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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美国驻波兰大使追逐中国外交官的真相与传闻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既不多与记者交谈，也无心与漂亮女郎们纠缠，而是东张西望，寻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斯托塞尔紧追不舍，雷阳拔腿就跑。斯托塞尔边追边喊：‘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会谈十分感兴趣。代办先生，您别跑呀，我有话对你说……’但是雷阳停都没有停，飞快地跑出楼房，钻进汽车跑了。” 就像《三国演义》不是信史一样，这番记述也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虽然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间，中美驻波兰大使级会谈第１３５次会议一再延期，但中美高层已经开始着手谋求改善两国关系。１９６９年秋，尼克松先后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表示他决心向改善同中国关系方向迈出步子，并表示美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解冻。更重要的是９月１１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对尼克松政府恢复对华关系无疑也是很大的刺激。 在这样的情况下，尼克松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递有关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认真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美国国务院甚至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将美方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但是在中美关系严重对峙的情势下，两国外交官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斯托塞尔在十余年后的回忆录写道：“这就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如何谨慎地办好这件事。我们共同参加的宴会很少，而且总是有很多人在场，乱哄哄的。因此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实在很难。”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３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又名元帅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实际上就是时装表演），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波兰使节前往观摩。于是，在寒冷的雪地里，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上演了一幕追逐中国外交官的“喜剧”。 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追逐的中国外交官是谁？从最早出版的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以及众多的知名中国专家、学者，还有美国方面的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录、论著如亨利·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大外交》，约翰·H．霍尔德里奇的《１９４５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都众口一词地认定是当时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持有这种观点和立场，就笔者所能见阅的论文、著作，一共２３部（篇）。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笔者自１９９０年以来采访了有关涉及此事的全部中方当事人，包括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先生（原任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教育司司长，后任驻冈比亚、尼日利亚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先生（后任驻波兰格但斯克总领事、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驻蒙古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骆亦粟先生（后任驻波兰格但斯克总领事，驻塞浦路斯大使）、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先生（后任驻格但斯克总领事），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陈东先生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英语译员、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钱永年先生。现将事实真相披露如下。 斯托塞尔错将中国二秘当成了代办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３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举行时装展览会。但是，中国大使馆在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送来的请柬之前，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已经接受了阿尔巴尼亚驻波兰大使馆为其接风洗尘的邀请。所以使馆领导决定，由二等秘书李举卿携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前往参加南斯拉夫的时装展览会。 时装展览会在华沙文化科学宫的地下室──严格地说是介乎于底层与地下室之间──的一个舞厅举行。这是一个圆形舞厅，中间是舞池，环绕着舞池四周的便是观众席。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和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联络秘书、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首先自人口处进入舞厅。展览会开始之际，李举卿、景志成自另一入口处进入舞厅，并在紧靠人口处的观众席人座。此时的西蒙斯最想找的是他的“对手”和“熟人”──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他在四处搜寻骆亦粟不果后意外发现了景志成。