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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意味着什么 1996年10月21日，深秋的绵绵细雨中，我去采访四川长江防护林工程，穿行在四川盆地底部的山川丘陵间，一个拂之不去的问题是：对于中国、中华民族而言，长江意味着什么？ 仁寿、乐至、遂宁、南充、阆中、盐亭、梓潼、绵阳……我问巴蜀大地上一律风尘仆仆的林业局长、造林人、护林员；我问川柏，我问桤术，我问马桑；我问那些已经有了绿荫、而在五年前还是荒山秃岭，只要一下雨红色的泥流便滚滚而下的连绵的山丘……人与树与山都可以作证：长江是我们的乳汁。清泉和命脉。 可是，我们知道长江吗？ 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心里牵挂着长江？ 我们渴饮长江水，并用来灌溉农田、喂养牲畜，直到注入工厂的锅炉，在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4亿人的生命、工农业的生机，两岸青山的树木、竹林、小草，走兽的吼声、百鸟的翅膀，难道不都是一江流水托起的吗？ 长江只有涛声不会言说。 当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两岸，又目睹了泥沙俱下、大河沧桑，并且用自己的双手再造森林从而护卫了长江中上游的人们，终于代表长江与这灯红酒绿的世界大声争执时，我们才能说：长江可以期待。 长江期待什么？ 长江全流域的地貌结构为：山区约120万平万公里，占66.1％；丘陵区39万平方公里，占22.2％；平原18万平方公里，占10％；水面1万平方公里，占0.4％，是为八山二丘一水一分田。 田，太少了，却养育着4亿人口。约略言之，长江流域的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34％，其中，粮食产量占全国35.38％，而稻谷占58％，棉花占31％，茶叶占7％，蚕桑占40％。林业产量中，木材占全国25％，竹材占85%，茶油占80％，桐油占95％，生漆占96％。还有水上航运的“黄金水道”，内河的捕捞养殖，著名的三峡景观，以及三峡地底下埋藏的“活的中国通史”…… 长江流域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水系和几近完善的流域，长江不仅是世界第三长河，而且被称为“天赐中华的神圣、美丽之河”，它源出青藏高原，奔行于横断山脉，横贯“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奔腾于“湖广熟，天下足”的两湖之间，滋润着“江淮稻粱肥”的苏皖大地，灌溉着“富甲海内”的长江三角洲，沿途汇聚了七百多条大小河流，有容而乃得其大、其长，然后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沿崇明岛注入东海。相比之下，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略显平荡，埃及的尼罗河更多浑浊，印度的恒河更易泛滥。当世界同纬度地区河流干涸、沙化汹涌、树少地薄之际，独独长江，迄今为止依然是不尽江涛滚滚来。 我们怎能不感恩长江？ 但，这不是长江的全部。 一代又一代的人向着长江无休止地索取的过程中，残酷地破坏了大地的完整集合，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日益加剧，以致水患连绵、地质灾害不断，每年有成百万亩良田失去农业耕种价值。 我们面对着毋庸置辩的事实：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正被恶化的生态环境所取代，长江正在衰败中。 专家认为；今天长江流域的土壤侵蚀速度成百倍地超过了新形成表土量所需要的时间，沙质地区土壤已经由再生资源变为非再生资源。本世纪五十年代，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20％；到本世纪八十年代已扩大到5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31.1％；每一年长江流域被侵蚀的土壤为22.4亿吨，相当于一年便失去30厘米厚的耕地830万亩。陕西、湖南、贵州等山区县的调查表明，水土流失形成的岩石裸露面积正以每年5％—7％的速度增加，乌江上游石化面积已占总面积的15％—20％，长江中上游的地理形势均具有山坡陡、土层薄、雨量集中的特点，表土层一旦被冲刷则极难恢复。观测资料说，坡度在10度以上的旱地，每年流失的表土为8.5毫米，长江全流域旱地面积约为2亿亩，土层厚度多数在50厘米以下，而护卫这些土层的森林植被已经大体破坏殆尽，一种对后代人来说绝对可怕的前景出现了：五十年后全流域2亿亩旱地的一半便不复存在，一百年后长江流域则不再有一块可以耕种的旱地。 你看金沙江沿岸的石化地便知道了。 你看长江三峡的光板田便看见了。 到那时，我们留下的全中国的城市化，高楼大厦、立交桥、大饭店、高尔夫球场、歌舞厅，是什么样的明证呢？ 1982年止，长江流域共建成大小水库48522座，总库容1210亿立方米。可是因为始终没有解决泥沙淤积的难题，每年损失的库容达12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报废12座大型水库。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尚有湖泊面积2.2万平方公里，因中上游水土流失泥沙淤积，到八十年代已减少到1.2万平方公里。江汉平原湖群蓄水总量由1949年的83亿立方米，下降到50亿立方米。1949年以来，洞庭湖每年淤积泥沙1亿吨，每年缩减湖面54平方公里，如果此种恶化的速度得不到遏止，五十年后洞庭湖将不复存在，烟波浩森便是如梦往事！ 长江告诉人们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水库修得愈大、愈多，泥沙的淤积量便也随之增加。 乌江渡水电站总库容达到21.5亿立方米，已淤积2亿多立方米，相当于设计测算五十年的泥沙淤积量。也就是说，我们的几乎所有水利工程，都在不同程度上轻视了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所带来的泥沙淤积的后果。自龙江碧口水库，1978年建成蓄水，八年即淤积泥沙1.15亿立方米；照此速度，再过二十年碧口水库便会淤满而成碧口沙库。大渡河龚咀电站，只十三年时间泥沙淤积达2.32亿立方米，为总库容的三分之二。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沿着长江走，看那些明珠般的大大小小的水库，一池水清，波澜不惊，那自然是很美的，但就在清水之下，每一座水库都潜伏着巨大危险：不断增加的泥沙淤积，不仅削弱了蓄洪泄洪能力，而且还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湘、鄂、川三省不完全统计，五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相比，通航里程收缩32.1万公里，缩短45％。淡水鱼捕捞量湖北下降60％，湖南下降50％，安徽下降55％，江苏下降33％。 “黄金水道”啊，当风帆找不到航程，鱼虾不再有归宿，人类的安居之地又怎么能得到稳固呢？ 洪水、旱灾、泥石流已成为长江流域的三大灾难。其发生频率由五十年代的每年0.58次，增加到八十年代的每年0.81次。时至九十年代，则每年1次或更多。湖北省在1951年前的八十六年中，特大洪灾只出现过1次，1951年至1983年的三十二年间，则发生大洪水5次，其中特大洪水2次。1980年的洪荒之灾淹没农田4283万亩，粮食减产31亿公斤，棉花减产265万担。四川省五十年代发生水灾4次，七十年代8次，八十年代年年发生，九十年代一年几次。1981年的水灾遍及巴蜀大地138个县，淹没县城57座，场、镇776个，冲毁耕地112万亩、水利设施3万多处，减产粮食13.35亿公斤；三千多家企业停产，受灾人口二千多万。1995年、1996年发生的湖南的决堤之灾，则刚过去不久，这里略过。 洪荒岁月，应当记取。 笔者行文及此，想到开卷的标题，至少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长江却意味着灾难了！但，这灾难却是人的因素造成的，并非长江的本意。1981年，中国林学会在长江流域的考察纪要中说，仅四川省因水土流失每年减产粮食49亿公斤。“天府之国”的不少地区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几乎使巴蜀人民倒退到“新石器”时代的生态危机。四川盆地的丘陵地带，因缺少建材与柴料而毁林毁草，又因无木可伐无草可挖而将木质家具当柴烧，最后只好造石房，坐石凳，睡石床，碾石磨，甚至用石料做风车、电杆……乐至县每年花人工六百多万个，把冲下山坡的表土一担一担地挑回去；遂宁县为抗旱曾一年花去财政经费339万元；没有柴料只好买煤，南充地区每年补贴运煤费700万元。长防林一期工程的145个县中，有贫困县63个。山区人民每逢雨天，看着水土流失，伤心不已，说：“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粮棉油！” “谁把红薯煮熟了，谁就是好官！” 仁寿县古称陵州，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在岷江、沱江之间，属丘陵农业县。1949年，仁寿的森林覆盖率为13％，1960年锐减至3％，1980年为4.7％。荒山秃岭遍布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1837平方公里，占全县幅员面积的70％。 龙泉山，迤逦而去的龙泉山，现在已经有连绵的绿色了，尽管这绿色还是嫩绿、细小的绿，但毫无疑问这是仁寿的希望之所在。 