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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是繁忙的公路。公路上，车马如梭，人流如织。依旧是笔直的公路。公路旁，耸天的白杨，倔强挺拔。这是京郊一条宽阔的大道，笔直的大道，繁忙的大道，它通向圆明园，通向颐和园，通向美丽如画的香山。 哦，这条路，这布满白杨的林荫道，对于我，多么熟悉，多么亲切。从50年代（末）、60年代、70年代，直至80年代的多少个春夏秋冬，我沿着这条路走向冰心同志的家，看望她、拜访她，向老人请教，向老人组稿，向老人慰问…… 如今，我又沿着这条路，在这寒风飒飒、雪花飘飘的冬日里，来到了她的家。 她刚刚度过八十五岁寿辰，就在10月5日。那天，许多亲朋好友，向她热诚地献上一束束她喜欢的盛开的月季以及鲜花织成的花篮。还有许多贺信与贺电。她衷心欢喜，心潮澎湃。 但是她也刚刚遇到不幸，就在她生日的头十几天——9月24日，与她相亲相爱、相儒以沫、相敬如宾、共同生活了56年的吴文藻先生溘然病逝。这使她痛心入骨、悲伤之极。 那么，今天我来，老人的精神和心境会是怎样的呢？ 一 比我想像的要好。 依旧是她的这间典雅而宁静客厅里，她安详地端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身旁，是近年专事照料她生活和帮助她整理文稿的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像往日一样，我们亲切地交谈着。老人总是含笑叙说往事，追忆故旧。还不时关心着、询问着当前文坛的新事，报刊上出现的新人新作。虽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但她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谈锋甚健，并且极富幽默感。每每漫漫叙来，缀语成趣，娓娓动听。 常常是，如有亲近的客人——老朋友或小朋友，总之被她称为朋友者来，在她的客厅里，必然是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在她的身上，充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 此时，在我的脑海中忽然闪现一个问号：这，难道是一位八旬高龄的老者么？ 是的，她确已八十五岁了。是老者，然而她并不服老。她还在文学的原野上辛勤耕耘。这时，我忽然想起五年前，当她跨进八十岁时的情景。那时，她因得了“脑血栓”，之后，又摔折右胯骨，住进了医院，有心的《儿童文学》杂志社为了祝贺她八十大寿，特地请画家杨永青画了一幅祝寿的画——画面上，一个满面笑容、穿着红兜肚、背上扛着一对大红桃的孩子，喜洋洋地向冰心奶奶拜寿。 她说，在病榻上，每天清晨醒来，在灿烂的阳光下，望着这幅画，使我快乐，使我鼓舞。但是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病后有许多老朋友又是安慰又是责难地说：你以后千万不能再不服老了！她呢，却在回复一位朋友的信中风趣地说：“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她说，这“无知”，要感谢她的千千万万的小读者！因为自从她二十三岁起写了《寄小读者》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六十年。正是许多小读者热情的回响，使她永远觉得年轻。当时她表示，身体康复后，将再努力给小朋友写东西。她愿自己的“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这是多么奔放的豪情！ 冰心，这位对待生活真诚的老人，确实是这样做的。她虽是老之已至，却始终坚持写作，勤于耕耘，不断有散文、随笔、评论、回忆录的新作间世。她还十分关注文艺界，关心同辈及一些老作家的创作，关怀新人的发现与培养，青年作家的成长，虽说近年她自生病住院后，已有四五年“足不出户”了。记得，1984年12月，当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她曾在给大家的祝辞中，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而热情欢呼。她特别为能看到文学界大批新生力量的涌现而自豪。她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与作品，已超过了30年代、40年代。假如这些年轻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出现在20年代，那我就无论如何，不敢提笔作文了！”她强调说：真的，作为一个妇女，我特别兴奋的是，文学新人中，女作家人才辈出。文坛女秀，群星灿烂，群凤朝阳，可喜可贺。她由衷表示：作为一个文坛老兵，虽然老、弱、病、残，步履迟缓，但她愿在自己的晚年贡献微薄的一切，愿追随万象更新的时代，同朋友们一道前进。 当时，她因为行动不便，未能到会。这个祝词是由青年女作家陈愉庆在大会开幕式上朗读的。胡耀邦同志带头热烈鼓掌，场内掌声不息。