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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由于他的发明，中国开始跳跃性地前进 第一次见到身体单薄说话轻声轻气的王选，你可能会以为他也是那种学究式的人物。他对自己作为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所做出的杰出成就，总是持自谦的态度。在王选这一中国出版业的先锋人物带领下，一大批为中国提供多种多样先进的通讯设备的公司纷纷出现。“权威？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在科研前线了。”六十二岁的他这样自谦。 王选1958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之后留校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20年。现在他是北大最成功的公司方正集团的总裁。他的专利发明使中国的出版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中国一下子跳过了好几代的印刷技术。1979年他在信息压缩技术的基础上制造出第一台工作样机，六年后开始正式投产了。到了1988年，他的机器在华人地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一年前，王选还开了一家集中开发激光照排系统的小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并入北大方正。1995年，王选为总裁的香港方正集团建立。这一集团的34个公司的产品包括计算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信息系统、电视广播系统、指辨别设备，以及多媒体教学软件。在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由于种种问题，公司的利润于1998年开始下降。年末公司开始重组。 自此，原公司之一，在国内计算机制造商中位列第二的方正电脑公司独立出去，而它的北京电子公司进入了电子媒体与电子商务行业。最引起人们关注的动作是与北京的中科院（CAS）软件研究所和康柏联手发展叫作“红旗”的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LINUX。这家公司还声称它也将加入研究制数字电子广播系统的行列。这家公司之父一一谦逊的王选如是说：“我不是一位企业家。我只是掌握了了解市场趋势窍门的技术专家。” 中关村精神领袖 他有一连串的头衔——全国委员，政协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或者民间流传的“当代毕升”、“中关村精神领袖”，还有香港人评出来的“最有影响的100位红顶师爷”之一，你会感到王选的平易里面有一种内敛的力量，不怒自威。 但王选还是习惯别人称他“老师”。这一称呼从北大顺延出来，尽管王选在公司里的身份是香港方正董事局主席，方正人都以“老师”称呼他。IT的记者似乎也都这么跟着叫，对这一称谓的认同包含了王选对人生的一些基本态度，比如他认为自己的权威实际上很早就形成了，那时候他却是“无名的小助手”，现在的三院院士的地位不过是一个“迟到的爱”。在实实在在当老师的期间里，王选完成了他作为创造者的过程。 王选，男，1937年2月生，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香港方正董事局主席。 1958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1958年—1974年从事计算机逻辑设计、体系结构和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75年起主持照排系统的研制。其高倍率字形信息的总体压复原技术使字形信息的总体压缩率高达500：1，获得欧洲EP009536专利。1975年—1991年，具体负责华光Ⅰ、Ⅱ、Ⅲ、Ⅳ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的核心硬件——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使国产照排系统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并实现了商品化。1993年推出方正93系统专用协处理器芯片，进一步提高了性能价格比。王选教授个人拥有九项国内外专利。 1975年5月，王选向当时北大的领导者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在印刷厂打印时，内容被一些印刷工人得知后传开，大家都很兴奋。这份报告后来成为王选“激光照排”核心技术的发轫。 王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件事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想不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教师，只是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就受到工人如此强烈的反应，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有意义的。” 1979年国门初开，西方人的东西进来了，最早是英国人，在北京、上海展示了他们制造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很快，日本人、美国人接踵而至。 “1979年，我一下子被打晕了。”王选说。 只有竞争。王选推一的优势就是他发明的“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技术”。英文只有26个字母，汉字是常用字就有3000，王选的方法可以让西方人看起来“十分古怪”的汉字自由出人电脑，而且轻松百倍。——祖先发明的汉字就像一道文化的“城墙”。暂时“不教胡马度阴山”。但时间不多了，只有全力“攻关”。 王选和他的攻关小组决定“三班倒”，因为实验所用国产集成电路质量糟糕，每次开机关机都会损害一些芯片，这使他们只有选择不关机通宵值班的办法。他们为自己的最初产品命名为华光，意思是中华之光。 1987年，国内一家报纸卖掉了所有铅字，装备了华光系统。这家报纸的厂房面积减少三分之二，耗电量减少三分之二，成本下降四分之一。 王选把新的产品命名为“方正”。1994年，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拥有了高达9％的报业市场。加上“远程传版”技术，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印刷业实在不辱使命。王选并不满足，方正系统开始征服全球的华文报纸。 自谦的王选 北大谦虚的人不多，王选算是一个，而且王选的谦逊是出了名的。或许从他自谦的话语中：我们会更多地认识到他“精神领袖”的风范。 关于60岁的王选还要忙多久？王选表示：他只会再做三年，三年之后最好行政职务都辞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王选认为自己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优点，我知道我不行的地方，我也知道我已经60岁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里，60岁很难跟得上技术的迅猛发展，我这个年龄容易阻碍年轻人的发展。我退下来，对方正的发展更好。退下来后绝不做太上皇。” 王选最反对挂名。