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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里写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人们都说，对，那是书上写着的，但是现在得让我们亲眼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布莱希特的《伽俐略传》中的一段台词 白雪，白雪。那无尽无休的白雪覆盖的土地啊！…… 这是1980年冬季的大兴安岭腹地。这里属于边防部队和森警大队严密控制的警戒圈。这里不许有人烟，这里需要死寂。防火防特，又是自然保护区。 清晨，沉静而空旷。山舞银蛇，树开梨花，冰河如玉，连雪霰洗过的太阳都是白的。 就在这白茫茫的世界中，有一座棉堆一样的雪丘动了一下，露出一个洞穴，从里面钻出一个黑乎乎的“动物”！ 神秘而恐怖的世界！ 不是动物，分明是一个人！是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一动不动，是一尊有生命的生动的雕像。 她是黧黑色的——使人自然地联想到那种表示沉默、肃穆又有些恐怖的黧黑色。而象征坦率、纯洁、素雅的白雪映衬着她，构成一幅极不协调的图，一幅意境溟漾的图。 此刻，她一动不动地伫立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多么生动的雕像啊！立在白雪皑皑的重岭叠嶂的群山之上，立在浩瀚无垠的林海之中。这是一座有血有肉的雕像，这是一座会说话的雕像。 她是不幸的，却十分可敬；她是朴实的，却很伟大。 天空没有风。风从她的脸颊上流下来，清冷清冷地，吹向山野林间，吹向她心灵挂系的地方。风在呻吟，在白雪覆盖的如海涛般的土地上掠过，发出一种压抑的如泣如诉的旋律。这旋律，不是人的耳朵能听得出来的，必须用心灵去听！听——中国式的《悲怆奏鸣曲》？！ 她依然一动不动地瞭望着远方…… 她叫刘惠兰。中等身材，瓜子脸型，泛着病容的脸上布满深而密的皱纹。她戴一顶油渍麻花的狗皮帽，穿一身破旧的皮衣皮裤，皮毛从她的领口、袖口和裤腿口扎煞出来，显得古朴而寒伦。从她那憔悴的脸和她那顶皮帽下压着的一头花白头发推断，她的年龄足该超过半百。其实呢，她只有四十出头。从她的衣着看，有点像山民，可比山民穿得还破旧，近乎乞丐，却比乞丐整洁。而她的眼睛光亮有神，那光亮肯定着她的身份：这不幸的女人是有文化教养的。 她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她动了一下。紧接着，从她刚才钻出的洞穴口，呼拉拉钻出四个年岁不等，衣衫褴褛的孩子。这是她的四个儿女：大儿小保，17岁；大女小梅，13岁；二女小三，11岁；小儿大平，10岁。由于营养不良，孩子们长得又瘦又小，和他们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 孩子们一出来就欢呼起来：“哈！天晴啦，来打雪仗呀！来，打呀，打呀！” “嘘——”大儿小保发现妈妈的脸色不对，打了个手势，大家立刻静了下来。 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母亲，母亲依然一动不动地瞭望着远方。孩子们一下子明白了，脸色骤变，眼睛流露出惶恐焦灼的神色。 小保又打了个手势，孩子们自动解散。小梅抱柴进了洞口，小三和大平操起用蒿草扎的扫帚，小保却沉静地走向雪原林海。 不一会，小三和大平扫落了洞穴上方隆起部分的积雪，扫净它四周的一小片雪原。与此同时，淡淡的一缕青烟也从一座小烟囱里袅袅升起。噢，这原来是一个家：一个小小的马架子房，一个小小的院落。堆着两垛山丘一样的干柴……这里原来是有人烟的！ 怎么会有人烟呢？他们干啥来到这里？他们是什么人呢？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他们的身份。说他们是中国人吧，这话自然不会错。可是，在我们这个户口控制得相当严格的国度里，任何地方的户籍册上都没有他们的名数。就是说，中国有十亿人口，他们是十亿之外的那几名。说他们是“盲流”吧，他们又绝非是一般的“盲流”。 在大兴安岭，盲流成千上万，他们是一个世界。他们当中，有关系有办法的当了伐木工、搬运工、筑路工……没关系没办法的则在山里的沟沟岔岔里搭起了马架子，靠开荒和采集山货过活。这些人，聚创造力与破坏力于一身。一方面，他们不怕吃苦，肯出卖力气，是开发大兴安岭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盲目开荒，破坏植被，是森林治安最不安全的因素。对于他们，政府曾多次清理遣送过，而在强迫遣送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在不长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回到大兴安岭。就这样，旧的送不走，新的又来了。有什么办法，这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盲流是大兴安岭里社会地位最低下、最苦的人群。然而他们毕竟是在册的中国人，他们的户口在自己的原籍，他们的身份是可以公开的。 可是眼前的这一家盲流就不同了：他们是不在册的中国人，而且这一家的家长——四个孩子的爸爸，是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任何地方，甚至连盲流的村落都不愿收留他们。他们已被遣送过五次了。遣送何处？遣送者也不知道，只是把他们押送上车，任他们自由流浪去吧。他们到处受人歧视，他们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顽强地活着，就是不离开这个地方！最后，他们索性逃进警戒圈，过起野人的生活。 在不允许生存的地方生存，在人类的视野之外生存，没人发现，也就没人追查，没人歧视，没人殴打。饥饿和困苦是可以忍受的。在这里，他们有着人的尊严，这是他们苦难中的天堂！ “妈，吃饭了！”大女儿小梅从马架子里走出来，站在妈妈的身旁，轻声地呼唤着。 “吃饭了，妈！”小女儿和小儿子也叫着妈妈。 她神情凄楚地看了看自己的孩子们，没有挪身，又去瞭望。 丈夫走了三天了，还没有回来。他带着药材下山了，到远方的城镇去换些盐和粮食。家中已经一个月没有吃到盐了，而粮食——土豆也所剩无几。 咔嚓，咔嚓——脚步声，不是丈夫是大儿子，大儿子小保肩上搭着一只狐狸回来了。 “哥，套住兔子了吗？”小梅问。 “套住了，俩大仨小。” “啊，有肉吃啰！”小三和大平高兴了。 “我又把它们放了。” “为什么？”小梅问。 “它们是一家子，挺可怜的……” “哥，你！”大平不满地撅起嘴巴。 当妈的理解儿子的心，她把儿子搂在自己的怀里，用手爱怜地抚摸着他冻得发红的脸蛋儿，嘴里喃喃地说：“对，放了它们，它们是一家子……”她说着，泪水从眼角滚下来，吧嗒吧嗒地掉在儿子的破棉帽上。 四个孩子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伤心落泪，妈妈用一种凄惶的口气问孩子们：“你爸爸，他不会出事吧？”这出事的含义自然是指出入警戒圈时是否会被发现抓起。他每次出外换盐的时候，家里人都为他悬着心。 听见妈妈的问话，孩子们的脸顿时呈现出一片疑惧之色。他们和妈妈一起向远方张望…… 哦，这病容满面的女人的丈夫在哪里？这枯瘦如柴的孩子们的爸爸在哪里？命运之神哟，不要只顾给这可怜不幸的一家人弹奏《悲枪奏鸣曲》呀，你就不会弹一弹《黎明奏呜曲》吗？！ 此时，他正在加格达奇工农兵旅馆门前卖药材，一个买主正和他讨价还价：“这贝母多少钱？两块五？