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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故事 第一章 历史的断续 狭小的国门 中国的国门是狭小的。 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这句话不仅具有象征性，而且是相当写实的。 北京东城王府井南面有一条僻静的小街，叫东交民巷。这条小街曾因当年义和团在此围攻各国使馆并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这狭长而幽静的小街西头，有两扇极不起眼的红漆剥落的小门。门前挂着一块牌子：北京市公安局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入境管理处。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门”之一。 1989年1月5日清晨8点多钟，我来到这里，想询问一下怎样办理出国手续。那时门外已经围了有二三十人。9点整，一直毫无动静的小门突然从里面打开，外面的人群一拥而入。小门里面是一个前后贯通的套间。外面那间屋子有十七八平方米大小，一下子就被前来领表、交表和咨询的人挤得满满的。 里间的门依然紧闭。有人冒冒失失地去“砰砰”敲门。里面出来了个民警，毫不客气地把敲门的人训了一顿，又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大家只好耐心等待。在申请出国的整个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申请出国的过程就是培养这个耐心的过程。 里屋终于有了动静。里面的民警开始传唤人了。大家看到国家机器开始正常运转，就变得更加耐心了。 与外屋的无聊烦闷相反，里屋是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世界。两三个民警为了能在一上午打发掉四五十个带着各种稀奇古怪问题的申请者，倒是一刻也不能闲着…… 四年后，也就是1993年夏天，我从国外回到北京，在东交民巷已经找不到当年那两扇向北开的小门了。“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入境管理处”变成了一间颇为现代化的服务大厅：宽敞、干净、舒适。护照申请的手续也变得相当规范化了。 东交民巷开始失去往昔的清幽。过往的汽车、行人和农贸自由市场为这原来极为僻静的小街带来了几分闹市的嘈杂。 这些琐琐碎碎的变化，日后回想起来，不免使人有一种沧桑之感。 重开国门 那些一大早就挤在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门外、然后在狭小憋闷的接待室里苦苦等候、最后终于在民警的呵斥声中小心翼翼地领到或交上护照申请表的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都是历史的幸运儿。 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虽然只有一条小缝，但毕竟是为这一代人打开了。这国门的打开，是中国在70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化之一。 1978年7月7日，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蓝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中美双方会谈的重点是科技交流问题。中国为了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急需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方毅在欢迎晚宴祝酒时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美国认识到中国在维持全球平衡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政府也乐于加强和扩大双方的科技交流。普雷斯在答辞中说，他希望“两国的科学界有机会发展新的联系并增进相互的了解”，而两国“在农业、医药、生物科学、能源、气象学、勘探自然资源和探索宇宙空间等方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提供。” 会谈一连进行了三天。普雷斯形容会谈是“建设性的”；方毅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间，美国客人参观了农业学大寨展览、科研单位和医院，当然，也游览了长城。 就在这三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取得了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充满戏剧性的谈判 当时谈判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先生（Leonard Woodcock）当年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参加了那次中美会谈。1991年冬天，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曾向我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双方谈判的情景。他说，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事前，美方是准备在会谈中向中方要求将互派留学生作为双方科技合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原来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之一。美方没有料到中方会如此积极迅速地作出反应。在一天上午的会谈中，美方代表先发言，提出双方可以互派留学生。下午，中方代表发言，说，可以。并马上反过来问，你们能接纳多少人？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伍德科克先生回忆说，“大家都很兴奋。可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是有一个设想，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美方代表立即在场下举行“紧急磋商”。来自美国航空、教育、农业、商业、卫生各界的代表团成员开始估计在各自领域里能够接纳多少中国学生。“紧急磋商”之后，美方代表又把问题提了回去：你们计划派出多少？ 中方立即答复：500人怎么样？ 对于中国来说，决心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生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带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就在那一年的3月，中国政府已经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招考了一小批出国留学预备生，准备派往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当时，那经过全国统考筛选出来的23名“尖子”，正在北京语言学院“集训”。 首批赴美留学生 据伍德科克先生回忆，后来当中美具体商谈互换留学生的时候，双方只有一个小小的分歧。伍德科克先生建议，考虑到中国教育被十年“文革”所耽误的现状，中国学生除了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外，还可以到美国其它大学，甚至一些社区大学学习，因为有时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在这一点上，中国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气派和自信。据说，中方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7月9日晚上，美国科技代表团团长普雷斯博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在祝酒时，他第一次提到了留学生的交换。他说：“这次访问的结果，使我看到了不远的将来在我们两国科技界的有关部门之间进行广泛交往的前景：交换资料、高水平的座谈会、合作研究、交换留学生、高等训练项目，以及民间和技术方面的贸易关系的发展。”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邓小平将于1979年1月29日访美。 两天之后，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 12月26日，首批50名中国留学人员赶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乘飞机离京赴美。 中国的大门就这样向西方打开了，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对中国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断掉的历史的又一次继续。 第二章 出国之路 留学意识 1978年底，当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他们个人生活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对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留学”这件事压根儿就没在他们的梦中出现过。“外国”，如同天堂和地狱一样遥远，属于同他们生活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大多数青年人正为回城找工作犯愁，为考大学玩命，为看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而伤心落泪，还没有人为“留学”这件事去烦心。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出国去留学了。 最早被派出国的留学生都是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公费生，绝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少部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出国留学，如同是一项组织安排。 到了80年代初，有关派遣留学生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电视上，但仍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作“出国梦”的。出国留学仍然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一些幸运的名牌大学高材生的事情。 将社会和人心真正搅动起来的是自费留学的开放。 