龙泉山从中江县西北部由东北而西南，斜贯金堂县，经双流和简阳的交接地带蜿蜒而来，到仁寿县境内扭动了一下，转向正南留下二百多里崎岖的身影后，疾驰而去了。 这些红色的丘陵又称红石骨山。 红石骨山上原先有树有草，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树砍光了，草连根挖尽了，为什么？只因没有柴烧，锅里有米、有红薯，锅底下没有柴，煮不熟、蒸不烂。“这是另一种贫穷，没有柴的恐慌。”仁寿县林业局李局长对我说。 没有柴，没有火，没有炊烟，没有温暖。 有的是为了仅剩的几棵树、几根草、几片落叶的纷争，甚至挥动老拳。全县男女老少、乃至党政机关都在为柴而奔忙。而发愁、而苦恼。为了省柴，农民一天吃两顿饭，有时煮到一半断柴了，只好吃夹生饭；为捡得柴火，农民挖草根用筛子筛。高家乡有两个农民为争几片竹叶而砍断了手指；还有两家农户因争一节可作柴料的干竹筒，大年初一吵到乡里让领导“断案”，把书记堵在被窝里…… 柴啊柴，没有柴的日子是冰冷的。 柴又从哪里来呢？荒山秃岭哪会有柴？挖净了草根的红土地怎么能生出柴？只有风吹过时的沙尘弥漫，雨落下后的红土像瀑布一般倾泻流失。那时，仁寿人说，“一刮风就眼痛，一下雨就心痛，一煮饭就头痛。” 仁寿的农民说：“谁把红薯煮熟了，谁就是好官！” 1989年，长防工程启动，仁寿的目标是：三年消灭荒山，五年绿化仁寿。还有的乡干部下军令状：三年内解决不了农民烧柴问题，自动下台！ 高家乡鹰头村的高树成老汉从解放时到1985年，一直是村支部书记，他是村里的老革命也是绿色兴衰的见证人。1957年前鹰头村见树不见山，1958年大炼钢铁砍树烧炭，办公共食堂又砍树煮饭，林子便稀少了。1960年搞两季稻，寒冬腊月在水田里育秧苗，砍树烧火人工升温整整烧了两个月；1962年集体食堂解散后，农民又纷纷上山砍树建房。就这样折腾了几年，林子没有了，最后一根后倒下了。没有树之后，开始还有草，农家煮饭除了收获的粮食秸秆就全靠割草。那些年，每天进山捡柴割草的人比赶场的还要多，至少在1000人以上，连几十里外方加区的农民都来。草割完了，就挖草根，山光了，水浊了，人穷了。 “那时为什么不种树呢？” 高树成说，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带领社员种了二十年的树，但今天种，明天就有人割刨掉，年年栽树不见树。“种树要有个大环境，国家有号令、政府要发话、干活要带头，然后是种、管、护都得硬，这林子才能栽起来，活下去。” 仁寿人常说，栽树桩，就跟生孩子一样，不给水喝不给吃奶他活得下去吗？ 土地承包后，高树成几乎天天在红石骨山挖坑种树。 人问：“你哪年哪月才能把山栽绿了呢？” 他说：“栽一棵算一棵，绿一点是一点。” 村里人看他弯腰弓背不知寒暑便劝他：“你岁数那么大了，留给年轻人干吧。” 他说：“再等下去，留下的都是荒山秃岭，子孙连烧柴都没有，那是我们作的孽！” 高树成一个人种树种了八年，种活了68000株各种树木。 1989年，长防工程启动，高树成终于等来了这一天，用一生攒下的1000元钱请了三十多个帮工，种了16万株美国松和墨西哥柏树，成活率达99％。 我去高家乡的下午，看见了这些树，荒山因为这些新生的树而有了生机。这生机如同那些小树，在仁寿的红石骨山立地生根已经有2米多高了。 2米多高的生机啊！ 我在仁寿林业局看过一个录像片，那是长防工程大会战的实录，12岁的孩子挑水浇苗，六十多岁的老人挥锤打针，县委书记尹志君和山上植树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0月23日傍晚，我从黑龙滩赶到龙正区古建乡，看望白马寺山林的老护林员刘德根。夕阳的余晖从山林间洒下，刘大爷的老伴正在呼鸡进棚，两脚泥巴的刘大爷刚从山头上巡查归来，高血压。腰腿痛、半身风瘫后刚刚能站起来，刘大爷便拄着棍子又走上山护林了。1400亩山林中一草一木都认得刘德根，只要他颤颤巍巍地往林子里一站，放牛的、偷砍树枝的便落荒而去，“这是子孙的山林啊，你不是在砍子孙的胳膊吗？” 都说刘大爷该退休了，享清福了。 仁寿的老人却这样告诉我：“嘴里没气了，活路就算干完了”，“眼睛闭上了就是退休了。” 不过，面对红石骨山上的绿荫，不再缺柴烧的日子，总是比以往舒心多了，“啥子叫幸福生活？有饭吃、有茶喝、有柴烧，传一片林子给子孙，安居乐业还不够幸福吗？” 这是山里农民的幸福观，我告诫自己要记住。 当仁寿县的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8.3％，水土流失面积便下降到1010.3平方公里，比长防工程实施前减少了826.7平方公里。年侵蚀模数也从1988年的113301T／平方公里减少到3940T/平方公里。全县年产柴薪7.1万吨，既解决了农民的烧柴，又改善了居住条件。长防工程前，仁寿县农业总产值为80587万元，其中林业44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5％；农民人均年收入600元，其中林果收入32.7元，占5.45％。长防工程六年后，仁寿县1995年的农业总产值为135057万元，林业产值977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7.2％，净增5372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849.5元，其中林果收入70.3元，占8.28％，净增37.6元。 沱江、岷江在龙泉山的东西两侧滔滔流去。 仁寿的山里人知道这两条江，祖祖辈辈喝的就是泯江、沱江水。水浊了，水清了，他们看得见，至于长江或长江防护林工程，一辈子没有出过山的人会告诉你：“不就是栽树桩桩吗？我们咬牙栽三五年，你看这山都绿了！” 关于种树的好处，山里人的回答就和这山丘一样实在：“不用再为捡柴打架了。”“热天可以躲阴，刮风不用戴帽子了。”“山里的泉水多了，沱江的水清了，”“花也开了，雀儿也回来了！” 林业局的两位李局长告诉我，高家乡的农民说，有了林子就有了风水，风水一好就会时来运转。这个乡在五十年代前出了连长以上的官二百三十多个，都是上了家谱、族谱、乡谱的。六十年砍光了树再没出过一个人才，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种了树，有了林子，八十年代后，高家乡一个村就考走了24名大学生、中专生。 风水，什么叫风水？ 我站在龙泉山下，我可以触摸的深秋的风正从山林间吹来，吹动着潺潺的泉水，那细碎的涟漪有时撞到石头上变形了，有时便隐没在草丛中了。这是一片经济林，前几年种的枇杷树明年就会结枇杷了，但此刻已经开始落叶。再从经济林把视线沿着山坡往上推移，是川柏和桤木的混交林。川柏还是瘦小的，据说它生长慢，材质坚硬，耐干旱，在中性、微酸性及钙质土上均能生长，即使是土层浅落的石灰岩山地，也能艰难而顽强地求索扎根之处，然后把常绿的针叶伸向春天也伸向冬天。 风水，风水，青山绿水就是好风水。 仁寿林业局的朋友把我送到了乐至。 乐至林业局的朋友对我说，“乐至最出名的人物是老县长王隆瑛，号称草鞋县长，种树县长，老县长最大的政绩便是他把乐至农民的红薯煮熟了！” 我和王隆瑛彻夜长谈。 乐至县地处四川盆地川中丘陵的腹地，是涪江、沱江的分水岭。这里是陈毅元帅的故乡。元帅在回忆家乡时曾说，乐至太穷，在历史上军阀割据时都无人争夺。县境内，“地下无矿藏，山上不见绿，有水留不住，旱滩难吃粮。”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十多年间，办食堂，炼钢铁，割资本主义尾巴，毁灭地砍伐森林，致使森林覆盖率降低到1.37％，严重的水土流失之下，眼看着乐至这一处农民的家园岌岌乎可危哉了。 1981年的调查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161.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81.52％。 乐至是川中丘陵地区的一个典型。 缺水、缺柴、缺资源的典型。 贫困、落后、水土流失的典型。 从这个典型扩大开去，关于天府之国的生态忧患便不能不让人警醒了： 四川省62％的人口，居住在川中丘陵地区；四川省严重的水土流失面积，集中在川中地区；四川省土地资源不堪重负的严重超载地区，也是川中地区。 乐至这样的地方，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草木不长，家园不再，四川还能称为天府之国吗？ 乐至告诉我，作为土地、河流的屏障的森林解体之后，大地的完整性是怎样支离破碎的：1981年的调查表明：乐至的土壤年均流失量曾达418.7万吨，也就是说每天都要流失近1.2万吨，年均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公里4454.4吨，每年泥沙淤塞的水利工程占全县设计库容的5％。原为水库因泥沙淤塞而成了石河堰、山湾塘的就有44处。烧柴用材奇缺，农民除烧掉大量作物秸秆外，每年缺柴烧的时间为半年，缺柴户达1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54％，即乐至县过半数的农民在一年中的半年时间里，面临冷锅冷灶、没有火光、没有炊烟的威胁。 乐至的地里还能长出红薯，但怎样把乐至的红薯煮熟，却成了关乎农民生存、家园枯萎的严重问题。 红薯是这样煮熟的—— 砍了板凳桌椅的脚当柴烧； 砍了木床的脚当柴烧； 然后再把床面、桌面当柴烧； 更有甚者，把祖宗的棺材挖出来当柴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的大约五年时间，王隆瑛告诉笔者，“乐至又回到新石器时代了，”农户家里用的是石桌石凳、睡的是石床，就连扬谷的风车都是石风车。 当那些本制的、竹制的家具当作柴薪，就连棺材板也挖出来烧光之后，乐至的红薯又煮不熟了。 乐至县不得不从外地每年购进8.7万吨煤，农民卖了细粮买煤炭，买回煤炭煮红薯。 还有的是把一部分红薯切片晒干，然后当柴火煮红薯，这是我在乐至听说的红薯煮红薯的往事。 关于煮红薯的话题，是乐至生态环境恶化之后种种困扰之一；再举其要者，如连年干旱，塘、库干涸，稻田龟裂是常见的，全县八十多万人不得不重提“生产自救”，农村纷纷打井靠抽取地下水解决人、畜用水，县城居民则靠汽车从简阳沱江中运水定量供应。旱则早了。