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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报告文学是近距离扫描生活。那么，它在挖掘种种典型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呈现着生活的毛坯状态、原初状态、繁复状态。渐渐，这状态的文学比之净化了的文字，更受到推崇。因为中国人正在改掉过去懒于用脑子分析的积习，开始对矛盾表面化、谈问题简单化以及将人物归成类的作品，腻了，不屑一顾。人们肯定是学会了思考。往后，这状态的作品是不是要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也说不定。 ——创作手记 1985 我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脚下坎坷不平，我踏上宽阔的新公路，匆匆而行，或者，我握着方向盘，飞速奔驰，我的心就不能平静，想起许多事，想起许多人，想说许多话。 天啊，此地竟有这么多的车！一条纵贯山西全省的大干线：太原一洛阳公路直通该省的“南极”，便是晋东南地区所属的晋城县。这里与河南省新乡地区交界，物产丰盛，以煤为极饶，国、省、地、县、乡村煤矿星罗棋布。年产可达两千万吨。不过，可达归可达，实际达不到，原因很简单：堆不下，运不出。晋东南至今还积压着1958年产的煤。煤山高耸，有的露天自燃，变为灰烬，有的被雨冲走，染河水成墨汁。而这都是什么样的煤哟！一干净，二火旺，三无烟，俗称“香煤净炭”，自古驰名，畅销海外，许多国家的皇室王宫，专门选它烧壁炉。英国女皇就迷信这个。 除了煤，全区年产于鲜水果两亿多斤，大部分只能就地处理，有的甚至白白烂掉。成批的木材、山货，烂在山里了，有什么法子呢？山里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那就叫身居宝山没钱花，端着金碗讨饭吃。 瓶子口上“娘希匹”。 太洛线的尾端，是晋豫两省流通的咽喉，从晋城城关到交界大口，40多公里。公路上，满满当当，全是往来的运煤车，结队而行。这些车来自缺煤的省份——河南、湖北、江苏、内蒙、四川、辽宁、陕西、宁夏、北京、山东、浙江、江西、黑龙江、新疆、吉林，中央各大部，外加37个地区。上万辆中型卡车，竞相从晋城、高平、阳城、陵川等县的山谷里，装满优质煤炭，驶上县乡公路，又从县乡公路殊途同归，驶上太洛线，然后，挤入这40多公里的咽喉地带。如果说，晋东南是一只大瓶子，那么这里，就是细长的瓶脖子，操着南腔北调的司机们，冒着性命危险，使出浑身解数，日夜辛劳在这条险峻而又狭窄的山区公路上。争抢着，朝山下的集结地和各火车站奔驰。公路上油烟弥漫，灰土滚滚，喧啸震天。 “娘希匹！”一个年迈的浙江司机，用头上黑色的毛巾擦了一把汗，侧目西望，群峰叠蟑，山势宏雄，夕阳刺眼。完了，今儿赶黑又下不了山。 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山高路险，坡陡弯急。 望一望身旁、脚下，云雾缭绕，深不见底，昨天，一位江西老表，连人带车，在下面身首异处，永远向太行山告别了…… 对面，一辆咆哮着的空车迎头冲来，他要冲坡。一看那架势，便知是新疆的蛮家伙，干吗不关灯！“娘希匹！”他又骂了一句：“老子也不饶你！”在这崇山峻岭的黑暗中，眩目的车灯是一条条腾空乱舞的龙蛇，横扫、交叉、对射。 轰然一声，浙江家和新疆家“亲嘴儿”了——半点都不意外，太不稀罕了。所有的车辆关了大灯，熄了马达——等吧，啥时候能通行？天知道。 大山里一切静了下来，静了下来……大山和大伙一样，该静一静了。只有撞碎的水箱，流出了滚烫的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南下的重车，一辆跟一辆，停下来，在这仅有七米宽的盘山公路上排成了长蛇阵；北上的空车，一辆跟一辆，停下来，也排成了长蛇阵。 8辆、9辆、90辆、900辆、1，900辆、2，900辆……别数了，数不清。 水箱的水变凉了，声音也变成了“滴嗒滴嗒”。司机们开始打点各自的被褥，准备睡了。四十多公里，带着被褥跑车，听说过吗？ 夜空的星星在朝他们眨眼。他们拥抱着自己的伙伴——汽车，睡会儿吧！ 朦胧间，他们拖着疲惫的双脚，回到了自己遥远的家乡，“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年轻的助手，扑在母亲的怀里，任热泪滚滚。“妈妈，在太行山的公路上，儿苦啊！” 北风呼啸，司机们又裹着被子坐起来，干吗不睡？得发动车，不然，车会凉透，水箱会结冰，机器会冻裂。 饿了，荒山野岭，黑更半夜，上哪儿找食儿？司机们开始在路旁烧起髯火，在车边点起煤油炉，烧干粮，煮炒面。小徒弟狼吞虎咽，师傅瞪着血红的眼睛喝斥一声：“饿死鬼！”小徒弟悻悻地把半块干粮放回挎包。他不怨师傅，师傅不是什么都没吃吗？师傅的心眼儿不坏，他是怕我明天没吃的，明天走得了吗？后天？大后天？ 亦位条路上运行，两个极端，要么幸运时，一天能挤过上万车次，这只是一条三级道路呀！要么，一天两天、三天五天，甚至整整一个星期，一辆车也上不来，寸步难行。 数九寒天，凛冽的北风夹着雪沙，无情地戏弄着阻车后的司机们，撕裂了南国少年那白细的脸庞。 三伏酷暑，空气好像一擦火柴便能点燃，蚊虫在苍茫的大山里找到了充饥的对象，赶不走，杀不完。 这不，又阻车了，等吧。 天终于亮了。山西或者河南，该来人处理事故了。不，没那么简单。一没电话，谁去通知？二没人手，人到B路处理事故，走了好久，监理所只有一个老头儿值班。三没办法，不是吊车开不上来，就是堵车的地方，七八辆车均已卡死，是一团乱麻，只要坏车不会飞，路就让不开。指挥倒车？需从上千辆车的末尾开始呢！前交通部副部长潘奇，几年前路经此地，堵了他的车，照样没辙。有时，只好忍痛把坏车推下山谷，废了它。司机们再次路过时，瞧都不瞧它一眼：“娘希匹！” 太阳升起来，有人在路上走动。来处理事故？错了。那是来自远村的老百姓。这些婆娘们，或者挎着小篮儿，或者挑着小担、小桶，上路来了。篮儿里是小烧饼，担儿里是煮熟的山药蛋、鸡蛋，桶里是稀稀的米汤。第一次在这路上跑的人，准会高兴地跳起来，他又错了！这可不是抗战时期，那时老百姓支援咱军队，把儿子都贴上了，因为民族矛盾是第一性的，而今，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成为最大的矛盾。噢，那就买吧！小徒弟拿起烧饼一看，啊！这不是煎饼吧，怎么还透亮儿呢？轻得像纸似的。 “多钱一只？” “不贵，五毛。”婆娘在冲他笑，笑得淫荡。 仿佛那饼子烫得厉害，小徒弟急忙把它扔回了篮儿里。 一只鸡蛋，最高卖到六毛。 一碗米汤，两毛。 买不买由你！渐渐地，自家的干粮吃完了，师傅又饿了一顿，看看又是红日西沉，婆娘们嬉笑着，和司机们在大腿上拧了一把又一拧，要下山走人。他终于犹豫着，用几天没洗的手，从裤腰里捏出一点钱来……而他，在这太行山上，没明没黑地跑，一个月，才几张“大团结”？ 三天过去，四天，五天，六天，七天，陈旧的、早该淘汰的中型卡车们，依旧停在太行山的半腰上……他国的卫星转过此地好几圈了，把这一切都拍下来了…… 损吧！堵得住人家的嘴吗？谁叫咱就是这路呢！ 令人焦虑的现状。 50年代初，我们比较重视公路建设，有计划、按比例，有过合理的规划。公路建设投资比重约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3％，给襁褓中的共和国穿上过合适的婴儿服、少儿装，后来，后来……简单地说，都三十大几了，快四十了，还是这婴儿服、少儿装，凑合穿吧！ 一度时期，太行山区平均每天增车三辆，全区现有各种机动车、拖拉机近四万辆，另有外地运煤车近万辆，而路还是50年代的路，还是初建时那么点管理底子，咋干！ 人说交通问题，是个爆炸性问题，决非危言耸听。你看1980年，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30美元，我国同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70美元，而印度人均旅行公里数达678公里，我们仅为232公里。凡出差至北京、上海、广州、各省会，谁不嗟叹买票之难。候车之苦！在铁路严重超员情况下，我国1980年客运9．2亿人次，平均每人不到一次。而印度，每人平均乘坐火车6次。前年，七大部集中一批专家进行调研的结果认为，就铁路而言，即使不跑货车，全部载客，也无法对付全国旅客！山西、四川、贵州等省有煤运不出，而沿海又天天嚷缺煤。一吨煤，运到沿海就能创造几千元工业产值，倘出口，即可换回几百元外汇。 实话实说，目前，我国公路运输系统比欧美发达国家大体落后半个世纪，是最薄弱环节。50年代建成的成鹰、宝成、川黔、渝厦、川藏、福温、沈丹、潍石等国家干线公路，仍是今天的公路骨干，且为混合行驶。那就是说，卡车、自行车、小平车、摩托车、拖拉机、小毛驴、谈恋爱、散步，包括坦克炮，都可以一起出动。