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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一星 母亲小传： 田耕心，女（1917—1986），山西赵城人，1940年投身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不媚权贵，热爱生活，终生以平常心面对人世间的荣辱浮沉，一言一行平平淡淡，却留下最朴实的人生昭示：只有平凡的人才可能成为高尚的人。 只要生命存在着，母亲就还和我们在一起。母亲是可以感觉而不可触 摸的，就像盛夏的一阵清风，就像那这去毒日头的满地绿荫，你享受到的 是清凉和抚爱，但却看不到投下绿前的那棵大树。 想为母亲写些什么的念头一直没断。 12年了，天干地支匆匆行走，每到母亲忌日前后，都觉得深深的歉疚，像是负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从来没有想逃避，只是觉得实在无从说起。母亲像大海，作儿女的不过是在海岸上戏水，只会享受抚过身躯的温暖的水波，对于大海的博大根本不懂。 书读的少，不记得有哪位大文豪为自己的母亲写过传世的篇章。朱自清的《背影》是写父亲的，也只是短短的，而且还是一副背影的印象。父亲的人生内容似乎比母亲的要丰富，或许还会有几分传奇色彩，而母亲就太平凡了，平凡的连一般的个人嗜好都没有，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不留下母亲的元素、影响，这元素和影响义无不渗透到父亲和子女的人生轨迹之中。母亲的平凡有如浩淼的大海，包容了一切。 12年来，不曾中断对母亲的思念，往事无穷无尽，聚拢而来，又飘散而去，每次都飘散得聚不成完整的影像，依然是什么都能兑切地感受到，却难以言传。任何言词都不足以传达深埋在心底的对母亲的依恋和缅想。 母亲真的是大器无形。 我对母亲一生的检索和思考竟是在她弥留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从未觉得她会突然离我而去，总以为还会和母亲长相厮守，厮守的岁月永无尽头呢！ 那是1986年8月23日，我从北京东郊去北展剧场看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访华演出。母亲住在官园，嘱咐我当天晚上住在她那里，省得来回折腾。看完演出已经很晚了，赶到官园，院子里的人家大部熄了灯，唯有母亲客厅的灯还亮着。门没锁，母亲给我留着门呢！家里人都睡了，我轻手轻脚地走进门，没想到母亲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头上戴一顶像医院里大夫戴的那种蓝色的布帽，态度特别安详。她没说是在等我回来，只说：“早了也睡不着，闲坐着呢。”我明白她在等我。以往每次我过来晚了，妈总是要等我回来才会安睡的。那夜，客厅里台灯的光线是那么柔和，母亲是那样慈祥……那个时刻和以前无数的瞬间没什么两样，不想却是我和健康的母亲最后一次的相对。 一个星期以后，我接到妹妹的电话，知道母亲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了。怎么会是心脏病呢？从没听母亲说过她有这病。她从来不说自己哪儿不舒服，真不舒服了，顶多在床上躺躺，睡一觉就过去了，但她多年患有糖尿病是确实的，可惜那时我对这种疾病的知识太贫乏了，不以为然，后来证明这次心脏病的突发就是由糖尿病引起的，而且一旦成为合并症，后果不堪设想。 慌乱中把刚上小学的女儿托付给邻居，叫了一辆出租车赶赴医院。母亲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了管子，医生说已从腿部切开一个小口，插上细管直接通到心脏给药。妈看上去像是昏迷了，但她知道我来了，还勉强要说话。几天前她还好好的，我到此时还觉得她会好起来——人总爱被希望所蒙蔽。 病床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堆仪器，监视器的暗蓝色的屏幕上不断有一条绿波在抖动，那是生命的标志，只要那条曲线还在流动，妈就和我们在一起。 夜里，我守着母亲，看着屏幕上流过的那条绿色的曲线，思绪绵绵——曲线意味着生命，曲折构成了人生，母亲的一生不也是曲曲折折的吗…… 母亲娘家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母亲从来没跟我们说过。我只知道母亲本姓梁，姐妹四人，她最小。有个舅舅，是家里的宠儿，后来玩手榴弹给炸死了。姐妹们对他很宠爱，大姨每次说到这个舅舅时，我能明显感觉到那股亲情是多么浓。