“我挂了名，底下人还有什么责任感、积极性。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我在项目中做了具体工作，如果贡献不如年轻人，署名只能排在后面：如果我在项目中只做了组织工作，就不署名。” 尽管如此，王选还是认为他客观上“剥削”了别人。“尽管我没有主观上剥削别人，但恰恰是我剥削得最多，因为最终外界还是认为‘什么都在王选领导下完成的’，其实我脱离第一线具体技术工作已经四年了。” 说起方正青年人的成就，王选显得眉飞色舞，语调轻快急促，恨不得把所有有成绩的人挨个称赞一番。 “现在方正整个的技术主管是40岁的博士生导师肖建国。担任方正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年多的肖建国，在项目和市场结合、项目计划进度的监督以及协调方面都比我掌舵时做得好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出版系统的核心部分“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方面，王选认为领导第六、第七代研究的31岁的阳振坤副院长比他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前五代是我领导的，我已经没有保护了，他面临的是和国际最强大的竟争对手较量。” “在软件方面，汤帜和李平立主持的飞腾打入日本日文市场，而我只是使国产照排系统垄断了国内的市场和进入海外中文市场。” “另外，近年来，方正在实践中锻炼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企业家，31岁的方正电子执行副总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为了突出青年人成就的不凡，王选不惜压低自己。 看着年轻人的成功，王选为他们高兴，为方正事业蒸蒸日上高兴。王选说：“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年轻人绝对有优势，在计算机界很少有45岁以后创业成功的。” 我不是企业家。 尽管王选有“自知之明”，尽管王选在淡化自己现在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直至今日王选仍然是方正的象征。一般来说，一个公司的象征大都是这个公司的总裁，而王选从来没有担任过方正总裁，他自己也明确表示不是方正的企业家，但为什么王选一直是方正的象征？ 王选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方正是以技术发家，同时一直以技术为本，公司一切的一切都依赖于技术。方正的成名是由于“告别铅与火”这场革命的巨大影响，方正十年来利润的主要来源也一直是出版系统。方正首先是一个软件公司，其次才是PC机制造、销售商和系统集成商。对于方正这样的以技术为本的公司，最大的风险是技术是否一直领先。 王选说：“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企业家要主管营销，开拓市场，主管整个公司的运作和管理，而我只是主管技术。但我能判断，什么样的技术是有前景的，是受市场欢迎的，我和企业家一起讨论可以加深这种判断。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好多专门搞研究的人强一点。我并不满足于得奖，我更看重市场的成功。有深厚技术背景的人能对未来进行预测，能够看到技术对市场的冲击。比如彩色出版市场就是我们推动市场人员去开拓的，开始时市场人员并没有看清楚它广阔的市场前景。” 当我们问，是否是方正出版系统本身是一个十分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致它本身的竞争力掩盖了方正经营人的业绩时，王选说：“市场开拓工作同样很重要，比如，指纹识别产品同样是技术做得很好，非常富有创造性的产品，但由于以前的市场开拓工作做得不够好，技术与市场结合不够紧密，一直没能火起来，而这个产品并人方正一年，市场就大有起色。这说明方正的市场营销人员同样是很优秀的。” 说起方正的企业家，王选认为方正的总裁一代比一代好，“第一代楼滨龙在创建公司和开拓市场方面有功；第二代晏懋询，不为自己谋私，也很敬业。每天从上午8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半、10点，回家后还要在脑子里过电影，整理一天的工作，但他在发挥下面一批将才和帅才的能力和积极性上存在不足；1995年张玉峰任总裁后，在很短时间内使方正股票在香港上市，并实现了研究院和公司的一体化。现在张玉峰任方正董事长，由张兆东任总裁。1995年建立起的领导班子是十年来最好的班子，估计会稳定较长时间。” “方正两次总裁更替都是比较平稳的过渡，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每换一次，方正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会有今天 22年前，王选搞照排系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产品后来可以支撑起一个北大方正来。“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有后来的北大方正。那时，我想照排系统一定是交给工厂生产。我也没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荣誉和头衔。如果那时就一心想着荣誉和成就，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过分追求荣誉的人一般会急功近利。那时追求荣誉，不是做产品，而是写论文，评职称。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欧美科学界流传下面的说法：‘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那时追求的是价值，是看到了取代铅与火带来的变革不可估量，是一场技术革命。” 王选搞照排系统，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当时计算机界有它自己时髦的课题一一操作系统结构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搞这些的人认为，计算机这么高级的东西怎么能用来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当时好多人错误地认为照排只是一种自动控制。 而王选则认为“当时传到中国的时髦东西在国外已经经过了延迟，你觉得时髦的东西，人家已经不时髦了。”而且，王选当时就预见到像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这类领域中国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而别人认为是“黑不溜秋”的东西王选则认为“出版系统里面涉及到很多前沿的技术。”另外，当时印刷界、出版界一些很有名的人认为“照排再好，但中国拣铅字更便宜，”王选则预见到了照排给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市场前景。 对此，今天的王选深有感触地说：“选题的好坏和人的一生的成就关系很大。” 我们今天说王选是个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不仅仅是因为王选选择了当时计算机界并不看好的照排，而且因为，王选当时就敏感到要“跳过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机”。