有生动的民谣形容其景象之壮观： （拖拉机）大老爷摇摇晃晃， （小四轮）二老爷横冲直撞， （毛驴车）三老爷寸步不让， （摩托车）四老爷见缝就上！ 正牌司机们只好望“爷”兴叹，有痛苦万般。 全国主要干线有60％以上超过了设计使用期，亟待补修、改造。全国有5，000多个乡，26万个大队不通公路。在干线路上，有200多处渡口无桥，4，000多公里断头路不通，1，000座危桥亟待改造。县乡路呢，在62万公里中有92％是等外和最低标准的四级路，一下雨你就甭出门了。 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普遍存在运输难、物资交流阻滞现象。举个例子，富饶的东北，玉米丰收了，要求每年外调220亿斤，可由于公路够呛，成本偏高，进关的铁路、海港又患了“食道癌”，吞吐能力很差，加上港、站公路集疏不配套，于是，关东大汉们就是急得把腿拍肿，也只能运出60多亿斤，每年要增加100多亿斤玉米的库存，真气人，你还得支付20个亿的保管费呢！更要命的是，玉米储存超过3年就变质，法定的作废！ 又如长江金三角地区，从上海到南京，经过我国经济最发达的苏、锡、常三个市，竟没有一条直通公路。现有公路30O多公里，全是三四级的低标准，勉强维持通车。平均车速每小时不达30公里。半天的路，少说跑一天，还算顺的。 回头还看山西，中国极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前面所谈，是山西的南大门。那么东大门呢？太原一石家庄公路，年外运煤炭2，000万吨。平定至旧关地段，80年代以后，这里由每天4，000车次猛增到1万车次，最多达到1．5万辆，超过三级公路所能承受的最大通过量的5倍。于是，东大门与“南极”遥相呼应，事故竞相发生，阻车现象严重。1983年11月份，仅一个月就阻塞了30余次，其中一次，在旧关，l万多辆车被阻在太行山麓两天两夜。 据有关部门推算，1984年间，仅因交通阻塞，使生产企业产值减少约11至15个亿，汽车运输企业收人约减少2，000万元。这么大的数字，只要是个中国人，能不心痛？而山西等几个煤炭大省，不得不以运定产，这个间接损失，简直无法计算。 是教训，也是惩罚。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冷静一点，症结究竟在哪儿？痛快点说，怕是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长期失调，在全局上，我们长期重工轻交，在交通系统内部，又重铁路而忽视公路及水运、航空。运输结构不合理，因而不能货畅其流，人便于行。公路优势得不到发挥，徒给铁路增加负担。即使是在党的十二大将能源、交通建设列为战略重点之后，有关部门也只认铁路、海港为重点，搞的是“单相思”、“铁路恋”，公路建设在国家基建计划中还是排不上队。 当然，铁路也不是没有优势，它的好处是任重道远的散货长途运输，像矿石呀，建材呀等等。短途货运分明是铁路的赔本买卖，偏偏我们有1/4的铁运其运距小于100公里。与此同时，30年间世界发达国家的公路运输业突飞猛进，为各种运输方式之冠。再一说，铁路是一条单线，不能成网，不到站不能停，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哪如以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的公路方便？如果说，铁路运输是散、大、远，那么，公路老弟便是小、近、灵。有的国家，干脆，扒了铁路上公路，剩下一点儿，留着拍电影。一个行家告诉我，公路的保养维护，比铁路省钱30多倍，你可说说！ 在美国，州际的“超高速公路”，总长42，260英里，全封闭，形成公路体系骨架。连接卫星城镇的叫“自由公路”或“特别快车”，围绕城镇的叫“带子路”，两大城市间的公路叫“公园公路”，有了这样的路，驱车方便，人们就有一种独立感。住房、吃饭、娱乐以及找工作，都不像过去那样受距离远近的束缚，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同以往大不一样了。6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和村镇移动，发生了一次结构性变革。 联邦德国，高速公路的创始国、故乡。公路网密度居世界之冠，其长度可绕赤道11圈。 比利时，平均每22平方公里就有1公里高速公路。 土耳其，公路运输已由国内转到国外，仅亚洲线，每年购取外汇在7亿美元以上。 日本，高速公路使其从北到南的距差等于缩短了一半。你从北海道最北部的稚内出发，经札幌、东京、名古屋、大阪，到九州的鹿儿岛，7，600公里，只需34小时。 法国，6，000公里的高速公路贯穿全境。艺术家们在公路两侧建造起多姿多彩的艺术建筑物。有中世纪战场纪念碑、拿破仑军营、中世纪堡垒、绿色的金字塔和那庄严的太阳神塑像。 英国，绅士们从1959年到1978年，为高速公路投资近30亿英镑，而取得的综合经济效益近60亿英镑。于是，他们被称为是一个“安在轮子上的国家”。 国际公路运输组织，正在勘测横贯整个非洲的“超级高速公路”。全长455公里。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85年2月8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宣布，一条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地中海，跨越南北欧的国际高速公路，正在10个欧洲国家的领土上兴建。创立了远距离跨国高速公路国际合作的典范。人们称它是“通向未来之路”。全长1万公里。……知道一下比不知道强，参考一下比不参考强，思考一下比不思考强。 那天在招待所饭桌上，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问：“中国有没有高速公路？” 答：“1公里也没有。” 另一个人纠正说：“不，有。” “在哪儿？” “台湾。” “啊？” 陡然间，我想起了一件事，也算出个题：已知太行山急待修好几条大公路，人家说没钱。而同在太行山上，有一个老区中的老区——武乡县，革命历史有名，穷也穷得有名。可是近年来，忽然热热闹闹地传出消息，从西乡到东乡，要修一条孤孤的铁路了！有不喜欢热闹的人反对，说那儿的确没啥玩意儿可运呀！再说，前不接站口，后不连动脉，就这么四十来公里，又运到哪儿去？这他就“外”了。虽然没啥可运，但在这儿，这英雄的土地上，有一个八路军总部！他又说，不是讲一切着眼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从经济效益出发吗？往总部门口摆上铁路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他又不懂了，显然是缺乏政治观念。于是，当年为总部立过功的人，开始从武乡出发，跑北京，跑最高权力机构，嗨，果然有面子，搞来两个亿！逢人便说，这是政治路——中国还是不穷！搞公路的人悄悄地、沉痛地说：“唉，有这两个亿，从东乡到西乡，又不长，能修一条中国最好的公路！以路为骨架，辐射全武乡，带动一大片，那才是真正的致富路呢！铁路再上马，富的只是铁路局独家！”问：谁对谁不对？反正，不是搞公路的人不懂政治，就是批条子的人不懂经济。 思考，比什么都重要。 我那次到太行山去，是作为山西方面的干部，协助解决晋豫两省的交通纠纷问题的。结果由于阻车，我们下不了山，他们上不来，连面都没见上。其实，见了面又咋样？只要不修路，种种纠纷根本解决不完。因为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我只是更多地看到了年轻助手的辛酸眼泪，老司机的怅然长叹，公路人员的焦虑不安和监理战士干裂的嘴唇。 耀邦同志来的是时候。 不就是四十多公里吗？真让人头炸！ 终于，到了1982年春，山西公路局晋东南公路总段的热血男儿们，要挺身而出了！这里头有个极其重要的前因，那就是，一位身居要职的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在前一年的秋天，来到了晋东南。他奔走，他调查，他发话了：“山西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打不出去，一亿两千万吨煤，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你们要打出去，要多修几条公路。第一，多搞几个口子，第二把路修好。搞交通就是为了发展经济。晋东南修公路是最好的出路，这是你们的优势，地委要把这个问题抓得紧紧的。” 许是太行山上的产运矛盾特别突出吧，胡耀邦同志是在山西，在晋东南首次提出公路问题的。而且，他出了一个好点子：民办公助。