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有人说他贪，口袋里有了上千万；有人说他不贪，你几万几万的现金送给他，他从不要。有人说他好色，最喜欢的消遣是“桑拿”，而且不止有一个情人；有人说他不好色，别人去找妓女他不找，完全是一个痴情重义的男人。一位已经退休了的大姐看见我在写王建业，千方百计地找到我，非常动情地跟我说王建业是一个有能力又廉洁的好干部。 王建业的渐变，是从“吸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用，老婆基本不碰”开始； 王建业的毁灭，是在金钱的诱惑与情感的苦闷中与史燕青的相识，于是说不上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两人为了满足情欲，重婚，买护照，开境外帐户，疯狂地受贿贪污，于是自己亲手铺平了通往地狱之门的路。 《没有家园的灵魂》开始在《深圳特区报》连载以后，深圳电视台对我作了一次专访。记者陶竞和刘冬问我历经半年的采访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采访。尤其是采访熟悉王建业和史燕青的人。我曾多次和有关方面、有关人联系，不少人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对我避之唯恐不及。 我理解他们。这个案件轰动很大，很多传媒都作了充分的报道，现在我去采访他们，他们怎么说？说不好，王建业、史燕青已到今天这种地步，多往他们身上吐几口“唾沫”，有什么意义；说好，王建业、史燕青案件这么大，谁会“大逆不道”还说他们的好话。 我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苦恼。 其实，不是说“坏话”和“好话”，而是说实话，实事求是的话。 这又一次引发了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思考。 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案发以后，深圳各传媒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充分的报道。可以说，这个“新闻”已经被炒了不知多少遍了，甚至到有点炒“煳”的感觉。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和读者，他们不需要你“批”出一个体无完肤的“十恶不赦”的王建业和史燕青，他们所需要的是你来回答王建业、史燕青“怎么会是这样”的疑问。而我作为一个作家和记者，我的社会责任，不是像宣传“灭四害”那样，手中拿着个死老鼠，然后义正词严地告诫人们老鼠是如何如何的坏。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今天我们来剖析王建业这个案件，分析王建业和史燕青的犯罪根源，应是客观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这样才会使人们从王建业案件中感悟到一种“不可重复的教训”。我将自始至终努力本着这个严肃的态度，不猎奇，不推理，不说空泛的“大道理”。我想，这样才会使读者读到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得到一个真实可信的“教材”，我愿为此付出超常的劳动。 我将本着这个指导思想继续我的写作。 王建业的案件可以说震惊中国。在我还没有接触王建业案件时，有人对王建业的评价是：一贪二色，而且是“中国第一贪”、“权钱交易的‘典范’”。可是在采访当中，我听到不同的人对王建业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不贪，他给人办事从不提出条件，事后也不会要任何酬谢，你几万几万的现金送给他，他确实不收。有人说，王建业在给你办事当中，心中都有一本帐，你赚了多少，他一本全知，然后狮子大开口要走其中的一半。说这话的人并非信口胡言，他举出一些使你无法辩驳的事实（这些事实法庭没有最后认定前，这里不便举例）来支持他的观点。 有人说王建业好色，最喜欢的消遣是“桑拿”，并有多人在一套房里嫖妓的传闻（我在采访中，听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传说，由于是传说，无法考证，本文原则上不具体引用）。还有人说王建业曾经不止有一个女人。 也有人说，王建业不好色，他在泰国去“泰国浴”，一连三天别人都找了小姐陪浴，唯有他一人没要。王建业自从有了史燕青就不见有其他女人，而且他落到今天全是为了史燕青，至今他仍一再说“无怨无悔”。这又完全是一个痴情重义的男人。 我通过一年多的采访，走访了许多人，我感到王建业内心世界是十分复杂的，仿佛一个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看，就能给你一个不同的形象。他的灵魂深深地隐藏在云遮雾罩之中，仅仅用“一贪二色”来概括他，显然浅显，也不十分具有说服力。 那么，王建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建业1953年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父亲是工会干部，母亲是一个工人。工会干部无论当得多大，恐怕也难享受到什么特权，再加上家中子女太多，自小生活条件就不怎么优越。因此，王建业从小就尝到了生活艰辛的滋味。 王建业小时候就口吃（他至今仍口吃，因此，他的文字表达能力超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口吃的人，人前不能流畅地说话，慢慢就变得性格内向。可王建业又十分淘气，说话口吃、性格内向的孩子淘起来，就可想而知了。口吃的毛病和淘气的天性锻炼了王建业的智力，王建业变得越来越聪明，到小学高年级，王建业的学习越来越好。 