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并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当时中国政府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所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 自费留学的开放，一下子将国门向所有人打开了。无数中国青年第一次在自己生活里发现了一个梦想——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的梦想。 在短短几年中，随着中国人的“留学意识”的提高，“出国潮”很快就由古井微澜变成了沧海巨波。1983年，自费留学人数仅有一千多；三年后，即1986年，数字增长了十倍，自费留学的人数达到一万多；又过了一年，到了1987年，又翻了十倍，自费留学的人数骤然突破了十万大关。一时间，无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有没有海外关系，想不想继续学习——都开始琢磨起“留学”来了。 征服“托福” 出国留学的路上，每一个人需要攻克的是TOEFL。 TOEFL是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作为外语的英语考试）的简称，后以港味儿十足的译名“托福”而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81年中国政府同意美方在中国境内设立TOEFL考试中心，并于同年12月11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举办了首次TOEFL考试。考试中心的设立很快就由北京等3个城市发展到8个城市，到1987年，又扩展到15个城市，29个考点。尽管如此，仍远远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巨大需求。 报考人数激增，很快使TOEFL考试之难超越出英语语言范围。考试本身倒不算什么，报名成了大问题。1986年考TOEFL，在北京报名还算容易。到了1988年、1989年，TOEFL报名就已如同买火车卧铺票一样艰难了，报名者需要连夜排队，夜间发号换号，折腾个够。有些高校学生为了确保当年的考试机会，干脆组成“互助组”，轮流排队，其壮观景象大概只有日后深圳几十万人争购股票时的情景可相比拟。 与TOEFL报考人数飞速增长可以相比的是中国学生的TOEFL成绩。有几千年考试传统的中国人在考场上是从不示弱的。最初，500分就可以让别人羡慕，而550分就足以让人啧啧称奇。到了90年代，没考到600分就是没考好，而考满分的已屡见不鲜了。征服了TOEFL，莘莘学子们又勇敢地向其它研究生专业性考试进军，像GRE、GMAT等等，也都是一路所向披靡。 据说，在美国大学里，常有系主任面对着几个TOEFL、GRE同样高分的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犯难，不知如何取舍。 外国教授或许会对中国学生的聪明和勤奋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们很难懂得，在TOEFL考场上，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那绝不仅仅是一场外语水平的竞赛，而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 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学生对海外“新大陆”的探索，先是集中在美国和西欧，然后很快就转向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着又迅速扩展到东欧和拉丁美洲各国，以及世界上一切可以去的地方。 整个趋势可以从下面这些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 1978年，中国政府向全世界28个国家派遣了400多名留学生；到年底，中国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已增加到41个。4年后，有中国留学生的国家已多达54个。到了1984年底，中国已向全世界五大洲63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留学人员。1988年11月24日，在中国重新恢复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近十年后，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国家和地区已达76个之多。1993年初，据《人民日报》的消息，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已遍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了。 最初，中国留学人员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西欧。以1979年为例，当年派出的1200人，派往美国的有500人，英国300人，西德和法国200人，而去日本的只有100人。在1986年到1989年三年间，留学加拿大的人员有了显著的增加，1986年是1200人，1989年已增加到3250人。而这时，更多的人开始涌向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日本，出现了许多由上海、北京等城市去的一时不能进入正规大学读书而先补习日语的所谓“就读生”；在澳大利亚，1983年，自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只有70多人，到了1987年，已增至4810人。1989年时，又猛增到几万人，以至于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更改自己的留学政策。 随着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语言学校的留学市场迅速饱和，中国青年们又开始探索和开拓新的留学领域，像东欧的匈牙利、大洋洲的新西兰，以及南美诸多不易记住名字的国家。总之，到了90年代，如果有一天有幸遇到某位在马尔代夫或伯利兹或纽埃留学的中国学生，千万用不着大惊小怪。 在80年代席卷全中国的“出国潮”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生的悲喜剧。 无论其中有多少事情让人感叹，让人悲哀，让人看不惯，让人痛心疾首，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中国人开始摆脱掉身上的“惰性”，重新具有了活力。这或许是中国民族精神张扬的开始。 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如果有出息，一定会走出家门，开创自己的事业。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族。80年代，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敢到海外去闯天下，或许是下一世纪中国兴盛的先兆？ 变化着的数字 1978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人出国留学？准确的数字或许无法真正弄清楚。 1988年10月，美国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留美学生状况研究的专著《中国留美学生：政策、问题和数据》。该书作者、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问题专家里奥·奥林斯（Leo A．Orleans）在书的序言一开头就写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能确切地知道，现在或自1978年双方开始交流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学习。” 在这里，缺少的不是统计数据。数据有不少，只是这些数据常常自相矛盾。在一大堆不断变化着的、有时相互矛盾的统计数字中，有两个数字似乎值得特别注意。1988年底，国际教育协会公布了名为《门户开放》的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在1987年至1988年间，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总数为42481人。尽管当时在美的留学生中，中国台湾的学生人数仍然占首位，但不到一年，就在同年11月，美国新闻总署公布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年度调查报告，报告宣布：在美国各大学攻读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总数已达29040人，第一次超过了台湾。 中国海外留学生派遣规模日益扩大，到了1991年，人数猛增到170000人；1992年，又增加到190000；1995年的最新数字是220000人。 与“多少人出去了”有关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人出国留学了？” 一种常见于海外和港台报刊并被反复重复的说法是：出国留学的主要都是一些高干子弟。 尽管能举出不少例子，但上面这种颇具误导性说法的产生显然不是基于数据的分析。就整体而论，近十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生的挑选和派遣，如同大学高考招生制度一样，是一种相当公平的竞争。 1990年3月，中国留美学生学者政治学学会曾就中国未来的政治问题在留美学生学者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组织者分两次向全美18所大学寄出了问卷。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引起我兴趣的是留美学生学者的背景分析。根据调查报告的统计，在被调查的留美学生学者中，52％的人来自大城市，29.8％的人来自中等城市，8.4％的人来自集镇，8.8％的人来自农村；其中，51.8％的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24％的人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10％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7.2％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调查报告的作者由此分析说：“较多的学生学者为男性，来自大城市，来自学校，生于60年代，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在国内获得较高的学位。” 这些数据和分析或许有不够精确之处，但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 第三章 海外的震撼 文化冲击 1989年8月30日，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20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密执按大学，大学在离机场40英里外的小城安娜堡（Ann Arbor）。那时已近傍晚，阳光仍浓烈，但不再烤人。我向校园方向走去，路上看到的景象令我难以忘怀。 一路上，到处都在开晚会。