在这以后，其他同志对公路交通问题也是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到处发动群众，到处解放思想，苦口婆心。希望人们不要把眼睛盯着北京、盯着省里，要体谅国家的现实困难，和国家一起，渡过难关。 他们体察了中国特殊时期的国情，抓住了祖国经济发展的要害，表达了山区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 人们感动了，人们增强了信念，人们开始行动了！可以说，山西，得到的指示最早，也行动得最快。 太行山人，就像当年抗战一样，父送子，妻送郎，奔赴了筑路的战场。仅平顺一个小县，就上了7，000人，全区最多时达到IO万人。 在这万马战犹酣的筑路工地，地区交通局的干部们，日以继夜，投身工地，三过家门而不入；又有多少筑路英雄，奇功屡建，以路为家，血汗遍洒此青山！ “山区要想富，一马当先修公路”，“公路通、百业兴”，这些新鲜、准确的口号，在晋东南地区，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又传向全国。他们把修通公路看成是“第二次翻身，又一次解放”。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晋东南县乡道路大见成效，东可达冀，南可通豫。新开了十多个口子，修通县乡公路两千多公里。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型城市长治为中心，辐射全区的县县通油路，乡乡通班车的公路交通网。山区人民走上了一条因路制宜，符合太行“山情”的康庄大道。山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先后以《太行山区幸福路》、《山区农民致富路》为题，专题报道了他们大修道路、致富驱贫的壮举。交通部在晋东南地区隆重召开了“全国县乡公路现场会”，《人民日报》、《报告文学》等报刊，都为此发表了社论和文章，肯定了他们的方向和做法。太行山上大修公路的宏伟业绩，已为全国人民所瞩目。有诗为证： 富路修到彩云间，喇叭唱醒太行山。 莫道险隘鸟不渡，满车山货下平川。 正因为全区县乡公路的大发展，城乡经济趋向繁荣和发达，山货源源不断涌上干线，也因为农民手中机动车不断增长，可就同时加剧了大干线——太洛路的压力。而太洛线“南极”的晋城至河南出境地段，那让人头炸的四十来公里，也就由细细的瓶脖子，变成了更细的茶壶嘴儿，到后来，茶壶煮饺子，干脆倒不出去。 总段坐不住了。 晋东南交通局，是主管县乡公路的，在全国有了名气，晋东南公路总段，可就是主管干线公路的。爱下棋的，就直想上手，爱打球的，就怕坐板凳！交通局的人见了总段的同行们，一说就是县乡路，夸夸这条洞，夸夸那个桥，总段人心想，真他妈饱汉不知饿汉饥！等着瞧吧，要说漂亮，还是我们干线路！你们交通局的几员干将，除了郭四元、杨德元，余下的李培新、年轻的张海清、孟繁荣、陶德恩，不都是从我们这转去的？你们干的好，也是总段出了人才嘛！ 他们两家，在太行山上摸爬滚打，互相合作，最是熟。总段长田天义，还是交通局长陶德恩、孟繁荣的老上级呢，后来才分开干，你想，田大义的工作一贯走在头里，能服这个气？ 还有两个人最不服，一个是副段长、工程师张华友，一个是总段工程一队队长王锦文。两人都是干大事的，十分强悍。 有理解才有爱。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小事。不算题外话。 象征权力的大楼。我推门进去，他在。这位精瘦的小官僚，掀起牛皮纸般的上眼皮望着我，声音仿佛来自井底：“你呀！最近写什么？”我告诉他准备写公路交通。他放下报纸，“嗯，交通上的人难斗啊！修路的难斗，开车的难斗，嗯，修理工难斗，监理所难斗，还有养路的，都难斗！嗯……” 中国有一大批人，脑子里最清楚的概念，除了“吃”，就数“斗”了。不是战天斗地，而是没完没了，前仆后继，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斗同胞。使另一批人，由于自卫，更多的竟是由于条件反射，也对立统一地斗起来。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正常工作。以至于今，仍有不少地方，斗风不减，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着。那位小官僚，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统统立足于一个“斗”字，属“斗家正宗”系列，本应极善于斗，而他却又对交通战线的人，那么痛切地在“斗”前冠以一个“难”字。可见交通上的人也强悍得可以！使善斗者斗起来不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 然而，强悍者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十分深重的痛苦。胜利者的自豪，尽管强烈，却极短暂。自古以来，修桥补路，造福子孙，一直被认为是积德行善的高尚行为，修桥补路者，也一直被认为是行好的人。行好的人做高尚的事，何以在有些人眼里就变成了“难斗”，他哪来的那么多恨？ “有理解才有爱。”这句话是晋东南交通局的干将张海清说的。他还告诉我，赵紫阳总理在视察湖南时说：“商品经济发展了，没有交通运输不行。能源、交通两个因素，第一是交通，第二是能源。”看，交通跑到前头去了。张海清递给我一叠资料：“吃透了好写。在现代信息社会，电缆、光线以有线形式与道路配合并进。以后道路不光运输人和物，更传递信息。它不仅相当于人体的血管循环系统，还起着传输信息的神经系统作用哩！”我接在手上，沉甸甸的。心里直纳闷，这位山西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文质彬彬的，怎么对公路交通这么痴迷？在他口中，搞公路的人是那么可爱，小故事一个接一个，非常有趣。我想起那个精瘦的小官僚，他说过交通上的人“难斗”，看海清怎么说：“于交通，他的战场，既不在厂房车间里，进行那种链条式生产，也不在办公桌上趴玻璃板，他们的心大，一操心就是几千公里！是在那没人走过的荒原上、老林里。说他们披荆斩棘，开拓前进，一点也不过分。他们踏过几千年沉睡的土地，留下第一行建设者的脚印，又停下脚，环视、设想，然后砸下第一个木桩，打出第一个炮眼。这样，荒原史诗就揭开了不再孤独的第一页。他们没有诗人那么多的抒情，只是埋着头，开始挥动手中的尖镐。他们并没有由于自己是伟大进程中的第一员而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生怕人家不知道。就这样，他们怀着为他人的欢欣，把自己的信念，铸人那单调艰难和雄浑粗犷的荒原中，默默地度过春夏秋冬。当他们风尘仆仆，站在通车典礼大会的最后一排，领到一个纪念性的小本本，打点行装返回家园的时候，他们有欢喜还有悲伤，就这么，回来了。在这时，他们遇到了那些慢条斯理的小官吏们，听不下半句拿拿捏捏的女人腔，受不了那些势利者的白眼直翻，你看不起我们，我们还看不上你呢！不买他们的账！噢，多少年过去了，不知从啥时候起，修公路的成了低等人，搞交通的要受人骂！” 晤！我叹息着。 这个张海清，不愧是学文的，说话让人爱听。 “本来，我有机会调到轻松一些的单位去，”他扶扶眼镜，“但我不走，因为我深深地理解这些！有人说，一旦爱上这个行业，还从来没人后悔过，说对了。你知道省公路局的老书记胡凯吧，后来他转向搞知识分子工作，这次，带了一个检查组下来以后，住不惯宾馆，偏要住到总段，到了路上，一会儿停下看看桥，一会儿停下瞧瞧路，还是那个急迫劲。没法子，爱上这一行了。这个行业的人，不那么自私。” 人们告诉我，张海清的全部青春都献给交通事业了。 他爱好文学，这我早就知道。业余时间搞创作，清一色的写交通。最近《热流》要发表他的电视剧本，也是写交通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交通事业的深挚感情。省作家协会发现了他，直到吸收他。领导上起用了他，晋东南实行市管县的改革以后，他在晋城市交通局当了副局长。 像这样理解公路交通事业的人，我认识很多。前段时间，老北插曾一度被有的人曲解，说他们这啦那啦不好好干。而我在张海清那里，就遇到一位好好干的。他叫陶德恩，著名的北京育才学校（前身是延安保育院）中学毕业。小小的年纪，他到晋东南地区的屯留县插队。漫天飞雪迎接了这位首都少年。他步行了大半天，又胜过一条刺骨的冰河，来到那个偏僻的小村。以后，每要出村办事，必须胜过这条无名的河流。他握了多少次？数不清了。为什么不修一座桥呢？为什么不修一条路，接通外头的公路呢？这个问题，他想了上千个日日夜夜。好吧，咱修！但他没有这个力量，农民们也没有这个力量。所谓力量，一是智力，二是财力，三是劳力。面前两个因素，在贫困而又闭塞的山庄，不是梦吗？他沉默了。他沉默着，一直沉默到他迈进河北工学院的大门！