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河南漫行记 中国必须改革。3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许多事情不可能再按照旧的模式走老路，有一些好的传统要恢复，也必须随着新的情况而有所发展。 一股巨大的、立志改革的热流，正在中国大地上滚动。它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面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使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又萌发了蓬勃的生机！ 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场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它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当代》编辑部委托我在今年7月和8月去河南省做了一点较为系统的采访。目的是想把一个省作为一个窗口，了望一下我国时代风云的动向，摸一摸祖国大地跳动的脉搏。 我在那里会见了一部分省、地、市、县的领导同志和其他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们。既看到了刚刚逝去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所留下的严重创伤，也看到了一些人们正为医治这些创伤所进行的艰苦战斗，听到了一些感人的事迹。 下面记录的就是这次采访的片鳞只爪。有对于往事的辛酸回顾，有含着痛苦的欢乐，有夹杂着失望的希望，有正在前进的雄姿，有对于美好明天的坚定而又执着的追求…… 第一章 老骥行 一 改革的关键在于人 和全国各地一样，河南也必须改革。我在河南时，《人民日报》正好发表了一篇文章：“治穷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读到的同志都说写得好。 改革靠什么？河南的同志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人。正确的政策要由人来制定和执行；先进的科学要由人来掌握和使用，所以，改革的关键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从一个省的范围来看，首先又在于这个省的领导班子。 在洛阳、平顶山以及随后我去过的许昌、漯河、禹县、郑州、兰考、偃师等地，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河南的变化确是很显著的。我自己也在一些工厂、工地、农村亲眼看到了这些变化。 河南受到林彪、“四人帮”特别严重的破坏，前省委那个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就闻风而动，贴出了第一张贼喊捉贼的大字报，把一大批干部引向了邪路，使河南人民蒙受了很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之后，他和追随他的一伙，还乔装打扮，继续占踞在领导岗位上。经过河南省委内部一些同志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直到1978年下半年才算初步揭开了盖子。1978年10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河南问题的决定，并陆续派出段君毅、刘杰等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前来河南，逐步加强了改组后的新省委。这在河南是一个大的转折。 在那之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取得了揭批查的决定性胜利，跟上了全国把注意力的中心转向“四化”的步子。单是1979年，就平反、昭雪了被林彪、“四人帮”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十几万起冤、假、错案，使数以百万计的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重又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在工农业生产上，也有了个较大的发展。去年粮食生产突破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78年河南还向中央要了六亿斤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去年河南已向国家提供了四亿斤粮食，还支援兄弟省一部分；今年，如无特大灾害，还可能继续有较大幅度增产。过去有名的穷地方兰考、范县等地，一到春天农民就四出要饭，这两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 我先后看了些自由市场，发现自由市场有些粮食的价格，竟然稍低于国家收购超产粮的牌价。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部门的仓库开始感到不够用了。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农民卖粮发生困难，甚至不得不为卖粮食去走后门的异常现象。猪肉提高价格后，已连续临时降价三四次，自由市场上一挂挂膘厚肉嫩的肥猪肉，很少有人问津。卖猪也出现了困难，卖肥猪更困难。因为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后，油料作物普遍增加，社员个人的自留地里也种了不少油料作物，农民吃饱了肚子，自己又榨了些油，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想吃肥肉解馋，也想吃些瘦肉了。 工业生产方面，前些年一直赔钱，单是小化肥和小钢铁这两项，就足足赔了18个亿。去年工业已上交利润十个亿；今年上半年又实现了增产、增收双过半，预计到年底还会为国家积累比去年更多的资金。 对于这些变化，尽管河南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很不满足，人民却是自有公正的评价的。他们说，这是因为：政策好，天凑巧，干部群众心一条，都把心劲扑到生产上去了。说政策好，就是已经进行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心、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规律的改革。这些改革，多数是根据党和国家的统一指示进行的；也有一些是河南省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自己做出的。说天凑巧，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去今两年河南都有过较严重的旱灾、涝灾。经济战线的这些变化，是广泛调动了人的积极因素同大自然进行苦斗才得来的。说干部和群众一条心，当然也只是相对而言。河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一再指出：党风和干部作风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必须继续做出极大努力加以纠正。但是比较起来，已有不少的改进，这也是事实。 这些变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取得的？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做了些什么？现在还存在些什么问题？要进行全面叙述是不容易的。我在河南期间，曾有幸和一部分省委负责同志有过一些接触。那么，就让我先从在省委领导部门工作的几位老同志说起吧！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插入一点也许算是多余的议论。 建国以来，我对于这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认识，大约经历过几个阶段。50年代初，那个至今仍常常为许多人怀念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黄金年代，我刚则参加工作不久，凭着一股革命激情和少年时代的天真，使我简直觉得每一个早期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当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出现曲折，而我个人在政治上也受到一段不公平的待遇时，仍然觉得他们总体上是好的。因此，当文化革命的狂风乱雨突然到来，当权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走资派时，我的内心是痛苦而又复杂的。我为他们暗暗流过不少眼泪，熬过不少不眠之夜。可在揭发出来的大量真假莫辨的材料面前，我又感到迷茫和彷徨，我也曾一边跟着举手呼喊“打倒走资派”的口号，一边暗自提出疑问：这么多曾经为了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怎么在一瞬间全变成了“牛鬼蛇神”？ 随后而来的十年动乱，用一件件血和泪的事实教育了我。这十年，作为一个没被改造好的“臭老九”，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分别尝受过被“造反派”、“工宣队”、“军宣队”等等名目繁多、在“文革”中应运而生的领导人领导的滋味，终于逐渐辨别出还是那些在50年代就已担任了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懂得阶级感情，处理事情也较为稳妥周到，尽管他们每人也都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因此，当1976年我们的国家终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许多老同志又走上新的岗位时，我是那样地为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可是，在最近的二三年内，我又不停地听到各种各样新的议论。其中特别激烈的，甚至把不少居于高位的领导人，统统当作“封建特权”、“专横跋扈”、“思想僵化”的同义语。我在这里不想为他们辩护，因为确实有不少事实，可以为上面那种论点做旁证。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忧虑的。可是，更多的，那些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脊梁的老同志，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我们这些被称作文化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很难有机会直接看到、直接听到。这种现象必须有所改变。它往往是造成领导层和人民群众之间隔膜的原因之一。领导者必须了解群众，否则便无法正确地进行领导；人民群众则有权利要求更多地了解领导者，否则便也无法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同志关系。这一次，我总算有机会在河南就近观察了一些党的高、中级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并且和他们进行了一些推心置腹的谈话。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我所看到、听到的情况，忠实地报告给读者。 二 “有志献余生，无心计功过。” 让我再补叙一下王树成同志。在平顶山市，我陪同他一起看了好几个工厂。其中有正在兴建的，具有当代最先进水平、全套设备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帘子布厂；有从建厂以来几乎一直亏损，生产管理至今仍很混乱，不少新试制的产品还未从窑内取出就已被偷光的陶瓷厂；还有时好时坏，不好不坏，长期处于中游状态的制革厂、皮鞋厂等等。从早晨六七点钟直到深夜，他和我一起紧张活动了整整一天。接着又连夜赶往另一个城市许昌。 当我们正在许昌调查访问时，他忽然接到留在郑州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同志的电话，说是其他下去的省委负责人都已陆续返回郑州，要他也立即赶回去，参加常委扩大会议。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归程。他走后，我又在许昌、漯河两地做了些访问，然后绕道禹县，参观了位居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钧瓷的发源地神后镇。7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我赶到事先和树成同志约好的会合地——郑州省委第二招待所。 树成同志和其他几位从外地调来的负责同志，还住在招待所内。近年来，我听了不少关于某某负责同志住在某高级宾馆内非法享受奢侈待遇的传说。有些经事后查证，果然并非讹传。这个招待所会是什么模样呢？我很想知道。我到郑州那夜，天已经很晚了。招待所的那幢两层楼房隐在夜色里，很难看清什么。住在楼内的人，包括树成同志，都已经休息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按照树成同志的吩咐还在等着我。他把我带进一间不大起眼的房间内，也很快走了。我倒头躺下，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微明。我走出楼房，到外面散步，顺便也想看看周围的环境。这里比我想象的要空阔得多，也荒芜得多。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范围，只盖了两小幢楼房。据服务人员说：这里原有一片很大的花圃果园，现在已改种了庄稼、蔬菜，还建了一个猪舍。林荫道上有杂草，另一幢楼房前的一个喷水池，已经干得见了底。还剩下的一个面积不大的小花园，也由于管理不善，没有几种像样的花卉，和附近那一大片茁壮的玉米相比，实在逊色得多。这时天已经大亮，我发现昨夜有人告诉我的树成同志所住的房间内，电灯还在亮着。我犹豫了一下，走进楼房，轻轻敲了敲他的房门。 门开了。树成同志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趁着他让我坐下给我倒水的一会儿，迅速地打量了一下他的这间既是办公室又是会客室的住房。由于摆了两三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张书橱，这间约有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让人感到有些拥挤。写字台上有一大叠还没有批阅完的文件，旁边整齐地放着几本《唐宋名家词选》等古典诗词选集。我望了望桌上的文件，说道：“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 “年纪大了，睡不着。这已经成了习惯。”树成同志的声音有些嘶哑。 “您患了热伤风？”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的那套中山装，和我穿的短裤、汗衫是多么不协调。 “哎，没什么，吃了点药，好多了。”树成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 “听说您老伴没跟来？”我扫了一眼里面半间卧室轻掩着的门，又问道。 “嗯，还在湖北。我过去长期在湖北工作，她还留在那里。”树成同志解释着，停了一下又说道，“她身体很不好，患有好几种严重的慢性病，一到夏天就喘不过气来。武汉是个大火炉，今年夏天还不”知道她能不能过得去。我正有些为她担心。” 树成同志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焦虑。我跟着劝他道：“回去看看吧！” “我也这么想过。”他走近桌前，取出一份下面向省委报告旱情的电报，继续说道，“今年河南也出现高温，郑州这几天都是摄氏四十度左右，有两个专区已经出现旱情，再不下雨，不仅粮食作物要减产，烟叶、棉花这些工业原料，也要受影响。实在走不开啊！” 我们俩都不说话了。我想转换一个话题，便从桌上的几本诗集谈起，向树成同志提出希望能够拜读到他的诗。他听了笑着说道：“我的诗是不能给人看的，拿不出手。诗言志，我不过是借以抒发一点情怀。你一定要看，就请你看看这首我来河南之前写的步陆游原韵的《钗头凤》好了。”他从一叠用宣纸抄好的诗稿中取出一张递给我。这首词是这样的： 风萧萧，水迢迢，黄鹤一去歌声渺。西风烈，沉云浊，一腔热血，十年蹉跎。错！错！错！ 暮雨霁，长空碧，枥下梦驰八千里。等闲过，情急切，余生几何，岂容消磨。莫！莫！莫！ 我很喜欢这首词里的“一腔热血，十年蹉跎”，“枥下梦驰八千里”等句子，便同他说了。他对我简单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几个主要阶段的心情：前17年，自己虽然也办过些错事，脑子发过热，可在主要方面是向上的、积极的；中间十年，个人受了点委屈，这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建设被耽搁了，老百姓受了苦；所以，这几年，老战友们在一块谈心，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想趁著有限的时光，尽可能多做点事情。 他的话时断时续，我信手翻阅着他的另外几页诗稿，其中一首《浣溪纱》吸引了我： 十年尝尽闲滋味，不堪昼永夜无寐，梦断关山路幽昧。苦恨年华成逝水，沃原沥血无应对，东篱把酒孰心会？ 我读着读着，心里涨满了苦汁。我觉得：这首词可以成为前一首词的补注，它更加具体地叙述了十年动乱中他那种痛苦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许多老一辈同志中具有代表性。我想到：这些革命老同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了大半生，现在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包括树成同志在内，可能都要在不久之后逐步离开领导岗位，退居二三线。他们眼看着国家的面貌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产生那种紧迫感是真切的。我还想到，在许昌地区，听到关于他的几件事：他在去冬今春两次去那里检查工作，通过到基层具体了解情况，不仅破格提拔了几个中、青年技术人员担负工厂领导工作，还向省委建议免去了漯河市的一位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也遭受到严酷迫害、不贪污、不腐化、奉公守法、在干部中有一定威望，但是干劲不足、行动迟缓、搞“四化”不力的市委第一书记。《人民日报》对此曾有过报导，在许昌地区和全省都产生了震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想：树成同志明明知道要受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仍然雷厉风行地坚持那样做，其重要原因之一，显然就是这种紧迫感。 “有志献余生，无心计功过。”“莫图生前名，应念总战略。”