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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传统道德，使中国的女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种“夫权为上”的意识。丈夫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所谓“夫贵妇荣”是大多数女人的自觉意识。妇女解放运动也只是解放了我们广大妇女的嘴巴，而未彻底地解放她们的思想。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帮助他成功的妻子。成功男人的光环，映照得身边的妻子光彩照人；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呢，他身后长长的阴影里，又有怎样的一个妻子？我想，无论是一个成功或是失败的男人背后，都可能有一个辛酸艰难的妻子。王建业的妻子就是一种典型的“女人之苦”。 中国有个名女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叫作：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是难上加难。 这种“难”，一定是包含着许许多多说不尽的艰辛和苦涩。这种艰辛和苦涩又由于它的出“名”，变得更甚。因此，可以说，女人之难实际上是一种“女人之苦”。 那么，做一个中国的特大受贿犯王建业的妻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之苦”呢？！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帮助他成功的妻子。成功男人的光环，映照得身边的妻子光彩照人；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呢，他身后长长的阴影里，又有怎样的一个妻子？ 我想，无论是一个成功或是失败的男人背后，都可能有一个辛酸艰难的妻子。 在特区，在一个“男人（这绝不是男人的主体，但却是男人当中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没有责任感和道德观的男人）有钱就学坏”的环境里，做一个妻子之难，有时简直是难到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传统道德，使中国的女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种“夫权为上”的意识。丈夫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所谓“夫贵妇荣”是大多数女人的自觉意识。妇女解放运动也只是解放了我们广大妇女的嘴巴，而未彻底地解放她们的思想。因此，中国的女人对丈夫对家庭，自我责任感最强。她不仅当然地承担着生儿育女的责任，她们还自觉地牺牲自我辅佐着丈夫事业的成功。 经年累月，时光流逝，当孩子逐渐长大，丈夫事业有成时，被沉重的“责任”压得心力交瘁，心里却充满一种幸福和满足的女人们，某一天早上在梦中笑醒来，坐在梳妆台前，面对着明亮的镜子，突然惊奇地发现，岁月的风霜已经侵蚀了她的青春红颜，扭头看看窗外，满世界跑着青春靓女。于是，一股愁云压在了心头。于是，陡生一股“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伤悲。 当“女人四十豆腐渣”的时候，丈夫却“男人四十一朵花”。因为40岁的男人，正处在人生最成熟的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奋斗、积累，此时正是事业有成“瓜熟蒂落”的收获时期。另外，男人和女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女人把家庭当社会，而男人是把社会当家庭的，当女人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操持这个家庭的时候，男人却把自己的更大抱负放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因此很难再把自己的精力心思放在家庭里，放在妻子身上。 如果此时成功的男人不注意对女人关心一点，细心一点，女人们必然会有一种不安全、不稳定、不平衡、不放心的心态。因为，窗外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一个特别特别诱惑男人的世界。 于是，女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庭，也是为了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心里虽不情愿，但不得不“盯”紧自己的丈夫，那又是一股“说不尽道不明的女人之苦”，对于那些个性刚烈，心胸又不十分宽广的女人，其“苦”更甚。 