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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也即1978年，初冬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 中国人民等了两年，盼着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至此，人民的愿望实现了，心头的闷气出来了！ 1976年清明事件影响之深广，人们都还记忆犹新。我们有两位友人：一个是归侨，一个是军人。丙辰清明的人民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那位归侨无可挽回地下了决心，离开他已经居住了29多年、度过自己少年、青年时代的祖国。他曾经是上海中学的一名优秀毕业生。团委的副书记；他也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个事业心极强的爱国青年，对于物质生活的菲薄是从不计较的，但人民民主被如此蛮横地戕杀，使他震怒了。那位军人，60年代曾经到过抗美援越的战场，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起过敌人的定时炸弹。“那么现在，我为谁卖命呢？我手里的枪说不定会被用来镇压人民。”他公开说，“我们团里的干部没有一个想得通的。”他不顾部队首长的挽留，退伍回老家了。 人民心上的创伤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天安门事件意味着中国历史中一个阶段的过去和另一个阶段的到来。它的真相只是在平反之后才能部分地大白于天下。 众所周知，以天安门为活动中心的人民运动，是以悼念周总理为旗帜，以反对“四人帮”为目标的。为了解决中国最高领导的接班人问题，中国动荡了10年。10年里，周总理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维护着被频繁的强地震震得快要倾塌的国家。林彪、“四人帮”们制造的每一次浩劫，他都出来收拾残局。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人民自然而然想到了周总理，将巨大的希望寄托于周总理。人民要社会主义，要马列主义，要四个现代化；不要修正主义，不要封建法西斯主义。然而，总理不仅身患痼疾，而且受到飞黄腾达的奸佞们变本加厉的攻击和暗算。总理的晚年，就是在同这帮贼子的反复搏斗中，在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愤懑中，在为国家、为党、为人民前途的无比焦虑和担忧之中度过的。应当说，连深率众望的总理都受到迫害而不能追究，连人民起来保护总理都成了大逆不道，这实在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场悲剧。但是人民总不会长久地沉默，更不会死亡。他们在开安门广场的血泊中苏醒了。镇压不过是预言了镇压者的灭亡，历史的发言权最终在人民的手里。 现在，人们把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庄严地命名为“四五”运动，是完全有理由的。“四五”运动是中国当代政治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四五”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起，将永远载入史册。广场上升起的镶嵌着总理形象的旗帜，广场上经久不息的国际悲歌将永远激励人民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当我们接受了采写任务之时，面对着如此伟大壮阔的历史画面，我们不能掩饰自己所感到的无力与羞愧。 我们访问了许多英雄，也访问了许多普通人。应当说，这些英雄本来就是普通人而且至今还是普通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着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们并非生来就有那样的胆识，相反，他们毫不隐瞒自己的种种弱点。那么，是一种什么力量把他们推进了血与火的搏战之海？是什么崇高的召唤把他们引上了英雄的讲台？我们想，广大的读者会比我们有更好的回答。 在上海一家小厂积满尘土的防空室里，在北京一位青年画家拥挤不堪的斗室里，在南京的一座破旧得连厕所都没有的院子里，在科学院某研究所敞宽的会议室里，我们同许多素昧平生的被访者，像阔别的知己那样促膝长谈。不需要介绍信，甚至都来不及通报姓名，我们就受到热忱的款待。我们和被访者一起欢乐，一起流泪，一起思考，一起回首往事。就像当年一起走上广场一样。我们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变得更成熟一些的。 自然，我们也遭到过冷遇。我们曾在找不到门牌号码的深宅大院前面徘徊，像皮球一样被踢得精疲力竭；我们曾试图去访问某些禁区，却被冠冕堂皇的借口予以拒绝。除了官僚主义者和文牍主义者自己，几乎没有人不厌恶官僚主义和文读主义。在官僚主义者和文牍主义者还设置层层关卡的今天，有时为了一点材料，我们都不得不踏破铁鞋。 庆幸的是，与我们心心相通的人，毕竟占大多数，才使得我们有可能把这篇十分粗劣、然而却是真实的记录奉献于读者。我们不可能、也没有企望将那个伟大事件的全部真相，原原本本地了解清楚，更不用说介绍清楚，那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同志来成就这项工作。但我们的确试图为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以及我们每个公民的命运的事件，勾勒几张草图，作几幅素描。 1978年12月——1979年清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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