中学的时候王建业进了吉林省重点中学长春市实验中学，在这儿读完了中学。一段时间里，家里人一致认为将来只有王建业才是家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王建业如果不犯罪，他是家中众多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个）。 作为工会干部的子女享受不了什么特权，但诸如“上山下乡”等运动恐怕你的子女还得带头。王建业有两个姐姐已经下乡，一个远在新疆，一个至今还在铁岭。王建业又于1968年下放到吉林省德惠县。 在下乡时他认识了第一个妻子，她是同他下放在一起的一位县城中学毕业的姑娘。这位姑娘朴实忠厚，非常爱王建业。在那个年代，她爱的行动就是常把正在发育之中可在乡下又吃不饱的王建业带到县城的家中，全家人勒紧裤腰带让王建业放开肚子海吃猛喝一顿。 1970年王建业招工到长春市运输公司工作。王建业在长春运输公司干了8年。在这段时间里，一是王建业始终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王建业报名参加，被录取进了吉林省财经学院；二是他始终与他的第一个妻子保持着恋爱关系，但并没有正式结婚。根据王建业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的年龄推算，王建业好像是在大学期间结的婚。 这一段时间王建业的生活仍然很清贫。 这里我有一个很偶然得来的事例，虽然是偶然听来的，但它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帮助我更深层次了解王建业。 有一次，我跟一个曾经是王建业领导的干部一同出差，在路上我们偶然谈起王建业。我说，王建业总像蒙了一层雾，让人抓不住他。 他说，我跟你讲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也许能帮助你了解王建业，因为这个人内心世界确实很复杂：有一次在舞厅跳舞，王建业跳得兴致勃勃，突然情绪低落地从舞池里走下来，一个人悄悄地坐到角落里抽闷烟。人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子不高兴了，有要好的朋友过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沉重地说，“没什么，我突然想起我过去的老婆和女儿……” 接着，王建业好像憋不住似的伤感地回忆起一件事：那是在老家长春一个天寒地冻的傍晚，王建业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接在长春一家工厂工作的妻子下班。那时孩子还小，跟着妻子上厂里的幼儿园。下班了，妻子抱着女儿坐上了王建业的自行车后座。地上结着冰，天上飘着小雪，王建业的全家都在这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他自然小心翼翼地蹬着车。因为，只要稍不留神，就会人仰车翻。 街上行人稀少，西北风迎面吹来，直往人的脖子里灌，王建业低着头艰难地前行。结果在下坡时由于路面太滑，车子又破旧，刹不住车轮，还是连人带车摔倒了。王建业摔得眼冒金花，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爬起来看见老婆四脚朝天地摔在地上，怀里却紧紧地抱着孩子不放手，嘴里还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王建业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闷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烟。 王建业的内心世界太复杂，心理承负太重。多年后，王建业来到深圳；多年后王建业手中有了权力；多年后，王建业出入高消费场所像进出自家的厨房。但偶然会陷进一种对往事追忆的苦涩。当自己在纸醉金迷之中，又会想起仍在清贫之中的前妻母女，心里涌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但王建业的内心世界又封着一堵厚厚的门，绝不会向人轻易打开。他有那么多的“小兄弟”，吃喝不分，但大家都说，他从不和人交心，有人与他相处五六年，却不知道他在东北还有一个老婆和女儿。在被逮捕关押的两年期间，他跟办案人员谈过生活，谈过感情，谈过史燕青，却从来没有谈过在老家据说头发已经花白，和12岁的女儿相依为命的至今仍不肯跟别人说已与王建业离婚的前妻。每当办案人员谈起这个话题，他要么沉默，要么把话题引开。 1982年，王建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吉林省财政厅，具体工作单位是财政厅属下的吉林财政科学研究所。这段时间，王建业发挥自己的才干，利用自己在大学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从事财政金融方面的研究，非常勤奋，发表过不少财经方面的研究文章。 王建业是何时开始婚变的？我曾问过不少人，王建业和前妻离婚的原因，没有人能说清楚，王建业本人讲是前妻不愿调深圳，这个理由显得很牵强。后来有人说，是家庭的原因，前妻与王建业的父母不和。可我觉得，恐怕还是感情问题，因为王建业曾跟办案人员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只是跟史燕青认识以后，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感情。他甚至劝一位没有结婚的年轻办案人员应该早点结婚，一旦发现婚姻不行，改变不会太晚。由此可以推断，王建业认为自己的两次婚姻都是没有感情的。 吉林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吉林财税专科学校里办公，王建业到深圳后结婚的妻子当时就在这所学校里当教师。