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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当我从森中出来，告别那些蚯蚓、甲虫、啄木鸟和蓝鸟以及愈来愈难得一见的熊或者野猪时，我都会轻声地说：“再见，朋友们！” 没有一条蚯蚓会从它们耕耘的松土中探出身来，没有一只昆虫回头瞧我一眼，没有一只小鸟祝一路平安，我能感觉到的是巨大的森林中的孤寂。经常会听到的动物的哀鸣声，网或者夹子又逮住一只野兽时的人的欢呼，尖利地呼啸着撕裂森林之网的枪声，然后又回归于寂静，更深更黑更可怕的寂静。狼的眼睛会更加忧郁，狍子和野鹿都学会了如履薄冰一般的小心谨慎，野性不得不收缩，奔突、呼叫几乎全部停止。高压的恐怖伴随着阴谋的陷阱、残酷的屠杀，森林四周的挖掘从金子到煤的小矿小窑所流出的毒液和滚滚浓烟，林地中的蚯蚓大片死亡，树木纷纷枯焦…… 我知道了，我真不想说却又不能不说：人类已把大地之上的森林变成了绿色集中营。无疑，人类也在走向最后的孤独中毁灭自己。 中国西南边境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中： 1995年11月11日，国家禁猎的大新县弄梅山中，一个靠近深涧的溶洞外面有一堆红黄色的排泄物，偷猎者面对这堆排泄物欣喜若狂，他伸手触摸之后感到了湿润且尚有余温，于是便一声长长的唿哨招来两个同伙。他们凭着多年出没山林偷猎的经验断定：连日追踪的黑叶猴就住在这溶洞里，而且很可能不是一只而是一个种群。天黑之前，外出觅食的黑叶猴便会回来，那是它们的家。 3个偷猎者隐蔽在巨石后面。 当冬日的最后的阳光在峭壁顶部继续西沉，但还在峭壁的背面迸发出光芒时，猴群劳碌一天平安愉快地回家了，它们走在它们熟知的这条小路上，它们已经看见那个溶洞了，“吱吱呀呀”地说到家了时，枪声响了！ 3个偷猎者扛4只黑叶猴趁着夜色往山下疾速而去。 黑叶猴又叫乌猿，在我国仅分布于桂西南的大新、宁明。龙州等县。此猴通体乌黑发亮，为猴中珍稀。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末，黑叶猴庞大的种群和数量已经锐减至濒临灭绝，并且彻底从山下农民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十年的滥捕偷猎和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劣使剩下的猴子匿居深山老林，在节节退守中惶惶不安。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已名列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它们只知道枪口仍在瞄准自己。 1996年5月12日，3名偷猎者被抓获，审讯后得知：就在负案逃跑期间，他们曾又一次猎杀了3只黑叶猴。 1995年5月22日傍晚，从边城凭祥开往南宁的一辆长途班车在宁明县被拦截，由陇瑞、弄岗两个自然保护区派出所的检查组登车检查。车顶的帆布下除了巨晰之外全是被宰杀的禁猎野生动物，计有：巨晰22只，穿山甲17只，大杂龟84公斤，蛤蚧212.5公斤。巨晰是国家一级保护、世界濒危禁猎的野生动物，在中国却独独禁不了；时有捕杀，甚至在边境集市上奇货可居待价而沽。它形状怪异可怖，却肉质鲜嫩、斑纹美丽、皮张坚韧，因为其价值不亚于黑叶猴，暴利之下的暴徒便挺而走险了。 哪一种动物最值钱，哪一种动物就最该死。一般来说最值钱的又都是濒危物种。人类中的一部分下定决心在金钱的驱动下，要让黑叶猴、巨晰们灭绝，看来是无疑的了。 更让人心悸的是1995年10月，一支由六十多条汉子组成的“讨伐军”从广东顺德、怀集等地出发，浩浩荡荡开进广西横县的附城、校椅、云表三镇，开始对南来郁江平原越冬候鸟的剿杀，以铁砂枪、网具先是铁壁合围继而野蛮捕杀南来不久正待休生养息的山林珍禽。这大群的候鸟对郁江的山山水水并不陌生，每年的越冬生活也温暖平静，哪知道连续三天的血腥屠杀突然降临到了它们的面前，惊慌失措而又逃生无路，一万多只黄胸鸦、池鸳等珍稀的和不珍稀的鸟类，惨死在人的淫威之下。 一个鸟类学家说：“这完全是一场战争。而且是绝对由人发动的不义的战争。” 富起来的广东人缘何有此一举？ 至少这是一个残酷而简单的事实：那六十多个富起来的广东人比起仍然贫穷的广西横县人，是多么野蛮歹毒！ 广西地面实在是中国今日社会的一个缩影：为了金钱的违法犯罪，远远不只是做梦发财的升斗小民。 1995年12月16日晚9时，一辆吉普车从南宁方向开来进入宾阳路段。雨中执勤的森林警察示意停车，车减速后一张骄横的脸探出来，“干什么？”没长眼睛？这是警车！”果然，“GA”赫然在目。司机座旁的一个女人则赔着笑脸说：“请多关照，我们有急事赶往梧州。”但，车尾工具仓里一丝异动促使森林警察命令车主打开之后，顿时真相毕露：关在两个铁笼子里的是125只活蹦乱跳小巧玲珑的国际濒危野生保护动物食蟹猴。这个开车的铁路派出所民警仅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半年后，还是这个民警还是开着那辆警车把80只食蟹猴、40只穿山甲运往广东途经昆仑关时被再次查获。 中国西南边境被称为野生动物的王国。 这个王国在偷猎者的闯入，捕杀之后，已经摇摇欲坠。与滥伐森林，污染河流、大气一样，人类在毁灭别的生物并破坏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之后，正走在日益艰难的孤独之路上。人类对大自然征伐的每一次成功，都只是达到了人的一己私利的目的而已，其结果远不是胜利而是从失败到毁灭。 对这个在中国无可替代的动物王国的围剿，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今天，大有不把它摧毁决不罢休的态势。广西南宁地区的不完全统计说，仅1995年上半年，宁明等5县市收缴国家一级野生动物188只，二级保护的1150只；仅弄尧一个边贸点，一年中走私野生动物13.2万只！ 1995年11月8日审结的轰动全国的“云南省杀猎濒危野生动物亚洲象”一案，随着4个罪犯的伏法而画上了句号。但对于仅剩的亚洲象和关心自然生态的人们来说，眼前却永远是滴血的尖刀似的惊叹号！ 1994年一年之中，由高永康提供军用步枪、冲锋枪，布鲁肖组织偷猎者进入原始森林对亚洲象实施猎杀，再由高永康用警车运送锯下的象牙，由岩叫、刀学新等人负责收购，进行了19起偷猎，猎杀16头亚洲象，打伤4头；春中19头公象，1头母象。这一年中高永康等人猎杀的亚洲象的头数，是近几年亚洲象的净增数。 亚洲象是濒危大型野生动物，生性平和，喜欢静处。它们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悠闲地漫步，偶尔也四下观望，一派温厚善良而又独具王者风度。12亿人口的中国，仅有2多头亚洲象，1988年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是，1994年的枪声以及同类的惨遭杀害，使亚洲象群纷纷离开西双版纳向境外迁移。也就是说，我们的200多头亚洲象在被猎杀了16头之后，现在到底还剩下几头愿意留在中国的森林中的呢？另外，那4头受伤的大象它们是怎么疗伤的呢？ 亚洲象，你在哪里？ 报章上说：“这次发生的猎杀亚洲象及走私、倒卖其制品的系列案件属‘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犯罪分子为牟取暴利，不惜以身试法，与国外不法商人相互勾结，形成了捕杀、倒卖一条龙，在短时间获取暴利9万元，情节之重，危害之大，影响之深为国内所罕见。更有甚者，犯罪的首要分子身为国家干部，执法人员，他们知法而犯法，在西双版纳乃至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云云。 我曾经查阅了各种资料，高永康等人与亚洲象可说是素昧平生，他们对这种大型野生动物的认知仅仅是：亚洲象的象牙值钱，西双版纳森林里有亚洲象，但他们也都知道：亚洲象连同热带雨林都是受国家保护的，禁猎、禁砍。 一切只是为了钱！ 为9万元钱，他们杀死了16头亚洲象；也是为9万元钱，4个人被枪决，更多的人坐牢。 云南省仅占国士面积二十五分之一，国家首批公布的珍稀动物就占了42.7％，目前云南省生物物种受严重威胁的比率已达15％，环境丧失率高达61％，数十种珍稀濒危动植物已灭绝。海南省仅1992年上半年，共没收野生动物7950只，其中属国家一、二级保护的2984只。 1995年是中国野生动物的大劫大难之年。因为猎杀野生动物而被判死刑的还有“沈阳虎案”的案犯辽阳农民李皓。1993年2月9日晚7时，李皓摸进沈阳动物园犀牛馆，先是试图偷割犀牛角，犀牛大怒而未果。接着用手枪枪杀了仅半岁、重30公斤正在生病的东北虎虎仔“小虎”。 剖析这个震惊中外的杀虎案，还是为了钱，在一个被金钱烧得热烘烘的社会里，辽阳农民李皓不再春播秋收了，而想立即致富，于是便抢劫、便盗窃，便杀虎。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的资料说，曾经统率全球野生动物雄风千百万年的老虎家族，已经日暮途穷败象重重了，其总数不过5000只，由原来的8个品种逐年递减至现在仅剩3种。如果目前的捕杀不立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禁止，那么二十一世纪后半叶，这个地球可能就是不再有虎啸之声的地球！ 东北虎作为一个原先盛极一时使大小兴安岭声震八方的种群，现在既看不见它的踽踽独引，也听不见它的仰天长啸。野生动物专家只是根据模糊的脚印判断，东北虎还有几只仍然生活在林区。那么，这就是最后的东北虎了。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公布的国际偷猎者最想得到的10种濒危动物的名单，东北虎名列首位。捕杀这种虎的目的是为了剥下虎皮制成价格昂贵的大衣，虎骨做药。名列第二的是非洲黑犀牛，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黑犀牛在非洲已经被捕杀了90％，仅剩的黑犀牛大都在津巴布韦。在印度市场上，每千克犀牛角售价2万美元，世界不法商贩每年成交的犀牛角在10吨以上。列入这份名单的还有猩猩、摩路加白鹦、大熊猫、亚洲黑熊、玳瑁、沼泽龟和奥里诺科鳄鱼。 在中国东北，活的东北虎难觅踪影，总是死了的牵动着人的神经。1993年底辽宁省铁岭市查获一起跨国走私倒卖虎皮虎骨案。经鉴定得知，这是一只5岁龄以上的野生雌性东北虎，留在皮骨上的子弹洞说明，它是被无情地枪杀的，死亡时间为1993年。 1993年啊，我们已经知道的最后的东北虎又被枪杀了2只。 1993年啊，东北虎流下的鲜血，不会变成玫瑰，而是人类罪恶的血色篇章之一。 1995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深夜，吉林省江清县王家山附近，一只长约1.5米重90公斤的东北虎从密林里钻出来，即被套索套住，吊死在树杈上。死虎运下山的当天夜里，它的2只同伴来到其遇难处，向山外哀嚎不止…… 那么，在野生动物走私市场上，一只小东北虎值钱多少呢？底价人民币23000元！ 我们对雪豹的关注和了解也许要更少一些。 雪豹，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其现时生存的数量比大熊猫还少。不过在大约二十多年前，雪豹还没有感到过生存危机，因为这是一种奔驰在海拔4000米上下的高原雪线上的动物，它与白唇鹿、马鹿、野牦牛一起，是神圣的冰雪天地中的活的景观。或许它们正是为了躲避人类才遁人高原腹地的，那种迁徙与后退的过程其实惊心动魄，肝肠寸断，人所不知便是了。 1990年，一个美国豹类专家专程到青海的一处雪豹栖息地考察，他在野外苦苦搜寻了三个月没有见到一只雪豹的影子，惆怅而去。不过事隔不久的信息传到海外时，这个美国人惊讶了，愤怒了——同年6月，在西宁市中庄乡一个皮匠家里一次查获正在加工的雪豹皮40张——同年9月，湟中县上王庄乡的偷猎者一次猎杀雪豹14只，此案在枪声响过之后不久便震惊了中南海、国务院。 某些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的对丝毫无害我们的野生动物的铁血屠杀的战争，几乎从未停止过，而且“战果”是愈来愈“辉煌”了。 1988年至1995年初，青海已发现的猎杀、收购、贩运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件有上百起。被盗猎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雪豹60只、白后鹿83头、马鹿118头、野牦牛200多头、藏羚羊1800余只，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00多只。查获的雪豹皮42张、鹿茸180公斤、麝香3万多公斤、鹿蹄筋及黄羊、岩羊蹄筋660公斤、藏羚羊皮2800张。 这些数字仅仅是已破案被查获的。 环保界人士认为，未破案未查获的要远远高出上述统计。 青海省是我国野生动物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省现有鸟类292种，兽类110种，这些鸟兽中属于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就有67种。尤为难得的是，由于世界第三极的地理环境的独特，不少珍稀动物如野驴、野牦牛、白唇鹿、雪豹、藏羚羊、金钱豹、黑颈鹤和盘羊等，均为世界稀有之物。 