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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遇险




  张晓武自述——
  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受挫,但分配到青岛工艺美术学校教书的那段时间里,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不错的,使我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心境去工作和学习。我坚持不懈地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一次研究生,主攻目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不久,机会来了。
  在1983年的招生目录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招收一名攻读美苏全球战略的研究生,在1983年,可以想象,这种研究方向,对几乎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报考者如云。在这么拥挤的竞争队伍里,我幸运地被社科院研究生院录取,学业三年。
  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处世经验,我不再像读大学时那样与人寡合,而是尽可能地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因此受到各部门的好评。但我仍然把握一点,不与他人谈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情况。在研究生院,没有人知道我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虽然这时父亲己恢复工作,但我并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军队高级干部子弟。我知道,父亲的光辉只能为我的外表镀上一层金色,而不能使我锻炼成真金。真才实学还得靠自己。
  但意想不到的打击,却等在我向前走的路上。
  事情是这样的:东京国际大学给了我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两个去东京学习国际政治的名额。当时我们所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只有两名,所里准备让我们两人去东京学习。入学考试很简单,用英文写一篇文章送去东京国际大学即可,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跃跃欲试,兴奋不已。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名额被一个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女生挤掉了。出国留学成了我的南柯一梦。我发誓要自己想办法出国留学,而且决不去比日本落后的国家!
  从这时起,我开始谋划和设计出国留学的各种方案。
  在我谋划设计的诸多方案中,有一个方案是利用假期到国际旅行社去当临时导游,我想,如果有幸结识哪个旅游团里的哪个人,而他又愿意给我作经济担保人,那么我出国留学的想法就可能实现。
  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无路可走的我,并不放弃这微弱的希望。
  于是我想方设法,先与“国旅”的有关人士认识,1985年暑假期间,我得到了一个带旅游团的机会。
  那是一个20来人的美国旅游团,领队是香港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在大陆期间由我负责“全陪”,每到一地,再由当地的旅游部门派一人负责“地陪”。
  这个团的旅行路线是:北京——成都——拉萨——成都——西安——敦煌——上海,然后返美。
  给旅游团作全陪导游,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回。虽然我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比较自信,但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专门找人学了一些旅游方面的术语,以免出洋相。我暗暗提醒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输不起的民族,我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而我却是从不愿意输的。
  1985年7月的一天,旅游团从北京启程,我的个人战略方案开始实施。有那么一阵子,我的心里慌得不行,不知怎样来评价自己的这种行为。虽然是蓄谋已久,真的行动起来,仍有些心虚。毕竟是“心怀鬼胎”呀!
  由于我的工作认真细致,服务周到,很快得到全体成员的好评。大家都喜欢和我聊天。这时候,我在山东大学学过的英美文学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的美苏全球战策,帮了我的大忙,这个旅游团的成员大都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懂得文学,也关心世界风云。他们对我——一个中国青年能了解那么多美国的事情感到惊奇,他们对我的非凡的记忆力更是惊叹不已。我对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作品几乎可以倒背如流。我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
  “这小伙子懂得的东西不少啊!”
  “我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我注意到说这话说得最多的是那两位年过半百的退休女中学教师,一个叫菲比,一个叫卡西。我还知道她们两个是邻居,和睦相处了近二十年。
  我发现这两位老太太都挺喜欢我,说实话我也挺喜欢她们俩,与她们接触不知为什么让你觉得满世界都充满善良,一路上我对她们格外照顾。
  我们在拉萨一共停留了七天,开始几天的活动都很顺利,但最后一天时,却遇上了麻烦。
  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车到拉萨市向南的一个皇家的陵墓去参观。返回拉萨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接着就出现塌方,车轮陷在泥里边,没法走了。那里正是一个大峡谷,前后都看不见尽头,真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来往的车辆很少,我们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当时那里的治安很不好,传说会遇上劫道的坏人。
  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大峡谷中过夜,是绝对不安全的,更何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去飞机场飞向下一个旅游点,每一地的旅游时间航班都是订好了的,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全部的计划。误了行期,客人会不高兴。在这种危难情况下,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把大家组织好,想办法解脱困境。这件事本应由香港来的领队去做,但是这个平时总是趾高气扬的香港人这会儿却缩着头躲在一边,“地陪”是拉萨旅游局派来的,是个刚从北京二外来这里实习的小姑娘,她显然难以担此重任。于是我认为自己该勇敢地站出来,我这个“全陪”嘛,也是义不容辞的。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要慌,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家安全地送回拉萨去。
  我们翘首盼望,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我顶着大雨,跳下车将其拦住,向司机说尽好话,人家答应帮忙,我先把四个身体不太好年纪又大的美国游客安排上去,让吉普车带走了。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等来了一辆卡车,我又去向司机说明情况,请求他帮忙把我们的车拖出来。可是一连拖断了两根钢缆,也无济于事。我只好请司机利用车上空余的地方把我们车上的几位女士带走。这时一个男游客也抢着要上车,我严肃地喝斥道:“你下来!你也是女的么?”
