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评述 吴敬琏一说话，所有人都在倾听。吴身为国务院很有影响力的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和高级成员，在宏观经济调整和财政货币政策问题上有着特有的敏锐与自信。 这位69岁的经济学教授和人大常委会委员说些什么呢？他认为国家必须继续推行扩张性政策，在供给方面多下功夫。他开的药方是：“第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来增力。需求。第二，起动零售市场，包括房地产业和农村市场。第三，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并且非政府投资也应有所增长。这些措施也会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需求不旺的问题。 出生于重庆而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吴敬迹的经济观点有很强烈的中国特色。人们都在听着，并等着看它们能否付诸实践。 中国有个“吴市场”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始终站在前沿。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首先集中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五六十年代已经被定论的“商品外壳”又被拿出来讨论。 不过，这种讨论仍不那么轻松。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差不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不少经济学家们不唯上，不唯书，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吴敬琏就是其一。 在“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写进党的决议以后，关于社会主义是不是市场经济的讨论又突出起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和调控手段问题。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种讨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因为过去不少人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时吴敬琏又出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发展。最终的改革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使党的“十四大”最终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这里积累了包括吴敬琏在内的理论工作者多少年的艰辛探索，不少人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然而，尽管有许许多多的遗憾，但他们是无悔的，更是无愧的。吴敬琏也是这样。 “吴市场”对中国市场经济怀有一个理想：让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繁荣起来，让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理想引导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因此，他认为，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操控的证券市场，使大多数股民受损，产生了很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他对日益扩大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现状，具有强列的危机感，认为中国决策层必须以强力措施来扭转这一局面。 为了推动市场经济的进程，他强调关键在于政企分开，“抓大放小”。抓就是抓“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近几年的改革看，产权明晰和政企分开是关键。政企分不开只能越改越不分，越改越少，“政企不开现在是个决心问题”。 批评者的声音 在中国，经济与政治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改革旧的政治体制的同时，也是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一位执着的经济学家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需要做好面临各种批评和风险的准备，需要迎难而上的莫大勇气。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但是在此之前，理论界、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该怎么走，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存在较长也较激烈的争论。作为主张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吴市场”遇到了潮水般的批评、指责甚至攻击。迄今仍有一些人对吴敬琏的观点的性质表示怀疑。 批评者的声音有些来自于一些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年轻经济学者，他们认为吴的观念过于保守。“正是吴敬琏这样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对中国经济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出于对80年代中后期经济状况的不满。吴敬琏从来没有因强调走市场之路，而忽视对社会公正的关注，这一点居然成为批评者的把柄。一位学者在1988年写了一篇《回答吴敬琏学派》的文章，文章针对吴敬琏认为中国当时应实行紧缩政策的主张展开批评。文章摘要如下： 吴敬琏说：“在我看来，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配套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因此当前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保证这种环境的创立和维持为出发点，生产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的安排都要考虑改革的需要。” 这一论点不能成立。 ①如果宽松的经济环境是改革的前提论能成立，就等于说贫穷的省、审、县、厂都不要改革。 吴敬琏给“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下的定义是：“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审场不太紧张，国家的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经济环境”。中国经过30多年的建设尚没能达到这样的改革前提，按此逻辑，不知要让改革等多少年。况且按照吴敬琏理论中国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宽松环境。 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促进生产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这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把创立和保持宽松的经济环境作为政策出发点是本末倒置。 ③条条大路通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在不宽松的经济环境下照样也能改革。企业改革、物价改革、住房改革现在都可以搞。所谓的“两难”、“死结”问题并不存在，关键在于思想现念要更新，理论要更新。 不仅仅如此，批评还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吴敬琏学派是我国经济学界的多数派、主流派，对我国的经济政策有着最重要的影响。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主流派的理论是不成功的，不仅在中国不成功，在其发源地——苏联表现的也不成功。苏联按照它搞了七十年，结果以比日本大得多的人力国土和资源搞出了比日本小得多的经济成就，而且苏联人民比日本人民还多付出了几倍的辛苦和努力。中国所有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是苏联9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尽管后来进行了不少修补，但是并没有改变其使经济发展缓慢的本质。中国经济的落后并不完全是政治上一系列失误造成的，主流派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失误，中国在错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将仍然是低收入国家。可能有人会对此论不服，但是，总不能说在这三十几年的实践中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抓得不紧，贯彻得不力，只能说明政治经济学本身有问题，就是贯彻得再好，再一丝一毫不走样，也不会有好结果。如果说中国只贯彻了30多年，时间不够，那么苏联执行了70年总该能说明问题吧。 中国经济的落后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主流派的错误理论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主管经济的同志不聪明，更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作不积极。和外国相比，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工作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最大，最省吃俭用。