今天，王建业的妻子如果说起做女人之苦，她应该早已是苦得不知什么是苦了。从她生完孩子后，从她扔掉了粉笔，投入商海后，从她在银行里做财务主管后，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要不，见不到王建业，要不，见到的是“身体不好”昏昏欲睡的王建业后，从她怀疑王建业有外遇抱着孩子租用摩托车“盯梢”，而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后……王妻之苦只有她自己说得清楚。 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想到，她是一个受害最深的女人，王建业欺骗得最早、欺骗得最深的应该是她。 王建业在外面养情妇，后又和情妇秘密结婚；背着她与史燕青私办国外护照，双双“夫妻”移民洪都拉斯；受贿巨款全部存在境外，与史燕青互办授权委托；与史燕青频频幽会香港。泰国周游世界，回到家中，却称身体不好，不尽丈夫的责任而把家当做一个睡觉不需付钱的旅馆。 而她抚育着年幼的女儿支撑着破碎的家庭。 一个妻子所担心所痛恨的丈夫之所为，王建业不但全做了，而且可以说，做到了登峰造极。 按常理说，她是一个受王建业欺骗伤害最深的女人。那么，她对王建业理所当然的应该是怨恨也最深。王建业事发以后，她完全可以对他不闻不问，甚而“揭发”、“控诉”，至少也会躲到一旁抚育孩子，默默地重新生活。 然而，王妻的态度和行为与人们顺应常理的估计完全相反。恐怕没有人会想像到王建业案发后，她的所作所为。 这也许是一个常人不可理解的女人。 我与王建业妻子的相识，也经过了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最后又到不理解的过程。 1995年是国标反贪年，报社文艺部约我写一篇关于反贪的长篇小说。 元月5日，我的长篇小说《欲壑·天网》开始在《深圳特区报》文艺版连载。非常巧合，王建业案就是元月5日这一天在深圳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小说连载后不久的一天，总编室的一位同事告诉我，王建业的妻子打电话来，说这篇小说写的是王建业，小说与事实不符，她要去法院告我。 当天下午约5点钟，有一个电话打到办公室找我，我听到一个带有东北口音的女人声音：“我找杨黎光。” 我说：“我就是，请问你是谁？” 她告诉我：“我是王建业的老婆。”接着厉声地责问我，“《欲壑·天网》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的。” 她问：“你了解王建业的案情吗？” 我说：“目前不了解。” 她马上质问：“不了解案情，怎么可以乱写！” 我说：“这是小说，作品的前面不是注明‘故事虚构’吗！我写的不是王建业。” 王妻听我说《欲壑·天网》不是写王建业的就反驳说：“社会上都认为你写的是王建业，就是老王（建业）的朋友看后告诉我的。我希望你立即停止刊登这部小说，因为王建业的案子正在审理之中，报纸报道将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压力，干扰司法公正。”接着，她又说：“过去，许多报纸对王建业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包括你们的报纸。”随后，王妻还具体点出了哪些报道和写报道的记者名字，她还说，她保留追究不实报道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这以前，我对王建业案只是道听途说一点点，对王妻更是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王建业案是一个特大受贿案，并且听说检察机关查到了他的境外帐户，帐户上有数百万美元，事发是从他的情人那儿开始的。因此王妻如此的态度和看法，一让我不理解而吃惊，二让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 我正在计划采访王建业案，所以我想多了解一点这方面的情况。我说：“据我所知，过去我们报纸报道王建业案的消息，都是经过有关方面审稿的。你说的不真实在哪里？”王妻说：“王建业根本没有受贿1000多万，他的问题（我十分注意到她的用词，此处她说的是‘问题’，而不是‘罪行’）主要是生活问题和国家工作人员私拿外国护照。报纸不真实的报道，已经给王建业案的审理带来强大的社会压力，你们总要给王建业一条活路嘛。” 我对王妻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在案件审理阶段，不应干扰司法公正。但是，给不给王建业一条活路，那不是报纸的报道问题，而是司法机关根据王建业所犯罪行依法审判的事。我只能告诉你我现在写的不是王建业。不过我正计划去采写王建业案，如果我去写，到时一定去听听你的看法。” 我们在电话中不欢而散，但王妻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给我留下了传呼机号码。 不久，我开始正式采访王建业案，在采访了办案人员和法院，对王建业案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后，我决定采访王妻，实现当初的承诺。 