奈何冰雪高原的界限竟限不住盗猎者的脚步与子弹！ 青海野生动物办公室的资料说： 青海高原野生动物资源已遭到毁灭性破坏。雪豹、马鹿等已罕见踪影，藏羚羊、野牦牛则将在三年内灭绝，也就是说它们将不再与冰雪和人类一起进入二十一世纪。格尔木市野牛沟一带，白唇鹿、马鹿的种群数量十年间下降了近90％以上。青海湖地区曾经到处可见的野驴、盘羊、藏羚羊已经基本绝迹。 我国野生动物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 我国猎杀野生动物的状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国宝大熊猫的保护力度要远胜于别的濒危珍稀动物，但就在1995年就有两起熊猫大案：5月，福建石狮查获2张大熊猫皮，1张金丝猴皮；继之，甘肃又查获3张大熊猫皮…… 《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 中国的物种受威胁和灭绝严重：中国动植物种类中已有15％—20％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水平。 猎杀野生动物愈演愈烈的首要原因，是暴利的诱惑。一个国际上购、销两旺的网络正在用美金收购中国杀手，而某些中国人则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情。全球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已在毒品、军火之后排行第三，其年数额达100亿美元。 福建抓获的一名大熊猫走私案犯供认：港商出10万元从他手中购得一张熊猫皮，转手40万元给了西欧的买主。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新疆猎隼便面临突然袭来的灭顶之灾，仅1993年、1994年就查获境外不法分子1000人，1995年8—9月，乌鲁木齐、塔城、阿勒泰地区发现并查获境外捕捉猎隼者410人，收缴猎隼151只。1994年至1995年，北京海关共查获13起走私猎隼案，缴获猎隼89只。国际猎隼走私者蜂拥而至中国新疆、青海等地，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隼类动物价格不断上扬。青海祁连县境内，一只猎隼的收购价在1995年为3000元，刚进入1996年便涨到1万元，到新疆出手是5万元，境外则高达30万元。 印度孟买克劳福德市场，你可以买到地球上生存的任何飞禽走兽，不论它们如何处于濒危灭绝的境地。在克劳福德，金钱把所有的国际公法和人类良知公然践踏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恒河啊圣河，该怎样去洗涤这样的人群的灵魂呢？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市场上，部分野生动物标价如下： 火烈鸟，550美元1对； 美国蓝猴，400美元1只； 多卡斯羚羊，1300美元1只； 幼豹，4600美元1只…… 美国是非法野生动物最大的销售市场。每年仅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野生鸟类达10万只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鹦鹉，还有北美红雀、鹰、金翅雀和鸽子。在波哥大市场上10美元回只的黄敖恶，在美国标价1.5万美元。 偷运走私的动物中最多的是鸟类，哺乳动物只占15％。 当世界各国着力打击鸟类交易之后，走私者又把目光转向爬行动物。 我们并不知道，而非此道中人也很难想象的是：从台北到里约热内卢，从波哥大到布拉格，一张巨大的充满着高科技含量的野生动物走私贸易网络，繁荣而缜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一张金钱编织的网络，实际上笼罩着地球上所有野生动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命运。在这网络里每年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被捕捉或处死后剥皮，然后由无所不在的中间商转手到国际动物贩子手里，再通过现代化的空港、海港运往沙特阿拉伯、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进入宠物商店或别的市场。最后便是讨价还价、拍肩膀、开支票了。 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捕杀已经开始。 这是一张怎样的网啊！也许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它十分典型而具体地标志着工业社会中人类的意识趋向和生存处境，金钱之网正在取代生命之网，在更宽泛的层面上，即便不去谋杀野生动物的人，也只是在为金钱而活着不再是为生命而活着。所有网向动物的网，最终都以网杀我们自己的灵魂而宣告结束。 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正在为野生动物而争吵不休。 一北一南，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把地球村吵得热火朝天。发达国家说，地球上的物种正在迅速减少，它们要求发展中的、贫穷的邻居立即停止捕杀野生动物，并实行封闭式保护。发展中国家对那些富国说，他们最迫切的问题是人要吃饭，儿童没有起码的营养，以野生动物换取外汇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许多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当今一些富国的殖民地，殖民者掠取了的资源无可计数，创伤难治，今天为什么不能偿还一点欠账？ 阿根廷的一个省长说：“对我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吃饭穿衣，而不是饿着肚子看护一个世界动物园。” 有一张老照片，是黑白的，有一个头戴礼帽身着西服的白人站在一座山上。这座山大睁着无数空洞的眼睛，并且有角，现在我们终于看清楚了，这山是野牛头骨山。发达国家的早期开发史，对生态的破坏和世界资源的掠夺，是无可辩说的。直到二十世纪末年，发达国家不到世界人口的30％，而耗去的资源总量仍占全球的70％。但是，尽管这个地球基本上是圆的，这个世界却是绝对不公平的。实际上穷国、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是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等待着富国的援助、施舍，除了更加贫穷并且加上深深失望之外，还有什么呢？ 1981年，中国成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成员国。由于立场不同，对这个条约的执行在全世界也是五花八门。对中国来说，加入这一公约，是悲壮而痛苦的选择，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也是庄严的选择。该公约按野生动植物濒危程度分为三类，虎骨与犀牛角则列为一类，公约规定：列为一类的严禁贸易。犀牛角与虎骨是我国重要的动物用药。1993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全世界在随后都从电视屏幕上看见了中国销毁珍贵的虎骨、犀牛角的熊熊火焰。 北京同仁堂，虎骨酒和安宫牛黄丸是其经久不衰的代表作，并有神奇的疗效。十年前1瓶半斤重的虎骨酒为5.5元，后涨至65元；1粒安宫牛黄丸为175元。根据国务院“取消犀牛角和虎骨药用标准，今后不得再用犀牛角和虎骨制药”的通知，意味着：中国药典宝库中所有采用犀牛角与虎骨的中药均被判处“极刑”，百年奇药如虎骨酒、安宫牛黄丸成为“绝唱”。 同仁堂的经济损失占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全国的损失为数十亿人民币。 同仁堂之外，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986年，林业部与黑龙江共同投资1000万元建立的这一基地，限养40只东北虎，超过了就杀掉，出售虎皮、虎骨以用来维持中心的饲料和繁育费用。 国务院通知下达时，中心还养有69只东北虎，仅仅每年伙食费一项即为300万元之巨。万难之中，所采取的办法有三：一是为老虎节育控制生殖；二是让老虎节食不给吃饱；三是出租老虎，现已租给秦皇岛10只虎。这三种办法都让人感到心里难过。东北虎濒临灭绝，我们却要强制它计划生育；你既然把它关进你的笼子里你又不给它吃饱，更有甚者推向市场成为出租商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它们回归山林再人草莽呢？但专家告诉我，驯养长大的野生动物因为生存环境的截然不同，各种变化不可小视。试想一下：从小扑食活的小生物与从小在笼子里喂以牛肉长大的东北虎，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因而即便把现存的横道河子繁育中心的老虎都放到山林中去，它们如何谋生、能不能谋生还是一个大问题。 没有或少有野性之后的野兽还是野兽，但，它们已经在提醒人类了：一个野性消失的世界，同样也意味着人性的消失。 在禁止受保护的动植物出入境方面，最严格的是英国。到过伦敦希思罗和盖脱威口机场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几乎别的大航空港不一样，这两个机场的候机厅内醒目地列有禁止出入境野生动植物标本样品，包括各种象牙制品及鳄鱼皮制品。一个在欧洲广为流传的故事说，一位高贵的西方女性穿了鳄鱼皮制的皮鞋准备出关，待检查完所有证件放行时，海关小姐礼貌地请她脱下皮鞋，并告之“违禁品，没收了，谢谢合作”，这位女士光脚上了飞机。 更多的地区、国家却并非如此。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颁布象牙贸易禁令第二年，津巴布韦——这个盛产象牙之国便晓以颜色——偷猎大象案比上一年猛增二倍。 一个公约并没有在根本上扭转野生动物的灭绝处境。 人们念念不忘这些野种。 谈不上是因为爱，也谈不上是为了恨，而只是为了钱。 我们当然也应该看到，一个公约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以及人类中良知觉醒者的呼唤及努力。在此种情形下，人们力图合法地杀掉大象，同时免受国际社会的责难。南部非洲五国即纳米比亚、南非、马拉维、津巴布韦与博茨瓦纳一再申请对它们网开一面，理由是南部非洲大象的数量仍然很多，合理捕杀一些之后用赚得的钱加强保护，以象养象。这个申请连同苏丹要求的出售贸易禁令实施之前积压的象牙，全部驳回。 一刀切！为了防止象牙贸易的死灰复燃。 这一刀切得黑非洲怒气冲天，亚洲国家抱怨的也不少。 亚洲象与非洲象略有不同，亚洲象中的所有雌性及部分雄性象都缺少长牙，偷猎不是亚洲象面临的主要问题。亚洲国家抱怨的是：亚洲象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因为人口剧增侵占大象的栖息地伐木开荒之后，家园受到威胁的亚洲象不再平和而开始报复人类。它们的报复也就是到本来属于它们的耕地上走一趟，到村子里用长鼻子晃动一下，但其结果是践踏农田，村庄被毁。大象毁田伤人，公约却不允许人作出反应。印度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责问道：“在西方，老鼠跑到你家的食品柜，你们要不要捕杀它？可是，大象在毁坏我们的家园。危及我们的生命，你们为什么要求我们坐视不管呢？” 西方人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你们不抢占大象的森林，大象会报复你吗？” 当然，东方人还可以反诘：“请问，我们那么多人没有地种粮食要吃饭怎么办？移民到你们那儿，三亿五亿要不要？” 西方人一定无话可说，吓坏了。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一个地球上已只有不多的野种了。 联合国环境署的资料表明，地球上自三十亿年前出现了生命之后，曾经产生过25亿种动植物，到1990年时已灭绝了其中的99.9％；被灭绝的物种的一半是在近三百年内消失的，这一半中的60％则又是在本世纪完成的。目前，最保守的估计世界上的物种正以每天1种的速度走向灭绝。 你看人类怎样扑灭同类中的异己者，就知道野种的命运了。 科学家警告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未来的二十年将是晚白垩纪（距今约6500万年）以来大量物种消失的时期。”（《人民日报》1994年2月8日） 美国的一份预测报告认为，如果地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及破坏活动保持目前的态势不变，到2000年，地球上仅剩物种的15％—20％将会彻底消失。