太贵，太贵。” “山里人换点药材不易，你看这成色，白净厚实……” “两块！多一分不给！”买主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 “太少了，行，两块就两块！” 瞧他那伸出的皱裂如同树木枝桠的大骨节的手，像个地道的山里人；听他那与人做买卖时的一口京腔，和二道贩子也无异；而静时节，他黑瘦的脸面呈现出一股文气，颇有些知书达理的派头；可时不时地、又流露出三分自卑、七分神秘诡诈的神情，像个流窜犯……真有些不伦不类。 他正是森林警戒圈里那一家的男主人尚金堂。 他有些冷。他袖着手，跺着脚，一边等候买主，一边心里盘算，等山货一出手，该买多少盐、玉米碴子和蓝布…… 咕噜，咕噜——胃酸，他打起嗝来。 对，还得买些小苏打，可钱够吗？ 他有胃疼病，小苏打是治他胃疼的廉价特效药。这些年，光吃小苏打，总不下一麻袋了。前些年，吃小苏打靠向人讨要，现在不行了，他家住的地方哪有人烟呢！ 一个身穿警服的壮壮实实的中年汉子正打量着他。他发现了，警觉起来，其实，这警察已经注意他半天了，他一直没发现。 “买贝母哟，买黄芪啰——同志，你要点吗？”他极力地镇静自己，故意和那警察搭讪。 那人摇摇头，走了，但很快又转回来，继续盯着他瞧。 他的心在发紧，咕地又打了一个嗝儿。他神情慌乱，准备溜走，他怕这种人。每次出山，他总是提防着这种人。有一次出山，他被这种人查住了，他拒不交代自己妻子儿女的住处，最后，被这种人扣下遣送了。然后他又跑回来。这期间，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都在饥饿和恐怖中苦熬日月。唉，都是因为他呀，他的妻子儿女遭了多少罪！这回悲剧会不会重演？ 他提起袋子就走，可是，那个人又跟上来，并且抓住（其实是拍）他的肩。 “啊！”他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 “请问，你是不是姓尚？” “我……是，啊，不是……”他嗫嚅着，语无伦次。 “你叫尚金堂吧？” “我？不，我叫尚午。”尚午是尚金堂后来改的名字。 “尚午？嘿，尚金堂，你是尚金堂！” 完了，完了，他立即想到自己的下场，想到冰天雪地里的妻子儿女，惶恐之情从他那瘦巴巴的脸上流溢而出。 他不能束手就擒，他的妻子儿女在等着他把盐、粮送回去，他们已经长期没有吃到盐了。小三和大平在盐碱地里抓食盐土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他的眼前。可怜的孩子们！可怜我这堂堂五尺男子汉哟！他决心反抗，拔腿就跑！可他哪里跑得过那一身武功的职业警察。没出十步远，他就被人家拦住了，而且，他的手腕被牢牢地钳在那人的手里。 “金堂！你这是干哈？”那警察向他吼起来：“你看我是谁，我是你的同学王荫桐啊！” “荫桐？”他睁大眼睛盯着眼前的这位警察：“你是……荫桐？”当他认定对方确实是他5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财贸干校学习时的同窗好友时，他辛酸落泪了。他晃着好友的手臂哀求他：“荫桐，看在同窗好友的情分上，求求你，你放了我，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 身为加格达奇边防大队大队长的王荫桐同志，是知道金堂早年被打成右派而流落异乡的事情的。但后来的情况如何，他却一点不知。多年来，他挂念着他，同情他。眼下，他被尚金堂的举动弄蒙了。他尽量压住内心的激动，放慢话语，平和地跟他讲话： “金堂，你莫急，莫急，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不是右派……” “我是右派，可我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可你们为什么一次一次地抓我，斗我……呜……呜……”尚金堂蹲下身子哭起来。 “金堂，金堂，我不是抓你的，我不抓你……”王荫桐也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的眼睛湿润了。 “你不抓我？你放了我？那你干啥还抓住我的手？”尚金堂站起来。 王荫桐哪里肯松开金堂的手，他平静了一下，问金堂：“金堂，你的右派问题平反了没有？” “平反？不！我永不翻案！永不翻案！”尚金堂又慌乱起来。 “金堂，你，你，唉，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我，我不告诉你。” 王荫桐同志是大兴安岭地区的老公安，凭着他的经验，他此时已经猜出了几分。望着眼前犹如惊弓之鸟的尚金堂，他自然地联想起二十几年前，尚金堂那才气横溢、活泼开朗的英俊的笑脸……荫桐心头一酸，泪水在眼窝里打旋了。 “金堂，现在不搞‘文化大革命’了，三中全会开过了，右派差不多都改正平反了！” “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右派差不多都平反了？三中全会……也开过了？什么三中全会呢？” 尚金堂被王荫桐这一连串的陌生的政治名词给说懵懂了。他神情朦胧，仿佛置身云雾中。他是个被人打进十八层地狱的人。正常的人间生活，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天堂！久居深山无人处，他早已不知天上宫阀今夕是何年！ 王荫桐把他拉到自己的家里……一个热水澡，一顿人间烟火，使尚金堂又回到人间的温暖之中。他终于从原始人的蒙昧中醒过来，他终于明白了这些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无法自制了，偌大的男子汉，竟不顾一切，当着王荫桐妻子儿女的面，孩子般地扑进同学的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没有诉说——没有时间，也没有恰当的词汇来倾诉这几十年来的屈辱生活！只任泪水不知疲倦地流！流！…… 王荫桐一家人的温暖热情并没能留住尚金堂，他很快地就踏上归程。 “惠兰！惠兰！惠兰——”他心灵呼唤着自己妻子的名字，兴冲冲奔向白雪覆盖的大兴安岭深处。 惠兰，你在大兴安岭深处等待、盼望，此时，你可曾听到？你可曾拾起往日丢失的记忆？ 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卢梭语）。人世上的家庭，有多少结合归属于这“最纯洁的”结合之列？没人统计过。但可以肯定，这“最纯洁的”是极少数。尽管如此，那些幸运的和不幸的人们都一致憧憬它，追求它，甚至不惜以死求全。于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在各种人群之中产生了那些众多的、关于它的——美好的和惨烈的故事。在中国，在现代，也曾产生过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以爱情为引线的悲剧…… 1960年初秋，呼和浩特市郊区大青山的小井沟。一群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的大夫、护士在采挖草药，他们当中，年轻的姑娘居多。 山峰红遍，层林尽染，风光如画。秀丽的山色和丰富的草药吸引着这群久居城市的年轻人，她们仨一群，俩一伙，兴致勃勃地钻进山林里，山林里处处荡漾着她们的欢歌笑语。 山深林密，谷大沟深。时过正午，有一伙姑娘迷路了。好不容易，她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出山林，来到一条山沟的小径上。可是，她们辨不出东西南北，不知该走向何方？ “哎哟，妈呀，我是走不动了，累死了，饿死了。”一个胖姑娘坐在地上，甩掉脚上的网球鞋叫唤着。 “不走，等山里的小伙子背你当媳妇！”一个同伴笑谚她。 “当呗！