决定去采访王妻的那一天，同事们不太赞成我去，其理由是社会复杂，治安状况不尽人意，以免惹麻烦，采访王建业案有司法机关材料就足够了。 我觉得要想深层次地写好王建业案，采访他妻子是很重要的。再说，我在与王妻通话中感觉到，王妻不是一个草莽女流，有思想，说话逻辑性很强，我相信她不会做莽撞之事。我决定还是去。 临行前，报社跑公安线的记者关切地对我说：“记住我的BP机号，有什么事，立即呼我。”我着实感动了一下，但实际上要是有什么事，哪还能有时间等我传呼他。这样一劝一说，真让我好像有点“单刀赴会”的感觉。 1995年3月17日，我按王妻留给我的传呼机号码传呼她，很快她就复机了，听到是我有点诧异。我向她说明了要采访她的意思后，她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我与我的法律顾问商量一下再答复你。”我说：“好，我曾经说过，当我要采写王建业案时，一定会去采访你，这既是我实现当初的诺言，也是为了要写好王建业案的需要。希望我们能认真地谈一谈。” 我放下电话不久，王妻很快又把电话打了进来，约定当晚6点在晶都酒店三楼咖啡厅会面。 晚上6点我按约定时间准时到达，王妻却不在，迎宾小姐问我，你是不是杨先生？我点点头说，是。她说，王妻已来过电话，因路上塞车晚到20分钟，请我一定等她。 我坐在晶都酒店三楼咖啡厅里，咖啡厅里人不太多，我不知道王妻为什么选定在这里见面。因为，我知道，王建业和史燕青最后一次倒卖那致使他们东窗事发的300万美元额度的事，也是约定有关人士在这儿商谈的。 我坐在这儿，觉得十分的不自在。 晚上6点多，王妻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穿一身红色套装，浑身上下整整齐齐，给人一种精干利索的印象。她没有我想像中那样心力交瘁神情疲惫，而是精神饱满地走来。 这是一次没有客套，没有笑容，没有握手的会面。 在我们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我清楚地感到，双方都没有松弛，王妻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地跟我谈话，她说话的内容和观点，跟法庭上律师的辩护词一模一样。 对王建业的案情，王妻的说法，让我既感到吃惊，也觉得奇怪。她说：“王建业在香港帐户上的那些钱不是王建业的，而是他的那些朋友利用他的帐户做生意，做期货，炒外汇的，因此，王建业不存在受贿罪；王建业与史燕青办的结婚手续是为了家庭移民，不是事实婚姻，没有共同生活，因此重婚罪也不成立；偷越国境罪，泰国法院已有判决，已经处罚过了。” 我问王妻：“那么，你认为王建业犯了什么罪？” 她不假思索立即回答：“王建业一是生活问题，有男女关系；二是国家公务人员私拿护照。” 我不知道王妻所说的这两个“罪”，在刑法中属于什么罪？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谈，我认为它对我的采访意义不大，王建业最后如何定罪，有法院认定，不是我和王妻讨论的问题。 渐渐地我们的交谈有点松弛。我想了解王建业的家庭背景和婚姻情况，以便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王妻非常有保留地说了一点。 这时我说：“王建业欺骗了你，欺骗了家庭，养情妇，办移民，瞒着你在境外私开外汇帐户，你却到处为他开脱，不少人对你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王妻说：“我不是为他开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些罪。他这样死了，对孩子，对我的下半辈子的影响太大。” 王妻想想又说，“我反映的只是王建业的一个方面，是从我的角度。如果真是这个罪，法庭认定的，你就得接受，但我尽了做妻子的责任。”（实际上，法庭的判决，王妻从来没有接受过。） 这是王妻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对王建业案的认识和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说明，这使我对她从一开始不理解，到有些理解了。我认为她的所作所为，还是中国妇女追求完美的道德传统的表现。尽管丈夫不仁不义，做妻子的仍在尽着自己的义务，仍是为家庭，为了孩子。 我说：“你对王建业走到今天是怎么看的？” 王妻脱口而出：“他的那些朋友把他害了！”说到这个问题，王妻几乎是怒火满腔的，接着她点名道姓地把王建业的那些朋友数说了一顿，她认为这些朋友今天为保自己，把王建业往死里送。 我不全相信王妻的话，因为目前我们俩所“扮演”的角色，使她不可能跟我全部说真话。但我理解作为一个妻子此时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的心情。 比如，王妻说，王建业从不在外面过夜，只有偶然来同学才在外面过夜，并且非常肯定地说，从1988年到1993年只在外面过过几次夜。 我不知道是王建业非常巧妙地瞒过了妻子，还是王妻有意想为王建业开脱。