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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搞什么阴谋诡计?”

  8月7日,袁庚开了一整天会,据说8日也不会有空,而9日一早又要回香港了。我对于这两天见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一次如果不能和他交谈,我将等待,直到他下一次从香港回来。8日清晨,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请他转交。
  8日上午,我到办公大楼访问工潮梁,两人刚坐下来,办公室副主任黄振超匆匆忙忙地叫我:“袁董回来了,快去见他!”
  我向王潮梁道了歉,说明另改时间,急忙跟着黄振超向袁庚办公室走去。
  工业区办公室和袁庚的办公室是相通的,中间隔着大块的透明玻璃,老远就看见了袁庚,他手里正拿着一大叠文件。
  我和他握手的时候,黄振超在旁边向他说明:“只是见见面,不会占你很多时间。”
  袁庚却非常随便地笑着说:
  “你是《花城》的?来搞什么阴谋诡计?”
  一句玩笑话把距离缩短了,而且我感到这句话的背后似乎有某种潜台词。我知道袁庚对文艺问题也是相当关心的。梁宪说过,前几年在北京开会,有一天袁庚看了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及有关的争论文章,问他:“你认识这个作家吗?咱们把她请到蛇口去!”我相信他对这几年颇为引人注目的《花城》也是有所了解的,“阴谋诡计”的调侃大约是有感而发。
  我也笑着说:
  “我搞的是阳谋,要写你和蛇口。”
  他引我到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小会客室坐下,舒服地往藤椅上一靠,摆出了准备谈一阵子的姿势。
  “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不要说我们这里什么都好,这里问题多得很,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到处充满着矛盾。”
  我说:“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
  “一个国家没有民主是不行的,而群众无权监督干部和罢免干部就没有民主。我们在干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在外国,政治家演说,群众可以用臭鸡蛋、西红柿扔他,他用雨伞挡着还是讲。你说他的民主是假的,但这一套对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有用。我们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彻底,孙中山是想搞民主的,他死得太早,没搞成。我们的革命,许多人来自农村,长期搞的是阶级斗争,没有民主的传统,封建主义的影响倒是很深。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是历史的包袱太重了。”
  半路走进来的黄虹坚,这时插话说:
  “我最近接待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女儿,她在美国学企业管理,谈起来也说:在美国深有感慨,感到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史的负担太重。”
  “美国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框框,我在报告会上也说了,他们的‘总督’牌香烟广告有一句口号是‘想做就去做’,这句话香港也接受不了,译成‘应做就去做’。当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行的,但我们许多应干的事却干不成。”
  接着我问了他的经历,他扼要地作了回答,着重谈了他入党和“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情况。不知不觉已经谈了近一小时,这时管委会副主任王令贵走进来,微笑着站在那里不动,我知道是催他去开会,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
  黄虹坚用电话约好了住在太子宾馆的袁庚夫人汪宗谦同志,我们马上又赶到太子宾馆,和温文尔雅的汪大姐谈了一个小时。重点是袁庚坐牢,对监狱内外的情形都比较清楚了。汪大姐慢条斯理而又深情地说:
  “许多人经过那样的折磨,出来就蔫儿了,可是他不,他的劲头反而更大了。”
  我心里说:这才是袁庚!
  过了几天,乔胜利对陈宜浩说:袁董看了我的信,答应下次回来再和我谈。可是不久他被项南同志请到福建去了。
  8月25日上午,我得到袁庚回到蛇口的消息,急忙打电话到太子宾馆和他联系。但是太迟了,他过了中午又要回香港,而上午的时间已经排满,就在和我通话的时候,他不得不放下电话去开门。他说:
  “你还有什么问题就在电话里说吧,不要紧的,我们没有秘密。”
  我没有准备电话采访,一时想不齐全,只好问他出国访问的几个细节和数字,他一一作了回答,“这些也要发表吗?”我说:“不一定发表。”“发表也没关系,那天我讲话外国人也听了。”
  我说:“将来排出校样,送给你看看好吗?免得事实有出入。”
  “不必了。不要什么都审查,出点差错也不怕。人是有血有肉的,难免出点差错。捅点漏子也不要紧。”
  “好了,谢谢您。”
  “谢谢。”
  我忽然想起袁庚的两句话。
  一次袁庚亲自带领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学员参观,来到铝村厂门口时,他向学员们介绍:这厂家的厂房施工包给了日本人,23个日本人仅用27天就把它盖了起来,大雨淋得睁不开眼他们也不停工,一个工人从高处摔下来受了伤,他的哥哥跑过去看了看,见弟弟没有生命危险,便又回去干活了。袁庚说:
  “日本不富没有天理!中国改革了,不富也没有天理!”
  现在我想说:蛇口的改革不成功没有天理!
   