此种消失的速度比一个物种自然灭绝的速度要快1000倍，并从现时的每天消灭一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消灭一个物种。 人类的全球王国愈来愈纯了。 纯到不能再纯时，便是所有的野种彻底灭绝之日，但也是人类不再能忍受孤独而变得疯狂，然后是自杀性地整体毁灭之际——有人如是说。 在这之前，抢救一切野种的濒危，就是为了抢救人类的濒危。 大地的生物链上，人类只是一环一节。 我的资料随记本上的记录告诉我，关于猎隼，我们该大声疾呼了。 1993年10月18日，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查获第一起外籍旅客走私猎隼案。当时中国人对猎隼这种猛禽是陌生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冷漠是：它跟我有什么关系？电视台不断公开的消息使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看见了被锁闭在箱子夹层里的猎隼的形象。到1996年12月止，首都机场海关查获的猎隼案已达24起，收缴猎隼245只。仅1996年10月5日到11月13日便连续破案7起，查获的猎隼为88只。联合国规定了各种关于环境的节日，比如地球日、水日等等；1996年，却是中国猎隼的受难年。 国际上走私贩卖野生动物的大网已经撒向中国。 这个既不缺美元，又富于高科技手段的跨国组织，其严密和效率仅次于国际贩毒集团；他们已经以明确的行动说明他们对中国有兴趣，从云南红豆杉到四川大熊猫到新疆、甘肃祁连山的猎隼到青海高原上的雪豹等等。他们知道中国人现在除了缺钱什么都不缺，除了想钱什么都不想，中国人中的有一些人，包括有的有权有势的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干，更何况走私野生动物？ 这是一种真正可怕的内外结合。 国家的财富、资源，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以及精神就是这样流失的。 在中国几百元人民币购得的一只猎隼，在印度和中东市场价值10万美元。中东是个奇怪的地方，猎隼在那里是富贵和权力的象征。为富贵与权力而经常战火不息的中东，猎隼已经绝迹。这使中东有点恐慌，关乎富贵、权力的恐慌，因而便千方百计要得到更多猎隼，便重金雇得勇夫到中国。中国人多鸟也多，但中国人对鸟的认知较为模糊，通常以好看不好看，鸣叫的歌声是否悦耳作为要论某种象征最多就是吉利不吉利了。虽产有过“西寨山前白鹭飞”、“两只黄鹂鸣翠柳”的诗句，那也是读书人念念的。中国的鸟还远远没有融入中国的文化之中，因而当中国人一旦学会“向钱看”时，对鸟的惟一改变就是变吃肉为卖钱。中国人从面对各种野生动物时先前的“能不能吃？”翻一个跟斗便成了现时的“能不能卖钱？”据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市场和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功劳。也有人说，这一只手将会把人类和地球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境外的走私猎隼者还对中国的偷猎者传授了一种妙法，给猎隼喂食毒品使它上瘾，一旦被查获放飞后，吸毒的猎隼因为毒瘾发作而随时可以重新回到偷猎者身边。 吸毒是公认的人类的罪孽，现在已经由人类传染给动物界，这个世界上不仅有了愈来愈多的吸毒贩毒的人，而且有了食毒成瘾的猛禽如隼。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人类在毁灭同类时还在毁灭异类，你怎么能想象呢。但到了二十一世纪你也不用想象了，很可能便是睁眼可见的事实——残存的猛禽。猛兽都已经成了瘾君子，应该拍击长空的突然从半天里掉下来了，应该威震山林的懒洋洋地连路也走不动了，它们天生就有的可以叫人胆战心惊的目光，现在只剩下了茫然和乞求。如同毒品灭绝人性一样，你再也看不见它们的野性了…… 本来，它们是何等的神奇、威风啊！ 猎隼，又称猎鹰、兔鹰、鹞子，分布在我国新疆西北部。青海东南、四川西北、甘肃东北等地，性情凶猛，飞行迅速，疾步如飞的野兔闻之丧胆，当它俯冲而下时时速可达280公里。猎隼性成熟年龄较晚，繁殖能力低，数量极为有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猎隼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级，是终极消费者，居这一生态系统的关键位置。它是鼠类和害虫的不可战胜的天敌。一个本来拥有猎隼的地区因为人类的捕猎锐减之后，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鼠害、虫灾，甚至成为地方病、疑难病、流行病的多发区。作为猛禽，猎隼也属于最易测定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标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李世纯认为：“猛禽的生命维持系统也是人类的生命维持系统。”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太重要了，不过从理论到实践看来还得走很长的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杀虫剂DDT的发明被誉为是划时代的，并很快在世界推广应用。它确实能使农作物的病虫很快致死，但DDT的不易分解从而导致对土地、河流的污染，你只需走到乡下随便问一个农民便可得到佐证。这种农药的残余通过食物链进入鹰和隼的体内，最严重的后果是破坏生殖系统，产下的卵往往是软壳的无法孵化的，导致猛禽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当DDT的残余进入鹰隼体内时，也差不多同时进入人的体内了；当鹰和隼的种群衰落，人得各种癌症的机会成倍成倍地增多了；也就是说人的身体质量也急速下降了。世界医学界时下正在为男人精子数目的骤然减少而惊讶莫名，男性精子数正从每毫升6000万个锐减至现在的2000万个。睾丸癌的发病率在过去四十年中增加了一倍多，追究根源的一个大方向就是农药污染及日常使用的大量化合物。男人精子减少与鹰。隼下的软蛋，你说相似不相似？ 中国猛禽的命运啊，你看猎隼就知道了！ 海关查获猎隼之后，猎隼的前途又如何呢？ 由于许多猎隼经过长途颠簸并且不见阳光，体力和精神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然后赶紧送往北京野生动物保护站，再由保护站送到北京动物园先行饲养，待猎隼的体力得到恢复后再组织放飞。 1994年是把猎隼送到原产地新疆放飞的。 放飞——这听起来如此迷人的字眼做起来却又谈何容易——对这些劫后归来的猛禽的运输、饲养、保护都是在没有专项资金的窘况下进行的，导致猎隼死亡率提高。1995年放飞三十多只，死八只，1996年接收的七十多只猎隼中，死了三十多只。 “把失去自由的猎隼再送回天空，这是一个工程，它们会不会重新被捕获更是不得而知。”管理人员如是说。 猎隼的凶猛使人难以接近，不易捕捉，但这种情况目前已经改变。 1994年8月青海省祁连县俄堡乡首次发现境外不法分子，由新疆人带领闯入祁连山麓。他们除自己捕捉猎隼外，更主要的是教当地牧民捕捉的方法，捕捉后由他们收购。即便是几百元一只，也令终年劳碌而挣不到几个钱的牧民喜笑颜开，“不就是免鹰吗？原来那么值钱！”除了教牧民捕捉外，这些国外的走私者还吸食并推广大麻类的毒品，可谓无恶不作。青海一省，仅1994年、1995年两年中共查处境外偷猎者210多人，收缴猎隼130只，没收捕猎工具500多件。1996年查获29人。猎隼28只。共没收合大麻的毒品6589克。 祁连山不是猎隼的最早遇难处。 本世纪九十年代初，境外的不法分子首次闯入新疆，并屡有所获。实际上我们只知道被查获的偷猎者和猎隼数目，而不知道得手以后已经到了中东的是多少猎隼？他们在新疆断断续续捕捉到1994年，又将范围扩展到青海、甘肃、祁连山、天山纵横连绵的山林沟壑中偷猎者的踪迹时隐时现，大西北高远的天空广漠的田野不时传来猎隼的哀号呼叫，祁连山的护林员告诉笔者，“那声音比孩子的啼哭还要让人揪心！” 中国猎隼的原产地已经井还在遭受血的洗劫。 猎隼的数量骤减，就连精于此道的巴基斯坦偷猎者也承认“捉起来很难了”。 但，人们还在捉，因为能卖钱。如果说境外的偷猎者毕竟是少数而且深入异国他乡，发现并及时处理还是有可能的话；最要命的是当地牧民都已经学会捕捉，并且也尝到了“甜头”。农业林业部门负责保护野生动物的官员说：“考虑到下面一种可能性是最令人担忧的，即境外不法分子实际上已经在新疆及河西走廊设立了偷猎的大本营，在他们以金钱铺路找好了在中国的代理人之后，只需在境外遥控，由中国人自己捕尽捉光中国的猎隼。实际上我们正面临着由金钱和黑手操纵的、灭绝中国野生动物的全面战争的前夜，但我们的资金、力量及执法力度相对于挑起战争的另一方，都处于劣势。” 《中国环境报》披露的、仅首都机场海关1995年以来查获的猎隼走私一览表摘抄如下： 首都机场海关1995年以来查获猎隼走私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北京海关 还来不及列入这一表格中的是1996年11月27日下午4时许，首都机场海关在对即将起飞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飞往莎迦的CA329航班实施重点监管时，发现已经登机的飞机散货包内有编织货包裹的柳条笼五只，开笼查验赫然在目的是60只猎隼！ 这是1996年即将过去时北京查获的一起数量最多的猎隼走私案。 1996年4月，《宝鸡日报》，《西安晚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陕西省太白县大沟原村村民刘金海猎食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动物白羚牛（金毛扭角羚）的大案。 这个案件的发现得感谢一个人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1996年2月16日，太白县野生动物保护站干部林青云应朋友相邀饮酒聚餐，席间有一道山珍，林青云不忘职责，打听肉何从来？凭经验肯定是野生动物，当林青云得知是从刘金海处买来的后，立即向野生动物保护站报告，调查刘金海。刘金海承认只打了鬣羚，外围的调查得知刘金海是神枪手，经常出入野生动物保护区。再一次查询事主，他又改口说“背回了两袋半蛇皮网”，最后才承认打的是国宝——白羚牛。 刘金海自诉的开枪经过： “腊月二十二，天不明我就背着猎枪上山，带了3发装砂子的子弹，2发独弹。太白林业局有人向我要黄鼠狼，我在枪管里先装的是砂子霰弹，一直转到石沟瀑布上面，没见到黄鼠狼，也没放一枪。到下午天快黑时，往回转到大瀑布上面的路上，看见路边雪地里有牛踏的蹄印，我就下到大瀑布下边，发现牛蹄印沿瀑布河道走了。我想碰碰运气，就跟着蹄印上了坡，我没敢从溜漕小沟上从右侧转着上去。走到那个溜漕小沟畔时，看见了羚牛在半沟卧着，我没敢惊动它，向后退了两步，急忙换上独弹，先扔了一个石头，想让牛回过头照头打。但牛头没有转，我就急忙开了枪。”（《中国环境报》1997年1月25日） 刘金海本想打黄鼠狼，结果打了一头白羚牛，打死了也奈何它不得。第二天晚上，刘金海一个人赶到二十公里外的深山沟，借着身背的一盏矿灯的微光，将羚牛搬到沟坎，用斧子。刀片砍剁、剥皮、剔肉。肉太多了，一回背不动，第三天晚上再到深山沟里背羚牛肉。除了合家大吃外，又到县城里公开出售。 刘金海是否知道白羚牛不能猎捕？ 刘金海是这样回答开始为什么不承认打的是白羚牛的： 那一年有人打羚牛，电视上都放哩，县上也宣传，我知道打羚牛处理重。 刘金海在那一处乡下算是个读书人，上过师范办过医疗站，是明知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而开枪猎杀白羚牛的。在家里烧羚牛肉时，他的孩子问他啥肉，他非但不说还骂了孩子一通，怕露出风声。可见事主是明知故犯。当专案组成员与刘金海一起到现场从山沟深潭里寻获刘金海丢弃的白羚牛皮、羚牛头和斧子剁断的四蹄后，此案应是铁案了。 现场勘察的结果表明：刘金海开枪射击处距羚牛仅13.8米，使用的是16毫米单管猎枪。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沟渠边的残雪依然留着白羚牛清晰可辨的最后的脚印。经专家鉴定，白羚牛长198厘米，宽110厘米，被猎杀的羚牛当在10岁以下，体重在259公斤到300公斤之间。羚牛头骨下腭已被刘金海砍去唇、舌红烧吃了，一只牛角被锯而未断，皮张显示羚牛前肿胸部有三角形刀口。 刘金海并补充交待，在猎杀白羚牛之前的两个月打了一只雌性鬣羚，开膛剖肚时发现还有一只鬣羚胎。 按照相关法律，刘金海应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经济处罚则为38万元。可是由于刘金海在砍剁白羚牛的过程中脖子部分已经剁烂，煮食了，残余的皮张上便找不到弹着点，这个案子一直搁浅到1997年1月。白羚牛死了，“国宝”被吞食了，所谓法律保护，却是如此苍白无力！ 1996年6月14日，深圳宝安境内广深公路上，一辆辆汽车南来北驰，南国的开放与繁荣和炎热的气候一样，展示在这一条繁忙的公路上。一辆牌照为桂E—01658的双层大客车停在南头海关检查站前。