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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最脆弱的。 人类是最经不住诱惑的。 贫穷的国家、地区与那里的人们，想要富起来的愿望是无可指责的，但又有多少地方越想富却弄得越穷，那是骨子里的穷，资源殆尽之后，哪有穷富可言？可见：选择何种程度的富的目标以及怎样实现这个目标，才是最根本的。 西方的富国、发达国家为人类做出的富的榜样，其实是人类的悲哀。 画方著名的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指出： 为了使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居民维持他们使人羡慕的消费水平、就需要耗费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矿物资源年产量。假定世界8％的人口一无所有，目前的能流量便至多可使18％的人。享受到美国的消费水平。但是，如果没有80％的穷人的劳动，18％的富人也难以再富下去。为了使80％的穷人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们又必须动用相当部分的世界资源。因此，18％的数字也是过高的估计。 这番话及统计告诉我们，赶上美国的物质丰富水平是不可能的，而重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老路，先污染后治理，高投入高产出也是此路不通了。 “走中国特色的路”，这是极有远见的，现在的关键是要使这句话在经济与环境的新概念下，更加具体化，并且毫不犹豫地使天平的法码倾向于环境一端。 发达国家的消耗方式究竟值不值得人们羡慕？今天的地球还能承受多久如此之重的负担？从另外一则资料中，也许我们能得到一点信息： 在北美和欧洲，那里的人们正以每年每人平均消耗25吨地下资源的代价而生存着。 占20％世界人口比例的发达国家，却占有并且消耗着世界80％的资源及财富。 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2强，这些强大的二氧化碳气流不受国界的影响，弥漫在世界上空。 就连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在大声疾呼：在世界上还有10亿饥民的今天，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必要过得如此奢侈吗？ 然而一轮新的恶性循环实质上已经开始。 发达国家凭借着科技的手段和力量，自本世纪六十年代起便开始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尽管资源的消耗依然如故。 当发展中国家希望摆脱贫穷努力发展经济的时候，通常都会面临两大困难，一是资金二是技术。在对地球资源贪得无厌、任意挥霍的发达国家既不愿牺牲自己目前的物质财富、也不愿意帮助穷国实行污染治理的情况下，相反大量地输出重污染、低技术的某些产业，这种被环境学家称为“污染转移”的行为，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侵略是毫无二致的。可惜的是，本世纪九十年代通过“污染转移”实行的环境侵掠，在中国土地上非但没有得到有力的抵制，而且有时是在剪彩、酒会、发布新闻中以这样那样的金字招牌和种种途径而“功成名就”的。老百姓从电视画面上看见的一些企业界人士一律油光粉面，然后是又一个大型水泥厂、又一个食品加工厂签约或者落成。 中国正在成为日本和韩国的食品加工基地、原材料生产基地。 中国的广东沿海有的公司正在和某国做工业垃圾的生意，有报纸呼吁：“中国不是国际垃圾场！” 有新闻媒体曾经充满自豪地报道过中国正成为世界丝绸国霸主的消息，实际上知道底细的人心里却悲凉重重！由于剿丝业的水污染严重且治理不易，欧洲的一些丝绸企业因为交不起罚金而纷纷倒闭或者转产，于是便把一块“霸主”的金牌发给了中国。 渴望富裕的穷国在还没有真正富起来的时候，便又陷入了污染的困境中，这便是新一轮恶性循环的开始，或者说是较之于原先的贫穷更具有本质意义的贫穷的开始！ 无论如何，环境正在把世界十分具体地而且是痛苦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谁也逃脱不了来自苍天的惩罚。 比如日本，悉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森林，用大把的日元进口木材，包括中国的木材。 然而由海洋及森林形成的日本上空湿润的空气，一样面临着报复或者威胁。 在中国为了增大能源流量而不得不扩建火力发电厂的时候，日本忧心重重。内蒙古到2000年计划把本地区的发电装机容量从400万千瓦增加到2500万千瓦，山东也在计划增加中。到那时中国北方发电厂的烟囱一起浓烟滚滚，在冬季，从上风头趋风而下用不了几个小时便可集结在日本上空，不呼而来，驱之不去。 当那些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互相面对面鞠躬的日本人抬起头来，看那滚滚浓烟时，这些含硫的气体已经完成了与日本上空湿润的海洋水气结合的过程，然后便是浙浙沥沥的酸雨。 日本有学者惊呼：“东京将陷于来自中国北方的酸雨的海洋中！” 人啊，当你面对经济和环境这一其实并不新鲜的命题时，难道没有那种如风如雨如烟如云一般的缠结之感？ 那么，一时的富裕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么，后代子孙的命运我们又怎么能弃之不顾呢？ 那么，请你多给地球一分爱吧！ 