树成同志另外几句诗；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在随后接触到的其他几位省委负责同志那里，感到这也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在第二招待所小餐厅里，我被介绍给刘杰同志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同志，以及刘杰同志的爱人、河南省委副书记、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同志等。第一次和这么多一个省的负责同志在饭桌上相遇，我感到有点儿拘谨。饭菜端上来了：北京风味的捞面条。再有，就是当作盖浇菜的一碟豆芽，一碟豆角，一碟西红柿，一碟炒鸡蛋。伙食这么简朴，出乎我意料。这是偶然的呢？还是经常如此？过了几天，我发现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便找了个机会问了炊事员同志。他们说：以往的伙食是相当好的，那时表面上是每人每天一块钱，实际上却是实报实销，亏多少补多少。十几个人的食堂，有时一个月竟补助二三百元。党的《准则》公布后，段君毅和郭坦同志都提出要严格执行伙食标准，其他同志一齐响应，这样便把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提高到一元二角，超支部分一律不报。这个食堂就餐人数少，伙食很不好办，上个月亏损五角多钱，还得在这个月找回来。 段君毅同志哪里去了呢？听几位负责同志在饭桌上谈话，才知道：今天一大早他就和胡立教同志一同到地处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向一位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去了。他们并说，这位中央负责同志还要到郑州来。我不便多问，只好低着头一个劲地大口吃着面条。 刘杰同志亲切地主动问我：什么时候来到河南？已经去过哪些地方？有什么印象和意见？我坦率地说了些对河南省的初步变化的印象。乔明甫同志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把膝盖紧紧抵住胃部，感慨地说：“山河未变两鬓斑。这些变化实在来得太晚了，把我们这些人的头发都等白了！” 我们正在说话，又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同志。他走到桌前拿起空碗筷就盛面条，听到树成同志又一次谈到河南这个文化摇篮缺文化时，突然用筷子轻轻敲了敲碗边，挺有韵味地低声哼了句：“啊，摇篮！……”李宝光同志打趣道：“老板！你该把过去丢掉的二胡、风琴抬回来了！” 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被称作“老板”的同志。宝光同志笑着介绍道：“这是我们省的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院长李福祥同志。他过去也是个文艺爱好者，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这个老板，在河南可出名了。批林批孔时，全省掀起了一股追查黑茶馆内幕的风浪，说他家一个月就喝了四斤茶叶，开了个黑茶馆，把一大批老同志召拢在一起大讲黑话，大骂那些‘中央首长’。那次风浪牵涉面很广，不少老干部都被整得很苦。长期在河南工作的现省委两位书记戴苏里、李庆伟同志也都被说成是黑茶馆的黑后台。” 三 王若飞同志的生前难友 宝光同志的话，把我带入到对于那个黑暗岁月的回忆中。我联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乔明甫同志写的《若飞同志在太原狱中》，还听说他在文革时期又坐了八年牢，便在饭后匆匆忙忙找到明甫同志，说是很想有机会和他谈谈。 当天下午，乔明甫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到我住的房间。我们随便地聊了起来。 他的语调很轻松，声音爽朗。我望着他那清癯的面容，深陷的眼窝，默算着他的年龄：他是1936年夏天，在山西太原陆军监狱和王若飞同志成为同狱难友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44年，他至少也该有65岁左右。 “河南地处中原，是我们国家的心腹之地。闹得不好，也会成为心腹之患。”明甫同志开门见山地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河南省的重要性，“‘四人帮’横行时期，在那一小撮人眼里，河南曾是他们的‘解放区’，是他们的‘红色根据地’，地位仅次于上海和辽宁。所以，河南揭批‘四人帮’、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任务也特别重。” 一谈到林彪、“四人帮”，他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又习惯地把一只脚踏在床沿上，用膝盖紧抵着胃部，继续说道：“从河南这个窗口看全国，我们的历史教训很多。解放后，直到1957年，河南都搞得很不错，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党的威望一年高过一年。从那时起，我们的脑子越来越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越搞越左。1958年来了个烧光、吃光。大办钢铁，把山上和社员家前屋后的树全烧光了；大办食堂，把一点余粮也吃光了。人民遭了大难！结果我们反而又去整基层干部，把账算到他们身上。好不容易从1961年开始，才慢慢恢复过来，到了1965年，又搞运动。十年大乱把好端端的一个党，搞得凄凄惨惨。现在有些人说我们搞了30年建设没搞出什么名堂，哪有时间搞工作呀，力量都花在整人上了。我自己参加革命40多年，坐过国民党三年牢，又坐过‘四人帮’8年牢，前前后后共坐了11年大牢。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平均每四天多一点，就有一天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说着说着，他突然问我道：“你知道田家英同志吗？” 我说：“听说过。” 他又问：“也知道赵汉同志吗？”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充满感情地说：“都是些很好的同志啊！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死了！他们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本来都还可以为党做很多工作的！” 我停下记笔记，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口水，声音逐渐低沉：“我前些时候，刚去北京参加了安子文同志的追悼会。解放后，我和他一起工作了13年，他最了解我，我也了解他。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同志还有赵汉同志和我等五个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一下子全被宣布为‘三反分子’。安子文同志和我，还都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8年。再以后，他被送往安徽软禁，我也被送到洞庭湖的一个岛上。这两年，我调来河南，他回到北京，彼此仍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我知道他被‘四人帮’折磨成一身重病，可总还盼望他会一天天好起来。不料，今年6月24日，国务院一个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安子文同志病危，要我赶往北京和他见个面。我一听，心就揪了起来，当即动身。等我赶到，他已在几小时前去世了！他在生命垂危时，还喊过我的名字。我们就差那几小时，却没能见最后一面。我有很多话，都没来得及对他说。听他身边的同志说，他在去世前，看过《刘小奇同志最后的二十七天》那篇文章，整整哭了一天。他不是哭自己，他是觉得刘少奇同志死得太冤，太惨！” 我听到他的话音里有些哽咽，忍不住抬起头来，发现他的脸颊上已经挂满了泪珠。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组织部长流泪。我曾经错误地认为：搞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是些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现在才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同志。一个好的组织工作者，恰恰应该是最富于人情味的人！谁说共产党人不应具有人情味呢？我眼前这位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老同志，他在国民党监狱里，戴着铁镣手铐，受到严刑拷打时，没有哭泣过；为了向反动派表示抗议，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绝食五天五夜，粒米滴水没有进过口，也没有哭泣过，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胃至今还留下了后遗症，吃饭、说话时不得不经常用膝盖抵着胃部，好抑制胃痛；今天，他却为一位刚刚去世的老上级、老战友哭泣了！有谁能责怪他的软弱呢？！这眼泪不是水，是火，是一股股愤怒的火焰！ 我也流下了热泪，低声向他说道：“明甫同志，我的家乡在安徽。我有位朋友就住在安子文同志被送往安徽淮南软禁起来的地方附近，他说那里的群众到现在还很怀念安子文同志。人民是不会忘记者一辈革命者的功绩的！”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泪痕，逐渐平静下来。他说：“是啊！我们的人民群众实在好！战争年代，他们养活了我们，用手推车把我们送过黄河，送过淮河，送过长江；前些年，他们跟着我们一道受罪，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改；现在，我们刚有些改变，他们又热诚地拥护我们。文化革命中的不少往事，我都强迫自己忘却了。只有我在洞庭湖的那段遭遇，还常常想起。刚去时，那里的年青人不敢接近我。因为上面说我是个‘大反革命’。渐渐地，便有人偷偷摸摸地来到我的住处，以后更越来越公开化了。厨房大师傅看我有病，便单独给我做饭。农场党委书记的女儿，看我衣服脏了，趁我不注意就偷去洗了。周围农村的群众，下地劳动时，就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代管，我住的地方成了托儿所。孩子们都叫我‘乔爷爷’！我离开那里时，群众送我，他们哭，我也哭。我还想过：将来我退休时，再到洞庭湖那里，就在那里度过晚年！可正因为想到这些，有时心里反而更加难过。我们这些人，革命一辈子，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给群众带来好处，现在头发都白了，快去见马克思了，这个心愿还未实现！我这个人，现在说话办事都很容易激动，不愿再讲官话套话，我还常常办错事，要抓我的毛病可多了。可我越来越相信：现在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五中全会中央书记处成立时，我曾用个人名义给胡耀邦同志发了个电报，表示拥护。我都这么大了，还想升官吗？不想了，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对中央现行政策的态度。按现在这个路子，这些政策，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可是许多受到群众欢迎的政策，执行起来还有困难，有各种各样的人明里暗里反对，这场斗争不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的！” …… 这一夜，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已经听到的关于乔明甫同志的一些有褒有贬的议论。比如说：他的脾气很倔，和秘书、警卫员的关系搞得不大好。他竟然向秘书下令：不准阻挡任何一个想见到他的人，还为此发了些脾气。有一次，他还独自一人跑到机关干部宿舍里，和省经委一个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谈了一晚上。他甚至还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一样，直接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取消警卫员制度。批评他的人说：“这未免有些标新立异。”他反驳道：“怕什么？不能再人为地把我们和群众分开了。”还比如说：他为了一个普通服务员父亲的急病，竟然通过个人关系，几次给北京的老朋友打长途电话，要他们代买一种在郑州不好买到的特效药，这显然也违反了某些常规。当然，表扬他的也颇有人在。比如，有些人说：在他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倡议和支持下，郑州市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少年宫。它建成之后，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在建设过程中，他不仅事事关心，有一次还冒着大雨亲自去工地检查进度，和建筑工人们谈心。……这些褒贬，可能都各有道理。我了解的情况还较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却要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总希望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多看到一点人情味的东西。 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应该是个人，而不应是个神！ 四 一位向前看的省长 在河南，我还曾先后和其他好几位省委负责同志谈过心。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使我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我如果全部写出来，这篇文章就未免太长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约束一下自己，只把和刘杰同志有关的一部分情况，再报告给读者。 刘杰同志的革命经历颇有点传奇色彩。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高材生，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后，他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还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是六朝古都开封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也是河南省第一任省委副书记；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同志共过事；接着，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部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作出过努力；1978年秋天，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时，由于他和河南的这些历史渊源，才又被派来河南。 从30年代初到今天，他的工作范围，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地下又转到天上，最后再从天上回到地上。作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在这好几个方面都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许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名人物打过交道。因此，当我和他有所接触，并且陆续从有关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曾和他开玩笑：“刘杰同志，你的这些经历，如果在西方，简直可以靠写回忆录发财了！”他听后也笑了，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向前看。” 一向前看”，这是刘杰同志的一条行动准则。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工作又很忙，可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外语丢得久了，文化革命中，挨批斗受审查时，有了些空闲，又捡了起来。据熟悉他的人说：他现在的外语程度，比他大学毕业的孩子还要好。来到河南，因为是省委的常务书记和省长，要抓全面工作，他又在学习一些过去不懂的东西。比如：他正在学习系统工程学这门管理的科学；还向小麦专家学习小麦方面的知识；也向水稻专家学习水稻方面知识。他从来不曾反对别人用自己个人的遭遇控诉“四人帮”的罪恶，认为那可以激励斗志。可是，关于他自己曾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诬陷、迫害，他却从不愿谈。至于他曾经做过那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就更不愿多谈了。 在我们的好几次谈话中，只有一次算是例外。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天。他又一次向我谈到河南能不能在2000年实现中央提出的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他突然想起在二机部工作期间，苏联撤走专家时的心情。他说：“苏修把专家撤退了，我们怎么办？有的苏联专家说：‘你们也要搞原子弹？甭想！等着卖废铁吧！’这以后，总理经常问：‘刘杰，什么时候响呀？’当时我要是自己钻进原子弹里就能够让原子弹爆炸，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他的个子不高，背稍稍有些驼，说话声音很轻，眼角唇边都带有几分笑意，穿衣服很不讲究。乍一看，怎么也难把他和一个7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省长联系起来。可是，谈着谈着，你就会被他那亲切的语调所吸引，你会觉得这个表面看来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躯里，蕴蓄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那一次，他还向我说：“我搞过几年科学组织工作。搞科学，最讲究实事求是，有时却又不得不冒一点险。第一颗原子弹上天，就是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先确定1964年10月要上天的完成期，倒着往前排日程表的。6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了，震动了世界。