  他可怜兮兮地对我说:“我身体不太好,我也想走……”
  女士们上车以后,我看还可以挤下一个,就让他也走了。他向我千谢万谢的,我却顾不得再理他。
  接着又等来了一辆卡车,司机答应载上我们,所有的游客都上去了,香港来的领队和拉萨的“地陪”也上了车。我们乘坐的那辆面包车的司机刘师傅是个汉人,看眼前这情况,他特别担心把他一个人丢下,就大声地冲着香港领队直喊:“你们别都走了啊!”
  按理讲,“地陪”应该留下,但这位二外来的年轻女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香港的领队更怕死,一再表示他不愿留下。面对这种情况,我说:“你们全走,我留下!”就这样,我和司机刘师傅留了下来。
  不久,天就黑了,在峡谷里只能看到很窄的一片天空。远处,不时有鬼火似的光亮在闪动,我们两人都很紧张。我们把车门车窗都关上,一人拿着一件铁家伙,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情况。
  刘师傅的胆子很小,一点不像个40来岁的汉子,嘴里老是不停地唠叨:“不会是狼吧……你说如果来了坏人怎么办?如果让他们发现了,咱俩都得完蛋……哎,对了,我就说你是香港商人,也许会留你条活路……”
  “如果坏人饶过我,那我一定给你求求情,也留你一条活路……”我故意和他打趣。
  我因为组织拖车和疏散客人,身上被雨淋得全湿了,缩在车内直打哆嗦,我们俩把仅有的十几根烟分成两份,节省着抽,用以充饥驱寒,我们一个劲骂“国旅”的人,他们上车走时,让他们捎信派车来拖我们,却迟迟不见援兵。
  从下午五点多钟一直熬到晚上九点多钟,终于盼来了一辆过路的军用卡车。车上坐着几个四川兵,他们一看见我们就主动停了下来。
  一个年轻军官问我们:“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国旅的。”就把我们的经历和他讲了讲,“我们正担心让坏人干掉呢!”
  军官说:“我给你们留两个兵,你们来一个人,跟我去拿钢缆。”但他想了想,又说:“不安全,你们都上车吧!”
  一小时,我们到了部队的营房,军官派人拿了一根很粗的钢缆,又带着他的兵,掉头返回大峡谷,费了好大劲,硬是把我们的面包车从泥坑里拖了出来。
  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关键时刻,还是多亏了解放军哪!
  军用卡车给我们带路,一直把我们护送到拉萨城区。回到旅店,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旅游团的人都没睡,在大厅里耐心而又焦急地等着我们,当他们终于看见我时,便一起跑上来和我拥抱,像欢迎一名凯旋的英雄。菲比和卡西的眼睛都湿了。这种场面令我大为感动。
  那位香港领队的表情有些尴尬,大概是因为风头都让我占尽了。
  第二天,我们按时踏上了新的旅程。在新的旅程中,我发现大家对我更加热情,只要我提议做什么,每次都是一呼百应。菲比和卡西两位老太太是我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如果哪位游客偶尔无意地为难了我,她们就马上站出来为我解围。
  后来,我们到了敦煌的莫高窟,那里神秘的中国文化,使这些外国游客惊叹不已。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在和菲比的闲聊中,我非常意外地了解到,她竟然是犹太人,这使我对她肃然起敬,并进一步增加了好感。这种尊敬和好感并不仅仅因为我父辈投身的政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犹太人,还因为恰好我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他们的今天。
  犹太民族是个不幸而又了不起的民族,在犹太人复国之前,这个民族在世界各地整整流浪了两千年。两千年前,他们被别的民族赶出了濒临地中海的家园,他们的国家从此便从地球上消失了。
  据查,中国开封就有一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吃一种祖传的死面饼,到一定的日子还去外面过一夜,据了解犹太人历史的人说,正好那一天是犹太人的忌日。这批人是在宋代时从波斯来的,现在已经被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同化力特别强,这是因为我们民族有一种世上少见的宽容精神。
  欧洲的犹太人没有被同化,欧洲各国的主体民族缺乏宽容精神。
  除了中国开封的犹太人被同化这种个别现象以外,作为群体,犹太民族没有被同化。
  希特勒杀犹太人,不只是宗教的矛盾,而是种族的矛盾。种族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在欧洲,主体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有经济上的原因,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只有从事商业等方面的活动,结果很有钱,而主体民族则无钱,所以就有矛盾。
  还有宗教上的原因。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是上帝特选的子民。犹太教的经典产生于两千年之前,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被犹太人称为女儿宗教。《圣经》实际上是犹太教的法典。
  政治上的原因更为复杂。一些统治者经常需要替罪羊,需要时就拉出来。犹太人没有被同化,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主体民族的统治者不让他们同化,对他们进行个体隔离,历史上欧洲有的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上街都得佩戴标志。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之所以能立足于社会,主要有两条,一是有钱,二是有知识。
  犹太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人故土观念很强,犹大人的国家观念很强。
  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是民族运动的变种,是反犹主义的产物,反犹主义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
  我把我对犹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讲给菲比听,并不是想讨好她,那一刻我完全沉浸在历史里,没有任何的“别有用心”,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拨拉自己的小算盘。