要是像神话那样，真有个好心的漂亮的小伙子出来，给咱做顿好饭吃，再给咱领出山，我就给他当媳妇！” “美的你！” “哈哈哈……” 突然，不远处的山林里传来一阵歌声，“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是流行的著名苏联歌曲《小路》。 浑厚的男中音，此时此地，别有一番意境。 姑娘们痴愣了。谁呢？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歌声近了，就在不远的山湾处。 又有人对胖姑娘说了句：“来了，背你来了！” “咯咯咯……” “嘘！” 嬉笑间，那歌者已经飘然出现在姑娘们的眼前。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英俊，潇洒，穿的是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许多补丁的蓝制服。不像乡下人，但也不像城里人。 小伙子发现有人，顿时不自然起来，姑娘们的目光下，方才那活泼可爱的气质不见了，他变得蔫儿巴起来。 “喂，同志，出山怎么走？”高个儿姑娘问他。 “顺着这条小路往下走。”一口京腔。 “还有多远？” “不远，二十几里。”他低着头，红着脸，从姑娘们的眼前匆匆走过。 “哎哟，二十几里，这下完了！”胖姑娘叫了一声，跟着条件反射似的，姑娘们一齐叫起来：“完了，这下完了，没劲儿了。” “你们迷山了吧？”年轻小伙子听见姑娘们的叫声，又转回身来。 “嗯，迷路了，饿坏了……”胖姑娘撅起小嘴嘟哝着。 “那好，跟我来吧。”说着，他头也不回地朝前上去。 姑娘们只好跟他走。此时，双方都有些难为情。 他们来到不远处的山崖下，那里有个十分简陋的土棚，小伙子把大家引进去。土棚不大，锅灶连炕，加上一个木板搭起的小桌，小棚显得满满的。 “这是你的家？”不知谁问了一声。 “不，是工棚，是我们城市三星人民公社云母厂采矿的临时工棚。”他一边解释一边招呼着人家。 “你是技术员？”胖姑娘人小话多。 “不，临时工。” 大家谁都不吱声了。临时工？农村来的？不像。技术员吧？可人家说不是。是啥关你们啥事呢？唉，好事的姑娘们！ 小伙子的出现，早引起一位姑娘的注意，她就是外科护士刘惠兰。惠兰长得眉清目秀，小巧玲珑，一张爱笑不爱说的小嘴平时总是微微地抿着，使那白皙的鸭蛋脸更显得发甜。她今年才20岁，可在姑娘堆中却是位老资格。她14岁参加工作，进过内蒙古水利厅干校读书，当过水利厅干部，之后，她又考入山西铁路职工卫校，毕业后，分配到呼铁局中心医院。她是红色医务工作者，曾多次获奖并被评为医院的红旗手，很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 惠兰和所有的姑娘一样，在内心里给这小伙子一个很好的评价。只不过她比别人多了一层敬慕和好奇。 土豆煮好了，真香。待姑娘们吃好喝好，该向小伙子道别的时候，有人才想起问小伙子的名字： “啊，同志，您贵姓？” “姓尚，叫尚金堂。” “谢谢您，尚同志，我们是呼市铁路医院的，有空进城来玩儿呀！” “啊……啊……” “来玩儿，一定来玩儿！”惠兰持重地向尚金堂伸出手。 “好……好……”尚金堂羞赦地轻轻握了握她的手，惠兰竟像触着了一把锉。 归途上，尚金堂成了姑娘们议论的话题。 “这人真帅。” “心挺好。” “小胖，嫁给他吧，你说的，给我们吃饱，给我们引路……”有人开胖姑娘的玩笑。 “可惜，是临时工……”胖姑娘说得挺认真，语气中颇有惋惜之感。 “这人呀，有点怪气，肯定有台戏。”惠兰心里这么想，但没说出口。 是呀，会唱苏联歌曲，一口北京腔，知识那么广，土不土，洋不洋，怎么回事呢？ 人世上的事儿真怪！有时，经常和你在一起的人一旦离开你，你就不再想起他；有时，有人只和你接触一次，你就会对他终生不忘。自从刘惠兰从小井沟归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尚金堂的形象印在她的心里。仿佛她咽下一颗神秘的果实，在难以说清的情绪中，那果实的果核却在心中滋长出一种思念的绿芽！ 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之后，刘惠兰在去联营商店买东西的路上遇见了尚金堂。 “老尚！……”刘惠兰热情地迎上去，兴奋的脸像迎着春风初绽的二月兰花。 “哦，是你……”老尚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到哪儿去呀？”惠兰真想和这位她所敬慕思念的小伙子谈一谈，可她一时找不到话头儿，只好无话找话说。 “我？回家。家，就在这儿。”尚金堂有点口吃，他指指眼前的一排房子说。惠兰知道，这是联营商店的家属房。 “你的家属在联营？”惠兰急着问，心里产生一种本能的紧张。 “啊，不，我单身，是借住。” “噢。”惠兰长长地吁了口气，她高兴了：“原来，我们住得这么近，连500米也不到。” “就是，就是。啊，我还有事，再见。” “再见。”眼见金堂匆匆地走了，惠兰心中泛起一阵无名的惆怅和恼火。他为什么这么冷淡？自己又为什么这样热烈？他和山里的“那个”判若两人！在山里，咱有难，他相帮……现在呢？咱一不求帮，二不相熟，叫人家咋热情哩，真是的。想到这儿，惠兰扑哧一下笑了。 从此，一股神秘的力量鼓动着刘惠兰，她开始在休息时间内，经常不断地徘徊在从自己机关到联营商店的路径上。很快，他们又相遇了两次，姑娘是一腔热情，小伙子却行色匆匆！她百思不解。这是为什么？ 这傻姑娘！她哪里知道，金堂是个右派，一个打入另册的人！他时时处处受人监督，连同院没有工作的任何一个老娘们儿都有权随意来盘查申斥他，他哪敢和一位姑娘站在街道上长聊谈天！ 惠兰的脾气是执拗的。终于，有一天傍晚，怀着两分火气，三分好奇和五分敬慕之心，她敲响了金堂的家门。 “阿，你来了，坐，坐吧！”惠兰突如其来的造访，弄得金堂神情慌乱，无所措手足。 惠兰环视小房，往哪儿坐呢？没有桌椅，光土炕上，零乱地堆放着书籍和杂物。 “那天太麻烦你了，大家叫我来谢谢你。”惠兰心情激动地站着说，秀气的双颊升起两朵桃云。 “没啥，没啥。快坐，哦，坐在这里。”金堂双手不费劲地一划拉，在炕沿上腾出了一块净地方。 惠兰坐下了，两人对视了一下，然后默默地等待对方发问。谁先开口呢？谈些什么呢？这情景真叫人尴尬！ “你，就一个人？”惠兰主动来的，只好主动问。 “嗯。” “北京人？支边的？” “是的。” “平时，你吃食堂？” “就是。” 寡淡无味的对话。有什么法子！这无疑是一次失败的访问。没过多久，惠兰起身告辞，不过临走时，她向他通报了姓名，并邀请他有空去她的单身宿舍玩儿。 惠兰的第一次来访，在金堂的心里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他只当她是来致谢的，这是人之常情。可没多久，刘惠兰又走进他的房屋。这一次，他的第六感官觉察到了一个可怕物，他感到惶惑不安了。惠兰迷朦复杂的心绪却已渐渐开朗：她割舍不下他，她要和他谈谈，她想给他些什么。给什么呢？是友谊还是爱情？她还说不清楚。 一个魔棒！一个神奇无比的魔棒！从她吞咽下去的那颗果核里生长出来并演化而成的魔棒的神力！ “我又来了，欢迎吗？”此时此地，平日恬静爱羞的姑娘也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她说话时，神情自然大方。 金堂却决心用冷水熄灭惠兰内心的情焰：“你，你还是不来为好。” “为什么？” “我是右派！”他故意把“右派”二字说得很响。 “真的？”惠兰倒吸了口凉气：“你反党？” “没！”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1949年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是党送我去华北革大读书，后来又叫我进绥远干校、内蒙财贸干校深造，党的养育之恩我永生难报，我凭什么反党？！” “那，为什么你是右派？” “……”金堂抬起头来，神情坦然地望着惠兰，一声不吭。 “是有人冤屈了你？” “我不敢说是冤屈。我们呼市建行，才五十来人，有十几个人打成右派，其中有我的朋友，他们叫我揭发，我没揭……” “那你为什么不揭？” “揭啥？人，能睁着大眼说瞎话吗？” “当然，不能……”惠兰不敢看金堂的脸，她心里翻腾着，无暇思索地回答。 “就这样，我成了右派，机关开除了我，妻子离开了我，我现在，正在三星人民公社接受监督劳动……” 还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呀？姑娘沉默地离开了金堂的家。 姑娘的步履是沉重的，金堂的肩头却如释重负……然而，一个星期之后，有如“海螺姑娘”一样，刘惠兰又奇迹般地出现在金堂的眼前。这一天，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可是，眼前的一切叫他惊呆了：一堆脏衣服洗净补好、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炕头上，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年糕和炸鱼，屋里站着穿戴整洁、笑脸如花的惠兰姑娘！ “你，你，你怎么进来的？” “你那锁是个烂锁，锁不住门么！” 是的，那锁早坏了，他没钱买，再说，锁对他没用，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你，你来……干什么呢？”金堂的嘴和心都在颤抖。 “我来，我来……我觉得两个人比一个人更能渡过难关！”惠兰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脸羞红了。 金堂的心一热，眼泪从眼角上淌出来。组织抛弃了他，妻子抛弃了他，她却来了。 此时此地，他说什么好呢？他无言地坐下来，任屋里久己失去的那种家庭的温馨气氛抚慰着他…… 是爱情吗？时间也太短暂了。 爱情的建立难道只是单纯地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在特定情况下，一刹那间的倾慕，胜似一生的追求！ 原来，自从那日分别，惠兰的心像堵了一块铅。她极力叫自己镇定下来，忘掉他！可是，他那张老成俊气的脸，竟叫她甩不掉，丢不脱！她失眠了。她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她是诚实的，诚实近于勇敢。她不得不承认，她爱上了他！ 她是善良的，善良是我们民族的美德。善良再加上诚实，然后体现在一个姣好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女性身上，就变成一种无法遏止的力量！于是，她才大胆地扬弃世俗的一切偏见，真实地向他走来。 他呢？是同意还是否决？惠兰用火热的眼睛看着他。 并非是笔者的杜撰，当时的他，一个并非爱诗写诗的他，伏案写下如下的诗行： 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找不到春天， 在浩瀚的沙漠里寻不到清泉， 若有泉水金不换， 润绿的心田，永生永世也不变！…… 惠兰看了金堂的诗，心里一阵狂跳，脸上升起一片火烧云。随即，从没写过诗的她，也情不自禁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心音： 眼下无路长青苔。 青苔滑脚脚飞跃， 因为真心她才来！ 一条神圣的感情的纽带，把他俩永久地系在一起。一年之后，他俩结婚了。没有任何仪式，没人前来祝贺，也没有任何嫁妆，他俩悄悄地领取了结婚证，又悄悄地搬上自己的行李家当，搬进他们的新房——一间没人用的磨棚里！ 新婚的当天，他俩凑够了5元钱，作为他俩新婚“宴会”的开销。当代的青年朋友，你们可知道，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然而，金堂和惠兰的心，幸福而充实。 “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容易渡过难关！”希望之星在他们眼前闪烁。可是，希望不等于现实。希望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座必然的桥梁。 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他们…… 道德是时代的镜子。 这正是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的时代。一些人心满意足地勒紧了裤带，警惕地睁大了眼睛！还是在刘惠兰和尚金堂最初相爱的时候，呼铁局中心医院的人事处Ⅹ主任就已掌握了刘惠兰的“新动向”。Ⅹ主任没啥文化，却很“革命化”。他不能允许他分管下的职工如此胡来！可是，刘惠兰和尚金堂的来往是秘密的。（那个时代的姑娘，谁愿意公开这种美好的秘密？）他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便公开制止，他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主任，刘惠兰到工会开了结婚介绍信！” “为什么给她开？”主任瞪起眼睛。 “……”为什么不给她开呢？她有公民权利。 “主任，刘惠兰把行李搬走了，她和那个右派结婚了！” “啥？是真的？岂有此理！”主任恼怒了。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刘惠兰爱得反常，Ⅹ主任恨得“在理”！ 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一个出生在铁路工人家庭的红色医务工作者，竟爱上了一个反党右派！右派的前妻和右派离了婚，划清了界限。她，一个模范职工反倒嫁给了他，这是什么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也许，这是右派分子出于反动本性，利用刘惠兰的年轻无知，拉她下水吧？Ⅹ主任决定派人调查，并亲自找刘惠兰谈话。调查和谈话的结果是一致的，刘惠兰心甘情愿，并且终身不悔！ 准了，准了，是阶级立场问题！那么就该“稳、准、狠”地打击他们！ 怎么打击呢？尚金堂不是本单位的人，况且已经打成了右派，再打，该打到哪里？而刘惠兰没偷没抢，又没有反党言论，该咋打击？要掌握分寸！讲究“政策”嘛！ 正好，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各机关都在精简人员，那就把刘惠兰远远地下放到北大荒的亚尔赛农场！妇去夫随，右派分子尚金堂也必须跟着去！ 仿佛亚尔赛不在中国的领土上，尚金堂和刘惠兰到了那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安全些。 可尚金堂所在的三星人民公社不在Ⅹ主任的职权范围之列，怎么办呢？那也必须把手伸过去，社会主义共同事业，革命者人人有责。 于是，一个电话过去了。对方的回答是：“尚金堂虽是右派，但表现尚好，是我们云母矿的骨干，不准备下放他。” 竟然会是这样！糊涂同志，糊涂观念！出于强烈的“革命责任感”，Ⅹ主任又派专人去三星公社，做公社领导同志的工作。 “尚金堂是在市建设银行打成右派的，他已经被开除公职，由组织安排到我公社接受劳动改造的，他不属于下放对象。再说，他劳动尚好，我们没有理由下放他。”三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这么说。他说的是真话，自从尚金堂来到三星公社办起云母厂，他在小井沟找到矿藏，帮助这个只有500元资金的小厂发展成一个具有40万元资金的大厂。