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话说五谷杂粮 据说我们都是现代人了。 现代人还吃五谷杂粮吗？ 按照纪元之后的时间序列，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东非被大旱折磨得皮包骨头的黑人，或者亚马逊河流域热带中的土著部落、加拿大硕果仅存的印第安人，我们都是现代人了，时间把我们带到了二十世纪末年这一现代的寻常小站。并且从光怪陆离的广告上得知：现代，差不多就是富裕、享受、舒适的代名词。 于是便有了现代的怪胎： 人类拥有的物质越多，精神却愈加贫困，思想开始日暮途穷。 这是商品日益讲究包装的年代，可是人的物化与自私却无需遮掩，堂而皇之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逃避良知与责任。人类学家的困惑是：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素质的定位，在无法抗拒的社会风靡的潮流面前，软弱得像一根小菜秧。 对急于摆脱贫困的人们来说，不择手段的结果便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次轮回。 没有物质财富的生活不是生活，更别提现代生活了。 可是当人只把自己出卖给财富的时候，物质除了埋葬灵魂 以外还有什么意义？ 这是人的困惑，也是文明的困惑。 西方早已经物质丰富的发达国家的思想学家如英国的白德 库克在探讨这种巨大的困惑时，是以理智的冷静、融合的目光、 整体的研究，从回顾远古人类婴儿时期文明初创的人类集体心理学为起点，并且认为弗洛伊德的可以抽象为利己与利他主义的对立统一的“情感矛盾”，将始终伴随着人类人格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当然也包括了地球人文明的走向。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我们的祖先。 为了不让“现代”成为孤陋寡闻的同义词，文明是需要经常回顾的，尤其是遥远的天地玄黄。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当全球的原始人类离开采集、狩猎的二元经济，便开始了最初的东西歧途。或者可以这样说，人类本来曾试图走一条共同的文明、发展之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冥冥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或者因为东西两半球地域和气温的差异，总之他们分手了，在同样的起点上，西方走向游牧，东方则开始了和历史一样漫长的农耕时期。 我们暂且不谈东西歧途开始之后，宗教、文化心理的种种差异，有一个调查是饶有兴味的，据人类学调查报告《文化与生态学规划》的数理统计分析，西方的游牧部落以“人格独立”和“傲慢”两项比值最高；而东方的农耕民族，则以“憎恨”和“妒嫉”两项的比值明显居重要地位。 文明不是涓滴小溪。 文明是容纳及汇合以后的夺路而去，看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的走向便明白无误了。那是多少次艰难的穿越：荡气回肠是走出走投无路之后的叹息；磅礴狂啸是淹没十面埋伏之后的余音；草木呐喊，山林摇旌；唯一宁静的是它的源头、一个巨大文明的发祥之地…… 那是东方文明由此而始极天下之盛的时光。 炎黄子孙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炎帝神农遍尝百草“教民食五谷”及“来耜耕褥”是农耕文明之初的一大创举，真正区别于采集的人文初祖的里程碑。而“来把”则是炎帝和当时的老百姓一起发明创制的耕作农具，这始于7000年前的最简单的农具一直沿用了几千年，耒耜之下的耕作和收获也使我们的民族在时饥时饱中得以繁衍生息至今。 我们喜欢吃大米。 我们也吃五谷杂粮，并且饲养家畜。 和游牧民族更多地继承狩猎的传统，在星光月色下茹毛饮血、扑杀并吞食动物的肉大异其趣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农耕中更专注于和各种各样的植物打交道，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最初的欣慰，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植物生生不息，每年四季更替的神秘想象，面对风风雨雨的恐俱及无可奈何，久而久之，有了“飞鸟负日”、“嫦娥奔月”的神话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的思片。 但，那哲学的思片还是零星的片断，她只是附丽于文明的曙光，作为东方文化的神秘之母，她在其时还只是一个因子，在 火与五谷的金黄色相辉映着的文明曙光中，她蛰伏，坚韧而又耐心地实践着一个真理；能使任何一种文明的辉煌达到极致的， 只能是文化。 当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后人，企图冲出前人的樊篱，审视先哲的各种文化遗产时，我们发现有一些并非诗的格言却 是与人类共长存的，比如；民以食为天。 关干五谷杂粮的回顾因而便丰富多彩，发人深省。 中国目前正在建设中的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的河西走廓，早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便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了。 唐代前期，河酉各州在天下升平之后，似乎并没有沉溺于声色犬马或大吃大喝，而是苦心经营了农田水利建设。史料记载：当时渠道堰坝一律配套，实行地方官专人负责严密的管水配水制度，仅敦煌一地就开有大小灌溉渠道100多条，渠道两侧都种有防风的树木。其时河西耕地总面积约合现在的320万亩，相当于今天河西耕地总面积的30％。 