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一再急着与中国恢复会谈，显然和美国与中国接近有关。但是中国人是讲原则的。后来在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对柯西金坦言：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
●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都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副总理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
●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20余年后，当年“途经北京“的事实真相早已披露于世（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一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发表于1992年），作者（特别是有“天时地利”的文献研究人员）应该不难读到。正因为“熟视无睹”，失误差错才一次次重复出现。从1988年到1997年将近10年中，有这样多的学人、专家依样画瓢，可见考订此事并非小题大作。
莫衷一是的记述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此前，中苏双方有一系列外交活动。但是，这段历史在不同学者、作家的笔下却不尽相同。兹选出6部（篇），将有关章节一并照录如下（按发表、出版时间为序）：
（一）“两天后（引案：1969年9月11日），正当中美关系处于微妙境地的时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葬礼之后，突然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总理举行了会谈。这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尼克松对此怀着复杂的感情，睡不着觉了！”（《中美外交传奇》， 第十三回《毛泽东会见斯诺纵谈天下事周恩来邀请美乒队巧布新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44页。）
（二）“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路过北京，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同柯西金讨论了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问题。”（李连庆主编，王俊彦：《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 第二十四回《时光荏苒国际局势多变化结束过去中苏共同向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410页。）
（三）“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突然直飞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杨明伟、陈扬勇：《周恩来外交风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四）“……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率领的代表团在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在越南时，苏联代表团成员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再次提出了两国总理会晤的建议。周恩来无权立即同意会晤，只好向北京请示。
“9月11日凌晨，叶利扎维金被紧急召到了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叶利扎维金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莫斯科。柯西金得到中国同意会谈的消息，是在他从河内返回莫斯科途中，当时他已经飞抵塔什干。在获得举行谈判的准许后，苏联总理（引案：应为部长会议主席）改变了自己的航线，于9月11日上午经伊尔库茨克飞抵北京机场。就这样，中国方面在莫斯科制定的最后期限前两天，同意举行会谈了。”（崔向华、陈大鹏：《广岛遗恨》，转引自《党史信息报》， 1995年12月15日，第4版）
（五）“1969年9月8日，苏联方面又提出在柯西金赴河内吊唁返回时会见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经过会晤，中苏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并决定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张保军：《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六）“1969年9月上旬，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滋涅佐夫紧急约见安志远代办（引案：应为安致远），我随同前往。苏方提出，柯西金总理在访问越南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总理。使馆立即急告北京。国内很快答复同意，但消息辗转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离河内起程取道印度回国。据苏方说，柯西金的专机在塔吉克上空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掉转机头飞往北京。”（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片断》（续一），《世界知识》， 1996年第5期。另见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93页）
其他还有：张涛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下卷），第七十五回《胡志明终留憾言柯西金归途传和意》，（作家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944一945页），王俊彦：《中美苏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审时度势尼克松决心冲破中美坚冰；弄巧成拙柯西金无耻破坏自取其辱》，（时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84页），寒星：《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法制与新闻》，1996年第9期）等，但这些作者的叙述与事实均有出入。
中苏关系的背景
1969年初，中苏边界东段乌苏里江冲突进一步升级。中国方面在一系列事端中仅仅作出有限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与克制的态度，鉴于苏方不断挑起事端，中方开始在珍宝岛地区布署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珍宝岛大规模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3月中旬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欲用载波电话与毛泽东、周恩来联系，中国话务员拒绝接线。当时，中苏高频热线电话有两部，中共中央，另一部设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随后，柯西金又于21日通过设在外交部的热线电话与中国外交部联系。柯西金在电话里说，要找周恩来总理并与其举行会谈。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副司长李连庆（后任驻印度大使）接电话后告诉柯西金：“苏联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没有正式关系。但是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我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是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紧急拜会李连庆，称：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高频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叶利扎维京又说他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中国外交部，紧急转告柯西金的建议，并想知道柯西金想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否可能。