节奏强烈的音乐在空中荡漾，烤肉的香味在傍晚惬意的凉爽空气里隐隐弥漫着。穿着一色西装、短裙的大学兄弟、姐妹会的成员们，排着队去参加晚会，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城中，无数穿T恤衫、牛仔裤的男、女大学生们拥挤在街上的小餐馆、咖啡店、酒吧和冰激凌店，喝着罐装啤酒，吃着高杯冰激凌，谈着，笑着。街上一片喧闹。站在城中的街上，可以望见通向校园广场的圆形拱门和法学院那爬满常青藤的古典式尖顶建筑，更远处，是夕阳辉映下高高矗立的钟楼。 这是学校秋季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经过漫长暑假后返校的学生们正在抓紧时间尽情欢乐。面对眼前的景象，我内心感到一种震动，好像有某种过去一直很完整的东西突然在心中断裂开来。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别一种生活。第一印象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强烈的文化冲击。 美国是个金钱社会 美国是一个真正的金钱社会。在那里，金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转动。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它没有什么贵族和平民，没有什么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是，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而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1990年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学院的组织下，我曾随着“美国政治与政策”暑期研究班去华盛顿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家专门从事国会游说的律师事务所。接待我们的是该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库兹威尔律师。座谈时，这位正值盛年、西装笔挺、一点不愿掩饰自己有多么精明的职业游说家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美国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Dollar（美元）问题。任何变化，无论是一项法令的通过、一位议员的当选或是一个案例的判决，最终都意味着美元从一些人的口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 的确，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电视上正式宣布开展一个全国性的反毒品运动。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也没有什么动员大会，布什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就是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几千万美元的反毒品专款的预算案。这个情景颇似NBC电视台“周末夜生活”节目里对1992年总统候选人佩罗的讽刺：这位德州的亿万富翁解决洛杉矶种族暴乱的办法就是给洛杉矶寄去一张支票，然后宣布，洛杉矶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所有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学者，无论是政客还是百姓，只要在这个社会生活一久，就会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去跟着一起转，不愿意停下来。 一个三十五岁的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后，什么也不干，不访不问也不学，每天就是打工挣钱。他说，他开始的目标是攒够一万。可挣够了一万，又想攒两万、三万。结果，欲罢不能，就这样一直打了下去。 90年代初，国内曾一下子出了好几本描写所谓海外留学生活的纪实性畅销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人物命运各异，异域生活多彩，只是主人公在海外是否获得成功，其主要标志都是最后“发”了没有。 孤独的阴影 在西方社会个人自由主义的背后，常常隐藏着孤独的阴影和一种无援的感觉。生活在中国社会，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不痛快”．却少有抑郁的感觉（Depression）。而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一长，不但有了Depression的体验，而且也懂得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美国人要去看心理医生或要用毒品来毁掉自己物质条件优裕的生活。 进入美国社会的中国留学生，在享受到个人自由的同时，自然也会体味到那种孤独的阴影和无援的感觉。 一个在康州某大学读生物化学的三十三岁留学生曾向我描绘过他某一时期的抑郁心态：“开始是感到孤独，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生活，也没有人说话。然后，是精神抑郁，对什么都没兴趣，什么都不想干……这种抑郁，时间一长，慢慢地就变得难以忍受了。你会觉得自己一步步走向疯狂。最后，你真会觉得自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一位1982年到加州州立大学读书的二十九岁的女研究生说，在美国，她最感凄凉的时刻就是周末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回住地，身边一辆辆汽车开过，载着欢叫着的美国学生去参加聚会或去度假…… 的确，在美国，当你望着大都市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当你看着公路上一辆辆从身边急速驶过的汽车，当你面对着街上急急忙忙赶往某一地方去的人群时，恍惚中，一种凄凉的孤独感会油然而生。你突然意识到，尽管你站在那里，眼前的一切却意味着另一种人生，可能和你毫无关系；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在那一刻，你是自由的，可以做一切想做的，说一切想说的，可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在乎。突然之间，你会感到自己好像被世界遗忘了，你的存在一下变得毫无意义了。 人在生活中需要有一种归属感。许多习惯于集体生活和组织关怀的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后，常常转向其它的群体来寻求这种归属感。在西方社会，能够为人提供这种归属感的是各种宗教组织。我大学里的一位女同学，当年曾是班上集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出国留学前还人了党，在外几年后，听说已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留学生中，真真假假地信教入教的人并不在少数。 人类一直在追求自由，但人在生活中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 面对另一个社会 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和震惊。于是，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切所保持着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便开始掺入一丝怀疑。 这也许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的最深刻也是最复杂的感受之一。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就像人类的思维无法摆脱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样，我们也很难真正超越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局限。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社会所代表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正常的，并毫不怀疑地予以接受。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断判其它社会的一切。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了“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时，我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我问他，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这种绝对思维。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又说：“现在也有。” 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狭窄的意识。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同或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将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异国文化，还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第四章 几代风流 几代赴美留学人员 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大都是国家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的骨于，据《人民日报》报道，他们中不少人是副研究员、讲师、工程师和主治大夫，年龄最小的三十二岁，最大的四十九岁，平均年纪是四十一岁。他们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里进修两年。 80年代初期，除了这批最早派出的留学生年纪较轻外，中国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以中年访问学者为主。他们大都是国内各大学和科技研究机构的骨干。根据美方入境签证的统计，在1979年至1982年间，在中国派到美国的5593名访问学者中，年纪在四十岁到四十九岁之间的，占60－66％；50岁以上的，除1979年外，另占20％左右。而同期持J—1签证攻读学位的留学生的人数远少于访问学者的人数。 大约在1982年至1985年之间，一批更年轻的、经过考试筛选出来的中国学生被派到美国和西方留学。