好了，第一步实现了，公路专业班有他的一把交椅。 说来也可怜，偌大的中国，堂堂公路专业一共才有7个班！散布在全国各大工学院和工业大学。每个班30多人，全国每年这个专业的人全部毕业还不到230个人。 夏天，中午。陶德恩独自坐在河北工学院公路专业班的课堂上，耳畔，不是校园那竞唱的蝉鸣，也不是门边窗外女同学哧哧的笑语，是什么？是那第二故乡的严冬，乡亲们在村前赤脚蹚过了冰水，哗啦啦，哗啦啦…… 毕业分配时，小陶冷静、固执，回去！回山西，回太行山，到公路上，到交通上！ 他给亲爱的家人寄走了长信，打起了背包，告别了师长，挥一把泪，重上太行山，实现了一个北京插队生的第二步计划。 他不再是过去的一个小知青，而是晋东南总段一个干公路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公路桥梁小专家！力量，不就是那三条吗？故乡，不就是缺个桥吗？父老乡亲们，还得认我小陶吧，我要把我第一个作品，献给你们…… 冰河上，架起了一座幸福桥。“是那个好看的北京圆脸儿孩儿修的，好孩儿！”老奶奶下泪了，她后半辈儿就没出过村儿。 此后，陶德恩成了工程师，他画的是大蓝图，干的是大作品。消息传到全国，同学们都来了信（也就那么点同学）“小陶，你小子可要好好干呀！” 这位老“北插”，昔日“好看的北京圆脸儿孩儿”，后来调到交通局，和山西人张海清、河南人孟繁荣搭了伙计，也成了副局长。 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为自己从事的公路事业，感到由衷的自豪，由衷的爱。小陶对我说：“有理解才有爱，你要写交通，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更多的读者，理解我们的事业，理解这是我们国家当今经济发展的要害！”不是吗？什么东西都能进口，惟独公路这玩意儿，买不来呢！ 且说地区公路总段摩拳擦掌，要与得了头功的交通局一比雌雄。军队转业干部、总段长田天义要打大仗了。 未敢翻身已碰头。 前面说过，总段有人才。张海清、陶德恩、孟繁荣，都是从这儿出去，在交通局成了大气候。是的，主帅要打大仗，没有大将，还打什么？可是，在我们中国，好像缺的还不是将。力量三要素——智力、财力、劳力，在陶德恩的小村，缺前两样，而在总段，缺中间一样。中国国情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上上下下都缺这玩意儿。要改造山西的“南极”公路，钱少了，你想都甭想。说起来，山西的金库里还不算太空，要是在贵州，“人无三分银”，更手紧。 贵州六盘水，也是全国十大煤炭基地之一，也因为以运定产，以运限产，翻番的步子迈不动。在那儿修一条长500公里，年运力300万吨的铁路，投资少说要15个亿，工期亦在六七年以上。倘改修同样长、同样运力的一条公路，工期只要两年，社会效益又好，投资只是铁路的1/3，5个亿就够了，好处是明摆着的，谁都知道，也早就憋足了劲，可这5个亿，上哪儿偷去？你“停车坐爱枫林晚”吧！ 其实，改造太洛线南端，早在若干年前，李培新还在总段时，他们就向省里正式提出了。你猜人家怎么答复：“国家咋不投资？咱们出钱修好路让人家把山西的煤都运跑了……从养路费中提取也不行！咋那么傻？” 到底谁傻？说不清。按照惯例，只能是大官精小官傻，还能倒过来？ 阎锡山在山西时，实行关门政策，“有在就是真理”，把铁路都修成窄轨。一是因为祖上的观念就是“一庄一户”，二是因为那时天下大乱，老蒋一直想算计他，这样保险。可今天是开放时代，共产党天下！怎么，阎老西成了山西人永久的骄傲了？ 佩雷菲特说，“人民也罢，个人也罢，都受童年的影响。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政治斗争，无不反映思想习惯。改造思想习惯，思想习惯的演进，比什么都迟缓。”——可也过于迟缓了！ 那边，贵州家“停车坐爱枫林晚”，这边，晋东南“未敢翻身已碰头”！事儿，就这么拖着，一直拖到他们现在又想打大仗的时候。 张华友其人。 这瓶子口，40多公里，咋个干法？众人的目光一起投向了一个人。 他叫张华友，个头不高，一副南国秀才的长相，1937年生在浙江衡州，长在江西上饶。南京交通学校毕业，现在是工程师，总段的副段长，分管工程技术。三十年来，没有什么工程难得倒他。 可是这回，他不吱声了，他也不是三头六臂——太洛南端现有超龄三级路40多公里，按目前每日上万车次衡量，不干高速公路，起码也得干一级路。一级路的标准，至少宽19米，最小半径125米。陈毅有诗曰：“今日见太行，险峻称第一。”在这样的地方上一级路，有的地段要架高桥，有的地段要砍山头，有的地方要打很宽的洞。工期，少说也得5年吧！钱呢？没有1．01亿下不来。如果，把现有路改成二级路，钱倒是省下不老少，可二级路才8．5米，日流量标准也才5，000车次，对太洛线，不过是给了饥汉一袋烟，解决不了肚皮困难，是“近视眼工程”。如此看来，高速公路是空想；一级公路需1．01亿，太玄；二级路又是隔靴挠痒，这，你让我张华友说个啥？ 谁也清楚这笔账，但，谁也不愿说出“拉倒”俩字儿。愧呀，愧对太行山！ 张华友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家。望着“老同学”，他差点掉下泪来。 妻子周福亮，是张华友在南京同校的同学，同是“马路专业”，毕业后，俩人挎着胳膊来了山西，组建了以公路为中心的家。 举目四望，快三十年了，这个家（说它是双人宿舍准确些），距离“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还相差甚远。各种书刊杂志在这斗室泛滥成灾。厨房里，蛛网悬梁，烟灭火冷，没有些许生气。两口子，至今还保持着在学校谈恋爱的“优良传统”，吃食堂，住宿舍，家里不起灶。一是因为干公路，在外头跑得多，二是因为可以把时间的“零头”节省下来读书。每次开饭，张华友把一口铝锅合围抱在怀里，反盖着锅盖，上头放一本打开的书，一边埋头看，一边走。几百米的距离，熟透了。到了食堂，他排在队伍后头，还看书。人们敬重他，尽量不干扰。张华友心中有数，每读十行，向前挪动三十公分。锅，就在怀里那么抱着。从窗口打好饭，馒头，烩菜，再照原样返回。 馒头，烩菜。 烩菜，馒头…… 有几次，只打回馒头来，“老同学”问：“菜呢？” “扣路上了。” 由于他老在怀里抱饭锅，胸脯上总也干净不了，久而久之，总段的口头文学家们就造出了一个歇后语，用以否定那些不屑一顾的意见和不切实际的办法：“……你这个馊主意呀，是张华友的衣裳——饭圪渣！” 一转眼，人到中年了，他们用食堂的大锅饭供养女儿上了大学。家，还是这个样子，一个“旅馆化校舍”（挺复杂的概念）。这都是因为对公路事业的痴爱！可今天，眼皮子下头的公路都修不通，“老外”还在笑话我们，张华友的心，能不难过吗？他真懒得去打饭了。 “老同学”看着老同学，她心里也难过，因为他们的结合是纯粹的“事业型”。她在总段测量队，也是个搞技术的。今天，丈夫不高兴，她没吱声，默默地抱起了铝锅。正要往外去，锅，还是被张华友抢走了——打饭，张华友；洗碗，周福亮。责任承包，五十年不变。 如果说张华友除了路就没其他，那就错了。他的生活和经历，也是挺有意思的。他是个极谦和的人，而内里，却是软硬不吃，自有主张。张海清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张华友的小插曲。 那天，张华友抱着锅打饭回来，家属院里的一位火爆婆娘劈头就骂，“老娘”长、“老娘”短，张华友不明缘由，只好站定。原来，是张家的学龄前儿童急着想拉，实在憋不住了，就在婆娘家门外附近留下了一个屎橛子。凡善良女人，本应照应幼儿以尽慈心，但这“老娘”没这份容度，生了大气。此刻，她手指着那段遗留物，非让张华友处理不可。张工一笑，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回家放下锅，取了簸箕笤帚，在“老娘”的监督下，干了这件活儿。一声没吭回了家。谁知张工越不还嘴，这家属越是气恼。片刻，便听她在张工门外骂成了一片：“张华友！滚出来！张华友！滚出来！”张华友只身一人在门口伫立，用温和的笑，来回答她，那婆娘把故乡所有的脏俗话、恶方言展览了一遍，唾沫星子飞溅。一忽儿，午休的人云集，都来看这个单巴掌是咋个拍法，这婆娘一旦开骂，一时半刻停不下来，她深入浅出地骂，变着法地骂，反复强调地骂，敞开了骂，分单元分段落地骂，粗扩地骂，仔细骂，顺着骂，反着骂，其分贝高低错落有致。张华友伫立良久，笑容可掬，甘当哑巴。渐渐地，他站不动了，看看对方依然骂锋很健，分贝有增无减，便拖出一个小板凳，坐下来，继续听骂。可时间如此宝贵，打饭都要看书，这会儿总该干点啥吧？众人有眼，张华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残破的歌本，开始识简谱，针对《浏阳河》这首歌，反复浅唱低吟，旁若无人。歌曲声和骂声，男声和女嗓，互为补充，叠升叠落，此起彼伏，是一曲响彻家庭大院的奇歌！