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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白 母亲小传： 滕秀荣，女，1936年10月27日出生于河北沧州，在贫穷落后的家乡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1954年和贫农出生的农民白贵林结婚。1956年冬天，到北京。先后做过北京花丝厂的工作，托儿所阿姨，炼铁厂的翻砂工以及各种临时性工作，生两儿两女四个孩子。现在正与丈夫在北京安度晚年。 我觉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血脉中，更多流动的 常常是一种感恩戴德的血。更多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对生活心怀感激。 而这种感激，常常会把生活中的不幸冲得平淡，淡如一杯白水，失去颜色， 失去味道，甚至连最起码的养分都失去了。 那是一个母亲没有见过火车的年代。那个年代的火车和母亲相隔着大约六十华里的路程。那是华北平原的一个贫瘠乡村，相传《水浒传》中的一些英雄豪杰曾在那一带流放过。方圆几百里都是低洼盐碱地，逢雨就涝，见晴则早。母亲就诞生在那样一个乡村，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那个乡村度过的，几乎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的天空是村顶上的那片天空，母亲的世界是村外四野那片荒凉世界。没有大道，没有柏油路，与外界相连接的是如蜘蛛腿一样细小弯曲的土路。那样的路夏日雨后满是泥泞，冬天的冰雪中又如山岩一般凸凹坚硬。 母亲是在那个年代的一个严冬上的路。没有汽车，连人力车也没有。母亲是坐着亲戚家的一架驴车上的路，怀裹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孩。那是我姐姐。赶车人是母亲的伯父，一个我称作二姥爷的长辈。 那个年代的火车是灰暗的，车站的灯光像被一层油污糊住了。其实并没有什么油污可以往上糊，是瓦数过低的缘故。那个年代的电流如贫血病人的血，弥足珍贵。电流流不到的地方，若是没有月光，人的双眼几乎等于被一快厚厚的黑布完全包裹起来了。 母亲到达车站的夜晚就是那样一个夜晚。在母亲大脑沉睡了几十年的记忆中，那个夜晚的情景一直是醒着的。天实在太黑了，也实在太冷了，而且很静，静得只能听到毛驴四蹄踩在土地上的声音，和她怕父间或的咳嗽声。此外再听不到什么声音了。姐姐已在母亲怀中睡熟。夜是寒冷的，母亲的怀抱却温暖如春。 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火车鸣笛时的震惊。母亲最初讲述时，在她老人家衰老的神情中，仿佛依然存留着当时的惊恐。那是旷野中一头凶兽的突吼，是一头凶兽在一个不被察觉的暗处向人发起的猛然进攻。 母亲顿感到整个大地的震动。毛驴当即止了步，四蹄再不敢迈动一步了。同时惊起的是姐姐的哭声。她的小嘴张到最大，母亲的乳头怎么也不能使她稚嫩的心脏得到安抚。 母亲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投奔几百里以外的父亲的。那时父亲终于结束了在京城打工的日子，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城市身份和一份正式工作。母亲第一次讲述这段经历时，我的想象比较空泛。在我当时的生命历程中，还没有亲见过在京城闯天下的打工仔的样子，后来一群群打工仔开始在京城出现了，我的想象才具体起来。像是历史的一种重复，而重复的历史带给人的感受，一时却是很难说清的。 我记得一家内部报纸的一篇报道，是出自一个外国记者的手笔。他称这种现象为“中国的民工潮”。不清楚这位外国记者是否知道中国曾出现过类似的民工潮。他更关注的是新一代民工潮中的民工处境。他不无同情地称他们为“中国的吉普赛部落”。在他的报道中，民工们群居在一个经常移动的大工棚里，常常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拥挤在一起，没有上下水道，没有厕所，医疗和安全均得不到保证。 父亲是不是有过同样经历？父亲从没对我说起过。如果他曾有过同样经历，应该说，在母亲投奔他时已经结束了。他已经为母亲争取到了一间房子。是一间平房。准确说是两间平房套房中的一间，套房是两家合住的。人家住里间，我家住外间。人家进进出出都要从我家经过，按照现在人的观点，先不要说什么方便不方便了，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人连最起码的尊严和隐私都说不上了。但那时的父母却非常知足。毕竟生活在大城市里了，千千万万的打工仔不是连这样一间房子也没有么？这是人家梦寐以求的。那时的父母，不是已经生活在由梦想幻化出的现实中了吗？ 不仅仅是父母吧，那时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态。他们的视野极为有限，所以他们随遇而安，善于满足。只要生活稍有改变，他们都会怀着一种感激心情。这也是因为起点过低的缘故吧。如果人站在一个零起点上，那么哪怕仅仅迈上一个台阶，也等于发生整整一倍的变化了。一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想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倍就是百分之百，那该是翻天覆地一般的巨大变化了。足以使人感到十分地幸运和满足。 我觉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血脉中，更多流动的常常是一种感恩戴德的血。更多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对生活心怀感激。而这种感激，常常会把生活中的不幸冲得平淡，淡得如一杯白水，失去颜色，失去味道，甚至连最起码的养分都失去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间套房里出生的。后来听母亲讲，当时大多数女人都是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很少有人到医院去生产。在我的推想中，在那样的年代，到医院去生孩子，一定是一种奢华、一种只有一少部分女人能够享受的特权。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女人是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母亲没有什么特别，她是当时大多数女人中的一个。如果把当时大多数女人进一步化分成三、六、九等，她的位置应该是最低等的。所以为了生我，她才从当时的商店里买来最便宜的纸。是那种花一分钱能买好几大张的纸。一分钱几乎就能在床上铺满一层了。不知道那时一个女人在家里生孩子要往床上铺多少层纸，是十层还是二十层？若是十层，只需一毛钱就够了，若是二十层，至多也就是两毛钱吧。十层已经很厚了，已经赶得上一张毯子了，二十层可就是一床被子了。生我这样一个普通孩子，需要那样奢侈吗？ 我没问更多细节，只听凭母亲讲。我是静静听，静静地推想和联想。 当母亲讲述这一切时，她生我时用过的那种纸已经很难再见到了。她说那是一种叫作马粪纸的纸，颜色像新鲜的马粪一样发黄，质地也像摊开的马粪一样粗糙。这种纸当时我没见过，以后的日子里也没见过。我见过一种比这种纸质地好一些的纸，是以后在老家上坟时见到的。也是一种黄色纸，质地也很粗糙。我以为就是这种纸。母亲说不是。她说这种纸比当时生我时用的纸好多了。 无可想象。我那时到底是在怎样一种粗糙的纸上诞生的呢？刚出生时那稚嫩的皮肤能经受得住那种纸的粗糙吗？ 问题已经不答自明了。我当然经受住了那种粗糙。否则我不会长得像现在这样健壮。不仅如此，我还经受住了那时的寒冷。我的户口簿上写明，我是在冬天出生的。母亲说，那时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那时的屋子却不像现在这样严实。“你可以想见，咱家要是把门锁了，人家怎么出入呢？” 母亲的话是对的。那时我家的门是不能随我家人的心愿锁上的，只能关上，换一句话说，就是只能虚掩上。可以想见，生活在这样的屋里，日日夜夜都不可能严实的。而那时父母用来取暖的用具，却是在一个旧货市场上花最低价钱买来的小炉子。这个小炉子跟随了父母十几年，我记事很久以后也没有扔掉。 是一种靠四条单薄的腿支撑的小炉子。上面续煤的地方是个圆孔，如一个小碗碗口一样大小。下面炉壁上的出口却小得多，也就是一个煤球一样大小的吧。这种小炉子烧的就是煤球，却没有烟道，炉子需冒烟只能从上面那个续煤地方冒。这种时候，小炉了是不能放在屋里的，因为不但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其中的大量煤气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母亲就是用这个小炉子做饭和为屋子取暖的。我就是在这个小炉子的温暖中诞生的。可以说，和现在出生的孩子们相比，那时我的生命力真够顽强。母亲却只是笑笑说，其实那时的孩子大都是这样出生的，而且也大都活过来了。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母亲出了一件大事。起因是一家姓李的人家死了一个老人，我称这个老人为李大爷。李家人用自家的木板为李大爷钉了一口棺材，准备把李大爷拉回老家去土葬。那时土葬不像现在这样严管，几乎没什么人管，只要想土葬，就可以拉到乡下去土葬。可是在给李大爷人殓时，看热闹的人中突然有人发现，李家在用来给棺材糊内壁的报纸上有一张领袖像。尽管在当时的报纸上领袖像几乎随处可见，出现在这种场合却是一件很了不得的大事情！那个看热闹的人像是突然发现了敌情，当即大声惊叫起来。李大爷的人殓不得不立即终止了。不出几分钟时间，街道主任被人叫来。又不出几分钟时间，派出所警察也被人叫来。李大爷的尸体不得不重新抬回到屋里。棺材成了罪证，警察不住地在棺材内壁上照相。随后李大爷的大儿子被警察带走了。 那是夏天的事。我记得那时的天气是很热的，李大爷的尸体已经在散发一种难闻气味了。他不能再运回老家了，又在李家停留了一天多，最后被火化场的人拉走了。我看见火化场的人是捂着鼻子把李大爷拉走的。站在一边的警察也捂住鼻子。但警察的表情还是很威严的。李家人老老实实看着，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连一声咳嗽也没有，更不要说哭声了。他们都低着头，都把目光落在地上，没人看李大爷，好像被火化场抬走的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家里随便一件什么旧货。 这天看热闹的人比前一天看李大爷人殓时多多了，而且这天看热闹的人的目光也比前一天严厉多了。那是一种充满敌意的目光，是我只在电影里看到的过的好人注视敌人时的目光。我好像还听见有人在说“活该”！确实是有人在说“活该”！起初声音很小，像是从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嘴里说出来。但很快就被听到的一些人应和了，声音渐渐大起来，并越来越大。李大爷的尸体，最后实际上是伴着一片“活该”！声被抬走的。那时的感觉，好像突然间李大爷就成了大家的仇人和敌人，他的这种下场，好像是一件很让人开心解气的事。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受到了这种感染，是不是参加其中去了。参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无论当时或现在，人不是常常被周围的环境左右吗？人在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理性动物，更多的时候，人是会受到感性的冲动支配的。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人常常是已经变成了动物却并不自觉。更何况那时我不过是一个不诸世事的孩子。 只记得那时我是被母亲强拽回家的。过程已经进行到尾声，李大爷的尸体已被拉走，李大爷的棺材也已被拆散，并被像一堆柴火一样点着了。很奇怪这时大家没有再发现那张领袖像，不知什么时候被李家人悄悄摘去了。面对火焰我感到兴奋，对越烧越大的火尤其感到兴奋，却没有料到，母亲从我身后匆匆赶来，匆匆来到我身边，随即一把抓住我的手。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还从没有那样抓过我的手，还从来没使过那样大的劲，一把就把我抓疼了。我感到母亲的手传递的是一种愤怒。她像愤怒地对待一个做下严重错事的孩子。可我不知道我究竟错在了哪里。