000多元,每年可收入25000多元,扣除上交和所雇勤杂人员工资,他每年净收入近2万元。
  这是变相地在吃国家集体的土地。而他是理直气壮的;谁说我这是买卖土地?我这是在出租房子,这总不是违法的吧!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都这么在打马虎眼。糊弄谁?都在糊弄国家,大家一起拿国家,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诀窍。
  也许,很多有这种行为,但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含的人会叫屈,这私人房产,不就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吗?私人财产当然个人有处置的权力;这个人承包的土地,不就是要向生产队上交利润吗?那么,只要我交了钱,你就别管我用土地干什么!
  很多模糊的认识,是来自模糊的实践。在所有制和所有权问题上,想解释又不敢解释,想弄明白又不敢弄明白,怕引起异议,怕造成混乱。可是,思想上的混乱依旧要出现,依旧会困扰人们的生活实践。
  于是,我们还要在困扰中困扰地生存。
  终于,中国开始叫她的属民去弄明白这个问题了,开始扯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了,城市房改,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从解放中国人思想观念上,决不亚于以往土地革命的当代“第二次土地革命”,开始席卷中国……
   
揭开温情脉脉的面纱

  国家动了真格的,农民也拉下脸儿。
  早在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其转发的《关于切实解决滥占耕地建房问题的报告》中,就已经有了国家要对农村私人宅基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征收使用税的意见。可直到1990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文件,才真正拉开了中国农村历史上这次大变革的序幕。
  山东率先进行农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试点,齐鲁刮起了一阵旋风。
  前面那位临胸县的张老汉,心里就是不服气,他撅着小白胡子,和村里的、乡上的、县城来的人论理:
  “房屋是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个人有所有权、处置权、继承权,你们翻书看看去。”
  “既然房屋是个人财产,那么,它下面连带的土地,它就理所当然地属于个人……”
  别以为农民没啥文化,可他们一旦要与你论理,都是引经据典,头头是道。
  开始,县土地管理部门以为,每平方米宅基地一年才收几分钱,如果不超过标准,一户一年也就十几元钱,工作不会很难做,可没想到,在农民中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其实,这不仅仅是十几元钱带来的阻力,宅基地有偿使用,打破了中国农民多少年来仍在做的那个“梦”。有家有业,一直是农民的企盼,家即妻子、孩子、房子、驴子,传统农民的“业”是建立这个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农民讲究“传家业”,实际上也就是给后代传住的房子,存的票子,养的牲畜,而房子是最重要的。农村介绍对象,媒人向女方介绍男方的第一个情况,往往都是先介绍房子:“他家有四间红砖大瓦房……”而老人离世,给儿女留下的遗产是最值得夸耀的也是房子。在农村,房子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家庭富有与贫穷的最重要标志。
  房子——维系农民家族传统梦想的基石。
  如今,这块基石被农村深化改革的又一步骤震撼了,这个梦想被宅基地有偿使用的风波打破了。过去,罩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揭去了,经济规律在“你”与“我”之间,变得界限分明。
  农民住的房子是自己的。但是,承载房屋的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一分地一分货,一分货一分钱,按每户所占宅基地的质量不同,大小不同,以质论价,少用少交钱,多用多交钱。超过规定标准的非法占地,加倍征收使用费。
  过去,农村人的宅基地,都是国家集体白给的。人们在一片慷慨施舍中,渐渐养成了一种“得便宜卖乖”的习惯。认为这宅基地,是你欠我的,是我该得的,不给我,我就要;要不到,我就闹;闹不到,我就占,反正你得给我。于是,一切的给予都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高福利,养成了中国人好吃懒做的依赖;温情,激发了中国人无偿占有的欲望。
  从8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仍屡禁不止的滥占耕地建私房风,就是这种依赖与占有欲的大表演。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地劝导:“这土地是国家的,是集体的,你也占,我也占,最后,用什么去种粮食?吃亏的不还是我们大家……”可是,耐心的教育,善诱的说服,刹不住这竞相攀比的“建房热”。法律机关无奈搬出法律条文警告:“违法占地,超标准建房,是违反国家土地法的,要依法论处!”可农民认为,能咋!大不了不就是跟着走一趟,到办公室训一顿,或者关上几天,难道社会主义还能把贫下中农扫地出门?