人群中有笑神经发达者，早憋不住，由偷笑而小笑，而出了声地笑，而大笑，笑有感染，一笑百笑，不亦乐乎，婆娘没见过这样的对手，终于，放声嚎哭不止。张华友从始至终，一个字儿都没说，脸上一点躁色也没有，自那以后，这婆娘不仅再也不骂张工半个脏字儿，而且在家属院再也不曾骂过街。 张华友就这么个“难斗”劲儿！ 他在江西上饶的小学校里，班上数他个头儿低、年岁小，却是个带头捣蛋的。爱游泳，踢足球不要命。这样的孩子往往正义感很强。他小小年纪，在街头看到有驻扎的兵痞打人，就敢于写稿子投给进步报刊，11岁就有作文公开发表。（说来让人奇怪，晋东南交通战线竟有不少业余作者呢！张海清算一个，还有一位不错的叫王爱枝，总段优秀的工程师钱恒达年轻时也在省以上刊物发了好几篇小说。这不，又来了个张华友。）他初中时参加了上饶市文联，还是那时上饶市文学创作协会的委员呢！一心想将来当个作家。直到60年代一期，还在抽空写电影剧本和小说。我真想读一读习惯于逻辑思维的张工程师写的作品，是个什么味儿？说来也惨，60年代，他先是干电影剧本，连连失败，无一命中。1966年春，他退了一步，写好了一个短篇小说，叫《站长上任》，投给了《火花》，人家马上来了信，提了修改意见，让他改好再寄去。许是他太固执吧，来来回回，竞改了四遍！还不错，《火花》信告要上首篇。这可把他高兴坏了，提前请了文友们的客。谁知，又花了冤枉钱——《火花》要搞“文革”，办不下去了！一位好心的编辑悄悄把小样给他寄了回来，附了几句同情的话。 他落泪了，此后，他把小说底稿一烧，一了百了，结束了“作家梦”。我采访他时，他总结了这段创作过程，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个人，于什么事都想得太大，要是一开始不把时间耽误在电影剧本上，先写点短篇小说，就会好得多。”语中怀着莫大的遗憾。我的感想也很复杂：一，《火花》未免太认真，少改一遍，稿子也发出来了！二，那时节的文艺创作有它的“特殊规律”，像张华友这样的直人，怕是永远不摸门道呢！三，有时候，一篇作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他没成功，倒给公路上留下个人才。后来给国家做了不小的贡献，是人尽其才了。“是的，”他满带童稚气地对我说：“在我的专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基本上还是走运的。” 1955年8月，张华友毕业时，和20多位同学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结果被分配到山西。这下他们不高兴了，因为山西并不够“最艰苦”，原来是打算去西藏的。 来到这里，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种古老的山地运输工具——铁轮牛车。两个铁轮子，被他们称为“烧饼”，上头放着一个方形的荆筐，装不了200斤，他就是坐着这样的“烧饼车”，一个星期搬一次家，在朔风呼啸的大山里钻了一个严冬。次年，运气来了，领导上竟然放手让这个不满20周岁的小青年，带着一份介绍信，一个手章，一万六千元，匹马单枪到晋城去建造一座在当时算作大型的桥！匹马单枪啊，现在的头儿们未必有这个胆略。 他去了，一个人！独立完成设计，招了120名工匠，苦干了一年，花光了钱，一座中孔8米、边孔5米，全长30米的二孔石拱桥———晋城南大桥，就结结实实地竖了起来。他动手写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一炮在《公路》杂志打响。 张华友此生的第一个作品——桥，就这样诞生了。 他后来说，这个作品还有另一层重大意义，那就是：“这一年我在指挥工程，顾不上给党提意见，才没有当上右派，按我这直话直说的脾气，要不是这个南大桥，‘老右’我是当定了。”如此说来，张华友专业上的好运气，是伴随着政治上的好运气降临的。 是的，他在文学创作上失败了，但是在他躲过了当“右派”之后，20多年来，经他独立设计、指挥完成和作为重要成员携手完成的大作接连不断地问世了，把路除外，单说大中型桥梁，就有晋城南大桥、晋城水北丹河大桥、沁县松村大桥、沁源郭道大桥、沁水潘庄大桥、阳城润平桥……一座座富国利民的大桥，飞跨在太行山的急流、峡谷之上，装点关山真好看！有人夸大文学作品的作用，唉，这大桥，哪一座比不上一篇小说？这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大作，流芳百世。 文革一开始，他烧掉了《火花》寄来的小样，决心以最大的热情参加大革命。可他的“运气”又来了——人家造反派要在家里办大事，谁还要钻山沟？况且他也碍事，这样，一个偏远山区的大工程又交给了他，那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家里抓革命，勒令张华友促生产。”云云。 他奔向了沁水至高平公路的施工现场，大山敞开怀抱，迎接了这位分管工程技术的副总指挥。这里没有红卫兵，没有高音喇叭，没有“猎猎红旗”，没有“拼刺刀”和那么多腻人的玻璃胶。只有敦厚善良，老实巴交的民工——山里人，簇拥在副总指挥的身旁，与烈日、严霜、阴雨、狂风、顽石、泥泞做着较量和抗争。他们没有什么隶属哪个“兵团”、“总司”的组织，没有谁需要他们来“誓死捍卫”，他们是数千名“靠边站”，“革命”不要他们，他们差不多也忘掉了“革命”…… 当时张华友心想，这辈子就是受苦的命。出生那天，是1937年的7月5日，隔了一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一个多灾多难的祖国，该对这小生命说点什么？妈妈抚摸着他背后一块生就的疤，喃喃地说：“背带疤，一世爬，不是当牛就做马……” 时至今日，张华友明白了，感慨了，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没当了“右派”，是我人生的第一大幸运，那么， 躲过了“文革”的高潮期，就是我人生的第二大幸运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有这两大幸运，可真是天大的福气！让我们感谢我们的专业吧！用人生的全部去热爱它、维护它…… 枪炮声响彻太行山。“革命”在向着“越来越好”的纵深发展着。这里，在张华友的工地上，三千民工还在“促生产”。到了1967年腊月，全区上下火车不通，电厂停产，公路封锁，粮店被抄，商业全休。成千上万的人拿起了武器，把每一座城镇变成了战斗的堡垒。 然而，在近百公里筑路线上，三千民工仍然在“促生产”。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以张华友为首的“指挥部”周围，起早摸黑，一钎一镐，啃一口窝头，洒一把汗水……既不“文斗”，也不“武斗”，用全部的热情抗拒着外界的寒潮。 张华友的心中，只有路。 要过年了，三千民工想家了！怎么办！回去，过了年还能再来吗？工程还能继续吗？张华友站在陡峭的山崖上，任寒风吹拂着他破烂的衣角，干裂的嘴唇，燥热的胸膛。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是无可名状的信息。 他把三千张油印的“路条”，发给每一个民工，用目光，表达着自己的愿望：过了年，还回来吧，回到我们工地来！善良的民工转过头去，避开了这目光，把“路条”揣在怀里，用沉默辞别了他们的首领，朝四处走去……在通向故乡的道路上，有无数的关卡，暗堡，有无数变态的、狐疑的哨兵，有无数的地雷、冷枪和刺刀！ 他们就这样走了，迎着寒风，徒步走了。他们什么派别也不是！有人理解这帮脏黑的家伙吗？ 张华友久久地目送着民工兄弟，泪湿衣衫，那油印的路条要装好啊！白天走小路，黑夜要小心…… 人的感情，枪炮不能吓倒，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正月里，三千民工又冲破重重阻隔，从四面八方回到了他们劳作了一半的路上，回到了张华友的身旁。 两年过去，这条公路竣工了。历史，送走了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 一个又黑又瘦的人，背着破烂的铺盖卷，回到了自己的单位——公路总段。 你回来干吗？我们的“革命”刚刚告一段落，我们的权力都是浴血奋战得来的！你是干啥的？现在我们不是要修路，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工程完了，很好。是我们革命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嘛！ 你们两口子都是没用的“老九”，在这儿还是碍事。去吧，去做两名光荣的“五七”战士！ 刚刚带回来的铺盖卷，还不曾打开拆洗，张华友就又把它扛上了肩。不过，这回在他的肩上还多了一份儿——“老同学”的。她呢？一手牵着三岁的女儿，一手抱着不到百天的儿子。 