他有功于公社，爱惜人才的公社领导怎愿意放他走呢？ 可在那种年代那种形势下，三星公社的领导也架不住对方的政治攻势：“尚金堂和我院职工刘惠兰结婚，分明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证明他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三星公社领导只好点头同意。不过，因为他们不愿配合对方的工作，还是提出：“我们没有下放尚金堂的费用开销……” 费用好说，我们包啦！工作算是做到家了！还有什么话好说？ 就这样，铁路中心医院的大门前，很快贴出下放刘惠兰的布告。布告是8月5日贴出的，声明从8月15日生效，而Ⅹ主任为了不出纰漏，8月11日就给一名干事写了一张“买明天晚44次去东北齐齐哈尔的三张大人票”（刘惠兰的母亲当时在呼市暂住）的手令。8月12日，刘惠兰和尚金堂揣着户口迁移证，背着行李，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6月4日结婚，8月12日下放，Ⅹ主任办事可谓雷厉风行！ 并非没人同情刘惠兰，她的同学和同事中不少人为她鸣不平！“惠兰，你五二年参加工作，又是中专毕业生，根本不在下放之列！你去找领导申诉！”甚至有人给她出主意：“要么，你和尚金堂离婚吧，离了，也就不下放你了……”然而心地单纯善良、秉性倔强刚毅的刘惠兰却没有那么做。她愿意听从组织的安排，愿意以劳动谋生路，愿意和她亲爱的丈夫共同生活，渡过难关，生死不离！ 北去的列车铿锵有声，声声掩击着尚金党的心！“惠兰，你跟我带了害。”在火车上，金堂揪心地对惠兰说。 “别这么说，一家人谁跟谁呢，要是我不嫁给你，你也不会跟我下放。”惠兰轻抚着金堂的手背，柔情似水地安慰着丈夫。 夜幕沉沉，列车上的这对年轻夫妇相互偎依着，寂静中猜想着他们未来生活的模式。此时此刻，身居呼市的Ⅹ主任在干什么呢？和儿女玩耍，还是和妻子谈天？谈论着他政治生涯中的这又一篇杰作？！ 杰作？杰作！是悲剧还是喜剧？是闹剧中的悲剧！请看下去吧！ 他们到了亚尔赛农场，农场的负责人对这对夫妻的到来感到莫名其妙：“你们单位没和我们联系呀，我们黑龙江的农场和你们内蒙古呼铁局没有什么纵的和横的关系呀，再说，我们的农场也已经超编了呀！” 一个纰漏在这里出现了：呼铁局中心医院人事处Ⅹ主任的职权在亚尔赛失灵！ 是工作疏忽还是故意整人？天高地远，两处不见！ 可怜的一对亲爱者！求人，人不留，返回没川资！他们只好住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小旅店里，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写信，等候组织重新安排。信，一封封发出。十天，二十天，四十天……泥牛入海无消息。 他们仅有的那一点点安家费很快花光了，更可怕的是他们没有粮票买饭吃！可铁路中心医院的Ⅹ主任的指示永远也不会来了——他们被抛弃了！ 人们啊，你们猜：当时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 人们啊，你们说：当时他们又该怎么办？ 去投亲靠友？尚金堂和刘惠兰都有亲友，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对政治罪人不愿意株连家庭，去分食家人碗里那一点点定量粮食。 想法回呼市？被人抛弃的刚烈者怎肯低眉折腰求权贵？ 绝望了吧，以死求全？不，绝不！真挚的爱情给他们以生力，他们对生活充满憧憬和爱恋之情。他们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只要祖国的土地不抛弃他们，他们要让未来证明：他们是清清白白的人！ 于是，从富拉尔基到虎尔虎拉一线的城镇和乡村的大道上，出现了一对年轻乞丐！ 流浪者是什么形象？饥饿者又有怎样的眼神？乞讨者内心的创伤如何撕裂痛楚？还有，他们又是怎样地第一次伸手张口？怎样忍受人们的嘲笑、辱骂乃至殴打？怎样接受人们的同情和那一点点施舍？…… 这一切，笔者都无从写来。因为笔者在采访时，刘、尚二人一涉及此事，就泣不成声，以致笔者也涕泪交流！怎么说又怎么写呢！ 哦，人们，任你们去想象吧！ 秋风萧瑟……他们是秋风中的一对枯叶，吹落了，再任风力随意吹向不可预知的远方。他们曾经是种子，种子的理想是生根成材。现在，他们是落叶，落叶的理想是寻求归宿。 归宿何方？何方愿意多事，肯收留一个背着反党黑锅的右派分子和他的妻子？ 存在决定意识。于是，一个新人出现了：尚午，一个家乡遭灾外出寻食的“盲流”。从此，右派分子尚金堂消失在人世上。现在，尚午和他的妻子刘惠兰成了身份清白的自由人。 好在那年月的盲流很多，人们对之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混杂其中，也没有人过问追查。这样流浪了一阵子，倒也相安无事。 10月中旬，他们流落到偏远的龙江县县城。他们在街上走，寻找着“表现”自己的机会。“表现”就是帮人干活，通过付出汗水再换取人家的施舍，这样做比伸手乞讨好受些。 有了，一个卖怵秸的老大爷从装秫秸的大车上滑落下来，他们立即赶过去：“大爷，摔着哪儿了？” “唉哟，妈拉巴子的，扭了腰！” “大爷，我给您看看，我当过医生。”惠兰扶起老人。 “大爷，让她给您按摩一下，我来帮您卖！”金堂说。 “哦哦，那就多谢二位，对了，林秸一块钱两捆。” “好了，您放心，错不了。” 不大工夫，秫秸卖完了，老汉的腰也不疼了。“大爷，这是卖林秸的钱，您点点。” “用不着，用不着，谢谢二位。”老汉揣起钱，用眼睛打量着眼前这对和眉善眼面带饥色的年轻人：“你们也是走关东的？” 金堂和惠兰难为情地点点头。 “看样子你们是文化人吧？贵姓？府上？” “叫尚午，她是我妻子，叫刘惠兰，我们原是干部，下放到河北老家，老家又遭灾了，没办法……” “唉！这年月！”老汉唉叹着，一脸怜惜之情！“家中还有啥人？” “只我们两个，要不，谁肯背井离乡呢。”这话半真半假。真——他们已决心和两家的亲人断绝关系；假——他们两人本是有父老兄弟姐妹的。 这下子，老汉高兴了。他自我介绍，姓王，也是河北人，早年跑关东来的，现在家里只有老两口。说罢，老汉取出大饼子叫尚金堂夫妻吃个够，完了，他提出：“二位若是不嫌弃，跟我走吧，咱膝下无儿无女，再说，咱黑李沟屯，缺你们这样的文化人哩。” 这正是金堂、惠兰求之不得的，他们欢天喜地地跟王老汉去了。黑李沟屯是一个穷苦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据说，屯子已有五十年历史，可屯里的人，却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经王老汉保荐，黑李沟屯的乡亲们二话没说，就一致同意收下这对可怜的逃荒人。王老汉把自己家的三间茅草房腾出一半给惠兰夫妇住，又同大队联系好，找了间废马棚当教室，请金堂教孩子们念书。从此，惠兰、金堂有了自己的安身处，黑李沟屯也开天辟地头一次有了自己的小学校，有了惠兰这样看病不花钱、不出屯的医生。 在黑李沟屯这穷乡僻壤里，刘惠兰夫妇一住就是八九年。在此期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获之物，仅能填饱肚皮。生活虽说清苦，日子却平静安宁。惠兰一连生育了二男二女，儿女康泰，夫妻恩爱，他们知足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年“内乱”开始。渐渐地，这块从前几乎没有干部问津的荒野山地，也不得安宁了。1968年秋，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黑李沟屯，好心的刘惠兰给宣传队队长治好了手上常年不愈的疔疮，这位农民出身的干部出于感谢之情，命令宣传队载歌载舞地为刘惠兰送来大红喜报，赞扬她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心红眼亮为人民！