东邻有危言：中国正为“国民生产总值梦幻”所惑 1993年，欧美突然刮起一阵风，以新闻媒体为主导着力渲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强国”。 德国《明星》画刊1993年7月22日一期的文章说：“现在谁都睁大了眼睛瞧中国。”文章认为“世界最大的民族正在向超级大国跃进：世界任何地方的经济都没有中国增长得迅速。估计只要20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出来的东酉就会比任何国家多。” 作者进而描述道：“我们坐在深圳一个闪烁着铬的光芒的私营咖啡吧里，周围是摩天大厦和万宝路广告。中国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这个‘经济特区’这样可以自由随便地大把赚钱。这里的工人在竭尽全力地缝制、焊接、装配，这里没有工会，没有劳动保护，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收到一笔新的订货，女工们会毫无怨言地加夜班。1980年深圳有3万居民，是个沉睡的小镇，现在已经有260万人口。”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论述的中国环境问题是欧美宣传“经济大国论”没有谈及的问题，这位教授并且认为，“被国民生产总值梦幻所惑的中国刚走上经济高速发展道路，就已经成为公害大国。” 公害即是污染的意思。 矢吹晋教授以一个数字为例分析道： 1990年，中国换算为石油以后的人均能源使用量为598公斤。同年美国人均7822公斤，日本人均3563公斤，中国仅为美国的7.6％，仅为日本的16.8％。然而，同年中国全国氧化硫的排出量为1970万吨，仅次于美国的2070万吨，居世界第二位。甘本大约是100万吨，中国几乎等于日本的20倍。 迄今为止，煤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在生产领域占74％，在消费领域占70％。煤炭的脱硫和脱硝较之石油要困难得多。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离不开煤，同时又面临着： 中国煤炭的含硫量平均为1.72％。 中国生产的煤炭，90％作为燃料使用。民用煤大部分被直接燃烧，在燃烧前进行过洗煤的，只占20％。 中国能源利用率同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日本为57％，美国为51％，欧共体为40％，中国只有30％。 矢吹晋认为：“中国已被国民生产总值的梦幻所迷，有可能把解决公害的对策问题置之脑后。也就是说，‘不是解决公害优先，而是高速发展优先。’经济主义或者说增长万能的风潮似乎席卷了中国，这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有相似之处。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取得许多国家的人们已经取得的共识，那就是与其造成公害后再解决公害，不如防患于未然，现在就采取对策。从长远观点看，后者可以节省更多财物。” 据有关亚洲地区的能源利用与影响地球环境物质排出量的一份科学预测说，假设中国1987年氧化硫的排出量为1995万吨，占亚洲排出量的68.6％，到2010年将达到3724万吨，年增加率为2.75％。 矢吹晋又说明道：这里提到的3724万吨数字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假定中国1987年至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8％，2000至2010年为3.6％。1992年春天，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指标，定为10％左右。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一目标，那么，届时中国氧化硫的排出量至少还要增加0.5倍，即达到5600万吨。这个数字大约是现在实际排出量的3倍。 有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和沈阳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已接近东京和川崎的程度。矢吹晋认为“中国将会迎来公害的时代。” 日本的担忧不无道理，日本自己就深受六十年代公害之害，差一点毁灭了日本高速增长中的经济，那时候日本社会的景像之一便是：社会明显地富裕了，物质大大地丰富了，人，却因为污染活得更加艰难而且社会百病丛生。之后，日本下大本钱化大力气治理，利用重油脱硫和排烟脱硫装备，使二氧化硫的排出量与顶峰时期相比，下降了5/6。 真是人世倥偬，变化莫测。 六十年代，中国曾自豪地宣布过，公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公害之忧。现在看来，公害是不分主义的，在公害面前人人平等，所不同的只是先预防还是后治理，另外，我们究竟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社会？ 总而言之，公害是迫近在中国人的面前了。 看来，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思考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发展的主导思想： 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 人类历史——不断地砍伐森林，寻找资源的历史 当我们叙述“人类历史——不断地砍伐森林，寻找资源的历史”这一章节时，有必要先作出声明，这里说的人类历史侧重于人类为了生存而走过的坎坷不平之路。 