根据美方入境签证的统计，在1982年间，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中，二十岁到二十九岁年龄段所占的百分比第一次超过了三十岁到三十九岁年龄段所占的比例，达到54％；而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数占那一年的留学生总数的85％。 自1986年开始，一大批更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闯到美国。他们大都20岁出头，十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在他们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上山下乡”对他们来说也只是电视剧里上一代人悲壮的历史故事，他们从重点中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重点大学。与上两代留学生相比，他们活得更为潇洒，渴望闯荡天涯，见识世界。 在美国大学作教授 不能不承认，十多年间，一代代中国留学生迅速地成长起来。 今天，许多新到美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有些“美国教授”不过是比他们早几年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如今在美国各大学里执教，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了。 自1990年以来，每年都有三四名从美国其它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被密执安大学聘为助理教授，所在的系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电机工程和商业管理。几年下来，在密执安大学执教的中国留学生已能在“中国学生会”外，另组织一个“中国教授会”了。 今天，对于在外磨练了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美国大学已不再是他们当年天真想象中的圣洁的学术圣殿，而已变成一个极为现实的人生竞技场。就像所有有人群的地方一样，美国大学里，除了知识和学问外，也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和勾心斗角。 在美国大学争得一教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和著名教授的推荐外，还必须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和活动能力。 即使在美国大学里拿到教授的职位，也并不是一场竞争的结束，而是一场更艰难的竞争的开始。所有新聘任的教授都必须在五六年之中争取到“终身合同”，不然就得走路。而“终身合同”能否拿到，不但与学术水平、科研成果和出版著作有关，而且也与是否具有良好的人事关系紧密相连。 进入美国社会 如果不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不能不承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加强。 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中国留学生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几乎全都是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 受聘于美国各大金融贸易公司的中国留学人员，大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事着各种诸如律师、会计、经纪人、房地产商等专业性工作。中国和东亚的经济起飞也为这些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历史性机会。在1993年到1994年间，仅美国摩根银行香港分部所雇用的中国留学生就达二十多人。 而理工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不但成为美国科技领域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广泛地进入了美国实业界。三大汽车公司、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杜邦化学公司……到处可以碰到几年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更有一个笑话说，如今美国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话，都不得不先去学中文，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国人，不是来自大陆，就是来自台湾。 这一代中国留学生中，不乏雄心勃勃之辈。从事科研的，眼盯着诺贝尔奖；经商的，想挣下个几百万；搞文的，一心要进入美国文化主流；就是在演艺界，也有人整天在喊打进好莱坞，打进百老汇…… 在这一片多少带些浮华色彩的喧闹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培育出来的进取精神。由于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留学生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这精神面貌的变化，也许正是海外留学的本来意义之一？ 新中国商人 尽管历史上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谋生的方式不外乎是开洗衣店和餐馆，但历史并不总在重复自己。 他三十五岁，来自北京，1986年到美国，在缅因州一所大学读书。毕业后，他几次换工作，最后终于辞职，搬到休斯敦，在那里的一家美国公司当起了推销员。 作为推销员，他所推销的东西是远洋货轮的航线和集装箱的舱位。在几年里，他迅速学会了一整套美式推销技巧：怎样从电话本上寻找潜在的顾客；怎样打电话预约面谈，让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听你胡扯；以及最后怎样在面谈的半小时里说完原本两个小时也说不完的话，让人以为占了大便宜似地买下你的东西。 他在那家美国公司里很快就站住了脚。公司的报酬待遇不薄，衣食可以无忧了。不过，他知道，在公司做一个推销员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他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不过，与其说他等来了机会，不如说他发现了机会。 当时，南非政府由于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抵制。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与南非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实际上，许多国家都与南非有着大量间接贸易。他知道，对航运业来说，这里有着一个很大的市场。 1990年，他辞去了那家美国公司的推销员工作，创立了自己的“远洋运输代理公司”。不久，第一笔佣金汇到了他公司的帐号上。他的生意迅速扩大，很快就由航运业扩展到与之相关的保险业、进出口贸易。他的眼光也由南非转向东欧、越南…… 在投身商潮的中国留学生中，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居留，在美经商的留学生人数也在日益增多。留学生经商已渐成一种蔚为壮观的潮流。 当年，多少满怀“做学问”的热忱赴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一到美国就发觉，美国社会的结构重心不在政治，不在文化，甚至不在科学，而在商业经济。历史上，有一位美国总统曾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的确，在美国社会里，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而商业上的成功又是一切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作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商业社会，在美国办一家公司远比在中国申请一张护照容易。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商业世界最终将吸引许多有才华和胆识的留学生投身其中，成为他们争雄的战场。 二战之时，人类在战场上以血肉之躯相拚；战后，东西方之间开始了以激烈的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冷战”；如今，一场新的以贸易和商业为形式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又在国际间迅速展开。下一个世纪，中国能不能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场较量中的成败。 第五章 月亮的另一面 打工的滋味 尽管有不少文章将国外打工生活描绘得相当诙谐、洒脱，并将其赞扬为西方年轻人“自立”精神的一种体现，但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现实中打工本身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悦的。 “你一刻也别想闲着。”一个人工智能专业的33岁的博士生说。他曾在一家中国餐馆里洗过盘子。他一天干两个小时，每次去的时候，碗池里的盘子都堆得跟小山似的。两小时里，他就是不停地洗，也洗不完。洗了才两天，他的手就全脱了皮。他还说，那个中国餐馆的老板，是他平生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坏人。老板对打工的学生常常骂骂咧咧，曾没什么道理地解雇过一个女孩子，只说是她的“头发太臭”。遇到美国节日，这个老板不让打工的中国学生休假，说什么那是人家美国人的节，咱们中国人不过；等到中国春节时，他又会说这是在美国，别想过什么中国的节日了。要是真找他要假，他就会解雇你。 在纽约时，我还碰到过另一对以打工为生的年轻夫妇。他们是广州人，以前都在外贸公司工作。1983年在亲戚帮助下，以“留学”为名来到美国。来后第三天，就开始自己谋生。他们租下了一间地下室，当晚，在一片老鼠的“唧唧”声中，睡在了一堆旧报纸上。为了生活，丈夫开始给一家比萨饼店送外卖。一天晚上，大雨滂沱，他骑着自行车给一家人家送货。由于雨太大，在骑上一个高坡时，连人带车一起跌进了路旁的沟里。最后，他只好推着车爬上高坡。送完这趟货，当他浑身湿透地回到那间地下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而这一晚，他得到的小费只有25美分。 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打工”如同是又一场“再教育”。不同的是，当年，他们在农村经受更为艰苦的劳动锻炼时，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如今在美国打工，则完全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不管在国内多么的风流倜傥或多么的抱负不凡，到了美国，如果没人供养而又别无长技，为了谋生，就得先去打工。