母亲姐妹的名字中间的字按序为“福、金。淑、玉”，最后都是一个“秀”字。母亲后来参加革命，更名改姓，叫田耕心。我猜应该是“更新”，那样才符合革命的要求，但又不如“耕心”文雅。或许正因为这个名字，注定了母亲要操心一辈子。 暗夜，很静。母亲似乎睡了，监视器上的绿波也似乎稳定些了…… 记事的时候，我对母亲并不是十分亲昵的。我甚至觉得她有点陌生。听大姨说，母亲生下我不久便离开了家，跟着组织走了。那时我还没有断奶呢，想必母亲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心里一定很依恋……妈不在的那些日子，我是在姨们的呵护中度过的，对姨的感情比对妈还要亲，成天疯玩，听不到一句申斥，饱尝了溺爱的甜蜜滋味，有一次和哥哥到小溪去捞了好多小虾，回来铺在炕头烘烤，姨在一旁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细缝……北方山村里的岁月永远温温的，暖暖的，像暴风雨的夜晚土窑里点亮的灯盏，像静静的落雪的冬日，恨在热炕上赖着不起来…… 再见到母亲，是在南方二这时母亲随父亲千里迢迢来到南国边睡福建省一个叫闽侯的地方。日子开始安定下来了，大姨、二姨把我和哥哥送到母亲身边，也就是从那时起，大姨、二姨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见到父母时的情景早已淡漠，记不清一家人团圆是怎样欢乐了。父亲的形象总是那么高大，母亲则显的陌生，和他们相处也常常觉得局促，老是怯怯的，我宁愿和姨们在一起。 护士小姐轻轻走进来，摆弄着什么。我觉得母亲好像醒了，但眼睛还紧闭着。她太累了。 细细回想起来，在闽侯的那几年可能是母亲一生中过得最舒心的日子，那时她年轻，一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母亲有工作，就在父亲的机关里做事，也算是个干部。母亲没有为家务而劳神，要说累，也是为了工作。家务事主要是姨们操持。这样的日子很快没有了。 1952年，举家北迁，到了北京。 记得那年的冬天好冷，风硬硬的，冷透棉衣，胡同里的土地（那时还没有铺柏油）给刮的干干净净，地面硬的跟石头似的。我们住在东四头条的一个小院里，父母上班时，我们兄妹便在院里玩耍，弄的浑身是土，手也冻得破裂了。母亲晚上给我洗手的情景至今不忘，盆里倒上热水，很烫，我害怕了，缩着手，迟疑着，母亲干脆把我的手按到盆里，烫的我叫起来，妈一边说“哪里有点烫气”，一边搓我手上的污垢，洗毕，还往手背上涂一层厚厚的凡士林，那气味实在不好闻。那当儿，我觉得母亲挺“狠心”的。现在想来，那盆里也就是兑了点热水，其实并不太烫，只是小孩皮嫩，怪不得母亲的。小孩子的想法常常是没来由的。后来妈送我和妹妹上了托儿所，私人开的，日托，我还以为是家里嫌我们太闹给我们的惩罚呢！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托儿所举行联欢晚会，邀请家长参加，妈坐在台下看我演节目。晚会结束时，发给我一份礼物，一个小花篮，里面装满了好吃的，我站在台上看见母亲就坐在前排，正望着我和妹妹笑呢，看着妈微笑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今天像英雄似的。回家时，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妹妹搂在怀里，我们的礼物就放在脚跟前。蹬三轮的蹬起车来，几乎是站在脚踏板上蹬车，车箱的底部离地面很近，看着向后移动的地面，靠在母亲的怀里，我第一次觉得一股说不出的踏实、安全、温暖。 儿时的记忆几乎飘散，母亲的关爱也淡忘了许多。母亲平时很节俭，不常给我们买这买那，甚至连玩具也很少买。母亲很大方过一次，至今还记得。一个星期天，全家去中山公园，社稷坛西墙外的一个亭子那时是新华书店的零售点，我想买一本小人书，可是不敢向妈开口，妈看我的样子，明白了我的心思，让我随便挑选c真的是喜出望外。那天我买了好几本书，够我们兄妹在家看好几天的。记得其中一本的书名叫《雌雄剑》，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改编的。 等上了学，妈就不再满足我买小人书的愿望了。一说要买书，妈就说：“都这么大了，还看小人书。要看就看字儿书吧。”那就看字儿书吧。妈无意中又惯出我总爱买字儿书的“毛病”。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居然读起了《三国演义》原著。不过那厚厚的两卷可不是妈买的，是爷爷出的钱。爷爷从乡下来，零用钱平时都是爸妈给他的。 