现在要治穷，要在2000年实现每人每年平均产值1000美元的计划，办成了也会使世界震惊。当然，这次困难比那次还要大。因为，十年动乱把人心搞散了，党的威望也比那时低得多。可是，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是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力量重新拧在一起的。” 就在今年6月和7月那个热浪滚滚的季节里，他带了八九个人，坐着一辆面包车，从伏牛山到大别山，跑了一个多月，一个一个专区，一个一个县的深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总共跑了6000多公里，7月中旬才回到郑州。他用许多亲自调查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我说明：河南的形势确实有了深刻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还只是开始。他向我谈到，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老公社书记说：这两年，比1957年前、1962年后建国以来两个最好的年代还要好。因为1957年前，还没有经过失败和挫折的教训；1962年后，只是刚刚渡过困难，感到松了口气，对前途还看不清。这一次重新起步，不光变化快，大家都觉得步子迈得比从前扎实得多。 他很高兴地谈到：取得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帮助大家解放了思想，把实事求是这个武器又找了回来。他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河南有山有水有平原，矿产丰富，能源不缺，不少经济作物在全国很有名，可以发挥的优势很多。可是，我们过去有山不靠山，偏要把山上的树木砍掉，开荒种粮食，搞一点山区多种经济，就算是资本主义；我们有那么丰富的铝土矿，那么多的大煤田，不发展制铝工业，不搞煤的综合利用，偏要到处一窝蜂地去搞小钢铁；我们的烟叶全国第一，棉花全国第三，本来应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偏偏发展了那么多机械工业，造成现在工厂严重吃不饱；黄河滩上的沙地很多，沙地适合种花生，一亩地最少也能收一百多斤，却偏偏要在沙地里种棉花、种红薯，收十斤八斤也要种。这样乱折腾，怎能不穷？” 也许是由于他在战争年代曾经在河南工作过的缘故吧，对于河南的穷，他有着切肤之痛。他谈到：虽然河南的形势已经有了不少变化，可是，全省发展还很不平衡。总的来说，农村比城市走得快，农民生活的改善，也比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明显得多。他这次下去，在固始县城关公社，看望了一对姓陈的老五保户夫妇。老两口子都已七十多岁了，养了108只长毛兔，一年可收入六七百元。单是固始这一个县，就喂了80万只兔子，40万只鹅，一下地，白茫茫一片。郑州郊区有个社员搞副业，自己买了辆摩托车。更不要说全省有名的刘庄、宋庄、白庄、回锅镇这些地方了。那里有的社员，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00元，社员急着想买电视机、缝纫机这些高档商品。可是，这样的社、队、户还很少。全省37万多个生产队，年收入每人在100元以上的，只占10.4％，大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年收入只是60元左右。有一些县和公社，还很穷很穷。为了亲身感受一下穷的地方究竟穷到什么程度，他这次特地到大别山深处的新县看了看。 新县是个老根据地。从那里出去参加革命，后来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以上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有的现在仍担任大军区以上的领导职务。刘杰同志在浒湾公社黄墩大队看望了四家社员。有个老婆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分出去了，还有个儿子是个憨子。刘杰同志问她：“粮食够不够吃？” 老婆婆一听，就哭起来了：“咋以够吃！” “那你咋办？” “养鸭子，买粮食。” 刘杰同志又问一个年轻社员：“你们这里有水有山，为啥不够吃？” 那个青年社员指了指四周：“那上面修了个水库，两边还修了水渠，把俺的地都占了。” 刘杰同志低下头来。他想起：这些年用各种名义无偿占用生产队土地的现象，实在太严重。河南过去的耕地有1亿2千万亩，现在只有1亿1千万亩了。30年搞掉了1千万亩耕地，可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很快。 他接着又问一个中年妇女：“你家够不够吃？” “不够。” “你们咋办？” “养点鸡和鸭，卖鸡蛋鸭蛋，小孩爸出去卖唱，要饭。” 另一个社员补充道：“现在总算好些了，养鸡养鸭不犯法了。过去只能出去要饭。” 刘杰同志望了望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还有一个有了病没钱看的老婆婆，忍不住回过头来难过地对同他一道去的新县县委书记说：“听了叫人心酸。我们这些人，对不起老区人民啊！” 当天晚上，他回到县里，给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在家主持省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副省长李庆伟同志挂了电话。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为了让老区人民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三年之内不给新县统购任务，每年还定销给新县2000万斤粮食。 第二天，在新县正在召开的各公社书记会议上，县委书记把这个消息一宣布，人心大定。大家纷纷在一起讨论怎么挖穷根。一些公社书记：“新县为啥穷？是吃大锅饭吃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穷了，阶级斗争天天斗，斗穷了！”还有些人说：“我们过去有山不靠山，有水不靠水。集体富不起来，还不让社员自己搞。现在政策放宽了，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思想也得跟上去，要千方百计让社员富起来，不能再厚着脸皮伸手要粮食。” 我在河南的这段时间，深深感到：党中央和河南省委已经进行的一些改革，如在工厂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在财贸部门改革许多不合理的“官商”经营方法；以及废除干部终身制等等。这些措施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阻力，逐步得到推行，无疑是和广大干部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把他们说成一无是处，显然很不公允。当然，无可否认，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毒害和腐蚀下，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中，确实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 从刘杰同志和几位同他一道下去的同志那里，我就得知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 随着河南农村经济形势普遍开始好转，出现的新气象之一，就是很多社员家里都在盖新房。刘杰同志下去时，也最爱看社员们新盖的房子。为了逐步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困难，河南和全国一样，也制定了允许居民自建房屋的政策。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某些有职有权或无职有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却乘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为自己兴建“安乐窝”、“养老院”，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在几个县城的城关镇和公社所在地，刘杰同志看到一些远远超过一般社员标准的新建房屋，他很想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的住处。有一次，他在一个县的城关镇看到一幢新房，就下车进去看了看。这是一套共有六间瓦房、一个小院的住宅。大门上面吊着两个准备挂灯笼用的铁环。三间堂屋，三间厢房。厢房的门上有两个大字，一边是个“安”字，一边是个“乐”字。进到屋内，新桌、新椅、新立柜、新自行车、新缝纫机，一片新。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桌边还有一篓子空酒瓶，足足有几十个。他问了问这是什么人家？原来是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位营业员。 一个糖业烟酒公司的营业员怎样盖起了这么阔气的房子？土地、钱、材料，都是从哪里来的？仔细一查问，才知道：这股风还是从县的一些领导干部那里往下刮起来的。水利局有五个正、副局长，因为正局长盖了私房，四个副局长也跟着盖了。这个县抗旱时共分到80根打井用的长杉木杆子，都被这五位局长盖房子分用了。有个银行行长，要盖房子又没钱，便找到自己家乡的生产队长，要把他家的三间破草房硬卖给队里。队长说：“没钱。”行长说！“不要紧。我给你批贷款。”批的贷款刚从银行取出，就又从队长手里转到他手里。还有个生产队，要找银行批贷款买拖拉机。行长说：“贷款可以。拖拉机买来后，先给我拉几天上和石灰盖房。”结果，买来的拖拉机没往生产队里开，先给银行行长十了几天私活。所以，那个营业员的那篓子酒瓶，就很好解释了，请大队书记喝上几杯，或者再利用职权给他一点方便，盖房的土地问题就解决了。刘杰同志越听越生气，不得不下决心先着手解决这个临时出现的问题。 到了下一个县，刘杰同志说：“别的什么都不看了，专看城关的新房子。”他看了五六家，有公社书记的，公社宣传委员的，县计委管物资的干部的。那一天，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跟着去了。群众看来了“大干部”，“呼啦”一下围上去好几十人。地委书记说：“这是刘省长来了。”有个小队会计，由于抵制这些人盖房子，批评大队书记不该被人家请去吃一顿，就把队里的地无偿地送出去，被大队书记剋了一顿。他当着刘杰同志的面，把腰一叉，说：“你要是批准，我现在就上去扒掉！”刘杰同志是个不太容易激动的人，看了这些情况，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当即宣布：一、所有未经批准手续盖的房，立即停止；二、已经盖了的，组织力量一户一户查清土地、物资、现金的来源；三、查清以后，分别情况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当时在场的群众，听了都直拍巴掌，说：“不是省长来了，还有几十个干部要这么办！” 这件事情说明：我们的党风和干部作风已经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当这样一些干部还执掌着相当一部分权力时，“四化”将如何进行？！现在要彻底纠正这些问题，还要花很大的力气。但是，不纠正，党的各项政策就无法顺利贯彻；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对于党的爱戴和信赖；实现“四化”，就将只是一句空话！ …… 刘杰、乔明甫、王树成同志，只不过是我们许多为革命南征北战过的老干部中的几个。我所以特别写到他们，只是由于和他们有着比其他同志更多的接触。今天，我们党正在大力提倡选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当我在执笔撰写这篇文章时，已经得知：树成同志为了带头执行中央关于废除干部终身制的决定，今年春夏之间就向省委正式提出了离休的申请。其他几位老同志也分别打算要在站好最后一班岗之后，根据党的需要，选择适当时机，退居二三线。他们所以还那样奋不顾身地工作，只是想在生命的余年，多抢回些被“四人帮”耽搁了的时间。对于河南的现状和未来，他们既看到问题，也充满信心。树成同志在提出申请时，写过一首诗，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中州他日偶回首，芳草萋萋新秀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河南是曹操和建安七子活动过的地方。曹操这些著名的诗句，不也正可以为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心情写照么？不过，他们今天并不是伏枥的老骥，而是正在奔走的老骥。老马识途，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已经和正在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的。 偌大的河南，有很多好同志，好干部。芳草萎萎，新人辈出，他们一定会接好这些老同志的班，继续完成他们的心愿，把河南建设得更富裕、更繁荣！ 第二章 芳草萋萋 一 “一定要让死难的烈士安心！” 还在省委第二招待所的那个小餐厅里，一天中午，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同志。我猜想他或许是段君毅同志，一介绍果然是他。这位原铁道部长，现河南省第一把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极为威严。不料，他谈起话来却相当随和，相当平易近人。 那天的午饭，又是差不多已成为第二招待所标准午餐的捞面条，只是在饭桌上多了一小碟油盐葱花，看来那是段君毅同志特别喜爱的调料。他们几个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商谈些工作。从他们的谈话里我才知道：段君毅同志和胡立教同志去到第二汽车制造厂会见的那位中央负责人，原来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心里一热：小平同志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在这么个酷热难当的日子（郑州头一天还是41度高温），还不辞旅途劳顿，去到那个峰峦不绝的深山沟里检查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使我很感动。他们还说到小平同志已经来过郑州，并且视察了黄河，接见了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的全体同志。 小平同志的健康情况怎样？他在二汽和郑州期间，曾经说过些什么？这都是我急切想要知道的。见到他的同志很兴奋地说：他的身体看起来比大家良好的祝愿还要好得多。关于小平同志在二汽和郑州谈话的要点，我则是在同段君毅、刘杰同志以及随后见到胡立教同志时的几次交谈中，知道了个梗概。 他们告诉我：这次小平同志出来，最关心的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小平同志说：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选得好，选得合格，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他要求老同志们要下决心，不要怕骂。不要在老框框里选人。要吸收新人进来。并且提出，光靠推荐不行，要下去发现人才。 在二汽，邓小平同志见到一个副厂长，是1966年哈工大毕业的，既有业务能力，又敢顶“四人帮”。小平同志称赞这个同志懂技术，有管理能力，政治上很强。他高兴地说：我这次下来一了解，有的是人才。 关于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小乎同志语重心长地讲：现在取消干部终身制是个大问题。比如，当第一书记的是终身制，谁还敢提意见？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制度不解决，就要推向反面。制度往往把人推向反面。 邓小平同志这番话，河南省委极为重视。8月上旬，省委为了研究怎样选拔中青年干部以及落实小平同志特别关心的另一件事：怎样在2000年实现每人每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各地、市委书记和分管组织工作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上会下，大家都在议论著：怎样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使用人才。胡立教同志还专门在会议上讲了河南一些帮派骨干私下里的议论，他们说：“反正我们年轻，你们老家伙死了以后，历史舞台就是我们的了！”这对大家很有教育。不少老同志都说：“我们是革命战争和十年动乱的幸存者，不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没脸去见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一定要让死难的烈士安心！”到我8月中旬离开河南之前，通过条条渠道、采用各种有效办法选拔出来的中青年干部名单，已经报上来一大批。各级党委的行动都很快，有的中青年干部已经迅速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也即将走上领导岗位。 这就是河南的各项工作还将有一个更大的飞跃的保证；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将能够更加兴旺发达，必然会出现一个中兴年代的保证。 二 一个大学研究生的今昔 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位6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成长过程得到不少启发。 他叫张绍鼎，河南许昌市人，今年三十九岁，是许昌微型电机厂的工程师、副厂长。 说他是个大学生，其实还不止是那样。1961年，他从北京矿业学院以“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毕业后，还被选拔为研究生，跟随他的导师李迪勋教授，专门研究了三年多爆破力学。李迪勋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开展岩石爆破力学理论的专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摘去帽子。他曾想带上十个研究生，逐步建立起一个新中国岩石爆破力学的新学派。他还准备再写一本《岩石爆破物理学》，这方面的专著，当时在国际上还未出现过。可惜，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被折磨致死。张绍鼎是他带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研究生。 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专攻岩石爆破物理的唯一的研究生，也因为文化革命开始而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1969年11月，林彪下达了一号通令，借口战备疏散，把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赶出了北京。