当检车人员上车时，一股动物的腥味扑鼻而来，后排座椅下的麻袋中装着24只穿山甲。 广西合浦人吕海，一个25岁的青年人，几年来专门奔波于广西、深圳之间，贩运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只穿山甲经他的手来到深圳市场，再进入各酒店、宾馆，终端消费者当然就是那些“大款”以及公款吃喝者了。吕海不过是个“马仔”，吕海背后的人叫吕南旺，广西玉林市沙田镇人，自1994年以来专门从事收购、贩卖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深圳市场上屡禁不止的野生动物中，吕南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种类之多，令人乍舌，计有：巨晰、穿山甲、猴子、大蟒蛇等，销往深圳的同时，还运往广州、湛江等地。 日南旺、吕海，再加上广西、云南的偷猎者，深圳、广州的餐饮业和那些“美食家”们，形成了一个强大而又罪恶的网络。为了金钱去偷猎、去贩卖；同样，在山珍野味的桌面上，又不乏各种各样的“权钱交易”。如是循环往复，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食物链”？《中国林业报》总编辑冯泰先生在广东韶关对笔者说：“看来，你光写《伐木者，醒来》还不够，得写一篇保护野生动物的。”我们商量了一番，但到底是从《偷猎者，放下你的枪》着手，还是让《美食家，住嘴》却一时难以定夺。 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人类吞噬神圣野种的有悖天理的“食物链”，正在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已经脆弱不堪的生态平衡。人类吃掉的是自己的德行、文明和未来。 6月14日晚上6点，深圳水库四周山林的小道上静悄悄地有小风吹过，24只穿山甲从竹笼里徐徐爬出隐人丛林，几个放生者的脸上和心里都有挥之不去的阴影，广西十万大山中的穿山甲能在深圳安居吗？另外，深圳的偷猎者会不会将它们重新捕获并端到餐桌上呢？ 长江口的鳗苗大战已经持续十二个年头了。 一根火柴大小的鳗鱼苗价值18元，与黄金相等，人称“软黄金”。 “鳗苗大战”的主战场就在我的故乡崇明岛所在地的长江入海口的水域。十二年狂捞滥捕，到1997年，有确切的消息说，“江苏沿海及长江入海口的鳗苗资源已极度枯竭。” 1995年春天，我在崇明岛东端目睹了万船云集的场面，各种各样的网——定置网、船挑网组成了几可覆盖长江入海口的天罗地网，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关于中国人如何掠夺性地为一己私利毁坏资源的写照！如同在新疆围捕猎隼，如同在祁连山、小秦岭滥采黄金，如同神府煤田各种各样的小煤窑，如同为了发家致富大家上山砍树一样，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地上的地下的空中的水里的资源就这样被哄抢一空了！ 有一些人会因此而加入富裕者的行列，造楼房、买小车，甚至可以上下其手买个官做做。但，我们的子孙——当然也包括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暴富的那些人的子孙——无一例外地都将因为资源的贫困而成为这个世界未来岁月的贫困者！ 十二年啊，整个长江口这一中国著名的水上航道，都因为“鳗苗大战”而完全失控。利益驱动的不仅是人，而且也是各地的政府。 仅1995年捕捞鳗苗期间，58艘船只的推进器因为被阿绳缠绕而失控；从上海市区驶往崇明、长兴、横沙三岛的客轮29次受阻；一艘远从国外运货到上海的外轮船长看见航道被捕捞鳗苗的网具侵占，掉头就出口而去；另一艘抛锚在检疫锚区内的巴拿马籍外轮，一夜之间被网具重重围困无法启航……国内外航运界一片喧哗：上海港是国际商港还是捕鳗鱼场？ 鳗苗大战不仅是人与鳗苗为敌，而且也是人与人相斗相争，总之是要钱不要命，甚至出现蒙面大盗，抢占水域、斗殴流血。一些人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另外一些人则家破人亡。1994年2月23日的一阵大风，仅崇明岛东滩水域就有7条船翻沉，死13人。1995年1月26日清晨4时，福建霞浦县的船只来到长江江面设标打桩时，被另一只船撞翻，船上5人全部浸泡在零下5度的江水里。1997年1月7日上午，横沙岛驶出的15吨小船顶着6级风浪驶往北槽海面做捕鳗作业准备时，小船被风浪掀翻…… 十二年后鳗苗大战要落下帷幕了，因为已经没有鳗苗了。 十年前，在江边用手提小网撒出去捞几个小时，就能捕到数百尾鳗苗；1997年的春天捕捞者用五口五米宽的“定置同”捞一昼夜，所得为几尾、几十尾鳗苗，甚至网网皆空，一无所有。捕捞鳗鱼用的是高密度的筛网，对长江口的鱼、虾、蟹苗也是一网打尽。同样调查表明：每捕捞3—5尾鳗苗就有2.8公斤的渔业资源遭到劫难。长江口小白虾已近乎绝迹，在闸蟹苗年产量锐减。几千条、上万条船只吨位一年比一年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捕捞工具一年比一年先进，鳗鱼和渔业资源却一年比一年少，少到灭绝，这就是大自然的报复。在不可阻挡的人类的暴行面前，你记住，一定是更加不可阻挡的资源枯竭的生态灾难。中华鲟、白鲟、鱼等珍稀鱼类，更加踪迹难寻了，面对疯狂的捕鳗大军及其天罗地网，除了死亡便是走避，岂有它哉？除此之外，春暖花开时，对长江口与江苏沿海海面来说，却是机油污染的季节，以致路过的候鸟不再停留，凄厉地鸣叫着盘旋着拍翅而去。 到1997年3月底，按照以往的经验，去冬由于受天气寒冷影响，鳗苗迟迟不肯露头，春节过后天气回暖鳗苗回游必然踊跃，然而鳗苗的生存规律早已被十多年的狂捕毁灭，黄金季节里的黄金梦彻底破灭了。捕鳗大户江苏启东市去冬今春投入到捕鳗大战中的一万多渔民半数以上平均每天捞一条鳗苗还不到。全国最大的鳗苗产地东台市琼港镇沿海六千条捕鳗船，每日每船所获不足两条。1986年琼港镇出海捕鳗船为四百条，每天的捕捞量高达一百万条鳗苗。 船回港了，网晒在海滩上。 如今，鳗苗大战的战场已经烟消云散元战事。 鳗苗资源已经无可怀疑地枯竭了，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海洋资源固有的一种平衡彻底破碎了，断裂在中国江苏沿海及长江口水域。与此相望相形的是，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已无鱼可捕，海洋捕捞在辉煌地获得产量世界第一的桂冠后，人们正在吃鱼子鱼孙…… 静悄悄，静悄悄。 中国的海洋静悄悄…… 当我阔别故乡十年之后，再一次漫步在崇明岛的最东端，看长江奔腾入海，遥想脚下这块沙洲故土沉积的历史，心里便会涌出造物的神圣庄严之感。我在故乡逗留时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散文中还说过，当唐朝武德年间崇明岛初始露出水面时的小沙洲，并不是为人类开荒之用的，而是造物主留给芦苇、飞鸟、水禽的一处三面临江一面靠海的荒野。如果说这是一种巧合，那也是天作之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恰恰处在我国候鸟迁徙路线东线中路，而海岛东端辽阔的滩涂、芦荡，丰富的饲料正是候鸟收拢翅膀后理想的落脚歇息之地。白鹳、白头鹤、大天鹅、小天鹅、雁鸭等等曾经数以百万计。来自澳洲、日本、俄罗斯、新西兰的客鸟也常常见到，它们和中土之鸟和谐相处，歌鸣互答，这时候崇明岛东滩便是一处候鸟的世界乐园。 不过，此情此景都已经过去了。 对于土地资源紧缺的上海来说，人们似乎太有理由不去理会这些飞鸟了，漠视它们的存在，剥夺它们的权利，然后是大举围垦。本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崇明岛北沿浩如烟海的芦荡悉数被来自上海的围垦大军连根挖尽，崇明岛上最富有的、农民用来建造安居之所的芦苇，以及候鸟水禽的芦荡家园顿时消失。1990年至1992年又在崇明东滩大规模围垦，滩涂面积由原来的220平方公里降为160平方公里，新筑的大堤也从老堤向外延伸4200米。围垦之后东滩的潮汐水动力状态与滩涂微地貌单元布局、自然植被均发生了不利于鸟类生存的变化。 “鳗苗大战”主战场之一的崇明岛东滩水面，聚集了几千条乃至上万条大小船只，人声马达声昼夜喧嚣，机油及别的生活垃圾污染水面。原来习惯于在崇明岛越冬的小天鹅和雁鸭群往往盘绕几圈之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崇明东潍那宁静的家园再也不是它们的了。 鸟类观察家惊呼：所有的到崇明岛的鸟数正在减少。 白天鹅越冬群不到100只，雁鸭从5万只减少到3万只，小天鹅的种群实际上已经不复降临崇明岛，澳洲与俄罗斯的客鸟已难得发现；偶尔有来自日本的候鸟群，数目也在锐减中。 崇明岛，这一举世闻名的候鸟驿站，已经名不副实。 使这个候鸟驿站得以延续并能保护候鸟安全的惟一办法，就是建立崇明岛东滩候鸟保护区，这是国家大事、上海的大事，可是大家都说没有钱。崇明岛的农民说：“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种粮种菜，打了千百年的野鸭说不让打就不打了，难道我们有钱？”有多少上海人知道崇明岛上曾有过百万候鸟还真很难说，上海希望干崇明的就是种粮种菜，上海人的菜篮子最要紧，不要说候鸟了，小崇明又算什么东西？“阿拉大上海”的目光也不过如此。 围垦便意味着从候鸟们的翅膀底下几万亩、几万亩地把它们的安居之所成为农耕之地，可是中国的候鸟、世界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又到何处去落脚？况且崇明岛东滩鸟类绝大多数属国际性鸟类。1981年3月，我国与日本国签订的《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中，崇明岛东滩候鸟就有81种，占总数的36.58％；与澳大利亚签有的类似协定中，东滩候鸟也达41种。 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像一只候鸟一样走了很多地方。 可以说，崇明岛具有最独特的地理条件，而这一切本身就是财富，但，我的家乡人都说崇明太穷了，崇明要造桥打隧道引来资金才能大发展，云云。我在东滩湿地对家乡人说：“什么样的科技，多少钱也造不出这块湿地来。” 湿地的气息，是我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气息。那时崇明岛的滩涂湿地是崇明岛的框架、宽阔的花边，于今想起，便是再也不会拥有的财富和资源——芦荡，水鸟，水禽，海产河鲜，季节性候鸟，野生的可以充作食粮的丝草子……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连秋天的雾也滴着水气。即便在农人聚居千百年的乡村，也有繁星一般的公有河塘，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子孙：崇明岛的初始地貌便是泥泞的沼泽湿地，茂密的芦丛野草，众多的飞鸟鸣禽、鱼虾蟹蚌。只有湿漉漉才能期待生命，守望家园。但，你必须光脚，让你的肌肤直接和泥土亲近。我走进东滩湿地，就像走近我的童年。一条条潮汐冲击而成的小沟里小螃蟹，小螃蟹听见人的声音便缩进洞里，但白头鸟要等到你走近才会飞去。这里是真正的海陆边缘，你已经看见什么是边缘状态了，那是奇特，富有，荒野，潮湿。而当候鸟成群地飞来，这湿地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细节便都显示出特别的魅力：芦荡深处的振翼、梳理、歌舞、求欢以及滩涂上海洋小生物的美餐…… “只要建立保护区，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崇明东滩的滩涂还在涨，所有的飞鸟都会回来，而且会越来越多。”鸟类学家如是说。 《中国林业报》为崇明东滩的候鸟载文道：“上海及有关部门投资几个亿，为一些野生动物建立了野生动物园，这表明上海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那么，人们想问，为什么不可以为这千百万生灵建立一个属于它们的天堂？通人性的候鸟们等待回答。” 建立候鸟保护区与建立野生动物公园是两回事。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保护候鸟的领地及环境，后者是把各种野生动物捉进各种笼子；对保护区的候鸟而言，在自己的领地上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之后，它们必定是健康、愉快的；公园的野生动物却未必如此了，只要管理或笼舍结构稍有不当便会引发动物的死亡。 1993年7月，《中国环境报》曾以“上海动物园珍稀动物大量死亡”为题，报道了令人扼腕的上海动物园“短期内珍稀动物大量死亡”事件。后来《中国建设报》又有动人的后续报道《流泪的眼睛》，文章说上海市建委拨款3000万元用于上海动物园建造动物笼舍，但新造好的宠舍造成了串笼、撞伤、卡死等事故，笼舍大部分都要再维修，严重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建设经费等等。两栖爬虫馆是花费近1000万元建造而成的，“由于设计上的问题，馆内通风降温一直得不到解决，曾经连续几个月馆外35℃时馆内最高温度47℃。