因为事实是，仅从搜出的王建业和史燕青用信用卡消费的帐单上就表明王建业曾多次和史燕青在香港甚至在蛇口南海酒店过夜。 还有关于她一而再，再而三所提到的那些朋友，也不会是把王建业往死里“送”的人。把王建业往死里“送”的是王建业自己，是他受贿的那些钱，那许许多多的钱。 王妻处在一个矛盾之中，既恨王建业对她的不忠，又想为王建业开脱。她说：“王建业对不起的只有他的老婆，对他前妻都不错。” 接着她像总结经验似的说：“我也有教训，我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我连自己的老公都没教育好。我在与王建业那些朋友争王建业时，我失败了。我不能陪他去‘桑拿’，陪他去玩。我跟王建业有一段时间感情相当不错，他很爱干净，每两天要换一次衬衣，每一件衬衣都是我给他熨平。自从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他与史燕青的合影，到蛇口去找史燕青以后，我们的感情开始破裂。王建业的这些朋友和史燕青摧毁了我的家。如今，我6岁的女儿在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没有爸爸来接，就想爸爸。” 王妻说，为了让孩子不要更多地想到爸爸，她已经搬出了原住址，想摆脱那个让人伤心的环境。 王妻最后伤感地说：“王建业今后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要跳出这个圈子，带着孩子去过另一种生活。” 说完这些，王妻叹了一口气说：“王建业怕出风头，如今出尽了风头。” 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很多话题对王妻来说都是很伤感的，但是她没有掉过一次泪，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红过一次，表明她是一个个性非常要强的女人。但土妻缺乏女人的细腻纤柔，说话的声音语气和行为举止，都显出男人一样的刚强，是不是这一点，让史燕青乘虚而入呢？！她口齿伶俐，逻辑性强，说话几乎是滴水不漏，表现出一个女强人的刚强精明，在家庭遭受如此重大变故时，精神没有崩溃，而且，还表现出很强的好斗精神。 但是，我在她打扮得十分整洁的外表中，看见她衣袖上的一枚扣子脱线了，随着她说话时手的有力摆动，那枚扣子却无力地晃晃悠悠，随时都会从衣袖上脱下来似的，如果主人没有发现它，它恐怕就要失落到鲜为人知的地方了。它是否形象地反映出王妻的一种内心世界呢？！ 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遭受生活重大打击的女人。 在采访王妻的时候，我提出要采访王建业的辩护律师。她建议我见见她从北京请的律师。这位律师就住在晶都酒店，但当时外出了。王妻已与他取得了联系，我一边采访王妻，一边等他回来，王妻在与我谈话当中，不停地用手提电话与他联系，但我一等再等就是等不来。王妻坚持要我一定见见他，一直到过了晚上10点了，还是没等到，我只好遗憾地说，我不能再等了。 王妻也无奈。 那次采访后，我与王妻仍然保持着联系。后来我得知，她去了一趟泰国，去为王建业取证。 王建业一审判决后的一天，我去法院采访审判长龙光伟，在深圳市中级法院门口，我看见王妻一个人坐在一棵树下看一本书，我走上前看见她看的那本书是《刑法》。上一次和她见面只隔了一个多月，但我感到王妻憔悴多了。 那时，王妻对王建业案的上诉抱有一定信心。其主要的原由就是，王建业说，中国检察官在泰国将他“引渡”回国时曾有过承诺：对王建业回国判刑将不会超过15年。现在，违背了承诺。王妻告诉我，她从泰国取回了泰国警方的证词，泰国警方证实确实有过此承诺。 后来我从检察院和法院得知，中国检察官根本没有作过这样的承诺。在采访张学军副检察长时，当时去泰国追捕的两位检察官正好都在，他们说，根本没有这样的承诺。其中一位检察官对我说，你想想，王建业是法院审判，我们检察院有权作这样的承诺吗？ 不久，我听说王妻从泰国取回的证词是泰文的，已翻译完，根本不能证明中国检察官曾在泰国作过这方面的承诺。 不久，我从一份港报上看到王妻接受了香港记者的采访。很显然，她想救王建业一命，希望境外传媒能起一点影响。结果，全世界都对贪污受贿犯罪深恶痛绝，采访过王妻的香港记者，以讽刺的口气报道了采访她的全过程。香港一家据说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甚至用“大婆”、“二奶”的称谓来调侃王妻与史燕青。 我从香港这份报纸上看到，王建业在看守所写了一封两万多字的信，我想这里面一定有许多他的真实想法，对于我在写作中剖析王建业的犯罪一定有作用。 我与王妻联系，谈了我的想法，王妻没有否认有这样一封信，我们约好了时间再见面。1995年6月13日下午4时多，我和王妻在新世纪酒店咖啡厅见面。 这次见面我有两个意外收获，王妻将她6岁的女儿带来了，使我生出另一番感慨；王妻没有带来王建业写给她的信，却带来了我事先不知的王建业写给其6岁女儿的一封信。王妻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我已当作他（王建业）不存在了。但我为什么还要为他跑，为他辩护，因为至今我仍认为他的案件‘冤’的成分很多，比如说1000万元里，至少有800万不是他的，为什么这些人（指证人）要‘栽赃’，因为他们能得到好处。” 