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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轻的总经理

  一天下午,我走上明华轮最高一层,敲开了总经理室的门。这个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是秘书俞奇的办公室,里间是正副总经理办公室。开门的正好是郑奕,他穿一件花格子上衣,戴着近视眼镜,面孔白皙,还未脱大学生的派头。看了我的记者证,他对俞奇说:
  “我有些事要处理,你先接待一下。”
  说罢走进里间,把门关上了。
  “好大的架子!”我心里想。俞奇也没有立即同我谈,在低头赶写着什么。我只好坐在沙发上等待。
  约摸过了半小时,俞奇才客气地同我交谈起来。这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同志,显得老成持重,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我说明了写袁庚的任务,希望从他们这个角度了解一下袁庚用人的问题。
  她是非常敏感的,马上对我说:
  “我个人同前任总经理王潮梁的关系不错,也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热情,正派,工作积极,群众关系好。但是他艺术气质太重,优柔寡断,缺乏魄力,管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袁董当机立断,换上郑奕,这步棋走对了。这个小经理别看年轻,却很有魄力,有一种管理人才的素质。他上台后的得意之作是改革了工资制度,取消了基本工资,完全实行职务工资,扩大了差别,更能调动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对这个改革有不同看法,袁董是支持的,他说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
  这时郑奕从里间打电话出来,只听俞奇说:
  “他是来写袁董的,你可以同他谈谈。”然后对我解释:郑奕认为明华轮的经验不成熟,不接待记者采访,我要写袁董,等一会他同我谈。接着又谈起袁庚来。
  “袁董考虑问题,比我们站的高。他为什么坚持要买明华轮,并且急于开张呢?他是从南海石油这个角度考虑的。工业区现有的工厂,规模都不大,没有太大的发展,如能争取成为南海石油的后勤基地,发展前途就不可限量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留住石油公司的人员,而光靠原来的几间宾馆和酒店是远远不够的。在南海酒家建成之前,明华轮就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袁董很重视明华轮,开业了,管理上不去他也着急。”
  郑奕终于开门请我进去了。这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坦率,不是傲慢。
  “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岗位,”他笑着说,“但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经理,我随时准备下台。我干不好会下台,干好了,也会由于某种斗争的需要而下台。也许现在人们能够容忍我,但是我不知道会容忍到什么程度。”
  我开始对他有了好感。他毕竟才24岁,与我的大儿子同年,有些缺点并不奇怪。
  “我们过去也常说干部能上能下,但由于我们的体制关系,根本做不到。现在我们就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改革。上和下,有时可能处理得不够恰当,下去的也必然会有痛苦,但是这种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必须坚持。最近我辞退了一个从香港请来的房务部总台经理,他每月工资6000元港币,工作上没犯任何错误,但是我把他辞退了,惟一的原因是他不会笑!他整天板着面孔,阴阳怪气的,干别的可能无关紧要,在总台这个位子就不行,客人会觉得你是对他无礼。我辞退他,他没有任何意见,说走就走,通过他的朋友问他,也说没意见。在他看来,这很简单,我不能使总经理满意,我就该走。这就是香港人的观念,换上我们的同志,可不得了,会同你纠缠不清。隔一个罗湖桥,观念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不仅是好感,简直有点欣赏了。
  “我要搞严格管理,希望建立一套既不同于日本又不同于美国,既严格又有人情味的管理制度,搞法治不搞人治。我正在试验,试验可能失败,失败了会得到教训,也是一笔财富。当然,我有许多缺点,正如袁庚也有缺点,这可能是造成失败的因素。袁庚的缺点对于蛇口可能是灾难性的,我的缺点对于明华轮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失败,失败了影响可太大了。”
  我不仅是欣赏,简直有点佩服了。
  “对一些事情,我和袁庚也有不同看法。比如我们的中餐厅包给港商投资的华苑酒家,是袁庚的主意,我至今有不同看法。他打电话告诉我,不要害怕资本家赚钱,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港商的重点在华苑酒家,我们这里只能是陪衬,华苑吃肉这里啃骨头,是不可能搞好的。”
  真是有棱有角,袁庚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对这种不同意见不一定会接受,却不会计较。这是郑奕的幸运之处。
  “有人说南海酒家一开业明华轮就完了,我不这么看。它不能代替明华轮。一个特色,一个服务,抓好这两条,我们就大有前途。我还要把手伸向内地,在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点。旅游业就不能局限一地。”
  我心里对自己说:是一个经理人才!