同学俩，离开了自己的专业，到晋城的农村插队去了。怎么又是晋城？这辈子跟晋城有缘分？第一次专业实践，是晋禹公路测量，第一个作品是晋城南大桥，第一次独立完成大型桥梁工程，是晋城水北大桥，看，脱离专业，安家农村，还是晋城。 还是这山这水，还是这料峭的早春寒风。把铺盖从大敞车上扔下来，在这熟悉的大路口，跺一跺冻僵的脚。哦，还是这“烧饼车”！一家四日坐上了这牛车，到深山安家。 “老同学”没有奶。儿子的哭声在山谷里回荡，母亲的心在颠沛中哀伤，他的心，在失落中仿惶。“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回没地儿打饭了，他们学会了做饭——做粗粮饭。在这里，一个农民一年分不到十斤麦子。 4月里，公路专家在锄小苗，一蹲就是20天。他的手上，已经不是水平仪，望远镜，而是小锄。 这一天，他抱着小锄回村，远远望见那么多人在村口干活。啊，想不到，他们在修路！乡亲们在队干部的指挥下，要把一处八米深的沟填平，把断头路接通。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土，往沟里填，真费劲哟！ 张华友目测了一下工程，笑着，多笨哟！他忘了自己是个锄小苗的，说话了—— 这凹形的沟，只需要从两侧把土挖下来，一半补一半，填给凹的底部，最后把地面取平，就行。 乡亲们吃了一惊，队干部瞪大了眼珠子。这位小低个子、不显眼的插队干部，能有这个本事？他把工效提高了多少倍！ 村里到处请人设计小水库，花了钱而不能用。而两个老同学仅用吃饭、做数学游戏的功夫，就拿出了一套省工、省力、省钱、合理的方案。 全村的人对这两口子刮目相看了。大队往县、地“五七办”上报他是典型。而张华友苦笑一声，心想，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难道就只是让我填个土沟，依山傍坡修个巴掌大的小水库？ 与此同时，总段的“红色政权”，耗资30万，死了3个人，干了3年，在屯留县界河上修了一座桥。唉，不给“红色政权”争气，第一次通车，就塌了。 三个春秋过去，张华友、周福亮和许多“五七”战士一道，返回了自己的岗位。他又重新担任了总段的技术主管，直到现在。几年来，他没有牢骚，没有抱怨。只有一腔热血，满腹才学！祖国需要这样的人，事业需要这样的人，党鼓励了他，人民给了他荣誉： 三中全会以后，他受到全省科技大会表彰奖励，获全省科技成果奖（如筋土挡土墙），当选为省劳模，省政协委员，省公路学会委员，晋东南公路学会副会长，并被选派到日本进行公路考察，1983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张华友，还要补一句：他爱打桥牌，是个好把式。 全国第一条。 且说晋东南县乡公路捷报频传，太洛线连连告急，总段再次申报太原省府，要求拨款上阵。施工方案又因财力所限，迟迟不好确定，众人陷入困境。 还是张华友！他不负众望，一举提出了全国未有先例的大胆方案——修一条复线。其好处，一是在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财力不足，二级公路又是隔靴挠痒的“近视眼工程”的前提下，搞一条三级路的复线，财力有望。二是不影响现有运力，在大约三年多的施工期间，充分利用旧路。三是复线修成后，两条三级路可分上下车道，克服阻车，车速相应提高，运力相当于一级路。四是山势险要，三级路可利用地形选线，节省资金。 总段长田天义，一举拍板，群情振奋。 1982年，省有关部门批准从养路费中安排800万元，投放太洛线“南极”的改造。 尽管800万，仅仅相当于修3公里一级路，10多公里二级路，但是，能批下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是质的飞跃。 800万就800万！总段认为，这起码可以用最低标准，实现三级复线的愿望——绕着山梁转，不要拉直削平，路面也按最低标准，铺设两个厘米的表处。标准低，走得慢，总比阻车强，总比不走强，仗打得小一点，总比不打强！ 这一年的冬天，总段的小部队开上了太行山。 可惜，从1982年冬天，到1983年冬天，一年过去，由于手头太紧，人穷志短，总段在征地等许多问题上困难重重，工程进度十分缓慢。一年间仅完成投资三分之一。 田天义、张华友和总段的“顶梁柱”们，好不沮丧。这是全国第一条山区复线公路呀！ 挥戈南征。 伟大的1984年到来了。他带来了强劲的春风。娘子关内，黄河之畔，沸沸扬扬。改革，冲击着一切。 新的省委、省政府，力鼎千钧，大刀阔斧，做出了令前人瞠目的重大决定：在山西境内，把十条外运出省的公路，列为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工程，确保投资，其中，晋东南两条，大同方面、阳泉方面各一条，这四条路是急中之急，作为第一期工程，当年上马，总长246公里，总投资预算近亿元。太洛线“南极”复线工程，由原来的800万元，提高到3，500万元！提高标准，确保优秀！省计委当即与省交通厅签定了责任制合同，务求必胜。 信息传来，总段沸腾。党委书记牛亮如、总段长田天义立即着手组织精兵强将，太洛复线工程处宣告成立。处长不是别人，正是张华友。 由“王牌工程师”王锦文率领的总段工程一队，以及良将云集的工程二队，三队，晋城公路段，倾巢出动，挥戈南征。 回顾这段过程，回顾张华友们的事业，真难哟！而更难的，却在后头。 没上马，难，上了马，难上难。来自多方面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筑路工地上，阻力重重。感受最深的，就数王锦文了。幸亏他嘴皮子厉害，“斗争”经验丰富，点子多，在公路上处理事情泼辣，不然，怕是顶不住这个门市。省公路系统有句流传的话：“XXX的腿，王锦文的嘴。”贬中有褒。 王锦文二三事。 他也算个大专毕业的知识分子，说“也算”，是因为他当时上的学校先是中专，后来才改成“戴帽”大专。但他年轻时在省公路局科研所干了好些年，那里学术气氛较浓，使这位“戴帽”生并不次于“正牌”。四十岁以后，由于恋家，回到了晋东南总段。他是襄垣人。善于辞令，好发议论是襄垣的民风和传统，所以他也生得一张好嘴。有“王锦文名言”在公路上流传。长得也威严，黑高勇猛，正好当个工程队长。中国人当中，有一种人天生具有组织能力，大将气度，譬如某作家笔下的关东奇人傅贵。王锦文就具有傅贵那种禀赋，极善统领，加上他在科研所养成了一个严谨的学风，好以技术标准指挥工程，所以他的一队既特别能干，工程质量也高，几条路干下来，全省在他的路上开质量现场会，得了个“王牌”的雅号。一队是“王牌军”，修得“王牌路”，他也成了“王牌工程师”。在全省公路系统，渐渐成了名人。 对这个工农混合、粗细交叠、官兵并举、政技合一、知识分子加太行山民的复杂人物，毁誉参半，有人喜欢他，有人则不喜欢。 你若求他办事，或是行，或是不行，很干脆，决没有哼哼呀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那个”劲儿。 有人说他争强好胜，可他在太洛线上拒不接见来访记者，对上头来的宣传干部常常怪话以报：“人到无求品自高，我王锦文不想什么出人头地！”而他的一队在待遇上有半点欠缺处，却决不让步。 有人说他认钱不认人，领导写上信也往往安排不下个临时工，可他宁肯自己少拿，也不让部下吃亏。许多干部在人、财这两点上不和他打交道。他一队的财政对外那是只进不出，常常于无形中得罪了人。 说王锦文的嘴厉害，好发议论，不妨试举几例： 他开着车性急，又往往遇上在公路上摆来摆去、打晒粮食、无视交通规则的人，就骂：“你摆个球？中国人的主人翁姿态，只能在马路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时传为佳话。 又如，在公路上见到“英雄车”相撞，残骸狼藉，他驾车驶过，会说：“这才是粉身碎骨挥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哩！” 有吝啬者好抽别人的烟，王锦文取烟诱之，戏日：“你敢用你肮脏的手，接我这支圣洁的烟？” 有基层干部每每向人炫耀自己跟某大领导握过手，以抬高身份，王便打断他：“要是领导跟你握，你是礼貌行为，要是你远远伸出手笑眯眯跑过跟前，找人家握，那就是下流行为吧！” 又有人善巴结，好给头儿送礼，以求提拔，王诚恳地说：“你再去送的时候，叫上我，你把大麻袋扛到门口，你回吧，我保证给你送进去。”众人哗然。 像“张华友的衣裳——饭圪渣”，据说也是出自王口。 在路上，为了工程进展顺利，他每天要讲大量的话。与技术干部交谈，使用专业语言；向上头汇报，用文件语言；与农村干部打交道，用当地领导语言；与本队职工打交道，用朋友语言；与农民打交道，用农家语言；与司机们打交道，用监理所语言；与民工头儿打交道，用主人语言；与赖皮打交道，用流氓语言一一不这样，不要想解决问题。 眼下，许多地方揩公路上的油，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使公路干部非常头疼。