张绍鼎也随着他所在的煤炭科学研究院迁来河南鹤壁，后来又因照顾爱人关系，以物资站仓库保管员的身份被调到许昌市。 由于他的爱人是个医院护士，还算多少有点门路。托人向军代表说了人情，他才被分配到一个不到100人的电机厂里，在装配班里当了个装配工人，改变了“臭老九”的身份，成了“领导阶级”。 张绍鼎当时的确很感谢领导对他的关怀和信赖，处处注意锻炼改造自己，领的是又脏又旧的工作眼，干的是又重又累的各种杂活。这样整整于了一年零八个月，终于第一次派给他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和一个工人一道修理一部30年代美国造的50千瓦的发电机。这对他几乎要全部从头学起，可他依靠在大学时学的基础课知识，又到处查阅资料，终于把这台被不少人认为已经报废的老爷发电机重新搞活了。 从此，他受到较多的重视，一些领导终于认识到他不全是个“废料”。他本人也对电机生产逐渐产生了兴趣，还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装了全许昌地区第一台电机性能实验装置，对提高电机生产的产品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他又被调往厂生产组领导下的技术组里。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厂有了较大的发展，从生产一般电机改为生产微型电机，并且被列为一机部系统全国18家微型电机主要生产厂之一。1979年，全厂职工已经发展到近四百人，除仍然生产主导产品驱动微电机外，又开始搞了各种专用微电机，以及空调器、电风扇等日用电器产品。 在此期间，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和煤炭部政治部，曾多次发函到许昌市委，要把他调回北京，好不容易把许昌市委说通，去年6月正式寄去张绍鼎和他爱人的档案。拖了整整一年多，北京那边反而又无消息了，他们夫妇的档案至今还留在北京。张绍鼎被这种公文旅行搞得十分疲倦，而且觉得旧的业务已经荒疏，新的专业又使他很感兴趣，也就打消了回北京的念头，仍然安心工作。 去年12月，他被任命为电机厂工程师，还被选为许昌市的先进工作者。今年3月，王树成同志来电机厂检查工作，在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之后，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当即建议许昌市委，把他提为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工作。 我是在今年7月17日陪同王树成同志又一次去电机厂检查工作时认识他的。我们进到电机厂的会议室里，首先看到有好几台造型新颖美观的电风扇正在同时运转。屋外烈日炎炎，屋内是另一个季节。我原以为这是专门为了接待我们特地安排的。一问，才知道是在进行电扇寿命试验。其中一台，从6月17日开始，已经运转了31个昼夜，中间除因停电停止运转三个小时外，一切正常。按当时的运转情况看，有可能达到并超过同类先进产品：广州电扇厂的钻石牌电扇和上海电扇厂的华生牌电扇的水平。 张绍鼎同志就在“呼呼”作响的电扇运转声中开始汇报工作。他长得很清秀，中等身材，因为在北京住得较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从正在生产的电扇谈起，谈到随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一些原认为是高档商品的生活电器用品：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自动控制的缝纫机等，市场需求量必将大大增加。他说：“国外每家都有好几台日用电器，我国就是每一百家、一千家添置一台，数字也大得惊人。这些日用电器，全离不了微型电机。我们厂生产起来不困难，一定要抓在前头。”他们打算到1985年，除把原有的主导产品驱动微电机扩大到年产5万台外，还要把其他专用电机和各种日用电器的产品，也都分别扩大到五万台。三个5万台，共是15万台。 他分析了厂里各种条件，认为完全有可能完成。他对于省内、国内和国外一些同类产品情况是那么熟悉，使我这个外行简直像是上了一堂电机知识和微电机生产的专业课。我暗暗佩服树成同志的眼力；同时也为这个工厂有了这样得力的领导人感到庆幸。趁他领着我们参观工厂的机会，我约他到地委招待所再仔细谈谈。 下午4点钟，他骑着自行车来到许昌地委招待所。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还有着腼腆拘谨的一面。他坐在我的对面，与其说是一个工厂的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性格内向的姑娘。当我向他提出：当了厂长之后，遇到过哪些困难时，他竟然很久没有回答我，只是低着头喝水。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说道：“困难，很困难！” 我连忙问：“困难在哪里？” 他回答：“困难就在于：现在工厂的一切，都还是党委说了算，而多数党委成员偏偏不懂生产。管生产的厂长没有权领导生产，这就够困难了；再加上，我还不是党员，比别的厂长也就更困难些！” 稍稍停了一会，他又把肚子里要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我是和这个厂一道摸爬滚打过来的。我和同志们关系都还不错。现在产品对路，上级又很支持，我曾以为当了厂长，不会有很大困难。谁知，一当厂长，各种关系全不同了。从前我只是提点建议，上面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现在我却要自己决定问题，可是我偏偏又什么也很难决定。有一次，我有个紧急任务去向车间主任布置工作，车间主任说：‘你去同指导员谈一下，我得听他的，因为指导员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才是第一把手。’我知道他很为难，只好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说：‘好吧，我们支部先研究一下。’支部要开会，我不是党员，当然得离开。可是，事情又很急，支部那天偏偏又没功夫研究了。一拖就好几天。我只得再去找厂党总支书记。总支书记说：‘嗯，这事情是得抓紧办。不过，还得在总支里讨论讨论。’我当然更无权参加总支委员会，只好继续等下去。就这样，等来等去，许多该办的事，都这么等过去了。我这个厂长，没有人权，没有财权，连生产指挥权都没有，想当好就困难了。有时我也想过要打退堂鼓，可又觉得：那样未免太辜负党的培养！” 我又问他：“你写过入党申请吗？” “写过，写过三次。总支有人告诉我，还得考验考验。”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怕我误会，又连忙补充，“我绝不是想伸手要党票。考验考验，我是完全同意的。党委领导，我坚决拥护。可是不是一定要把具体生产也管得那么死？我逐渐有些怀疑。我的肩上有了担子，实在想把生产搞上去。再说，我也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工厂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答应他：一定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树成同志。他听了反而劝我道：“不要麻烦他了。这类问题，他也解决不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懂行的，没有权；有权的，不懂行。不懂还不要紧，偏偏又不愿好好学习。说多了，弄不好就变成要摆脱党的领导。现在厂里已经有人放风，说我和另一个厂长在架空总支了。有时我也很苦闷，难免急躁一点。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上面再来过问一下，我的困难还要加大。上个星期，有位平素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在市里工作的党员同志，就专门到我家里，关照我的爱人说：‘告诉绍鼎，不要管事太多，不能陷得太深。和他再好的人，也会在背地捣他。不要忘记：共产党是不会不搞运动的！’”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扔下笔，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是什么话！” 他苦笑了笑：“这样想的人，不是他一个。他能够说出来，还算是好的。他也许还觉得是对我的一片好心，可我实在替这样的党员同志难过！替党难过！党叫我们搞‘四化’，要把国家搞上去，他是个党员，偏偏还在私下里扯党的后腿！我也见过很多好党员。正因为这样，我倒更想入党了。我相信：党在真心实意地领着我们搞‘四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瞎折腾。我们这个国家折腾不起了啊！党想搞‘四化’，多一点愿意搞‘四化’的人进到党里，搞起‘四化’来就容易得多。我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也学过英语，可以直接看点外国资料，有时看了真替我们的国家着急！” 他动了感情，后来的话说得很低、很慢，可我却觉得一句比一句更响、更重、更急，一句句都敲打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夜里11点多。我送他出门后，他推着车子，我们两人又并肩在马路上走了一会。许昌的夏夜，是寂静而又喧闹的。多年不见的夜市又恢复了。卖元宵、馄饨的，卖卤鸡、卤肉的，卖西瓜、香瓜的，卖油条、辣糊汤的，见有人来，都忙着兜售生意。马路两旁坐在树荫下乘凉、打扑克、下棋的人，还没有散去。暑热虽然尚未完全消退，毕竟已经大大减弱，一阵阵清凉的夜风吹过来，使人感到很是舒适。我问他：“你爱人现在的情绪怎样？” 他呐呐地说：“嗯，还算好。” 我又问：“家里几口人？住几间房子？” 他回答：“七口。父亲过去是个营业员，已经退休了；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在家做家务，没什么拖累。住了两间房子，是我爱人医院的。不算宽敞，可比起有些同志，也算很好了。” 我们两人好像已经成了朋友。我突然心头一动，告诉他：我想在第二天晚上，去看望一下他的爱人、父母和孩子。 三 一位童工出身的市委书记 第二天晚上，我在张绍鼎同志家里，又认识了一位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的同志。他就是许昌市委的工业书记——徐庆耀。 我和老徐其实已经见过几面。一开始，他就给了我较好的印象。他约有五十上下，虽然已经稍稍发胖，看上去却还结实精干。我们到许昌市的工厂参观，都是他奔前奔后的张罗安排。可是，真正说得上对他有所认识，还是在这天晚上。 许昌和漯河是许昌地区所属的两个直辖市，干部配备相当于一个县。我第一次见到徐庆耀同志后，有次和许昌地委的经委副主任刘天然同志闲谈，他说：“你真该去同老徐谈谈，他是个写家！” 我心想：老徐准是在地委或者县委机关当过秘书的，起草过不少总结和报告，在干部中有点名气。 以后又有人向我说：“老徐这个写家，写过几个剧本哩。文化革命中，因为他和田汉是朋友，可没少挨斗！” 我又想：原来他还是个真正的文化人，现在改行当了工业书记。可是，他怎么会和田汉同志是朋友呢？田汉的朋友，年纪少说也该有六十左右了啊！ 我问到他的顶头上司：地委工业书记、副专员赵宏亮同志。老赵说：“他是写过几个剧本，还写过一些诗，可并不能算是个文化人。他是个烟厂童工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喜欢写写画画，算是业余爱好。过去到北京开会时，见过田汉同志，人家就说他是田汉的朋友。他是去年才从漯河市调来的，在漯河当过工会主席、副市长、工业书记。这个同志是很不错，你要有空，可以同他谈谈。” 遵照老赵同志的意见，一天上午，我和老徐在一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向我介绍了许昌市的工业情况，讲了一些工厂和一些人，还特地介绍了张绍鼎和柠檬酸厂的一位从技术员提升为副厂长的尚文科同志。可是，关于他自己，却没有谈什么。我急了，问他：“听说你写过剧本，是吗？” “是呀，我写过。”他笑了，“那算啥剧本！我写的影响较大的一个剧本，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那年我领着修土铁路，就写了个《金鸡高唱凤凰飞》，还挺闹哄了一阵子。现在回头看，已经没啥意思了！” “你不是也写过诗么？现在还写不写？”我又问。 “还写。其实，那都是些顺口溜。你要听，我就给你念一段。”他一点儿也没有推辞，就随口念了他在源河工作时写过的一段顺口溜。漯河市有个省水利厅在那里办的水泥预制品厂，占了市里好几百亩地，建厂资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里出的，可就是不归市里领导。从6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还没搞上去。建筑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市里想把这个厂接过来，省里又总是有人阻拦。他就写了这段顺口溜，在省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众念了出来： 水利厅，预制厂， 一图大，二求洋， 工厂变成北大荒。 满院是杂草， 蒿子窜过墙。 兔子把窝抱， 乱窜乱跳黄鼠狼。 乌鸦更舒服， 塔吊顶上盖新房。 新修小铁路， 七年推两趟。 几百亩好地不能种， 为国家少打多少粮？！ 这么一来，还真起了作用，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引起了公愤。又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那个厂划给了市里。后来那个厂办得还很不错。 这段顺口溜的内容使我又气又想笑。老徐自己却先笑了：“你看，这就是我写的诗！” 我们俩谈得很融洽，本来还想再谈下去，有人来找他，谈话就中断了。我同张绍鼎约好要去他家看看的那天，老徐正好来向树成同志汇报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他一听就说：“好。我也正想去找他和他爱人聊聊呢。我陪你一道去。” 傍晚，他坐了辆北京吉普来。我说：“我们是私人访问，还用得着派车？”司机代他作了回答：“足有好几里路。老徐晚上回来还有工作，还是坐车去好。” 车上，我向他谈到张绍鼎的苦闷。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今晚就想同他谈这些问题。他的入党问题，也正在做工作。不久就会解决。这个同志早该入党了，可就是还有人在卡他。现在还有人觉得：知识分子入党，要更加严格些，怕他们入了党不好领导。也有人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算是正牌的领导阶级，是后娘带来的。当干部管管生产还凑合；要入党，可不能那么容易！” 这话从一个童工出身的领导干部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新鲜。就又问他：你自己什么时候入的党？什么时候当的干部？他回答说：“漯河解放没多久就入了党；当副市长是1954年。” 说话间，已经来到张绍鼎家外面。张绍鼎正站在马路旁等着我们。这是一个大杂院。进到张绍鼎家，还要穿过好几个曲曲弯弯的过道。过道两旁挤得房檐挨着房檐。天上没有星，过道没有灯，张绍鼎领着我们摸索着走进他家，一家人正围坐屋里吃晚饭，见我们去了，连忙收拾碗筷，把我们让进里间。 这是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些，却很宽敞。面积也不算小，每间有十几平方米。可是，要在这两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安排下老少三代七口人，倒也还是要多少费点周折。两个小的喜欢跟着爷爷奶奶住，只好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女儿在他们夫妇的床边搭个小床。这么大的女儿，还要住在这对年纪不到四十的中年夫妇的床前，我觉得未免太不方便。我笑着将了老徐一军：“老徐！你这个书记，可得关心关心绍鼎这个知识分子的房子了，能给他解决半间也是好的。”老徐好像没听见，把话很快岔了开去。 这是我在认识老徐的短短几天里，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对他感到不快。我心想：“你也是个耍嘴皮的。知识分子长，知识分子短，一到来真格的，你连什么问题也不帮助解决！” 不料，我的话音先遭到张绍鼎爱人田德荣的反对。她说：“没啥，没啥。听说老徐家也是七口人，住的房子还抵不上俺家的宽敞。” 我正犹疑间，送老徐和我来的司机开腔了：“你不信？真的。老徐家还住在漯河，没搬来。上月我送他和绍鼎去漯河办事，到他家去过。两间扒扒屋，又矮又小，我怕进去转不过身，只在门外站着，等老徐出来后，就开车送他们回来了。” 难道真是这样？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这些年干部们受过的罪还少吗？说不定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人强占去了，到现在还没能退回来。我便又问：“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几年了？” 老徐笑笑：“住了二十几年。嘿，提那干啥？那旁边有好多都是烟厂工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那房子我住惯了，还舍不得同人换咧！倒是绍鼎的房子，是得想办法解决。他是个工程师，晚上总得看点、画点什么。这屋里，就一张大桌，到晚上他还得同妮和小子抢桌子！” 他说得那么坦然、俏皮，把我们都弄笑了。我又一想，他住在那房子里的二十几年，正是他在漂河从副市长做到市委工业书记的二十几年。漯河是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有个市长、市委书记，竟在那种房子里住了二十几年！ 这时，老徐已经同田德荣拉起家常来：“德荣，我听说有人来给你和绍鼎施加了点压力？” 田德荣长得挺秀气，挺文静，说起话来却很厉害：“啊，你也听说了。老徐，我正想找你给绍鼎换个工作呢。他害过肝炎病，最怕生气！再说，他也受不住这么个累法。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我也同绍鼎说了，要他在家休息休息，可他就是不听。他再这样下去，将来挂牌子游街，我可不跟着他去陪罪！” 老徐说：“中！他挂牌子游街，我去陪着。我在这方面有经验。这些年，挂过牌子游过街的，不一定全是好人好干部；可是，好干部却很少没游过街挂过牌子。绍鼎年轻，没捞住这机会，真能试试，倒也不错，威风着哩！” 空气渐渐活跃起来。老徐大谈起妇女在“四化”中的作用来。他说：“前些时候，我常对一些同志讲：开劳模会，要把劳模的爱人也请来，发戏票要发两张，出去疗养，也应该请他爱人陪着去。当一个劳模和一个好干部的爱人，实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气，劳模挨斗她还要陪着挨斗。吃黄连有她，吃白糖时不能忘了她。劳模们自己也得有点自觉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时就得多陪点小心。见不到你这个人，总得听到你几句顺心话呀。我是直到前几年被关起来时，才算有点良心发现。我对孩子们说：‘我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你妈。