西蒙斯以前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偶尔也见过景志成。只是李举卿是这年仲夏随雷阳一起前来华沙就任新职的，故而斯托塞尔、西蒙斯都不认识李举卿，他们想当然地把李举卿当成了新来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 景志成在陪同骆亦粟参加中美会谈联络官员会晤时也曾见过西蒙斯，他和李举卿同样也不认识西蒙斯身旁的斯托塞尔。景志成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时，我突然发现我们对面入口处有一个人正一边用手指指着我们，一边对他身旁的另一个人在说着什么。”说话的即西蒙斯，另一位则是斯托塞尔。斯托塞尔本人回忆说：“我认出了中国代办（斯托塞尔叙述有误，下同──笔者按），于是我对手下的人说：‘好，机会来了，我们要走上前去缠住他。’”据李举卿回忆：当景志成立即把情况告诉自己后，对景说：“美国人说不定要耍什么花样。不要理他们！活动一结束，我们马上离开！” 中国人避之不及 美国人穷追不舍 时装展览会在当晚８时许结束。当最后一位时装模特出场时，有意避开美国人的李举卿和景志成起身退场。斯托塞尔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从过道走过来的最后一位模特儿穿着一件透明的结婚礼服。”“中国代办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波兰人谁也没有站起来。我看到他站起来，也就跟着站了起来。”“我紧跟着他后面。我们经过衣帽间走到外面。”由于李举卿、景志成来时未穿大衣，因此他们没有在舞厅的衣帽间停留──这样便与进入衣帽间取大衣的美国外交官拉开了距离。 李举卿和景志成一前一后径直向楼梯口走去，在察觉了美国人的意图后，他们更是有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当走到楼梯一半时，紧追不舍的西蒙斯终于赶上了景志成，“先生，这是我们的大使，他有话要跟您说……”未等西蒙斯介绍完，斯托塞尔就急切地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据斯托塞尔回忆：“我用波兰语对他（指景志成，即美国人误认为的‘中国代办’──笔者按）说，‘我想和你谈谈。’”“他快步走上楼梯，我紧跟在他后面。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大平台上。” 这时，景志成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便加快了步伐。斯托塞尔紧追不舍，气喘吁吁，他边走边说：“不久前我回了华盛顿一次。我见到了总统。我想告诉你，总统想与你们领导人会谈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我们希望与你们的国家改善关系。请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我乐意听你的回音。”“我转达！我转达！我将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景志成边答边走。他与走向停车场的李举卿已有相当一段距离。 需要澄清三个问题 行文至此，还需要澄清三个问题：第一是《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书中的“罗翻译”究竟是谁？第二，记者和其他外交人士是否“目睹”斯托塞尔追雷阳？第三，雷阳是否敢与美国外交官接触？ 如前所述，斯托塞尔和西蒙斯追逐的波语译员是景志成，当然不会还有另一位“罗翻译”。但《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一书作者笔下的“罗翻译”倒也并非全是毫无由来。１２月４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记者招待会回答提问时称：斯托塞尔大使３日晚间谈话的对象是负责会谈事务联络的“骆先生”。这位“骆先生”指的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麦克洛斯基“景冠骆戴”纯系想当然而已。而《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的作者则是采访不周详之故，甚至连姓氏都未真正搞清楚。 也如前所述，中国外交官未等散场就退席，斯托塞尔和西蒙斯在追赶景志成和李举卿时，无论是在狭窄的楼梯上，还是在华沙文化科学宫门外宽阔的平台上，空无一人。中美双方的当事人叙述均可证实。景志成说：“我们（指景与斯托塞尔）是最先走出来的，后面既无人跟随，街上空空荡荡，也没有行人。”“美大使在跟我说那几句话时，无论在楼梯上，或是在文化宫外、人行道上，当时均无人在旁。”斯托塞尔写道：“天很黑，正在下着大雪。天气很冷，四周没有人。”据骆亦粟回忆，１２月４日西蒙斯紧急来电话，说他受政府委托，询问骆先生：昨晚美国大使同中国外交人员的谈话是否已经转达？还说：美中外交人员的谈话已被美国记者看到，记者已向美使馆提出问题，美使馆拟予以确认，但不透露谈话内容，也不加评论，云云。西蒙斯显然是无中生有，故意杜撰。不难明白，西蒙斯所以如此空穴来风，无非是为美方找一个将中美外交官员接触通过媒体公布于众的合法借口罢了。美国人很聪明，无论中方默许还是反对，他们都是“赢家”。你若默许，美国人自然求之不得；你若反对，作出澄清，反而增添了美国人期盼的“炒”的效果，因为中美官员接触的事实无法否认。 最后是雷阳是否敢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问题。毋庸讳言，为避免扣上“右倾”的帽子，“文革”年代里的中国外交官惟恐“左”得不够，对美国外交人员自然更是如此。不过，中国外交人员忌讳与美国外交官员接触，并非仅仅是害怕，还出于愤恨。当其时也，如果两国外交官回避不及，狭路“遭遇”，中国外交官甚至还会“即兴”“声讨”一番：“为什么霸占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要是他找到我，我当时一定还会谴责他们几句……”近３０年过去，忆及往事的李举卿仍这样说。对景志成而言，作为一名未经多少世面的年轻译员，那时他甚至还够不上“随员”这一使馆最低级别的外交职衔。当第一次单枪匹马，面对美国大使突然“袭击”，他的“惊慌”乃至“失态”完全是情有可原的。景志成在忆及当年斯托塞尔追赶自己情景，这样写道：“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怕别人发现我们在说话……”斯托塞尔也这样描述了景志成当时的神态：“他看上去吓了一跳，并快步走向通往上面的楼梯。” 与斯托塞尔同岁的雷阳大使１９２０年生于陕西淳化县的一个山村，当斯托塞尔１９４１年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时，雷阳已是有４年党龄的中共正式党员了。自５０年代中期进入外交界的雷阳一开始就出任广西省外事处处长。差不多整个６０年代，雷阳历任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教育司副司长、司长等要职。１９６９年６月，雷阳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中共“九大”闭幕后，驻外大使相继持节赴任，周恩来总理每每拨冗接见。在济济一堂的“大使群”里，雷阳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在普遍由一等秘书、二等秘书甚至三等秘书“留守看家”的中国驻东欧国家使馆里，雷阳的外交衔也同样显得“鹤立鸡群”。中国派出如此一位正司级的“准大使”的资深外交官员常驻华沙，其意不言自明。另一个事例也能说明问题。直至７０年代初，中国数十个驻外使领馆，只有驻苏联、驻波兰大使馆才备配红旗轿车。