饶有兴味的是如同笔者已在前文提到过的，自人类从共同的采集——狩猎的单一经济开始东百分途，西方的游牧和东方的农耕在寻找使人们能得以维持生活的能源这一点上却是大体相同的：即依靠自身肌体的力量，并把它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而一个强壮的男人能产生大约1/10马力的力量。 因而，在采集——狩猎型单一经济社会过渡到农牧时代以前，“地球上的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时间才耗尽了环境中的能量。然而农业环境从开始到最后‘不得不’过渡到工业环境，却只有几千年的时间。”（引自《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农业社会的主要资源是木材，对于欧洲来说，到中世纪时作为主要能源基础的木材已经匿乏，人们开始寻找出路，谁能够否认正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环境，彻底改变了西欧人以木材为能源时代的生活方式呢？ 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从木材到煤的能源环境是中世纪灭亡、工业革命出现的主要因素。” 笔者浪迹欧洲时见过欧洲的土地，那是柏林墙倒下的那个严冬．坐火车从法国到德国，沿途的平原像是多少年前就用几何图形规划好的，而每一块土地上总有或大或小的一片树林守望着，乡村的小镇上最显眼的则是耸向夭空的教堂的十字架，薄薄的雪在树林上闪着白光。倘若再往前走，去北欧，雪会变得厚起来，土地更加辽阔，风车在丹麦这个小国仍然被用来作为补充能源，而不仅仅是观赏物。看不见焦灼的黄土，永远是绿树绿草。 多少人感叹！这是上帝赐予的宝地。 然而，这块土地和地球上所有的土地一样，也是历尽沧桑的了。 公元四世纪时，欧洲大陆还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喀尔巴阡山之间的一片广袤无际的森林，一只鸟在森林上空飞过几百公里也很难找到一块空地。在大森林间，偶尔会有小木屋，不知是猎人呢还是最早的伐木者？一缕青烟会从那里升起，到了晚上则是抵御严寒和孤独的篝火…… 这使我想起；黄土高原的森林是怎样的消失的，类似的情况又何只是黄土高原一地？ 欧洲的幸运在于：它还留下了足够遮蔽土地的森林，并且没有一条黄河把表上冲入大海。 那是地球上的人类普遍地无一例外地以木材作为主要能源基础的久远的年代。 伐木的荣耀曾经是人类颂歌的一部分。 毁林造地之后粮食有了盈余，然后便是人口激增，再去毁林——那时候木材的用途之广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恶性循环的种子早已经埋下了。 读历史书知道钻木取火，有了火便有了熟食，疾病减少、人口稳定，并且有了暗夜中的光明。 火与木材就这样离得那么近又那么远。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 到14世纪，西北欧的许多地区人口仿佛达到饱和。公元九世纪开始的边疆扩张导致庄园林立，耕地遍野，结果，至少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森林已经所剩无几。因为森林是燃料和建筑材料的重要来源，它的锐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世所共知，在农耕时期，东方的发达或者说东方文明是灿烂得耀眼的，这灿烂的相当部分则是以大举砍伐森林、消耗草木资源的屯垦的火光点燃的。 据秦王一号墓出土的铁农具推算，早在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力已达到了使用铁器的水平。耕作技术的发达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又不得不进一步伐去森林或者变草原为耕地。历史上黄河流域的农牧界线几经北移。汉代司马迁划定的最初农牧界限，自碍百至龙门，北为牧区，南为农区，到唐代以后农牧界线被推至阴山以北．阴山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从此不复见。至清朝，除边远山区外，林地草坡几乎全成为荒山秃岭了。 沿着同样的历史轨迹追寻，只需换一种思维方式，也许我们对黄土高原的森林、长城以北的草原的消失会得到更使人信服的解释。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农业社会的资源问题作为一个观测点，看大片的森林与草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屹立，以及最后的衰亡。 显而易见，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木材几乎就是一切，说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是由各种松木、云杉架构起来的，一点也不过份。因而在并不摇远的历史废墟上，我们总能闻到草原和森林在遥远岁月里留下的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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