不容我申辩，母亲已经把我一溜小跑地拽回到家里。 母亲开始对我大声责问起来：“你在干什么呢你？你忘了吗，去年你得病是谁送你去的医院？你忘记大夫怎么说的了吗？要是晚到一步，你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你哪儿还会有今天！” 我确实忘记了。上一年我确实得了一场大病，当时父亲不在身边。是李家大哥用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医院的。他用的是最快的速度，几乎拼尽了全力，才使我避免了一场生命危险。这样的恩情本是不该忘记的，可当时我实在还是个小孩子，是不可能像一个真正有良心的成人那样牢记别人恩情的。母亲的教育使我感到，我对不起李大爷，对不起李大哥，对不起李家一家人。我向母亲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我决不再去凑这种热闹了。 两天后得到消息，李大妈病倒了，病得很严重，连床都起不来了。原定的批斗会只得推迟。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李大妈还要挨批斗。我感到不解，不是已经把她的大儿子抓走了吗，为什么还要批斗李大妈？母亲说这是两回事。李大妈的儿子不能代替李大妈。听说李大妈的儿子可能要被判刑，要坐牢的。而李大妈解放前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必须通过批斗改造思想。 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地主，也不知道地主和地主的女儿除了亲情关系还有什么连带关系。看母亲说起地主时的表情，我估计地主一定是很坏的人。可是在以往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发现率大妈有多么坏。她的大儿子送我去医院，最初还是李大妈让他去的。母亲没有更多地给我解释。不知道是她自己也说不清还是她看我年纪太小，担心对我说不明白。接下来母亲做的事就让我更不明白了。 一天吃过中饭以后，母亲从一个篮子里拾出一碗鸡蛋，让我给李大妈送去。是大家都午睡的时候，外面没有什么人，只有季鸟的叫声显得格外嘹亮。我以为听错了，所以又问一句母亲：“您是让我把这碗鸡蛋给李大妈送去吗？”“对，是给李大妈送去。”母亲的表情显得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平常事。我的疑惑因此显得不算什么了。 那是一个可以在京城养鸡的时代，没有人管，想养几只就养几只。我家的鸡蛋都是我家自养的鸡下的。鸡是母亲养大的，是几个月前的早春时节买的小鸡，是刚孵出来的小鸡。母亲用最低的价钱买下来，当时的小鸡一般是一毛五一只，便宜一些的要一毛二或一毛，母亲却是只花六分钱就买下一只，她把人家的小鸡都包圆了。当时我担心这些小鸡养不活。可是几个月过来以后，小鸡不但都活下来，其中所有的母鸡还都开始下蛋了。母亲就是用这些鸡蛋不断地改善我们一家人生活的。那时从商店里买一斤鸡蛋要六七毛钱。用现在的观点看，六七毛钱不算什么，要是掉在街上恐怕连有人捡也没有。可是在当时，六七毛钱可能是一家人一周的菜钱了。当时菜价最便宜的时候，一毛钱就可以买上十斤西红柿，不是处理品，是非常好的西红柿，很新鲜很新鲜的，买回来在水龙头下洗一洗就可以像水果一样生着吃。 我按照母亲的话用双手捧着鸡蛋走出家门。母亲没有更多嘱咐我什么，我也就没去想更多。在路上我遇到一位阿姨，她微笑着问我去做什么，我如实说了。这位阿姨没说什么，随后微笑着离去。我把鸡蛋完好地送到李大妈家。我为能顺利完成一件母亲交给的事而感到高兴。可是我没想到，这天傍晚，当我几乎要把这事忘记的时候，母亲却被街道主任叫走了，是母亲开始做晚饭的时间。街道主任说，是很重要的事，母亲必须去一趟。母亲只得停下手里的活，和街道主任一起去了居委会。 母亲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回来。她的脸色很不好。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没有回答，而是反问我对谁说了给李大妈送鸡蛋的事。我如实告诉了母亲。母亲弄明白了情况后没有责怪我，只是显出一种自责说：“当时我要是嘱咐你一下就好了。” 我听不明白母亲的话，难道给李大妈送鸡蛋不该跟那位阿姨说吗？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又不是什么秘密，干嘛要对别人保密呢？ 第二天我才明白，我在无意间竟给母亲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后我才知道，是在街道开了对母亲的批评大会以后才知道的。在那个会上，母亲站在全体人员面前，当着全体人的面做了检查。母亲没有对我说，是别人家的孩子告诉我的。人家对我说：“你妈和地主婆穿一条裤子，和现行反革命坐一条板凳！”人家的话说得很形象，我却一点也听不明白，只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母亲怎么能和别人穿一条裤子呢，那得把裤子做多肥？而且两个人同穿一条裤子又怎样走路呢？还有她干嘛要和别人坐一条板凳呢？我们自己家有板凳，她干嘛要和别人坐一条板凳？ 我想不明白，我以为母亲是背着我们全家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是怎么想我也不相信，母亲不是那种坏女人。自从记事以后，我不记得母亲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母亲是光明磊落的，而且时时处处严格要求我们几个孩子，要我们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母亲决不可能背着我们做下什么坏事。可是没做下什么坏事为什么要当众检查呢？只有做下坏事的人才可能做检查，只有做下比较严重坏事的人才可能当众检查。我一点也想不明白。我想让母亲做解释，母亲却没有解释什么，只是显出一种无奈说：“你现在年纪还小，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法对你说清楚的。等你长大了以后吧，等你将来长大了，许多事情你自己就会明白的。” 我相信母亲的为人，相信母亲的话，却开始感到一种担心，一种害怕。我很担心街道还让母亲去当众检查，很害怕母亲会像李家大哥一样被警察抓走。李家大哥已经被抓走好几天了，一直没见他回来，而且有关他的一点消息也没有。我真害怕母亲也像他一样被抓走，那我们姐弟几个可怎么办呢？父亲不可能照顾我们，不可能给我们做饭、洗衣服，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上班为家挣钱，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才回来。下班以后他必须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天天如此。他怎么可能照顾我们姐弟几个呢？ 母亲看出了我的担心和害怕，让我坐在她身边，安慰我说：“你不用担心，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不会再让我检查了。”虽然母亲这样说，我还是感到不放心，于是问母亲：“他们不会让警察把您抓走吗？”母亲摇摇头：“不会的，我又不是地主女儿，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为什么要让警察把我抓走呢？”我还是不大放心，于是又问：“您不是地主女儿，那您是什么，您是什么人的女儿呢？”母亲这时开始显出一种自豪，像是情不自禁加大声音说：“我是贫农的女儿。我小时候家里是很穷的，我挨过饿，要过饭。你就放心吧，没有人能把咱们怎么样。” 就在这天晚上，我开始知道母亲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姥姥一共生下十三个孩子，最后只活下来五个，母亲是其中最大的。那时赶上连绵不断的灾年，先是旱灾，地里的庄稼都干死了，接着又是涝灾，最后常常是大片大片田地颗粒不收。在寒冷的冬天，家里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母亲只好带着弟弟沿村讨饭。却很少讨到饭吃，因为没有粮食的不是一户两户，大部分人家都受了灾，都在挨饿，都没有什么吃的了。母亲弟弟常常又饿又冷，弟弟的双手常常被冻僵，要解手时，常常连裤子都解不开。母亲蹲下来帮他解。可是母亲的双手也冻僵了，也解不开，常常是憋得弟弟大哭起来。弟弟稍长大些后，觉得再不能在家乡活下去了，便和村里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搭伴逃荒。他们选择了北方，向北走，一直走到中国的最北面，一直走到了满洲里。最后是在满洲里的一座煤矿落了户。后来的几十年，他一直在那里度过，直到去世。他就是我的亲大舅。 听了母亲的讲述，我内心的担心和害怕开始减轻了。因为当时我所见到的被批斗和被抓走的人，据说大部分是过去过好日子的人。像母亲这样过去受苦受难的人，大多是不会受到批斗和被抓走的。我变得踏实些了，睡觉也睡得比较安稳了。接下来的第二天，街道没有再找母亲，第三天也没有，以后许多天都没有。看来这事真的过去了，正像母亲所说，她不会再在街道大会上做检查了，更不会被警察抓走，我们家又可以平平静静过日子了。我不再担心和害怕了，我从心里感到一种侥幸。幸亏母亲过去是受过苦难的人。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母亲过去是享福之人，我家此时面临的情况一定会不可收拾。处于当时那幼小的年龄，我不可能想得更多，我确实从心里感到一种侥幸。 可是事实上，这事还是使我家和邻里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像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切都开始改变了。先是我家的鸡蛋开始丢失。那时我家的鸡不是每天都老老实实趴在窝里下蛋，它们有时是在窝里下，有时是在外面下，是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下。邻里中养鸡的人家只有我们一家。最初买小鸡的时候倒是大家都买了，可是他们大都不会养，大都养不活，渐渐就一只一只死掉了。只有母亲最会养鸡。母亲教给他们方法，却没有用，他们还是养不活。所以到了鸡可以下蛋的时候，整个院子里就只有我们一家的鸡。以往我家的鸡下的蛋从没有丢失过，不管鸡把蛋下在哪里，只要被邻居发现，他们总会给我们送来。可是自从母亲在街道大会上做过检查以后，就再没有人把捡到的鸡蛋给我家送来了。 早上母亲把鸡从笼子里放出来的时候，是挨个摸过鸡肚子的。母亲事先知道哪只鸡下蛋、哪只不下。可是每当晚上核对的时候，常常发现会少一两个。母亲并没有很在乎这事，母亲不是那种很小气的女人，丢了就丢了，落下的毕竟还是多数。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不但鸡蛋的丢失没有避免，连鸡也开始失踪起来。都是下蛋的母鸡，都是正处于产蛋高峰的母鸡，说不见就不见了，连一点声息也没有，不知道是跑到哪儿去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本该是鸡回笼时刻，可是失踪的鸡却不见了踪影。母亲到处呼唤也没有结果，一点回应也没有。第一只鸡失踪时母亲感到有些心疼，但也并没有很放在心上，失踪就失踪了，来年可再买，来年可以再养。可是打那以后，隔几天便失踪一只，隔几天便失踪一只的情况接连发生，母亲开始动心起来。她意识到这是有人在故意为之，这是那件事发生以后的连带后果。 母亲却没有对我说破这一层。尽管母亲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什么文化，但凭直觉她懂得，不能给一个正上小学的孩子的精神造成太大压力。她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分担她的压力，一点儿也没让我们家人分担她的压力，她独自承担了下来。不久她从一个旧货市场买来一捆竹杆。那是一个离我家有三站多地的旧货市场。母亲是用她的肩膀把这捆竹杆一步一步扛回家来。她在屋前的空地上挖出一排小坑，把这些竹杆一根一根埋在地里，用双脚把四周的土踩实。一个小圈用半天时间就围出来了。接着母亲把还没有失踪的鸡一只一只放到圈里。竹杆比较长，鸡在里面飞不出来。我感到放心了，我家的鸡再也不会失踪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家的鸡确实没再丢失过，鸡蛋也没再丢失过。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人却打起了更为残忍、更为可怕的主意。