这是一点也抱怨不得的事情。 生存压力 美国是一个充满了生存压力的国家。这种以失业、贫穷、甚至饥饿的威胁构成的生存压力，是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能感受到，一走出校园，便会更深切地体验到的。 许多中国留学生能够通过考试，能够读下学位，能够吃苦打工，但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迈不过这一道门坎，留美的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得严峻和残酷起来。 虽然，幸运地找到满意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但留学生中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显然不乏其人。特别是一些学文科、理科等不太实用专业的，以及年龄较大的留学生，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就更难了。 面对着生存的压力和失业的困境，不少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前在国内，似乎个个都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少有人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到了美国后，领略到求职不易，有一份正式工作后，往往表现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吵不闹，任劳任怨。 为了能留在美国，中国留学生接受低薪工作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里，大家都知道雇用中国学生便宜，往往雇一个美国研究生的钱有时可以雇两个中国人。 不过，有时事情会走向极端。 1993年3月，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揭露出一件令人震惊的“现代奴工案”。 一位来自中国的姓杨的四十岁的女访问学者，从1990年3月到1992年8月，在西北大学心理实验室工作了整整两年，未得分文报酬。1992年8月13日，在询问有关报酬待遇之事后，她居然被雇用她的另一位研究人员拳打脚踢，推倒在地，最后因受伤而被送进医院。不过，事情并没就此了结。几天后，她被美国老板解雇了。 这位女访问学者原是北京一所中医学院的技术员，1990年来美。根据协议，她将在西北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工作三年，每年的工作报酬有12000美元。但在她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她实际上没拿到一分钱。因为怕得罪美国老板而搞坏关系，两年里，她从不敢抱怨。为了谋生，她只好下班后再到学生宿舍的餐厅里去切菜洗菜。 这件“现代奴工案”揭露出来以后，在西北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中引起了义愤。最后，西北大学同意一次性付给这位女访问学者32000美元的赔偿费。不过，这次这位女访问学者变得不那么好欺负了。她没有接受学校的调解，而是聘请了一位律师，到法院去状告西北大学。 都市里的丛林 1990年的冬天，我在布朗克斯区住了一个星期。在那里看到的颓败景象，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破旧、萧条的街道上，到处是乱扔的垃圾；路旁，是一片片被废弃的楼房，这些无人居住的楼房的窗子都被用砖头砌得严严的，并画上窗帘的图案，给人一种阴惨、古怪的感觉；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偶尔可以看到一二个黑人青年，或闲逛，或三五成群地倚墙而立……。我是坐在公共汽车上穿过这些街区的。车上的乘客，多数是黑人，墨西哥人，也有几个白人，个个都面色阴沉，目光黯淡。坐在车上，你有时会感到有人正在背后冷冷地打量着你……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可怕、肮脏，被遗弃的布朗克斯与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紧密相连，中间不过一水之隔。两者差别之大，却犹如天堂和地狱。 有人将布朗克斯这样的地方形容为“都市里的丛林”——那里的人就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生活，相互掠夺，相互伤害，相互残杀。除纽约之外，在许多其它大城市，像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纽沃克，甚至华盛顿，都可看到类似的情况。 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居住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都有过在路上遭遇抢劫的经历。一个在那里一所大学学习的三十九岁的留学生说，有一次，下午五六点钟，在从学校回住地的路上，他被几个墨西哥青年拦住。他们用刀将他逼到墙角，抢走了他身上的60多美元。他说，他还算是幸运的，没受皮肉之苦。相比之下，他同屋室友的遭遇就惨多了。他室友是东北人，生得膀大腰圆，身材魁梧。一天晚上，他突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地跑了回来。一问才知道，他在路上被几个黑人劫了。那几个黑人青年看他个子高大，怕一下制不住他，便上来就先一阵乱打，一直把他打趴在地上，才动手抢他的钱物。 像这样在街头被抢劫、殴打甚至被人无端杀害的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纽约。1989年夏，在达拉斯市读书的一个姓梅的自费女留学生，深夜打完工回家时，在路上被人杀害。1993年11月18日深夜，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读硕士学位的一个来自上海的25岁的黄姓留学生，在从学校返回宿舍时，被人从后面用凶器猛击头部，当即昏迷不醒，脑部遭受重伤。1994年2月28日晚，一个在纽约州一所大学学习的来自广西的姓王的留学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时，被两个进店抢劫的黑人青年开枪打死。 “围城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位作家对“留了洋”的知识分子持有深刻的批判态度。一位是鲁迅，一位是钱钟书。鲁迅小说和杂文的讽刺锋芒尽管主要是指向旧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但他在《阿Q正传》里塑造了不朽的“假洋鬼子”的形象，让人看到被殖民文化所扭曲的一些中国人的灵魂。相比之下，钱钟书嘲笑的主要是新式的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小说《围城》借一群真假留学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留学”的经历有时也无法改变中国人人性中的卑微和琐碎。 今天，“假洋鬼子”已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人自鉴的一面镜子，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长期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有可能使人变成“假洋鬼子”，而且还有可能使人陷入一个精神上的“围城”。一些留学生身上有时会令人吃惊地表现出日益狭隘、无聊和空虚的倾向，而这种精神倾向往往又混杂在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 留学生中出现“围城现象”有许多原因。 首先，留学生常常滞留在自己的旧日印象里。 每一个留学生都是带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出国留学的。这种印象在出国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着的现状往往变得越来越隔膜。留学生头脑里所保留着的“祖国”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在海外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当他们头脑里的“祖国”与现实中的中国有了差距之时，留学生的思想，特别是在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上，往往会出现保守倾向。一些留学生，或是用一种老调子谈论中国的一些过时问题，或是以一种不屑的态度抨击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新现象，却很少会想到落在时代后面的可能是自己。 其次，留学生往往封闭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 走向世界，固然浪漫，但走出去之后，毕竟还要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落脚。实际上，大部分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的生活圈子都很狭小，他们常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几年。每天在校园里见到的就是那几个人，说的就是那几句话，甚至买东西，去的就是那几家商店。过年过节，也就是几个互相认识的中国同学之间请来请去。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能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的狭小。美国发达的通讯技术有时会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参与感”。打开电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发生的事件，都能在屏幕上迅速看到。这种虚假的“参与感”常常使人忘记自己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隔绝。 第三，更致命的是，有的留学生总是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觉里。 由于出国留学竞争激烈，对不少出了国的人来说，能够出去留学本身就是一项颇可骄人的成就。更有的留学生将东西方社会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差距，自然而然地转化成自己与尚未能有机会出来的同胞之间的精神差距，进而充满了一种难以掩饰的“优越感”。这一代留学生中能不能出“巨人”，取决于许多因素。不过，一个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有所作为的话，大概总是要有点追求和进取的精神。如果一代充满梦想、满怀抱负、历经磨难的留学生，到头来，变成安于温饱、甘于平庸、一生无所作为之辈的话，那将是留学生个人乃至整个留学事业的最大悲剧。 第六章 聚散离合 奇奇怪怪的婚变 海外留学生活，有时就好像是一场检验婚姻质量的破坏性试验。