母亲没正经上过学，读书识字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慢慢学会的。我常看到，闲下来的时候，母亲捧着一张报纸，边看边轻轻地读出声来，她真是在读报。母亲读报时的神情特别专注，那一刻，她大概除了报上的内容，什么也不想吧。我们兄妹还嘲笑她不会默读呢！ 但是现在我笑不起来了。母亲躺在那张白色的床上，那是她生命的最后的航船，一言不发，只有监视器上的绿波在抖动。 病房里没开灯，幽蓝幽蓝的光线映出一种增防的氛围，在这氛围中，回忆变得模糊，飘移，闭着的双眼前突然无端的冒出许多年前的一个瞬间：从少年宫打球回来，很晚了，客厅里没开灯，电视机的荧光把屋里映得蓝蓝的，独有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60年代有电视机的人家还不多。记的很清楚，那晚电视里放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伊索》。母亲爱看话剧，有时还去剧场呢。从背后看去，母亲的样子特别优雅。那个瞬间一直埋伏在我的记忆深处，一想起来，心里油然升起一丝安详、恬静、平和，仿佛是在回味一首意境悠远隽永的小诗。人生中有些瞬间当时不以为然，但却散发出永久的魅力，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温暖你的心灵，让你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母亲的关爱像轻柔的暖风拂过我的心田，但粗心的顽童不会留心微小的细节，有多少儿时的美好瞬间被忽略了，如今想找都找不回来了。 有一年的春节，全家到一家饭馆吃了一顿饭，在“白雪”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在新街口百货商店里买了一只“三五牌”座钟。最后又看了一场电影，依稀记得是苏联电影《驯虎记》。那天不记得是不是下了雪，但很冷，我们兄妹每个人的脸都冻的红朴朴的。 童年，晴朗的天空里吹过的一阵轻风。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恍惚又回到了遥远的某一天…… 冥想中似乎听到母亲在喃喃低语。夜深人静，母亲真的在低声说着什么，连忙凑到跟前，母亲清醒过来问的第一句话竟是：“不知你二姨怎么样？”稍停，又叹了口气：“她以后可怎么办啊！” 母亲是突然发病的，在这之前二姨已经住院三个月了，而且患的是不治之症。母亲为此忧心忡忡，支付了一笔医疗费不说，还操上心，常常夜不能寐，母亲在她们姐妹中最小，姐姐们疼爱她，她承担了姐姐们的全部生活。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大姨、二姨、三姨的生活都是母亲负担的，他们姐妹的亲情就是靠母亲来维系的，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打我记事起，大姨就是我们家的成员。大姨的婚姻很不幸，早早便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这里，几无安身之处。几十年来，无论在老家，在福建，还是在北京，大姨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户口薄上她也是家庭成员，她是母亲的好帮手，日常生活都靠她操持。母亲忙于工作，我们兄妹几个都是大姨照顾长大的。大姨对我们有着养育之恩。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平静的日子不会永远平静。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风云多变的天空下，几乎没有人能找到一处平静的港湾可以躲避突然降临的狂风暴雨。1966年的盛夏，整个中国都发了疯，疯狂，疯狂，除了疯狂还是疯狂，接着便沉入漫漫寒夜，十年不见天日。在疯狂趋动疯狂的日子，大姨离开了北京，就因为她曾经有过一个当军官的丈夫，哥怕她被人欺侮，暂时把她送回老家，到三姨那里去避避风头。大姨走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被关押在各自的单位里。后来母亲回家知道大姨已走，居然没说什么。平时母亲就不善言词，到了这会子她实在觉得万般无奈了。相处多年的姐妹就这么分开了，我想母亲心里的滋味一定很复杂。 等大姨再回到我们家时，已是1971年了。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没多久大姨就得了重病。母亲送她住进北京医院。