王妻的这种认识，改变了我上次与她见面后对她的“理解”。我原认为她这样做，是中国女人的一种追求完美的道德传统，“是尽做妻子的义务”。 王妻立即反驳了我的认识，她说：“我不是在尽妻子的义务，我就是认为他‘冤’，作为一个人，我有这个责任去维护人的权利。我更多地知道一些事实。”王妻一再强调，王建业受贿这么多钱，“情理上不成立”。 王妻字正腔圆地说：“许多人对我不理解，我认为我是正义的，我不是亲情观念。”王妻的这一番话，把我当初对她的了解和理解都打“碎”了，于是我从理解，又回到了对她不理解。这种不理解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天比一天甚。 我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王建业的案件我已作了近半年的采访，访问了差不多涉及案件的大部分人，也看了王建业和史燕青的上诉状，尤其在上一次与你交谈后，我曾试图从你所陈述的角度对你提出的一些疑问，去反证王建业的案情，我询问了办案人员，一审、二审法官包括行贿人、指证人，他们所得出的结果与你所陈述的完全相反，王建业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可以说铁证如山。而且一审、二审法官都认为这是一个取证工作做得非常好的经济犯罪案件。” 王妻自然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请她举例说明。她举例说，她曾经找到一个证据。我说：“那你就应该把它提供给法院。”她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说：“哪怕是在执行枪决前，只要你提供的这个证据有价值，都是有用的。何况王建业案仍在上诉期间，二审裁定还没有下来。” 王妻突然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太累了。” 这句话让我很诧异，她为了王建业案跑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去了泰国，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怎么找到了重要证据时，反而因为自己太累而不提供给法院？我瞪大着眼睛不解地望着她。 我换了一个话题：“能不能看一看王建业写给你的信？” 她说：“我不想将这封信拿出来。不过可以给你看看王建业写给女儿的信。”说着王妻拿出了这封信的复印件。 我在看这封信的时候，王建业的女儿坐在旁边吃冰淇淋。她长得更像妈妈。孩子虽然只有6岁半，但显得十分聪明，讲话跟王建业完全相反，不但吐字特别清楚，而且口齿十分伶俐，一眼就可看出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 王妻在跟我谈王建业的事的时候并不避她。我不知道这对孩子究竟好不好。 王建业写给女儿的信一共两张纸，字迹清秀，写信时间是1995年4月22日。 我将这封信笔录给大家，以便我们共同来了解王建业其人，以及这时的王建业是怎样看待人生，看待他自己，看待他的犯罪，看待婚姻与爱情和王建业的道德观价值观。 由于王妻将信只给我看过一遍后就立即收回了，我是在王妻离开后，立即凭着记忆在咖啡厅里默记下了这封信，只是大意，不是原文照抄。 王建业在信的开头称呼他女儿为“爸爸的好女儿”，紧接着他这样写道：爸爸给你写的这封信，等到将来你懂得“社会”这个词时，妈妈再拿给你看。那时爸爸已离开你很久了。 王建业在这封信中接着写了女儿出生时的情景，他说，爸爸还清楚地记得，你在1988年（这里详细地写有几月几日几时，由于我只匆匆地看了一遍，后来实在回忆不起来了）来到这个人世的时候，你妈妈每12分钟就阵痛一次。妈妈抓着爸爸的手，把爸爸的手都抓出血来。爸爸和妈妈是冲破重重阻力恋爱而结婚的。 接着王建业是这样看待他与妻子和史燕青的关系的：爸爸和妈妈有过一段非常甜蜜和温馨的日子，后来由于两人的个性都很要强，经常吵架，因此爸爸又有了一个女朋友，叫史燕青。史燕青阿姨是一个很好的人，在爸爸事发以后，虽然一开始说错了一些话，但事后仍跟爸爸站在一起。 王建业又说，爸爸小时候很淘气，但很聪明。爸爸在深圳当副处长时，是全深圳最年轻的副处长；后来又当了处长。由于这个位子太“抢眼”，所以后来遭人陷害。爸爸为人刚正不阿，这一点像你爷爷奶奶。爸爸一直受人尊重，就是现在在牢房里，也很受人尊重，谁也不敢欺负爸爸。爸爸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全靠自己的努力才有后来的发展。你爸爸和妈妈都是“强人”，你长大了不要当“强人”，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即可…… 看到这里，我不由望着坐在旁边正在吃冰淇淋的王建业6岁的女儿，无论父亲如何，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她的人生不由她选择，尽管中国早已过了那个“株连九族”的年代，但是父母的行为无可避免地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从这一点来说，她小小年纪就受到了伤害。