趁我们一家人没有注意的时候，有人竟往我家的鸡圈里投了鼠药。是一种很烈性的鼠药。我估计一定是在夜晚投下的，一定是在我们一家人都睡着的时候投下的。否则肯定会被我发现。 在那时，烈性鼠药并不难找到，不用花什么钱买，街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给居民一批。老鼠和苍蝇、蚊子、臭虫一起，在当时被称作四害，消灭这四害，常常是以街道为单位的整个社会的一种集体行动。一定是有人顺带连我家的鸡一起消灭了。不知道这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干的，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他们一定是把母亲和我们全家当成了异类，是真正的革命派以外的群体。同情一个把领袖像糊到棺材里的地主女儿，不是异类又是什么？在那样一个所谓大革命时代，异类怎么可以随便养鸡、怎么可以经常吃鸡蛋呢？用烈性鼠药毒死我家的鸡，因此成了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不但鸡不可以养，连鸡肉也不可以吃，统统药死。要想吃鸡肉，那就连人一起药了。 我家所有的鸡在一天之内全被毒死了。母亲一眼就看出是被毒死的，每一只鸡的脑袋都是紫色，每一只鸡嘴里流出的都是黑血。我心疼的止不住哭了起来。我痛恨竟有人和我家如此过不去、竟想出这种卑劣、残忍的做法。母亲却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表情显得十分沉重。现在想来，当时的母亲肯定比我还心疼、还痛恨。但是她肯定同时还想到了我。并更多地在为正站在她面前的我着想呢。她不想让我看见她流泪，不想因此而使我成为一个软弱孩子。她在心里一定希望她的儿子能坚强起来，能坚强地成长。她要身体力行，要为她的儿子做出榜样。 母亲始终也没有流泪。她用双手擦干我脸上的泪水，像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故意做出一种遗憾表情说：“可惜这些鸡都死了，要不是毒死的就好了，要不是毒死的，我可以给你和姐姐、妹妹顿一大锅鸡肉吃。这么多只鸡，一定够你们饱饱吃上好几天的。” 被母亲这一说，刚刚干了的泪水又流满我的脸。母亲以为这一次我是因为吃不上鸡肉才伤心，赶紧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月等你爸爸开了支，我给你们买一只鸡。我要给你们挑一只最肥的，我要给你们香香地炖一锅鸡肉。” 我使劲向母亲摇摇头，同时一把擦干泪水说：“我不想吃鸡肉，我一点也不想吃鸡肉。我决不吃自己养的鸡。” 母亲好像很赞同我的话，用和我一样的声音说：“你真是我的好儿子！” 那天傍晚，母亲是让我和她一起把这些鸡掩埋的。我们一起用铁锹挖了一个坑，一个很深很深的坑。我们一起把鸡一只一只慢慢放在坑里，随后开始一铁锹一铁锹轻轻把土撒在上面。我和母亲谁也没有说话。好像是用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我和母亲才把这些鸡深深掩埋在土坑里。天完全黑下来了。我记得那个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是个很黑很黑的夜晚。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不久，我家晾在外面的衣服也开始失踪起来。母亲把衣服洗干净以后，总是习惯地晾晒在外面的一根绳上，晾晒在阳光最好的地方，从没丢失过。可是自从鸡被毒死以后，母亲晾晒在外面的衣服便开始丢失了。早上晾晒时明明十件，晚上收衣服时却只剩下九件或八件了。起初母亲以为是被风刮了下来，可是整整一天并没有刮风，即使刮风了，也是很小很小，晾晒的衣服是不会刮出多远的。下一次晾晒衣服时母亲开始注意了，还用小塑料夹子把一些容易掉下来的衣服夹在绳上。我也开始注意了，只要在家里，我目光常常落在外面衣服上。要是到外面玩，我也不会离开衣服多远。虽说都不是什么很值钱的衣服，大部分衣服还都不是从商店买来的，而是母亲亲手给一家人缝制的，但我们还是很珍惜。 有一天接近中午时候，我终于发现了偷衣服的人。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刚从厕所出来，一眼便发现一个穿黑色背心的人正在拽我家绳上的衣服。厕所是公共厕所，离我家不很远，我能清楚看见。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像一个中学生。我立即喊了起来：“妈妈，有人偷我们家的衣服啦！”我的喊声非常大，不但偷衣服的人听到了；正在家里的父母也听到了。这一次父亲真是急了。我家那鸡被毒死他就窝了一口气。不就是给生病的李大妈一碗鸡蛋吗，有什么了不起？有话可以直接说，不是已经当众检查了吗？还要怎么样？不能太过分，欺负人不能欺负到这个份上！ 父亲听到我的喊声第一个冲出家门。他当即发现了那个偷衣服的人。偷衣服的人这时已经把一件衣服拽在手里。他来不及拽第二件，却没有把第一件衣服丢下，而是一把攥在手里，随即大步跑开了。父亲愤怒地追赶起来，随后是母亲，随后是我。姐姐和妹妹留在家看家，我和母亲一起跟在父亲身后向那偷衣服的人奋力追去。我们一定要捉住这个偷衣服的人，一定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一定要在警察面前向他问问清楚。我们不是地、富、反、坏、右，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前些天丢衣服的事实已经说明，这个人偷衣服并不是为了穿。前些天我家丢失的那几件衣服后来又在我家门前出现了，都被剪子绞过了，是横一剪子竖一剪子胡乱绞的，根本无法再穿，连缝补也无法再缝补。像是一种变态发泄，好像我们家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 父亲一定要拼尽全力捉住他，一定要把郁积在心里的这些问题向他问问清楚。可是父亲没有这个人跑得快。我们一家人都没有这个人跑得快，追出了几百米以后，父亲和这个人之间的距离开始拉大了，越拉越远。我们一家人和这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了。站在路边的一些人在观看，却没有人拦截偷衣服的人。其中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我们，转向父亲、母亲和我。大都是我们的邻居，大都是我们认识的人。他们的表情并不像父母和我那样严肃愤怒，相反却大都微笑着。一些中学生还不住地鼓掌给我们加油。那情形看上去很像在观看马拉松比赛的热心观众。其实在我心里，他们更像是站在动物园里观看动物表演，是在观看一场猴子比赛。一切都像是经过事先安排的。我失去了再追的勇气，感到浑身都要泄散下来。母亲大声鼓励我说：“坚持！坚持！再坚持！我们一定要追上这个人！” 最终还是没有追上。这个偷了我家衣服的人钻到一个公园里就不见了。那是一个免费公园。准确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公园，连个大门也没有，连围墙也没有，游人可以随处出入。父亲最先停下来。他已经浑身是汗了。接下来是母亲和我。我们都感到很失望。父亲那时已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男人了，他的体力怎么可以和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相比呢？ 母亲把目光转向我。她因为奔跑而变得急促的呼吸没有平缓下来，却已经开始安慰和鼓励我了：“没有关系，还有下一次。只要下一次他再敢偷咱们的衣服，只要再发现他，咱们一定要抓住他，决不饶他！” 随后母亲缓和了一下语气，用她的手擦着我额上的汗水问：“你想不想游一会儿泳，凉快凉快？” 母亲这话问到我的心里。我浑身早已被汗水湿透了，真想游一会儿泳。我知道，在这个公园深处有一个湖，天热时常常有许多人在这里游泳。现在不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吗？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一个遇事豁达的女人。现在想来，母亲在内心深处，实际上还是一个很细心的女人，而且很善解人意。对于亲生孩子，她更是关爱人微，体谅人微。这是我在身为人父以后才真正体会到的。母亲那时提议让我去游泳，她的用心，除了要让我凉快凉快以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想使我当时的那份失望尽快化解，使我内心的紧张和不快尽快转移。她不想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接二连三留下阴影，她肯定担心那会影响我整个身心的健康成长。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层，也不会懂得这一层。父亲对母亲心领神会，母亲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 我和父母一起来到湖边。当我看到湖里已经有许多人正在快乐游泳时，我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这事上。我不再去想丢衣服的事了，不再去想眼看着偷衣服的人跑掉的事了，连鸡被毒死的事也不再去想了。我只想赶快跳到湖水里去，像正在湖水中的人那样，尽情地在水中游戏、玩耍。父亲站在一边微笑着看着我，母亲帮助我脱下衣服。 我的衣服并不复杂，上身是一件短袖衣，下身是一条短裤，里面就只剩下一条裤衩了。母亲让我穿着裤衩游泳。当时大部分小学生都是那样，没有现在的小学生这样讲究。当时大部分小孩都没有专用的游泳裤。不要说小学生了，连一般的中学生也大都没有专用的游泳裤。至多是让家长买一块布头，然后剪成两个三角形，再缝合在一起。虽说一点儿松紧性也没有，那就算一个很标准的游泳裤了。我没有为我穿着裤衩感到难为情。我就是穿着这条母亲给我做的、用来睡觉的裤衩大大方方、一步一步走入湖水中的。 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下水了。更小的时候，父母曾带我好多次下过水了。况且现在父母都站在岸边，都在注视着我，决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却没有想到，我下水下得过急了。当时父母恐怕也没有顾及到这一层。他们只是想到让我尽快到水中去玩耍，却忽视了我身体能否适应。水到了我胸部时，我的腿突然拍起筋来。我感到腿肚子像在突然之间缩成一团，随即开始向前扭动。腿肚子本来是在小腿后面，却要使劲扭到前面去。扭得我好疼，扭得我根本无法站住。我的身体不得不开始向下弯曲了。可是刚一弯曲，立即有一口水灌到我嘴里。我却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能直起腰来。弯曲还在继续。我只得大声喊救命了。 母亲第一个发现我的险情，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和父亲本来已经一起坐在一个树荫处，这时他们马上站起来。母亲催父亲赶紧来救我。我只看见父亲大步向湖边跑来，随即双眼便被湖水淹没了。 不知道我一共喝了多少口水。当父亲跳到水里大步奔到我跟前，当他用双手把我从水里抱起来时，我几乎被灌得不醒人事了。 我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从此再没有丢失过。可是一些人对我家的敌视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一些人成心和我家过不去的情况也并没因此而结束。相反随着当时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有的人家孩子对我的不友好做法，竟变成了一种公开方式。现在想来，在当时那是很难令我理解的。不仅我当时不能理解，恐怕当时我的父母也无法理解。我们并没有伤害谁，母亲不过是让我给一个重病中的女人送去一碗鸡蛋，而这个女人又是在我们有难处时曾帮助过我们的。相互帮助，不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常情吗？不正是最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吗？可是在那种极特殊的年代，划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还有另外一种标准和尺度。就是那种标准和尺度，使人连最起码的人情和人性都不讲了。 最新指示发表的日子到了，是举国欢庆游行的日子。