在这样的高湿、高温环境里，野生两栖动物根本无法长期生存。《中国环境报》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应指1996年——笔者附注）一年就死亡70多种，千余条（只）；仅8月份就死亡11种，几百只动物，其中不少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如蟆、巨晰，还有生命力比较旺盛的龟鳖等。” 中国人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难道就连动物的笼舍也造不好吗？这种设问，如同十几年来中国人常常纳闷的“卫星上天、浓痰落地”的比较一样，其实相当复杂。中国人不仅在争亚洲高度，还在抢亚洲速度。上海动物园的陈克立老先生对记者说，他在德国访问时得知他们造一个水族馆，需要规划、设计、论证五年，“我们在三年时间里造那么多馆，不考虑有没有设计能力，盲目建造，肯定要出问题。” 是的，肯定要出问题。 高大的危楼将会一层一层地坍塌。 北京延庆县野鸭湖上，不时有猎杀天鹅的枪声响起。 一个打给《北京青年报》的举报电话说，野鸭湖边有人以乘坐汽艇打天鹅招徕游客，牟取暴利。一个出租车司机以50元购得一只从水中捞起的打伤的天鹅。 这是1997年4月2日，北京春暖花开的日子。 4月3日，一行记者以游客身份驱车赶往延庆县，湖心一个半岛处，一个骑摩托车的中年人过来拉客：“玩快艇吗？还能在湖上打猎。”坐汽艇的价格是1小时400元。中年人又从旁边的窝棚里摸出5连发猎枪，1盒25发子弹，每打1发子弹8元。 湖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渔家孩子，看来这孩子也熟谙此道，他说，如果运气好还能打到天鹅，大天鹅有二十多斤重，至于天鹅肉的味道，“跟牛肉味差不多，可比牛肉香多了”。 汽艇出发十几分钟后，轰鸣声使一群海鸥四散惊飞，然后又冲向另一群水鸟，“艇上一男子端起猎枪，当第5声枪声响过，水面上一只水鸟扑打着翅膀，飞不起来了，白白的肚皮翻向水面。汽艇很快驶过，有人将受伤的水鸟从水中拎起，扔到了艇上。驾艇人告诉我们，这种水鸟叫‘白头’，‘肉不多，可挺香”’。（《北京青年报》4月9日第5版） 汽艇再一次冲向一群海鸥，驾艇人催着快打，没有人举枪，他介绍说，海欧好打，只要打下一只，跟着一群就落在水面上不走了，你就随便打吧，至少能弄十几只。而且，据这位驾艇人说，“海鸥煮汤最好喝，比‘白头’香多了。” 大麻鸭从野鸭湖低空飞过。 突然，人们看见并惊呼：“天鹅！” 只见远处水天相连处，两只洁白的大鸟慢慢扇动着翅膀朝我们飞来。汽艇停止了奔驰，水面上极其安静，可能是被天鹅的美丽感动了，艇上一位女士不禁流出了眼泪。（《北京青年报》） 开汽艇的人也很激动，当然那是另一种激动，“快打！瞄准了快打，别让它跑了！”天鹅北去了，驾艇人说：“等明年天鹅再来，我摇小艇带你们打！” 北京啊，你看见没有？今天的战争！ 北京啊，你听见没有？生死存亡的枪声！ 鸟类与其它动物，不仅是人类生活中密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被奉为神明，是人类灵魂的朋友。 大鹏金翅鸟是佛教中的硕大无比的鹰形鸟神，是所有生命的创生者，也是所有生命的毁灭者。古巴比伦和小亚细亚，都曾为鹰修筑神庙。在我们中国的语言中，鹰通常用来比喻神圣、巨大和接近万能。埃及诸神中最强大的神名叫荷拉斯，是一只隼。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一块岩石上，石器时代先人无意中画下的一群奔跑中的鸵鸟，距今已有一万年了。我们不必去猜测这一古壁画的更深的含义，它告诉我们一万年前人类与鸵鸟曾经在共同的环境中生活过，便足够了。而从壁画上洗练的笔划中可以感觉到鸵鸟的可爱，或能说明人鸟之间的互存关系，当石壁渗裂，不朽而朽时，这几只鸵鸟却一直走到了今天。 拉普兰的民间故事是这样描绘他们视为守护神和向导的金角鹿的： 在地球深处，那只野生的驯鹿从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它沿着太阳的轨迹奔跑，太阳就是它追寻的目标。它是一只白鹿，身上的皮毛如雪一般洁白晶莹。它高昂着头颅，双角朝后，摆动着人看不见的翅膀，奔腾向前。它的呼吸便是强劲的风，那风推动它奋力腾飞…… 和拉普兰一样，欧亚大陆北部的许多民族直到近代还相信，他们的运气好坏取决于保护、崇尚某种动物的精灵。雅库特人心目中的精灵是一只奇异的野兽，头像狗，蹄似牛，长耳下垂。波兰人称北极星为“糜星”，中国古代有“天马行空”的传说，在古典文学中塑造了猴子变的孙悟空以及猪八戒这样的千古流传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古埃及的许多神都具有动物形状，除了已经写到荷拉斯以外，太阳神是鹰头之神，而公羊、公牛、猿和猫等等均是古埃及视为神圣的动物。人们普遍传说的另一种精灵是叫猛犸的动物，它在地球下面漫游、徜徉，不时把地球拱起，形成山丘和土地。 所有这一切都会把我们带回远古。 那时，人类充满着感激与敬畏。 人们普遍相信，主宰这世界的是大智大能的神灵，而神灵的神性是通过各种动物体现的。鹿可以告诉你应该走得更快，织布鸟也许是古人学会编织的最早的启蒙者，还有鱼鹰从水里叼鱼。人之初，谁敢第一个吃生猛海鲜呢？就连筑巢也是为鸟巢所启发。人类最初的巢在树上，“构木而居”，和鸟是近邻，并且一定偷吃过鸟蛋，吃鸡蛋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当家鸡的先祖东南亚红原鸡的一种被驯化之后。 不过，我们的以狩猎为生的先民也为动物而焦虑，矛盾，甚至无所措手足。在那时，你不吃动物，不去茹毛饮血又怎样生存呢？因而便有了狩猎的各种规矩，比如不打三春鸟，不打幼兽、幼鸟；狩猎充满着神秘的气氛，猎人不得谈论狩猎的事，更不能提及想捕获的猎物——这是先民对认为可猎之物的态度。还有不可猎杀的他们心目中认为神圣、美丽、洁净的动物，如狮、虎、天鹅等。也就是说，在狩猎为生的远古年代，动物保护同时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在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一个悠久的传统是称熊为“爷爷”或“老爷”。“在用弓箭射熊之前，他们先要友好地同它讲话，劝他不要抵抗。当奥斯加克人诱熊出洞时，他们会说：‘爷爷，别生气！跟我们一起回家吧’。”（《早期欧亚文化中的打猎仪式和对动物的崇拜》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什尼列尔曼） 打猎与动物崇拜如何演化成某一地域，有的族群的宗教文化的，这是另外一本书的题目了。不过约略言之，人类为了从猎杀某些动物中超渡自己的罪恶感，便开始编故事，借动物之口原谅自己，甚至让驯鹿恳求受饥饿的人把自己杀掉吃掉。这一只鹿从此便成为圣鹿，并告诫拉普兰人，不要在秋季猎杀雌鹿和领头的鹿，否则他们就会挨饿，再也无鹿可猎。拉普兰人对狩猎实行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赖以为生的野生驯鹿免于因狂捕滥杀而遭到灭绝的命运，同时也使拉普兰人的子孙后代有了保障。 这是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它说明： 人类因为土地的延续而延续； 人类因为森林的延续而延续； 人类因为动物的延续而延续。 拉普兰人把鹿视为守护神就不难理解了，他们说：鹿群走动，时光和生命也都在流动，拉普兰人就不会担心看不见明天早晨的太阳。 巫师便也应运而生了。 人类最早的巫师都是一种动物的替身，受到特别的保护，他是猎人与精灵之间的调解人。巫师的责任是去邪消灾，告诉人们应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猎何种野兽或捕鱼，同时巫师也治病和预测天气。苏联卡马河流域及彼尔姆地区发现的铜制饰板上，巫师穿的是兽皮和羽毛制成的奇异服装。这一些地区出土的公元五至十世纪的青铜器上，各种奇异的动物形象交织在一起，人与动物亲密无间。 有论者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吹一口气能变出无数孙猴子来的法术，源于雅库特人历史更悠久的传说，即那里的麋鹿身上的毛是带有神力的，只要把这些毫毛撒播，就会变成遍地猎物。恩加内萨人更认为，大地母亲是一只雌性麋鹿，大地之上的一切都是由麋鹿的毫毛变出来的。 从鹿崇拜到马崇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很长时间内，马被看作是鹿的转世。在苏联南部地区以及蒙古的古代村舍的发掘中，出土了马的雕像和装在泥瓮里的马的脑壳与骨头，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也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大草原上马头琴悠扬地拨响，欧洲平原的石节杖也开始做成马头状，象征着一方首领至高无上的权力。 动物崇拜的过程与人类文明直接关连，可惜的是历史愈接近近代，此类崇拜便消失得愈快，现在这一人类灵魂的瑰宝只是由极少数仍然生活在森林中的人艰难地拥有。更多的人已经不再崇拜任何动物，正在捕杀剩下的被称为珍稀、濒危的动物，在人类全球王国中，它们几乎不再有立足之地。有的已经灭绝，有的正在灭绝，因而人和动物都处于一个共同的位置——在灭绝的边缘。 灭绝者灭绝一切之后，便是自己的灭绝。 这里所说的灭绝，除了物种的灭绝以外还有人为施加的天性的变异和灭绝。 仅以红原鸡为例，这是世界上所有鸟类中与人类关系最密切也是对人类贡献最大、其数量超过了人类的一种鸟类。数以十亿计的各种家鸡遍布地球除了寒带以外的每一角落，极大多数人每天享用它们生的鸡蛋。总之凡有人定居，就有这类鸟。在驯服地跟随人类，听命并服务于人类的动物中，鸡的数字比狗还多，但狗有更广泛的适应气候能力。 东南亚的竹林和丛林是红原鸡的发源地。 红原鸡是在什么时候被人驯化成为家禽的，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四千年前。首先是东南亚人为这种毛色鲜艳性情还算温和的鸟所吸引，并不是很难就捕获了。也许是一次捕获的数量比较多，边宰杀边饲养，它们的不善飞行以及用爪抓扒上壤以觅食的习性，使饲养的工作并不十分困难，只需不定时的喂以谷粒就可以了。 不过，在人与自然环境相处得还算和谐的几千年中，养鸡的农人的家园作为人和鸡的居住地，总是或者傍山靠水或在丛林泽边，鸡栖于树，人耕于田，倒也其乐融融。鸡的队伍的不断膨大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随着人口增多，对鸡肉、鸡蛋需求也相应增加，机械化养鸡场遍布全世界。东南亚的野生红原鸡迄今还是老样子，它的被驯化的后代却已发展出一百多个品种了。经过选种培育和特别喂饲，有些品种不仅速生且肉层特别厚，有的产卵的鸡从不停息地每天产一个卵，甚至更多。 鸡，实际上已成为“产卵的机器”和“长肉的机器”。只有天性好斗的公鸡身上，还残留了一点它们野生祖先的特点。 人们都说现在的鸡蛋和鸡肉都已经不再鲜美，而普通消费者更不清楚的是促成此种大规模生长高速度增长的饲料添加剂是些什么成分，另外拼命地长肉和下蛋的鸡的目前的处境又到底如何？有资料说，1890年时，欧洲最大的农场主如果拥有一个500只母鸡的鸡场，便令人惊叹不已了。但，今天的美国、欧洲乃至日本，中国，大鸡场有百万只以上的鸡已很平常，养鸡业正成为国民经济产值增加的一个项目。多数鸡场已成为“箱组鸡场”，也就是说这些在全世界数以十亿计的鸡，就连惟一能在大自然中看见天空的权利也被没收，在人为的培育下，多层重垒的笼子里，脚踏铁丝网，被电灯照耀着而终其一生。 丛林啊，你在哪里？ 家鸡之后，从人工繁殖的数量来看便是鸽子了——全世界每年繁殖出数以百万计的鸽子，用以肉食、玩赏或参加信鸽比赛。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广东有一道名菜叫“红烧乳鸽”。 鸽子是善良而可爱的。 很有可能人类饲养鸽子要在饲养红原鸡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困在大洪水中的诺亚是由鸽子报信、搭救的，公元前三千多年埃及人养鸽子以传递信息的时候，整个尼罗河流域还没有听见鸡鸣声。各种家鸽的祖先——原鸽——在欧亚海岸的峭壁上，现时仍有数量不多的踪影。以为鸽子性喜广场是一种误会，即便是在城市中成群结队地飞翔并且似已习惯了大都市生活的鸽子们，其实也还保留了它们在海岸的悬崖峭壁上生存的天性，那是怎样的辽阔和高远啊！当最初的航海者把原鸽带回欧洲，在城市中放养，教堂以及别的石砌的高大建筑，使它们多少找到了一点陡壁高耸的感觉，因而它们总是在一个大都市的最高处筑巢生存，飞临广场不过是为了寻找吃的。 它们再也听不见海上的风涛之声了。 只能面对都市的喧嚣与摇滚。 不要以为鸽子们在人类自诩的文明的观照下过着幸福生活，不要轻佻地赞美城市的鸽子是自由的。 以鸽子闻名的纽约、巴黎对冬天冻饿而死的鸽子的解剖说明：它们至少在严寒的冬季缺少食料，它们的胃里甚至有破玻璃片和废塑料。 我们欣赏鸽子。 鸽子欣赏我们吗？ 人类的所谓欣赏有时是极自私的，是残忍的代名词。 禁铜在城市里的鸽子与关闭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均被剥夺了鸟类自己的意志，作为自由象征的翅膀一旦被闲置，自由便失去了全部意义。 