留学生的婚姻被置放在全新社会环境里，经受着意识形态、金钱、文化和两性观念的高强度的震荡。 在这场破坏性试验中，生出了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白的饱含人生百味的聚散离合。其中，有的是悲剧，有的是喜剧，有的则是亦悲亦喜的正剧。下面就是两个真实而又平常的婚变故事。 她，三十六岁，南京人，1989年来美国，西雅图某大学教育学硕士。 她和丈夫的关系是到美国一年后开始变坏的。主要原因，她说，是因为她丈夫和另外一个北京来的女留学生的关系过于亲密了。有一天，她回家听到录音电话上那个女的给丈夫的留话，一上来就是“咱们……”。 她和丈夫都是南京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她在文学系，她丈夫在物理系。她的父亲是她丈夫作研究生时的指导教授。当年，为了把她追到手，他曾用了读研究生的那整整三年的时间。毕业时，他们结了婚，他因此也得以留校，而没有被分配回河南老家。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1988年，她丈夫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加州一所大学进修。不久，在美国教授的帮助下，转成学生。一年半以后，她带着两岁的孩子来美探亲。一到美国，她就感觉丈夫对她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大概，他以为他现在有资本了。我是靠他出来的，后来能读书，更是靠他。他挣钱，又是博士生，以后不愁找工作，办绿卡。”于是，不久，就出现了那个女的…… 她说，她受不了那个气，两人开始不断地闹。一年后，她抱着孩子自己回国了。当时，他们俩并没有正式办离婚手续，但心里都明白，那是早晚的事。 但是，在两人分手半年后，她丈夫突然在美国医院体检时被发现患了淋巴癌，而且已经扩散。他无法在美国治疗，因为付不起那昂贵的医疗费用。他虽然有医疗保险，但那是他作为助研的工作合同的一部分，现在他无法继续工作，因而也就失去医疗保险。 他要求回国。他也不想在美国等死，不想最后死在异国他乡。家人帮助在上海联系了一家医院。他几乎是被抬上飞机的。到上海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她带着孩子从南京到上海和他见了最后一面。“看着他那样子，我已经不再恨他了。他还挺爱孩子，说攒下的钱将来给孩子上学。”她说，“我们谁也没再提起离婚的事儿。”几天之后，他死了。 他三十四岁，来自武汉，1987年到美国，在圣路易斯某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 在他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那天，妻子突然向他提出离婚。她说，她早就想跟他讲了，只是怕影响他的资格考试，所以，一直等到今天。“为什么？”他问。“我爱上了别人。”她回答。 他和她都在大学读博士。到美国那年，他三十岁整。跟他同岁的她最初是以探亲名义出来。但半年后，就转成了学生身份，开始在同一所大学学西方艺术史。 他们的婚姻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因为两家的父母是朋友，他俩从小就认识。尽管后来上了不同的大学，他们还是在双方父母的赞许下，建立起了“恋爱”关系，日后的结婚，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她曾开玩笑地抱怨过，说当年的恋爱太平淡了，几乎没有“热恋”过。 他后来听说，妻子是在中国留学生会举办的舞会上碰到那个人的。那人是一个在校园中国留学生中间相当出名的人物。他80年代初就到了美国。开始在亚利桑那读书，读了两年，不知为了什么退了学。后来到一家中餐馆当值班经理。 妻子告诉女友，那一阵子，她感到特别抑郁，干什么都没劲儿。可是，不知为什么，和那人在一起，就觉得挺振奋。那人说，以后打算做大生意；并说他想做的事儿一定能做成。他后来追起她来，倒真是那股劲，不要命似的。她说，那人让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作为一个女人而被爱着。 他们离婚成为当地中国留学生中轰动一时的新闻。开始时，他不同意离婚。在一次争吵中，他气得打了她一巴掌。那男的听说后，赶到她家去“保护”她。他打电话叫来警察。当警车“呜、呜”地响着警笛赶到他家时，旁人都以为出了什么人命案了。 最后，他同意离婚了。两年后，他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在旧金山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了工作。 她的“热恋”也没能持续多久。她的那位男友尽管雄心勃勃，一心要挣大钱，最后却连那份中餐馆的工作也丢掉了。在日后生活毫无着落的情况下，两人开始不断争吵。后来，她那位男朋友干脆一走了之，声称到纽约做大生意去了，从此便杳无音信。 三年后的一天，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她，说他的父母——也就是她以前的“公婆”——要来美国玩，希望她能来“应付”一下。他俩离婚的事情一直没告诉家里，一来伯父母们为他们担心，二来因两家是世交，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婚的事儿影响两家关系，她答应了。 到了旧金山，她为“公婆”下厨炒菜、设宴接风，并开着车陪他们游览市容。乐得老头、老太一个劲儿地夸自己的“儿媳妇”贤惠能干。 不久，她真的又成为她“公婆”贤惠能干的儿媳妇了。父母走了以后，他又打电话给她，说，你回来吧。于是，他们两人复了婚——当然，这件事儿也同样用不着告诉国内的父母们了。 异族婚姻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留学，很少有人再将中国留学生和外国人婚恋的现象视为一种政治行为，而只是看作一项个人选择。大家对校园里因感情碰撞而产生出“异族婚姻”，已经有些司空见惯了。 与那种基于盲目或算计的闪电式“跨国婚姻”不同，中国留学人员中的“异族婚姻”，一般都建立在较深的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异族婚姻”，并不都是“西方英雄救中国美人”式的，而且，也不一定都像童话那样浪漫，有着美满的“幸福结局”。 “异族婚姻，有时是很寂寞的。”一位美国教授的三十八岁的中国妻子说。她至今仍不喜欢参加她丈夫同事家里举行的各种聚会。那些美国人热火朝天谈论的事情很少能真正引起她的兴趣。但她也很难常请自己的中国朋友来家里玩，她丈夫不懂中文，而且，对于中国，除了长城和熊猫外，可以说一无所知了。她和自己的中国朋友一起聊天时，她丈夫只能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报纸。 她来自上海，曾是大学里的高材生，1984年到美国，在新英格兰的一所大学读人类学。两年后，她与学校化学系的一位比她大20岁的、离过婚的美国教授结了婚。这场婚姻使她立即成为两个孩子——她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孩子——的母亲，因此不得不提前从学校退出，最终没有能读完博士学位。不过，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她不再需要像其他中国学生那样天天到中餐馆去打工，或常常为下一个学期的学费没有着落而犯愁。作为大学教授，她丈夫的工资虽然并不高得惊人，但也相当优厚。她自己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专门卖各种中国工艺品。他们有一幢四间卧室的大房子，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后花园。她每天除了接送两个孩子去幼儿学校和照看自己的小杂货店外，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后花园。在那里，她没种花，而是种了许多蔬菜。她说，“只要我忙，我就高兴。” “是我提出离婚的。”一个刚和美国丈夫离了婚的三十九岁的女博士生说，“他根本靠不住。”她1984年来美国，一直在弗吉尼亚州一所大学读比较文学。她和她后来的丈夫——一个美籍爱尔兰人——是在校园里认识的。当时，他们在一个英美诗歌班上，一起研究叶芝、艾略特、庞德。他热情幽默，富有想像力，除了文学，还喜欢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非洲的食人鱼，西部电影的招贴画。有一天，他跟她说他想学中文了，问她愿不愿教他。于是，他们开始约会，后来搬到一起住，不久，在教堂结了婚。他们的婚姻危机是从她丈夫毕业开始的。因为学的是文学专业，她丈夫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人的生活主要靠她在学校作助教挣的钱，有时穷得连房租都快要付不出来了。可是，她丈夫仍是无牵无挂，在咖啡馆一泡就是一天。“他连一点养家糊口的责任心都没有，”她抱怨说，“我只能离开他了。” 在婚姻观念的冲突中，感受到挫折和幻灭的不仅仅是中国女性，许多中国男人也在一场场失败的“异族婚姻”中备尝辛酸。 他很早就预感他的美国妻子最终会离他而去。这种预感是他一到美国就有了，只是，他没想到，最后事情会弄得那么难堪…… 他们当年的婚恋是颇为浪漫的。两人是在去四川九寨沟的路上相遇的。那时，他是国内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摄影作品刚获得全国性大奖。她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中文。从成都到九寨沟，汽车在公路上要开两天半，而他们俩正好坐在一排座位上。半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后来一起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她进了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开始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只好先进附近的一家语言学校学英语。但是，对他来说，中国政治显然要比英语更重要，或者说，更有意思。来美后的第一年里，他完全沉浸在激情中，整天和几个中国来的留学生一起，慷慨激昂地讨论中国的前途…… 她劝他少去参加那些活动，有时间，多读读英语，要不打打工也行。但他不想如此平庸。他说，他要写一本有关中国前途的书，将来出版后，一定会轰动。可是，即使在她帮助下，他也没找到一个对此有兴趣的出版商。后来，他又说，他要重操旧业了，到报纸或杂志去搞摄影。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或杂志认真考虑过他的申请。 他承认那是他最为艰难的时候。他希望妻子能够理解他，支持他。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时，他的美国太太向他提出了离婚，并请他立即从家中搬出去。在震惊之余，他最初拒绝从家里搬出去。他妻子冷静地告诉他，公寓是她以她的名义从学校租来的。如果他不走的话，她只好叫警察了。他无奈，只好搬了出去。 在分居的日子里，他一直希望妻子能回心转意。他不断给她打电话，她不接。他干脆夜里就坐在她单元的门口，等她从图书馆回来。几天后，警察敲了他住地的门，客气地警告他，以后不得再去骚扰已经和他分居的妻子。他又气又急，跑到妻子学校去找她的指导教授，希望指导教授能帮着劝劝她。不过，他的这种中国式的做法使他的美国妻子更加愤怒。她给他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冲他喊叫：“我为你感到丢人！” 