无论上午，无论下午，也无论晚上，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就要停工停学，就要举国欢庆上街游行。欢庆游行不但要不停地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还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小学生也要参加的。不但要参加，还要像大人一样把大人在游行中呼的口号都呼一遍，根本不管是不是理解这些口号。有时是老师带着呼，有时是学生代表带着呼。我不怕呼口号，老师呼多响我跟着呼多响。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却因此而忽视了自己的嗓子。本来大声呼一声两声口号也没有什么大妨碍，可是要一声接一声地呼下去，一站地接一站地呼下去，一两个、两三个小时始终不断地呼下去，在当时那样幼小的年龄，无论如何我是承受不了的。那样的年龄，我嗓子的发育还不健全，还需要好好保护的。可我哪懂这些呢？我只想做一个最听老师话的孩子，只想像老师一样振臂高呼。老师让呼多响就呼多响，老师让和哪个班比赛就和哪个班比赛。当我和同班同学一起把别班的口号声压过去的时候，我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简直忘乎所以了。终于有一次，我嗓子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睡了一宿觉以后，我的嗓子整个肿了起来，疼得不但吃不了饭，连说话也说不出来了。 母亲没有很责怪我。她到学校向老师请了假，随后带我去医院治疗了。为了治疗我的嗓子，母亲花了好几块钱。我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因为在当时那样的年月，像我们这样一个只有父亲一人工作挣钱的家庭，几块钱是很珍贵的。不仅如此，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母亲又花钱给我买了香蕉。我本来坚决不让买，可是母亲说：“不买怎么行呢，你嗓子肿成这样，别的东西吃不了，香蕉总还是可以吃一些的。你不能什么东西也不吃，你现在正在长身体，肚子不能总空着。”我说服不了母亲，母亲执意要给我买，只能依着她了。当时尽管我像所有懂事的孩子一样不希望母亲花钱，可是在心里，我对香蕉还是很馋的。我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而在当时那年月，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吃香蕉，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奢侈，如果不是生病，恐怕连过年过节也难得吃上一根两根。我记得上一次吃香蕉已经是上一年冬天的事了。那是春节的前一天，母亲在市场上买来了处理香蕉，已经被冻透了，大小如一节狗屎，外面那层皮也黑得像狗屎，把皮包下来，里面也还是黑的，又黑又软，拿在手里一滩一滩。可是我和姐姐、妹妹围在一起吃得很香甜。那天晚上，我们一根也没有留，把母亲买来的那一小堆香蕉一口气都吃光了。 这一次，母亲给我买的是好香蕉。我却难于下咽。一方面是因为嗓子疼，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负疚。我在心里实在觉得对不起母亲。从此我对游行失去热情，对呼口号更是失去热情。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最新指示的发表越来越多，由此导致的游行也越来越多。我不想参加，但又不得不参加。母亲不允许，学校更不允许。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活动，是考验每个学生最关键的时刻。只要人不是病得起不来床，就必须按时去参加。 我只得去。但我决不像以往那样玩命呼口号了。母亲知道后教育我说：“能呼还是要呼，不应该做假。只是不要把嗓子再呼坏。” 这“次我没有听母亲话。我尽量不呼，能不呼就不呼，只要不被人发现，只要别人不向老师揭发我，我就不呼。但没过多久我被身边一个同学发现了。游行回来以后，在总结会上，这个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老师揭发了我，还同时揭发了我给李大妈送鸡蛋的事。他把李大妈说成地主的狗女儿，他的口气显得很义愤。 我被面前的情况惊呆了。我一点儿也没察觉有人发现我没呼口号，一点儿也没想到发现我的同学竟是我家邻居的一个孩子，而且还是一个以前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我更没想到他会当众揭发我。我的心紧张地跳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了。 老师没有很为难我。她首先表扬了这个同学，随后只是把我叫到教室前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我的做法，要求我今后一定要高呼革命口号。我答应了以后老师就让我回到座位上去了。 这个揭发我的同学却没有放过我。在回家路上，他和他哥哥。还有另外几个五六年级的同学一起截住我。他哥哥手里攥着一个红色“二踢脚”鞭炮。他们强迫我用手拿着这个“二踢脚”鞭炮给放了。不知道这个“二踢脚”鞭炮他们是从哪弄来的，是在庆祝游行活动中捡来的还是为了惩罚我而从哪儿偷来的。是一个很粗很长的大“二踢脚”，可以明显看出威力很大厅可以拿着燃放。我当即拒绝了。这时那个同学的哥哥一把抓住我衣领，大声威胁说：“谁让你给地主的狗女儿送鸡蛋来的？谁让你在游行时候不喊口号来的？你现在必须用手拿着放，要不今天别想回家！” “不回就不回。我就是不放！”我大声回答说。 他当即把我衣领攥得紧紧的。 “你真的不放？” “我就是不放！” “好，那好。你等着吧。你不放我放。今天晚上我把这个‘二踢脚’冲向你们家窗户，我要用这个‘二踢脚’把你们全家都炸烂！” 他没有再攥我衣领，说完便一把放开了我。 我开始为家里担心起来。给李大妈送鸡蛋的事是我一个人说出去的，游行没喊口号的事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不能让我们一家人再受伤害，尤其不能让母亲再受伤害。想到这儿，我终于伸出了手。 “怎么了，你想放了？” “你拿过来，我放。” “你真的放？” “当然是真的。” “用手拿着放？” “当然是用手拿着放。” “不许骗人。你要骗人我和你没完！” “你们得说话算话。我要是用手拿着放了，你们以后不许再找我们家麻烦。” “行，咱们都说话算话。” 他把“二踢脚”递到我手里。我是用右手接的。但我没有用右手放。我是用左手放。我心想要炸伤就炸伤我左手吧，右手可不能炸伤，我还要用右手写字和帮助母亲做事呢。我把“二踢脚”转到左手上，随后开始让他们点燃引线。我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 很快，“二踢脚”的第一响炸响了，炸响的同时从我手上脱飞出去，一直飞到天上。第二响我没有听到，只是感到左手剧烈疼痛，疼得我无法站直身体。我本能地把左手靠在腹部，用右手紧紧攥住左手，随即身体缩成一团，蹲在地上。 这时李家的大哥刚好从这里经过。他早已从派出所放出来了。很侥幸他没有被判刑，只是在派出所关了十五天。他一把抓住正要逃跑的那个同学的哥哥，逼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个同学的哥哥吓坏了，只得说明实情。李大哥听完以后，狠狠抽了他一个嘴巴。 这事我没有对母亲说，对谁也没有说。幸好我的手没有被炸破，只是整个肿胀起来。我暗暗忍受着被炸得肿胀的手的疼痛，始终没让母亲看出来。 那时我家已从最初那间房子里搬出来，搬到另一个住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了，由原来人家的“过道”搬入一间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面积也大出几米，另外还有一个刚好能放下一块铺板的半间房。更不同的是，在这个住处的百米以外，还有两对相隔很近的铁轨，每天可以看到火车从这里往来经过。好像是为了特意弥补母亲年轻时的没见过火车，我可以随便看个够了。铁轨淹没在一片乱草中间。站在我家住处那地方直接看不见铁轨，只能看见火车。在秋天，一列列火车经过时，很像是在一片茫原上奔驰。那种情景，本来是可以使一颗受过五千年灿烂文化熏陶的少年之心生出许多美好想象的。可那时的我却没有读过什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家里一本也没有，课本上也没有，到书店里也买不到，我只能像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一样傻看着火车来来往往。那时我已超过蹦蹦跳跳挥着小手喊“火车再见，火车再见”的年龄了，真要那样做不知要闹出什么笑话呢。我只能呆呆地站在门口看。那时像我这种年龄的大部分孩子大都这样，贫乏而空洞的大脑是不可能产生什么丰富想象的。 没过多久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我的视线中，终于有一列火车停下来。在这之前我只见过行驶中的火车，却从没见过停下来的火车，而且是突然停下来的火车。我当即变得兴奋起来，所有的孩子当即全都兴奋起来。随即大家开始从不同方向一起朝火车停下来的地方跑。大家同时都在心里纳闷，火车明明好好开着，怎么说停就突然停下来了呢？ 大家很快跑到了火车停下来的地方，很快跑到火车跟前。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在火车头的车轮下躺着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她的身体已被轧在车轮下面，而她的头却在车轮外面。当第一眼看到这种情景时，我的心顿时揪在一起，我顿时生出一种极大的恐惧。我想到了我母亲，很担心这个车轮下的女人是我母亲。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荒唐，实在没有道理。可是当时不知为什么，我确实产生了如此荒唐的想法。是因为在我意识深处很怕母亲会出什么事？还是因为在一般少年心里都会产生这种伯母爱会突然失去的奇怪联想？弄不清楚，一点也弄不清楚，但是直到今天我分明记得，当时我确实产生了这种想法。 事实很快得到证明，这个女人不是我母亲。我看了一眼又一眼，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躺在车轮下的女人确实不是我母亲。不仅如此，而且她和母亲一点相像的地方也没有。我的恐惧实在一点道理也没有。可是在发现了这种实情以后，我的恐惧并没有消失，相反很快被另一种恐惧代替了。这个女人并没有死，尽管她双脚已完全被轧在车轮下面了，尽管她双脚几乎被轧断，几乎和她的身体完全断开，她却没有死，而且连昏过去也没昏过去。她的双眼使劲睁着，头不住来回摇晃着，从铁轨路基的这一边摇到那一边。她留的是短发，我分明看见她的头发在铁路路基这一边和那一边不住地使劲抽打。那情景真是吓人，真是恐怖。我的腿在发抖，我真想扭头转身跑掉。 我却没有跑。站在我周围的人谁也没有跑，大家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一步。 接下来一个火车司机从车头上下来。是一个年轻司机。他的脸惨白着，他肯定也被刚发生的事吓坏了。他下来以后，当看到正在车轮下挣扎的那个女人的情景，更是吓坏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人还没有死。”他仰起头来对车头上的另一个司机说。是一个老司机。“把她拉出来！”老司机在上面指挥道。年轻司机站在那里不敢动。于是老司机用更大声音说：“我让你把她拉出来，你听见没有！”年轻司机没有办法了，只得慢慢凑到女人跟前，弯下腰，用双手抓住她的上衣，开始用力往外拉她。 是一列绿色的火车，好几十节车厢连在一起，好长好长的。每节车厢里都坐满了人。每节车厢的窗户都打开着。那时还没有什么空调火车，乘客用来降温的方法只能是打开车窗。几乎每一节车厢上的每一个窗户里都探出了脑袋，有的是一个脑袋，有的是两个脑袋，最多的是四五个脑袋，像冬天卖的糖葫芦，整整齐齐排列一起。他们不知道火车为什么停下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使劲往火车前面看。但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即使他们把脖子伸得再长也不可能看见在火车车轮下发生的事。 年轻司机没能把那个女人拉出来。他拉了好几次，几乎使出全身力气，但就是无法拉出来。女人的身体只是随着他的用力而动一下，双脚却根本无法从车轮下脱出来。年轻司机渐渐显得不行了，脸白得像一张纸，一点儿血色也没有，肯定被他正在做的事吓坏了，吓得连说话的勇气和气力都没有了。