现在已有不少国家每周只工作40小时，而中国职工普遍都在50小时以上，有好多人更是长年加班加点，没有节假日。正是主流派经济学家的错误理论消蚀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抵消了广大人民的省吃俭用和冲天干劲，拉大同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差距。这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而不能掩盖、回避的尖锐问题。 现在看来，我们或许会理解作者对发展生产力的激情，但会更理解在中国偌大的地方进行改革不是儿戏，冲动是不行的。忘记过去、不切实际地否定过去，将一切错误盲目地加在经济学家的身上似乎是一种背叛。实践证明，在经济学领域应该成为“主流”的终归是“主流”。 另一种的批评更多的是政治方面。在十四大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之前有人批评，现在仍然有人批评，认为吴敬琏的本质错误来自于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篡改与曲解。 吴敬琏同志接过西方敌对势力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口号，全盘否定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吴敬琏同志说：“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所下的定义，即社会主义二国家所有制的支配地位十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在国家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论断，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末期苏共党内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强行作出的”。“虽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语过的国家迷信色彩，但是它在相当的时期中仍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数十年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方针，显然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问题上，吴敬琏同志的分析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完全陷入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比较制度经济学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他主张的社会公正，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为前提的吴氏所谓的转轨时期的产权再配置中初始分配不过份悬殊，不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对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在短期内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分化日趋扩大的趋势。以上世纪末叶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倡导累进税以来，已过去百余年。世界上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可见税收制度时消除两极分化作用甚微。其次，这类理论家所标榜的社会公正，以初始产权分配不过份悬殊、剥削者不掌握全部权利生产资料和个人财富的不过份积累为满足，实际上是容忍产权分配和收入分配的悬殊和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这哪里是什么社会公正，分明是两极分化。 再者，社会公正十审场经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因为所谓社会公正不过是西方福利国家的代名词，审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深究起来，我们必须承认，我国自由派理论家们所主张的所谓新社会主义观（邢贲思同志语）还比不上现代资本主义，更比不上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单位是垄断企业集团，不像我国的自由派理论家们所主张的那样，在农村主张将个体小农经济凝固化，在城审主张将国有经济量化到个人头上。现代资本主义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对国家经济进行前所未有的相当严密的管理，包括制订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不像我国的自由派理论那样，“摒弃计划经济”，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严密管理，鼓吹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至于以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相当严密的计划经济和相当广泛的福利国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经济纲领，更是我国自由派理论家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不能望其项背的了。 这种批评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还好，我们的“吴市场”一如既往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十四大”前夕，吴敬琏顶住重重压力，给中央写了一份建议书，要求在“十四大”上把这一条给确立下来：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市场经济。 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已历时20年，其间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农业、企业乃至社会保障改革等各个方面。整个转轨的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庞大无比的经济系统的逐步演变，是一个走向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建立新的有效率的激励体系过程。 回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20年中所走过的历程，我们目睹了改革所作出的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抉择和艰难的闯关。然而，在此背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和思维转变更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阶段，采取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由于制度变迁具有相互依赖的性质，在现代经济这样巨大的系统变迁中如果没有经济理论的指导，就必然经常发生走弯路，付学费，甚至“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达不到预先设定的目标的。加之“左”的路线的影响严重存在，许多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勿庸置疑的理论、观念甚至概念，在过去相当时期内对于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甚至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值得怀疑和难以接受的。而改革正是伴随着对思维上的禁区的不断突破和对认识上的误区的不断纠正而一步步向前迈进。 世纪末的主张 当我们正在走向21世纪之际，中国的改革也正步入攻坚阶段。关心改革的吴敬琏又要说话了。这些话可能会在新的世纪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正如他的话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重大影响一样。 （一）向供应倾斜治理当前“通络” 所谓通货紧缩，无非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这样一种状况。物价指数持续走低的情况说明，通货紧缩是一个客观事实。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从增加需求入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应当采用“供应学派”式的政策，采取一切手段使“供应方面”（企业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出来，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增大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把经济推出通货紧缩的漩涡。 从1998年中期中国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增长的经验可以看到，这种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稳定增长。