我和她结婚三十多年，没陪她看过电影、逛过马路。她要工作，又要生儿育女，不比我少累。我忙时，她见不着我，这会我闲了，关起来没人找了，她还要来给我送‘官饭’。你们可都得对她好一点！’这些话，我没给老伴说。可是，没多久她就全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 老徐还在说着，看来和他挺要好的司机，偏偏揭了他的底：“老徐，我看你爱人王群，现在还少不了对你有意见。上次你回家，只把工资交给她，在屋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跟我们一道走了。我还听说：你来许昌一年多，她来看你两次，你都没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释道：“那是没法子。她第一次来，我不知道。等我开完会，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她第二天一早就得走。第二次，我可是下决心要好好陪陪她的。半夜里发生一件大事，电厂负荷太大，要停几路电，停哪路不停哪路，配电所不敢当家，因为大家都向他们伸手要电呀！我只好亲自上阵，坐在那里指挥。等到想起王群还在宿舍等我，连忙赶回去，天已经大亮了。一进屋，她掂起东西正要走。我就帮她拿东西，送她上车站。一路上，王群不理我。我向她说：‘王群，我们这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王群嘟着嘴说：‘还有谁？谁也没有你这么忙！’我说：‘有，年年有个七月六，天上牛郎会织女。一年只见一回面，也没闹过啥情绪！’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气全消了。”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小屋里充满了欢乐。很难想象：这是市委书记在做家庭访问。田德荣也越来越开心，可还在埋怨张绍鼎：“绍鼎能像你这样就好了。往后，我也得让他跟你学着点，他当了厂长，愁得不轻，只知道埋头傻干生闷气！” 老徐顺着她的话头说：“我哪能和绍鼎比！绍鼎是个研究生。我呢，解放前一个大字不识。想偷着学点文化，挨了老板一巴掌，‘哼，你还想当博士？’解放后，我当工会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总共才四句话，我请人家写在纸上，背了五六遍，到时候还没念好，气得回家哭了一场。这才狠下心来进夜校学文化。我当了副市长，有次上夜校迟到三分钟，站在门口立正喊：‘报告老师！’老师说：‘进来。’我才进去，说：‘我迟到了，我检讨。’老师说：‘坐下！下回不要再迟到了。’我这才敢坐下。那时候，工农干部学文化，多认真呀。现在许多人把这些事都忘了。我学着写顺口溜、写剧本，也闹过不少笑话。第一次学写稿时，才认识二百多字，稿子上有不少字都是象形字。有人挖苦我：骆驼的蹄子，还想走猴路！以后我慢慢摸着，总算也摸出了点路。解放初期，学习光荣；文革十年，学习有罪。闹得有些人什么也不敢学，不愿学了。绍鼎，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往后我还得好好跟你学，恭恭敬敬地学。过些天，我就想把工交系统的科局长、厂长、书记们，组织起来，请你去上课。” 张绍鼎也说：“老徐！我也要好好向你学习。我这人，钻点技术，像是还行，就是不会当领导。有时候，我真都不想再当厂长了。” “那咋中！”老徐立即打断他，“‘臭老九’多少年站不起来。现在上去了，不能自己下来。要给三中全会长志气！” 屋里出现一阵沉默。好像每人都在心里称着这句话的分量。过了一会，老徐才又继续说：“当领导说难也不难。你们厂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些。有的得从上面解决，从制度上解决；也有的，要从你这里解决。你也要学点领导方法，要有点肚量，有点气魄。周瑜会打仗，就是肚量狭小，诸葛亮把他气死了。刘备这个人，论武的，不如五虎上将；论文的，不如诸葛亮庞统。他只有一个本事，会用人。刘备的江山越哭越稳，他摔了个阿斗，不光收了赵子龙的心，还收了文武百官的心。他那一手我们不能学。可是，空城计你也想去弹琴，过五关你也要去扛个青龙偃月刀。什么事你都自己出面，那咋中！你现在是厂长了，也得学会用人、用干部。第一步总得把你那些科、组长团结起来吧，然后再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你们得注意均衡生产。一季度仙女散花，二季度张良品萧，三季度穷追韩信，四季度夜战马超。年年都是如此，这样下去可不中。一定要搞出个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司机催促老徐，说是有人还在等他。我们只好同张绍鼎一家告别。回去的车上，老徐又同我单独说了一番话。他问我：“你喜欢打球吗？” 我说：“喜欢。你呢？” “我喜欢看球。”他说。“我曾经建议一些当领导的、管干部的，不妨抽点空子到球场边去走走、看看、想想，在那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当干部要学学篮球运动员。有的运动员只是满场跑，不犯规，很卖力，体育道德也好，就是投不进球。咋办？只好换下来。不换，那场球就输了。还要学学裁判员，亲哥哥、亲弟弟，谁在场上犯了规，也得照吹哨。犯了五次规，天王老子也得下场。更要学学场外指导，换人不讲情面；下来后，又很关心。先给一碗水，再讲为啥要换他：盯人不紧，投篮不准，体力不够了。对他说出个原因，让他歇歇、想想，再找个机会换他上去。场外有啦啦队，啦啦队里有不少老运动员。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在场外当啦啦队，给青年队员鼓劲。英雄出少年，篮球场上不能总是几个老头子在跑。那些老运动员们，很有自知之明，心甘情愿地当啦啦队。篮球场上人很多，看看想想，很有意思。还有足球场，也该去看看。有人不踢球，光踢腿，我看得叫他们踢腿派。观众看了，准嘘他。现在各个单位，都有一些踢腿派。要经常有人嘘嘘他们才好。我这人没别的长处，就是还愿意多想点事情。各处走走看看，用脑子想想，都有启发。” 亲爱的读者，关于徐庆耀同志，我还应该再向你们介绍些什么呢？如果说还有什么重要补充，那就是：他在漯河的那个家，是否真像他的司机说的那样简陋？说实在话，直到那天晚上我离开他时，对这一点仍然有怀疑。这些年，我和许多容易轻信的同志一样，都曾经上过不少当。有时你听到一个人的某一次谈话，觉得真是精彩之至。可是，当你仔细去了解他的行为，却又发现：实在糟糕之至！因此，过了两天，当我去到漯河采访时，便特地约请地委书记者赵一道去他家看了看。我要说的是：尽管我事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还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惊讶而又崇敬的心情。当某些干部削尖脑袋，不惜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来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女搞一套舒适的住宅时，那里有这么一对共产党员夫妇，他们在二十几年之久的时间内，只要愿意张张口，伸伸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住进一套好的住宅，可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住在那两间像我这样的大个头走进时不得不稍稍弯下腰来的小屋里。他们家的实际人口，最多时还不止七个，而是八个。因为他们夫妇还要负责抚养老徐的一个在1960年死去的哥哥所留下的女儿。 当我从漯河再次回到许昌时，还看到过一次老徐。我们没来得及谈话，他就又匆匆忙忙被别人拉走了。我注视着他那胖墩墩的背影，尽管他实际上要比我矮好几公分，可我却觉得他好像又高又大。在他的面前，我简直成了个侏儒！我在默想着：从这个童工出身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出：尽管党在建国以来，曾经犯过那么多令人痛心的错误，可确实也培养出了多少真正算得上是人才的人啊！ 四 一根建设事业的顶梁柱 这样的人，我这次在河南还不止见到一个。下面我再向读者介绍一位大公司的经理，一个被人认为不像个书记的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直到今天，似乎还很难有人说出个统一的标准。可是这些年，人们已经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中，看惯了某些“斗争书记”，“运动书记”，或者是只凭本本和上级文件办事的书记，什么都管又什么都不管的书记，如此等等。按照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这些类型的书记一上任，总要把上面新近发下的文件念一念，讲一点毛主席怎样说，上级党委负责同志怎样说，以及诸如什么“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共同努力，继续前进”的例行套话。因此，在1977年7月，当河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各下属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得知公司里新来的两位党委负责同志要把他们找去开会时，谁也没有想到会突然受到一次相当严格的口试。 “五建”原属纺织部，在文化革命中曾经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之一。它下属三个各有千名左右职工的土建工程处，其中两个工程处在文革初期夺了施工地区公、检、法的权。第一工程处在三门峡不光夺了市公、检、法的权，还把公安局长关了40多天；第二工程处在湖北隋县夺了公安局的权后，随便抓人、关人。当地群众说：不怕公安局的人，就怕“公安二处”的人！在全公司内部的4000多名职工中，挨过本单位人棍棒、鞭子的竟有546人之多。直到这两位新来的党委负责人前去走马上任时，揭批查工作仍没有很好开展。有些打砸抢人物甚至还留在领导岗位上，人们思想涣散，生产当然也很难上得去。那些还窃踞着领导职务的人，对于生产、业务和党的原则几乎一无所知：说空话、讲大话、搞阴谋诡计却各有一套。河南省委的盖子当时又还没有揭开，有的人觉得上面后台还在，并不太把这两位新来的公司党委负责人放在眼里。可是，既然换了一任党委负责人，而且粉碎“四人帮”毕竟已经将近一年了，这些人还是都很想听听这两位新上级的第一次上任讲话。有的要研究研究他们带来些什么新精神，考虑“五建”的工作会不会有个新局面，自己该怎么干？有的要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新招数，考虑采取什么新对策！ 在公司会议室里，这两位新上任的党委负责人，和大家见了面。一位是年龄较大的党委书记彭扬，还有一位是副书记胡学政。老胡那年才只四十六岁，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实际岁数还要年轻些。人们都在等待着彭扬同志讲话，彭扬同志却让年纪较轻的胡学政打头阵。 胡学政开始说话了：“我们刚来，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还没有发言权。只好先请大家来介绍点情况。” 胡学政首先问机械工程处主任：“你们那里有多少吨位？” “吨位吗……这个……这个吨位……”被点到的这个处主任怎么会知道吨位数字呢？前几年“四人帮”一再批判“只谈吨位，不突出政治”的修正主义，他连吨位这两个字都不许有人提到。他只好承认：“我，我不知道吨位数，只知道全处有多少台机械。” “那也好，请你把这些设备的完好率谈谈。”胡学政又说。 “设备完好率？哦……这个……这个设备完好率嘛……这……这……”这似乎是个新名词，设备就是设备好了，怎么还有个完好率？他只好又说：“我过去是个汽车司机，文化水平不高。” “你是司机出身，那你总该知道：你们的汽车，现在每行驶一百公里耗费多少公升汽油吧？和国家规定的标准差多少？”胡学政仍然心平气和地问。 “这……” 真可惜，这个他本来该知道的问题，他偏偏又回答不出来！ 胡学政要他立即回去拿一份详细统计表来。可以想见，这个工程处主任怎么可能马上就拿出来呢？可是他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会议室的空气开始紧张起来。胡学政接着又问一个建筑工程处主任：“你们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平均消耗多少工日？” 回答倒很干脆：“不知道。” “听说你们一个玻璃工，现在一年要用31把玻璃刀，怎么用的？”胡学政又问。 回答还是：“不知道。” “这种刀，一般都能用四个月到六个月，你们那里竟超过十几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个建筑工程处的主任，应该知道这些事。”胡学政有点发火了。 “这个……！” 这个平常对工人态度十分严厉、动不动就让工人停职办学习班，只发给六角钱一天生活费的很有权威的人物，今天居然在这些简单而又具体的问题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 会议室的空气愈加紧张。有些基层单位的书记暗自感到侥幸，因为今天受到提问的差不多都是工程处主任。可就在这时，胡学政问一个基层党委负责人：“你知道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啥时候召开的吗” “啊？第八次……第八次代表大会……这……” 真奇怪！为啥偏偏要问第八次代表大会？被提问的人一下子懵住了。 胡学政不肯放松：“你们单位里，‘八大’以前的党员有多少？‘八大’以后的党员有多少？” “嗯……这……” 更奇怪！这个新来的公司党委负责人，为啥要把“八大”提到那么高的地位？如果是用“文革”前后来划分，这里有些人倒还可以回答，可他偏偏问的是党的“八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暗自嘀咕起来。 这次口头测验一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一些平时能说会道的人被问得直冒汗。于是有人私下里大发怨言：“这哪里像是个党委书记？第一次和我们见面，不传达上级文件，不做动员报告，不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偏偏一下子就问了那么多刁钻古怪的问题！看来，要在‘五建’混下去很难了！” 这消息当然很快便在“五建”的广大职工群众中传开了，反映完全不同。有个工程师叹了口气说：“好了。我们公司里，总算来了个不像书记的党委书记！”以后几天，彭扬和胡学政接连下到基层单位去检查工作。他们走在前面，工人们就在后面指指戳戳，说：“那个大个头，就是前几天剋了我们书记的书记！”人们都在预期着：这两个新来的党委书记要给“五建”带来新的变化。 从那时到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五建”已经成为全省几个大建筑公司里一个响当当的单位。因此，当去年全国十五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平顶山帘子布厂上马时，省里便将这场战斗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五建”。彭扬同志已经调往别处，胡学政亲自率领一个工区，去到了平顶山市。 我就是在帘子布厂的建筑工地上看到胡学政的。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三亿多元的大工程。主要成套设备都从日本进口。 刚刚进入工地，我就被那种雄伟的气势所震撼。几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平地。几个月后，相当于整个天安门广场那样大的面积的厂区围墙已基本砌成；5万平方米的主厂厂房，已打下1100根从八米多氏到十米多长的基础桩；捻织车间3万平方米厂房的540根高高的柱子，已全部吊装完毕；屋梁、屋面板组织吊装已完成三分之二；仓库建设已完成一幢，其他四幢也已吊完柱子；办公楼、锅炉房、变电站等基础工程已完成；接待外国专家的六层楼房的招待所，就要结顶；“五建”附设的预制构件厂，已正式投产，并已达到计划生产水平；厂区内外的道路均已畅通；输水管道已铺设六百多米；铁路专用线正加紧建设，距厂区几里路外的湛河大桥，四个桥墩已有三个露出水面。近一、二年来，我总是不断听到某某工程已经上马的消息，现在亲眼看到这种壮观的建设场面，真个是：心花怒放、热血沸腾！ 由于王树成同志兼任这个工程的建设委员会主任，我们又是随同树成同志一道去的，有关各方的负责同志便都跟着边走边介绍情况。我凑近工委专职副主任陈国栋同志身旁，问他：“帘于布是做什么用的？” 他说：“这是用一种耐高温、耐磨、弹性大的锦纶六六线捻织、浸胶后制成的布，主要用做飞机，汽车等的轮胎。这在我国还是缺门产品，过去一直靠从外国进口，每年都要付出大量外汇。”他还告诉我：“这个厂建成后，每年用剩的废锦纶线就有一干几百吨，用那些废线还可以再搞一个厂，生产的布约能代替4万亩棉田生产出来的棉花。” 我又请他给我推荐几位先进人物，他指了指站在我们附近正和吊车驾驶员说话的一位高大魁梧的同志对我说：“呶，那就是。他叫胡学政，‘五建’的经理，也是‘五建’在这里的一千几百名职工的总负责人。‘五建’承担的工程，占总工程面积的80％。他们在工地上开展了创全优工地活动，现场检查12次，工程质量几次优秀、三次合格。6月下旬，日本专家前来现场参观，也说：‘进度之快，使我吃惊，工程质量和日本国内的建筑企业比较，也是第一流的。’胡学政有心脏病，晕倒在工地上，送到医院抢救，住了十几天院，总是查个清原因，叫他回郑州治疗休息。他却偷着跑了回来。省建委主任又疼他、又气他，直骂他无组织无纪律。他现在还是白天黑夜都在工地上。脚被石头扭歪了，拐着腿走路很不方便，他咬了咬牙，狠下心来一使劲，又把歪了的脚脖子扭了过来。他1947年参军，解放后进速成中学学习，1953年调到建筑业后，担任过组长、股长、生产科长、工区主任，在建筑业搞了二三十年，现在已经是个建筑业的行家了。在我方和日方进行的多次会谈中，他还是上建和总进度方面的主谈判。日本专家对他可信得过了！” 我连忙走过去，想马上就和胡学政同志谈谈，可是我却怎么也无法插进话去。他正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和吊车驾驶员在研究如何改进吊装柱子的办法。从他那说话的神情姿态来看，谁也不会想到他还是个有病的人。他的身后，各种牌号的大拖车正一辆接着一辆驶过来，把足有好几丈长的柱子一根根卸在工地上；他的头顶上，一个三万平方米的捻织车间厂一房，正在紧张地吊装屋梁、屋面板。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走近他的身旁，我也不忍心再打断他的工作，只好默默地走开。 在平顶山市招待所召开的帘子布厂工委会议上，我又一次见到了他。他汇报起工作来，嗓门很大，干脆利索，简短扼要。他认为帘子布厂工程能否如期完成，关系到能不能壮国威和遵守国际信誉。他的话，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我给他递过一个条于去，正式表示要约他谈谈。可是那天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和下午他都已安排了工作，而我们又要在当晚离开平顶山市，我便怀着遗憾心情和他分了手。直到8月上旬，我已经住进郑州省委第二招待所里，有天清晨忽然听到树成同志的屋里传来他那粗大的说话声。我高兴地闯进去，果然是他！我总算把他捉住了，和他谈了几个小时。 我请他着重谈了和日本朋友交往中，有些什么体会。他说：“日本朋友对我们确实很友好。他们的技术很先进，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再不能办从前那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糊涂事了。