当车头上的老司机问他进展怎么样了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随即像被人突然抽去全身的骨头一样一屁股瘫坐在路基上。 现在想来，这个年轻司机和当时的我们一样，肯定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不同的是，我们只是站在一边看，他却要实际去接触，却要用双手亲自把这个女人拉出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经验，而他是不具备的。不知道当时车头上的那位老司机是不是有意要锻炼他。也许这位年轻司机在以后的驾驶生涯中要经历许多这种事，也许他必须尽快具备相应能力。老司机如果真是这样想的话，那么这次锻炼显然是失败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老司机只得自己从火车头上下来。他稳稳地站在铁轨路基上，看了一眼车轮下的女人，又看了一眼年轻司机，随后对年轻司机说：“你到车上去，把车倒一下，别忘了鸣笛！” 气力好像重新回到年轻司机身上。他从路基上爬起来，用双手扶住车头把手，用双脚蹬上像铁棍一样的梯子，一步一步爬上火车。随即，他拉响了汽笛。火车车轮开始转动了，是像老司机所指挥的那样向后转动。转了几转，就把车轮下的女人转了出来，转到了车轮的外面。 老司机走到女人跟前，弯下腰，用双手一把抱起她，同时对她说：“你干嘛要自杀呢？你干嘛要跟自己这么过不去？幸亏你在火车前跑了几步，要不现在你早就粉身碎骨了！” 老司机一面说一面抱住这个女人往车厢的方向走。不知道老司机这几句话这个女人是否听到了。也许她根本顾不上听。她正在最痛苦的折磨中。她的头依然不住摇晃着，但这时摇晃的力度已不如在车轮下的时候了。她的头摇晃得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松软，眼看着就失去了气力。当老司机把她抱到离车头最近的那两节车厢连接处的时候，她的头便停止了摇动。不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昏过去了。老司机把她放在那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那里有一块平坦空间。老司机就是把她放在了那个平坦空间。随后他马上调转身体，大步上了车头。火车鸣了几个响笛，又开始启动了。是向着火车进站的方向。 在老司机重新蹬上火车以前，我一直跟在他身边。他说给那个女人的话我都听到了。我周围的那些孩子也都听到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见亲听自杀的事。我感到很可怕，又觉得有好多问题搞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自杀呢？人的生命不就一个吗？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就不能再活了，永远不能再活了。可是人干嘛要自杀呢？ 当时不止我一个人亲见亲听自杀的事。在我周围的大部分孩子肯定也都是第一次。但是大家的反应却是不同的。其中有的孩子很快便从一时的恐怖中脱离出来，随即变得兴奋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在铁道边上站成一排，当一节接一节的火车车厢从他们面前经过时，当从车厢窗户探出头来的乘客大声向他们问起刚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兴奋地大声回答说：“有个女人自杀了，有个女人自杀了！”好像他们不是在说一件极悲惨的事，而是在大声通报一个喜讯。 回到家里以后，我向母亲讲述了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同时向母亲提出感到不解的问题。母亲好像不大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人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才自杀。”我无法明白。人怎么还有活不下去的时候呢？看上去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到底有什么事使她活不下去呢？难道被火车轧死会比她活着更好吗？我越想越不明白。而且我也搞不懂，自杀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把这个问题也向母亲提了出来。母亲只是摇头说：“很难说。” 母亲不许我再去铁道边去，不许我再去看有人卧轨自杀的事。 可是在我那时的年龄，那种诱惑和刺激实在太大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很不愿意有人自杀的，可是一旦又有新的自杀事件发生，我又止不住很想再去看看。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很非常的事件，是在一般的现实生活中很难见到的。 事实上我想错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在我亲见的第一个自杀事件发生以后，自杀事件渐渐就变成一种并不是很非常的事件了，相反却经常发生。尤其是在我成长的那个区域，尤其是在离我家一百米以外的那两对铁轨上。我记得在最高峰的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自杀事件发生，而且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周！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年代，我所亲见的自杀者实在太多了。一直见到了我的梦里。在以后的许多年里，那些自杀者的悲惨情景还时常在我梦里出现，一直缠绕了我许多年。 母亲当时没有解答我的问题很快从别的途径有了答案。原来自杀的人都是坏人，都是畏罪自杀，都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都是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尽管在当时的年龄我对这些尖利的词语不是很理解，但这些词语不是好词语，是用来说坏人的这一点我还是能分辨出来的。由此我又产生了新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说自杀的人呢？他们的自杀已经是很不幸的事了，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比作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呢？臭狗屎是而连闻都不要闻的东西，他们真的臭到了那种地步吗？ 不懂归不懂，看还是要看的。已经不能再让母亲知道了，就背着母亲看，在母亲不知道的时候看。看的次数越来多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也就越看越清楚了。原来火车并不是突然停下的。第一次觉得火车突然停下完全是一种错觉。正在驰骋中的列车怎么可能突然停下呢？巨大的惯性总是把火车推出去很远，有时是十米二十米，有时四五十米，有时还要远得多。搞不清楚第一次我怎么就觉得火车是突然停下来的。 同龄的小伙伴已经都能感觉到火车刹车时的震动了。即使在家里，即使正在做着什么游戏，只要驰骋中的火车突然刹车了，我们立即都能感到大地产生的震动。接下来我们会不约而同冲出家门，用最快速度冲到铁道边上去。看到的情景越来越惨不忍睹了，那是见到自杀者决意一死的时候。决不允许出现差错，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种人在临死前不让火车司机有丝毫准备，是在列车疾驶时突然扑向火车的。当司机发现时他们已经葬身轮下了。火车即便用最紧急的刹车也总要把他们拖出很远很远，他们的身体常常被车轮碾碎，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碾碎。当火车终于停下来，他们的身体几乎再找不到一块完整骨肉了。 接连看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不能再看下去了。即使他们真的是坏人，真的是革命人民的敌人，我也不能再看下去了。面对这种悲惨的死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解气，相反却觉得实在太悲惨了。不要说母亲不让我看，即便母亲让我看，即便母亲鼓励我看，我也不想再去看了。而母亲又怎么可能鼓励我去看呢？那个年代哪怕还有一点儿良知的母亲，恐怕也不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看这种惨相的。 结果最终我又去了一次。这一次不同以往，这一次不是在火车轧死人的当时，而是在几天以后。那是一具没人收殓的男尸，已经被火车轧死好几天了，却没有人来收尸。他的亲人没有来，警察没有来，火葬场的人也没有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之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却就是没有人来收尸。一个小伙伴对我说，这个人的脑袋已变得好大了，变得有两三个人的脑袋那么大，拿石头往上面一砍就是一个窟窿。他说有好多小孩正在拿石头往上面砍呢，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去看看。我显得有些犹豫。虽说我还从没见过人的脑袋会变得那样大，光是想象那种情景就已经使我觉得很不舒服了。这个小伙伴却以为是我害怕了。他问我是不是不敢去，他说只有胆小鬼才不敢去，他是决不会和一个胆小鬼做好朋友的。我被他将住了，当即做出一种很勇敢的样子，随即和他并肩前往了。 几分钟后我们一起来到铁道边。我看到的情况确实如他所说，真是太残酷了。我没有想到，站在那里的那群孩子竟会如此对待一个已死了的人。是因为他们真的把他当成一个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了吗？是因为他们对恨之入骨，即便他已经死了也不能放过他？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实在是无聊，除了拿这个死人取乐就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娱乐方式了呢？说不清楚。据我所知，他们与我一样，在这个人生前和他并不认识的。我们中间的任何人，甚至在他生前连见他也没有见过一面。他不是附近人。要是附近人，他的家人肯定是会得到消息的。只要他的家人得到消息，他们一定会来收尸。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亲人怎么会忍心让他暴尸野地呢？他肯定不是附近人，也许连本地人也不是，而是一个外地人，是一个外地的、专到本市来自杀的人。 大家对他都是陌生的。这样对待一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已经死了的陌生人，我实在觉得是太残忍了。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害我们的事。我们连和他认识都不认识，连和他见面都没见过面，他怎么可能伤害我们呢？可是大家竟把石头往他尸体上扔、往他脑袋上砸。我实在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地对待他。我下不去手，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可是这时约我同来的小伙伴已经把一块石头举到我面前。“怎么着，你敢吗？”他显得很兴奋地对我说。他已经把一块石头向尸体投去了，而且投得相当准，刚好击中尸体头部。“怎么着，你敢吗？”他又一次很兴奋地对我说。他的声音加大了，好像意识到我会拒绝，他一定要鼓励我和他一起投。 我坚决地摇摇头。我已经感到我来这里的错误。我不应该来，不应该亲眼目睹这幕惨景。我不会向这个人投石头的，连看我也不要再看了。他却一把抓住我一只手，硬是把他手里的石头塞给我：“投，你投，别害怕，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多人都在投呢。你投一下不算什么，投了第一下就敢投第二下了。你试试，你试试，你的胆子可真是太小了！” 他误会了我，我的主意却更加坚定了。我不再为他的话所动。我抬起了手，举起了石头。我要把这块头摔在地上，然后转身离去。