家里积蓄本已很可怜了，即使这样，大姨还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有一次，我和母亲去探望大姨，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其他病人的家属听说大姨的情况，都赞叹母亲对姐姐的情谊太难得了。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妇女说了一句话，我记的很清楚：“哪有姐姐住在妹妹家这么长时间的，姐姐病了，妹妹还管给瞧病，要说，您可是真不容易啊！”母亲一向受不了别人的夸赞，听了这番话，脸上挂不住了，显得有些难为情，那神情我至今不忘。当时我忽然发现母亲的胸襟原来是如此宽厚，对母亲的敬重也是在那一刻定格在心中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觉得大姨住在我们家给母亲带来多么大的负担。当时父亲被停发工资，全家都靠母亲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大姨生病更使母亲感到压力难以承受，当真是雪上加霜。兄弟相处，姐妹相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像母亲这样的。在母亲来说，姐妹亲情可不是一句空话。 大姨去世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此失去了一份至爱亲情。大姨对我的宠爱甚至超过了母亲。她老人家没有子女，我从小就跟着她，大姨把作为女人的母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我穿的鞋是她一针一针纳出来的，衣服是她剪裁缝制的，在家里和外面受了委屈，第一个来安慰我的总是大姨，碰上做好吃的的时候，大姨会把我叫到一旁，让我先尝几口，为此兄妹常有微词，母亲也责怪她对我太偏爱了。少年时代，我从大姨那里领受了那么多的关切和爱护，想起遥远岁月里的那些日子，总会浮现出大姨慈祥的面容。大姨离开我们回到老家，我曾去看望她老人家，她见到我是那么兴奋，老是问北京的事，问母亲怎样了，话特别多，我问她在这里过的还好吗，她的神情告诉了我什么是寄人篱下的滋味。虽然住在三姨这里，但总觉得不是自己的家，别人的一个眼色，不经意的什么话，都会让她多心，对于大姨来说，只有在母亲那里才有回家的感觉，心里才觉得踏实。一直到现在，大姨去世将近30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次在村口的小溪旁分手时大姨那显得失落和无望的目光，她不知道还能不能和我再见一面，还能不能回到北京重温像过去那样的日子。山村的黎明很静，我走出好远了，回头一看，大姨还站在树底下，远远地望着我。刚才射人心头的那道无限希冀的目光怎么也摆脱不了了。我知道大姨还盼望著有一天我会来接她。后来果然是我把她接回北京的，但过去那样的日子却不再有了。我陪伴着大姨直到她人生的最后一站。在病榻上，大姨说她唯一的遗憾只是等不到看我娶媳妇了，她还对以后的生活充满想象呢。 二姨也是不幸的。她的家庭实际上是个空壳子，最后二姨还是孤身一人，母亲这里自然成为她的最好归宿。即使如此，二姨始终不改她倔强和追求独立的个性。二姨在她们姊妹当中是最有能力的，但也正因为这样，为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所不容。她一辈子在搏斗，争取自身的权利，徒然送去了多少岁月。但有一件事二姨是成功的。1969年，两个妹妹禁不住社会的压力和别人的怂恿，一个劲地要上云南去插队。父母不在家，二姨劝不住，于是便采取了果断措施，把户口薄藏了起来，这才避免了铸成一桩错事。事后，父母感激不已，“幸亏你二姨，不然这个家就全塌了”。很久以后，当三姨重病住院时，父亲还说起此事，并且评价二姨是“我们家的初子姐”呢。初子是日本电视剧《阿幸》中的一个让人敬重的人物。 文革以后，二姨便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她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家里。有一年春节，二姨在厨房切菜时，突然觉得胳膊抬不起来。医生检查后说是长了肿瘤。母亲晚上老是睡不着。父亲对我说，看来二姨得了重病，还是住到你那里去吧。就这样三姨晚年最后的时光是和我一起度过的，她在我这里心情舒畅，吃得香睡得稳，妻请了一位名医开了方子，奇迹居然出现了，胳膊上的肿物消失了，生活又充满了阳光。平静安稳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这几年可能是二姨一生当中过的最恬静祥和的一段时日。