  告辞的时候,我说找一天去他家里拜访,他表示欢迎。
  我还想了解组织部门对他的看法,便访问了工业区党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组干处长虞德海和主管干部分配的袁复兴。
  对这两位同志的党性,我是深信不疑的。39岁的虞德海,原是个工程师,担任工业区最早开工的中宏制氧厂厂长数年,治厂有方,以至香港资本家撤回了全部港方人员,把工厂的一切大权交给他。“我做梦也没想到让我进党委,管干部。我至今连袁庚家的门也没进过。干不好,大不了还去当我的工程师。”我相信他这自白的真诚。谈到对郑奕和王潮梁的看法,他认为两人各有所长,郑奕更有魄力,王潮梁群众关系好,在管理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换上郑奕是对的,组干处是同意的,党委会也是一致通过的。但王潮梁的贡献不能抹杀,对他还要重用。对郑奕开除几个工人,他颇不以为然,“我对郑奕说,我在制氧厂几年,没开除一个工人,工厂照样管得很好。”
  袁复兴36岁了,由于坚持体育锻炼,加上生就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在兰州大学教过几年书。1980年,一些学生竞选人民代表,说过一些过头话,后来在毕业分配时要卡这些学生,他在系里第一个站出来为学生讲话。“那时候一些政工干部跃跃欲试,以为‘五七’年又来了,又要抓右派了。我最了解那些学生,他们都是平时最用功读书的,有的还是三好学生。他们读书多,接触外国资料多,忧国忧民,为我们国家着急,难免说一些过头话,但我敢担保没有一个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目的。”说得真好!难怪他来蛇口以后,一直让他做干部工作。
  袁庚考虑以郑奕取代王潮梁时,首先征求了袁复兴的意见。
  “从为人的角度讲,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讲情面;王讲情面,现在船员还说他好。但是我们要靠法治,不能讲个人感情。王用人不当,班子不团结,有的他重用的人在背后拆他的台,该用的却没用。比如有一位从惠阳调来的干部,当过地区的剧团团长的电影公司经理,很有能力,和王的关系也不错,却卖了三个月的电子游戏机筹码。王想叫他当娱乐部经理,却迟迟不下了决心。我了解这个同志,他同情王潮梁,不愿留在明华轮,调到深圳电视台当人事科长去了。他才42岁,据说郑奕说他年龄大了,不想用他,没有把他留住,真是可惜。”
  “但是王潮梁热情,正派,办法也多。如果第二民航搞不成,还要分配合适的工作。南海酒家总经理由香港资方派,副总经理人选我们正在考虑,王也是考虑的对象之一。”
  “袁庚培养郑奕是有远见的。原来我们也为郑奕捏一把汗,现在实践证明他工作开展起来了,7月份收支平衡了,能否成长起来,有待他自己总晶经验教训。不怕犯错误,老干部也犯过错误。”
  “袁庚强调用干部有时要像球队教练。在球场上,教练说四号下七号上,他并不是认为四号不行,可能是要试试七号投篮准不准,弹跳力好不好……”
  这个比喻真有意思。我想起袁庚在一次讲话中也谈过这个观点。“要让干部能上能下,变成正常的。今天你干这个经理,明天你下来让别人上去,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把这看作不正常。把不正常的东西看作正常就是改革。”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联想,觉得袁庚和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样子有点相像,两张面孔在我脑子里叠印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袁庚不也是一个教练吗!这个教练对他的球员是严格的。虞德海和袁复兴都对我讲过的一件事,说明了袁庚对郑奕的严格。
  有一个来自上海的会计,郑奕和他谈了一次话,认为他是个管理人才,就决定叫他当明华轮商场经理。但组干处不同意,认为工业区正需要财会人员,便推荐另一个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出来的同志,郑奕想不通,跑到管委会找袁庚和虞德海,袁庚说:“在干部问题上听组干处的。”郑奕问:“你们到底相不相信我?”袁庚严肃地说:
  “既相信你,又不相信你。相信你,所以叫你当总经理;不相信你,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当好,所以要继续考核你,天天看你的报表,看你营业的情况,看你在群众中的威信如何。”
  后来郑奕想通了,接受了组干处推荐的那个同志,实践证明他干得很好。郑奕就去向虞德海道歉。虞德海说:“道什么歉呢,这是正常的工作。”
  在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袁庚发言中又提到这件事(当然没有指名的),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说:
  “我们的干部,没有绝对的责任,也就没有绝对的权力。道理很简单,资本家的企业,他负有绝对的责任,也拥有全部的权力。因为财产是他的,因此他有全部的责任,这个企业破产了,他全家上吊自杀。但是我们的企业是国家的财产,是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当权、责、利还不是很分明的时候,不应该给个人绝对的权力,用人必须通过人事部门,因为党的组织部门对整个干部了解情况。这场争论是最近发生的,怎样才能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有权、有责、有利,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贸然走访了郑奕的新居。他最近结婚才搬来的,客厅里什么摆设都没有,两个没见过的年轻人在座,显然我来的不是时候。郑奕笑着介绍说:“他们都是经理。我们可以搞个经理俱乐部了。”那高个子是新建立的银星电子工程公司经理陈钢,26岁;矮个子是接郑奕的班当上海酒家经理的朱家骏,25岁。都是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毕业生。我想起“教练”的比喻,下意识地把他们比作了运动员,心里为他们祝福:但愿他们在经济建设的竞技场上都能夺得金牌!