人都向往自由，人都说自己还不够自由，但人起码都有虐待乃至残害野生动物的自由。 人们为地中海沿岸的鹑担心。这是一种本来数目很多，却在狂捕滥杀之下已降至目前最低水平的鸟类。而在《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使以色列儿童免于饿死的鸟，就是这种鹑。鹑的被屠杀，“据一位研究者估计，在两天一夜之内，人们大概杀了九百万只鹑。”这是何等可怕的记录！ 直到今天，美国人仍念念不忘他们的“最后的旅鸽之死”。 旅鸽的灭亡是惨绝人寰的——百年中捕杀了几十亿只，干净彻底灭绝了一个物种。 十九世纪初叶，北美洲仍有旅鸽30—50亿只，远多于北美任何其它鸟类。因为这种野生鸟肉味鲜嫩之极，其生活特性又爱好群居和一起飞行，便为人类大规模的霰弹射杀及大网围捕提供了条件。美国佬对旅鸽赞不绝口之后，旅鸽已少到看不见；到1880年，在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大声疾呼之下想要保护旅鸽时，已经太迟了。1900年，最后一只野生旅鸽被射杀。1914年9月1日另有一只名叫玛莎的旅鸽死于人工饲养的笼子里。至此，旅鸽便彻底告别了人间。 人类胜利了，旅鸽灭绝了。 是真的一个物种的灭绝，也是真的人类走向最后孤独的日子。 在华盛顿国家博物馆，从栩栩如生的玛莎的标本前面走过，我能感到人们的脚步都是沉重的，岁月的回想中这一曾经在北美洲遮天蔽日的美丽的鸟类，已经无影无踪了。一百多年来，人类有了各种航天器的发明，对外星空的辉煌的探测，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鸟类的翅膀比翼齐飞呢？ 今天的世界上，每24个小时就会有一个物种消失。 最后的玛莎只是灭绝的一种。 1996年元旦刚过，设在英国剑桥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监测中心公布了二十种最濒危动物，中国名列其中的为：白鳍豚、大熊猫和扬子鳄。 我们将眼看着有“长江神女”之称的白鳍豚走向最后的灭绝，大熊猫和扬子鳄人工繁殖获得成功之后，种群数量已开始回升，惟独白鳍豚孤独依旧。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者的介绍说，在二十年前，长江里大约还有一千头白鳍豚，就这二十年间白鳍豚的不少群体已经消失，总数锐减至今天的一百头以下，并且还在减少中。一种可怕的眼前的景象是：今后十年内白鳍豚资源将减少到只剩少量残余个体，然后整体灭绝。也许有必要简略地说一下白鳍豚的历史。这是一个资格极老的物种，并且避开了中新世及上新世的毁灭的灾难而子遗下来，生活在长江里大约有四千五百万年了，从而成为中国特有古老于遗物种。它的灭绝将成为一个空白，无法弥补的空白。二千多年前，西汉曾有白鳍豚的记载，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一则动人的故事，写一位姑娘叫白秋练与一位小伙子相爱，而洞庭龙君要娶白秋练为妃，白母不从被惩罚，露出了原形——白鳍豚的化身。我们不妨推测蒲松龄写《白秋练》应是知道并了解长江中的白鳍豚的。长江三峡一带丰富的民间传说中，白鳍豚就屡屡现身过，或称之为“长江神女”，或为“长江美人鱼”，同样可以推想的是中国民间对白鳍豚的赞美与爱怜。 白鳍豚全身灰白，体态健美，呈流线型。眼睛很小，嘴似长剑，背鳍为三角形，细密的牙齿有一百多颗。白鳍豚是兽不是鱼，是鲸类家属中的小巧玲珑者，世界上仅有的五种淡水豚即拉河河豚、亚河豚、恒河豚、印河豚。白鳍豚中，白鳍豚是存活头数最少的一种。它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湖北枝城至江苏太仓的一千六百多公里的河段中，巡游繁衍，生生不息——这是说的以往——它来去倏忽如惊鸿一瞥，可望而不可及。 美国海洋哺乳动物学会主席乌希格说：“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白鳍豚将是现今时代第一个遭受到如此下场的鲸类——就是说它并非被自然淘汰，而是人类迫使它灭绝。” 科学家说保护白鳍豚的价值不仅在于观赏，“更重要的是具有仿生学、生物学、考古学、军事学等多学科的科研价值。”（《南方周末》新华社记者陈新洲文）笔者不揣冒昧，再加一句：最重要的是保护了一个物种，能与人类共存于地球家园，因为没有比大地完整性的价值更有价值的了。在人的价值观的笼罩下，我们总是难免鼠目寸光。 关于白鳍豚的消息，是令人心碎的，仅以1995年、1996年为例： 1995年2月，湖北石首，未经渔政部门批准的一次航道清淤作业中，活活炸死一头白鳍豚。 1996年元月，江苏江阴长江汇段渔民用电捕捞时，又一头白鳍豚被电击毙命。 1996年6月23日，国家级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鳍豚自然保护区内，又一头白鳍豚死亡。 调查记录说：白鳍豚死亡这一天，天鹅洲长江故道三万多亩水面水温2426摄氏度，风力3—4级，晴天，风向偏北。这是白鳍豚生息的最佳季节，可是白鳍豚死了。 对白鳍豚的尸检结果是： 豚长2.29米，体重80公斤，豚龄8—10岁。胃内有螺11枚，植物种子5颗，石子1粒。应以鱼类为主要食料的这一头白鳍豚的胃中找不到鱼类残渣。豚体质瘦弱，体重较之1995年12月19日记录在案的150公斤，半年后减少了一半！体质瘦弱、监测手段落后、防护设施不配套，使这一头白鳍豚触网窒息而死。 这是一头被保护的、却又是病弱饥饿而死的白鳍豚。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自鳍豚就是保护长江。当长江的污染日益严重一江污水滔滔东去时，白鳍豚怎么能长久地活下去并生息后代呢？长江航运的发展，以及对长江鱼类资源掠夺性的、强盗一般的横蛮劫掠，滚钩、毒鱼、炸鱼、迷魂阵、电打鱼等屡禁不止之下，白鳍豚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白鳍豚的保护区由于资金不到位，“保护区的保护手段仅仅只是一只眼睛和一双手，两条腿加一条船”（《中国环境报》1996年8月11日），因此对这一头死去的白鳍豚只能跟着它呼吸时的时隐时现来判断它的存在。在死亡之前，国内外不少传媒均报道说此头白鳍豚“健康、活动、可爱”等等，实际上已经重病在身了。这也说明，白鳍豚的保护也就是知道它还活着，或者死去后能找到尸体，如此保护，如此而已。 笔者还要为几只黔金丝猴之死写一段苍白的文字。 贵州梵净山原始森林。梵净山一如往日，原始森林中的时光似乎也流转得特别慢，不知道这里的树木已经长了多少年，但山外的世界已经在准备过年了。 一只黔金丝猴从树上爬下来，它是想散步呢，还是为了寻找食物？突然“哐”的一声，它的后肢被夹住了，那是钻心的疼痛，它也意识到从此这片原始森林将不再属于自己，自由自在的日子结束了。黔金丝猴挣扎、翻滚、悲鸣，直到骨头折断，鲜血将灌木草丛染成星星点点的红色。 这是一个带着血腥的黎明，1996年1月6日清晨。 偷猎者叫张文友，贵州省江口县太平乡凯文村农民，1995年底他就在梵净山深处的绝对保护区里安置了2把铁夹和17根绳套，今天一只雌性的黔金丝猴终于被夹住了！ 不要光责怪农民。张文友猎得金丝猴之后便找到怒溪乡一个干部联系出售，要价1万元；这个干部又找到另一乡的人大主任，开价20万元；这个主任找到姓刘的个体户，开价30万元。两个乡干部已经在金钱的驱动下成了偷猎者的帮凶了，如果这两个干部中有一个报案，那么这只受伤重创的金丝猴或许还能活下来。 当江口县公安局把张文友抓获，将禁铜金丝猴的塑料编织袋打开时，这一只金丝猴还用最后的力气向着人们挥拳踢腿。其实它已经伤痕累累、气息奄奄了。 这一只黔金丝猴的下半身已接近瘫痪，尾巴有3处断裂并腐烂，右下肢已被夹断。更严重的是张文友从铁夹上捉金丝猴时，因为猴子的抓咬反抗而被张文友用一根树枝死死权住，活活权成腰椎骨折！以后又一直置于密不透风的塑料编织袋中，伤口溃烂，创面感染，并已引发尿毒症。江口县请来了金丝猴专家和本地最有名的医师治疗，24小时特级护理，可是一切都晚了。1月17日下午，这一只金丝猴不治而亡，伤痕累累的此猴仅有一个头盖骨可以制作完整的标本。 这一天是除夕。 《中国环境报》向文清的文章说，据梵净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治中心介绍，这一只金丝猴死得极为安详，弥留之际，它仍然试图把头抬起，目光扫视着救治它的每一个人，显然它明白这些人不是那一个置它于死地的人，最后停在不远处的青山上，是柔柔的无奈的眷恋与向往。 一个人偷猎了一只黔金丝猴。 一群人救治那一只黔金丝猴。 一个人置一只金丝猴于死地。 一群人救不活一只金丝猴。 这就是破坏的力量、破坏的可怕。 从地底下发掘出的化石表明，黔金丝猴在我国曾有广泛分布，在海陆更替、冰川撞击的地质年代里，这一种金丝猴几乎绝迹，只是仅存于梵净山得天独厚的50万亩原始森林中，有5个自然种群，共760只左右。相对于滇金丝猴的1300只，川金丝猴的2万只，便更为稀少而珍贵，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正因为如此，偷猎者知道黔金丝猴的价值，猎捕与残害也从未停止： 1985年，松姚苗族自治县农民何廷周用铁夹偷捕两只金丝猴，一死一伤。对伤猴实行了麻醉截肢手术，半年后重回山林。 1986年，有两只滇金丝猴跑到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合水乡的河谷地区，被当地农民团团围住追打。有一个农民用火药枪射击，一猴中弹当场毙命；另一只头骨被击中破裂，却仍然背着死猴东奔西突企图冲出重围，最后被捉住捆在树上，大叫数声气绝而亡。 1994年元旦，一只雄性金丝猴在梵净山被铁夹夹住后，拖着铁夹负痛而逃，继之铁夹被卡、金丝猴倒悬在树上。两个农民发现后急忙背起猴子赶往医院，“途中金丝猴大恸，嚎哭流泪而殁。” 金丝猴是人类的朋友。 人类是金丝猴的死敌。 这个世界就这么荒谬、悖谬，真的你说是金丝猴可怜呢，还是人类可怜？你说是人类文明呢，还是金丝猴文明？ 又有消息从海南岛霸王岭的热带雨林中传来：这里生活着世界仅有的15—20只黑冠长臂猿，如果不加以特别的保护，也许它们就会彻底消失在某一天的清晨或者晚上。 本世纪五十年代，海南十个县的茂密山林中生活着2000只黑猿，与其它珍稀动植物一样，黑猿的锐减是与热带雨林被砍伐、森林环境的恶化同步的。在失去了极大部分它们的领地之后，现在全部退守到霸王岭的斧头岭上，以险峻的坡壁和茂密的沟谷林冠为庇护，希望远离人类，以期安泰。专家们忠告说：一个物种的存活数少于100只时就意味着，这个种群快要结束了，它们正孤零零地走在灭顶之灾的最后一段路上。 本世纪九十年代，对于中国草原上的黄羊来说，是血光之灾连年不断的日子。九十年代初，山西运城地区大规模非法收购、加工、销售黄羊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并成为跨省区的名震一时的宰杀、贩卖野生动物集散地。其中仅永济县北梯牧工商联合公司一家，在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后的一年里，非法收购的黄羊为3574只！ 内蒙古一个旗由“旗政府组织几十个人、十几辆汽车、十四支半自动步枪，前后十几天时间共猎杀黄羊四千多头。”（《中国减灾报》1996年3月26日）再用卖黄羊的几百万元钱修筑一条“黄羊街”，早晚人们应把这条街名改成“耻辱街”。 1995年12月12日，北京市昌平的执法检查人员拽开一辆途经该县的汽车苫布时，惊愕万分。车上堆满了已被掏空内脏但血迹未干的野生黄羊，共197只…… 报章上披露的武汉动物园的怪事，可以写一本书。 该动物园自1985年对外开放以来，从未办理过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许可证，野生动物时有失踪或不明不白地死去。 园内曾有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因交班时忘了交接清点，竟然直到在阁楼上死了三天才被饲养员发现。但可以存疑的是，一次交接清点疏忽怎么可能三天毫无反映呢？ 1993年，该园一头老虎死亡，并未报告。直到市林业局按国家要求去动物园“查封虎骨”时，才知道这一情况。至于到底为什么死的，虎皮去向等等，动物园竟没有人能说出令人信服的所以然，岂不怪哉！ 1994年，德国政府赠送我国的两头长颈鹿驯养在武汉动物园内，后来少了一头，没有上报。直到一头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黄占)鹿被动物园的两名职工杀掉吃掉案发，长颈鹿之死才被获悉，怎么死的？动物园的莫名其妙的解释是“撞死的”。 惨遭杀害的雌性白(黄占)鹿还不到2岁，两名动物园的职工于1997年1月23日晚23时，扭断这一头鹿的脖颈，将死鹿抬到湖边吊在一棵树上剥皮割肉。作案动机是想吃肉，“想吃肉，就动刀子！”——凶手如是说。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此种残酷不仅是对动物而言，也是针对爱护动物的人的：人控制之下的动物园，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家园，甚至变成屠宰场，幸免于难的也不过是在动物集中营里乞食、打发时光。 在灭绝的边缘，我们听见的是凄厉哀怨的呼叫，看见的是血腥涂染的空白。 这呼叫日渐微弱了。 这空白迅速扩大了。