但就在我把手举起的瞬间，身后突然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当即把我的手抓得死死的，像一只铁手，一下把我的手卡在那里，使我动弹不得了。同时一个巨大的声音对我斥责道：“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我不是不让你到这里来吗？你为什么还要来？你这是在做什么？你这是在做什么呀你！” 原来是我母亲。不知她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不知她是怎么快步追来的。她显然是气愤已极。不容我解释什么，她一口气对我说出这一连串话，随即一个耳光狠狠抽在我脸上。“你给我回家。去，现在你马上给我回家去！”说完她一转身，强拉着我快步往我家的方向走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还是母亲第一次打我。她下手那样重，是我不曾料到的，恐怕也是她自己不曾想到的。她实在愤怒已极，失去了理智。我却并不怪母亲，谁叫我没听她的话呢？谁叫我又到铁道边去了呢？这不是我该去的地方，实在不是我该去的地方。母亲是对的。我只是感到有些委屈。但我没对母亲做任何解释。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一直没有。我只是深深记住了母亲的话，从此再没有到铁道边去过。 可是我又怎么打发我的空闲时间呢？没事的时候我又能做些什么呢？那时的小学生不像现在，那时的小学生上学的时间非常少，没事的时间相当多。那时的小学生也很少有什么从商店里买来的玩具。大部分家庭用每月的收入维持生活已经比较艰难了，哪还能再拍出钱来为孩子买玩具呢？告别了铁道边儿以后，像我这样的平民孩子只有想别的办法打发空闲的时间和日子了。 记得那时的女孩常常羡慕那些做收废品工作的家长。那时管废品不叫废品，而叫“破烂儿”，这叫法本身似乎含着贬义，但这种工作给孩子、特别是女孩带来的实际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是，这样的家长常常能给他们的孩子带回羊拐，是最好的一种羊拐。那时的女孩大都知道，羊拐是羊膝关节上的一块骨头，大小如火柴盒一半那样大，洗干净后可以用来当一种玩具，是一种几个人一起围坐在地上玩的玩具。是用手搽，常常是四个或六个羊拐一组，搽时要对羊拐的正面或反面作出迅速选择，在将一个羊拐抛向空中的瞬间完成选择。洗干净的羊拐呈白色，像玉也像象骨。如果磨滑得好，拿在手里会感到很舒服。 做收废品工作的家长挑选的余地大，常常把最好的羊拐带给孩子们。这是做其他工作的家长很难做到的。那时羊骨和猪骨是回收的一项重要项目，据说从中可以提炼一种宝贵药材。究竟是什么药材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当时拥有几只好羊拐的女孩的那种神气劲至今还记得。 男孩的主要玩具就不同了。那时男孩的主要玩具是玻璃球，是烟盒和冰棍棍。玻璃球要花钱买，一两分钱一个，烟盒和冰棍棍无需花钱，到街上去捡就是了。所以我拥有的最多的玩具是烟盒和冰棍棍。起初是比较好检的，只要走出家门，只要到街上去，很轻易就可以捡到。后来玩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再捡就比较困难了，有时要走比较远的路，还常常要到人比较多的地方去捡。 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北京站。那里的冰棍棍真是多，那一次我的收获也真是大，捡了好一大把。记得我是用双手格回来的，当时的表情肯定很像一个凯旋将军。却忘记吃饭时间。回来时已错过吃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为此差点儿挨父亲的一顿揍。幸亏有母亲护着，才使我不但没挨上打，还吃上一顿很热乎的饭菜。那天的好吃的母亲都给我留着呢，是炸带鱼，好久好久都没吃过了，母亲终于在市场上排大队买到了。一毛五一斤，那是当时最便宜的价格。我吃得好香，就着烙饼吃，还有热粥，还有切得很细很细的咸菜丝。母亲在咸菜丝上浇了醋汁，浇了香油，味道真是好吃极了。 以后母亲再不让我到那么远去捡冰棍棍了。只能在住家附近捡。没办法，在实在捡不到时我就站在一边等。看见谁在吃冰棍，就悄悄站在谁身边，等人家吃完以后把人家扔掉的冰棍棍马上捡过来。我记得那时我做得比较技巧，常常不被人家发现。我觉得难为情，可是又不忍心眼看着一根冰棍损失去。那时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不花钱的东西可玩了。所以别人随手扔掉的冰棍棍在我眼里十分珍惜。 经年累月地玩烟盒、玩冰棍棍，终于玩腻了。而且也玩得太脏。我的一双小手总是黑乎乎。夏天还好说，冬天就像猴爪了，冻得皴裂，上面铺满一层小口子。小口子常常像针划破的一样疼，大口子连里面的鲜肉都能看见。不只我一个人，当时玩烟盒、玩冰棍棍的小伙伴们大都这样的。渐渐大家都感到腻味了。终于就有人想出一种新的玩法。 不是玩烟盒，也不是玩冰棍棍，而是玩白灰。是把工人堆放的白灰碾成白面一样的粉面，然后放在一个口径很小的瓶子里，放上水，拧死盖。接下来就是赶快跑到远处等这个瓶子爆炸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白灰遇水会生热的原理，没有人教我们，我们也不想弄明白。我们只是觉得很好玩，很刺激，所以就一次接一次地玩，而且越玩胆子越大。我们中间有个小名儿叫“小来子”的男孩儿，他玩得胆最大，几乎每次都是他装水和把瓶盖儿拧紧。他总是抢着干，总是抢在最前面，而且也总是干得最顺手，最利索。他的成功率也最高，他总是把白灰装得最满，总是把水装得最多，把瓶盖拧得最紧，所以他装的瓶子也总是炸声最响。我觉得震得地都颤动了。 可是有一次他却失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装的瓶子竟没有响。大家站在远处看着，专等瓶子爆炸，专等在发出一声巨响时瓶子被炸得粉碎。接下来就该是我们的欢呼声了。可是那一次却没有出现这种场面。瓶子安安静静待在地上，一动不动，像是假的。小宋子站在我们中间也一动不动，也像假的了。他和我们一起感到很奇怪，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失过手。他沉不住气了。他要到瓶子跟前去，要看看究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次怎么就没有成功呢？他开始迈开脚步了。我们几个站在他身边的伙伴立即拦住他。我们怕瓶子这时会突然爆炸，怕他出危险。可是我们拦不住他。我估计这时他肯定把自己想成电影里的一个什么英雄了，是《地道战》还是《地雷战》？没人能说清，我们只能看见他那一脸英勇的表情。面对这样的英雄我们还能怎么办呢？他是不可阻挡的。他要勇往直前。他真的勇往直前了。他很快到了那瓶子跟前，连犹豫也没犹豫，当即蹲下拿起瓶子。他把瓶子拿到眼前，他要进行仔细观察，看究竟出了什么意外，为什么这一次就没有炸响呢？可是就在他将要进行仔细观察那一刻，瓶子突然爆炸了，突然发出一声很响很响的轰响。小来子来不及反应，当即被炸翻在地上，随即他用双手捂住了双眼，极疼痛地在地上打着滚地哭叫起来。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眼前的这突发情况吓坏了，其中有好几个孩子被吓得当即撒腿跑开了。我本来也想撒腿跑掉，可是又一想，小来子要是这样不停地在地上滚下去，非得死了不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想到此我没有再耽搁，立即飞快地向他家跑去。我要去告诉他的家长，让他的家长马上来救他。可是他家的门却锁着，不知道他家长这时跑到哪儿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他的家长不在，只能向我的家长求救了。我开始快步往我家跑。母亲刚好在家，我马上向母亲说明情况。母亲一听连门都没有来及锁，就和我一起向小来子出事的方向跑来了。 来到小宋子跟前，母亲当即用双手抱起他，随即开始大步向医院的方向跑。当时没有什么出租汽车，母亲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医院。公共汽车车站离我家大约有一站地路程，母亲几乎一路跑着。我一步不离地跟在母亲的身后。 母亲选择的是当时全国最好的治眼睛医院。母亲把小来子抱上汽车以后，求司机尽可能把车开快些，再开快些。她不住地用很大的声音求司机救救她的孩子。司机是一个和母亲年龄相仿的男人，看上去他好像很同情母亲。他马上把车速加快了，有几站没有人下车，他甚至连停也没有停。我觉得，汽车是用最快速度把我们送到医院门口的。 由于母亲护送的及时，小来子的双眼得到了及时治疗，双眼终于保住了。 事后我问母亲：“为什么您对司机说小来子是您的孩子呢？”母亲好像显得有些不解，反问我说：“是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吗？我真的是把小来子当成我的孩子了吗？”我很肯定地说：“您确实是这样说的。您确实把小来子说成是您的孩子了。”母亲微笑起来，轻轻拍拍我脑袋，随后说：“噢，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呢？如果我真是这样说了，那可能当时我真的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了。你觉得这样不好吗？”“我觉得这样好，我觉得这样好。”我不由得反复说。“这就对了。在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去帮助。”母亲说。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和小伙伴们再不敢玩白灰了。可我们却不能闲着什么也不做，我们充沛的精力必须找到寄托，一天一天的漫长日子必须有所打发。学是很难再上了，校门已经是一种半关不关的状态。老师也不给我们留什么作业。几乎人人处于自顾不暇、自身难保的处境，老师们哪还有心思给我们留什么作业呢？我们也没什么心思做，没有目标的学习和盲从几乎没有区别，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家长也失去了督促我们的动力和热情。学与不学又有什么关系呢？结果都一样的。所以我们真正成了一群没人管束的羊，是连有人看放也没人看放的羊，连一条牧羊犬也没有。我们变得像荒原上的野草一样疯长。我们需要给自己找到新的游戏方式。 不久终于又有了新的游戏方式。那是举国上下开始备战备荒的日子。街道也完全动员起来了。那时一个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打一场人民战争”。既然是人民战争，人民是必须参加的。男人女人都参加。中年人参加，老人小孩也参加。只要有劳动能力，只要能挥舞起铁锹镐头，都必须参加其中的。母亲参加了进来，我也参加了进来。工具不用自己买，是街道统一发。劲头大的人发铁镐，劲头小的人发铁锹，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大家干的是同样的活，具体工作是挖防空洞。那时响彻云霄的另一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那时人的热情都非常高，干劲也都非常大。不但大人是这样，孩子们也都这样。那时大家除去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几乎把精力和体力都用在挖防空洞的事上了。大家怀的是同样的感情，怀的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恨。大家把这种恨都集中在手中的锹把和镐把上了。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大干以外，还不免怀有一种恐惧心理，我们担心在防空洞还没挖好的时候敌人的飞机会突然飞来了。所以我们好像比大人更卖劲。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起初是怀着和大人一样的责任感，但当稚嫩的小手被磨起一个又一个水泡时，我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转移了。我们的手十分疼痛，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我们的手。而且一天一天总是挖，除了挖洞几乎其他什么事情也不做，也使我们开始感到一种厌烦了。我们渐渐腻味起挖防空洞来了。整天只做这一件事，真的有点像老鼠了。 那是近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强加在孩子们身上的那些责任感实在是荒唐，实在是很靠不住的。