她还太小，还不懂这个世界。此时生活在她的心目中，恐怕只是像她口中的冰淇淋，甜甜蜜蜜，她不知生活的甘苦和人生的艰难。她今后对生活的企望会更高。因此，她的人生路也不会因为妈妈在她身上付出更多的爱，而变得平坦。为此，我也劝天下父母，尽管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孩子而活着，但我们的错误行为必然给孩子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一切为了孩子，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责任。 在我和王妻谈话的这一个多小时中，王建业的女儿异常好动，一刻也不安静。王妻对她几乎是百依百顺。我理解，王建业出事以后，王妻作为一个母亲，总感觉欠了孩子什么，所以想加倍地宠爱她。我当时直言不讳地对王妻说，这样什么都依着她，对她的将来没有好处。王妻用王建业信中的语言回答我，将来只要她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王妻宠爱女儿的行为让我生出一番感慨。我在写这一段时，曾犹豫半天，因为在与王妻分手时，王妻提出两点要求：不要在文章中出现她的全名；不要伤害了她的女儿。我回答说，我答应不出你的真名，我更不会伤害你的女儿，因为犯罪的是王建业，孩子是无辜的。何况，我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什么王建业，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我承担着揭露王建业的犯罪和剖析王建业犯罪根源的社会责任，其目的是为了警醒后人和社会，当然也包括我对王妻教育孩子的方法的不同看法。 后来，我从王建业的律师那儿了解到，王妻之所以没有把那封据说有二万字的信拿给我看，一是，这根本不是一封完整的信，而绝大部分是王建业写给律师关于对他的案情的申辩，一段一段的分多次写的，也不一定有二万字；二是，尽管她这样做，王建业直到最后，也没有怎么表示对不起她，反而在一封信中说，“我一生遇上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都是好女人。”他要王妻“化干戈为玉帛，将来与史燕青和他的前妻处好关系。”听说，王妻看到这封信后，肝火大发，气得流出了眼泪，说，我不可能和她（指史燕青）好好相处。这是我采访这么长时间，唯一听到她哭过的一次（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当时在场，但是后来王妻否认她曾哭过）。 采访结束后，王妻走了，拖着孩子走了。她好像又去见一位什么律师。我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对她的行为和观念都作不出令人信服的合理的顺应常人思维的解释。一年多来，她东奔西走，找张三访李四，她对谁也不满意，反过来谁也不喜欢她，最后变得这样形单影只。 王妻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想，她这样做，不管是为了社会舆论，为了孩子，为了过去做妻子的情分，还是有什么其它目的，这个过程一定苦不堪言。王建业“得意”的时候害苦了她，王建业“犯事”的时候仍然害苦了她。 写完王妻这一章节，我又与她联系。 那天，打通电话后，我说，我要将写你的这一部分文章拿给你本人看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她在电话里说：我很感动，作为王建业的家属我都落成这样了，你还这样尊重我。 我说，如果可能，我愿意将写王建业的部分拿给王建业看，也听听他的看法，何况是你。但是，这不等于我可以完全接受你们的意见，因为有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在王建业这个案件上，我们自始至终都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讲得非常明白，我坚持用我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写作。给你们看是想听听你们的反映，因为反映的本身也能帮助我和读者了解和理解一些问题。 王妻在电话中说，我也想见见你，最近我又取到了一些能够证实法院对王建业犯罪认定不实的材料，我想拿给你看看。另外王建业看了你写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是我在接见的时候把我的报纸剪贴本带去给他看的。他对我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记者，从他所站的那个立场他基本上是客观地在写这个案件。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王建业说的话，因为同一个话题后来王妻又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王妻又说，王建业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报纸的剪贴本上。 