  他们有事,郑奕答应下星期一晚上7时半到我住的招待所来。
  星期一晚上7时10分,郑奕匆匆赶来,“真对不起,今晚有事,咱们改天再谈吧。”说罢又匆匆而去。我站在走廊上朝楼下看去,见他钻进一辆米黄色工具车,一开动就飞驰而去,这人开车也有性格。我知道,“开着小车到处跑”也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也许一个经理不会开车才算安分守己。但会开车的经理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第二天晚上,郑奕冒着雨来了。
  “昨晚失约,是因为要和娱乐部几十个职工到香蜜湖烧烤,今晚本来计划和另一些人去的,因为下雨改期。不能让工人老是怕我,要和他们建立感情,让他们从心里爱这个企业,怕从这里被开除。我开除工人有人说,干这些事是不会有人说的。”
  我说,“要让工人有主人翁感,既尊敬你,又觉得在人格上是和你平等的。”他表示同意。然后话题转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
  “对我的议论太多了,我没工夫考虑,有些事问到我就解释一下,不问就不予理会。我现在上班后8时至9时处理日常事务,其余7个小时考虑今后几年的发展问题。我正在和香港一个财团谈判,引进大量资金搞一个大型海上游乐场,请你暂时保密。”他说了一个投资数目,那真是非常可观的,如能谈成,明华轮一带海面将成为真正的“海上世界”。“上海设点的谈判已经成功了,过几天我就到上海去签订合同。广州也要搞,许多城市都要搞。光搞一条船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他谈得滔滔不绝,我听得津津有味。我联想到一些人,觉得他属于优点和缺点都比较突出的那一类人物。在这里,这种人受到重用,得到帮助,能够开创新的局面;在另一些地方,他们的处境就不大美妙了,我越发感到袁庚的可贵。
   
十七、热血沸腾

  在蛇口呆了一个月,只和袁庚交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儿女则始终未能交谈,因此对他的家庭生活了解太少,未免遗憾。
  有一个年轻人对我说:“袁中印谈过许多情况,袁庚的家庭生活很有意思。”我请他介绍一下,他说:“你找袁中印谈吧,我这是第二手材料。”而袁中印出差去了,我不能老在这儿等他。
  我敲过袁中印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60来岁的客家妇女,我猜想就是袁庚的弟媳了。袁庚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参加革命,一个弟弟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飞机炸死,这个弟媳就一直在袁家生活。这位老人热情地招呼我,可惜我不会讲客家话,只好笑而告退。
  上述那位年轻人,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必须记上一笔。
  他叫周为民,清华大学毕业。1976年因参加“四五”运动坐过半年牢,打倒“四人帮”后当过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他成了个有争议的人物。来到蛇口后,当了半年宣传处长,又当了半年通讯公司的架线工人,最近几个月才又当上房地产公司副经理。这个经历本身就颇为耐人寻味,袁庚用他,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他和他的妻子俞奇,曾经作好了离开蛇口的思想准备,终于还是留下来了。
  袁庚讲话,青年人爱听。但是,有些话重复多次,有的青年人就不耐烦了,议论说:“袁董是不是老化了,变得唠唠叨叨了。”周为民把这些反应,以及其他对袁庚的缺点的议论,搜集起来,写信告诉袁庚。几天后,袁庚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很久没有人向我反映这些意见了,你以后要多提醒我。”
  去年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的时候,袁庚曾特地把顾立基、赵勇、周为民等几个年轻干部介绍给总书记,耀邦同志问了他们的年龄等情况后,满怀深情地说:
  “前几天有一个电视,名叫《状元谱》,上面有两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大概你们就是少年郎吧。”
  蛇口汇集了多少有作为的少年郎啊!
  短短一个月的耳闻目睹,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在这里,热血男儿不只是一个袁庚。仅就我访问过的同志而言,我觉得,不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男的还是女的,被赞美的还是有争议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热爱蛇口,渴望改革。尽管对某些具体的人和事的看法可能不同,他们的心都是热的,血都是热的。这里真是热血男儿(当然也包括女儿)的天下!
  如果可以把城市比作人的话,那么年方5岁的蛇口,这个朝气蓬勃的海港小城,正是一个前程不可限量的热血男儿!
  蛇口的海港连着祖国漫长的海岸,蛇口的大路连着祖国广大的土地。从海岸到内地,从乡村到城市,改革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在这浪潮之中,更有多少热血男儿在奋勇搏击!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真理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真理!
            1984年8月22日至28日于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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