王妻说，他们是到深圳以后恋爱结婚的。我问，在长春你们认识吗？她说，那时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有熟悉王建业的人说，王建业的第二次婚姻，确实是到深圳后才发生的，而且有一定的偶然性，这里就不去推敲了。 王建业在吉林省财政厅工作了几年后，渐渐感到一种不被重用的失望。他大学本科毕业，学的又是在当时十分紧缺的财经专业，怀着满腔热情地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工作了5年，却只“混”上个小科长。他觉得机关沉闷的空气和僵化的体制，制约了他的发展。这时，他的眼睛转向了南方。在南中国海旁，有一个边陲小镇，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不拘一格用人材。 走，去南方！去深圳！ 1985年底，王建业来到了深圳。当时深圳的情况，既让他失望，又让他兴奋。让他失望的是，特区虽然已有了几座象征现代化城市的高楼大厦，但大部分地区仍裸露着燃烧一般的红土。漫山遍野的推土机，扬起这天蔽日的红尘，许许多多的建设者们都是住在铁皮房里，连吃水都很困难，这个条件远比自己在长春的生活工作环境要艰苦得多；兴奋的是，特区一片朝气蓬勃，到处都是蒸蒸日上的景象，这里没有内地那种“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一天”的懒散低效的作风；没有“日复一日，天天如此，除了多几根白发，一切都没改变”的感叹。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它的“三天一层楼”的高效速度，让人不得不为其热血沸腾。 王建业并不怕吃苦，他自小就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王建业也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否则他也不会从北到南，千里迢迢地来到特区。他是本着“天生我村必有用”的豪情，走出内地沉闷的空间，到特区来展现才华的，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扎”到了这块热土上。 1986年1月，王建业调到了深圳，安排在市计划办公室（计划局的前身）工作。那时候的深圳处在热火朝天的大规模建设之中，特区的创业者们，正为深圳的今天和明天，打下坚实的基础。 日新月异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王建业所学的专业和其在吉林财政科学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都是特区建设所需要的，也就是说，特区为王建业发挥才干展现了广阔的空间。 王建业虽不算是早期的“垦荒牛”，但也可以说是创业者行列中的一员。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王建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做过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曾经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干部，否则我们解释不了王建业被提干、人党、委以重任，后来担任一个握有重权的部门处长的现实。 我这样说，也许有非议。 多年来，我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今天你是一个“十恶不赦”，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十恶不赦”，你不“十恶不赦”的时候，你是“披着羊皮的狼”；那些曾经培养、教育、使用过“十恶不赦”人的人，不是“五恶不赦”，至少也是“三恶不赦”。“二恶不赦”，否则你为什么要培养、教育、使用“十恶不赦”的人？！ 封建社会，搞“株连九族”；阶级斗争时代，讲“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专打洞”；今天，我们常常有一种把一个犯了罪的干部，与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上面的人，作一种必然联系的“推想”。 曾有不少人问过我，王建业有没有后台？我坦率地说，经过一年多的采访，我确实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后台”。当然，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地了解王建业，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作不着边际的“推想”，我认为那样做，无论对我们今天的事业和人民群众都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 王建业在计划局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奋斗干起来的，特别是在早期，在他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前。 还有，特区蓬勃发展的事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客观的环境为王建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外因条件。 让我们看一着早期的王建业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没有家园的灵魂》在报纸上连载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姐通过一位熟人找到我，一定要和我谈一谈王建业的事，我们约好了见面时间。 