1986年夏，二姨再次被病魔击中，这次不会有奇迹了。 二姨住院的时候，母亲一点发病的迹象都没有。母亲的心注定不会平静，四姐妹中只剩她和二姨了（远在老家的三姨已病逝），姐妹相处几十年，她的心怎么能放的下呢！这一年盛夏，他陪父亲去威海海滨度假，大海的波涛动荡着她的心，海上吹来的轻风抚不平她悬起的心。那几天我收到母亲从海滨小城发来的信，这封信竟然成为母亲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文字。信是写在“山东省威海清泉宾馆公用笺”上的，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是母亲和我唯一的也是永久的交流，除了这封信，再听不到母亲的声音，感受不到母亲说话时的神情和口气了。现在捧读此信，泪眼中分明看到母亲正坐在对面嘱咐我： “你们兄妹的担子是重的，千万克服一切困难把二姨照顾好，我走前看了她一次，我看越来越严重，这是不可救药的病，她痛苦极了，有什么办法，我也非常难过。……二姨一辈子够可怜的了，老了还得了这么个痛苦的病。我走了就靠你们兄妹了，而你们要互相联系通气和气，让父母出来安心。” 母亲想不到从威海回来仅半个多月，自己会突然发病，而且一住进医院，便走近了生命的终点。1986年的后半年，浓厚的阴霾压迫着我们家的每一个人。二姨住在东城的中医医院，母亲躺卧在西郊的304医院，我们兄妹来回奔波，和亲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显得弥足珍贵。 母亲先二姨而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还不忘她对姐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9月17日，浅蓝色的监视器上的绿波划出一条直线，母亲走完了她曲折而平凡的人生之路。母亲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脸上的神情显得特别平静安详，就像她平时午间小寐时一样。母亲终于不必再操心了，我希望是这样。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是中秋节。从那以后，我们便不再拥有本水意义上的中秋节了。那晚的月色格外凄迷。 一个多月后二姨也去了，去追随母亲的灵魂。她们姐妹的墓地紧紧挨在一起，连接在永恒之中了。 当母亲和二姨相继辞世后，我翻出母亲从威海寄来的那封信，展读再三，不由暗自心惊，“我走了就靠你们兄妹了”，母亲在信里的这句话一下子跳入眼帘，犹如投来一块大石头，惊起心底的一潭死水，母亲此言竟然一语成谶，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安排，安排的竟是如此精确？人生无常，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荡的戏剧，令人感慨，迷乱，困惑。 在这封信里，母亲万分感慨地说：“我这次和你爸爸一块出来，这是千年不遇的一次。”母亲性格内向，很少发这样的感慨。她一定有很多感想，但说不出来。母亲不善言词，纵使心中有千般滋味，也不知如何表达。 说到母亲的内向和不善言词，我想起两件往事。 1968年12月底，我去山西插队离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没有显出依依不舍的样子，她很平静，或者说很麻木，只嘱咐我：“到了那里，要学八路军，给老乡挑水，扫院子……”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说什么。我当年少不更事，还以为母亲真的很平静，现在想来，母亲心里不定有多么失落呢！ 文革中开过一次全国运动会，不记得是第几届了，只记得和母亲去姑姑家，正好碰上一个辽宁省体委的官员在，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人举杯敬酒，说了一句“托毛主席的福”如何如何的套话，这类屁话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谁也见怪不怪，习惯了，可是母亲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丝尴尬窘迫的神色。回到家里，提起此事，母亲还觉得别扭。这种套话，违心之言，母亲是断然说不出口的。 母亲也有不乏幽默的时候。有时，她躺在床上休息，闭上眼睛，似睡非睡，我叫她，她懒的答应，只是动一动脚，算是告诉我她听见了，有什么话呆会儿再说。 