九、大鹏魂

  66岁的袁庚,魁梧、潇洒,兼有外交家和实业家的风度,具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他是从哪儿向我们走来的呢?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男儿的坚实的脚印。
  他出生于宝安县大鹏的水背村。家里有一个果园,算是小康人家。大鹏湾的风浪陶冶了他的童年。
  1935年,他毕业于广州广雅中学,随后又进了测量学校。做了一个短时期的测量员,他又进了陈济棠办的燕塘军校,陈济棠下台后,这间军校成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分校。在学校里,袁庚是活跃的足球门将,炼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军校毕业,他看到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教官们,一个个腐化不堪,对民族危亡无动于衷,便愤然回到故乡大鹏城,担任区第一小学校长,同时兼任地方自卫队教官。
  学校是国民党办的,自卫队是邓演达的第三党搞的,但是学校和自卫队中都有中共地下党员。
  戎装佩剑回到故乡的袁庚,在当地是一个重要人物,三种政治力量对他都很注意。
  中共地下县委书记王文,和他住到一起,亲自考察他。
  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袁庚很快和王文、仲文、赖仲源等地下党员成了朋友,和党组织正在培养的教师王相等也很接近。办夜校,演戏,凡是宣传抗日的活动,袁庚都积极参加。一次演《放下你的鞭子》,王柏演卖唱的女儿,袁庚演阻止父亲鞭打女儿的青年,当他高喊“放下你的鞭子”时,他完全进入角色,忘了自己是在演戏,许多观众也跟着他冲了上去……
  1939年3月27日,袁庚由王文、仲文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他没有一天辜负中国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
  当地有一个进步刊物《大鹏魂》。袁庚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幅讽刺国民党的漫画,刺痛了国民党区党部,他的处境变得危险了,党组织于1939年冬天把他转移到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此开始了他在东江纵队的战斗生涯。大鹏湾的儿子,像大鹏一样展翅高飞了。
  抗日战争期间,美军作为盟军,在延安和东纵各派了一个观察组,担任东纵联络处处长的袁庚,和美军驻东纵观察组保持经常的联系。根据中央指示,东纵和美军观察组交换有关华南日军的情报,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寇投降时,英军远在缅甸,一个海军少将只率领一营人乘航空母舰赶到香港。他的兵力不足以维持治安,要求我东纵港九支队不要撤退。东纵请示中央,中央复电: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坚决撤离港九地区;同时要求在香港设立联络机构。东纵派袁庚前往香港谈判,袁庚不辱使命,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并成为驻香港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办事处就是后来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
  谁能想到,历史前进的道路竞是如此曲折,二十多年之后,这些功绩居然变成了“罪行”……
   