  中国土地上许许多多的怪现象,就是在这无可奈何中愈演愈烈。现实叫人清醒。经济现象,最终还得靠经济手段去解决。
  那位张老汉终于发现,他继续固执是毫无意义的,这次好像不像从前了,这次钉是钉,铆是铆,而且还核准颁发了新的土地使用证件。过去的一切已经划了一个句号,新的规定不论干部还是平民百姓,都要照此执行。
  他所在的临胸县作为试点县规定:“每户宅基地合乎规定标准的,每平方米每年收费5分钱;私自超标准的,超出30平方米以内的和以外的,除了一次性每平方米罚款4元和8元外,以后每平方米每年还要加征5角钱。”
  既然大家都要执行,而且细一琢磨还有那么点儿道理,即便是一时转不过弯子,闹情绪,发牢骚,怒发冲冠,当众人之面还要充好汉,但晚上关起门来,还真得掰着指头,好好算笔账。
  张老汉家里超标准120多平方米。这其中还包括另一块,他为七岁的重孙儿占的一块宅基地。这一下要交罚款1000元,而且以后每年还要比别人多交60多元的使用费。算来算去,他发现不合算,最后还是咬牙把那块新宅基地交了出去。
  改造习惯是痛苦的。与其说痛苦一辈子,莫如痛苦一时,解除痛苦。
  改革把传统的企业逼向了市场,企业就要以一种新的活力去适应市场,于是,企业必须走向现代化。那么,为什么不把传统习惯中的人也逼出去呢?
  这是一块赵家和苟家整整争打了13年的宅基地。早些年,这是青年点的一个仓库,因为左临赵家,右临苟家,所以青年点的历史使命一结束,两家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开始赵家把自己的柴火堆进去;苟家看到了,便把自己家的磨盘抬了进去。一天晚间,不知这仓库怎么着火了,把赵家的柴火烧了个精光,赵家认定是苟家放的火。可苟家说是赵家使的“苦肉计”。两家隔墙骂不够劲,又厮打在一起……后来,两家打开了持久战,你把篱笆向外挪一尺,我就想办法拆了你的篱笆;你家的老母鸡在这里产蛋,我就飞石头把鸡蛋砸碎,把老母鸡打瘸。为这块宅基地,十几年两家不知告了多少状,打了多少架。这块地,成了一块是非之地,上面下来解决问题,两家都说,这块地是属于自家的,各不相让,使来者束手无策。
  时至1990年,山东省开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他们所在的昌邑县是试点县。乡干部来丈量每户宅基地的数量,当丈量到两家中间的这块地时,问这块宅基地是属于谁的,面积记在谁的账上,赵家和苟家一反常态,都说这块地不是自家的,是他家的,老早就是他家的……
  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个规律。
  赵家和苟家所在的下店乡,一次就退出耕地800多亩。
  昌邑县有814个村,据初步匡算可退出土地两万亩。
  据试点的山东潍坊市土地局统计:全市在宅基地有偿使用的试点中,可退出土地20万至24万亩,可腾出旧宅基地8万至10万亩。于是,这个市所属的农村,可以在十年的时间里,建新房不用占新地。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供的消息说:1989年,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试点要由“点”推到“面”上去。也许,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前奏。
  “祖宗地”的传统观念在这场新的“土地革命”中,开始被摇撼了,被改变了,一种新的、现代的观念正在取而代之。
  这新的洗礼,也许会使中国这一代农民放弃最后的幻想,真正走出这片“黄土地”和“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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