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疆著名的马鹿尚有13.5万头，天山西部林区有8万头。近二十年偷猎之后，在天山西部你已经很难找到马鹿的踪影了。这时，偷猎的枪口又转向天山东部，仅1990年的一个夏季，天山中东部林区有案可查的就有263头野生马鹿被猎杀！马鹿如此，其它野生动物也难逃厄运。布尔津是一个牧民，仅在1990年的冬季，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盘羊18只；同时，米泉县5个偷猎者在卡拉麦里山保护区一夜猎杀鹅喉羚13只；在阿尔金山保护区，每年被猎杀的野驴、野牦牛数以百计，藏羚羊、岩羊则数以千计。 亲爱的读者，你当然会想见对动物的残害已经遍及动物生存的所有角落，青藏高原，天山雪线，无一例外。我们正在灭绝万类正在灭绝自己！ 世界和大地的对立啊，拯救之力又在哪里？ 现在我要记述我曾见过的、我知道的守望。 大西北的荒漠戈壁中，骆驼队和牧羊人守望在天地之间，如同那些沉思默想的沙丘、石子、胡杨一样。他们的守望只是一种守望，没有这个世界最通常的喧嚣和吵闹，而所有的喧嚣和吵闹归结为一点，就是得到和得不到。生命的偶然与奇妙拨动的情弦被物质流淹没了，少数人死于得到，多数人死于得不到。活着的时候把每一分钟都用于抱怨或者心计，总的来说这样的生命都是在疲惫与不满中匆匆完结的。可是，骆驼队能得到什么呢？它能得到的便是脚下漫漫的黄沙路；牧者因为是羊群的看护者和引路人而得到了心灵的全部舒坦，当沙尘暴卷起一个个黑色的漩涡时，他把他的羊群引到了一个安全的羊栏里……如果你走向沙漠绿洲的边缘，听见狗叫，看见了几间简陋的干打垒，那是守林人的安居之所。你只有低头弯腰才能找到沙丘上细小的刚刚存活的梭梭。但当你看着那几个守林人宁可让自己的心灵干渴着，把仅有的一盆清水一点一点地滋润梭梭时，实际上你已经看见了另一种幸福与高尚。 我曾幸运地和他们相对而坐。 但，我不能不收起笔和采访本。 他们都告诉我，他们不会说话，其实他们是不会和我这样的专门说话的人说话。 我说，“你们肯定和梭梭说话”。 他们笑了。是的，他们更习惯于和骆驼、羊群、戈壁滩上被掩埋的村落以及那些红柳、胡杨说话。 为什么一定要跟人说话呢？ 语言的机制和功能因为只是说给人听、写给人看而无可怀疑地萎缩了。 我虔诚地跟着守林人在沙漠植被间巡行。 我倾听着。 我知道，只要他们开口，他们的语言便是“对着天空开放的花朵”。 他们之中有的永远不会再说话了。 一个日益物质化的社会，金钱和利益变得愈来愈高于一切，还会有人为着爱而献身吗？ 我是在辽宁盘锦的芦荡里寻访丹顶鹤时听说徐秀娟的，自然保护区的朋友们为徐秀娟而自豪。后来在鹤舍前，一个从沈阳来的小姑娘唱着一支歌，她是轻轻地唱给鹤听的，她一边唱一边用水抚摸着丹顶鹤： 走过那条小河， 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 她曾经来过…… 这是电视片《一个真实的故事》的主题歌，我重复这真实的故事的某些片断，录以备忘。 1987年9月15日，江苏盐城海滩丹顶鹤越冬地自然保护区，徐秀娟为了寻找两只大天鹅，献身在复堆河中…… 她死于天鹅之爱。 她死的时候才23岁。一年前她从北国扎龙保护区南下，在盐城海滩进行越冬地丹顶鹤、白枕鹤人工孵化、育雏、饲养和驯化试验，并且获得了成功。雏鹤不仅怕冷而且怕脏，白天，徐秀娟便把鹤抱在怀里，晚上带着它们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小天鹅是徐秀娟用心窝热的，用手捧大的。她是个北方姑娘，从小爱水爱游泳，复堆河这一条咸水河横亘在她的面前，为了观察来这里过冬的鹤群、鸟类，徐秀娟不止一次在复堆河里从此岸游到彼岸，再从彼岸游回此岸。最后一次，复堆河拥抱着她，她的灵魂追随仙鹤的翅膀而去了…… 海滩上，离鹤群不远处，多了一座简单的墓。 盐城保护区管理中心楼前，是徐秀娟的塑像，她和仙鹤一起亭亭玉立。 我还有幸读到了徐秀娟的部分日记。 16岁，她就随着养鹤的父亲成了扎龙的养鹤员。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个生长在清贫之家的姑娘从小就喜爱丹顶鹤，她总是觉得她与鹤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与鹤对话，与鹤共舞，是人生何等的快事。不过饲养雏鹤，三十天中昼夜陪侍，把一篓篓的小鱼剪成碎片，一天十几次一点一点地喂那些小精灵，却是艰难的。当手上的血泡成了老茧，熬红的眼睛里会流出热泪，小鹤会走了，小鹤会飞了。 徐秀娟喂养的雏鹤成活率为100％。 这100％里还有徐秀娟的同事们一起饲养的艰辛，但却能十分准确地象征着徐秀娟的性格；她追求完美，不是一般的追求，而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她的追求又更多地属于文化和心灵层面，这就注定了徐秀娟的追求是格外艰难的。 这是一个美丽而孤独的追求者。 她考取了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系，但，没有人给她交学费，也就是说她只能自费去读书。徐秀娟的父亲借了好大一笔钱——3000元——她才走进了大学的校门——这还只是艰辛备尝的开始，即便是每天啃馒头吃咸菜她也负担不起两年的生活开支，不得不去卖血，卖了四次。她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去医院献了300毫升血。医生见我是学生，对我很照顾。献血后感觉很好，就是头有些昏。后来坐车去秋林，给弟弟买了些东西。回来的路上，不知怎的，心里仿佛失落了什么，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对？但，也只能这样，我不愿伸手向家里要钱。接到弟弟寄来10元钱，我心里在流泪，我当姐姐的不能帮助弟弟，还要弟弟寄钱帮助我，这也增加了我献血的决心。漫长而又短暂的两年学习生活啊，爬，我也会爬过来的。 徐秀娟有着很好的文笔，比如，她在学校回忆家乡时所写的： 早晨，窗上结了一层冰花，家乡的湖面上开始结薄冰了吧？记得那时我会拾起土块往冰上扔去，冰上发出的响声就像琴弦上的音符一样，动听极了，鹤儿们也会好奇地听着这冬天的奏鸣曲。有时我会试探着走上薄冰，忽然“嘎吱”一声响，吓得我赶快往岸上跑，逝去的时光是多么使人留意啊！ 下面摘录的日记是徐秀娟写在“期末考试都已结束，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准备洗一洗被褥马上回家”时，归期既近，乡情更深，徐秀娟想起了，记下了她与丹顶鹤的告别： 我来到鹤舍，默默地与鹤儿告别。丹丹亲呢地叼着我的衣襟不肯放开，佳佳调皮地看着我，不解其意。我真不愿意离开它们，我爱它们，是它们陪伴着我，使我得到安慰，给我消忧解怨。我们一起走向原野散步、捉虫、奔跑。它们小时候是那么可爱，我带它们去洗澡、晒太阳、练翅。累了，我坐在草地上，它们就围在我周围。我喜欢丹丹、佳佳，不仅因为它们是第一代家鹤的孩子，还特别因为丹丹那忸忸怩怩的样子。它们还记得我吗？我还能带它们去玩、去奔跑吗？也许它们早把我忘记了，但我忘不了啊！忘不了鹤儿，忘不了故乡的日出、日落。若是天空晴朗，我就尽情欣赏大自然的美，叹息大自然的神奇。在我看来，日落更有魅力，红红的落日挂在远处的树梢上，再配上天边一片片富有线条美的彩云，使人想到十分快慰。有时我撑着小船进入声荡，周围静极了，就连河那边说话河这边都能听见。这时你若跳到水里去游泳，人也会溶化到那美好的景色中去。 读到这里，我的笔为之颤抖——在冥冥中，徐秀娟的爱自然，爱天鹅，爱水是一种命运的必然吗？她早就想过人“溶化”到那水的美好景色之中。 在这一天—7月15日的日记的末尾——她写道： 故乡啊，我何时才能再站在荒野中听鸟儿歌唱，看残阳西下，跟鹤儿嬉戏，再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啊！到那时，我甘愿变成一棵小草，为您增添一片绿的生机。故乡啊，请恩赐给我一块土地，让我独自去耕耘吧。 1985年7月16日，徐秀娟离开哈尔滨回扎龙过暑假，都说回家回家，回家的路又谈何容易！徐秀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道：“今天要回家了，可身上只剩下2元钱……” 回家的路啊！ 东北林大两年的学业，徐秀娟是一年半完成的。 1986年4月，她辞别双亲，辞别扎龙的群鹤，到了遥远的黄海滩涂。离别扎龙，对徐秀娟来说并不是十分愉快的，更何况她心爱的丹丹又死于一次意外的事故。 啊！丹丹，丹丹，你为什么要离去？丹丹，丹丹，难道你就不留恋人世？你是我从小用手捧大的，是我一口一口喂大的啊！记得你小时候，是小鹤中最顽皮、最可爱的一只，你走路与众不同，不知怎的老像是在跳着走。对人特别亲近，表现出很懂事的样子。你胆小，常受欺负，当别的小鹤咬你的时候，你就跑到我身边来；当它们玩得高兴的时候，你又凑过去和它们玩在一起。你那两只有神的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领你到野外觅食的时候，你总是紧跟左右，听到一声呼唤，你第一个跑到我们身边。带你们奔跑、玩耍、练翅、觅食，能使我忘记一切烦愁。就在上一个月，你已经能跟着我翩翩起舞了。有一次，你叼住一个外国妇女的头巾欢快地又蹦又跳。你对生人警惕性很高，不许他们摸抱，谁摸抱就叼谁，但你从没有叼过哺育你的饲养员。现在你死了，我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我还有多少话要对你说，丹丹，你知道吗？ 所有的爱都会带来苦恼。 当我们因着徐秀娟而谈到爱的时候，这个“爱”字真正是大写的了，她广大到包含天地、自然、万物；她又具体到一雁一鹤一对翅膀；她是生的欣慰也是死的惆怅；她有欢乐也有痛苦……也许，谁也估计不到一只鹤的死去对徐秀娟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心头的一块肉掉下了——她那连心的十指仿佛又断了一指。 期盼着在保护及人工哺养丹顶鹤上作出一番事业的徐秀娟，从来也没有一帆风顺过，“面对连连出事的鹤场，面对广阔的滩涂”，徐秀娟病倒过，还跟人吵过架，伤心落泪也是常有的，晚上做噩梦，那为着爱的煎熬变成了她这样的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思想： 为了养鹤，我可以不要舒服，不要家庭，不要金钱，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命也不要了！ 笔者不敢妄加猜测徐秀娟预感到了什么。 不过，1987年，对徐秀娟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人们看不见她心里的创痛。春夏之交，继白枕鹤盼盼、丹顶鹤丹丹先后触网死去后，从呼伦贝尔草原运回的蓑羽鹤和幼雁先后感染病菌而不治，或者被别的动物偷吃掉，徐秀娟感到痛苦、失望，但随之而来的也是更加不顾一切的追求完美。 白天鹅黎明又病了，便血、拉痢。 时值酷暑，盐城滩涂的蚊虫又多，徐秀娟把黎明抱回自己的宿舍，安置在床上并放下蚊帐，给黎明喂药、扇扇子。拉痢的黎明把徐秀娟的床铺、宿舍弄得到处都是腥臭味，一个最爱干净的姑娘，和一个最不怕脏的姑娘，在徐秀娟身上体现得如此完美。陪伴一个卧床的病人与侍候一只奄奄一息的白天鹅之间，有多少差别大约只有徐秀娟说得出。徐秀娟吃不好，睡不好，日夜守护、观察黎明的病情。黎明不会说话，只有痛苦的眼神，或者偶尔呻吟几声，回答徐秀娟心急如焚的嘘问：黎明，你好点了吗？黎明，我知道你难受，姐姐给你喂药……忽然，徐秀娟想起东北治拉痢的一个偏方，白糖煮鸡蛋。黎明爱吃，便血止住了，黎明回到鹤场了。 徐秀娟陪侍黎明刚好八天八夜。 白天鹅黎明的病刚刚好转，丹顶鹤龙龙误食了一种寄生虫后危在旦夕，病中的徐秀娟支撑着看护龙龙，为它打针吃药。8月13日，龙龙口吐鲜血死去。徐秀娟抱着龙龙痛哭失声，20日，她在龙龙的照片背面写道： 已故的龙龙再也得不到我的爱了，它的死亡使我的人生有了转折，我选择了一条更崎岖的路，也许青春的热血将洒在这条路上，一生为此奋斗。 不幸总是接踵而来。当然所谓不幸是只有你认为不幸时才是不幸的，从来都是倾心的才不幸，重情的得苦难，刚正的被摧折。我们看见了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一个死后才被承认的人，而生前则总是经磨历劫、难有作为。 接下来便是9月15日，白天鹅牧仁和黎明的走失。这一天中午两只天鹅在笼子里鸣叫不已，徐秀娟以为它们想出来游玩和戏水，就把它们抱进水塘里。不料牧仁和黎明玩得性起，先后挣脱羁留它们的绳子飞走了。徐秀娟连忙去追寻，海滩。芦荡、沼泽，顿时变得如此陌生，如此浩瀚，如此揪心，直到晚上，牧仁找回来了，黎明还不见踪影。夜深了，徐秀娟等大家休息后又一个人钻进芦苇荡，呼唤着黎明。第二天一早，徐秀娟又去找，中午回来喝了半碗稀饭再进芦荡，下午5点回到鹤场时已心力交瘁。人还未坐稳，李老爹远远一声吆喝，说西边传来天鹅的叫声，徐秀娟和小王、小段一起冲出了门，到复堆河畔，小王、小殷游过去了，徐秀娟喊了一声：“我不行了！” 她退回岸上找了一辆自行车，沿河堤绕道北行，想和小王、小殷会合，不知是顶风踏不动车还是为什么，徐秀娟又退回到刚才下水的地方，把自行车放倒，连鞋子、衣服也没有脱就走进了复堆河…… 她要涉过这条河。 她要涉过这条无船无桥的河。 她只有涉过这条河才能与天鹅会合吗？ 4个小时后，黎明找到了，徐秀娟不见了，这一夜，这在中国平平常常的城市万家灯火乡村万籁俱寂的、1987年9月16日的夜晚，盐城海滩、芦荡里到处都是“娟子！”“娟——子”的呼喊声。 