十、秦城监狱

  1968年4月6日,袁庚一大早就离开在西苑的家,到机关去上班。北京的四月初,春寒料峭,风沙迷眼,加上到处是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形成一片肃杀气氛,使袁庚的心情极为压抑。他参加接运印尼难侨的工作,刚告一段落,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回来上班了。近来不断听到东纵的老战友失去自由或下落不明的消息,他于愤懑中保持着镇定。
  回到办公室不久,有人通知:部长有事找他。他推开部长办公室的门,看到除部长之外,还有两个公安人员。那位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部长,面孔板得像一座木雕。
  “袁庚,你被捕了!”
  下午,机关召开大会,部长在会上宣布:“袁庚是美国特务,已经依法逮捕。”袁庚的好友和邻居、50年代一道在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当过领事的刘亚民和刘丹一,互相交换着悲愤的眼光。1954年袁庚和他们共同保卫万隆会议、保卫周总理安全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袁庚奔走于雅加达和万隆之间,周旋于华侨社会之中,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这样赤胆忠心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与此同时,汪宗谦同志从办公室被押回家中,勒令交出所有的钥匙,开始抄家。翻箱倒柜,从下午抄到天黑,然后又押回机关抄她的办公桌。出门时,才发现三个孩子被关在门外不准进家,左邻右舍也不敢收留,孩子们在抹眼泪……
  从此以后,袁庚在生活中消失了。汪宗谦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也不知是死是活,到哪里打听都说不知道。1969年,汪宗谦随机关到了设在山东邹县的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跟姥姥生活。汪宗谦虽然也算“干校学员”,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她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如掏大粪、洗厕所之类。她的左肩患了肩周炎,痛得胳膊抬不起来,医生建议回北京治疗,干校就是不准。直到1972年初夏,林彪摔死半年之后,她的大孩子中印就要下乡插队了,她请假回京为孩子拆洗衣服、打理行装,才被批准。
  1972年7月,袁庚被捕四年又三个月之后,突然通知汪宗谦到秦城监狱去探监。“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汪宗谦心中被这个念头塞得满满的。
  探监当然是在监狱之外的某个地方。
  汪宗谦辛酸地发现,袁庚行走困难,说话声音也变了。而且他不知道当时是何年何月!
  原来,监狱里日夜亮着灯,犯人分不清,记不住日夜的交替,失去了时间的概念;睡觉时只准脸朝外,一条腿总是压在下边,时间长了造成萎缩;长期不讲话,声带都沙哑了。
  我曾经听说,袁庚在狱中数年见不到有生命的东西,只有放风时在天井里看到墙根的小草。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
  “不,还有蚂蚁,我对蚂蚁很有研究。”
  这句轻松的话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分量!
  汪宗谦见过了袁庚,就为救他而奔走了。
  “没见他不知道他死活,既然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怕他死了!问题还没搞清,死了孩子们都得背黑锅呀!他住在楼上,要到楼下的大井放风,上下都很辛苦,我到中央接待站去上访,请求把他搬到楼下来,这个要求被接受了。”
  袁庚搬到楼下的一间房,发现席子底下有一团开始花白的头发,他判断这里关过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偶然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件事,王光美说:“没错,正是我住过那间房。”
  袁庚出狱,已是1973年9月30 日,整整关了五年半。
  在狱中,睡觉时只要一转身,看守就在外边敲门。夜晚,敲门声常常把人惊醒。袁庚回到家里,刚一入睡就惊醒了,这才是真正的心有余悸。过了半年,这种心悸病才逐步消失。而恢复那条萎缩的腿的功能,却用了更长的时间。每天,汪宗谦搀着袁庚,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快,走了一年之久,两条腿才恢复了平衡。
  更有可悲的,有的人在狱中常年在牢房里转圈子,出来不会走直路了,一走就转圈,连马路也不能过。人啊,人!人的尊严到哪里去了!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治疗,1975年,袁庚被分配到交通部,当了外事局副局长。
  一恢复工作,袁庚的头脑便和刚刚复元的身体一样活跃起来。
  恢复工作之前,袁庚骑自行车上街,总觉得擦身而过的小汽车太霸道,“不能开慢点吗!”恢复工作之后,自己也坐上了小汽车,有时就觉得路边的自行车碍事了,“不能靠边骑吗!”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在心里警告自己道:
  “可不能让屁股指挥脑袋呀!”
  多年来,这成了他的一个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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