当天下午我便在电话里高兴地告知她这一感人情景，她笑声朗朗，诚挚地说：那是我的心里话。 她曾多次同我谈起她时刻思考着酝酿着的写作计划。谈起写东西，她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沸腾生活，在召唤著作家；大时代变革的浪潮，在推动著作家。现实生活又给了我这个文坛老兵以极大鼓舞力量，我当以有限的光阴，趁大好时光，多多写呢。 我知道，她还有满腹文章要作响。 如今，她除了会见一些必要的国内、国外的朋友之外，每日里坚持看书，阅报，读刊物，坚持写作。最近一两个月间，我们又欣喜地连续读到了冰心老人的一系列新作：《中国作家》上《关于男人》的续篇；《中国青年报》上《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文艺报》上的《介绍（今夜月色好）》；《儿童文学》上的《喜悦期待》；《文艺报》上又一篇《我注意等看安忆的作品》，等等。她刚刚写就的评论袁鹰新出散文集《秋水》的文章，也即将发表。还有应约给一些报刊题词、题字。 令人深为感动的是，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的进行正是吴文藻先生住院乃至病重之时，老人心绪十分不好，然而她还是坚持写作。所以当这些被冰心关注和评论的作家知晓这一情况后，尤为感动和感激。 这当儿，有几件事令我感到意外和惊讶。一个是烈日炎炎的7月间，有天，吴青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娘发现第五期《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写得不错，正好《文艺报》约老人家文章，她就要写这篇小说的评介。吴青说，老人家让我打电话告诉你，并且顺便问问你，你们的“编者的话”里怎么没提这篇小说？ 另一件事，是8月初的一天，也正是北京酷暑季节，老人亲自打电话来，对我说：7月号的《人民文学》编得不错，刊物有起色。她说，刘心武的小说和理由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两篇文章相得益彰，春兰秋菊。话筒里，传来她温和的笑声，她说：唔，我是刚刚看完的呢，心里高兴，给你打个电话。我真不敢相信，以她这般年龄，又是在这汗流浃背的难熬的盛夏，居然能够耐心看完这几万字的文章。一时，难以名状的感情涌上心头。 放下话筒，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没想到，事隔数月之后，就在前天，又是一次令人感动的意外。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冰心老人！她突如其来的问我：金河这作家是哪儿的？我回答她，是辽宁作协的，一位很有潜力、很有发展前途的作家，他的几个短篇曾经获奖。她说：噢，难怪呢。我今天刚刚看完《文汇月刊》上他的一个短篇《堵塞》，写得不错，很有现实意义。恰巧我手头新到的一摞刊物中就有《文汇月刊》，接完电话，我翻开一看，是昨天刚收到的第十一期。不想，冰心老人竟已看过，并且发现了金河的新作。 另一件事，大约是10月底，我由上海、安徽返回北京后，有天回事跟冰心同志通电话时，她忽然说她从报纸上看到巴金跟无锡小学生通信的一则消息，事情很感人，她想找巴金同志的信看看，问我有没有？偏巧，这封信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我正在上海。我也为巴金同志复函并帮助无锡小学生“寻找理想”一事深为感动，且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又是我的朋友，所以顺手留下了这张报纸，带回北京。我便立即答应寄给她。她十分高兴。我猜想，她对这样一件事情格外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她和巴金同志个人的深情厚谊，恐怕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出于她对孩子们的热切关怀。这是作为一个从事儿童文学六十多年的前辈作家多么可宝贵的拳拳之心。 哦，一位这般高龄的老者，一位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竟对当前文学事业，依旧如是关怀，如是爱护，始终倾注了心血和感情；作为晚辈，作为一名编辑，如蒙春风夏雨，我受到了多么及时多么深刻的教益！ 这将是我永志难忘的。 ……谈话间，像往日一样，她不时生动地讲述一些她所经历过的有趣的故事或新近的见闻。也不时问询我一些她所熟悉的作家朋友的近况。我们交谈甚欢，虽然她是长辈，我是后辈。她一直亲呢地称我为她的小朋友。对我真好。如若她不是上了年纪，她没有写作计划，我愿在她的身边一直呆下去，听下去，谈下去，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但我现在不能这样。 因此，每次来，我不敢逗留大长时间。应该把更多的宝贵的光阴留给她，她便会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子孙万代。 我必须告辞了。今天，随我而来的还有一位刚刚从事写作的年轻朋友。