到盛唐时，河西走廊一带每亩粮田的平均产量合现在的153市斤，相当于1949年前的水平。年总产量约合现在的22．7万吨。天宝年间，河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为1723758石，每户平均上交29.01石，合现在的2396市斤。这个数字与今天河西农民每户平均向国家交纳的粮食相去无几。也就是说1000多年后，河西农民送往国库的粮食按户平均计算比盛唐时略略高一点。 河西如今的粮食亩产量较盛唐时高约4倍，但户平均耕地面积却不足唐朝时的1/4。 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河西的农业态势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人口暴增，耕地锐减。 1993年行将过去之前，这个世界不知感悟到了什么，人们忽然谈起粮食问题了。而1993年对于世界来说，除了波黑等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动乱之外，还算是太平的。择其要者，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握手了；南非正准备结束白人的一党统治；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欧洲人正热切地希望寄托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而中国，则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更使世界侧目…… 然而，日本忽然有偷米贼横行，这么一个经济大国，居然还有人去偷米？原来在日本内阁决议开放部分大米市场后，不仅影响了市场也影响了政局，30个产米县的议会通过了反对开放大米市场的决议，农民集会抗议，容易生产恐慌感的日本人有人去偷米就不足为怪了。 几乎是同时，1993年12月16日，韩国总理黄寅性辞职，然后是内阁总辞职，这是金泳三当总统执政10个月来．第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 总理辞职，为的是对韩国部分开放大米市场负责，日本与韩国都是因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接受了关于农产品准入问题最后调解方案而引发的两场风波。 看来害怕挨饿的不只是中国人。 大米与政局，竟也如此密切相关。 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1993年是中国粮价放开第一年。 城镇居民不用按月去粮店门口拿着粮油供应本排队去领粮票，自然是方便多了，但又有潜意识中的不踏实。笔者访问过附近粮店的一些老主顾，及粮店工作人员，有人担心；碰上灾年怎么办？中国可是12亿张嘴巴！ 秋粮收购时期出现了多家竞购、农民惜售的现象。到1993年11月1日，江苏省入库秋粮3亿多公斤，占合同订购总数的12%。 除了粮贩子囤积居奇、农民待价而估之外，粮田面积税减也是其中的关节所在。1993年在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1.19亿亩，比1992年减少1217万亩；总产量为4226.4吨，比上年减少519万吨。11月以后，沿海地区大米价格上涨，同时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安徽等我国粮食生产区大米价格也开始上涨，12月，北京被波及，米价、油价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市民的心理及市场稳定，况且又是年关。 中央及国务院不得不再度实行宏观调控．平抑粮油价格。 普通的就是重要的。 更普通的就是更重要的。 最普通的则是最重要的。 粮食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形象地说明了这关于普通和重要的三级定义，在追逐奢侈的年代里，米饭和馒头像垃圾一样被扔掉，中国的大多数人在潜意识中仍然为可能的饥荒而担心，无法想象当维持人类生命的最普通的粮食都得不到时，富裕和贫困的差别是什么？所有人都得吃饭。 事实上．我们曾经长期忽略了在共和国版图上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贫困而又相当地集中并且连片，这是极可怕的，它像一个毒瘤会浸润、侵蚀周边然后渐次扩大，形成蓄势待发的“贫困效应”，最后如沙漠一样侵吞一切。 大规模的扶贫始于1985年，199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扶贫研讨会”上，国际舆论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减少表示了惊讶和叹服：世界性的贫困规模居高不下时，中国的扶贫成就自不可忽视，贫困人口减少了4000万。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乐观。 我们迫切需要正确地估计中国当前的富裕程度。 忧患的年代到底过去了没有？ 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分别使用不变价测算，结果证实：在全国1903个县中间，已有200多个县进入人均年收入千元县的行列，但还有520多个贫困县仍需国家财政扶助。目前我国农村至少还有8500万人年收入低于300元而处于不得温饱的贫困状态中。 这个对世界和中国而言都应是负责的测算所包容的信息其实是丰富而耐人寻味的：如果200个人均千元县算是相对先富起来的话，那么贫困中的农村人口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剩下的将近1200个县的农民则应属于已经温饱或尚可温饱的极大多数。 这便是中国农村的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现状便是中国的现状。 