他还表示，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柯西金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讲话，能否用电话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李连庆表示，柯西金来电话业已上报，也会将您刚才所谈上报。22日凌晨，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前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长（大使衔）、大使，后任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冠华（前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后任外交部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和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李连庆等人商议。周恩来在听取了李连庆的汇报后表示：“你说报告政府和我，这是对的。因为中苏还有国家关系。但是你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打击面就大了，而且也不准确，应该说是苏联领导集团。……”经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周恩来在备忘录草稿上批示“即准备谈判，送主席”后立即让王海容将此件送交毛泽东。待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后，李连庆副司长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叶利扎维金，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3月29日，苏联政府就珍宝岛事件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但又“建议”恢复1964年8月中断的苏中边界谈判。4月1日，林彪代表中央在中共“九大“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表示：“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4月16日，中国政府表示：“我们要答复你们，请你们放心，不要着急。”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并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6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5月24日声明正式作出反应，建议“两三个月后”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谈判。7月10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苏联政府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半个月后，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年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苏联一再急着与中国恢复会谈，显然和美国与中国接近有关。但是中国人是讲原则的。后来在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对柯西金坦言：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周恩来此言不虚，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继续发展。苏联进一步把它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进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8月13日，苏联武装部队数百人再次在我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严重的边界流血事件。这种战和胶着的状态一直持续到9月初周恩来赴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逝世前后。
苏联只好通过越南方面中介，向中方传话。
但越南因故延误。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引案：越南官方公布的时间是9月3日9时47分，因2日是越南的国庆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不幸因病去世。4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晚上周恩来在与叶剑英去医院瞻仰胡志明遗容后，于8时乘飞机离河内回国。据外电猜测，周恩来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前来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柯西金见面。但是，据C·贡恰罗夫、B·乌索夫披露的史料表明：于6日抵达河内苏联党政代表团成员与尚留在河内的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员进行了接触，提出了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问题。但未获结果。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紧急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后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保加利亚、联邦德国大使），使馆三等秘书李凤林（后任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兼摩尔多瓦、俄罗斯大使，）随同前往。苏方提出：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恩来总理。我使馆紧急报回国内。但中方未立即作出答复。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都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副总理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葬礼活动结束后，柯西金和李先念副总理正好迎面而过，但李先念副总理明显回避与柯西金接触。据当时中国党政代表团越南语译员、外交部亚洲司处长梁枫（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塞内加尔兼冈比亚、缅甸、老挝大使）回忆：仪式结束后，中苏两国代表团从主席台两侧走下来时，柯西金紧走几步，想和李先念副总理打招呼。柯西金的手都伸过来了，李先念副总理假装没看见，转身走开了……无奈之中，苏联只好通过越南方面中介，向中方传话。但越南因故延误。9月9日下午3时半，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来到中国党政代表团下榻的范老五宾馆，请梁枫转告李先念团长，苏联代表团要求越方向中国代表团转达如下事项：
“一、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
二、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李先念团长获悉越南方面的传话后，立即报回北京。
9月10日下午，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河内回到北京。同日，柯西金自河内起程回国，直到登机前，他仍未获中方回音。实际上，10日清晨，在李先念副总理、王幼平大使去机场后，中国越南大使馆方收到国内复电。使馆政务参赞陈亮立即驱车前往嘉林机场，但柯西金一行的专机起飞已1个多小时了。
柯西金已飞抵塔吉克，正在桌旁吃烤肉，莫斯科方面来了消息，要他飞回北京见周恩来。