他是头一次见到他久已景仰的作家冰心，因此临别时，他羞答答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日记本，恭敬地递上，恳请冰心老人为他题字留念。 冰心老人询问了他的姓名，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这忠厚可爱的小伙子，她微微笑了，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了两行字：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啊，依然是她所喜欢的这两句话。我亲见她曾多次为一些中青年作家和其他朋友题赠这两句话。为此，我曾就教于她，并问及她为何特别喜欢这两句话。 她说，这是诸葛亮《诚子书》中的话。原文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她说，她很喜欢其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为了易记、易懂，一目了然，她把它作了简化。 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成就事业，不摒弃功名利禄的欲望就不能坚定正确的志向，不排除成败得失的干扰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 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有所作为，须把个人的名利、得失看得淡薄些；而要看重事业，以事业为重。 冰心同志诚挚地说，她自己是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的，因而也愿以此与青年朋友共勉。 辞别冰心同志后，当晚，回到家中，我夜不成寐，哦，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反复体味着这两句话。这时，冰心老人的一些作为，一些言行举动，却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二 大凡跟冰心同志接触较多、了解较深的人，都会发现，她，作为一个作家，是多么关心和热爱生活、热爱群众、热爱她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她的心里始终蕴藏着一团火！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充满真挚的爱，深沉的爱。 然而，对于个人名利得失，却从不计较，从不伸手。不仅不计较，而且看得很淡泊。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某些感人的事，仍历历在目…… 尽管我们实在不愿意回首往事，再去提及那一场“史无前例”的痛苦的岁月，然而，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中，冰心同志的一件小事，却使我时在念念。大约是在最为恐怖的1967年的夏天的一日，当时已被打成“黑帮”，受到所谓群众专政的冰心，正在文联大楼四楼扫地时，她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我，便迎上我，把我叫到楼梯口拐弯处，环顾四周无人，迅速将几张存款单偷偷交我，要我替她上交国家。并悄声交待我说：这几万元存款，本是人民发给我的薪俸，我没有多少用处，子女们也都各有工资，更不需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吧，国家还可以拿这些钱投资搞建设。 那种时候，和“黑帮”讲话，如若被发现，都会认为是反革命串联。我收下了，答应办。但仍有些犹豫，怕出意外。尽管这一举动按理应该算是爱国的行动，可那时哪有什么是非曲直？！ 临分手时，她又悄声叮嘱我：这件事，你帮我办了，只让经手人知道，千万勿语他人。我不是为别的，不希望张扬。她说此话时，言辞是恳切的，态度是真诚的。 我点了点头，她才放心地走了。 后来这笔款又退了回来，因为那时无人经管这些事。自然，这件事，现在或许会有别种看法。但我觉得，冰心同志是真诚的。她的心里想的是国家和人民。 还是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大兴抄家之风时，冰心同志的家，也被洗劫一空！同时也抄了很多人的家。他们把抄家的物资集中起来在民族学院举办了一个所谓“修正主义展览会”，若干双皮鞋，若干件料子衣服，若干块进口手表，和大量“封资修”的书籍，成了说明“典型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展品。其实这些实物大都是冰心同志代表新中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的礼品。而区她大都没有用过，不料成了“修”的罪证。多年后落实政策归还时，除了衣物、书籍、字画外，还给了她六块高级进口手表。这些都是当时作为“谢冰心修正主义生活”的罪证，向革命群众展览过的“赃物”。其实呢，天大的笑话！