在这之前，尚金堂所教的小学已有两期毕业生，并年年在公社农民中夺魁。这一下子，尚午和刘惠兰的名声公社大噪。人怕出名猪怕壮。何况又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时代！公社知道他们是个黑户，不禁有人发问：是怎么来的？何许人也？再有嫉妒者一引申：是不是苏修特务、反革命分子？！ 这回他们的日子可难过了！成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一天“画皮”揭穿，叫人踏上千万只脚！1970年初，刘惠兰一家六口实在承受不住运动的压力，就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逃离了这个生活了将近九年的小山村！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夜里启程，并且没有告诉好心的乡亲们去向何方。 他们逃到了江西德兴县富家坞铜矿尚金堂的姐姐家。再经过尚金堂姐姐的上说下说，他们总算留下来。尚金堂在这个很小的民间铜矿上当了技术员，刘惠兰当了医生。金堂重操旧业，使出全身解数，居然使这个小矿成功地生产出质量很不错的硫酸铜矿产品，并和省有关部门签订了合同。他理所当然地受到铜矿领导的重视。惠兰因工作热心周到，也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可好景不长，江西抓国民党的运动日甚一日，比黑龙江龙江县的运动更凶更猛！又有造反派对他们怀疑起来，为了不便姐姐受株连，为了全家人的活命，同年12月，他们不顾姐姐一家的劝阻，又悄悄登上北去的列车，离开江西，去投奔黑龙江省龙江县崔家段刘惠兰的表哥。他们在那里过了个大年。大年一过，在当地公安部门一次突然查户口时，他们全家6口以黑户黑人的罪名全部落网。关笆篱子挨批斗，受尽辱骂拳打。十几天后，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再次逃出罗网，逃进内蒙古鄂伦春旗境内的大杨树镇，重新沦为乞丐！ 那年月，清查是家常便饭，一次，他们夫妻双双被关进装牲畜的大木笼子里游街批斗，每天靠儿女们的乞讨送饭活命。隔着木笼，儿子安抚父母：“爸，妈，你们多吃些，我们饱了。”儿子的慢言细语，字字烫心疼！ 隔着木笼，女儿问父母：“爸，妈，黑李沟屯的人多好，咱回去吧！嗯？”女儿的天真恳求，声声摧肠断！ 隔着木笼，望着小脸儿枯黄的两双儿女，刘惠兰夫妇泣不成声，泪洗衣衫！此时此刻，他们多想把儿女搂抱在怀里痛哭一场，可木笼如墙，使这可怜的心愿也不能实现！ 终于有一天，一位看管人员发了恻隐之心，放了他夫妻二人，并悄声告诉他们：“进山吧，那里也有盲流，那儿好活命。” 就这样，他们一家背的背拉的拉，从大杨树镇逃向大兴安岭深处，成了现代“野人”！ 春天。大兴安岭的残雪初化，林木返青，深山里到处能听到淙淙的水声和瞅啾的鸟鸣。杜鹃花开了，一坡坡一岭岭的，如燃烧的火，似粉色的云，远处，松林森森，白桦如雾，长草纤纤……大兴安岭胜似一幅姣好诱人的水墨画卷。 可是，拖儿带女的惠兰夫妇哪有心思去欣赏这如画如歌的美丽风光？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人一匹猎马一人一杆枪……”这是十几年前惠兰和金堂爱唱的歌。十几年前，过着野人生活的鄂伦春族人走出崇山密林，走出原始生活；十几年后，惠兰和金堂却带着四个可怜的小儿女走上高山大岭，走进原始人的生活。只是，他们空手徒步，没有猎马没有枪，连一根铁丝和一盒火柴都没有。 他们走进大山，沿着一条大山沟朝前走，走到头，又顺着一条小山沟走进去。 他们走累了，就坐在山溪边的大石头上，喝一顿山溪水解解乏；走饿了，就采些野菜煮着吃。 早已没有路径了，早已没有人烟了，他们还是往里走…… 山风拉响了密林无数绿色的琴弦，发出一种呜呜的悲怆的声响，这是他们夫妻二人心里的歌！ 他们终于来到密林深处的一座黑色的大山下，这里有一片坡地，林木稀疏，有草有水，野菜很多。好，就住在这里吧，就叫它“黑山头”。 这回可好了，这里没有人烟！没有人烟就没有运动，没有清查，没有打骂和歧视，没有户口也不大要紧啦！ 这回可好了，他们是闯进没有人烟的荒芜王国的“第一个”，他们成了这里的统治者——一切植物和野兽是他们的居民！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和改革！ 哧溜溜——两只兔子从草丛中跳跃而起，快，逮住它，开开荤！ 孩子们一阵欢呼，追得兔儿们狼狈逃窜。兔子没有逮着，孩子们却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了强胜者的力量和自豪！ 扑隆隆——一群不知名的大野鸟从野地里惊慌飞起，孩子们冲进荒草中，在咯咯地一阵欢笑之后，竟捧出十几个雪白雪白的鸟蛋！孩子们又领略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轻松收获的愉悦！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他们哪里知道，此时，他们的父母眼泪正往肚里流，悲苦淹心呢！ 夜幕降临了，真正野人生活的幕帘也拉开了。惠兰一家六口人披着两床破旧的棉被，坐在厚厚的干草地上，十几颗鸟蛋填不饱肚皮，干草和棉被不隔潮也不挡寒。在饥饿寒冷中，他们盼望着天明的太阳升起：突然，几声狼嗥，跟着，他们看见，在他们四周漆黑的夜幕里，亮起几盏鬼火一样疹人的幽绿幽绿的灯！ “妈呀！”“爸呀！”孩子们惊叫着，直往父母怀里扎！ “别怕，有妈呢！” “别怕，有爸呢！” 惠兰和金堂紧握手中的木棍，像母鸡护卫鸡雏似地护卫着自己的儿女。 恐怖！饥饿！苦难！孩子们终于明白了：大兴安岭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 奇特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没有歧视，但也没有温饱；不需要户口，但也没有生的保证。此时此刻，对生活的渴求，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 这是野人的生活，可他们毕竟不是野人。野人的进化是一个千百万年的过程，可他们却能以比野人进化快千百万倍的速度改进着自己的生活状态。 他们先把自己的家搭架在几棵相近的大树干之上。很快，他们放弃了它，又在山坡上支起马架子房，然后在四周刨挖深沟，沟上放上伪装，既是抵挡野兽侵袭的武器，又是捕获肉食美味的工具。 没有绳索，他们用树皮编拧；没有铁锹，他们用尖利的石块和木棍；没有火柴，他们用火石打燃。最后索性在屋里挖个大坑，里面燃起干柴，再用土一闷，叫火昼夜不熄。 开始，他们只吃三种野菜：苣荬菜、灰菜、苋菜。后来，他们又像神农氏尝百草那样，逐渐发现了四叶菜、鸡爪菜、车轱辘菜、老骨筋、马蹄菜……这些野菜的名称，多是他们以状命名的。自然，后来还有黄花菜、木耳、蘑菇、橡子、棒子、刺母果、草莓和其他各种野果。这些野生植物中，不少是中草药。这些天赐的良药，使他们一家在多年的大兴安岭生活中，竟无一人患过头疼脑热的疾病，真是一个奇迹！ 开始，他们的生活逻辑和林中的一切野生动物无异：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像动物那样开始四处寻食。他们发明了柳笛，用柳笛不断地发出信号，在四处分头寻食的活动中就不至于走失。（他们曾经走失过几次！） 他们捡到几个破罐头盒子，简直如获至宝。在密林的深草中寻食，他们就敲打罐头盒，那响声可以便害人的毒蛇和野兽受惊而逃窜！ 