洪涝也不放过川中丘陵地区，1981年7月、8月两次紧连着的特大洪灾，使乐至县农业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六百多万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还有泥石流，最严重的一次把一个乡政府、一所乡小学都淹埋了，泥沙堆到窗户沿，发生泥石流的那一面坡上树干砍光了，就连草也没有一根了。水土流失带来的另一个困境是人地矛盾激化，愈来愈贫瘠的土地上的人口的愈来愈严重的超载，乐至县垦殖指数曾高达62％。在每一轮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之后，便会引发新的更大范围的水土流失。为了维持尚能饣胡口的生计，和简单的再生产，乐至农民每年冬季挑沙还田，还兴修了八千多处蓄水工程。 可是，贫困依旧，水土流失日趋严重，那更多的已随着江水流走的泥沙，谁能把它们还原到乐至的土地上呢？ 王隆瑛告诉我：“简言之，为煮熟红薯而运煤，为抗旱而兴修水利，为使愈来愈多的人口吃饱而千方百计多种粮食，其结果是，粮食、水和烧柴问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个陌生而富吸引力的名词跳进了王隆瑛及乐至干部、农民的脑海中：生态农业。事实再明确不过了，没有生态保障的农业是无以为继的农业，只有林木兴旺下的农业才是大农业。新的思路出现了——发展农区林业，建设生态屏障。 我们的土地是最富有想像力的，可是靠土地养活的人类却越来越疏懒于想象了。一旦脚踏实地地去思索、去想象、去工作，像王隆瑛那样，像乐至人民那样，那么土地就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 1981年，王隆瑛任乐至县副县长，六百多个村子，他一个一个地走，造林种树；生态农业的思路，他一遍一遍地说。1982年，省林业厅作为试验项目，在乐至营造1500亩水土保持林。抓住这一机遇，王隆瑛到每一个乡去作报告，农民听得进去，因为他作过调查研究，他说的不是官话、套话。他的理想其实很平常，撇开农民感到陌生的“生态农业”不说，就是山脊要有防蚀林，坡面种上滞流防冲林，地楞地坎要有固埂林。王隆瑛还编了绿化顺口溜，但这顺口溜却由乐至人民的双手变成了现实：坡顶马桑盖帽；坡肩柏树马桑混交，岩脚油桐走边，桤柏缠住山腰，田头土边栽腊桑，地楞地坎乔、灌。草、零星片地小果园，四旁宅周竹林高。 1989年，乐至又成为长防林工程启动县。 乐至在短短几年内，因为有了符合县情的路子，因为有了一个穿草鞋走遍每一个村的县长，因为有了全县人民目标一致的上山种树、管树、护树的踏踏实实的行动，乐至变样了。“乐至走出了一条川中农区发展林业同时也发展农业的新路子”，这是国内专家们的一致意见。原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成都项目执行人约·马克斯博士到乐至考察后，于1990年9月撰文，称乐至县堪称丘陵农区发展林业改善生态环境的典型。 1994年7月14日至17日，受林业部长防办委托，四川省林业厅对乐至县长防林工程进行了实地踏访、勘查的验收。 现在，乐至的森林覆盖率为28.5％。 长防工程后，乐至县水土流失面积由161.9万亩下降到65万亩，减少了60％；年侵蚀模数从平方公里4454.4吨下降到2356.4吨，下降幅度为47.1％。 有林了，也有柴了。 全县年产柴薪29万吨，每户平均2800公斤，农民烧柴自给有余。活立木蓄积54万立方米，每年生长量50832立方米，年消耗量28378立方米，年净增生长量2244立方米，用材基本自给。 一种传统的观点是，种树占了农民的地，一个大的防护林体系工程会占去更多的地，会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呢？乐至是这样回答的：乐至县在长防林工程启动前的1987年，农业总产值为31776万元，林业产值为2475万元；工程建设后的1993年，农业总产值提高到174700万元，林业产值为8400万元。 王隆瑛62岁，白发红颜，高挑个儿，声若洪钟。他带着我去看马桑林，我气喘吁吁地跟着他钻林子。 好大一片马桑林啊！枝条繁茂，一丛一丛，叶子像桑叶，又显得瘦长一些，林间还种有桤木。 王隆瑛告诉我：“马桑原是野生灌木，过去没人注意，现在是我们造林的先锋树。” 乐至的丘陵地有很多是泥质碎屑岩，坚硬而贫瘠，也称石骨子山，直接种树很难成活。马桑树耐旱耐贫瘠，它的发达的根系能四处搜索，寻找立根之地，并能使石骨子山的石块破碎、风化。一处石骨子山头，种上三年马桑，山头变绿了，也可以种别的树木了。 王隆瑛靠着马桑精神首先在乐至推广马桑，只要种下成活，年年能砍一部分枝条，老百姓有柴烧了，“红薯就这样开始煮熟的。”老县长边说边笑了。 王隆瑛毕业于西南农大，当学生时即被划为右派，毕业后到乐至当农业技术员。乐至的三千三百多个山头，他都走遍了，“可是这又算什么呢？”他说。老百姓相信他，从1981年到1989年做了三届副县长。第四届换届选举，442名县人大代表庄严地行使了选举权。结果，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王隆瑛以440票当选。1990年到1993年，王隆瑛又当了一届县长，然后退休。 他带着我一边钻山林，一边大声地说着“生态大农业”的思路： “现代社会生产是一个生态经济有机系统，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生态系统的再生产。” “生态经济的财富观认为，进入人类生命、生活、生产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正常进行的一切自然、环境、精神与物质条件都是财富。” 我在桤木和柏木的混交林间大口地呼吸着，这满眼的绿色，这清新的空气，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 夕照里，是一缕一缕轻柔的乐至农家的炊烟…… 阆中人物 我在南充小住一夜，便由热情好客的林业局苏局长送到了阆中。 阆中，我在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时便知道刘备定益州，任命张飞为巴西太守，镇守阆中。章武元年（公元221年）镇守荆州的关羽被害，张飞闻此噩耗决定挂孝伐吴，命部将范强、张达赶造自盔白甲，限三日完工。俩部将要求宽限时日，张飞不允，并将二人在树上各打了40军根。范、张二将怀恨在心，相约杀张飞投奔东吴邀功…… 其实，我只知道故事，不知道阆中究竟在哪里？ 现在，阆中就在我眼前，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城、古城，现有的90条街巷，五分之一仍保持着唐宋时的格局，并有两处元代建筑、四处明代建筑、十二处清代前期的殿堂，以及众多的唐宋以来的街市和古民居。阆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人文荟萃、群星灿烂之城。阆中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中游，东枕巴山，西倚剑门，以嘉陵江为主干的一江四河聚集，形成山水缠护的形胜，上通广元、汉中，下达重庆、武汉，古人概而括之为“前挡六路之师，后依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 这样的地方肯定出人物。 一定的地理环境总是孕育着一方文明。 “阆中”这一地名使我颇费思量，查典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阆，门高也。”北宋《太宋寰宇记》注解阆中为：“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这是说环绕阆中的山丘其状如高门，而郡在其中。《旧唐书·地理志》谓：“阆水纤曲，经郡三面，故曰阆中。”嘉陵江流经阆中的一段古称阆水，山中水边之城便称之为阆中了。总之，阆中之名得于山水地貌，其名也，融山水城廓于一体，当无异义。 阆中是可以教人浮想联翩的，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使阆中地底下新石器遗物纷纷出土。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不仅在黄河流域也在长江流域曾经踽踽而行；它还启迪后人：即使在更早的上古，人类便寻找着有山有水有林有草之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家园是天赐的、自然的。 阆中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置巴西郡，阆中为三十一县之一而得名，其间除避隋朝文帝父杨忠讳一度改称阆内外，两千多年来，阆中县名相沿不辍，是中国至今仍保持初始原名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之一。 汉武帝时，阆中诞生了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落下同，他在阆中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用于观察天体的浑天仪，落下闳观察天体的学说奠定了中国最早的浑天说的基础。落下闳主持制订的《太初历》影响弥久并启迪了张衡、袁天罡。东汉时期，阆中人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俩为著名气象学家，夜观天象、预测风云，时人奉若神明。三国时期，这里又出现了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天文学家。一个使人惊讶而又困惑的话题是：两汉三国时期，阆中为什么始终是中国天文研究的中心？此外，从晚唐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阆中竟出了尹极、尹枢、陈尧叟、陈尧咨四个状元，94个文武进入，举人则数以百计。