不要说那时，即使今天，只要是强加在孩子们身上的东西，只要是违背孩子们天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靠不住的。看上去孩子们像是为一种责任感而工作，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会当成一种游戏。我们那时也正是这样的。对于挖防空洞本身，我们已经不感兴趣了。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看能不能在其中找到一种新的乐，一种不用很劳累，一种不会把手再磨出水泡的乐。很快大家就找到了。不记得当时是谁带的头，但那种游戏一经发明，很快便在一片又一片孩子中传开了。 是一种跳跃防空洞的游戏。就是从防空洞的这一边跳跃到那一边去。这种游戏发明时，有许多条防空洞已经挖得很深很深了。和以往的游戏比，这又是一种很刺激的游戏，差一点就可以赶上铁道边的那种游戏了，却远没有铁道边那种游戏的残酷和残忍。只需要人的勇气和速度，也很考验人的勇气和速度。 起初是一个人从防空洞的这一边跳跃到那一边，大家围在周围看。情形很像现在的跳远比赛，却远比现在的跳远来得惊险。因为跳远在双脚下面是沙坑，是很软很细润的沙坑，而在当时的双脚下，却是很深很深的沟壑，足有两米深，可能还不止两米呢，可能还要深好多，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很深很深的。 我记得当时一个名叫张力头的小伙伴。他是我们中间最勇敢的一个。当时我们街道上的防空洞几乎让他跳遍了，无论多深的防空洞，也无论多宽的防空洞，没有一条是他不敢跳跃的，也没有一条是他没有跳跃过去的。他总是成功，从来没有失败过。 后来张力头提议玩一种追捕游戏，就是大家在防空洞上相互追逐，看谁跑得快，看谁跳得远，看谁永远不被别人捉住。大家当即响应了，随即玩起来。我把目标盯向张力头。跳跃防空洞我没他跳得好，但我有信心把他捉住。我悄悄接近他，突然向他发起进攻。我知道，要是直接追逐他，可能永远也追不上，必须趁他不防备。当他发现时我和他几乎只有一步之遥了。张力头仓皇跑起来。他跑得很不稳，我追得却极紧迫。在迫得不已的情况下，他只得铤而走险了。他开始向一条很宽很深的防空洞跳跃。那确实是一条很宽很深的防空洞。要是在平时，要是经过一番准备，他肯定是能跳跃过去的。而这时他却没有时间准备。我就在他身后，只差一把我就可以捉到他了。张力头只得仓皇起跳。他使出了全身力气。他还算跳过去了，他的双脚已经登到了防空洞对面的边，但身体重心却没能及时跟过去。他的双手开始使劲挥舞起来，很明显他是想借助双手使身体重心跟着移过去，却一点儿作用也不起。我眼看着他身体倾斜起来，从前面向后仰，越仰越低，越仰越低，很快就和防空洞成了平面，随即他头冲下向防空洞洞底栽下去。 在我的一声惊呼中，张力头重重地栽入到防空洞洞底。他的身体在落到洞底时发出的声音很重，似乎掉下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装满沙子的麻袋。所有的小伙伴都震惊了，所有的小伙伴开始从不同方向迅速向这里聚集。大家很关心他被摔的情况，不知道他摔得到底有多重。大家很快来到他上方，发现他的头在防空洞里窝在一边，他正十分痛苦地趴在洞里挣扎呢。很奇怪他的身体是怎么趴过来的，按照他栽下去的姿势，他应该是躺着的。他却趴在了里面。 被送到医院后才知道，张力头脖子上的一根锁骨被摔折了两处。 我感到一种自责。要不是我的突然袭击，张力头是不会摔成这样的。当晚我想把这事对母亲说，可是我不敢，很怕母亲会打我。不说我又坐卧不宁，什么事也干不下去。最后我决定还是应该如实告诉母亲。要打就让她打吧，总比把事憋在肚子里好受。要憋到什么时候呢？我感到每时每刻都在受折磨。终于对母亲说了。我做好了挨打准备，母亲却没有打我，连责怪也没有很责怪。向我问明了详细情况以后，母亲便带着我一起去了张力头家，还给他买了一些水果。 张力头的母亲也是个很通情达理的母亲。她对我母亲说：“怨不得你的孩子。谁也不能怨，毕竟都是孩子，毕竟都是在玩耍的年龄。”她虽是这样说，我的眼睛却不敢往她那里看。我只看张，力头。这时的张力头已经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了，伤处糊满了石膏。那样子看上去真可怜，一点儿也找不到在防空洞上方时那生龙活虎的神采了。 母亲三五天总要带我到张力头家去一次，总要买一些水果带上。我记得母亲还买过一次排骨，还买过一只鸡。她对张力头的母亲说，排骨和鸡汤有利于骨伤恢复。母亲做了可口的饭菜，也让我给张力头端去一碗，直到他的伤情完全恢复。那时我不免感到一种嫉妒，有时竟想和张力头换一个个，觉得伤得要不是张力头，要是我该有多好，我一定会得到母亲很多很的关爱和照顾。现在才意识到，那时我这种想法是多么愚蠢和可笑。 多数的防空洞开始封顶了，使地面恢复了原有的平整，有的还恢复得相当好，让人很难看出下面是防空洞。我们开始玩一种新的捉迷藏游戏。是到一栋离我家不远的楼上去玩。是一栋简易楼。楼道是露在楼层外面的。每一层楼道都有一条木制栏杆，像现在的阳台护栏。我们的捉迷藏游戏就是在这条楼道上玩。是把一个人的眼睛蒙起来，让他在楼道里摸大家。他摸到了谁，谁就得蒙上眼睛，重新开始摸别人。 张力头玩得最欢畅。他早已忘记了从防空洞上摔下去的惨痛，不但他的身体已完全恢复，他的勇气和胆量也随之完全恢复了。我们一般都藏在楼道里一个犄角的地方，他却翻越过楼道护栏，藏到护栏外面。当蒙住眼睛的人向他的双手摸去时，他不断地倒换双手。蒙上双眼的人尽管和他近在咫尺，却难很摸到他。他做得从容而熟练，像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掌握这种技能了。结果有一次他却突然失了手。 那是一天上午的事，是在四层楼上。他的双手不知怎么竟同时一起离开了楼道护栏，随即从防空洞上掉下来的那幕悲剧又在这里重演了。这一次他依然是头冲下，这一次却不是掉在比较松软的土地上，而是掉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是简易楼楼前那片规则的水泥地。这一次发出的重响比上一次还要响，响得多。我觉得当时整栋简易楼都震动了。 这一次张力头没能逃脱。还没有送到医院，他就断气了。 母亲被张力头的死震彻了，被一次又一次接连发生的事震彻了。她的儿子不能再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尤其不能再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这不是一个健康少年应有的生活环境，更不是一个健康少年应有的成长环境。和父亲经过认真商量以后，母亲请人给老家写了一封信。不久外祖父坐着火车来接我了。处祖父把我接到了老家去，从此我开始了将近一年的农村生活。 那时的老家还是很穷很穷的农村，还是母亲曾给我讲过的故事中的农村。尽管老爷、姥姥、舅们、姨们省出他们口粮中的白面给我改善伙食，我还是吃了谷糠，咽了野菜。我尝到因为糠菜难于消化而解不出大便的滋味。那种痛苦和贫穷，我是终生难忘的。 现在想来，父母在那个年代把我送回老家是很对的。物质生活尽管十分艰苦，我却开始懂得一些人生道理了。人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朴实无华，友好相处，深深影响了我正在成长中的心灵。我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另一面，感受到了生命中的爱心、善良与美好。生活中这一面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此前的许多生活。现在想来，这是母亲凭借她朴实的本性特意为我安排的，是母亲在我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所给予我的最好的礼物。这段经历，值得我用整个一生去珍惜。 我11岁的时候，母亲又给我生了一个弟弟。母亲因此又一次失去工作。 记得母亲第一次工作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后来听母亲讲，其实还要早，她来到京城不久就托人找了一份工作。是在离家几十里以外的东郊。那时幼儿园很少，即使有幼儿园，父母也舍不得把他们可怜的工资花在这种开支上。每天母亲是带着姐姐去上班的。才1岁的姐姐每天要和母亲一起赶乘几十里的汽车，无论冬夏。母亲那时所受的那份苦，现在凭借想象我也能想得出。但母亲坚持住了，并没有因为那种苦而放弃工作。 姐姐大我两岁。母亲怀上我以后，特别是怀孕后期，不能再坚持了，最终只能放弃这份工作。是在一个花丝厂。母亲说，她本来是比较喜欢这份工作的，而且还有转正的可能。那样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正式工人了，是国家的正式工人。可以想见，在那样的年月，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自豪的事。那几乎是当时中国千万妇女所梦寐求之的。 母亲却不得放弃了。但是把我生下来以后，她心里那种要工作的愿望并没有泯灭。可是最好的机会却失去了。当母亲又可以投身工作时，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一个正式工人的可能了。不做正式工人就做临时工，不能干长期的就干短期的。总之不能只呆在家里带孩子，一定要继续出去工作。冬天母亲到市场上去帮助人家抱大白菜，夏天帮助别人照看孩子，她坚持不让自己清闲下来。那不是母亲的性格，家里的经济收入也不允许。只要能给父亲在经济上减轻些压力，只要能使我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即使再苦再累，母亲也是毫不在乎的。 两年后妹妹又出生了。姐姐和我和妹妹都是相差两岁。彼此挨得这样近，可见母亲当时的家务负担有多重。但母亲没有被压垮。只要有可能，她还是要出去做些事情，还是要想办法为家里增加一些收入。机会实在找不到时，母亲依然闲不住。她会去帮助街道做些事情。那是一种完全义务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母亲却并不计较。她心里怀着一种希望，只要不把自己每天都关在小家里，只要主动去参加社会生活，是总会有新的机会的。 一段时间以后，确实又有了新机会。经过街道介绍，母亲终于又得到一份工作。那是在当时被称作“五七”工厂的一份工作，是一种很累很累又工资不高的工作。但是当母亲把一身厚厚的工作服领回到家里时，我们全家还是一起为母亲感到高兴。 那时我们姐弟三人已经比较懂事了。姐姐已经能够为我和妹妹做些简单的饭菜了。母亲即使一天不在家，我们也不会挨饿。而且在那时的邻里中，我们姐弟三人也算比较听话的孩子，母亲每天上班前嘱咐我们的话我们是很听的。母亲最不放心的是我。母亲让妹妹每天记下我做的坏事，她下班回来后向她汇报。我觉得我做得确实是不错的。 夏天傍晚，吃过晚饭后，姐姐常常带着我和妹妹到马路边去。我们是一起去等母亲回来。我们知道母亲乘坐的是几路公共汽车，知道母亲大约几点回来。母亲要是能准时回来，我们会一起感到十分高兴。母亲要是回来晚了，我们就一辆接一辆地等。姐姐为我们几个人分好工，每个人盯住一个车门，看谁最先发现母亲出现，看谁第一个看见母亲走下汽车。要是母亲总不出现，我们会一起为母亲担心。我们很怕母亲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意外，可是我们谁也不把这种担心说出来。 母亲很少对我们说起她的工作，很少说起她的工作有多累，多艰苦。我们只知道她做的是一种倒铁水的工作，就是把烧化了的铁水往一个个事先做好的模型里倒。母亲只告诉我们那叫“翻砂”，更多的细节没对我们说，即使我们想知道她也不想对我们多说。给我们的感觉是，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双手有劲，只要注意别把铁水溅到自己脚上，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我们注意到了母亲的脚。她脚上穿的是一双很厚的皮鞋，她说是鹿皮鞋。无论冬夏，她总是穿着这双皮鞋去上班。鞋上布满被铁水水里烧出的斑斑点点，但铁水水星还从没把母亲这双鞋烧透过。 母亲的问题是出在肩膀上。可能还不到一年时间吧，她的肩膀已开始倾斜了。回到家里，她总是不住地摇肩膀，好像是情不自禁。后来我们察觉，那是她怕我们发现。只要我们一把目光注视到她的动作上，她便对我们笑一笑，并同时停止摇肩膀动作。她摇肩膀的次数还是越来越多了。尽管她不断给我们做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情，还是引起我们姐弟三人的注意。“您是不是肩膀疼了？”我止不住问。“不不不，没什么。”“那您为什么总摇肩膀呢，为什么总摇一边的肩膀呢？”母亲看出我目光中的疑虑，又笑起来，并显得很无所谓说：“稍稍有一点儿疼，问题不大。”“您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呢？”