插队那几年，每次从北京回农村，都要给乡亲们捎这捎那，大包小包不少拿东西，母亲看我打点行装，忽然冒出一句：“你都成了小毛驴了。” 母亲在信里的感慨让我陷入长长的冥想。 这次和父亲外出度假，在母亲来说是仅有的一次。细细想来，母亲跟父亲真是没过几天好日子。 父亲调到京师以后，大约只过了几年安稳日子，本以为大局已定，天下从此太平，共产党掌了权，大家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人，而且老百姓也自觉有了当家作主的扬眉吐气，新中国的天空一度阳光灿烂。然而20世纪的中国注定还要经受磨难，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磨难竟会持续长达20年的漫长岁月，后来竞陷入一场人间浩劫，遭难的不仅是中国人，人类的全部文明和良知也受到了空前的毁灭和践踏。而这一切不像本世纪前半叶是外敌入侵和军阀混战造成的，完全是当权者自乱营垒的结果，这场悲剧给中国近代史划下一道深深的痕迹，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成为悲剧中的龙套角色，上场下场，烘托着悲剧的气氛。我们家也不能幸免。 父亲也算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只不过说了几句正确的话，不是为自己，也没有个人的企图，想不到在高深莫测的党内斗争的旋涡里狠狠地呛了一口恶水。父亲曾赋诗自嘲，“偶团半语误家邦，便作阶下一楚国”。明明是胜利者中的一员，却被视为异端，这种滋味实在有苦难言，被自己人白眼还不如在敌人的枪口下从容就义。 母亲不是以坚强应对骤然降临的灾难，但在生活变得日益沉重的每一天，她却显示出超凡的柔韧，默默地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一天也没有放弃对家庭和子女的责任。我一直认为这种百折不挠的柔韧是只有善良的中国妇女才具备的。这也是我对母亲十分钦佩和敬重的地方。母亲虽然参加了革命，也担任了一个小小的领导，但却始终未改本色，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妇女的样子。父亲得意的时候，母亲对人绝没有丝毫的狷傲，父亲失势的日子，她更是还原为最普通的角色，甚至比普通人更普通。母亲的官职本来就不大，受父亲的株连，官越作越小，从中央政府机关出溜到一个区办小厂的小领导。即使如此，母亲仍兢兢业业，每天从西城挤公共汽车到东城上班，冬天常常天不明便出了家门，天全黑了才回家，两头不见日头。我家离公共汽车站远，要步行20多分钟，我们兄妹便轮流用自行车接送母亲。有时，我们贪睡，起不来，母亲就悄无声息地自己走了，等我们醒来，后悔莫及。晚上到车站去接母亲，顺利的话，接个正着，但这样的时候不多，车来的没准，晚了，我们要等上很长时间，有时，算不准时间，骑车走到半路，就看见母亲正往回走，接不到母亲，我们心里都觉得内疚。骑车带人就是那时学会的。 对于我们家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还不如普通人，许多普通人能得到的机会，都和我们擦肩而过，因此，当浩劫过后，除了年龄无情地增长外，我们依然一事无成，岁月蹉跎，个中滋味，不说也罢，怨恨，徒然；追悔，无益。最难过的料必是母亲，她被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深折磨。 记得大概是70年代初，好像是1973年，家里的状况糟透了，我和小妹在乡下插队，每次招工，都因父亲的问题遭到冷落，兄妹谈了几个朋友，也都没有结果，那年头真的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壶没有开的时候。哥出了个主意，让父母来个假离婚，他和大妹跟父亲，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工作，再受什么影响也没大关系；让我和小妹跟母亲，母亲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这样我和小妹或许能有条出路。那天晚上，全家像走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气氛沉重得很，父亲当然不能说什么，他摆脱不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负罪感，神情像是在等待判决的囚犯，而母亲竟然没了主张，不知所措，她还以为哥的主意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呢，她只想让自己的子女少些挫折，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当个工人什么的，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家里笼罩着压抑的空气，沉默使时间似乎停滞了。