他们发现吃多了橡子就拉不出屎来，于是他们就大量地吃蘑菇润滑肠胃…… 渐渐地，他们的野人的生活达到自如的程度，他们的要求也就高起来。他们把四叶菜和小黄芪叶子晒干当茶叶。他们用树皮绳套野兔和狍子，用柳条编篱笆围鱼。更有趣的是，冬天，他们到大淖那凿冰洞，冰洞凿穿时，忽地一下，竟有成筐的小鱼和蚧蟥一下蹿跃而出。那蚧磺肉又肥又鲜，是城里人用高价都买不到的高级营养品！ 惠兰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负责孩子们的文化生活；尚金堂教孩子们认字写字。笔呢？用树枝，用草叶。用草叶当笔时，一个带花的白磁盘权作黑板。绿色的草叶汁印在磁盘上，是那么清晰。时间一长，磁茶盘的花色磨没了，盘子磨出个坑，可大儿子小保却练出了一手好字。 最叫人心疼的是，他们吃不到粮食和食盐！日子一久，他们的身子发软，经常打瞌睡。有时，望着孩子们舔食河边上的盐碱土，惠兰和金堂的心如刀割。于是，尚金堂起了走出林，去换取粮食和食盐的危险念头。 危险，他不怕。他心疼孩子，他有罪于孩子。要不是他的过，孩子们哪至于受这个罪！可是，出山，钱呢？这时候，他发现了贵重药材贝母。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如人类当初发现了铁而改善了人类生活那样，贝母的发现改变了他们一家6口人的生活！ 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在一片火烧地上，尚金堂发现了一些如果如石的白骨朵，他捡起一颗，用手一碾，成了粉未，再用嘴一尝，挺好吃！他只当是发现了一种可食品就捡来当粮食吃。不久，一位进山采药材的老人来到他们家，发现他家门口堆了一堆白骨朵，就出15元一斤的高价买。尚金堂一问，才知道这是珍贵中药贝母。他把所有的贝母全部奉送给老人，代价是出山时莫说这里有人居住。从此，老尚开始采集贝母，并壮着胆子出山去卖，然后换取一点粮食、食盐和必备的工具、日用品。这样一来，老尚一家的生活开始显著改善。他们开了一小片荒地，种上了高产作物——山药蛋。 所谓生活有了改善，也仅是和从前的野人生活水准对比而言。他们有了铁器——铁锹和斧子之类，生产方式（取得食物的活动）摆脱了原始状态。然而，他们的生活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他们的粮食和食盐很有限。原因是，尚金堂一年顶多能下一两次山（下山的次数愈多，危险性愈大），每次下山，为逃避警戒圈的眼睛，他要走最危险的山岭，钻最密集的森林，他所负载的重量不可能太多。也就是说，他们一家六口人，一年顶多吃上平常农民一个人的口粮。他们的食物仍然以野菜、野果、山药为主，他们仍然无法摆脱饥饿的威胁。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比饥饿更可怕的是虎狼，比虎狼更可怕的却是人！——那些奉命搜山的人！ 正值“文革”时期，这里每年都有一两次梳篦子式的搜山清查“氓流”的行动，（“盲流”改成“氓流”！）这行动是可怕的：见人抓，见房烧，然后审查收容。拳打脚踢是小菜，吊打用刑是常事！理由是：好人没户口？进山没好人。 差不多的“氓流”都散居在警戒圈之外的大山里，在警戒圈之内的“氓流”则是极少数。而像尚金堂一家隐居在大山深处。过着野人生活的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心里清楚，搜寻者是难以找到他们的，可一旦找到了，绝没有他们的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给搜寻者增加了困难而使搜寻者无比气恼，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搜寻者眼里更具有危险性！因此，每逢搜山，尚金堂一家人惊惧的心，不比在“阎王殿”里走一遭好受多少。 每次发现搜山的队伍上山，眼尖的孩子们便忙给父母传递信息。在看准孩子们四处突奔的方向之后，刘惠兰和尚金堂才怀着惊惧不已的心，缓缓地隐进山林。孩子们都是精灵鬼，而且十分熟悉地形，他们进入密林，如同鱼入水鸟入林，很难被搜山队发现。尚金堂也好说，他经常出没山林，对山里的路径了如指掌，即使被人发现，他也能如狡兔麋鹿，几蹿几跳也就会无影无踪。可怜的是刘惠兰，她久居山林，患了寒腿病，行动艰难，只好靠老尚的搀扶，选择林深叶密的去处，然后由老尚扶上树，隐在枝叶繁茂的树丫上。有时她在树丫上一蹲就是一天一夜！饥饿困乏，惊吓悲楚之状可想而知。 靠着灵巧的隐身术，他们多次成功地逃脱了搜寻者的搜捕。事过之后，他们只好再转移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另建家园。 一次次的搜山，使他们对人的疑惧一次次加深。在深山里行动，他们更为忌讳见到马粪和火堆火烬，更为忌讳走有人踩出的山野小径……他们把这些视为不祥之兆。每当遇见这种不祥之兆，他们总是爬上大树，或隐蔽或眺望，待肯定无人时才开始行动。 有一次搜山，大儿和小女不幸被抓，他们跪下来哭着哀求：“叔叔大爷，行行好吧，放了我们吧！呜呜……” “说出你们的大人在哪儿，就放了你们！要不，就吊起来打！” 此刻，孩子们的妈妈刘惠兰就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蹲着，她听到孩子们的哭喊，心都撕裂了。她决定从树上爬下来，去护卫孩子们！要死，死在一块！ 可当她刚一动作，就听到孩子们的哭诉：“叔叔大爷，我们是孤儿，没有爹妈！爹妈在前些天饿死了！要抓抓我们，我们没有爹妈！” 多么懂事的孩子，他们在保护她！刘惠兰伏踞在树权之上，任辛酸的泪水汩汩地流淌——洗着她那枯槁痛苦的脸，湿着她那褴褛肮脏的衣襟！ 人心都是肉长的。明知孩子们说谎，搜山队的人心软了。他们拿出半个喂马的豆饼扔给孩子，放了他们。当搜山队下山之后，孩子们回到妈妈身边，他们像发了大财一样地高兴，嬉笑着给刘惠兰烧豆饼吃。豆饼烧熟了，刘惠兰的心烧焦了！ “妈，你吃！” “妈不饿，你们吃吧！”惠兰抽泣了。 “妈不吃，我们也不吃！” “好，妈……吃，你……们……吃……” 孩子们吃了，吧嗒着小嘴直喊香，刘惠兰拿着一块豆饼，望着自己的心头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扔下豆饼，搂住孩子们大哭起来：“天哪，这算怎么一回事呀！是妈妈对不住你们呀！呜——呜……” 她愈哭愈伤心，最后竟在地上打起滚来！ “妈，妈别哭，搜山队会回来的。” “让他们回来，要抓，抓走咱们全家！” 搜山队并没有回来，回来的是尚金堂。他轻轻地跪在一家人面前，什么也不说，只是无声地流泪。孩子们见到这情景，纷纷抱着自己的爹妈悲嚎起来。 这是中国式的悲怆奏鸣曲！拉响在70年代的大兴安岭的森林里！ 当然，当他们发泄完自己久积内心的愤懑悲楚之后，他们又充满了强烈的生的欲望，转移到更深更远的山林之中。 渴望，渴望，渴望…… 渴望到哪一天呢？ 这一天，他们终于盼到了。 尚金堂在加格达奇遇见王荫桐同志之后，立即返回大兴安岭密林中的“家”。一路上，他兴冲冲地，不再诡秘地躲藏着人们的眼睛。在接近自己家的时候，他回首往事，愉快地唱起那首苏联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他出现在家门附近，首先被久久瞭望他的妻子发现：“嘘——金堂，你疯了，不怕有人听见！” “不怕！惠兰，快进家，告诉你个好消息！”他兴高采烈地把妻子扶进家：“惠兰，‘四人帮’倒台了！三中全会开过了！右派问题平反了！……”他已激动得语无伦次了。 “啥？你说啥？你疯了？”惠兰被丈夫的话吓住了。 “没，没，惠兰，你听我说，听我说……” 金堂激动地把从王荫桐那里听到的话一古脑儿他讲给妻子听。 惠兰的思想裹着一团迷雾，她迷迷瞪瞪，怎么也不肯相信。 “江青是谁，噢，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夫人吗？” “嗯。” “那，那，唉呀，你疯了！”别信这些，更不能回去。 这一下，尚金堂也说不清了。 结果，他们夫妻商量出一个万全之计：先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发个信，要求给刘惠兰落实政策，她不是右派，也不是下放对象。先放个试探性气球，保险！ 他们拟先写封信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人事处，可他们家里既无笔也无纸，老尚只好下山到大杨树镇写信发信。也正是这个时候，王荫桐同志根据老尚所说的方位住处来到他们的家，从森林里把他们接了出去，并安置到山沟外边的一个盲流点定居下来。 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的信一封接一封发出去，可时过一年却毫无回音。直到1981年11月17日，医院才回了一封信，信曰：“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对精简下放人员的问题，目前尚解决不了。”云云。 刘惠兰夫妇见到铁路中心医院的回信，并没有感到多大的失望伤心。此时此地，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比起森林里的野人生活，已是天上人间！ 不久，尚金堂担任了这个盲流大队的会计，刘惠兰拖着一条病腿，再次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社员看病接生，成天不得安闲。 时代毕竟不同了，尚金堂和刘惠兰自从出山以后，所见所闻，耳目一新，对党的政策有所了解。后来，在王荫桐同志的鼓动下，尚金堂给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呼和浩特市建设银行写了一封申诉信。呼市建行很快回信说：“在收到你们来信之前，我们曾四处打听你们的下落，但一直没找到。现在，得到你们的准确消息，机关同志都非常高兴……” 捧读呼市建行的来信，尚金堂夫妇痛哭失声。他们终于盼到了，终于看到了他们人生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 紧接着，呼市建行寄来了生活补助费，先是300元，后来又是300元，300元！……他们就用这笔钱，给全家买了粮食和衣物。至此，尚金堂一家的生活才真正得到了温饱！ 1983年10月15日，呼市建行派人来接尚金堂一家返回呼市。在返呼途中，他们在齐齐哈尔逗留了一天，在北京逗留了半天，去看刘惠兰和尚金堂的二老双亲。谁知，刘惠兰的父母早已闭目九泉之下！刘惠兰的姐姐抱住妹妹恸哭：“兰妹呀，爸死时盼你盼得合不上眼，妈死时直叫你的小名——兰啊，兰啊，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妈死不瞑目呀！” 在北京，尚金堂看到了自己82岁的孤苦老爹，老人见到儿子一家，竟在干嚎两声之后昏了过去！ 26年，生离死别，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归心似箭！他们很快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呼市的89次快车。当车过南口，尚金堂耳畔响起当年他离家参加革命时，他和全车赴绥远（当时内蒙古西部区）青年在南口车站上唱的苏联《共青团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他感慨万端，潸然泪下！ 他们终于回到阔别了22年的呼和浩特市！呼市建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们，并很快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当年刘、尚二人的好友也纷纷来家探视并为他们送来了被褥和家具。在痛痛快快地抛洒了一阵热泪、发出一阵唏嘘之声后，无数热情的慰藉犹如春风雨露般洒进他们的心田！ 从森林走出的孩子们，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好奇，并时有阵阵疑惧感产生。因此，不少令人发笑生悲的事情发生了。 当尚金堂带着21岁的大儿子上街买草垫的时候，大儿子看见人多，竟拉着爸爸的胳膊要跑，他着急地说：“爸，快跑，人多，抓咱咋办呀？” 尚金堂一阵心酸，他抚摸着儿子的头宽慰他说：“孩子，别怕，这些人和咱们一样，都在买东西。” “都和咱一样？咱也是官人了吗？” “是的，咱也是官人，从此再没人抓咱们了。” 孩子听到爸爸那肯定的答复，心才渐渐地安定下来。 小女儿捡到一个圆圆的下水道口的铁蓖子，竟然嘴馋了。她跟爸爸说：“爸，咱也炸这个吃。” “好，咱炸。”金堂辛酸地答应着，他心里明白，小女儿此时想起了要饭时吃过的油饼…… 笑话！是笑说。世界上的笑话虽多，但像这样使人听了柔肠寸断的笑话并不多！ 呼市建行为尚金堂落实了政策，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原职原薪，并补发了40个月的工资。 刘惠兰的政策却迟迟得不到落实。原因是：自1961年以来，呼市铁路中心医院已换了十届领导班子，新班子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又不肯多下力气跑跑，那就只有公事公办，拖吧。其实，当时处理刘惠兰夫妇的那个已经升迁了的人事处主任，就在呼铁局系统，找他易如反掌！凭心而论，打个电话，跑几里路，这和刘惠兰一家22年来流浪逃亡的行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再说，刘惠兰一家返呼的消息，当年的人事处主任也并非不知道，因为他的夫人仍在铁路中心医院任职！然而，他们不肯主动出面作证，相反，他们甚至放出风来：“当年处理的那个小刘子呀，唉哟哟，那小刘不是扎吗啡吗？处理是对的嘛！” 混淆是非！岂有此理！当年是有个扎吗啡的小刘，小刘是谁，放风者不是不知道，此人就居住在呼市，离他们家相距不远！ 天下奇闻：到了80年代，中国竟然还有人企图充当一生正确的革命者！ 然而，毕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换了人间。1984年3月，呼市铁路局开始整党，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关心下，铁路局整党工作组和局党组直接插手抓刘惠兰同志的落实政策工作，当年的档案很快找到，事情真相很快查明，刘惠兰的政策很快得到了落实！…… 现在，刘惠兰一家已搬进三室一套的新楼房，她的大儿子已安排了工作，另外三个孩子根据在大兴安岭自学的文化程度，分别上了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刘惠兰在呼市铁路中心医院治疗腿疾之后，又转院到了北京铁路医院，终因病情严重，做了右腿强直手术。她的腿残废了，但她的心——青春活力正旺…… 二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挥间，弹去几多泪水悲酸？但白雪终归覆盖不住它所掩埋的故事…… 美好的永远是人们所追求的。热爱生活的人们，将永远执著地热爱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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