那天早上，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家今年没有订《深圳特区报》，为了看你这篇写王建业的文章，我又去订了《深圳特区报》。”我问她，“为什么对这篇文章这样感兴趣？”她说，“我曾和王建业很熟悉，看了你写王建业的作品，我有许多话不说心里难受。”接着她眼睛一红，一连说了好几遍：“可借了，可惜了。”我问，“什么可惜？”她说，“王建业走到今天太可惜了。” 这位大姐曾经在深圳一家国营公司工作，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负责跑计划局申请“额度”、“指标”，与王建业打了几年的交道。她富有感情地向我叙述了她印象中的王建业。 她说，当时王建业来深圳不久，在财贸处还是一个普通科员，给人的印象相当朴素，待人也很热情礼貌，对像她这样年纪大的女同志，开口总叫阿姨，使人听起来非常亲切。 最早去他家里时，看到他家境十分贫寒，只有一张大木床和一张现在已很少见到的大方桌。你到他的家里，带点水果和其它日用品，他也不十分客气就收下了。但是你要送重礼，他是绝对不收的。后来当了副处长，变化也不十分大。你请他吃饭，他也不拂你的面子，但总是要求自己点莱。他点菜的标准非常低，简单几个菜，就完了，然后喜欢喝一点酒。 你请他万事，能办，他都帮你办。不能办，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办。有次我们申请购买“罚没汽车”，他没有给我们办，后来他如实告诉我们，这车跑了多少多少公里，买了不合算。这位大姐说，王建业很有男人的风度，穿衣很简单，却显得精神。他口吃，话不多，但说出的话很精练。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答应了的事，就一定有下落。 这位已经退休很长时间的大姐，给我们描述了王建业一副多么美好的形象。我相信这位大姐说的是心里话，而且都是大实话。 她的描述，与后来的王建业是有天渊之别的。她看到的是早期的王建业，是多棱镜的另一面。接着，这位大姐突然话锋一转说，“当时不少熟悉他的人，都担心他迟早要出事。”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后来他的权力太大了。” 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1986、幼年的深圳，生活条件远比今天差，那时的王建业经济上仍然是拮据的，1987年他离婚后跟现在的妻子结婚，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当时王建业每月只有几百元工资，还要寄钱给前妻，抚养和前妻生的女儿。 钱，对于他来说，从来就没有宽裕过。 那时候，人们经常可以看见，王建业每天下班骑着个旧自行车，回家后买菜、接孩子、做饭。王妻告诉我，当时王建业曾有一个小笔记本，家庭的日常支出都一一记在上面。 王建业那时的生活标准也很低，最喜欢的菜是酱拌土豆丝，最多的消遣是下围棋。虽然棋艺不高，却很人迷，抓住谁也要下上一盘。周日，他常常一个下午静静地坐在那儿，面对着棋盘上的黑白世界，一琢磨就是老半天。 他喜欢宁静，也安得清贫，剩下旺盛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那时候的王建业晚上倒头就睡，一睡就着，夜里没有恶梦。 1987年王建业被提拔为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副处长，这时他连党员都不是。后来组织上又培养他入了党。1988年，财贸处正处长因患重病长休，王建业实际上主持了财贸处的全面工作。 人是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尽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环境可以改变人。环境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一切物体，如同巨石可以被风化，钢铁可以被锈蚀，人也会被环境改变得面目全非。 此时的王建业手中有着越来越大的权力。这些权力有着一个最诱人的特征：能使人赚到大把大把的钱。 “权力”和“权力创造的金钱”渐渐地让王建业产生一种心理落差。 他面对两种现实：一方面，绝大部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良好的素质，所担任的工作也是责任重大十分繁重，但其经济待遇却相当低。一个市政府的处长，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物价飞涨，货币一再贬值的情况下，每月收入把所有的工资、津贴、补助、奖金全部加在一起，至1993年也才一千多元。这些钱在深圳，差不多只能请内地来的朋友吃一顿饭，还只能去中低档酒楼。 王建业要养活两个家庭（他在深圳的新家和在长春的离了婚的妻女），如果仅靠这点工资显然永远无法富裕。而他所管的外汇额度、免税指标、更新车辆都能使人大把地赚钱。他看着一些人“暴富”起来，那些人胸无点墨，手不能书，却拥有“小汽车、小洋房、小老婆、大哥大”，日消费以万元计，自己却过着贫寒的生活。 很难让他心态平衡的是，他心里完全明白经自己的手批出去的“额度”、“指标”使一些人赚了多少，这些钱是以十万百万计算的（直到今天王建业在看守所里写的申诉材料和上诉书上仍清楚地记叙着一些人几年来赚了多少钱）。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一直高高地举着“反腐倡廉”的旗帜。虽然在管理制度和制约机制上还存在许多漏洞，但对于那些贪污受贿的干部，一直都是严刑峻法的。在经济特区深圳尤其如此。