我打破了这种沉默：“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个家了，别人没毁了，干吗自己要毁了它呢？再说，谁会相信你们是假离婚呢？就是真离了，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父亲松了口气，母亲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那些年，母亲常常夜里难以安眠，她心里搁不住事。当时一发中央文件，全社会不由得人人自危，不是又要弄出个什么整人的新花招，就是三令五申这样那样的限制，有一个时期，连春节回北京都要凭县级以上政府的介绍信才能买到火车票。也是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我真正明白了涅克拉索夫为什么慨叹“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明白了那一声叹息的无奈所包含的意思。自由真是个甜蜜的字眼儿！ 面对这样的境遇，母亲所能做到的只有忍耐。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忍耐的，真正的忍耐也是一种美德，这是需要忘我精神作为支持的。母亲的忍耐就属于这种美德。父亲突然被人（他以为是战友的人）挑落马下，母亲没有离开他，而是把自己和厄运连在了一起，如果没有母亲的忍耐，父亲的命运将无法形容，他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会丧失，而我们的身心发展也将不会是健全的了。母亲的忍耐圆满了她人格的道德和责任。而这一切，母亲都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述的。她默默忍耐着，拖着沉重的岁月，在母亲的率领下，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地越过了黑暗岁月的长河。 记忆中，在不幸面前，母亲只有一次委屈得哭起来。那是我和哥哥招慧的。我们俩到父亲曾经工作的机关去打球，回到家来还得意地炫耀球打得多好。不想母亲却号啕大哭起来，我和哥给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大姨把我们拖到另一个房间，只听见母亲哭着抱怨我们：“你们真不懂事，还以为活在天上呢！”母亲的哭声，母亲的满腔委屈震撼了我，这一幕终生难忘。 母亲还哭过一次，但这一次不是因为自己觉得委屈。那是浩劫过去多年之后的事。为小妹的婚事，母亲操了不少心，夜里一想起来便睡不着觉。终于，小妹决定结婚了，母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新婚夫妇到外地旅行回来，母亲在家里做了一桌菜，全家人都来喝喜酒，母亲本来是很快活的，但父亲就是不上桌和大家吃饭，他对女婿没有北京户口很在意，他这人很固执，谁劝他也不听，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当晚，妹夫自觉地回机关住去了，新婚别离，母亲为此很伤心，独自蜷缩在沙发上流泪，一夜未眠。世界上只有母亲的心才会这样。 12年前的深秋，母亲在病床上捱了两周，终于不治而逝，70年的岁月化为虚无。 追悼会那天来了很多人，大部分是她所在工厂的职工，那么多人无声地走过母亲身旁，我为母亲感到宽慰，她的人品赢得了普通职工的尊敬，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真诚的告别的。那天我又为母亲不平，我们提出在母亲的遗体上覆盖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回答是不可以，原因很简单：母亲的行政级别够不上这份殊荣。 好在这一切母亲都不知道了。 1986年以后发生了许多事，许多事母亲都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的事还是不知道的好。 冷静下来一想，母亲没有享受覆盖党旗的待遇，也符合她不求显贵安于平凡的性格。父亲说，母亲是1940年投身革命的，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母亲过着一般人的生活，她不事打扮，也很少添置衣物，不懂得美食，粗茶淡饭而已。