而三国名将马忠、南宋张宪、元明花木兰式女英雄韩娥、清代农民起义领袖顺天王兰廷瑞等，都生于阆中…… 难怪苏东坡有诗叹曰：阆苑十葩映玉宸。 面对阆中，我们今天或许还可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所有历史悠久的形胜之地，在经历了久远的环境代价的付出之后，都已经疲惫、甚至衰落了。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阆中的森林覆盖率已减少到10.7％，低于全国平均数。1989年的统计资料说，其时阆中水土流失面积161.64万亩。阆中人民不会忘记，当暴雨过后，从山上冲下来的泥沙形成大量泥包，连绵起伏，169条大小溪沟浊水滚滚，流向嘉陵江。嘉陵江已不再是清澈的水了。 长防工程六年后，阆中新增有林地面积47.5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到36.4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62.6万亩，每年减少的水土流失量为335.1万吨。 阆中的山绿了。 阆中的水清了。 阆中的人民从1989年开始的建设长防林的奋斗，是可歌可泣的，阆中人物又翻开了新的一卷，那是一大群为着长江。为着绿色、为着家园永续和可持续发展耐而无私奉献乃至献身的普普通通的阆中人。 阆中有个从1983年起做了三届九年林业局长的老局长何荣先。 我在阆中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没有何荣先，哪有阆中绿？”“你务必要去看看老局长！” 何荣先已经退休了。 1996年11月1日，我赶往阆中石子乡何荣先的家。 这是个普通的农家院落，房子还算宽敞，何荣先的卧室里摆着去世不久的他老伴的照片，慈眉善目，眼神里又带着忧郁和无奈。她走的时候肯定不放心，何荣先只知道种树拖了一身的病，大儿子患精神分裂症还在医院里住着……何荣先说：“现在，我可以经常看看老伴陪陪老伴了。” 1989年6月，何荣先腰部长了一个12厘米大的恶疮，发烧疼痛之下，他拖了二十天才去医院。这二十天正是长防林工程育苗的关键时刻，没有好苗哪有好林？何荣先奔波在田公。双龙、哑口乡现场指导。二十天过去了，医生一次抽出了二百多毫升脓血。第二天，拴着绷带，右手按着伤口，左手拄着拐棍又到石田和枣碧乡检查工程造林去了。1991年3月何荣先的大儿子精神分裂症发作，住精神病院的十个月中，他只去看过一次。儿子泪如雨下，何荣先说：“爸爸对不起你，等长防林造好我再补上亏缺的父子之情。”1991年6月，何荣先老伴患食道癌卧床不起。7月6日，何荣先在林业局职工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告假说：“我妻子过去治风湿性心脏病、胃大切除，都是她自个去的医院，如今又得了食道癌，医生判了死刑，夫妻一场，尽我最后一点责任，我要耽误几天。长防工程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做的大家各自去做，拜托！拜托！’” 何荣先说着说着就哽咽不止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但，多少人在心里说：老局长啊，你没有过一个星期天，你的儿子你的老伴都躺在病床上，你还告什么假？哪有你这样告假的啊！ 何荣先最可以告慰自己的，是实现了绿化阆中的愿望，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阆中长防林建设的任务，他说：“我只是尽了绵薄之力。”九年林业局长的苦差使，他带领阆中人民种了30亿棵树，绿化了阆中大大小小的所有山头。何荣先告诉我：“这些成绩不是我个人的，我哪有那么多山头，我要那么多山头和树木干什么？做棺材也就一根木头足够了，况且还要火葬。功劳是大家的，区、乡两级真正发动起来了，农民最穷最苦承受得最多，坑是他们挖的，树是他们栽的，林子是他们护的。我常说，你们别夸我，把林子管好护好，一代一代往下传，子子孙孙都有青山绿水好家园，就好了！” 何荣先还特别告诉我：“你要写文章还得写几句话：治千山、绿万山，农民兄弟是靠山。” 何荣先送我出门。 门前是山，门后是山，门前门后的山都是一片葱绿。 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王大明——现任阆中市河溪乡党委书记——长防工程期间是水观镇党委书记。1991年6月2日，王大明要离开水观镇了，老百姓纷纷相送舍不得他走，历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和他挥泪告别，“座中泣下谁最多？”老山塞村主任金继富。 王大明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不仅带头种树，而且关心干部，爱护百姓。水观镇每人筹30斤粮或者10元钱一共筹到17万，有苗钱了，就上山种树。一踩一个窝，一个窝里一根苗，那样搞法是种不活的，哄完了上级哄自己。这一次是工程植树，每个窝都有标准，每根苗都必须合格，干部带头，全体上山。为了炸石掏窝，每个村都买5—10吨炸药，一壕一壕整地，一个一个掏窝。风里雨里，没天没夜，时饱时饥，吃干的啃冷的，喝不到热水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阆中人得了“长防病”——胃病。 老山塞村的金继富一手捂着心口一手扶着苗苗在山上坚持着，这一天王大明从工地上下来没见到老金便急忙到他家中。金继富昏睡着，床前是一大摊殷红的血。就在把金继富送往水观医院的路上，他的胃仍然在大出血。人一到，医院便下了病危通知，马上手术，偏偏又碰上停电。急中生智的王大明跑到水观镇电影院，王大明大声疾呼道：“我是王大明，有一位乡亲胃大出血必须马上手术，急需用电，各位的经济损失，乡政府负责赔偿！”电影院里一片寂静，有的还报以掌声。发电机抬到了医院，手术室的灯亮了，金继富的命保住了。 金继富说：“要不是王大明，我坟头上的草都有一人高了。” 王大明说：“长防林的树还没有长大呢，谁也不能走。” 我们再来看长防林建设者的另一种风采——他们的手——满是血泡老茧叠老茧的手。 1990年10月，阆中大庆乡决定，给每个乡于部发一把十字镐，造林季节至少劳动二十天；到了地头不算劳动，和农民一样挥镐挖坑一天干满8个小时，才算劳动。乡党委书记李明全说：“建设长防林有没有贡献，不靠嘴上说，把手伸出来看广 大庆乡五村距乡政府有5公里远，李明全去五村劳动时，早上5点多就上路赶工了。李明全的作息时间是：6点半上山劳动，中午就近在农民家吃饭，晚9点回乡政府，然后是在乡有线广播里讲评长防林建设中的先进人物、注意事项，晚上11点到12点研究工作。 秋日的南方太阳仍像一团火，李明全接连五天带领26个农民放炮炸石、整地打窝，攻下了27亩砂岩。砂岩上过去不长树，李明全说，阆中哪一个山头都要有树。 李明全身材不高，矮矮胖胖，满面红光。 他说：“一个月劳动二十天，手掌心是泡，脚底板长茧，工作作风自然就改变了。” 他说：“你上山挖坑去了，你把‘点’搞出来了，你的树秧子绿了，农民就心服口服了。” 他说：“现在就是坐小车的、拎包包的，手里拿着不锈钢保温杯的，一吃饭就要喝酒、喝完酒就唱歌跳舞的官儿太多！” 李明全要我去大庆乡看一看：“连每个路口都是绿的”，他已经调离了，但那留在大庆乡的为着长防林的日日夜夜，显然成了他记忆珍贵而自豪的一部分。 我在南充就看见赵正贤了，那是在一个专题片中，有一个人用背篓背着高音喇叭在工地上动员，南充的朋友告诉我：“这就是赵正贤。” 赵正贤快人快语： “1983年9月份，我到田公乡工作。胡耀邦刚好号召种草种树，我在乡里读完文件便到田公乡走了一圈，田公乡总面积九千多亩，荒山占了7030亩。不种草不种树怎么活？每天都有妇女上山拢草根，一天不找柴，第二天就没有火，乐至煮不熟红薯，田公烧不滚开水，一个样。田公的好媳妇是什么样儿的？告诉你吧，那年头只有一个标准：一天能从山上背回一篓子柴火的。” 赵正贤把一座荒山作自己的点，七百多亩面积，只有稀疏的杂木与青草，实行封山，强化管护。有农民拉住赵正贤哭诉道：“没地方放牛吃草，挖根烧柴怎么活？” 赵正贤说：“咬牙！父老乡亲啊，田公的山再砍下去再挖下去，那才真是没有活路了！” 封山管护一年就见了成效，草长到一尺深，然后开三天山，只准割草，不准挖根，不准砍树枝。赵正贤在山上住了三天，又有农民握着赵正贤的手说：“真想不到封山还会长草，这山封得好！” 长防林工程开始后，赵正贤首先想到的是几代人种了几十年的树，怎么会越种越少呢？除了砍伐，便是种得多活得少，年年往上报，一年比一年多，那树桩桩不会提抗议，也不会说：“我快死了，我根本就没有活！”结果，植树造林成了植“数”造“零”。赵正贤，如果这一次长防护林继续失败，那么老百姓就会彻底失去希望，那是绿色的希望啊，山里人种地的，没有了绿色还有什么呢？1989年开始整地打窝，首先是转变观念，从一般造林到工程造林，关键在质量。一个窝50公分深，40公分宽，打窝完成后，一个窝一个窝丈量、检查，差半公分也不行，反复了三次，百分之一百合格；全乡四个村73个队，山弯弯边边儿都走到了，量遍了。 田公乡的树活了。 赵正贤动情地告诉我：“田公的老百姓想告诉胡耀邦，田公的山绿了，草肥了！” 我和赵正贤握别。 阆中，仅仅是长防林工程中出现的人物，使我这个匆匆来去的走访者目不暇接了。那是一股怎样的动力？为了烧柴？为了讨老婆？为了树荫底放牛放羊？为了孩子们放学的山路上有一片树荫？是的，是这样，痕中人说，谁要是体验过锅里有米、锅底无柴的日子，谁就知道绿色是何等的宝贵了！在川西北盆地，生存的渴望，家园美好的梦想是具体而实在的，是对环境长期破坏之后的新的认识。农民没有理论，但他们心知肚明。不过，阆中人还会告诉你，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可不光是为我们自个儿造的，那是为着一条长江啊，中国的龙脉，水清了，流畅了，子孙后代有福了！ 我在四川盆地的山路上常常看见背着背篓的妇女。那是一背篓绿色的青菜，或是从集上买回来的花布、杂物；也有背着孩子的，在背篓里睡着了。走在山道上的，是母亲的脚步，是奶奶的脚步，是生命和希望在日光下与月光下的延伸…… 那背篓背过昨天背过梦。 