王锦文每到一地，则先入为主，摆上一桌，请公社、大队的头头们喝酒，人家来了，他先客套一番，推说不会划拳，率先与人干杯。一两的杯子，他一连举起四个，以轻描淡写的表情，随手入口。地方干部见状，暗暗吃惊，先自软了一半。可是，他列举工程困难，住房紧张，请求关照，对方往往不加推辞，十有八成。然后他假称有公务缠身，有上头来人等候，先行一步，连说：“没有喝好，没有喝好，”使人家对其海量深信不疑。其实，刚才那四两，实在已到量限。只不过是王锦文略施朝三暮四改暮四朝三的小计，以振军威，使“地方豪绅”日后轻易不敢欺生罢了。 对付“地方豪绅”提出的以营私为目的的要求，王锦文有一整套办法，骨子里是既让你沾不上什么光，又要确保工程不受干扰。比如“答应他一袋水泥，换他个就近取土”等等。他对我说：“公路上明是块肉骨头，谁都想啃，我既教他时常闻到腥臊气，又不能教他大把撕肉，搞翻了不行，工程上吃大亏。” 软有软招儿，硬有硬法儿，譬如强悍的山民想闹事，来威胁他，他会说：“不要说个没完了，我还很忙，咱定吧，打一打就不吵了，你回去准备一下，把地方定好，我出50人，你出100人不限，准备好通知我个时间，咱打了就算了！打死偿命，打伤不管，我们是公费医疗，也不用你们管。好吧？就这样定吧。” 山民一看，对方竟毫无惧色，又一想，人家是公费医疗，咱伤了谁给咱治？王锦文随即给他个台阶下，往往相安无事。 那年他领着人，在沁水施工大型桥梁——潘庄大桥，县政府曾卖给工程上百余方木料。县上的打算是，我卖给你，你用罢，我不让你带走！木料还是我们的。并准备了人马车辆，随时准备去争夺木料。工程快完时，王锦文一面暗中指示《工程简报》不准透露大桥即将竣工，只说正在克服重重困难，工程受阻云云，一方面亲自上县制造麻痹。同时暗中集中全队车辆，并从总段请调足够运输工具，整装待发。等他从县上回来，大桥业已竣工，他连夜组织突击装车，连人带料，浩浩荡荡，星夜赶回长治大本营。待该县某些人赶赴现场，已是皓月当空，波光桥影，一根钉子也不曾剩下。次日，该县政府领导收到一封由王锦文口授而成的感谢信，其语言真切，似发自肺腑。 王锦文靠着这样的本领，和支部书记李金荣，携手攻坚，率7，000人战斗在太洛复线工地，承揽了总投资的2/3（总投资为3，500万元，工程一队完成2，000万元以上），最早、最好完成了施工任务，并有节余。 在施工中，王锦文利用沿途开山的废石，用节余的200万元，请石匠打成方，把几十公里公路全部砌了边儿。全省第一家变沙土路肩为青石路肩，无形中加宽了路面。无数养路工感激地说：“好工头儿，又给我们办了好事！我们再也不用天天培土了。”这一利废革新，并不在设计之内，却为全线兄弟单位树了样板，给整个复线穿上了新衣。 王锦文在继襄垣一王村、长治一韩店。长治一陵川三条优质路之后，又一次创了全优工程。 王锦文很侠义，时刻想着他的同志们。在长陵线优质工程竣工后，上面奖励他一级工资，他说：“伙计们红一把血、白一把汗受出来，我一个人得奖励，心里下不去。要奖多奖些，一把米撒到锅里，再稀也要大家喝。”他自己给总段党委打了报告，硬是把指标退了回去。 在我采访时，他坚辞不受，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可敬的党支书李金荣，铺路的高手秦前文，无坚不摧的申永枝，善于巧干的卫虎仁，以路为家的廉生财……说嘴的是我王锦文。”唔，好一个“人到无求品自高”！ 然而，我们的王锦文，从50年代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犯过错误，且贡献卓著，全省“王牌”，如今快50岁的人了，还仍然是个普通群众。可叹，他不仅入不了党，连本段的一名劳模都当不上。 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在王锦文面前，自豪吗？ 王锦文啊王锦文，你那嘴少说两句，不行吗！ 不久，长治一邯郸的复线工程就会上马，他，又要去创全优。他低沉地对我说：“我在领导眼里，是个屹了的洋镐把，但木质不错，还能让抓住用。可惜，我一生只能再干长邯复线一条路啦，该回老家啦……” 最头疼的…… 在整个太洛复线，自然条件恶劣，工程十分艰巨。但是最令人头疼的不是大自然的刻薄，不是工程本身。这是一个复杂的矛盾集结地，寻其根儿，阻力来自人。 这人中，有农民、有村干部、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蔚为大观。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不把国家的重点工程当回事儿，不把干公路的放在眼里！ 好比说，民工拉到责任田里一堆屎，从农田管理角度说，并非坏事。一位中年农民来了一看，不得了，以卫生费名义，索要现金30元。事情越闹越大，眼看不可收拾，最后工程上只得照付。 旧公路旁有一个小村，叫化布寺，名字很慷慨。但你千万要提防。村口的那位人家，在门口紧傍公路搭了一个再简易不过的小厨房。往来车辆，特别是工程车，定额任务紧急，司机鞍马劳顿，匆匆而行。不提防，小厨房的檐上伸着半米多长的一条椽子，会车时被马槽挂了。那厨房原是十分脆弱的，如此一挂，便轻轻地塌下。好了，最少你得出个整整100元。你要讲理，顷刻就是几十辆，数百辆车被阻，喇叭震天响，你出不出？在人家门口，你想咋？次日，小厨房又重新竖起来，一切如故。简直是猎人的自动捕鸟器。有时，这家人故意把大石放在路的另一侧，让你打一把方向，与那伸出的椽子相触，以期守株待兔。 这个地段，指挥处曾把工程承包给本村干，以免找麻烦，钱也出了，活也没干，还得自个儿上马，把个张华友气得！瞎，等咱的工程队上来以后，要在后山放炮，一位老汉忽至，一屁股坐在了炮眼上，说震坏了他的房子，伸手就要上百元。拖他，你不敢，磨吧，你等不得，急死人了！照付照付！可万万没想到，大老汉的做法成了经验，第二天，二老汉又来了，第三天，三老汉又来了！找村干部，人家拖着长腔，“你们公路上那么多钱，给他一点儿就走开了嘛！” 本来，事故阻车已严重到极点，最长的连绵30公里，七天七夜，形成车海。但是，也有不堵的时候。那么，人为的堵车就来了。男人们利用本地车辆制造混乱，女人们利用堵车卖饭。 这里的女人可不简单，还要堵车留人呢！ 公路上的人告诉我，沿途村庄女人，挣钱的方式太多了。比如，到山下石子场往山上工地带石子，可挣运费。司机们跑车拉煤，全部空车上山。她在山下拦住车，笑呀，拧呀，让空车把石子悄上，带到工地，卸车后，司机着急赶路，却迟迟等不上运费。每车石子运费在50元以上，每每落入闺包。 女人们脸皮厚厚的，有笑的真功，把公路工地搅得泥潭水乱，男人们则依乡仗势，明目张胆。这里有一份1985年间关于干扰重点工程建设的紧急报告：……最近，从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十四日，短短半个月内， 太洛公路复线工地连续发生干扰施工、造成停工事件。现紧急报告如下： 一、七月三十日夜十一时，晋庙铺镇沙石堡村委会主任张富奎动用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偷走铺路石子一点三立方。当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邻近石场的石槽村一百余名群众，不顾施工单位值班人员的制止，哄抢石子达三个小时之久，累计一百一十四立方，折款二千余元。 二、八月六日早晨，晋庙铺镇山尖村刘小旭的耕牛，从村背后的高崖上掉到公路上摔死。刘小旭等人扬言：牛的摔死是由于修筑公路造成的，要求工程一队二分队赔偿损失。在他的弟弟、村委会主任刘小福的煽动下，五十余名群众围住一辆施工汽车闹事，村委会副主任刘铁还抢走司机李万选的大沿帽，技走了行车钥匙。致使两部施工汽车和两台压路机停驶，二百余名民工不能干活，停工一天，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余元，少铺装油面两千二百平方米。 三、前不久，晋庙铺镇晋庙铺村党支部书记王二虎的司机，驾车强行闯入严禁通行的正在铺装水泥底层的路段，压坏了刚铺好的路面，被撒石子的民工打碎了前挡风玻璃。在未得到镇政府和派出所调解的情况下，身为党支部书记的王二虎，竞于八月十四日的中午，非法扣留工程一队施工汽车一部，直到十六日上午汽车还仍然被扣，致使油料运不到工地，部分民工只得停工待料，经济损失达七百余元，少铺装油面五千七百平方米。 四、八月十四日上午，晋庙铺镇天井关村王买荣（女）和河南包工头郝秀春争吵，一直拖住都秀春不放。王在晋城市人民银行工作的儿子马会廷见此二话不说，一拳打掉郝秀春一颗门牙。郝怕再挨打，跑回驻地，王买荣紧追不舍，当着众人的面撕破都秀春的裤子，抓伤了他的小便、大腿，致使他当场休克，现已住院治疗。修路民工情绪波动很大，有的怕挨打，已卷起行李返回老家…… 再看，《山西日报》6月2日以《乘机敲竹杠，设阻修路难》为题，批评道：……太洛线晋城至大口四十六公里路基，已完成四十五公里九百米，就差一百米石方拉沟地段不能施工。