悉知此事前后经过的范文同严厉批评越外交部有关当事人延误大事。作为补救措施，越南外交部苏欧司于同日中午约见苏联驻越大使，转达中方答复，并嘱立即转告正在飞行途中的柯西金。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分析，很清楚，柯西金的要求之所以迟迟未获答复，皆因中央最高层领导尚未首肯。以下一则材料也许可以说明问题：柯西金飞离北京机场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次日将要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叶利扎维金后来就此事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个中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事已至此，柯西金作了最后的努力，由苏联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毛泽东批准同意。10日晚间，中国外交部召见叶利扎维金，正式通知苏方，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会晤。叶利扎维金立即报回莫斯科。据叶氏回忆，该时，柯西金已飞抵塔什干（引案：有误。中国方面记载是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杜尚别）。随柯西金同行的贾丕才这样写道：“傍晚飞机落在杜尚别，我们住进了政府公寓。当我们围坐在桌旁吃烤肉时，有人叫柯西金去接电话。莫斯科方面通知说，中国当局同意苏联飞机飞经中国领土，并且周恩来准备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晤。柯西金随即决定让苏共中央书记卡图谢夫、我和他的助理巴扎诺夫同他一起去北京，而其余人员回莫斯科。我们坐上了自己的飞机，机组人员还未来得及装矿泉水（但有白兰地酒储备），我们就向新西伯利亚飞去。”当晚，叶利扎维金紧急约见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加拿大大使）。叶表示：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伊尔－62专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抵达北京，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一干苏联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中国政府官员在机场迎候。宾主稍事休息，周恩来与10时50分在首都机场候机楼西侧贵宾室会见柯西金。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机场设便宴招待柯西金。便宴后，双方继续就一些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交谈。据参加会谈的叶利扎维金称：“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晤连同’便宴’持续到16时。”
在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谈”中，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项临时措施的协定。这多少缓解了剑拔弩张的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尼克松政府加快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9月12日，国内各大报都刊出新华社11日发布的低调的简短新闻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澄清讹误，学者责无旁贷
综前所述，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已经廓清。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2期、1993年第1期连续刊出一篇题为《柯西金和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的文章，前半部分是导言，为俄国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C·贡恰罗夫和B·乌索夫所作。后半部分系叶利扎维金的回忆录，本文所引《广岛遗恨》以及《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的文字大多出自此文的前半部分，连明显的误讹（如将杜尚别误作塔什干）也照抄不误，《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的作者不仅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识，错误地认为中苏大使级外交级关系降格为“临时代办级”（其实，正式外交关系只有大使级和代办级，并无“临时代办级”。两国关系紧张或因国内原因，使馆馆长缺位和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期间由临时代办暂时代理馆长，并非两国外交关系的降格），而且连胡志明去世的时间都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虽然C·贡恰罗夫、B·乌索夫和叶利扎维金的叙述尚有不确之处，但“周恩来无权立即同意会晤，只好向北京请示“却是《广岛遗恨》作者的杜撰。实际上，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本人早已返回北京，当然不会发生他“向北京请示”的情况。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和前面美国大使在华沙追逐中国外交官那些段落一样，作者照例又是无中生有，加油添醋。虽然写得绘声绘色，活龙活现，可是连柯西金到达北京的时间都未弄清楚，比实际时间推迟了4个半小时！写文章，做学问浑如游乐戏嬉，怪矣哉？！
类似的问题还有胡志明的逝世时间。1989年9月1日，越共中共政治局就胡志明主席逝世等有关问题发表公报称：“胡志明主席是在1968年9月2日，我国国庆日，9时47分逝世的。为了使胡伯伯的逝世日子不与全民族该大喜的日子相重，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把胡伯伯逝世的日子公布为1969年9月3日9时47分。第六届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现在应该准确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日子。”现在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史家的责任。其他如《莫斯科二十年片断》的作者“使馆急告北京，国内很快答复同意，但消息辗转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离河内回国”，《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的作者“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云云，毋庸赘言，皆有不确之处。《中美首脑外交实录》作者的叙述显然自相矛盾：前面称“9月11日凌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同意”周恩来、柯西金会晤；后面又说“9月10日”柯西金“得到回音”，周恩来“欢迎”与他会晤。至于柯西金｀“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云云，则更是无稽之谈。
关于周恩来、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当代中国外交》就有准确表述：
“为了争取缓和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关系，周恩来总理1969年9月11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涉身外交研究与创作，不知为何连这些最权威的外交“经典”也不屑一翻？上述主要差错虽非鲜见，但是，拥有得天独厚、旁人无可企及的优越条件权威研究机构为何不能“免俗”？如果在提倡和发扬严谨的治史作风方面负有义不容辞责任的专家、学者等高级研究人员也照抄照搬，实乃匪夷所思！
20余年后，当年“途经北京“的事实真相早已披露于世（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一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发表于1992年），作者（特别是有“天时地利”的文献研究人员）应该不难读到。正因为“熟视无睹”，失误差错才一次次重复出现。从1988年到1997年将近10年中，有这样多的学人、专家依样画瓢，可见考订此事并非小题大作。
（原文有注释25条，限于篇幅，发表时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