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而且即使政府有这样的财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所以，继续把政府大规模投资作为支撑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以提高是我国的一个客观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而加税，还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为了扭转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我们除继续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个人收人政策）外，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供给方面”去，实施“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具体来说，这一套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在财政资源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方法上要加以改进。 在资金运用方面，改变财政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实行投资方向多样化，增加教育、科研、共用技术开发等投资的比重。在资金运用方法方面，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尽量采用贴息、参股、项目融资等方法争取民间投资的更多参与。 第二，要更加明确地采取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是一种短期调控，货币政策目标总是根据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的。但在1992年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没有作出明确的调整；而一些货币政策工具如法定储备金和超额储备金利率过高、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运用不足，也不利于货币供给的扩张。与此同时，银行改革滞后，也使它们放贷取利的压力和动力不足。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方面的这类缺陷需要及时加以克服，使有购买能力的总需求真正得到扩张。 第三，采取重点增加低收人阶层收人的政策，增加消费需求。 目前存在一系列增加居民个人收人项目，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的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我认为，在实行这方面的政策时，必须按照低收人阶层优先的原则在实施时序上作出妥善的安排，有先有后地加以解决。 第四，实行“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供给扩张本身会创造出需求，需求的增加又会拉动供给的扩张。这种良性循环会使经济活动全面活跃起来，促成经济形势的稳定转变。 1．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方针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确宣布并认真扶持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的企业，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继续贯彻“放小”的方针，把它们改造为真正的企业。消除对非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歧视性政策，努力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与建设小城镇相结合放手发展中小企业。 2．对目前大中型企业中的某些“翻牌公司”实行认真的企业制度改造，使之成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要求的现代企业。其中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3．进行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重组，推进它们的企业制度改革，把它们改造成为真正的银行。改变目前资本市场“垃圾股”充斥、上市公司总体素质下降、证券市场投机气氛弥漫、违法违规活动盛行、股票价格大起大落、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状况，使证券市场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信息透明、规则明确的良好投资场所。 4．认真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政府行政部门不应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等微观经济决策，更不应当做“裁判员下场踢球”那样的傻事。所有公务人员都应当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为人民、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 5．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那样的方式动员人民创业的积极性。近两年来经济形势由上行转为下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和国内政策环境复杂多变，市场失序状况愈演愈烈，使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产生不良预期。在这种预期心理的支配下，消费者储币惜购，民间投资顾虑重重。这种心理状态极不利于扭转通货紧缩趋势。因此，在执行“向供给方面倾斜”政策的同时，要通过反复重申并在实际生活中坚持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行之有效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十五大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定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动员人们艰苦创业的干劲，改善企业家和消费者的预期，以便聚集实实在在的“人气”，增强供给方面的实力，使经济活动活跃起来，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增大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当前中国改革的最大危险 当前中国再口到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是搞得不好会出现一种拉锯战的过程，可能会发展成类似东南亚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免“裙带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 吴敬琏说，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继续计划经济，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为此，当前还是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思想梳理和启蒙的工作。 （三）第二代改革的重点 为使我国企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后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快市场化进程。在“第一代”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长足进展后，应明确“第二代”改革的重点。虽然在什么时间和按什么条件加入WTO等问题上，我们力求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但积极争取加入VryD却是无疑的。加入WTO，能够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但也会向我国企业提出严峻的挑战。 国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没有足够的动力、压力和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为培养企业的竞争力，需要加快我国市场制度的建设，使企业首先在有一定开放度的国内市场中得到锻炼，这样才有可能应付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20年来，特别是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第一代”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市场体制的初步轮廓已经浮现在人们面前。但在一些重要环节上，例如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等方面，改革尚未到位；与此同时，市场秩序混乱，竞争缺乏规则。可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为实现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目标，“第二代”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四个方面，即：在国有大企业中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放小”，对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它们大发展；建设发达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市场交易的竞争规则，实现法治。 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市场了，聆听“吴市场”的声音恐怕不仅是官员们的事。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