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哦们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过三个十年才逐渐富裕起来。第一个十年，是饿着肚子，勒紧裤带，到处借债起步搞经济恢复；第二个十年，是把债还清，自强不息；第三个十年，才是经济起飞，国家和人民都渐渐富裕了。贵国在50年代步子是快的，以后由于人为的原因倒退了。现在重新起步，比我们当时起步的条件还要好。用不着那么多年，就可以赶上我们。贵国现行的施政纲领，搞四个现代化是明智的，受到日本各界欢迎。’我觉得他这番话是诚恳的。我们的党，‘八大’以前政策是对的，各方面都出现欣欣向荣气象。‘八大’还提出反对个人迷信问题，要是按那个路子搞到现在，国家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时我才想起：他在来到“五建”的第一次会议上，为什么会那样强调党的“八大”的重要意义。他的话又转向另一个方面：“我们和外国朋友打交道、做生意，应该重合同，守信用，多做友好工作。可也不能见到外国人，就觉得矮三分。日本的技术是比我们先进，不承认不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每一种技术、每一个人都比我们先进。这也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点不甘落后的精神。去年12月，中日双方第三次谈判，因为我方拖延了进度，他们就很自然地产生不信任。他们明确提出要我们负担逾期期间日方技术人员的费用。我说，我们能够把时间抢回来。他们还是很怀疑。直到今年6月他们两次来看时，才算信服了。有位专家当面对我说：‘不客气地讲，各国对中国四化建设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对执行合同工期问题，中国方面往往拖延，我在日本时估计至少要拖二到六个月，看了现场，才增加了信心。’他还说：‘看来，贵公司是有人才的，施工机械是雄厚的，组织是严谨的。’前些时，日本的第一批零批物资到厂，我们经过检验，基本上可以，也有少量不合规格。究竟提不提出来？我们研究了后，觉得还是要提出来，既然是朋友，就要对他们说老实话。我们向他们提出：哪些材料不合规格。他们不相信，总觉得他们的材料、产品，一定会比我们的优越。我们就请他们一道逐一检查这些设备材料，还把我国生产的同类型设备材料拿给他们看。一比，就把他们的比下去了。日本人很有民族自尊心。昨天晚上，他们的代表团长举行酒会，我也去参加了。他自己主动提起这件事，一再表示：‘惭愧！惭愧！’有一位专门负责组织设备材料的雇员，举起酒杯就哭了，说：‘我做为旭化成公司的一员，把这种设备材料送到中国来，感到很难过，很对不起！’我觉得：日本朋友这种尊重事实，珍惜本公司、本国信誉的精神，很值得尊敬。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搞了这么些年还不如人家，也应该感到难过！感到惭愧！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笨！过去妄自尊大不对，现在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要有点中国人的气魄！要多做点实际工作，给我们国家壮一壮国威！” “壮国威”这句话，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他这么说了。他说到这里，也激动起来，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那魁梧高大的身材，就像是一根柱子立在我的面前。这使我又回想起第一次在帘子布厂工地上见到他的情景。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象：仿佛那个又高又大的主厂房已经建成，在那些矗立着的用钢筋、混凝土浇成的许多柱子中间，有一根柱子，就是胡学政本人。 难道不是么？我们共和国的大厦，不正是由无数个像胡学政这样有气魄、有胆识，不怕艰难曲折、埋头奋战而至今仍很少为人们所知的人，把它从险些倾倒的状态中重新扶正的么？ 五 一位行政二十四级的省农委主任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在我们伟大祖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人材济济。我所介绍的张绍鼎、徐庆耀、胡学政，并不一定是他们之中最为杰出的人物。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顽强的人、勤于思索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唯其顽强，他们才能够历艰难而不屈，涉逆境若坦途；唯其勤于思索，他们才能够不断地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唯其脚踏实地，他们才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别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一定的贡献。 要全部介绍我在河南结识的每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同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仍然忍不住还想再向读者介绍一位受到河南省委负责同忐和许多十部、群众热烈赞扬的人，这就是河南省著名的个麦专家刘应祥同志。 刘应祥现任河南省农委副主任。今年五一十二岁。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的农业部长。1978年春天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根据他原来所在的岳滩大队在小麦生产方面创造出来的经验写成的两本书：《高产、稳产、低成本》和《小麦斗争的实践》，获得了全国重大科技成就奖。近年来，他还先后到西德、法国、罗马尼亚等国考察农业。 今天，当人们了解到刘应祥在小麦生产方面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听他纵谈河南省农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表关于科学种田、富国富民的一些颇有真知卓识的见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他在解放前总共只上过不到两个学期的小学，他的这些知识，完全是在生产实践中长期顽强地坚持自学得来的。当然，人们也更难想到：他这个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农业部长的人，这个早就在河南全省以至全国有着较大影响的农业专家，直到不久前还只不过是个行政：二十四级的干部，每月薪金才只四十多元。 刘应祥成为小麦专家，是从1952年他作为互助组长去农场参观时，拽回四穗“碧蚂一号”小麦开始的。三年后，岳滩全村有2200亩土地种上了碧蚂一号，亩产由100斤翻到333斤。从此，他们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后来，岳滩全村由七个互助组发展为高级社，平均亩产提高到380斤。1956年刘应祥第一次上北京，参加了全国劳模会。1958年又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1956年到1958年，岳滩这个从前的穷村，每年部向国家卖余粮三十多万斤，一季完成两年征购任务。 可是，也就是从1958年开始，岳滩走了一段急剧的下坡路。那一年，全国刮起一股只凭主观意志，不顾事实，不顾客观可能的浮夸风，河南更走在全国的前面。报纸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套红标题的特大喜讯，一个又一个高产卫垦接着出现。小麦由亩产千斤，达到二千斤、三千斤，以至一万斤、几万斤。刘应祥十五岁就当长工，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坐镇在岳滩大队的一位从上面派去的领导干部把他找去，硬要他谎报产量时，他当即顶了回去：“小麦是地里长出来的。地里长不了那么多，咋报？” 这位领导人劝他道：“你是全国劳模，现在全县都成为小麦千斤县了，岳滩还报几百斤，能够过得了关吗？你自己的面子也难看。” 刘应祥说：“我难看点不要紧，小麦报多了，咋交公粮？不能让社员跟着遭罪。” 这位领导还想说服他：“毛主席号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就不相信你们鼓鼓劲，就不能达到亩产千斤？” 刘应祥认真思考起来：“个别的，也许中！” 这位领导人高兴了：“好！有个别，就会有一般。” 于是，没多久，岳滩也成了小麦亩产千斤队。刘应祥知道后，已经无法挽回。那时到处都在拔白旗，刘应祥也还没有那个胆量。他只得和几个大队干部商量，硬着头皮又犯了个错误，把实际耕地面积做了压缩，这样，总产没变，单产却提高了。岳滩大队社员到现在还很感激刘应祥犯的那个错误，因为这么一来，在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 刘应祥后来还被调出岳滩，当了一段脱产的公社副书记。不管他是多么想为群众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那么一个“小不点”基层干部，又怎能挡得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来的一股又一股“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什么都要“大办”、“大跃进”的强台风呢？他无法在公社里起到应起的作用。而当他1962年又背着背包返回岳滩当支书时，岳滩大队的粮食总产量却已经由80万斤降到20万斤了。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已经由一元二角降低到一角多。大量土地被夹在两旁的河流吃掉，村庄离河最近处还只剩下50米，不少社员正准备外出逃荒，或者索性迁移到别的村去。 刘应样回到岳滩，带领干部群众，响亮地提出了“向河要地，向地要粮，向副业要钱”的口号，稳住了人心。从1962年起，他们又脚踏实地继续奋斗，甚至在文化革命闹腾得最乱的时候，刘应祥晚上被揪出来站在桌子上挨批判，白天也仍和社员一起拉石头、下河坝。十多年中，他们下了一道又一道大石坝，从河口里夺回来1200亩耕地。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小麦生产的科学办法，把小麦亩产提高到八百斤左右，以后便长期稳定在这个水平。应全国各地的邀请，他们还先后培养和派出了近百名小麦技术员，到河北、山西、安徽、贵州、新疆等十多个省去传授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经验，有的就在那里落了户。林、副业的队办企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大队的产值由过去的七万多元，提高到80多万元。 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由穷转富的大队，这样一个受到社员群众拥护的基层干部，小麦专业人材，干着干着，便又有人出来指责他们搞资本主义。1971年，洛阳地委特地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到岳滩来背着刘应祥搜集了48天材料，一心要把刘应样打成只讲生产，不讲阶级斗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材料搜集齐了，他们才召集社员开会，先指定一些人进行批判，然后让刘应祥站起来交待。 刘应祥也豁出去了，说：“社员同志们！工作组领导叫我交待，我就说几句。咱们岳滩位在伊河、洛河的夹河滩里，过去十年九淹。每人只摊五分地，现在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凭着社员自己出力出汗到山上拉石头，用种树和搞荆条编织积累点资金，下了16华里大水坝，把小麦从亩产百把斤搞到七、八百斤。这就是咱的资本主义罪过。试问，不这样干，岳滩人还能活下去不能？！” 他这一交待，会场一下子乱了。有人跳起来说：“应祥说的对。今后还得这样办！”工作组长原来还在神气活现地主持会义，这时气得“噗通”坐在地上，当天就打起背包回到地委告状：“刘应样反对地委工作组，目无领导”；“岳滩是个生产党，刘应祥是个技术书记。”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爆发，那任地委不久就换了班，刘应祥和岳滩大队才稍稍喘了口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前省委迫于形势，不得不抓抓生产。刘应祥也被调到省里，在农业组里挂了个名，有了点跑腿权。但这时，他月工资才四十多元。他必须按月寄给长期患病的爱人及孩子20元。所以，尽管他平时不烟不酒，不滥花一分零用钱，仍然不得不把每天三顿饭的菜金严格控制在一角六分之内，每天早晨只吃一分钱咸菜。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的才智才开始有了较充分的发挥机会。可是，仍然有人不停地在向他吹阴风、放冷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省委成立，他才真正得到重用。省长刘杰把他当成老师，虚心向他请教。他被正式任命为省农委副主任，成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在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方面的主要参谋之一。省委还具体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把他长期患病的爱人调来郑州，他的工资级别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我和刘应祥同志曾经多次在一起促膝长谈。从他的上级、下级以及周围的同志中，听说过不少有关他的一些小故事。我对他善于从纷坛复杂的事物中，找出本质的东西；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他那不得不使人叹服的记忆力，都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报出河南农、林、牧、副备业的历年统计数字。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曾经花过多少苦功。有人告诉我：自从他担任省农委负责人以来，全省一百多个县，没有一个县不曾留下他的足迹。去年秋季，河南一些地区前涝后旱，小麦直到11月份才种齐，春节前后还有400万亩麦苗没有出头，有1400万亩缺苗断垅，每亩麦苗头数一般都比往年少五万到十万头。四级干部会上一片悲观情绪。刘应祥从豫东平原到伏牛山区，从黄河两岸到淮河之滨，全省十个地区一个挨一个地察看，针对小麦播种基础差，一部分麦苗瘦弱发黄、分蘖少等问题，帮助干部社员对麦苗生产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他指出：小麦分蘖少、麦苗稀，确实是增产的不利条件；但也可以充分利用株数少、通风透光好的特点，主攻大穗，达到增产的目的。他还拔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麦苗，拿回来放在省委常委会议的桌上，向常委们汇报，如何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抢救，帮助省委下决心，一下子拨出2000万元，加强田间管理。这对河南省在今年出现大灾的情况下没有造成大减产，起了突出作用。 8月10日，正好是一个周末。我听说刘应祥要回岳滩看看，就和他一同前去。因为工作忙，他已经将近半年没回岳滩了。从郑州到岳滩所在的偃师县，约有三个小时汽车的路程。我们到时已经深夜，一些干部和社员听说应祥回来，都纷纷来找他。经过三个小时汽车的颠簸，我很快就睡了。醒来时，才知道他和岳滩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在一起研究怎样尽快实现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差不多整夜没有休息。 一大早，我们一同去看了岳滩大队的造纸厂、养蚕场、饲养场等，回来吃早饭时，一位公社负责人突然同我发生了一场有关宣传、文艺问题的小小的“遭遇战”。他听说我是受北京一家刊物的委托去采访的，就很率直地对当前宣传、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说：现在宣传存在的问题多了，宣传成绩少了；揭露的坏干部多了，表扬好干部少了：宣扬个人富裕起来的事例多了，宣扬集体富裕起来的少了。他还对电影、电视、画报上出现的一些谈情说爱的场面很反感，说这没有照顾下面干部和群众的习惯，引起男女青年在婚姻恋爱上的新问题，有些人没结婚就同居，自己还觉得挺光彩，别人对他们也没有办法等等。他说得挺气愤，后来还说：“上面这样宣传，我们咋干？动不动就说什么干部犯了错误，什么干部被撤了职，闹得干部疲疲沓沓，不敢做工作。现在不少人都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 这位同志，曾经长期在部队工作，1958年复员转业回来，文化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直到批林批孔时，还说他是走资派。我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同情，也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意见，可又实在不敢苟同他的许多看法。我委婉地同他作了一些争沦，很想说服他，又总觉得自己的话没说到点子上，缺少说服力。 刘应祥没有直接卷入争论，只引导他和我一道研究：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现在的干部比从前难当了？他说：“从前当干部，抓工作靠三条：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行政命令。现在这三条都不灵了。这三条，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靠手里那点权势压人。搞了三十多年，我们应该有这点教训：倚势压人，越压越糟。现在如果因为这三条不灵了，就觉得工作难做，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多少年来，都是干部说了算，群众听干部的。干部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还说一抓就灵。那样抓法，干部越敢干，群众越遭殃。现在反过来，让干部听群众的，干部要为群众谋利益。这就得要有点真本事了，真本事就是要让人民富起来。不研究党的政策，跟不上新形势，不中；不学科学，光靠行政命令，搞瞎指挥，不中；光忆苦，没有甜让人家思，也不中。这样，有些人当然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能让这么多人懂得干部难当，这就是个进步，是个大变化！” 他还说：“问题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四人帮’时期，八个样板戏上连一对夫妻都没有，男女青年就没有婚姻恋爱问题了？