娟子已经走了…… 逝去的岁月走过的路。 她还留下了一些平淡如水的话： 春天最容易丢鹤。 鹤舍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最怕别人说闲话，我真想变成一个哑巴、一个瞎子、一个没有血、没有肉的木头人。但，我爱鹤，爱大自然，一走进荒野，一切不愉快的事儿都忘记了。我愿在茫茫荒原上寻找，寻找理想，寻找友谊，寻找生活的答案。 为什么女孩都要长大呢？ 现在，踏踏实实干事的人受气，哗众取宠的人得势，这正常吗？ 为了不倒下去，我像吃药一样咽着饭。 天好冷啊！噢，下雪了，纷纷扬扬，漫天飞舞。东北风怒吼着，开始是小米粒大的雪，打在脸上生痛，后来是温柔的片片雪花落在身上、脸上。我飞快地骑着自行车，想着这雪和北国的雪有什么区别？北国的雪是洁白的雪海，这里的雪在空中是雪，落到地上便成了水。 芦苇前半月就发芽了，现在白茅也发芽了。 小鹤们可以飞得很远了…… 杰桑·索南达杰是另一个牺牲者。 1994年1月18日，他在押解两个盗猎国家珍稀野生动物团伙时，遭到突然袭击而血洒太阳湖畔。 杰桑·索南达杰生前是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委副书记，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他曾十二次进入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可可西里，第一个提出了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设想。 可可西里，对人而言一向被视为生命的禁区。 可是，治多县有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可可西里，约占全县面积的20％以上。可可西里是严寒而缺氧的，又是丰富而多彩的。那里平均海拔5300米以上，90％的土地属常年冰上层和冰川，最低气温为零下52℃，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及平原地带的一半，几乎没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平均风速每秒5米的寒风，挟着荒沙打在脸上，加之极强的紫外线和冰雪的刺激，脸皮纷纷脱落，其疼无比，只有剜肉碎心可比。从可可西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人，一见到青藏线无不流泪，甚至下跪，天哪！终于活着走出了那片高高的生命的禁区。 杰桑·索南达杰和他的3个同事在一年半中，走了12次可可西里，累计工作时间354天，驾车行驶了4万公里，先后查获8个持枪盗猎团伙，收缴枪支52支，子弹万余发。 这些年来，笔者为采访森林、土地从东北到西南，走过不少县，听了不少民谣，见了不少“早晨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酒席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的各级官员。杰桑·索南达杰使我想起，在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农民与干部，他们的生存和工作在我们习惯于都市生活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 但，他们是一种存在。 艰难困苦的存在。 清明廉正的存在。 正义昂然的存在。 他们离开富裕还十分遥远，他们离开腐败与奢华也十分遥远，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临近，时任县文教局副局长的索南达杰自己开车到西宁拉运新鲜蔬菜，为了让教师们尝一碗鲜菜，索南达杰和他的同事们长途跋涉两天两夜，翻过巴颜喀拉山，穿过黄河、长江，经过1200公里的山路颠簸，使得教师们在教师节吃到了常年难得一见的绿色蔬菜…… 1994年元月，索南达杰准备第十二次进入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你是高寒的、荒凉的、空气稀少的，然而，你又是让人牵肠挂肚的，那里有草场，有沙金，有盐湖，还有藏羚羊、野牦牛、盘羊、猞猁等数十种珍稀野生动物。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批非法淘金者闯进了这一片禁区，从此沉睡的荒野便在浩劫中颤抖。他们夏天采金，乱采滥伐，冬天则以看守金场为名，荷枪实弹开着车追杀一群又一群国家明令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索南达杰说：“迎接我们的是号称生命禁区的可可西里，以及横行在那里的恶势力，为保护草场和野生动物，我们也许要以生命作代价。” 元月8日，索南达杰一行七人，从格尔木出发。途经海了诺尔湖、库赛湖、红河水、新青峰、马兰山到达泉水河，历时八天行程八百多公里，查获七起持枪盗猎团伙，收缴长短枪二十一支，车辆七部。 元月16日下午，盗猎团伙的一辆吉普车和一辆东风牌卡车迎面驶来，索南达杰鸣枪拦车，并向逃跑的汽车轮胎射击。盗猎者要索南达杰“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把，一切都好商量”。索南达杰回答道：“滥杀野生动物，你们跟谁商量过？”当晚，宿营大雪峰，奇寒彻骨，索南达杰已经三天没吃喝，两晚没合过眼了。 18日，索南达杰押解盗猎车辆断后，在太阳湖边，卡车左侧两个轮胎爆裂，他被迫停车维修，当索南达杰摸黑赶上前面的车辆时，形势已经失控，只见几辆车一字排开，车灯亮如白昼。索南达杰知道要出事了，拔出手枪跳下车，击毙了一个从身后袭击他的盗猎者，然后他倒在血泊中。“八天后，当人们在可可西里太阳湖南岸找到索南达杰的遗体时，只见他身穿草绿色军大衣，卧伏在草地上，右手紧握五四手枪，保持着射击姿势”……（《科技日报》1996年9月10日） 索南达杰的牺牲并没有能够激发盗猎者的天良，1996年5月9日治多县西部工委的简报上披露说：4月23日破获一团伙缴获藏羚羊皮118张，野牦牛尾巴1条；4月26日又抓获14名盗猎者……长江漂流队中回访长江源的朋友告诉笔者，十年前，他们见过上百只一群飞奔的藏羚羊，现在已经找不见了。亲爱的朋友，长江源区野生动物的困境便是整个源区生态环境的破碎，中国人难道真的连自己的源头都不要了吗？ 也许我应该记下陈秀莲老人的故事，因为它要显得多少轻松一点，并且能使我们感觉到大自然中的神圣其实并不遥远。 秦岭南麓的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铁路乡，巴山浅山区，山林茂密，池塘清澈，汉江从山脚下缓缓流过。1976年3月16日，猎户袁德山的小女儿呱呱坠地。后来两对金色羽毛的鹭鸟也飞落在院子里，鹭鸟被当地老百姓视为不祥之鸟，其实也就是因为鹭鸟倚牛而生，百姓认为它好吃懒做而已。袁德山拿起猎枪要打这两对鹭鸟时，他的母亲陈秀莲不让打：“鸟有灵性，也是一条命，打不得。”袁德山放下枪，两对鹭鸟便在袁家门前的树上开始筑巢，当年还增加了几只雏鸟。陈秀莲喂鸡食，鹭鸟试探着落到地上与鸡共享，陈秀莲便笑嘻嘻地看着。秋天，鹭鸟飞回南方去了，但老人说它们会回来的。第二年清明前夕，竟有二十多对鸳鸟在袁德山家四周的树木上筑巢而居，鸣唱之声不绝，陈秀莲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它们飞来飞去。 鹭鸟出现的第三个秋天。 陈秀莲老人知道，当山上的树叶飘零，河边的芦苇塘开始变得金黄，鸟儿南行的时刻就要到了。小鹭鸟正在空中练习飞行，不知道去南方的路有多远？陈秀莲倚门送行，挥挥手，这个一字不识的老人说，秋天的天空是鸟的世界。不光是陈秀莲，一家人都有点思念这些小精灵了，二岭沟的山山岭岭，袁德山承包的30亩山林，一个冬天都在庄严肃穆地回想。 鹭鸟按时归来了，还带来了白鹭、夜鹭、池鹭，30亩山林全是鸟窝，这里是鸟的世界，毗邻着人的世界。5月，鹭鸟和袁家都是繁忙的，这是鸟的繁殖季节，雌鹭每窝产卵3－5个。出壳的雏鸟十分顽皮，总是趁成鸟出去觅食的机会在窝里闹翻天，而山林中的蛇，野猫正等着它们从树上掉下来。袁德山一家七口人便开始上山护鸟，陈秀莲老人负责家门口的一片树林，另外六人分成两班轮换上山。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掉在地上的雏鸟小心翼翼地送回窝里。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袁德山承包的30亩山林实际上是替鹭鸟承包了一个鸟的家园，成材的树也不能砍，砍了树鹭鸟到哪里去筑巢呢？1987年，鹭鸟筑巢四千余个；1988年为六千多；1990年，鸟巢超过一万。每到夏天万鸟翩翩起舞，翅膀遮天蔽日，歌声此起彼落。这就是袁德山一家和邻近乡里所得到的最美的收获。 这是陕西的奇迹，也是中国的奇迹。 这是用爱心创造的奇迹。 有一天，陈秀莲老人坐在床边上休息，突然听见鹭鸟惊叫，七十多岁的老人连忙上山查看，两个年轻人正背着挎包掏蛋。老人还是那几句话，这是一条条小命，就像你爹你妈生养你不容易一样，年轻人认错了。老人冒着小雨，再把鹭鸟蛋一个个放回巢里，二岭沟就这样成了万鸟沟了。 30亩山林变得神圣了，你可以说因为陈秀莲老人及她的儿孙们，你也可以说因为有了鹭鸟。四乡八里的人经过这片林子都会把脚步放轻，惟恐惊扰了鹭鸟们，在打猎的人眼里这片林子是禁地，他们已经都懂得了一个道理，并从爱护鹭鸟开始这样做了——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共有的家园。 但，慈眉善目的陈秀莲老人不会说，她照样地喂鸡的时候多洒一把谷子，它知道有的刚会飞的小鸟还没有吃饱，她端着一碗鸟食在手里，鹭鸟们便一个一个地飞到她身边…… 1990年9月26日，日本著名鸟类专家尾崎清明来到二岭沟考察，在袁德山的30亩山林前，他连声感叹：奇迹！奇迹！他说他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鹭鸟群。 笔者走南走北浪迹天涯，从未见过的却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如此的和谐，以及由这和谐生出的真、善、美。 二十多年了，袁德山一家没有在这30亩山林中砍过一捆柴。 他们得到了什么？ 鹭鸟们又要走了，从袁德山家门前的天空中，那么多的翅膀啊！陈秀莲老人倚门而望，鹭鸟鸣叫着： 奶奶，再见！ 鹭鸟还会回来。 可是近一百岁的陈秀莲老人却在1992年农历10月22日，安详地告别人间。 一种真正无法解释的奇迹令袁德山一家和乡亲们惊喜莫名——应该在半个月前南飞越冬的鹭鸟却推迟了行期——当陈秀莲老人辞世，一万多只鹭鸟绕着袁德山的宅院低飞哀鸣，一圈又一圈一声又一声。然后一群群地俯冲，落在屋顶上、院子里，一些成年的鹭鸟更是踱到陈秀莲老人的灵床前，伤心地眨着眼睛，作最后告别。 次日清晨，鹭鸟们离开袁宅振羽哀鸣南飞而去…… 这一对斑头雁，已经是第五个年头造访北京紫竹院公园了。它们千里迢迢从南方飞来，一定是看中了这里的翠竹葱郁并且依湖傍水。斑头雁来的四个春天里，每一次都产卵，但每一次都被人偷走。这是第五个年头了，斑头雁依旧飞来，但它们选择了北湖中央的一个孤岛，所谓孤岛也就是露出水面的三‘米左右的小土丘，土丘上长着几根竹子。雁窝是简单的，一些树枝与干草铺筑而成。它们显然一点也没有把握在产卵之后，会不会再次被劫掠一空。 迟到的爱终于来到了斑头雁身边。 北京林业大学的莘莘学子组成了二百人的守护大雁志愿者队伍，分成班组，昼夜看守，头顶星月，不辞艰苦，成为北京人1997年春天里到处传诵的一个话题。 大学生们说不苦，难得看见大雁孵卵，并且不时地翻卵，人生难得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守望啊！ 雌雁育雏，雄雁巡游。 两只小雁出壳了，那是大学生们亲眼看见的，在雌雁的毛茸茸的翅膀的护卫下，然后便跟着“父母”下水了。 餐风露宿的大学生们笑了。 这是一次爱的展示、爱的胜利。 但，当我们再作一番细想时，便能体察到这爱的沉重，爱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人去偷大雁的蛋、大雁本不希望有那么多人为它们看护，我们也不清楚在如此众多的目光之下——当然这是善意的目光——大雁会作何感想？ 无论如何，这样的看护是伟大的！ 《聊斋志异》的《禽侠》篇写道： 一对鹳鸟每年在一个寺庙的鸱尾处筑巢产卵，每每鹳雏出壳便被一条大蛇吞食，如是者三年。第四年，这一对鹳在寺中依旧筑巢待孵出雏鹳后离去，三日始还。蛇重施故伎伺机劫掠，两只鹳哀鸣不绝飞走了，俄顷，天地失色，风声大作，有大鸟从云天里疾飞而下以爪击蛇，雏鹳得救。这只大鸟乃禽中之快，为双鹳三日秦庭之哭感动，而为鹳除害的。 我们自然不必去推断蒲松龄的环境意识如何，明确无误的只是今日野生动物在灭绝的困境之下，秦庭之哭已远非三日了。 人不去看护它们，谁还能搭救它们？ 人搭救野生动物，也就是搭救自己。 看护的人多起来了，守望才能成为真正的守望。 守望，是贴近的心。 守望，是遥远的目光。 守望者不以守望为守望，在大地完整性的所有环节上，生命从各自的位置上唱感恩的歌，这一天，我们获救了。 1997年3月—5月 于北京一苇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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