三个月后，他接到了法院寄来的离婚文件。他们没有孩子，没有财产，所以手续很简单，只要他签一个字就行了。如果他不同意离婚，六十天内，他可以到法院去申诉。他没有去法院，而是签了字。 “我为他感到难过。但这种婚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的美国妻子事后说，“他不懂这个，总以为我另有什么人了。”她说，她毕业以后，准备再去读法学院。那样的话，她根本受不了这样的婚姻拖累。“我不想说我们结婚结错了，那时我真是爱他。我希望他今后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中国姑娘。” 第七章 中国情结 总是一片牵动思绪的土地 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改变过去使用的语言，改变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变自己的国籍，但就像改变不了自己的肤色一样，他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对这一代留学生来说，这种意识不但与生俱来，而且，被充满动荡和磨难的青春岁月深深地铸定在心底。中国，无论时间和空间相隔多么遥远，总是一片能牵动思绪、掀起内心波澜的土地。 她二十九岁，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1987年来美，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大学学广告专业。刚到美国时，她曾感叹说：“真想当一个美国人！”——她说的不是“绿卡”什么的，而是像美国人那样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像美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待人接物，像美国人那样尽情地享受生活。她英语讲得很漂亮，说话时常夹带着许多最新的时髦短语和名词，而且学了许多美式作派，比如，见面时总要作出极为亲切的样子和人拥抱一下。不过，有一天，她突然愤愤地说起，系办公室里有几个美国人，午饭时议论起中国，语气之间充满轻蔑。“我听了后心里特别不舒服。”她说，“他们懂什么中国？” 一个在密执安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五十多岁的访问学者说，一次中饭，他带了一点成鱼，在办公室里用微波炉加热，不想，弄得整个房间充满了臭成鱼味。办公室里许多美国同事纷纷捂着鼻子跑来客气地问：“味道真香。是什么东西呵？”他急中生智，赶忙说：“日本咸鱼，日本成鱼。”事后，他解释说，自己那样扯谎，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因为他不愿意让外国人对中国，哪怕是对中国食品，留下任何不良印象。 留学生内心里的爱国激情，平时为学业、生计和寂寞的生活所压抑，难得有机会表现出来。不过，一旦遇到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发生，这激情便会立即爆发出来。1993年9月23日下午6时左右，中国争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消息传来，密执安大学电脑系统中的“中国学生网络”上立即一片慷慨激昂： 一个留学生写道：“刚听到消息，最后一轮投票：悉尼45，北京43。”另一个留学生写道：“我不愿看这个。北京为什么会失败？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害怕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有人接着写道：“这是打在十二亿中国人和五千万海外华人笑脸上的一记耳光！全世界华人团结起来，无论什么样的比赛或在哪里比赛，21世纪都是属于我们的！” 又有人写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到，我需要回国，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说来也许叫人难以置信，海外生活实际上是很容易培养一个人的爱国情操的，一些即使在国内时不那么“爱国”的人，在国外呆长了，都会慢慢爱起国来。 海峡两岸 由于几十年的敌对状态和政治隔阂，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相互间只能遥遥相望，而无法往来。尽管属于同一民族，使用同一语言，70年代以前，生活在两岸的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相遇机会。 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使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终于有了接触的可能。 一个在纽约读书的三十八岁的台湾学生说，80年代初，第一次听说校园里来了中国大陆留学生时，她的同屋，另一个台湾女学生，赶紧跑出去看了一趟。一会儿回来了，兴奋地告诉她：“看到了！跟我们长得一个样子。” 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政治宣传，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很快便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许多作为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特征，相互之间不难有一种认同感；而且，虽然生活的政治环境不同，双方却有着许多相近的经验感受，颇可以相互借鉴。 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一直相处友好融洽，几乎从未听说发生过什么大的冲突。不但个人之间可以交朋友，双方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也可相互参加。要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美国社会中有什么摩擦的话，那主要是在中国餐馆里——打工的大陆学生和餐馆的台湾老板之间的矛盾。 不过，长期生活在不同政治文化里，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留学生毕竟形成了不同的气质。一些台湾留学生常说大陆留学生身上有一股“霸气”；一些大陆留学生则反唇相讥，说台湾留学生身上有一种“岛气”。这“霸气”和“岛气”，其内涵虽不好界定，却是极为传神的形容。 同是中国人 也许是几经磨练的结果，大陆留学生的口才普遍较好，能言好辩，即使信口开河起来也头头是道，总是气势就先把人家压倒。一位三十三岁的访问学者给我讲过他如何“舌战群儒”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几个大学约见美国教授，一上来就跟人家说，你只给我30分钟，那就听我先说。然后，他一人一口气不喘地讲了半个小时。“他们一个个地全被我侃倒了。”他后来得意地说。而台湾留学生，大概锻炼的机会不够多，在和人争辩或讨论问题时，有时会显得有些笨嘴拙舌的。不过，一个美国研究生说，她发现有些大陆留学生太爱说了，总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不大听别人讲话。 大陆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大都喜欢独往独来。刚来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千万不要一出来就扎进中国人的堆里，那里是非多，将来想出来都出不来。台湾留学生似乎没有那么多顾忌，而更需要同胞的照顾似的，在校园里总是学弟学妹地一大群相互拉扯着。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学生约好一起吃饭，她也请上了她的室友，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女孩子。这位室友说，她的表兄从台湾来，也约上一起去。不想，到时来的可不是她表兄一个人，而是一下子来了七八个台湾学生。一问，他们都是台湾台南市同一所大学一个系的毕业生，只是年级不同。先后出来留学后，又凑到了一起，如今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同吃同睡同行动。 大陆留学生在为人处世方面多了敢想敢于的精神，上至美国国会，下至大学校园，没有地方不敢去折腾一下的。相比之下，台湾留学生要“乖”得多，一派老实天真，不管实际如何，表面上大都有几分温良恭俭让。 大陆留学生身上的“闯劲”固然令人敬佩，但有时往往缺乏起码的教养和礼貌，台湾留学生则不能不说要好一些。最显教养和礼貌的，应该说是香港留学生会。比如他们每次组织电影晚会时，门口总有香港学生服务，彬彬有礼地向来宾们致意，并为大家准备好电影简介——当然，放映的大多是功夫片。 第八章 仅留之间 不仅仅是悲剧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向留学生展示出归国发展的前景。 不过，那将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为中国的建设做点事，而不是等待。不然，他们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会在海外以另一种方式浪费掉。 让我们看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他回国后的经历或许能给人一些启示。 1854年11月13日，从美国耶鲁大学刚刚毕业的二十六岁的容闳，带着一个梦想从纽约乘船回到了阔别近八年的祖国。他的梦想是让下一代中国青年能有机会受到他所受到过的西方教育，因为他感到那将是中国再次能有机会强大起来的希望所在。 但是，那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残酷得可以让所有梦想破灭。 1855年夏天，容闳在广东登岸，其后在那里居住了六个月。就在这期间，他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广东亦有人起而响应，但立即遭到两广总督叶名深的血腥镇压。仅在那一年夏天，就有七万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包括许多无辜之人。容闳的住所离刑场不远，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在那里亲眼看到的惨象：“场内血流成河。路两旁到处都是无头之尸，高高堆积，等着被运走去掩埋……因一时无处掩埋那么多的尸体，尸体就一直暴露在烈日曝晒之下。盛夏温度高达华氏90度，有时更高。半径有两千英尺之长的刑场内，充满了有毒的气味……”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容闳内心深受刺激。清政府暴行使他感到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他的同情之心完全转向了太平天国，并说自己几乎想立即起而响应，投身于起义。 1859年秋天，容闳利用机会进入了江南一带太平天国控制区。他想亲自接触一下太平军，看看他们是否代表着中国的新希望。 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洪秀全的胞弟洪仁环——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中最具现代知识和对外部世界最有了解的人物。