成绩、缺点，好干部、坏干部，都应该宣传。过去却只能讲好的，不准讲坏的。再不就是说起好来，什么都好；说起坏来，什么都坏。我们河南，这30年有40％的生产队，社员干了一年，一分现钱也分不到。问题那么多，还能不让人家说？报纸宣传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那个报纸长不了；报纸宣传本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就会帮助解决问题。” 当天上午，岳滩公社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今年小麦生产的经验。刘应祥又去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大家都说要富裕起来。啥叫富？从前有人说：‘大米饭、白面馍，社会主义好生活。’我也以为那就是好生活。到国外一看，才知道那还不算是好生活。人家有小汽车，有别墅，吃的是牛肉、牛奶、乳制品。他们是资本主义，生活还那么好；我们是社会主义，生活应该比他们再好些。这些年，我们搞的是‘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光荣’。集体富不起来，也不许社员个人富。革命就是叫人者跟着你吃苦受穷，谁还愿跟你走？我们河南有好多地方的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半包前进烟’（前进烟是河南一种最低价格的卷烟）。长期这样干下去，就把社会主义名声搞坏了！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越变越富。岳滩比过去富了些，也只是吃饱肚子。在全省我们还只是中等偏上水平。搞了这么些年，才只恢复到50年代水平，社员每人平均年收入100多元。我们的粮食生产，夏秋两季已经搞到亩产1400斤了，比法国、西德都要高。和国外比，和本省几个最好的大队比，我们还只算是个高产穷队。我们的思想，要是还不敢再解放一些，还躲在老框框里不敢往外多走一步，就没法真正富起来，2000年每人每年平均1000美元，就没法实现！” 那天的会议，是在岳滩大队的一座楼房下的大院里召开的，来的人足有好几百。刘应祥说话时，干部们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声议论。刘应祥接着往下说：“岳滩地少人多，光搞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一亩地都1400斤了，还能高到哪里去？要想富，就得和全省、全国一样，把政策再放宽。要允许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要让社员群众都能想出些生产致富的门路。集体致富很好，个人致富，只要不剥削人，我们也提倡，不要觉得什么都是集体好。有个说法就很教育我：奴隶社会就是集体生产，难道我们还得学习奴隶社会？在岳滩搞生产责任制中的五定一奖，我看可以。还要注意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家庭林业、家庭牧业。家庭牧业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养牛、养猪、养长毛羊、长毛兔、养貂、养蚕、养鸡，都很赚钱。对国家和社员都有好处，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呢？一家养可以，几家合养也可以。一句话，就是要把被束缚住的手脚解放出来。有人说：‘应祥，你现在说得好，说不定没几天这政策又要变了。’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这方面的苦头，我不比你们吃得少。可我现在相信：不会随便变。原因就是大家都吃够了苦头！中央和省里都有这个决心。我们的政策，现在一要稳定，二要完善。不稳定不得了，人心都变乱了。完善也算是变，那是越变越好，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变才变，不是上面脑子一热就变。早晨我又去看了蚕厂，这个蚕厂可赚钱了，去年一年的纯收入就是22000元，今年还要多。我们的蚕厂，现在还只能卖蚕茧出去，这是殖民地出售原料的办法。六斤蚕茧缫一斤丝，卖30元；用三两丝织一个被面，就卖17元。我们种了60亩湖桑，以后社员家前屋后都还可以再种些湖桑，蚕吃剩下的桑梗，可以养长毛羊，长毛羊可以剪羊毛，织毛毯。蚕蛹还可以养貂，一只貂好的就卖100元。丝绸毛皮，现在到国外有多少卖多少。这样便宜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办？要办，就逼着我们走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道路。联合企业一家一丁。当然不中。到时候是得变。可是，这个变的条件是一步步创造出来的，我们要量力而行，要让群众看到实利后催着我们走，不能光是自己热情冲动，不顾客观可能，去办群众不愿办的事，更不能去办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刘应祥还帮助大家算了好几笔可以生产致富的细账。他的话，像是一把盐撒进了热油锅里，尽管主持会议的公社负责人一再要大家“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整个会场像是开了锅一样。大家就在那炎热的院子里热气腾腾地议论开来…… 来到河南，我也看到不少落后现象，看到“四人帮”遗留下的问题是那么严重。有时我不禁暗想：在这么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几时才能真正富起来？听了刘应祥的话，我好像也坚定了信心。我离开北京前，一位朋友向我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还是经济管理人才。刘应祥不就是一个优秀的农业管理人才么？我当时还想：假如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允许刘应祥有充分发挥自己管理才能的机会，岳滩一定远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党啊！请爱惜这些人才，爱惜你的优秀儿女吧！他们因为你的哺育而成长，万万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误而夭折！ 第三章 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 一 假如焦裕禄还活着…… 1964年5月14日，兰考人民的好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焦裕禄同志，在郑州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在生命的弥留时刻，想的仍是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现在，离开焦裕禄去世已有16年。这16年，兰考人民是怎样过来的？目前情况又怎样呢？ 7月底，我随同刘应祥同志专程前往兰考，从现任县委第一书记习文及其他县和公社、大队的同志那里，得知了兰考这16年来一些惊心动魄的事。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它公正地照出了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冒牌英雄的原形，其实不过是一堆历史渣滓和人间鬼蜮。 1966年，焦裕禄的事迹刚刚宣传了几个月，文化革命的风暴便在中国大地席卷而起。对于这场所谓的“革命”，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我在这里只向读者介绍一下：有一个打着焦裕禄亲密战友旗号，却又在疯狂反对焦裕禄的罪恶累累的小丑，曾经给兰考带来何等样的灾害。这个人就是张钦礼。 在兰考，曾经奉行过这么一种划分人们政治身份的公式：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过来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张钦礼，这个曾经长期担任过县委领导职务，在文化革命中又曾窃踞县里全部大权前后达十余年之久的人，竟然在会上公开说：“我要把老保（指反对他的人）碾成面，团成弹，装在炮筒里，打到东海喂老鳖！”还说：“玩猴要会玩，打人也要会打，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死了，就没头玩了。”在他的这种思想影响和指导下，兰考一县在文化革命中被打过的人有18000名之多，造成终生残废的有400多名，由于各种原因被打死、逼死的有113名。打人使用过的刑法有50多种，连两三千年以前的周朝的刑法都用上了。张钦礼不仅指使别人打人，还在旁边督战。他自己也亲自打过不少人。 就是这个张钦礼，在视察工作时，竟然可以让人们夹道欢迎，向他欢呼：“热烈欢迎伟大的政治家张钦礼！”道两旁，还跪着一批当时被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好干部、好同志。他还让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人，跟在一个棺材后面游街示众，用棍棒逼着他们为刘少奇“哭丧”、“摔老盆”！ 在整个所谓的“文化革命”期间，张钦礼等人曾经给兰考的干部、群众，戴过名目繁多的74顶“帽子”。我开始很难相信这个数字，和习文、刘应祥同志在一起算了算，也不得不默然了。这些“帽子”，有全国“统一型号”的，例如：“地、富、反、坏、右”，“敌、特、叛”，“走资派”，“黑帮”，“狗崽子”等等；也有兰考的“土特产”，例如：上面批了个“孔老二”，兰考就从“孔老二”一直批到“孔老七”。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竟然把焦裕禄也造成了神，把焦裕禄墓变成了刑场和被他们指控为反对焦裕禄的人“请罪”的场所。在他们的指使下，一些天真的“红卫兵”和不明真象的群众，出于对焦裕禄的爱戴，曾经把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反对张钦礼等人倒行逆施的老红军、老干部、知识分子，带到焦裕禄墓前用棍棒皮鞭进行毒打，逼迫他们长久地跪在那里。有一位曾在兰考工作过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还被他们特地从外地绑架到兰考，从车站一直拖到焦裕禄墓前，罚跪、请罪、拳打脚踢……。 何等令人触目惊心！何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兰考，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么一个普通的问题：“假如焦裕禄还活着……”到兰考后的第二天早晨，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和刘应祥、刁文同志一起去看了焦裕禄墓。看着那掩映在浓荫下的一层又一层高高的台阶，看着那刻着“红代会”、“工代会”、“贫代会”字样的雄伟的大理石墓碑，我不禁想起焦裕禄临死前的一段遗言：“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使我更加相信：假如焦裕禄还活着，他一定会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做法！当然，正像兰考一位同志说的那样：极有可能，焦裕禄自己首先就被张钦礼等人当做“走资派”，到处拖着罚跪、请罪，一直把他折磨至死…… 焦裕禄不是神！他以自己无产阶级战士的情操，以他那永远和人民心贴着心的胸怀和艰苦奋斗、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一定不会想到：在他死后，有人竟会把他生造成神，用以镇压他自己的阶级兄弟！ 二 兰考的穷根究竟在哪里？ 可以想见：兰考在张钦礼这种封建法西斯方式的统治下，会成为什么样子。按照张钦礼承认的数字：经常外出逃荒要饭的，就有3万人之多。一个社员每年帐面上从集体分得的钱，平均只有40元，除去交付300斤口粮钱外，社员辛勤一年，到年底就只落下个买统销粮用的购粮本子。而有些生产队，连这40元标准也还达不到。单是城关公社余寨大队这一个大队，文化革命十年，就吃了统销粮370万斤，用了国家救济款20万元，银行贷款15万元。土地荒芜了400多亩，人口外流600多人。“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堂堂五尺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这就是一些社员对自己的极端穷困生活的自我嘲讽。而有个时期，连鸡也不许养，说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当时一个社员家里，能有一头羊，两口猪，三间瓦房，四棵桐树的，就要算做“暴发户”，就要被批判、挨斗。这样，社员除了外出逃荒要饭，还有什么活路？！ 当然，兰考所以穷，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张钦礼这一伙人或者只是由于文化革命这十年的罪过。要挖兰考的穷根，还要追溯到更远的时间、从更深刻的方面去寻找。兰考自然条件差，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境内改道，形成旱、涝、碱、沙四大灾害。据解放后30年的统计，曾发生过涝灾10次，旱灾11次。但这也只是贫穷的一个原因。用刁文同志的话说：兰考真正的穷根，还是在“极左”这两个字上。 兰考解放30年，全县农业生产曾经历了发展一倒退一恢复一徘徊一前进这么几个过程。1957年前，全县的农业生产是逐步发展上升的。1956年粮食总产达到1.7693亿万斤，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城关公社一位书记，形容那时农民的生活是：“家里红枣花生不断，粮食得用囤子囤在外面。猪羊满圈，大牲口成群。” 城关公社当时还有一句民谚，叫做：“种好四蓬楼，吃喝穿戴都不愁。”这四蓬楼，第一蓬是杨树，第二蓬是枣树，第三蓬是荆条，第四蓬是花生。1958年来了个“以钢为纲”，把第一蓬楼杨树都砍了做大办钢铁的燃料烧光了。那一年，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不准收，偏偏要动员农民去大炼钢铁。枣树也砍了一部分。闹到1962年，全县粮食下降到5062万斤，只等于1956年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三。好不容易经过三年调整，逐步有所恢复。接着又要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枣树和荆条大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刨了、毁了，剩下的一些枣树没人管理，荆条没人敢用，这第二、第三蓬楼，也都没了用场。第四蓬楼花生，本来适合沙地种植，可又因为要贯彻“以粮为纲”，一会儿要搞“红薯王国”，一会儿要学江南鱼米之乡种水稻，一会儿要学东北种大豆、高粱。说花生不算粮食，就是不准种花生。这四蓬楼全搞光了。“砍了”摇钱树’，毁了‘聚宝盆’，沙区不准种花生，有地也没用。”社员想搞的不让搞，明明不能搞的却偏偏逼着社员去搞。兰考咋能不穷？ 另外，政治运动太多，干部不稳定，也是造成贫穷的原因之一。从1956年到1976年20年中，兰考总共搞了22个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上个运动没完，下个运动又接上来。兰考群众编了个顺口溜： 反右派、共产风， 拔白旗、反右倾； 三年调整喘口气， 又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大四清、小四清， 接着来了红卫兵； “走资派”、“黑五类”， 抓了“敌人”一大群。 人人心害怕， 生产咋能会上升？ 由于运动多，反复也多，班子换得也就特别勤，社员说： 上边换一人， 下边换一群， 下台的不服气， 上台的不安心。 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有的一年一换，还有的一年几换。瓜荣公社三大队有个生产队，一年换了七个队长，当然谁也没法安心抓生产。以后出现了个徘徊阶段，上升速度也很慢，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很快。1964年焦裕禄逝世时，全县人口是36万，1979年是52万，16年人口增加16万。生下的孩子不能干活，却要吃粮食。兰考的经济情况也就越搞越糟。社员们痛心地说：“俺们兰考人，是手捧金碗去要饭，脚踏金板往外窜！” 三 兰考现在的情况怎样 现在的兰考情况怎样了呢？我们去兰考前，段君毅同志刚刚从那里检查工作回来。他说：“和富县比，兰考还算是个穷县；和过去比，兰考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去后，感到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1979年，兰考粮食总产达到2亿8000多万斤，比1978年增产4500万斤，增长率达19％，上交国家粮食和统销粮相抵，净向国家贡献345万斤。这对于兰考来说，还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油料总产达到1167万斤，比1978年增长2.7倍，上交国家花生500多万斤。这也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可喜成绩。 随着生产发展和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社员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1979年社员口粮达到338斤，比1978年增长9.6％。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收入49.7元，比1978年增长15％。由于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社员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还大部分得了些超产奖励粮，并且普遍在自留地里种了粮食和瓜果蔬菜，每家还都饲养了些小牲畜如猪、羊、鸡、鹅等。因此，社员们的实际收入，要比从集体分配得来的还要多。 我和刘应祥同志到兰考后，专门去看了自由市场，发现那里的粮食价格，已经和国家收购的超产粮价格大致相等。可见农民的家里已经有了些余粮。我们和卖粮的社员交谈，都说：“俺们手头活动多了。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些年，兰考头一回没人再出去要饭了。在外面要饭的，做临时工的，都在忙着往回奔了。”他们还说：“这都多亏政策好。责任制这个政策，一年不变能吃饱，二年不变有余粮，三年不变有钱花。” 刁文同志说：“社员怕变是好事，说明政策对头了。政策不对头，社员就想快点改变政策，从前那套瞎指挥的政策，社员早就巴着改变了。”实行生产责任制，干部中还有这样那样顾虑，群众都说好。有的社员说：“这办法，比啥灵丹妙药都好。”群众还总结一整套好处，说是：“耕地多了，荒地少了；干家多了，捣家少了；有陈粮的多了，要饭的没了；盖新房的多了，下雨房子漏的少了；往银行存钱的多了，赊账、借东西不还、缺零花钱的少了；穷队娶新媳妇的多了，打光棍的少了。”刁文同志还说：“兰考底子薄，现在社员还很苦，县委的基本思想是要让群众休养生息，这个办法多稳定几年很有好处。” 