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个构想是必须力排众议的。 王选在《艰难的起步》回忆录中写道：“文化革命初期，有大字报批评我“喜欢一鸣惊人”。现在看来，“喜欢一鸣惊人”、“喜欢标新立异”、“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第一流的”这种雄心壮志都不坏，关键在于还要有严谨细致、脚踏实地和换而不舍的实干精神。 70年代中期，王选经常是中国科技情报所所藏相关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当时条件艰苦，车费不便报销。从中关村到地处和平衡的情报所公共汽车票是二角五分钱，王选经常少坐一站省五分钱。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复印资料必须很谨慎，对于字数多的页，经常靠手抄。王选说：“这也是我一生中承担的最困难的任务。” 在产品的生产上，一开始只有王选赞成选择潍坊，其他人都力争与苏州计算机厂协作。王选的理由是：积极性最重要，只要积极性高，技术力量可以加强。 从1988年北大开始自己生产照排系统一直到1991年3月和潍坊分手，王选的解释是：“如果北大不自己生产，就无法保证进一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当时潍坊和北大的合作还是转让技术的方式，联系不够紧密，如果要进一步加深合作，王选认为只有“按股份做”，但那时还没股份制。 在照排淘汰铅字以后，有人对王选说，你们的市场会萎缩，但王选让方正在“技术上不断长出了新东西”：采编流程管理、检索、远程传版、彩色出版、广告管理和制作、多媒体、动画制作等。拓展的新领域大多利用了方正已有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这一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投资”。“方正不随意开领域，开了则力求成功。” 我在做一个实验 王选认为他对方正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占领了市场，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吸引人才的机制，树立了一种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气氛。王选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形资产。” 怎样使这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坚持下去，让未来八年内扩充到100人的方正研究院里的优秀的青年人创造奇迹，是王选现在思考最多、最感兴趣做的“一个重大的实验”。 王选说：“软件是一个集体性劳动，人才必须组织起来，围绕一个正确的方向，围绕一个目标，才有价值。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青年人，而是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的情形是，中国人只有到了国外，到了硅谷，受外国老板指挥才能把才华发挥出来。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有幸的是王选认为现在方正研究院有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研究院年轻一代在继续创造着这种气氛。所以王选说，他现在已经预感到了这批青年人将来能够创造奇迹，能够造就国际一流的软件公司。 “台湾朋友参观完我们的研究院说，‘象你们这样埋头钻研技术的年轻人，台湾10年前还有，现在已经很少了。很多年轻人想的是如何尽快赚钱。’韩国朋友说，‘韩国青年人很多不愿意干软件、埋头钻研技术，因为太苦、太累。’我听了很高兴，物以稀为贵，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坚持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进入国际市场。急功近利成不了大事。” 王选主张，研究院的新一代领头人要继续营造奋斗的气氛，以身作则，自己干得比谁都多。“懂得团结人，懂得尊重人，才能够让有才华的人从自己手下冒出来，应该有这个风度，能够听取不同意见。” 王选认为，人才，包括为人和才能，缺一个可。他对立志于走技术“路线”的年轻人的忠告是：“技术上要突出，能敏锐地洞察发展方向，同时又要有市场头脑，能和市场紧密结合，懂得什么技术和产品是当前或未来市场所需要的。有些技术尖子孤芳自赏，不懂得市场需要，白认识高级的东西，市场并不一定看好，而失去市场就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 王选十分看好方正的未来，他说：“我们有领先的技术，有强有力的分公司，出现了一批帅才和将才，管理水平逐步向国际靠拢。因此，10年之内方正将有很大的发展，并将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附：1999年上海《财宫》全球论坛上记者对王选的访谈（节选） 记：在这次会上，有一个专题是未来50年中国的发展，您怎么看未来50年中国IT的走向？ 王：这几乎无法想象。以现在的发展速度看，计算机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两年后PC机处理能力可以达到每秒10亿次，一张光盘可以容纳500册图书（每本书以300页计），而在10年内，这些数字会再增加1000倍。可以肯定，未来50年是互联网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广播发展了37年，拥有5000万听众，电视则在13年内就拥有了5000万观众；而互联网仅在短短7年内就拥有3亿网民，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财富不再是羞答答的字眼。 记：经历了方正的风风雨雨，您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王：目前中国急需培育自己的企业家。一个企业在创业时，专家很重要；而在它立足市场时，科技企业家更重要。中国的企业，更需要的是像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 可以看一看世界上那些成功的大企业，IBM、CISCO、DEIL，都是科技企业家当家，他们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像Cutier这样的杰出技术专家能为微软在某一技术方向做出重大贡献，但微软的发展还得靠盖茨这种企业家吸引许多这样的专家。 记：方正今后还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出版仍是方正重中之重的主业。此外，我最看好的就是教字媒体。在34岁的邹维副院长领导下，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实现了从模拟影带到数字视频网络的技术跨越，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基于视频服务器的数字播控系统，实现了广告与节目的非线性编播，有关产品已经在十多家电视台使用。方正已经把它列为E－media（电子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制开发也会是方正今后几年的重头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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