容闳向他献上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对这些建议有兴趣的话，他愿为太平天国效力。几天后，在被告知他的建议一时还无法实行的同时，容闳收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刻有他名字和一个“义”字的长方形木印。原来他已被封了一个四品爵位。这一切使容闳有些哭笑不得，也使得他怀疑起太平天国最终能否成功。 南京之行后，容闳开始经营茶叶生意。他的想法是先积累下财富，然后凭着个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1863年，就在他的茶叶生意开始有起色之时，容闳突然受到了当时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权倾一时的曾国藩的召见。 在和曾国藩谈话时，曾国藩问容闳，什么是现在所能做的而又对中国未来最有益的事情？容闳知道曾国藩当时正在考虑筹建工厂之事，便利用那机会建议设立一个机器制造厂。曾国藩于是便授予容闳全权，去国外购买机器。这就是后来中国最早工厂之——江南制造局的由来。 容闳心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留学教育的梦想。他知道，对中国来说，那才是当时所能做的而又对中国未来最有益的事情。 从国外购买回机器之后，容闳便开始不断向曾国藩提出自己的留学生派遣计划。但是，事情几经周折，一拖就是几年。 1870年，以曾国藩领衔签署的奏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的奏折终于呈递到朝廷。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容闳兴奋异常，以致夜不能寐。不久，这个留学生派遣计划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多年的梦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自1872年起，共有四批120名中国幼童陆续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但是，一场政治风暴又使容闳毕生的努力在一夜之间都付之东流。1881年，清廷一声令下，召回所有留美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部被“遣送回国”。 在留学事业完全失败之后，容闳又先后有过银行计划和铁路计划，却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容闳后来感慨地说：“我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告无效……而我的救助中国之心也就此而止了。” 那时已是1898年了，变法维新运动正方兴未艾。处于失望中的容闳再一次被政治运动所吸引。他在北京的寓所一度成为维新派领袖聚会的场所。为此，“百日维新”失败后，容闳被清朝政府通缉，不得不经上海逃到香港。后转至美国，最后终老在那里。 从个人角度来说，容闳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他带着梦想回国，并为这些梦想的实现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最后却看着自己所有的梦想一个个破灭。当然，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显然与容闳回国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别艰难的道路有关。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容闳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凭借个人的努力，推动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一是为中国引进了现代制造工业，即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一是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即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后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追求梦想的现实主义者 容闳说过，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些事，必须是一个梦想者。但作为一个梦想者，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中，容闳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容闳是带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回国的，但并没幻想着在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改变中国。西方的教育使客阎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在他的梦想背后，是一项项具体的计划：工厂设立、留学生派遣、银行创办、铁路建设。他知道自己的梦想也许难以完全实现，但这些具体计划的实施，会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一点点地进步。而且，容闳深知梦想并不可能仍以梦想的方式来实现。他身上没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流”习气。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尝试了种种方法，从经商一直到游说。结识曾国藩可以说为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容闳一生作出的两大业绩，都是在这位当时最有权势而死后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容闳回国之初在广东所目睹清政府残酷屠杀太平天国将士的场面，曾使他一度倾向革命，相信靠激烈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改革中国社会的现状。为此，他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寄予厚望。但是，在探访太平军的南京之行后，容闳对太平军感到失望。容闳更加坚信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才是中国日后复兴的希望。他为自己在革命之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在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他们大部分成为专业人才，其中在铁路、电信、矿业任工程师的有39人，在海军中服役的有18人，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5人，在教育、卫生界服务的有10人，在新闻界的有2人，在海关工作的有2人，另有7人经商。 日后，在人数最多的留美学生中，他们也大都成为了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授。这些留学生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为今日中国的科技教育进步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种自己的园地 1995年5月25日，在海外生活了将近六年后，还是乘坐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还是底特律直飞北京的航线，我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去时的匆匆一如来时的匆匆，不容人有一点时间去惆怅感伤。清理文件、整理行装、拍卖家具、打扫卫生、付账转账、话别同事、交还钥匙，等一切就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空空的房间里，离飞机起飞只剩下三个小时了。只是，最后一天当沿着走了好几个春夏秋冬的小路最后一次从学校办公室走回住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对生活了多年的小城安娜堡忽然充满了眷恋之情…… 在离开美国时，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要回国？坐在飞机上飞越太平洋上空时，我仍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呢？我感到很难回答。在我，那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有一个承诺需要完成。 一位美国学者曾就中国留学生归国问题作过一项分析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留学生不愿回国，大都出于一些具体的原因，但在归国动机调查中，他却发现，许多中国留学生所说的主要原因竟是他个人看来极为抽象的“爱国”。对此，这位美国学者深感困惑。我想，这位美国学者之所以会感到困惑，也许因为他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弱国，而中国的贫弱使“爱国”对中国人来说不会变得过时。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被一个强国梦所缠绕。为了这个梦，一代代人甘愿毁家、赴难、流血、捐躯，付出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在这种种的努力中，包括着一代代留学生的派遣。 对中国而言，海外留学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这也许是今天的留学生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想法是很中国式的，听起来好像留学生不但要肩负着历史的重托，而且还必须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支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百年来因贫弱而饱受欺凌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末叶看到了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下个世纪中国人也许有新的观念。对这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因此，远游之后，要紧的也许是赶回来种自己的园地。 （原载1996年4月12日～7月9日《新民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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