冬天忙活着为家里储存大白菜，逢年过节，忙里忙外，常常累得夜不安卧。哥的孩子出世后，母亲跑去照顾，往往自带饭菜，却从不叫苦，乐此不疲，洋溢着人类的崇高爱心。有一年全家在四川饭店为母亲贺寿，她老人家尽招呼孩子们吃这吃那了，自己倒无暇去品尝那满桌的美味佳肴。 在腐败现象到处泛滥的当今社会，回想父母一起度过的漫长岁月，我可以一点不夸张地说，他们以自己的正直和清贫对什么是真正的人作出了注解。他们从不巴结权贵，对弱者和不幸的人富于同情，有一副与生俱来的燕赵人的侠义热肠。三年自然灾害那年月，他们除了享有比老百姓多半斤油的照顾外，一样过着精打细算的苦日子。我还记得母亲每天用小秤称出全家人一天的口粮时脸上庄重的神情。 父亲解放以后，母亲也没有沾父亲的光，从来不为个人的事乘父亲的车。有一次母亲到东郊看我和二姨是挤公共汽车来的，而且换了两次车。回去的时候，我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过后，我知道，母亲在离家挺远的地方下了车，说怕父亲看见要发什么议论。即使在她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她也不麻烦别人。宁可自己步行到医院。住院那天，还是小妹夫用出租车送她去的。母亲从不对我们说她哪儿不适，有什么病自己硬挺着，但对父亲却关怀备至，长期以来。我们这些粗心的儿女还把保健重点放在父亲身上而忽略了母亲，要是我们当时多关心一下她的身体状况，或许就不会留下无穷的终生悔恨了吧。 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把满腔的忧伤涂抹成一篇篇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写尽了母亲平凡而多难的一生： 残月昏黄人寂寥，雨凄风细声萧萧。 艰难日月浑如梦，忧患与共溘然消； 株连披星讳言病，护家戴月心瘁劳； 没齿不忘恨海深，每睹遗容泪滔滔。 生命是个奇妙的现象，母亲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到延续，我女儿的生命里也有母亲的元素在涌动，这就叫生生不息吧。如今女儿20岁了，上了清华大学，但我仍不觉得她已经长大了，总是想起她出生那天早晨的情景。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知道妻子要生了，夜色尚未褪去，便匆匆赶到人民医院。不一会儿，母亲竟也来了。她是步行了半小时赶到的。我们母子在医院的走廊里等待一个新的生命出现，母亲很耐心，态度是那么慈祥，平和，教我十分感动，在那个瞬间，我突然真切地体会到血缘产生的一种妙不可言的亲近和温暖。那天是1978年11月10日。 女儿平时住在学校里。前几天说好晚上回家，已经快10点了，还没回来，妻像往常一样开始坐立不安起来，这时我才更加懂得了世界上最无私最圣洁的便是母亲的心。可惜我懂的太晚了，要是母亲在世时能作出子女对她的回报多好…… 只要生命存在着，母亲就还和我们在一起。母亲是可，以感觉而不可触摸的，就像盛夏的一阵轻风，就像那遮去毒日头的满地绿荫，你享受到的是清凉和抚爱，但却看不到投下绿荫的那棵大树。 母亲是平凡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最平凡的人，才可能成为高尚的人。 写于母亲逝世12周年的岁末 作者简历： 郝一星，男，1947年出生，文革浩劫，上山下乡，做工务农；1978年入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参与创办《外国戏剧》杂志的工作；1986年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外编室副主任；1994年任外国戏剧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翻译出版剧本、传记、文艺理论多部；撰写多部集电视专题片；1994年开始发表散文，曾获1996年《北京文学》散文大奖赛一等奖。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旅游文化学会会员、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编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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