我说，你也把它带给我看看好吗？ 王妻说，可以。 对王妻讲的关于王建业案又找到新证据的问题，我已经不太感兴趣，因为在我采访写作王建业受贿案中，王妻曾多次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又有重大发现，就在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她突然传呼我，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有一项重大发现，可以证实法庭认定的王建业受贿金额有一半是不实的，并且一迭声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们终于找到了重要的证据。我说，你应该立即把证据交给法院。王妻说，假如证实了王建业没有受贿1000万，你在文章中写到王建业受贿近千万该怎么办？我一下明白了王妻为什么“兴奋地”把这些告诉我的用意。我说，如果法庭证实了，我就在我后面的文章中改过来。王妻又咄咄逼人地说，那么你将承担什么责任？仿佛此事已是铁证如山不会改变的事实。结果我到法院去了解，根本没有这回事，也没有听说王妻向法院提供了什么“重要证据”。 1995年8月30日中午，我们仍然在新世纪酒店咖啡厅见面。 王妻仍然带着她的女儿开着她的那辆本田车。这次见面的气氛比上次见面要轻松一些。 落座后，我将我写的关于王妻的章节递给她。王妻非常仔细地看完我写的文章后说：“尽管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但我认为你写的文章基本上是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记者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敬佩你的这种精神。”王妻明确表示，“你要发表；我不反对。”接着，王妻对文章中有三处具体的用词《提出了不伺意见，并把她的意见写在了我的文章上。 我接着说，我想看看你所取到的对“王建业案有重大突破的材料”，结果，她拿出的是一份打印的上诉状。我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什么新内容。她又拿出了刊登有她接受境外记者采访的境外报纸给我看，其中两份是英文的，我这点英文水平看不懂。其中有一份是泰国的中文报纸，主要报道的是泰国警方抓获王建业等人的经过。我看过几份境外中文报纸的报道，知道王妻接受过一些境外传媒的采访，有些是别人找她，有些是她打电话给境外的报纸。还有境外报纸报道说，王妻打电话给“全球人权组织”，希望“全球人权组织”“拯救”王建业。 我因要赶回报社值班，所以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事后我思索良久，觉得还是没有了解她。我忘了一个重要的前题，她毕竟是王建业的妻子，她一边到处为王建业鸣“冤”叫“屈”，一边又想摆脱目前这个环境。她的许多相互矛盾的做法如果从这一点上去想就不难理解了。 王妻对我的采访所持的态度一开始就是矛盾的。 从根本上来说，她是不愿我写王建业的，从她的角度，王建业的事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她想利用我的采访。我曾问过她这个问题，她说，我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她一开始就挑战性地对我说，你敢把我的看法真实地写出来吗？ 我明确表示，我既然来写J还不敢写一种真实，难道写上种“虚假”？！我说，我当然要写一种真实，否则，我如何面对读者？但是这种真实是以法院所认定的为准。至于如何评价，作为一个记者，自然会有我的看法。 我所做的一切，根本不可能使王妻满意。王妻是一个个性十分要强的人，这种“要强”的个性使她充满攻击性，从她在家中与王建业大吵，到敢于去王建业工作的单位和史燕青的工作单位闹，就可见这种“要强”的个性也让她吃尽了苦头。造成生活中悲剧的原因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诸多因素，有一种因素也是造成生活中悲剧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人的个性因素。生活中常常有这样强烈的对比，同样的一件事，发生在不同个性的人身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个性的悲剧在生活中太多了。 我想，人是利益的产物，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世界毕竟不是为你而存在的，还是多一点理解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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