据说离该公路二百米远的晋城县晋庙铺乡化布寺村要求施工单位赔偿放炮震动房屋费，施工单位无法支付，该村党支部书记李福顿还以其村石料要挟，蛮横无理，这样下去，何时才能打通这一百米地段？ 够了！田天义、张华友愤愤地说：“工程本身，没什么了不起，可就是这些事，让你没治！” 许多公路干部凄然：“宁肯到昆仑山上的青藏公路、康藏公路去干他上千公里，也不愿在这儿干这八十三点八！” 王锦文则说：“现在选拔公路干部，头一条，干脆就看他能不能支应这个乱门市，怕不怕围攻！” 由此，我想到各地公路上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却又奈何不得。“路有不平，拔刀难助”！ 在平顺县石城，有于线公路从村旁通过，本是利乡利民的好事。但在最近，石城乡竟然视国家公路为普通土地，把一座旅馆和一个停车场建在了公路上，反而逼迫车辆去走六年前废弃的便道。路政管理干部百般劝阻无效，找到平顺县委，谁知“县太爷”本人竟公开表示无奈。 事情就这样“挂”到现在。 在高平城关，有一位县级干部、共产党员，把私房盖到干线路的路基上，甚至将行道树圈人他的院墙，公然无视公路两侧三米之内属路权范围的规定，别人“也傍桑阴学种瓜”，纷纷在他两侧盖起了私房，竟达半里地长。对这事儿，公路总段从1982年开始解决，《山西日报》派记者来拍了照，并提出过批评，数载冬春，时至今日，问题仍未解决。 还有滑稽的事情呢！总段在屯留县筑路，征用了土地。乡村干部却不让动工，说土地上有树，总段说那我们买了罢。当晚，当地的干部们派遣农民连夜从大树上割下一指头粗的枝条，每隔一米，插入土中一枝。以此为树，漫天要价，令公路干部哭笑不得。 在筑路工地，碰到一个荒坡坟洞，即刻便有人来认祖宗，从几十元直到上百元，海要！ 在潞城，因公路施工，某厂汽车被拦，即有熟人——派出所长带人赶来威逼放行。路方技术员申某上前说明出于技术需要，所长竟亲自挥舞警棍，痛打申某至水沟，并抓走领工员一人。类似事件在全国漫长的公路线上屡有发生，但人只要不死，有关部门则不能替公路上的人秉公执法。倘若公路职工还手，亦不能平等量刑，辄以重处。 公路啊公路，这个咬一口，那个咬一口，不是夺铁锹，就是抢平车。动不动赔偿，来不来罚款。有诗曰： 此山是我楼，此土是我州， 若要来修路，留下袁大头。 1984年，交通部在昆明召开“全国养路工生活经验交流会”，一位可爱的女导游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呀！一个养路的还值得来昆明开全国会呀！” 我的心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所刺痛，他们，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任劳任怨，为民铺路，在中国古代受尊重，在当今国际最吃香，为什么在有的人眼里，就如此这般？ 公路员工的待遇，远低人下。比如晋东南公路总段，现有协议11，300多人，全山西有协议工近2万人，他们常年辛苦在公路第一线，修桥补路，精心养护。从健壮的青年，直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成百上千个道班，日夜值勤，许多班长都属协议。其中人才济济，经验日丰，公路上片刻离不了他们。然而，这批人，多少年来，粮食部门不认可，劳动部门不挂号，银行亦不列计划，公安治保不登记，稀里糊涂成了“黑工”！他们的惟一寄托，就是对公路的挚爱。其中的最优秀分子，却连一丝儿转正的希望都没有。是人，咋能一点希望不给他？ 有人说：“以权治国国必衰，以法治国国必兴”，说在点子上了。绵绵万里的公路在呼唤：为我们建立一部大法吧，一部符合国情的公路法！ 唔，许是要害中的要害？ 局部的胜利。 山西，太行，金秋十月。 事物总是朝前发展的，尽管迟缓了些。在共和国成立36周年的时候，太洛复线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与山西省另外三条重点公路，全部完工。 四条重点公路总长248公里，总投资近1个亿！ 养路工一寸一寸地扫尽了路上的石屑，让这一伟大的工程以崭新的面貌，向不识其真面目的人，一展雄姿。 太洛复线，一去一来，长83公里，高级路面。投资3，500万。在前后不到三年的施工期间，运输不停，外运煤炭达730万吨。它通了，终于通了，往后，每昼夜行车可达万次，年运量近1，000万吨。我想，这便是所谓经济效益吧！ 这四条路，对改善山西运输紧张局面，加速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支援祖国现代化，意义重大。年外运量将从原来的67O万吨增至2，300万吨，提高3倍多。运输成本则降低20％。年节约运费7，000万元。仅此一项，一年零四个月即可收回四路总投资。路面标准高了，车速加快，年节油近7万吨。“娘希匹！” 四条路通车典礼大会，集中在太洛复线隆重召开。张华友发言：“……省委、省政府抓住了经济发展的要害，做出了重大的决策，鼓舞着数万员工奋勇拼搏，排除干扰，直到最后胜利……”呜呼，这局部的胜利！ 省委常委副省长白清才、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四百余名省内外来宾、数万公路员工，为通车剪彩。 彩旗飘扬，花环摇撼，气球腾空，少儿作舞，鼓乐齐鸣，四排重型卡车满载乌金，并驾齐驱。 王锦文和他的伙计们笑了，他转过头，偷偷抹一把泪。唔，生活的开拓者不会比享受者更富有，但比享受者更充实。他们与沉默寂寥的大山野展开搏斗，在一生中干了大活计，当在暮年无所憾无所惜。 太洛复线，宛如两条有力的大绳，盘绕在太行山上。偶尔在其侧旁，让人看到一小段废弃的旧路，百孔千疮，不堪入目，仍在诉说往昔的辛酸。 凭高望远，复线时而展开，时而合拢，在灿烂的阳光下，极富变化。我想起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话：“每一件杰作中，以特殊方式组合的线条与色彩，以及一定的形式和形式的关系，唤起了我们的美感。” 我在想，这伟大的作品的无穷美感和深刻意蕴，产生于建设者们（也是艺术家）心灵深处的生命的搏动，它只有在鉴赏者的心灵里，才能获得永恒。因此，正直而又善良的，真正的鉴赏家，既善于在这作品中发挥通向能工巧匠们深层心里的幽秘殿堂，又敢于敞开自己的灵魂，在心灵的象征表现的活动中，实现自我本质，进入活参，进入一个偌大的世界，从而超过那柏油的表处，路肩的界域，把美的精灵唤醒，它将为你打开一道道思考的大门，尽情领略这神奇世界的无尽风光，同时也使我们获得精神的解放，情感的升华，人格的提高。 他们默默地走了，大地拥抱着他们的丰碑。 1985年11月25日于山西省公路局晋东南分局附 是高贵的，又是朴实的。 优秀报告文学的品格多种多样，其中尤为值得珍视的，是孤傲与高贵。李炳银先生曾说：真实的社会生活现象是报告文学立身的根基，可报告文学的目的却不完全是再现这些真实的生活现象，它应该是透过现象寻找生活的本质，开掘问题的根源，追寻人生的真谛，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性；陈冲先生也曾说：报告文学应当是一种重构的真实——我对此意的理解是：在纷法繁杂的社会现象中，报告文学作家在追求着高贵的真理，真理的追求比真理的占有更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报告文学不应当是平凡的东西，而应是特殊的产品。它甚至不应当从属于平民或者市俗，而是知识分子从事高级劳动的果实。 在人们透着怀疑呼叫着惊奇阅读了优秀报告文学之后，开始了对真理的咀嚼与争论，这时候，人们又会承认：这部作品所描绘的事实，原本就不稀奇，我们似乎早已司空见惯甚或麻木不仁、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发生在我们的社区和祖国——原先怎么就没见人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这作品中所讲述的故事和道理，我们早就应该泣意应该想一想！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就因为真理是最普遍现象的总结。从这重意义上讲，优秀报告文学总是朴朴实实的，像我们上下班时常在门房见到的一位沧桑老人，像幼儿园里的一个孩童，说皇帝没有穿新衣。 优秀报告文学，既是高贵的，又是朴实的；既是拙厚无华的，又是品格超然的。高高的山峰由一块又一块的普通石头积累而成，山峰上石缝里，长着一棵历经风雨的苍松。这苍松，就是优秀报告文学的象征。 1998年7月24日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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