前者不难理解，后者盖出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矣！据雷阳回忆，周恩来接见时特别指示：到华沙后要密切注视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有情况要立即报回。周恩来强调：要保持“华沙渠道”不能中断。事实上，遵照部里指示，雷阳赴华沙履新之前已经详细调阅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中美关系的文字材料。就在雷阳刚刚跨进波兰国门的时候，中国有关方面通过巴基斯但、罗马尼亚领导人告诉美国人：中国不久可能会有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８月８日，美国罗杰斯国务卿表示美国政府有意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这显然是美国人得到周恩来口信后作出的答复。９月７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代表齐奥塞斯库为美国传话，周恩来回答说：“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大使级）谈判”。９月１１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告诉对方：中国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综上所述，不仅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了如指掌，诸如雷阳这样身处“前线”的主要指挥官有些紧张是可能的，但恐怕不会像前引十几位作者所描写那样，毫无精神准备，以至于临阵“惊慌失措”。斯托塞尔在华沙追逐景志成的次日深夜２３时１５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据在场的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东非处处长赵维回忆：会见结束时已近午夜，总理秘书钱嘉东送来华沙中国使馆来电。周恩来招呼大家重新落座。“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尼克松上台后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对话，外交部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问题。 小说家言的“演义” 有些庶几小说家言的“演义”，则完全是作者凭空想象的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描绘：“毛泽东已经知道尼克松通过各种途径捎口信给自己，要到北京来当面谈。周恩来还向他讲了一个美国大使追雷阳的有趣故事，……” “那是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３日，在华沙‘波兰文化宫’，南斯拉夫主办了时装展览会。当时南斯拉夫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东欧和西方关系均较融洽，东西方外交官都把这个展览会看成是外交使节们聚会交谈的一个好机会。开幕那天，使节云集，果是十分热闹。 “在这种场合，美国大使从来是记者和人们关注的中心人物。但是，今天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既不多与记者交谈，也无心与那些漂亮女郎们纠缠，而是东张西望，寻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他终于看到了穿中山装的雷阳，便拨开人群，朝雷阳走去。雷阳初未注意，后来看见斯托塞尔直向自己走来，而且举起手打招呼，雷阳心里叫一声‘糟’，赶紧离开会场，朝外面走。斯托塞尔紧追不舍，雷阳拔腿就跑。斯托塞尔边追边喊：‘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会谈十分感兴趣。代办先生，您别跑呀，我有话对你说……’但是雷阳停都没有停，飞快地跑出楼房，钻进汽车跑了。” “可以说，在场的外交使节和记者都十分感兴趣地目睹了这场大使追代办的喜剧，这件事也成为各国报刊上的一条大新闻。” “毛泽东当时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也笑得前仰后合。现在毛泽东同斯诺谈着话，不禁又想起了这幕喜剧……” （张涛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下卷），第八十回《会斯诺邀美国总统访华 骂林彪说文化革命秘密》，作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作者的编造委实是子虚乌有，纯属无稽之谈。这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是极不严肃的。 由于观点、立场、记忆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回忆不一定全面、绝对准确。同样一件事，不仅在不同人的回忆录中常常有不同的记述，而且同是一人，由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这就要求作者对各类史料（包括当事人的回忆、谈话，作认真仔细的鉴别、比较，在“消化”的过程中抉摘真伪，考订核审，有时还需要运用其他材料来加以佐证。比如，研究“西安事变”，除了必读中共文件档案，王炳南、吕正操、刘鼎等当事人等的回忆录，也要认真读些东北军何柱国、西北军米暂沉、王菊人等人的回忆，甚至不妨翻翻蒋介石及其僚属写的有关回忆录。对于现成的书刊资料既信又不信。前人的记载特别是权威学者的著述应该认为绝大多数是可靠的，但是谁也无法避免失误（包括笔者自己在内）。在费正清眼里，作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见证人和具体实施者，基辛格无疑是权威。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因为费正清的轻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８２）》就出现失误。虽是“微瑕”，终不足为训。 近年来，各类人物传记、纪实文学勃兴，这本是好事。但是，正如某些学者针对目前史学研究现状所抨击那样，有些人只凭一本《陈独秀回忆录》便可以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的《陈独秀大传》来。某些作者（包括史学工作者）往往在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率尔操觚，利用现成资料，修修补补，敷衍成书。于是，在某些人的生花妙笔之下，《大公报》巨子张季鸾成了多年主持《新民报》笔政的张友鸳，热血男儿肖楚女成了妙龄女郎，一生未婚的老报人戈公振有了亲生“儿子”戈宝权…… 眼下，很多“炒家”又瞄上了“中美关系”和“新中国外交”。为利益驱动，外行混珠，编者多南郭，编书几成“抄书”。只要卷未附一“主要参考书目”，“编者”便可堂而皇之、大段大段地抄袭他人成果。外行编书的最大恶果就是以讹传讹，混淆是非，以假乱真，严重玷污了学术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选自《中华读书报》，本刊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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