远的如原深圳市政法委书记郝敏的下场，近的如高森祥、陈炳根、余强等人被处以极刑，对手握权力又不能自律的干部来说，是有一定的警醒作用的。王建业心里完全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不会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索贿受贿。何况当时的王建业还处在上升时期，他的眼睛所盯着的还不是金钱，而是处、局长的位子。 但是诱惑还是相当大的，欲望变成了心中的魔鬼，战胜自我是最困难的。有人要利用王建业手中的权力去赚钱，千方百计地与王建业套近乎，攀上了“大树”这些“藤蔓”才会枝繁叶茂，王建业身边的“朋友”就多起来了。 这种赚钱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跟钓鱼一样，拿鱼饵去钓鱼。会赚钱的人，懂得拿小钱去赚大钱，即：一要“善于”关心工处长，二要“烟酒不分家”。王建业的心理防线在逐步地后撤。最早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小问题”：王建业将一些消费发票拿到企业去报销，而企业因内部矛盾又将问题反映到计划局来了。计划局的领导是重视的，对王建业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找王建业谈了话，还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了他。接着他在生活水准上放松了自己，当初只喜欢酱拌土豆丝的王建业，现在出入高档酒楼如同进出自家的厨房。烟瘾也一天比一天见长，烟的档次一天比一天提高。 当初爱静，爱一个人坐在宁静的围棋棋盘前半天半天地琢磨黑白世界的王建业，现在却常常浸润在喧闹歌舞厅的五光十色之中；因口吃而寡言少语的王建业，如今却喜欢拿着麦克风万种风情地高歌一曲，最爱唱的歌是《萍聚》和《哭砂》；喜欢围棋的王建业变成喜欢“桑拿”的王处长。 所有这些高消费都有很多人抢着给他买单付帐。那时，谁要是能请上王处长吃上一顿饭，谁一定有地位有面子。有不少人还为请不上王建业吃饭而苦恼。 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当初朴实热情彬彬有礼称前来办事的大姐为“阿姨”的王建业，如今却变成一个满面严肃盛气凌人的王处长，甚至一抬手一投足，都有一股浓浓的“处长味。 如今王建业变成了一个阶下囚，在看守所里，在监仓里，仍然端着一个处长的架子。管教人员找他谈话，他一坐下来就习惯地架起了二郎腿，没等管教人员开口说几句，他就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尽管仍然口吃，但却滔滔不绝，边说还边从管教人员放在桌子上的烟盒里拿烟抽。 王建业的一审辩护律师，是深圳律师界知名度很高的黄士林、薛庆予律师，黄士林还是深圳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可是王建业第一次见到他的辩护律师，就像当年当处长的时候一样，指手画脚地告诉律师这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律师只能苦笑笑。 这个时候的王建业，在深圳已经到了上街几乎口袋里可以不需要带钱的程度（王建业深夜间进史燕青的家被检察院扣留时，他的钱包里只有200多元钱，这点钱只够他买香烟的钱），因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抢着为他付帐。 有一次，王建业请一个内地来的老同学在一家酒楼吃饭，吃完饭后正准备结帐，酒楼小姐告诉他，已经有人替他买过单了。此人并没有露面，只留下一张名片。王建业拿着名片左看看右看看，梗着脖子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在哪认识的。 一个人活到上街几乎不需要带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就是在香港，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恐怕都做不到。香港巨富李嘉诚上街如不带钱，那也一定要带上支票。可见当时的王建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他如果仅停留在此，不要再往前跨出一步，他今天仍是一个逍遥自在的王建业，因为任何一个法律也很难制裁一个上街不需要带钱的人。 这个时期的王建业，无论从外表到内心都有一些非常大的变化，但还没有发展到直接去索贿受贿。在法庭认定的王建业巨额受贿中，找不到这一时期的受贿犯罪事实。但已经基本变成“吸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用，老婆基本不碰。” 工资可以原则不用，但老婆基本不碰，就会有问题了。这时有两件事对后来王建业的沦落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与妻子的感情疏远和不尽丈夫的责任；一是认识了史燕青。 王建业到深圳以后结婚的妻子（应她本人的要求，不在文章中出现她的真实姓名，以下简称王妻），是他们早在长春就认识了的。1986年两人先后来到深圳，在王建业离婚以后，于1987年底两人结婚，后来有了一个女儿。 初期的婚姻生活是美满的，据说王建业很爱干净，每隔两天就要换一次衬衣，王妻再忙也要把他的衬衣熨得平平的。这时候，王妻把对王建业的爱，对家的爱，都熨进了那贴身穿在王建业身上的衬衣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比当初，比在长春，比来深圳的早期，都有了一些变化。王妻是教师出身，来深圳也是当教师。教师当长了，是否有一种职业习惯，总喜欢用教育人的口气说话？