在(土固)阳公社左寨大队，我听着刘应祥和习文同志一起帮助大队干部和社员算账，越算越觉得责任制这个政策，确实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这个队土壤条件很差，是个出了名的穷队，多年来基本上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由于长期穷困，社员们对集体生产已经丧失信心，无心劳动。1978年小麦每亩单产106斤，棉花每亩单产6斤半。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前刁楼，后左寨，（两村为一个大队） 鸭儿嘴，盐碱片， 卖土盐，推小车， 还有一百零八个光棍汉。 每年一过正月十五，社员就成群结队外出要饭，直到麦收前才回村。第四生产队共有62个劳力，经常出去要饭的就有48人。1979年实行了责任制，社员看到有了指望，就都把实劲使到了生产上。去年一年，就有较大改变，集体地的粮食产量平均增长66％，自留地还生产了不少粮食。15年来，这个大队第一次没向国家要统销粮，还卖给国家5000斤粮食、17000斤油料。全大队去冬今春没有一个社员出去讨饭的。 刘应祥和习文帮助一个大队副支书、一个生产队长、一户社员，一笔笔算了他们去年收入和今年预计可能得到的收入账，越算他们劲头越足，都说，今年的日子，一定还要比去年好过。 四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痛苦和欢乐 在他们算账的过程中，我无意中问了问那位大队副支书。才知道他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叫马同兴，是位残废军人。参加革命时才17岁，先在第三野战军皮定钧旅当战士，以后升任排长。1956年从荣军学校复员回来办高级社。1959年被打成右倾分子，开除了党籍。去年才又恢复党籍，担任了大队副支书。我问他：“老马，你要过饭没有？” “咋能不要！”他说，“我家人口多，前些年我又被打成个‘臭名远扬’，把我的残废金也扣除了，生活没一点照顾。不要饭咋中！” “‘臭名远扬’，这算是什么帽子‘！”我不禁有些惊讶。 “他们说我在解放战争中，跑的地方多，就说我是个‘臭名远扬’的反革命。”老马仿佛已经对这些往事很淡漠了。 “你要饭都去过哪些地方？” “去的地方多了。好多都还是我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解放过的城市。” “你是个党员，出去要饭，心里好受吗？” “心酸得很呀！可那有什么法于呢？1968年，我带着三个孩子到西安要饭。那一年，到处乱哄哄的。要饭也很难。我觉着：实在有点熬不过去了，就想到北京去找徐司令。我是个工兵，过去打仗时给徐向前司令挖过指挥所。我约摸着，他兴许还能记得我。可我又想：他老人家那时在北京也正在遭罪，我不能再去打扰他，就没去。” 屋里谈话的人全停了下来。我默默地望着这位参加革命已经35年的老同志，从他入伍时的年龄算起，今年应该是52岁，正是壮年；可是，岁月的风霜，使他过早地衰老，额上已经布满了皱纹，像是一位老人了。 当时在场的(土固)阳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这个公社是个老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老同志还有不少，现在多数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的还恢复了工作。去年一年，他们就三次举行万人大会，给受打击迫害的1400多名干部和社员平反。我不知道该再向老马说些什么是好，就又问他：“现在的生活咋样？” 他说：“走，我领你们到我家和我包的地里看看。” 我们出了村，在一大片茂密的玉米地中，老马指着其中一块，自豪地说：“看，这就是我包的地！” 这块地里的玉米确是长得很好，几位内行的人都说：每亩足可收800斤上下。回来的路上，老马还说：“实行责任制还有个好处，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解决了。从前光是动员，就是没人听。现在干部山包了地，不好好劳动不中了。” 他指着走在前面比他年轻的女支书，又向我们说：“我恢复党籍时，上面叫我当支书。我说：不中了，我年纪大了，还是找个年轻的。国家现在政策对头，社员们心也齐，比从前好领导多了。我没有旁的想法，就巴望着国家早点建设好！” 我们走进他的家里。他领着我们看那几大土缸粮食，把一个个土缸盖子掀开让我们看，里面全盛得满满的。这时，我忽然注意到堂屋的墙上，挂着用一小截高粱秆串起来的七八个颜色已经发暗的纪念章。其中有解放太原、大西北、江苏、四川等地的纪念章；还有修建康藏机场、康藏公路的纪念章。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地取下来，一枚一枚托在手上仔细地观看着。老马却打断我说：“别看了，都是孩子们摆弄出来的。” 说着，他又高兴地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说：“我有六个孩子，两个上了高中。往年他们难得穿上新衣裳。我领的那些布票都换粮食吃了。今年他们有好几个都换了新。上高中的那个妮（女孩子），还做了件的确良，留着逢年过节罩棉袄穿。”他一边说，一边拉我走进里屋，掀开一个旧木箱子，在一堆破旧的衣物中翻抖着，寻找着，想尽快把那件他看得那么贵重的衣服找出来。他是那样地兴高采烈，而我却强忍着快要流出的热泪，把头猛地转过去。我的心头塞满了喜悦，也塞满了痛苦。我为这位老同志和他的一家的生活，今天终于有了初步改善而喜悦；也为他这点可怜的满足而痛苦。我在心底深处呼唤着：我们的人民该是多么好啊！眼前的这位老同志，曾经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浴血奋战，走遍过半个中国；在解放后的30年中，他竟然又受到那么多折磨，而他却毫无怨言，对于他个人以及他的子女们的生活，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要求，仍然在辛勤地劳动着，战斗着。他所巴望的，只是把国家早点建设好，使人民能过上较好的生活！我们有着这样的干部和群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 五 这是位“犯过错误的焦裕禄” 今天在兰考值得称道的好同志、好干部很多。然而，从郑州到兰考，许多人一再向我提到刁文同志。 在许昌，我已经听到人们说起刁文同志，不过不是赞扬，反而是说他曾经犯过严重错误。有人说他在1958年担任禹县县委书记时，带头刮过浮夸风，差一点被当时的省委负责人枪毙掉；还有人说他在临颖担任县委第一书记时，和邻县的关系都不太协调；因为私盖电影院的错误，又几乎被撤职等等。这么个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省委为什么还要把他派到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让他挑起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那样一副重担？听省委几位负责人的口气，似乎还对他比较赞赏，这又是什么原因？我实在感到很纳闷。 我问到一位省委负责人，他说：“在河南，要想找一个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太困难了。30年翻了那么多次烧饼，这次翻过来，下次又翻过去，总得沾点边。党都犯过错误，干部还能不跟着犯错误？问题是要看这个干部所犯的错误性质，还要看他是不是已经改了。现在有人说，河南的干部是：都有错，都有气，都有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敢不敢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用了又敢不敢放在重要岗位上，敢不敢在工作困难时支持他，这对我们的干部工作也是个考验。至于刁文同志的情况，你先去兰考看看，回来我们再详细谈。” 我就带着这个重要疑问去了兰考。路上我又问了刘应祥和省农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刁文到底咋样？”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刁文是个闯将，是个干家。干工作有魄力，有能耐，指哪打哪，舍得下身子。在兰考干得不赖。兰考人说，‘刁书记像是焦书记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刁文是位‘犯过错误的焦裕禄’。” “犯过错误的焦裕禄”？这称号有点特别。我又问刘应祥：“这么说，刁文从前是犯过错误？” 刘应祥坦然地说：“犯过。大办钢铁，劳民伤财；大办食堂，给老百姓带来了祸害。这些错误都不轻。可是，1958年那时，当县委书记的，又有几个没犯过错误？彭老总那样的人，有是有，不很多。那阵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一级一级往下刮。刮得人晕头转向。上面逼得紧，下面的干部干劲越大，错误也越大。以后出了事，造成损失，就把什么都推在一个县委书记头上。这不公平！刁文这个同志，干什么都有股子冲劲。1958年他在禹县，大办钢铁可出名了。中央和省里的报纸、广播都鼓吹过禹县，说禹县日产生铁几十万吨、上百万吨。后来要处分刁文的那位省委负责人，当时就吹得比谁都响，中央一来人，他就陪着上禹县参观。以后，他又想把责任推在刁文身上，要拿他开刀保自己，被中央发现后，才制止了。” “他在临颖是怎么回事？”我又问。 省农委那位工作人员抢着回答：“临颖的事，我觉着刁文没错。临颖全县没个电影院，刁文领着干部、群众自己动手，用架子车拉砖，拉石灰，拉建筑材料，盖起了个电影院。他是真干，不是假干，拉起架子车来，一拉就是半天。以后有人说他电影院盖大了，用钱用多了。这总比那阵子什么都不干，专门挑刺甚至破坏生产，破坏建设的人强。” 我还问了他们：有人说他在临颖和邻县关系不太协调，究竟怪谁？他们说：“没那么严重。是有些人对他有意见，可还说不上是县与县的关系问题。究竟怪谁？你听听事情的原委自己判断好了。这些意见，也是从拉架子车开始的。” “拉架子车会闹出县与县的意见？” “那可不是。”又是省农委那位工作人员抢着回答。接着，他便向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就在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前后，地委有次召集各县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生产任务。散会前一天，各县就忙着往家里打电话，要家里派车来接。一散会，各种各样牌号的车于全来了：北京吉普、小华沙、客车、卡车、拖拉机，一应俱全，各有各的用处。刁文也给县里打了电话，让县里来了几部卡乍，车上装满了一挂挂架子车。当时工、农业生产都正缺煤用，矿山里的煤又因交通运输紧张，一时运不出来。他就让参加会议的临颍县干部，每人拉起一辆架子车，先进山拉煤，再各自回公社、大队。一拉就是七八天。以后，报上登出了介绍临颖县干部带头运煤，解决了供煤紧张问题的事迹。报纸一到，邻县的一些干部就骂开了，他们说：“刁文这货，把事情都做绝了。他光顾自己先进，让我们全晒在那里！” 这事情究竟怪谁呢？我不想做结论，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做判断吧。我只能说：当时我听完这几件事，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鲁莽的实干家。 我们到兰考那天，天色已近黄昏，刁文在下面还没回来。晚上8点钟，他才来到我们的住处。因为一开始就听到有关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我就想尽量保持冷静，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暗自研究他。 他是山东文登人，说话还带着很重的山东口音。一只眼有点毛病，说起话来，不时地眯着眼睛，仿佛随时都在征询别人的意见。他下身穿件绿军裤，上身穿件白衬衫，裤管和袖管都卷得很高，有些儿衣衫不整。乍看起来，使人觉得他顶多是个公社的武装部长。 更加使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开头就从自己过去的错误说起。他说：“我来兰考，自己也很担心。兰考这些年没上去，吃的是不实事求是的亏。我过去犯的偏偏就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河南有些干部，对我有个老印象，说‘刁文这货，就是好吹！’这对我有压力，也有好处。我便常常提醒自己：‘刁文，刁文！党把你派到这里，别再犯老毛病，遇到事情先调查研究，千万别胡吹瞎子！’” 这些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我顾不得再去暗自研究他，很快便同他和刘应祥同志一起愉快地交谈起来。 他又说：“兰考这两年有了些改变，有些人说是县委领导得好。哪有这么回事？兰考换了那么多县委书记，都没搞好，我哪有这个能耐？我这个人有啥？党龄不长，1947年才参加革命，这里的好多老同志都比我资格老；文化不高，解放前才念过很少一点书；经验不多，参加革命后，做过几年团的工作，当过两任县委第一把手，都没有搞好。我们这任县委是沾了这么几点光：一是沾了政策光。政策得人心，我们执行得人心的政策，群众就会欢迎我们。我们党干了30年，总算开始摸出了点搞建设的门道，往后还会越搞越好。二是沾了张钦礼、‘四人帮’的光。张钦礼太坏了，‘四人帮’太坏了，群众一比，就觉得我们比他们好。三是我自己也沾了从前犯过错误的光。犯了错误有教训，遇事总要谨慎些，不敢再随便蛮干。” 随着我们的谈话逐渐深入，他也谈到来兰考后遇到的困难。当时张钦礼的帮派势力还很猖獗，他来了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个小花圈，要他早死早滚蛋。那时他真是“四面楚歌”。许昌地区的禹县那边，有人对他还有气，仍然在轰他；县里的张钦礼帮派势力，在赶他；地委有个支持张钦礼的领导，在压他。他说：“如果不是省委态度坚决，在关键时刻段君毅同志还在全省干部大会亲自表态支持我，我在兰考一天也站不住脚。” 他还说到：1958年他在禹县工作时，胡耀邦同志去禹县视察工作，曾向他提出过批评。过了整整20年，1978年8月他去北京开会，很想能再见到耀邦同志，就写了封信去向耀邦同志提出请求。信发出后，他又很后悔，总觉得耀邦同志不会再记得他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耀邦同志秘书电话，让他立即赶去。他去了后，耀邦同志还留他吃了饭，对他说：“1958年我到禹县参观，对你们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我当时批评你，你没听。这次到兰考，你要注意啊！”他从这件事情体会到：只要自己愿意改，能够改，党决不会嫌弃犯过错误的干部。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结束时，他又说：“现在河南犯错误的干部很多。我就是想当个专亮自己老底的战斗队员，用我自己的教训，去帮助别人挺起腰杆来！” 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见到刁文同志的第二天下午，我请刘应祥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座谈县委领导作风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宣传部长、县委机关干部、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等一共八九个人。大家都说：刁文同志从来不护短，来到兰考后，大会小会都讲自己有错误，对谁都讲；他还把自己向省委、地委写的检讨书，也拿出来给县委常委们看，让大家引为教训。每年麦罢秋罢，他都要分别召开一次犯错误干部座谈会，由他亲自主持。在会上，他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并且现身说法教育他们：犯了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党仍然会信任他们。 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同志，还讲了不少刁文同志的感人事迹，说他处处踩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走：来到兰考的第一个春节，就冒着大风雪，领着全部县委常委，拉了五辆架子车，往返好几十里，到红庙给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送煤，送粮食；1978年，县里的花生差不多已经绝了种，他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开了30多亩荒地，一季就收了5000斤花生，一斤也没留下，全部交给国家做了花生种；两年多来，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5个公社的140多个大队，下去就和社员一起劳动，和干部一起研究怎样搞好生产；他不光对庄稼活里的犁、耙、扬、播样样在行，下去帮助社员干活时就能拾起来，还不怕脏和累，帮助社员拉大粪车；城关公社有个社员栗石头和他一起拉了半天粪，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知道他是刁文，感动地说：“旧社会的县太爷都是坐八抬大轿的，没想到县委书记还和我一道拉大粪车”；离县城两华里有个孤零零两间房子的福利院，住着几个五保户和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十年没人管，他上任后就亲自赶了去，问寒问暖，连锅盖都掀开看看，感动得几位老人直淌眼泪；他还和焦裕禄一样，主持县委常委会议，重申了过去的一项决定：不准看白戏、看白电影，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遵守，等等。 这样的事例，那天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说了不少，我不能一一列举。到会的同志还一起排了排建国以来曾在兰考工作过的13任县委第一把手的情况。他们回忆着、对比着、争论著，最后得出一致结论：这13任书记中，连同焦裕禄、刁文在内，共有5任算得上是好书记。前4任书记，有的为兰考累死了，有的被坏人轰走了，现在就剩下刁文。他们说：兰考面貌的改变，很可能在刁文这一任上实现，因为他赶上了个好时代。 当他们在进行回忆、对比、争论的时候，我的思想不禁又张开了翅膀。我想到临来之前，那位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话，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回去向他询问刁文同志的情况了，因为这里许多同志的评论，可能更具有权威性。我也开始懂得：河南省委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干部到兰考来，并且在他遇到困难时坚决支持他。自然，我也不免激愤地想到：1958年后那位要用刁文做他自己以及更高一级领导的替罪羊的省委负责人，假如他的主张在当时被付诸实行，那么，今天这位被兰考干部和群众公认为是又一个好书记的刁文，早已饮恨黄泉了！ 铁托同志有句名言：“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这位伟大战士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一番吗？ （编入本书时，对本文有所删节。——编者） （原载《当代》1980年第4期）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