河楼乡当年造林还出过一个人物：乡长何海洋，翻山过坡打窝炸石，一个月穿烂三双鞋，花去了43元6角2分，占当月工资的58.9％。这是穿烂的？啃烂的？砸烂的？不，是跑烂的。 林业员敬兴民跟着何海洋跑，何海洋不说，敬兴民眼见为实。7月，天热，长防工程在河楼乡更热，1303亩的造林任务，关键在于全乡482个育苗户的375亩树苗苗。何海洋从5月跑到7月，7月里跑得更勤，秋栽树苗眼看就要出苗圃了。7月2日，何海洋带着敬兴民在白虎村跑了一整天，村里的苗圃看完了，问题解决了，鞋底和鞋帮也分开了。晚上，何海洋只好去乡供销社用17元9角买了一双新网鞋。7月8日，何海洋带着敬兴民去田公乡调运树苗，满山遍野地跑，一个苗圃一个苗圃挑。7月9日上午，这双才穿了七天的新网鞋从中腰到后跟全部脱开，何海洋又花7元8角2分钱买了一双新布鞋穿上。 还是布鞋好，跟脚。何海洋又可以甩开大步了，翻山过岭，从牛鼻梁村把20万株树苗运到天生村。7月22日，何海洋从石口村苗圃回到乡政府，脚上的布鞋又穿烂了，只好再掏17元9角又买双网鞋穿上。 谁若重提这一个跑烂三双鞋的往事，何海洋是一笑，他会告诉你河楼乡造长防林，贡献最大的是妇女。河楼乡在全国各地打工的共有2500名男子汉，仅1990年，从外地寄回河楼乡邮电所的汇款为32万元。也就在这一年，河楼乡列为阆中长防林工程启动乡。多数里人外出了，留在乡里的也就1000余个男人，怎么去完成一万多亩的荒山造林任务呢？别的乡人说：“河楼人又想外出挣钱，又要造长防林，一手还能捉两条鱼？” 男人外出了，还有女人！河楼乡妇联主任王翠萍带着正上幼儿园的小孩住到了小锣山上，一住就是二十五天，妇女纷纷上山，并且搞了500亩作为样板的“三八”绿色工程，然后是开现场会，河楼乡妇妇要顶起长防工程半边天。 严云南的公爹在新疆天山挖金、丈夫在广东砍甘蔗、儿子在河北采矿，31亩长防林又都在砂岩上。1990年7月16日一大早，严云南扛着十字镐上山了，一镐一镐挖，砂岩更硬终于有了裂缝，把顽石撕裂到变成树窝，又得流多少汗？挥多少次镐？砂岩立地条件极差，树窝还得又深又大，每一个都要达到直径80厘米、深70厘米的标准。 从7月16日到8月31日，严云南整整挖了三十六天，31亩砂岩上挖的树窝全部合格。不知道多少血泡，不知道脱了几层皮，纱布缠了几层止不住血，再扎一条白毛巾，白毛巾也染红了…… 砂岩上只有石头，还得背土回填，那是怎样的背篓啊，越背越沉，就差那么几步路了，树窝窝都看得见了，却怎么也挪不开步上不了山，歇一口气，喝一口水，这才想起女儿送来的早饭还没有顾得上吃。山下长树的土长草的土把树窝窝填满了，接下来便是栽树，栽了七天，像伺弄婴儿一样抱了七天苗苗栽了七天苗苗，心里一遍一遍地说，苗儿快长大，小鸟要安家。到1991年秋天，严云南栽的树合格率达100％。 长防工程涌现出来的阆中人物，有的我已经见不到了，追寻着绿色梦想的灵魂正安息在长防林中。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连绵不断，如歌如诉，晃动着，他们是树的最高枝，看家乡风雨晨昏，看长江滔滔流去。 敬连英，两个女儿的母亲，倒在长防工地时年仅38岁。 12月28日，阆中柏桠镇羊鹿村的村民敬连英和丈夫白玉林一起上煤坪嘴山坡栽树。这是个寒冷且干旱的冬季，一冬无雨，树窝里的泥土一捏便成了粉末，树苗苗就这样栽下去肯定活不了。夫妻俩作了分工，白玉林挑水，敬连英栽树灌水，看着水“滋溜滋溜”地滋润着村苗苗，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了，还剩下煤坪嘴山顶的几窝村没有栽。敬连英手持工具和树苗，向山顶爬去，爬着爬着，脚下一滑，从8米高的一刀切岩坡滚下，直滚到山脚路边，右侧腰部撞在一根天然气钢管上，敬连英坐起来，叫了声“妈”又倒下了。 路过的两个小学生一边扶敬连英一边哭喊：“救人呀！有人滚岩了！” 最先赶到的是敬连英的丈夫白玉林及白友胜、白世林，他们轮番背着敬连英往一里路之外的柏坯区医院。 但，敬连英的路已经走完了。 她只喊了一声“妈”，没有顾得上再看一眼丈夫和女儿便辞世了。 又过了一年，煤坪嘴山坡上的小树全都吐出了新绿。 我徜徉在沙溪乡的一片树林里，在阆中这样的石骨山这样的林子多得是，不同的只是这里曾走过一辆架架车，架架车上躺着一个垂危的病人，他叫黄玉明，身患肝癌，整整一个夏天，在石骨山上挖山不止，打窝整地。两个多月，他在山上晕倒了三次。于部、社员、家人求他：“你可以不挖了，你看着我们挖行不行？”黄玉明知道自己的病，他什么也不说，黄豆大的汗珠滴落在石头上能听得见声音，那声音便是黄玉明心里的回答：哪有比不把荒山留给后一代更幸福的呢？哪有比生命临近终结时还能挖窝种几棵树更珍贵的呢？ 从石骨山上下来，黄玉明便没有再站起来过。 临终前，他说他想再看一眼长防林工程，人们用一辆架架车把他拉到工地上。奄奄一息的黄玉明睁开双眼，找那窝，找那苗，找那细小的绿色。他看见了，他可以闭上眼睛了…… 关于阆中的长防林工程，我还看到过一份资料，仅1990年，阆中市添置钢钎凿19万套，挖断锄头94323把，投工600余万个，在红石骨山上打窝2400万个，造林23.6万亩。 这是历史的跨越，也是观念的跨越。 这是为着大地的完整而作出的一次艰难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提醒人们，在经历了太久的破坏之后，改变生存环境的奋斗绝不是纸上谈兵，或者可以轻易的一蹴而就。它需要流汗流血，几代人的惨淡经营。 秋日的嘉陵江从西、南、东三面用涛声和浪头托起了阆中城，夕阳下，山水相依，城廓朦胧，锦屏山上的观星楼很快又要迎来满天星光。 落下闳，遥远年代的光的追问者。 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鉴于秦历过时、历法混乱影响农事而求贤改历。阆中人落下闳来到京都长安，与邓平等二十多个天位学家研制新历，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太初历》。同时，落下闳还创造了浑天仪。 那时，公元前110年的日子里，观察太空、追问星光者留下了这样的富有科学精神的名言：“历之志性在于测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落下闳又说：“日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他预见到了《太初历》的不足，他只是在天文历算领域里填写了他那个时代能填写的部分，把其余的留给未来。 阆中人啊，落下闳的后代，今天我们该填写什么？ 是的，痕中营造了长防林，倘若从更深远的文化背景上看，曾经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是深刻的提醒：我们的土地以及土地之上，流失的日子太久了。因而几年、十年的造林远远不足于修复、弥补这一切，更何况还有精神与文化的流失呢？ 我想起了采访赵正贤时，他说过的另一番话。 这个名闻阆中的长防林工匠、川中汉子似乎有点伤感，当热火朝天的日子过去，然后是各奔西东，生活、工作相对来说平静了，也不用为农民的烧柴担心了，可是为什么望着满山的林子，总有对过去的苦和累的依依不舍之情？ 也许是源于新的忧患。 赵正贤说：“长防林造起来了，林子的管护已经开始滑坡，中国人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赵正贤常看见砍树枝的人，“那是砍自己的手足，砍自己的孩子啊！”可是，这些道理说的人少了，听的人也听不进去了。赵正贤说：“谁都想发财，自己捞自己的，跟造长防林时，牺牲个人为了种树为了长江大不一样了。如果这样下去，十年八年又会砍光，到那时还有人愿意去种树吗？” 再见，阆中。 盐亭：根的故事 南充市林业局的苏局长和他们的笔杆子陈林执意要送我去盐亭，部分原因是南充市林业局还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别的林业局几乎都是“烂坦克”，山绿了，树高了，林业局还是穷的，“农民还没有富呢！”他们都这样说。 路过南部县，苏局长告诉我，八十年代初该县委书记文明富抓种树，立下军令状：三年不绿化南部，请去官。有一个乡辖下的山头不见绿起来，他指着乡党委书记说：“依我看，你是混蛋书记，你连树都种不活，你还能于什么？” 听过农民骂干部的，上级这样骂下级却少见。但，农民很高兴，说骂得好，痛快。这个乡党委书记也心服口服，在规定的三天时间内交了绿化方案，带头上山，后来所有的山头都绿了。 这个决非杜撰的小故事告诉我们：在中国，多少年来的习惯是不可不说，可以不做，比如种树，年年都说，年年都能应付过去，哪知道文明富这一次是动真的，“逗硬了”。 种树的真理其实非常简单：真的种树。 天上下着小雨。进入盐亭世界，便有绿色扑面而来的感觉，11月的风风雨雨中，蜿蜒的山头上桤木和柏林的混交林里，雨雾蒙蒙，湿润而清新的空气荡漾在山上山下。 盐亭不仅是四川也是中国的奇迹。 盐亭的森林覆盖率从二十年前的3.4％，到了如今的54.75％。 这两个数率之间，盐亭人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呢？ 查《盐亭县志》，盐亭县建置始于东晋安帝义熙三年，即公元405年，已经有一千五百九十二年的历史。一千四百年前南北朝时便有井盐生产，盐亭之名由此而得。盐亭的蚕桑业也曾盛极一时，“鹅溪绢”为历朝贡品。 蜀道虽难，却总有骑驴到剑阁的骚人墨客。唐代宗广德元年至二年，即公元763年至764年，杜甫两次路过盐亭，小住负戴山麓并有诗流传： 马首见盐亭， 高山拥县青； 云溪花淡淡， 春廓水粼粼。 盐亭地处川中偏北，位于嘉陵江、涪江的分水岭上，地势北高南低，只有5％的土地为平坝、河谷，绝大部是丘陵。 盐亭自古以来产井盐、多林木，可谓古树参天，森林茂密，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森林覆盖率仍达28％，木林自给有余。 十年后，1960年初夏的一天，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从南充回成都，路过盐亭灵山铺，不见青壮劳力在地里劳作，只见童姑收禾。下车询问，路边有满脸菜色的老者告诉眼前这位大官：“没柴烧，有啥法子，青壮年都去捡柴去了！” 李井泉气恼莫名：“红五月拾柴，这是啥名堂？”