谁知那些五花八门的展品究竟是从哪家抄来，七凑八拼起来的？！实际上并不都是谢冰心的。瞧，这六块手表，就只两块是她的。于是她又将其余几块归还专案组了。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她傻气，既然作为冰心的罪证展览过了，赌气也要把它收下，干嘛退回！？她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因为那原本不是我的东西。” 原先去过冰心同志家的人，都会发现她住房的狭小。老少三代人，仅居一个并不宽敞的小单元。这还是解放初期她和吴文藻先生由日本回国之后，吴先生担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他们定居于此的。这座和平楼系民院教授楼，当时算是条件好的。这儿花木葱宠，景色宜人，她是喜欢这个地方的。长期以来安居乐业，她生活得很愉快。她是一个知足者。知足则长乐哇。只是后来人口发展了。房子却未增添，就愈来愈显得狭窄了。加之，近年来她连续生病，住院，身体每况愈下，需要有人照料。她还要撰写回忆录呢。这就更需有人帮助查阅资料，整理文稿。所以组织上批准她的二女儿吴青担当这一任务。女婿陈恕和孙子小刚也就都必须住在家里，生活在她身边。家里还有一位保姆。还时常有外国朋友来访。因此一个小小的单元房就无法容纳这一家老小了。本来，冰心同志和吴文藻先生，多年来各居一室，便利生活和写作。后来就只好又同居一室，以便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所以有次我去，冰心同志幽默地说：“瞧，我们老两口分居几年后，又‘破镜重圆’了。” 不久，她的这一困难情况被中央领导同志得悉后，立即批示拟拨专款，给冰心同志建造一座独立的平房。这个做法，也有先例，周恩来总理生前就曾批准为科学家李四光、高士其建造了专门的平房。冰心同志很感动，也很感激。然而更多的则是不安。她诚恳地婉言谢绝了。她说，好多普通老百姓住房还比咱们挤呢，不能这样麻烦中央，也不能这么做。她只希望如可能就在她现在居住的楼房附近，再找一两间普通房子，够住就行。 冰心，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淡泊而宁静的人。她总愿意自己能够给予、能够贡献于社会更多，而索取极少，极少。 去年，她的房子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用她开玩笑的话说：鸟枪换炮了。现在有了宽敞的卧室、卫生间，还有了一个明亮的客厅。 她常常喜欢一个人静下来思索、写作。跟她在一起总感到安静、从容。她与世无争。社会和人民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和荣誉。她珍惜这些，却并不追求这些。她看重事业，而淡泊个人的名利地位，所以她生活得很平静，很愉悦，也很乐观。她只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作家，应该是以作品赢得读者，取信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别无其它选择。 她说要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对于她来说，还要写到老呢。 三 也许有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了，新华社于1985年10月1日播发的一则消息：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吴文藻教授逝世。电文中宣称：几十年来，吴文藻教授为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培养了许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根据他的遗嘱，谢冰心同志将他生前三万元存款作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生奖学金基金，并把他珍藏多年的图书资料捐献给民族学院。 吴先生的去世，无疑对冰心老人是一个莫大打击。这次吴先生发病是在8月3日。送进北京医院后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直到逝世。其间，冰心去探视时，根据经验，她预感到吴先生将不久于人世。从医院回到家中，她才打开先生的遗书，之后这么办理的。她和吴先生大约都是在1980年写了遗书，但是“背靠背”写的，谁也不曾看过对方的，儿女们也没有看过。 9月24日早晨，医院里打来电话，通报吴先生去世的消息。本来大家想暂时瞒着冰心老人，偏巧她在电话机旁清楚地听见了，她立时泣不成声，悲恸之极。 他们可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56年的恩爱夫妻啊。 还是1923年，他俩都去美国留学时，在远渡重洋的轮船上，吴文藻先生与被“五·四”惊“震”上文坛的新星谢冰心相遇了，终于结成百年之好。 我曾有幸听冰心同志风趣地讲述过他们的恋爱经过，当时吴先生也在坐，直嘿嘿地发笑。 