我们充满了选择的艰难。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及宫廷生活，已经由这些年翻来覆去的影视描述得淋漓尽致了。这些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皇帝中，也还有仍然牵挂着民向的疾苦的，比如康熙。据现存的档案资料，从1693年起，康熙曾明令他在江南的心腹苏州织造李煦、江宁 织造曹寅在进呈给他个人的“密折”中必须逐月报告该地区的 气候、年成及粮价涨落的实情。此类“密折”有一个专门名词，谓“晴雨录”。因为这个“晴雨录”当代史学家能将康熙时期的粮价波动作出比较，以及了解粮食的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仅此一端，康熙便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仅知道柴米价而且知道真实的柴米价的皇帝。 康熙对“晴雨录”要求甚严，涨跌几钱几分都要如实及时奏来，否则即便亲信也难免被斥责。如：“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不奏？不合，明白回奏。”还有：“朕早知道，此折奏迟了。”对各地米价他还用别的途径加以比照、验证，“从福建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这是为了防止地方官说假话糊弄朝廷。一时朝中百官、地方大员不得不经常关心粮市、米价，康熙认为“民仰依者食也，食之足者天世，所以雨肠风云无不细察。”康乾盛世，此为一端。 今天，8500万不得温饱的贫困者，我们的农民兄弟，其中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幼童，有一辈子很难吃上几顿饱饭的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甚至爷爷或奶奶，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这些维持生命最基本必需品的重要性，再一次凸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怎能不直面现实？ 并非仅仅是巧合，人类面对的种种困境无不具有全球性。1994年新年刚过，世界上至少有两个权威组织的报告紧急呼吁：全球粮食产量将至极限，人口爆炸必然造成粮荒。 有意思的是，这两份报告一份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一份来自美国。而紧迫地面对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的亚洲和非洲，却只是这两份报告的读者。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说：保护农业耕地已迫在眉睫。如果今后20年内不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耕地，那么全世界将会丧失1亿4千万公顷农田。目前人为破坏丧失的耕地已达9亿公顷。 粮农组织的领导人说：30年后世界人口将会增加26亿即总人口达76亿之多，而世界的农业耕地面积正在以每年80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之中，即每年失去一个爱尔兰的面积。这意味着全球必将面临的严重粮食短缺，有一些人将食不果腹。 在这一份报告中，中国名列亚洲耕地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首。 耕地日益锐减，人口逐年暴增，30年后人们吃什么？——有报章这样问。 世界观察研究院在其《1994年世界情报》的常年报告书中说：世界粮食生产能力快要达到极限，土地与水源的枯竭或恶化，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放慢，并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加。 报告书忧心忡忡地指出：“由于世界人口庞大，以及我们的消费习惯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我们已经使地球的负荷过重。” 亚洲的大米产量出现最大幅度的减少，过去3年的产量都在消耗量之下，去年最后3个月世界稻米的价格一度陡增。 世界最大小麦生产国中国，在1977年到1984年期间产量增加81％，但是从1984年起小麦产量的增加已降到每年16％。 另一方面，从1990年到2030年的短短的40年间，世界人口将要达到86亿，一年增加约9000万人，其中96％是在贫穷的国家出生。 整个世界面临着调整人口政策，重订发展策略的问题。 据《农民日报》消息：我国的耕地面积在保持了两年的基本稳定之后再度锐减，去年共减少耕地1131万亩，人均占有面积已降至1.22亩。 《信息快报》报道说：国家农业部最近综合历年情况提请社会注意：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已跌至警戒线。 为了使12亿人吃饱饭，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必须保持在16．5亿亩以上，否则粮食生产与需求形势将会发生逆转。然而我匡粮食种植面积近两年明显减少，1992年比1991年减少2400万亩，下降到16.6亿亩，1993年初步统计又减少了4000万亩左右，下降到16.2亿亩。 同胞们，你看见了吗？警戒线的红灯。 红灯闪烁的中国农村大地，那里是我们真正的衣食之源、衣食父母的所在！ 关于耕地减少，土地沙漠化的警告或者呼吁，在近几年间可谓此起彼落不曾间断，从主管部门国家土地局到环境学家、人口专家、记者、作家都加入了这个呐喊的行列，却又常常被另外一些热潮悄无声息地淹没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