干部闻讯赶来，一个个挨了李井泉的一顿训，李井泉气冲冲地走了。 那些县、乡的干部又有啥法子呢？ 一个晚上，全县办起公共食堂六千多个，农民早战夜战，食堂烟火不断，烧什么？山上的树，加上刀余家木农具加工厂，每天上山砍树的木工数以千计。 据盐亭县林业局的调查资料，当时盐亭全县的公共食堂每天烧掉60000棵树，三年烧掉7000万棵树。富驿镇五村四社的一个公共食堂三个月烧树600根。与此同时，土法上马大炼钢加上熬硝，烧掉的树木又数以千万根计。盐亭有多少树？盐亭的树再多也经不起这样砍这样烧啊！ 时至1966年，又一次乱砍乱伐。来龙乡一个月砍树2000棵，黑坪镇半年砍树3000棵。盐亭的老人回忆说：“满山遍野砍得连掏鼻孔的棒棒也找不到一根了。”老人告诉我：“盐亭的鸟儿找不到树丫筑巢产卵，只好把卵生在地上，哪知没树了风也狂了，不是风吹卵碰石，便是飞沙走石把鸟卵砸个稀巴烂，那些鸟啊嗽嗽地叫，叫得让人心疼，鸟飞蛋打，盐亭听不到鸟叫了。” 1976年，盐亭森林覆盖率只有3.4％了。 这个数率包括的内涵是从生存到生产的一系列灾难景象：农民使用的锄把、扁担，乃至两寸长的锄楔也要从外地购卖；八十年代的木材价格比二十年前上升十多倍；全县农村中小学80％以上的教室用石桌、石凳，寒冬腊月，孩子们冻得直发抖，怎么念书写字？全县农村每年有50％的农户缺柴4个月。一个挣10分工的男子汉外出捡一天柴只能煮两顿饭，后来实在捡不到了，就挖树根，挖草根。 当时就有老农民涕泪横流说：“盐亭没有根了，子孙怎么活？” 盐亭其时发展起来的一门民间特技便是攀悬岩，因为只有人迹罕至的悬岩上才能找到盐亭最后的树，才能挖到盐亭最后的根，这是一门技术和手艺，每个乡都有高手，不过，为此而遭难的也不少。林山乡穆少贵攀崖砍柴摔断了腿；安佛乡的一个姓任的农民在另一处悬岩上捡柴惊动了一窝毒蛇，纷纷向他攻击，只好滚下悬岩当场磕掉三颗门牙。75％的林山人卖掉细粮买煤烧。黄甸镇七十多岁的养牛老人黄明山，煮饭时把石块放进灶膛里，饭熟后再把发烫的石块夹到牛喝的水槽里热水喂牛。黄明山因此而成了盐亭有名的养牛模范。 盐亭的农民说：“没烧的比没吃的更恼火！” 盐亭没有根了，八十年代川妹子外流便是从盐亭发端的，林山乡共有五千多人，光棍却占了300条；盐亭一县姑娘外流的达50000余人。 没有根的土地是破碎的，人心也破碎了，家园也破碎了。 如同前文已经写到的仁寿、乐至一样，四川省共有25个缺柴县，也就是天府之国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农民，几乎不见人间烟火，那是一种怎样的凄冷呢？为了解决柴火问题，盐亭县组织65个人的煤运工作组长驻广元，设24个供煤点；同时又派出三支小分队北上西安、西至宁夏、南下贵州打通关节买炭，所有的煤矿方面的供销人员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四川没有柴烧？你们的树呢？” “砍光了！” 天府之国曾经经历的历时近二十年的能源危机，实质上是生态危机的表现之一，它生动而真实地告诉人们：无论原先是怎样的富庶之地，一旦林木伐尽，这一方地域便会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此种贫困的象征还往往不是没有饭吃而没有柴烧，因为相比较之下，水土流失的过程要更漫长一些，也就是说在彻底荒漫化之前，贫瘠的土地上还能生出红薯之类的食物，在这个时间段，关键是怎样把生米煮成熟饭。如果此种情况得不到改变，不是进行大规模的认真有效的植树造林，以保持水土，接下来的生态灾难便是完全失去生存和生活条件，家园废弃，民不聊生，那就不仅是川妹子外流了，而是生态难民汹涌。 盐亭县水电站记载：1960年至1970年，盐亭年泥沙流量达523.8万立方米，相当于冲走5寸厚表土4.5万亩。十年间泥沙侵田蚀地损失粮食3亿斤。全县江河湖塘每年增厚的淤泥为10—20厘米，蓄水量以每年300米立方米迅速递减。农民每年秋冬顶风冒雨千辛万苦兴修水利所新增的蓄水量，几乎与泥沙淤塞后锐减的数量相等！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经略水利？ 治水不治山，挖塘不栽树，修堰不种草，其结果是没有林木植被保护的山上照样水土流失，流失得更舒服，一层一层地垒积在中国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水库中。 中国从来没有如每年冬兴修水利那样，上至中央下至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乃至强制性的土方定额，抓林业办林业。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每年的植树季，形式重于内容，死的多于活的。 如果我们以对兴修水利的重视及投入，每年在植树季节用政府行为实行强制性的造林护林，并以此作为考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不了几年，中国山河就会真正开始变样，绿色将象征着我们这一块国土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土地，子孙后代有福了！ 有根的盐亭与无根的盐亭之差别，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数据中看出来。《盐亭县志》说，公元1011年至1949年的九百三十八年间，县境内其发生旱灾20次，平均四十七年发生一次。1959年至1980年的二十二年间，十六年出现春旱、十七年出现夏旱、十一年出现伏旱、十八年出现冬旱、三年出现秋旱，所有这些旱灾中七年为大旱、九年为夏伏连旱。1959年至1961年和1977年至1979年，则更是两次连续的三年大旱，山上光秃，河流干涸，土地龟裂。 流经盐亭县境的梓江，在1740年至1949年的二百零九年间，发生洪灾11次，平均十七年1次。1959年至1983年的二十四年间发生洪灾4次，每六年1次。1975年12月，出现霜日13天，为历史上所罕见。1959年至1980年间出现大风206次，平均每年9.4次。1979年4月11日至12日的大风风力达10级，最大风速每秒37米，刮断电线杆六百九十多根，仅剩的树木中又有17万根倒地。农村一片末世哀号：茅屋刮倒。瓦片刮跑、麦芒折断、玉米弯腰。1962年至1970年，盐亭粮食亩产为130公斤上下，比五十年代初下降21％。 如此萧条的年代，老鼠的种群却日益兴旺。盐亭农民告诉我，1981年7月，林场村2.4亩玉米，只两个晚上竟被老鼠啃吃达90％。那是多少只老鼠？那是怎样的大队的老鼠？它们是不是正在作一次实战演练——当人类的家园因为森林毁坏所引发的生存环境灾难破碎，老鼠以及蝗虫或别的甲虫、软体动物便取而代之？ 盐亭是不幸的，盐亭也是幸运的。 就在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所带来的毁灭的边缘，盐亭县的领导和盐亭人民不能不警醒了：山上没有树，盐亭要完蛋。几届县委和县政府连续抓植树造林，那些年盐亭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可以使人倒抽一口冷气中震颤的口号： 世界人均木材72立方米，中国只有9立方米，盐亭仅有0.2立方米！ 同时，盐亭又提出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荒”的战略性口号，这是1983年，盐亭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生存环境的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盐亭的山山岭岭中还走来了一个人物——迄今为止盐亭有记载的林业史上贡献最为卓著的林业局长周勇一一旦在写周勇之前笔者却要先写几笔黄明俊——绿色盐亭功不可没的“老林业”。 为了治理让李井泉生了大气发了大火的灵山铺，1961年成立灵山乡，黄明俊当第一把手。上任伊始便摸索种树绿化的路子，好歹，灵山的树多起来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明俊少不了挨批斗，每一次批斗会他都要督促会议的主持者：“你们要斗快点斗，几下斗完了我好去栽树。” 光头山上和骨头山上想种活树，又谈何容易！ 黄明俊经过反复观察，设想出一个适合在贫瘠之地造林的新方案——桤柏混交林——用速生固氮的桤木与缓生柏树先后配置混合成林，使桤木发挥先锋树种与伴生树种的双重作用。此种造林新技术一经试验，光头山与骨头山上便吐露出了希望，当桤木快速生长并固氮之后，柏树也在立地条件极差的山头上艰难地立地生根了。五年后，桤柏混交林使灵山乡72座荒山成了1.2万亩的人工森林公园，从此灵山改名为林山。 我在四川的长防林中到处都能看见桤柏混交林。 一种关于造林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是革命性的效果，也是盐亭植树有树、造林见林的新的开端。 但，盐亭推广桤柏混交林，却是在十年后了。 周勇17岁进西藏当兵，十八年军旅生涯，带过兵打过仗，又在西藏察隅任县委书记七年；1983年2月内调，回到故乡盐亭，挑起了林业局的担子。 在林山的林子里，周勇看着那些松木与柏木，眼睛里流露出的慈爱使这个外表文质彬彬的局长不像行伍出身，而是一个林学院的教授、或者环保组织中大自然的献身者。他说起梢术与柏本各自不同的特性，也可以说这就是树木的多样性，森林不拒绝多样性，乔木、灌木、野草都有各自的位置，都有自己的根。他说我们看见林子总有一种绿色与宁静及创造的诱惑，那是无言无语的，很难解释的。周勇还告诉我，他有时会想象林子地底下的根，他木的根、柏木的根、马桑的根、野草的根、枣树的根，各种各样的根之间的缠结、深入，对水及矿物质的探求和吸收，谁能看见这根的世界？ 周勇选择了林业，他说：“我想让盐亭的山头都绿起来，如果这样我的故乡的大地就会稳固，我自己也有了根。” 周勇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首先推广林山经验，桤柏混交，他的目标是“三年完成栽植，十年绿化盐亭”。