冰心同志回忆说，那是1923年，她在燕大女校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得到“斐托斐名誉学会”的金钥匙奖。并得到燕大女校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赴美留学。 而吴文藻先生呢，则是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堂，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8月中旬，他们同时由上海乘约克逊号邮船赴美游学。 当时的谢冰心已是文坛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尽管有不少小伙子热情写信追求她，她却一个也不谈。在船上，忽然有几位同学大惊小怪地来告诉她：在这条船上，有清华一个男生，个子高高的，走路都扬着头，不理睬人，可傲气啦。听说人家给他介绍过好几位朋友，他一个也相不上。咱们去看看怎么样？这话引起了冰心的好奇心。她赞成一起去见识见识。 果然是一位仪表堂堂然而却十分高傲的小伙子。冰心自然也不示弱，就大大方方和他攀谈起来，她发现小伙子很和她谈得来，那傲气全无踪影了。将近半月的船上旅行生活，使他俩建立起奇遇的友谊。 踏上美国国土后，由于分赴两个学校，又是你东我西，便分道扬镳了。 冰心同志笑着说，奇怪，这个骄傲的小伙子，隔几天便给她寄一本文艺杂志。又过了一段时日，杂志里面夹一个小条。再过些天，小条变成了宽点的条，都是用英文书写得整整齐齐。再过若干时日，写来了信，投来了情书。冰心发现小伙子是真诚的，便也呼应起来。往返的书信，密切的交往，使这一对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伙伴，渐渐地由相知而相爱。 终于，于1926年当冰心女士在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毕业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返国时，捎上了一封吴文藻向冰心正式求婚的信件，这信是要呈报冰心父母亲的。好玩的是，冰心同志说，这封信是经她修改过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今年春天，有次我去，冰心老人突然兴奋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文藻几十年前给我父母亲的一封向我求婚的信，居然最近发现了，长达六页呢！ 冰心女士和吴文藻博士于1929年在北京结婚。婚礼简朴，在西山大觉寺度过新婚之夜。此后，他们就一直风雨与共，和睦相处，生下了一男二女。可谓美满幸福的家庭。 不料，风云突变的1957年，吴文藻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冰心同志极度痛苦。正在这当儿，周总理知道了，就和邓大姐把冰心接到他们家里，一见面，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吴先生的事，唉……他们和她亲切交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临走，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现在需要的是，关心他，帮助他，而不是别的。这，就要看你的啦……”这亲切的话语给了困惑中的冰心以极大的温暖和鼓舞力量，也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此后，只要她见到周总理，总理总是嘘寒问暖，说长话短，问她的生活、工作情况，文藻的身体如何，问孩子们的读书成绩……她和她的一家多么敬重和感激周总理，深深地怀念周总理。直到现在，冰心在她的客厅里始终悬挂着一幅周总理的油画像，并且每日献上鲜花。还时常献上洁白的马蹄莲——总理最喜欢的花。来了客人，要照像，她也提议在总理遗像下合影。这才最有意义。 吴文藻先生的错划问题彻底昭雪平反后，他们夫妇之间更是相亲相爱，相敬如宾。都是一样地不服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时我去，就只见夫妇俩，在卧室兼写作间里的两张并起来的桌子上、面对面地端坐一方，或阅览书报，或写作品，或磋商文稿。他们相互体贴，相互关心、勉励。不间断地从事着写作和学术研究。晚年的生活可谓丰富、和谐、充实、快乐。 不幸的是吴先生先她而去了。好在冰心同志的子女都很忠厚、孝顺，使得她老人家生活得一如既往。还有她的许多老朋友、新朋友、小朋友，也都常来常往，看望老人家，祝福她健康长寿。 如今，她的心境好些了，精神也焕发起来。她常说，人，活着，就要做事，为孩子们，为后人…… 她又执笔辛勤耕作于文苑，因为，她的“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选自《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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