王妻在后来接受我的采访中，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一个教师，我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连自己的丈夫都没管好”（这里王妻讲的“管好”指的是，王建业结交了坏朋友和与史燕青的不正当关系，而不是指的王建业受贿犯罪，王妻不承认王建业有巨额受贿行为）。 生活中，夫妇俩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王建业在外面的“应酬”越来越多。每晚回到家中，倒头就睡。温馨的家变成了一个睡觉的旅馆。王建业以身体不适为由，很少尽丈夫的义务。 王妻是一个个性强、性子直的人，两人在生活中逐渐产生摩擦，经常争吵，而且互不相让。王妻多年的教师经历，锻炼得她口齿伶俐能言善辩（我第一次接到她的电话，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此人说话的语速很快，咬字特别清楚，声音也亮。我想要是跟此人吵架，仅她的声音就会把你淹没掉）。实际上确实如此，王妻吵起架来像是连珠炮似的，让王建业招架不住。王建业本身就口吃，一生气口吃得更厉害，反而说不出话来，于是王建业干脆就不说话。王妻实在唠叨个不停，他就跑出家门。 这时的王建业感到一种深深的苦闷和失落，认为两次婚姻都不成功。王妻却认为他不尽丈夫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曾多次向王建业的领导告状。 这一告，带来两种结果，一是伤了王建业的自尊，二是在单位和社会上给王建业带来了不良影响。再加上王建业平时的一些表现，群众和领导对王建业都有了一些看法。 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差，我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即王建业与妻子产生矛盾的时候，史燕青与王建业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因为有了史燕青，王建业“喜新厌旧”而与妻子感情淡薄，还是因为与妻子的感情淡薄，王建业在史燕青身上找到了使他至死“无怨无悔”的感情寄托？ 我倾向后一种可能。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发展中的国家，就社会整体而言，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男人在社会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远比女人大。社会的价值观认为，男人应该承担得更多一点。 其实再坚强再成熟的男人都有懦弱的一面，都有一种孩子的心理，在承受到压力的时候，在精神苦闷的时候，在感受到委屈的时候，都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女人的慰藉，希望去找一个女人倾诉，希望把那颗平时看起来高傲威严的头，放到他所喜爱的女人怀中去休憩片刻。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男人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跟妻子吵完架而感到无处倾诉的时候。这时候的男人平时再有责任心，再“正人君子”，自我约束力再强，此时都会变得像一个到处去找“妈妈”的孩子一样脆弱。平时有女朋友（这里所讲的女朋友是严格意义上的朋友）的男人，很容易在这时候发展关系；平时没有女朋友的，极易找一家酒吧，找一个歌舞厅，去喝酒消愁，去听歌解闷，如是就给操“特种行业”的女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因此，我们常常会惊讶，非常正派的某某某，竟然会去嫖妓？！我劝妻子们，只要你还爱你的丈夫，一不要乱猜疑，二不要将他推出家门。我认为，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原谅，是世界上最稳固最安全的感情。 王建业与史燕青认识很早，但两人并不像是一见钟情，因为当时，史燕青有事总跑财贸处找王建业，这时的关系肯定还是处在一般的“王处长”和“史小姐”之间。后来突然有一段时间史燕青不去找王建业了，有事就叫自己的一个女友去找，细心的人说，坏了，一定是“人港”了。 情况果然被人一言而中。 王建业因与妻子的感情淡薄，而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尽丈夫的义务，有时也仅是敷衍了事，他回到家中，总是倒头就睡，这自然引起妻子的不满和猜测。 有这样对比强烈的两件事，可以看出王建业当时的情感状况。王妻在到王建业领导那儿告王建业状时，曾在气急之中不止一次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妻之间一盒保险套，一年也用不完。后来，我在采访她时，她仍说，王建业在这方面身体不行。可是在史燕青的房间，却发现好多避孕套。在我半年的采访中，没有发现史燕青有其他的男人，至少与王建业认识以后没有。 史燕青被捕后，曾不止一次谈到，她和王建业在一起“做那事时，是绝对的‘ENJOY’（享受）”（引号内的英语是史燕青原话）。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推论：王建业在金钱的诱惑之中，又遇夫妻之间感情的苦闷；在感情苦闷之中，遇上“善解人意”的史燕青。于是，说不上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为了满足情欲，他们重婚，买外国护照，开境外银行帐户，疯狂地敛财，于是受贿，成百万地受贿，倒卖指标额度，成百万地投机倒把…… 王建业、史燕青以及他们身边的那些“朋友”，大家笑嘻嘻地帮助他们铺平了通往地狱之路。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