搞林业，周勇是外行，但他有三句话：我是外行，我用内行；我跟内行学，从外行变内行；我成了内行，再跟大内行学。黄明俊就比周勇内行，学黄明俊，学桤柏混交。按照老方法春植桤木秋栽柏，两次混交，周勇想能不能在秋天桤柏一起栽植、周期混交呢？1984年秋天，他用一分地做试验，半个月后，小心翼翼地刨开土一看，桤木的白色根须走了3到5公分，周勇喜不自胜地叫了起来：“我要的就是这根啊！”100株活了96株，按照造林育苗的要求，成活率85％为合格，周勇的试验达到了％％。紧接着开现场会，谁都心服口服，林业局开始以450亩桤木改春栽为秋栽，作为盐亭的示范点。 我问周勇，为什么要秋栽桤木呢？ 盐亭冬于春旱，春栽成活率低。秋天种柏，留着窝子，明春栽桤木，晚了半年，土地又放空半年。每年秋季同期栽植桤柏，省时省工也充分利用了土地。 机柏混交林的大体格局是这样的：两行柏树，中间一行枪术；桤木长得快，给柏树打把伞遮阴，桤木固氮还能给柏树提供养分。柏树材质坚硬，幼树生长缓慢，造林当年和次年还要除草松土两次，以后每年一次，直到幼林郁闭为止。柏树是四川的风水树，蜀人或称之川柏。周勇说，你到梓潼、剑阁，看见那些森森古柏，就会想起根的艰难、根的悠久。这个时刻，我甚至觉到那些古老的黑根、幼小的白根，正蔓延在我的心里。 信哉斯言，搞林业的人要有根的感觉，要去感觉根！ 桤柏混交林，终于在盐亭大面积推广，并且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改进。 1983年至1986年，盐亭人三年育苗15000亩，打窝造林62亿亩，栽下了12亿6千棵树。他们自豪地说：我们为每一个中国人栽了一棵树。到1986年底，森林覆盖率由七十年代的3.4％上升到29.8％。1987年2月，中央绿化委员会授予盐亭县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 1989年3月，国家计委委托12名专家到南方考察，看能否通过人工造林的办法营造长江防护林工程，以控制长江中上游日益严重乃至危害国计民生的水土流失。 12名专家走了29个县，心中还是没有底。他们来到盐亭，迎接他们的是茁壮生长的桤柏混交林。实地考察之后，专家们兴奋地说：“长防工程立项，希望在盐亭！” 不久，长防工程启动，盐亭为一期工程145个重点县之一。 周勇说：“这就是机遇！盐亭难得，我也难得，我对林业局的干部说，咱们上山，林业的成绩不在纸上、嘴上，是在山上。” 我知道周勇有“草鞋局长”的雅号。偶然问起，周勇一笑，“走路轻快点，穿烂了换双新的也容易。”盐亭北部黑坪岖有1500座荒山、28万亩造林任务。周勇扛起铺盖脚登草鞋到黑坪，在农民家里住了近三个月。有人说周勇是和农民同吃同住同栽树，周勇说：“窝是农民打的，苗是农民育的，树是农民栽的，离开农民还能做什么？这话要这样说，我跟着农民同吃同住一起栽了三个月的树。” 每个山头都留下了周勇的足迹。 周勇有脚气病，脚底板开始溃烂，草鞋上常常有血迹，黑坪的农民至今还记得周局长是用脚后跟翻山走路的。农民开始以为他是犯了错误下放劳动的干部，农民说，好官清官怎么尽挨整，他犯啥子错误也是好人。后来知道他是林业局长来种树的，便对周勇说：“你发话，再去治治脚，我们种树，黑坪要不变绿坪，你再骂我们龟儿子广周勇一边用纱布裹脚裹一层便渗出一层血来再裹一层、两层，穿上草鞋动情地说：“林业局长是干啥的？就是种树的。我这脚气是老毛病了，在城里穿皮鞋烂得更厉害，我穿草鞋是治病，我来种树是本分，咱们干！” 等从黑坪下山，妻子帮他一层一层地揭开纱布，手发抖，眼泪直掉，溃烂的脚趾已经粘成血肉模糊的一块了，赶紧送医院。医生说，再晚几天，脚趾头就保不住了。 黑坪的农民说：“周勇把草鞋穿烂了，把根留住了。” 盐亭的地貌结构中，有一些是沙岩或者页岩，甚至是鹅卵石垒结而成，上古年代的海陆更替为盐亭留下的一切都是财富，它能使人想起这一片丘陵和土地的出现是如此神奇及多姿，但也为后来的植树者出了难题。有的老人说，自从盘古开天地，这些山上就没有长过树。更多的人证实，这些山头确实不是政秃的，大跃进那年月就没有树。周勇和农民商量，咱们试试看，栽上，要是能长，长江防护林不就没有漏洞了吗？上千人的会战开始了，鸡公岭、长沟头，钢钎、榔头打树窝，打得火星直冒，钢钎断了一根又一根。在庙子山一千多亩的卵石山地上，则用铁锹掏松岩，再把一个个卵石用手挖出来。然后再从山下挑来土垫树窝，挑来水滋润树苗苗，一个当当响的壮劳力，一天只能栽三棵树。关键是，这些树不仅都栽上了，而且活了，无法想象那些柔软的根毛是如何顽强地行进并且适应和稳固这些树木的。我去看的时候，鸡公岭、长沟头、庙子山早已郁闭成林，一层一层绿色蔓延着。 周勇在盐亭种树，可以说是运筹有方，指挥若令，他为了使长防林建设从采种、育苗、打窝、移栽、管理各个环节科学化，走遍了盐亭5210个山头，对每一个山头的立地条件都心中有数，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特用林五林并举，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桑则桑，宜药则药，宜草则草。与此同时，周勇又抓住造林的细节不放。这些细节可以归纳为：“五栽五不栽”和“三不准”。即：栽太窝不栽“鸦雀口”；栽大苗壮苗不栽病苗弱苗；栽须根多的带土苗，不栽手拔伤苗；栽当天出土苗，不栽隔夜苗；栽阴天雨天不栽大晴天。“三不准”是：苗床不灌饱水不准起苗，苗儿不带土不准出山，树窝不合格不准栽树。 周勇是农民的朋友，但他也深知几十年来农民都是认认真真种地，马马虎虎栽树，井不完全是农民的责任，但结果怎么样，政府、农民都尝到了：没有了树，种地也快种不成了。因此，周勇对农民说，种树没有别的窍门，就像种棉苗、玉米苗那样尽心、认真、细致，树就活了。山上光秃秃的罪还没有受够吗？没有林子，水土流失，非旱即涝，大风刮得嗷嗷叫，你还种什么地？咱们的子孙上哪儿去安家？ “你给树苗苗打石头掏窝，你就是给子孙后代造家园。” 盐亭扎扎实实的造林绿化运动中，人们的精神面貌又起了哪些变化呢？可以说，盐亭人走过了从造林到爱林，进而认识到居家安危、子孙后代、风雨调逆都与森林、环境相关联着，把根留给后人就是把家园留给后人。 大兴乡柴荆林有一处集体坡场，一位名叫敬元君的青年农民自告奋勇义务护林，为了把偷树者抓获，在搏斗中摔断了肋骨。1990年8月16日深夜，林农镇一棵古柏被雷击着火，村长一声喊，几百村民从梦里醒来穿着裤衩跑去灭火，其中有一位姓勾的老者七十多岁了也不甘人后。柏梓镇三村五社有位老奶奶听说有人在砍古树，她抱住大树说：“你们要砍树先把我砍倒！”30棵古柏——盐亭农民说的国家树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盐亭县境内1372棵名木古柏全部建立档案，挂牌保护。全县连续十一年没有发生侵占林地，乱砍滥伐的行为。 1994年7月，经过四川省长防林工程竣工达标考核验收组检查，盐亭县提前一年完成40.2万亩长防林建设任务，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规定标准，全县绿化率为99.61％，森林覆盖率达到54.75％。1995年3月，分别由林业部、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长防林工程建设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 盐亭的森林已经并且还将继续造福盐亭人民。 1994年7月的测算，全县水土流失面积为174平方公里，比起1984年的1498平方公里，少了89.6％，减少表土流失98％；县境内的水库塘堰泥沙淤积同时开始减少，蓄水量比1984年增加561.6万立方米；全县因暴雨滑坡垮塌的面积为200亩，比19M年减少农耕地损失176000亩。 盐亭的生态环境处于全面优质良性状态，并且有了自己的风调雨顺的小气候。1992年以来，年平均最高气温降低1.7℃，年平均最低气温上升0.6℃，相对温度提高5.4％，风速平均降低叨％。表土温度上升，土壤机质、含水量明显增加，林山乡10厘米以内的表土温度增加0.1℃—0.7℃，土壤含水量增加20％。盐亭境内的山丘上，枯泉再发、老泉增大、新泉涌现，农民奔走相告说是祥瑞之兆。仅林山乡涌现新泉130处，地下水每平方公里增加10－16万立方米。盐亭粮食总产量由1983年的17.5万吨增加到1994年的28.44万吨。199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56155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66000万元；而营林产值423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4％，与1984年的204万元相比，十一年增加20余倍；农民人均林业收入在100元以上，较之1984年提高15倍。按照中国林科院林业科技信息所侯兆之先生提出的“环境一资源一经济一体化”核算方法，盐亭森林资源价值至少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上。 盐亭的农民说，钱要算，那数字太大，留给子孙后代慢慢花吧，就看眼前的景象心里便舒服。确实，盐亭到处是绿，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到盐亭的人都会大口地呼吸那格外清新的空气，盐亭人有福了！从此，这一块土地以其稳固及肥沃，使洪水、干旱、狂风却步，在这块土地之上的农民也正开始离开贫困。 周勇告诉我：“稳固的土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而稳固的土地，必是有各种草木之根的缠结、延伸、汲取和输送。这就叫水不在深，有树则清；山不在高，有根则灵！” 周勇好读书，谈到盐亭提出的“一分种九分管”的林业管理问题，他说周代及春秋战国时便有了大体完备的林政，并且有很细的分工。大司徒统管农林生产，山虞、林衡则管理国有山林，封人、掌固负责植树造林，司险、积方氏、土方氏管理地方林，载师、山师管理民有林等等。盐亭如此之多的林子怎么管好护好，盐亭林业的路子以后怎么走？这些都是周勇苦心思虑的问题。 再见，盐亭！聚集着天空与大地的森林啊，那叶子写到白云上的，那根毛刻在地底下的，才是根的故事的全部。 