我还是盯住问。“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来。”“那也应该到医院去看看。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您不是总带我们到医院去看看吗？”“好，我去，我去，抽时间我一定去看看。”我给您捶捶吧。”“不用，不用。”“我还是给您捶捶吧。” 母亲终于同意了，她坐在一把小木椅上，是我小时候常坐的那把木椅，把后背冲向我。我开始给她捶背。母亲告诉了她哪个地方疼，我的小拳头就准准落在哪个地方。不知道我的捶法是否正确，也不知道是否管用，每捶几下母亲总是说一句好舒服好舒服。说不清这是母亲对我的安慰还是鼓励。不管是安慰还是鼓励，从此我没有再间断过。每天晚上我都要为母亲捶一次背。后来姐姐妹妹也参加了进来，我们姐弟三人轮流给母亲捶。我们只想用我们的小拳头尽可能减轻母亲的疼痛，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母亲是因为工作劳累过度而得了肩肿肌劳损。工作还不足一年时间，竟累出这种职业病，可见她的劳动强度有多大。而母亲又是从来不惜力的。还不仅如此，她还是那种只有十分力却要使出十二分的女人。农民出身的那种质朴，在劳动时母亲总是不自觉地就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那是很有代表性的。 等我又长大些才知道，原来母亲的工作根本不是一个女同志应该从事的工作，也根本不是一个女同志的身体所能承受的。母亲却不对我们叫一声苦。那是因为她十分珍视这份工作，是因为她很怕再次失去。她把这次机会看得过于宝贵了，甚至超过了她的身体和她的承受力。当她听说她又有可能被转正、又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一名正式工人时，她干得更加努力拼命了。她受到的艰辛和痛苦因此也就更加沉重了。直到她怀上弟弟的后期，直到弟弟即将临产的时刻。 当时我实在还嫌太小，不知道母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生下弟弟的。结果是她又一次没能成为国家的正式工人，并又一次失去工作。她的梦想又一次破灭了。她当时该是怎样十分地失望和遗憾呢？可是现在在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倒觉得母亲在那时生下弟弟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否则不知道她的那份苦还要吃多久，不知道她身体最终会被毁到什么程度。如果当时真的转正了，如果她真的成了做那份工作的正式工人，也许那份苦要吃一辈子。不敢想象，实在是不敢想象。 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城市女人的纯朴梦想，现在同龄的城市女人能想象吗？能理解吗？能同情并产生一种敬意吗？ 我觉得母亲在那个时刻生下弟弟确实是一种幸运。那时我家生活却开始进入新一轮困境了。弟弟刚脱奶后，母亲便到我家附近一个纸盒厂去求助了。她是去找纸盒厂的厂长，看能否给她些活拿回家来做。第一次厂长没有同意，母亲没有气馁，接连又去第二次、第三次，厂长终于被母亲感动了。母亲的行动也深深唤醒这位善良厂长的同情心。他开始给母亲一些活做。最初给的都是粗活，都是用糨子糊简单的鞋盒。材料是很粗糙的，工艺上也没有什么讲究。 那时的许多产品本来也是不怎么讲究包装的。母亲却做得格外仔细。她先是认真打糨糊，把从纸盒厂领回的面粉认真磨细，用微火慢慢熬，熬出的糨糊又稀又粘，非常符合要求，糊起来十分顺手。第一批活母亲是提前好几天交口的纸盒厂，厂长看了以后十分满意。他没有想到第一次活儿母亲就于得这样好，虽说每个纸盒只能得到几厘钱收入，母亲竟做得这样认真。他开始对母亲放心了，开始把一批又一批活交给母亲。工艺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母亲却从没让这位好心的厂长失望过。不但她的活的质量一直保持着高水平，她交活儿的时间也总是提前，从没有耽误过。 母亲越来越熟练了，活也越来越多了。多得她几乎干不过来。但是她从没有拒绝过厂长。只要厂长把活委派给她，她总是愿意接收下来。她知道，每批活都是一份工资，而每一份工资又都可以使家增加一份收入，都可以使我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母亲开始起早连晚地干，开始没日没夜地干。父亲和我们姐弟几人看不过去了，我们一起心疼母亲，我们想一起参加进来。母亲却对我们不放心，也担心影响我们的休息和学习。 这时已经又有新的最新指示发表了。这时的最新指示是“要复课闹革命”，而不是继续停课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于是就复课闹革命。革命的时间和方式全掌握在最伟大领袖手里，让停课就停课，让复课就复课，学校还是很听最伟大领袖的话的。既然已经复课了，就不能再耽误我们学习。母亲因此把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习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我们向母亲保证决不会耽误学习，母亲才同意把一些活让我们做。是一些最简单的活，母亲的要求却是很高的。我们一丝不苟地按母亲要求做，母亲很快就放心了。那时母亲常夸我们的话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到初中毕业时家里依然在糊纸盒。一个月十几、几十块钱的收入不是很多，却一次又一次把我家从几乎断火的困境中解救出来。那真是一次又一次的雪中之炭。但我家并没有因此而摆脱困境，所以在初中毕业时，父亲不想让我再念书了。他不是对我的学习不满意，我的学习年年都是最出色的，我从学校拿回来的奖状几乎把家里的半面墙都贴满了。父亲实在是迫不得已。从男孩的角度说，我是家里的长子，已经初中毕业了，应该为家里多减轻一些负担，应该为家里多尽一些义务了。我很理解父亲的难处，可我又实在舍不得放弃学习。我想更多地学习，一直学到高中毕业，如果有可能，将来我还想上大学呢。 我不会忘记父亲第一次和我郑重谈话的那个夜晚。父亲像对待一个大人一样和我谈话。父亲把我当成了一个长大的男人，一个明事理的男人。我被父亲感动了，我接受了父亲的意见，答应了父亲，决定不再上学了，而是去农村插队。我是流着眼泪答应的父亲。 父亲把和我谈话的情景对母亲说了。他们几乎彻夜未眠。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父亲就把我叫到身边，向我说了他的最新决定：他改变了主意，还是让我继续上学，让我上到高中毕业再去插队。 我再次流了泪。我知道，在父亲这个最新决定中，一定有许多母亲的因素在里面，而父亲让我去插队，不也正是为母亲着想、不也正是为了减轻母亲的一些负担吗？ 我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更为努力和刻苦，成绩也更为优秀。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领导要保送我去参军。校领导已经找我谈过话了。当父母得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真是高兴极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和插队相比，参军是最好的出路了，不但很光荣，每个月还可以有六块钱的收入，而且还不会像插队那样吃很多苦，受很多累。部队的伙食也远比插队好，衣服还不用自己花钱买，最重要的是，几年以后还能复员，还能回到城市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一切都远不是插队所能同日而语。父母怎能不高兴呢？他们的高兴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可是在最关健的时刻，我的名额却被一个军官的子女无情挤掉了。校领导为此与招兵的领导发生了严重争吵，最后闹翻了，却无济于事。因为实际的权力是掌握在人家手里。 这是我在青少年时期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一次最沉重打击，我几乎绝望。我开始感到在课堂上所受的教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那时我是班里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是年级及学校的团委委员，这在当时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最高荣誉和最出色的标志。我却一时迷失了方向，对公平、公正和真理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应该再相信什么、再追求什么、再向哪里努力。那几天我十分痛苦和困惑，无法吃睡，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了。 是母亲安慰了我。那几天母亲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她什么也不做了，只是和我谈话，不住地和我谈话，鼓舞我的信心：“去找学校领导吧，告诉学校领导，你去插队。不一定非得去参军。受一点儿挫折不算什么，也许对你将来的发展还有好处也说不定。我的儿子不该这样脆弱，我的儿子应该是很坚强的。而且你也不是那种怕吃苦的孩子，年轻的时候吃点苦不算什么，你能应付的。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吃苦吗，你不是都挺过来了么？不用担心，我了解你，你不是没在农村生活过，在农村你也一定会是好样的。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 我按照母亲的话去做了。我向校领导明确表示我要去插队，并在全校的毕业生誓师大会上第一个表示了决心。 没想到在最后分配的时刻，校领导决定把我留校工作。这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和参军相比，这无疑是更好的结果了，足以使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可是这一次我却没有了当初的那番高兴。父母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我还是决定去插队。我不能留下来。我要是留下来，学校的插队工作可怎么做？我还怎么有脸再见我的p学们呢？我必须去插队，我不会再有别的选择。 母亲第一个表了态。她说她支持我。我看出她说得很艰难，但她还是说出来了。父亲为我的选择感到惋惜，但他也还是站在了我这边。 几天后，母亲把我送上了去插队的汽车。她的泪水止不住滚滚而下。那时她恐怕不会想到，就在几个月以后，中国的高考制度突然发生了重大改革，全国大学公开招生，国家统一组织考试，所有符合条件的人终于可以进行公平竞争了。 那时母亲更不会想到，在那一年的冬天，她的儿子背着母亲悄悄报了名，悄悄参加了考试。那时母亲更不会想到，她的儿子顺利通过了考试，在全公社二百多名知青考生中，是考上大学语文科的唯一一个，来年早春，他的儿子就是国家的一名正式大学生了。 苦尽甘来。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母亲和父亲相依相伴，正在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 1999.1.20.北京 作者简历： 晓白，本名白延庆，男，1957年11月生，北京人。1977年春高中毕业后插队，随后考入大学。1982年春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198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中国作家》、《小说》、《小说家》、《中外文学》、《北京文学》、《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多篇。部分作品获国家及省市级奖项。著有小说集《归国少女》，长篇小说《迷幻激情》200余万字，文学手稿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现在某大学执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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