  菲比听了我的见解,眼神里充满了我从未见过的光彩,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决定要认我作干儿子的。只是她没讲出来。
  她对我说,犹太人的命运比较悲惨,至今在任何国家里仍是有钱,但没有社会地位,过去到处受迫害,尤其是二战期间希特勒的迫害最厉害。因此他们总结出一个经验,留着金钱财物没有意思,关键是要有知识,有了知识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赚出足够用的钱来。
  她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读法学博士,他的全部学费都是她供给的。因为她重视教育。
  在美国,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18岁以后上学,都要自己到学校低息贷款(年利率在7%-8%),毕业后再慢慢还学费,有的要还三十到四十年左右。所以菲比的儿子是很幸运的,生在一个重知识的犹太人之家,可以免去还学费之累。
  有人说,犹太人的特征是斜眼,但怎么斜,谁也说不清。还有人说犹太人上唇短,到底短多少,也说不清。我细心观察菲比与别的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
  我对她说:“犹太人不但家庭观念强,重文化,会经商,而且很自信,是么?”
  她点头表示同意。
  我说:“有时会自信到自负的程度,三个犹太人在一起,会有四个意见,是么?”
  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显得很开心。
  “你这样聪明又好学的中国青年,应该到美国学习学习,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她笑过之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美国有意思么?也就那么回事吧!”这时我一阵耳热心跳,好像自己心里的小把戏被人识破揭穿。
  “美国很有意思的,像你这样有知识有才干的青年人应该到世界各地走一走。”
  “我们学校会送我出去的,以后再说吧。”不知为什么,我赶紧把这个话题岔开了。当时我觉得假若自己想利用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来达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有些于心不忍,有些内疚。
  她说她非常喜欢我,回美国以后会给我来信的,她仍然希望我能到美国去学习。我定下心来,更加积极地工作,直到把他们送上飞回美国的飞机。
  临别的时候,旅游团有一半以上的人哭了,菲比和卡西哭得最厉害。那依依惜别的场面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菲比回国以后,很快就给我来了信,信中说:“离开中国特别想念你,每当想起在中国看到的每一处风景,都会看到你的眼睛。我总是不敢相信一个中国学生能够讲那么流利的英语,能够对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有那么深的了解,还有对美国文学的熟悉,简直不亚于一个美国青年。我老觉得应该给你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不然就会老觉得不安……”
  菲比老太太的信来得很勤,每个月起码有两封。她说她退休在家没有事干,给我写信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不要求我每信必回,收到两封回一封或收到四封回一封就行。她说:“不要耽误了你的学习。”
  开始她不知道我所在的学校的水平,后来她主动向美国教育部询问有关中国学生如何办理留学的情况,人家问她:这个学生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她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对方说:“啊,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学校,就像我们的哈佛大学一样。”
  她说:“是吗?”心里十分高兴。
  她马上给我写信,高兴地告诉我:“我今天给教育部的朋友打电话,他说,你的学校就跟我们美国的哈佛一样!”
  我给她的回信总是闭口不谈出国留学的事。不知为什么,谋划了许久,结果事到临头,却总是难以启齿。我的回信像她在中国旅游时一样海阔天空地神聊。我说我最近又看了很多书,我发现我所学的国际关系,还不如从人际关系开始学起。我看这些国际关系,化小了也就是人际关系,国家的决策部门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掌握操纵的,某个人的兴趣爱好,可以改变许多国际间的事情……
  菲比对我的这些奇谈怪论极为欣赏。她几乎每次来信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美国,学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排?最后我不得不去信告诉她,从目前学校的情况看,一时半时出不去。不久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前看来不会再有公派留学的可能……
  她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说:“学校不能公派,你就自费好了,我给你作经济担保人,如何?”
  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请她帮我在佛州联系几所学校,并把申请表格给我寄来。她很快就给我用快件寄来了,今天一份,明天一份,而且里面还夹着美金。不知道她在哪里听说,在中国考“托福”和“GRE”要交美金。她希望我能够考好。
  我没有辜负她的希望,考试成绩比较好,“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和语文加起来满分是1900分,我考了1300,美国人1100就录取。“托福”满分是640分,我考了627。另外我还参加了一门法学入学考试(LSAT),如果集中精力考一门,成绩还会更好。
  1986年初,我接连收到了我报考的所有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因为菲比在佛罗里达,所以我报考的大学除了伯克力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其他大学都在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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