梓潼蜀道柏森森 人在梓潼，剑阁在望，那身处蜀道的感觉便愈来愈浓，挥之不去了。 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古柏，矗立着的苍凉，历经千百年而依旧的雄姿和针叶的绿色。当李白、杜甫、唐明皇来了又去了；当司马相如在其时文坛独领风骚、卓文君当垆卖酒的爱情故事成为“司马石室”的遗踪；当刘备屯兵的御马岗、孔明扎营的卧龙山、张飞大败张郃的瓦口关都已经烟尘俱散；留下的便是历史迷茫、挣扎、推进的“大舞台”。时间带走了一切，但带不走空间，带不走太古年代留下的地理形胜，山脉的褶皱，古海的化石，在灭绝和演进中留下的根…… 古柏如是说。 离梓潼县城10公里的大庙风景区，方圆400余亩，漫山遍野古柏成林，根连枝接，莽莽苍苍，遮天蔽日，清气逼人。如此壮观的古柏林从梓潼七曲山起，沿古蜀道和川陕公路往北如翠绿烟云绵延，直向剑阁，这便是“三百里程十万树”的“翠云廓”。在古柏下默想，我仿佛听见了遥远而清晰的吟哦声：“秦川道，翠柏天，商旅兵家密如烟。” 蜀道翠柏，真是根也久远、思也久远了。 它是巴蜀人民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栽植、培育、管护的，中国最大、世界也罕见的一处人造古老行道树群体。其年限，一般认为始于秦汉，完备于明清。相传为晋代张亚子手植的一株古柏可称众柏之祖，距今已有近两千年；它周身无皮，无叶，只有地下的错节盘根，伸向空中虬枝铁干，不生不灭，有干有年，顶风傲雪，全无言说。 晋柏之侧是“应梦仙台”，今人李儒科的一副楹联，读来有点意思： 唐王应梦生无计 晋柏穿云死不休 清咸丰《重修梓潼县志》载：明万历二十二年至公元1594年——这株晋柏“高五丈余，围计高之一，巅如龙如凤，根如盘如距，其腹实坚，而肤亦肥润。”清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重修晋柏石栏载：“晋柏……无肤甲，无枝叶，玉立亭亭，柯如虬龙根如盘石，部十六朝，历二千年，雨淋日炙。丝毫无脱落之患。”明赵彦歌以颂之： 维城之北，柏振陀罔。 博厚高明，披拂青苍。 卜柏之寿，悠悠洋洋。 与天同久，与地齐长。 晋柏从留有文字记载的明万历二十二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年，曾三次立石为栏，以为防护。明赵彦在《晋柏记》中写道：“列石为栏，防其有伤以此树也，用以告之后人，知此柏之重于此山此庙者，永为梓潼之乔木，有自来矣。”清白玉藻在《重修七曲晋柏石栏记》说：“往来观者，或解带以量其长短，或抓肤以验其生灭……昔苏长公怀吴越山水云：‘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况此地之草木，其可敬当何如？杜工部咏孔明庙前柏云：‘君已蕊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况此时之柏，其当爱情又何如？因急会同仁，醵金百余，作石栏以卫之。高丈余，围六尺有奇，庶几使观者可望而不可及焉。嗟乎；三代法物苟留于后者，人必曰此有神力护持。兹柏也，有神力护之于内，而又有人力护之于外，则亿万斯年，不且与天地相始终哉。乃取十六字以铭之曰：如佛子身，不生不灭；统神州地，惟梓惟桑。 白玉藻所写实在是一篇声情并茂的美文，而且还具有相当的环境意识及人文精神。按照文中所述推而及之，明赵彦时所修的石栏似已损坏，在有可能或者已经影响晋柏安危的情势下，白玉藻才“急会同仁”，筹集资金，“作石栏以卫之”，为的是让前来观看的人“可望而不可及”。梓潼晋柏倘不是有那么多人一代传一代地悉心护卫，怎么会传到今天呢？白玉藻感慨万分地告诉时人，一种法物能传三世，人们都会说这是有神力相助，更何况晋柏？神力护之于内，但这还不够，还需要人力护之于外，如是则晋柏便可与天地共始终了。它屹立着，若龙腾，若凤舞，铁骨嶙峋，柯似青铜。它不仅集合起了天地神人，还集合起了远古当今。 梓潼人爱种树，而且爱种如此高尚如此长寿的柏树。 查典籍，听传说，蜀道古柏并非一朝一代的产物，而是自西周以来，历代有识之士和劳动人民如同今天营造的长防林一样，一锹一石一株一株种植的。其最初的动机恐怕不是为了观赏，而是意在局部改变生存环境。相传三国时，张飞头顶烈日带兵路过梓潼。蜀道艰难自不待言，况且还有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张飞便下令种树，而且要种象征常青不老的柏树，有野史说，奇迹出现，张飞上午栽树，下午便活了。也有民间传说谓，张飞在瓦口关大败张郃之后，便传令三军并布告民众，广植柏树，以庇荫蜀道兵家商旅，并亲自督察，后人称为张飞柏。诗人白航写虬枝盘根的《张飞柏》颇为形象，说是“像张将军挺着长矛，缓步走下山来”，然后是摇落多少荫凉。 有据可查的是明代剑州知州李璧修剑阁到梓潼官道，于官道两旁遍植柏树，动用的是剑阁、梓潼沿路的数万农民，放炮炸石、掏窝填土、育苗种植，其景况可想而知，翠云廓古道初具规模。在清代，多任地方官以种树为荣为翠云廓两旁行道树管护补缺。乾隆年间，邑人潘渤父子宦游还乡后，出资出力并动员乡人在七曲山周围植柏400余亩，便是今天闻名中外的古柏林。 蜀道古柏历经千百年岁月沧桑，天灾、人祸、战乱，均未能将其毁灭，实在是巴蜀之幸，中国之幸。大跃进那几年，样潼山上一样毁林成风，或许是古柏森森的威严，“翠云廓”、古柏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大体上却保持下来了。1962年，梓潼和全国一样民生维艰、财政窘困，但是政府鉴于晋柏石栏年久失修，拨款再建，使千年晋柏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交替的年代，至今健在。 我站在晋柏下，有一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历史散落在山野中，历史是活着的。 梓潼之名始于战国，集中地闪现着中国文字命名力的智慧，‘东依梓林，西杭潼水”，梓潼是也。桑梓之林在梓潼一样历尽艰辛，到1990年时森林覆盖率不足20％，年水土流失达1008万吨，年土壤侵蚀模数也高达每平方公里8379吨。 长防林工程使梓潼的林面积逐年扩大，到1995年，有林面积为62.6万亩，增加26.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28.9％。梓潼人民不仅珍惜古柏，而且在近年间栽植新拍多五十万株，七曲山林场的新柏林面积达6万亩。梓潼蜀道上，古柏新柏，凝望着家园和长江。 现在我要去绵阳了。 公元220年至265年，魏、蜀、吴三国鼎立争雄的历史，是在绵阳富乐山翻开的。富乐山原名东山，位在城东近郊，深秋冷意中登临富乐寺，想起刘备、刘璋东山之会，欢宴百余日，刘备似乎是沉醉了，其实他已把重点布置在要冲，对川西重镇涪县亦已了如指掌。那一句使富乐山得名的“富哉，今日之乐乎”，是刘备踌躇满志的表露。才子李调元写富乐山怀古诗，道出了一个古人的心态： 当时龙战野， 此地等蒿蓬。 富乐独入眼， 方知使君雄。 这一段历史限于篇幅不能多写了，我在富乐山顶独步、饮茶，无限感慨中得到的却是两句诗：天下曾经三分国，长江依然万古流。 长江在哪里？ 不要责怪四川盆地的农民只知道泯江、沱江。长江这个名字是干流的统称，它在不同河段又有不同的名字，从囊极巴陇到玉树的巴塘河口称为通天河，再向下到宜宾因产沙金而得名金沙江。从江源到宜宾流程3496公里，占全长江的二分之一以上，但因奔流在高山峡谷之中，流域狭小，面积只占长江的27％；又因地势高寒，降水量较少，金沙江水量仅占长江入海水量的15％。 宜宾以下，江流进入四川盆地的态势又如何呢？ 四川盆地周围，环绕着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高山和高原，盆地低部为低山、丘陵与小块平原的混杂。众多的支流由盆地边缘向盆底汇集，故有“众水会涪万”之说，水量也随之猛增两倍多，浩浩荡荡，蓄势待发，众水滔滔将要流向何方？前面就是长江三峡，眼看就要“瞿塘争一门”了！ 此时此刻，人们才能真正领悟到四川盆地的水土保持，对长江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回首我刚刚踏访过的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疏疏密密的长江防护林，它们尚且稚嫩的枝叶已经部分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了。面对长江，面对依然浑浊和正在加剧的严重污染，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思考一个庄严的生命话题：怎样保全、爱护我们的母亲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关君蔚先生说过，长江潜在的危险性远远超过黄河。黄河是一股水，防住了，水过之后就没事了；而长江汛期长，总流量大，水灾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其次，长江流域的土壤被冲走后，剩下的将是光秃秃的石山，石化面积不断增加，哪还有耕地呢？湖北的武当山便是一个例子。长江如果出事，损失将是惨重的，长江流域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和基础，那时要翻身就很困难了。因此，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具有深远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没有可持续的清清流水，哪有可持续的久远未来？ 长江防护林啊，站在你的树荫下，寻觅你那艰苦卓绝的根，秋风林涛说：长江可以期待，但也有一种可能是长江已失去耐心！ 1996年10—11月记于四川盆地 1997年11—12月写于北京一苇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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