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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陈壤假药案启示录 引子：天堂与地狱之门是对开的 命运常常跟人们开一些残酷的玩笑。 公元1984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消息：《福建一枝花——记晋江陈埭公社农民集资办企业》，并附有署名短评：《陈埭的启示》。 相隔一年三个月零八天，即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条消息：《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假药案的集中地便在晋江陈埭镇），并且同样附有署名短评：《岂容“谋财害命”》。 我相信两条消息都是真实的。彼此冲突、彼此对立、又彼此契合的真实。 怪哉！一枝花和假药案，共生于斯！同存于斯！陈埭，你是上帝的伊甸园还是方士们的炼丹炉？ 历史往往有这种情况，你想走进这一间房间，却走进了另一间房间。你持着上帝发给的门票想走进天堂，却不料走进了地狱。 于是，我得到了一点启示，我发现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 胜与败，功与过，荣与辱； 改革者与阶下囚； 天堂与地狱…… 它们的门都是对开的，既相对立，又相比邻。一念之差、一步之遥、一转身之间，便会走进与初始的愿望相反的境地。 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这里不是上帝的伊甸园 晋江县地处闽南一角，东临台湾海峡，西邻南安县，北与文化古城泉州市隔江相望，南边登上宝盖山的宋代石塔“姑娘塔”朝大海深处放目，茫茫海天之中若隐若现的便是大金门。 这里常年有台风的侵袭。村村舍舍的房屋几乎都是用花岗岩的石料砌起来的，在绿树掩映之中。像海浪中的礁石一般坚固。而干旱又伴着风沙肆意为虐，防风林和绿化树以麻木黄为主。这种树有挺拔的主干、须状的针叶、高耸入云的尖梢。它耐干旱、抗盐碱、能抵御强台风，像闽南人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 水土流失的地方，人也流失。历代以来，这里的人们便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乘着一艘艘“诺亚方舟”，到海外去寻找上帝的乐土。现在侨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及港澳同胞约有8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年侨汇三四千万元，占全省侨汇的五分之一。随着开放政策的吸引，近年还在递增。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流。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扭转这种人与钱的流向呢？ 无怪乎这里盛产龙眼。村村落落，甚至一些人家的庭院里，都生长着一棵棵葱郁的龙眼树。八月中秋，龙眼树上挂满了龙的传人泪汪汪的、甜津津的、圆圆的、望眼欲穿的思念。 思念是苦涩的。思念又是实惠的。强大的侨资、侨汇的刺激，使这一地区的商品经济特别繁荣。全国闻名的石狮镇，成了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基地。有些乡镇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有些在国内畅销。最近晋江的乡镇企业产品在京展销，引起普遍的好评。但在走私猖獗的年月里，石狮又是一个走私品的重要集散地。在这个人间购物天堂里，几乎什么都有出售，甚至女人。“严打”时期，一条新华街便抓了40人，其中就有12人是卖淫的，以至包括县政府招待所在内的各旅馆张贴的旅客须知上都不得不明确写上“严禁宿娼”的条文。 晋江的临县惠安，以石匠、泥匠、木匠三匠知名天下，每年有十万、数十万的匠工走向全国。戴着凤凰花巾只露出一张面孔，穿着花色对襟短褂却露出肚脐眼的惠安女子，似乎成了与惠安传统的经济活动相辉映的传统的文化标志。 泉州人则似乎憩静于小康生活的气氛中。闹市中的侨乡名刹开元寺，固守着一种久远、幽静、古朴、超凡脱尘的韵味。东塔、西塔的风铃，轻妙悦耳地传播出一种令人心醉的乡情。这里街市繁华而又狭窄，至今不通公共汽车。远方来客只能乘坐那种三轮“婴儿车”。街市当中偶尔可见到一孔孔小井，井口比一只篮球大些。居民常用大半个篮球从井中汲水。传说，某个朝代有位和尚预言，在天亮之前挖一百口井，泉州（包括辖地晋江）便必有王者兴。于是，人们便挤命地挖呀，挖呀，挖到天亮，鸡啼了！一数只挖出了99口井，功亏一篑！泉州终于没有出皇帝的福气。 晋江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里远离权力中心。商品便成了中心。钱便成了皇帝。钱可以君临一切。晋江人似乎永远躁动着活力、躁动着不安。亏得起老本也赚得起大钱。这里出产最多的便是商品、商品经济观念和商品经济头脑。 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极其特别、极其复杂、极其敏感的地区。有人说，能当好晋江的县委书记，就能当好地委书记、甚至省委书记。1984、1985两年时间里，这里县委书记换了两个、县长换了三个，走马灯似的，交椅还没坐热便拍拍屁股走了。 这是一个既生长繁荣又生长混乱、既生长幸福又生长痛苦、既生长欢聚又生长别离、既生长光荣又生长耻辱的地方。 陈埭镇，便处于这样一个地理氛围之中。这里既是培育“一枝花”的天然土壤，又是滋生假药的良好温床。 2．走出了阡陌的栽花人 9月，陈埭的田野一片翠绿。晚稻吮吸了充分的阳光和水分，长得绿油油的，像是铺在大地上的一方一方的地毯，在咸涩的海风中一阵一阵地波动。 就在这片片葱绿之中，显露出一条条枯黄的阡陌。阡陌！阡陌！中国农村最古老、最僵化的动脉，在上面流淌的是几千年的汗水和血液。它是阿尔温·托夫勒所说的人类历史“第一次浪潮”最坚固的堤坝。这道道堤坝在神州大地尤为漫长、久远而顽固。它像一根根粗大的绳索，紧紧地捆绑着泥土、捆绑着村舍、捆绑着一代又一代农民的手脚。千百年来，胼手胝足的农民在这条条阡陌上走来走去，它可以一直通向中国古老历史的纵深处，而无法通向共产主义天堂。 陈埭方圆30多平方公里，原来是一片海滨滩涂，一块自生自灭的大蛏坪，被勤劳的人民开发出来了。现在有6万多人口，直系、旁系侨眷属约占60％，其中回民1.6万人，据考系阿拉伯人的后裔。这块地盘上只有3万多亩农田，人均才5分地，一年的农活总共不用两个月便干完了。海产又主要以培育蛏苗为主。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农民的活力基本上被束缚在条条阡陌之内。于是，闲人多了，闲钱多了，闲房多了。人闲了便要发泄精力。陈埭在闽南一带，封建械斗是出了名的。人们编顺口溜说：“农业学大寨，打架学陈埭。”宗族械斗由锄头、木棍发展到土枪土炮，尔后又演进到雷管炸药包。械斗的时候，血肉横飞，惊天动地。至今乡里仍可以见到宗族械斗留下的断壁残垣。1978年，陈埭粮食亩产虽达1700多斤，但人均分配才52元，农民仍未摆脱贫困。 农村经济改革的春风终于在这片土地上唤醒了沉睡的生产力，小农经济的固有堤坝决口了，商品经济以一种雄阔的潮汛奔腾而来。“第二次浪潮”迅速漫过条条阡陌，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历史的演变。党的富民政策给闲人、闲钱、闲房注入了新鲜血液，“三闲”（闲钱多、闲人多、闲房多）变成了“三忙”，激发出蓬蓬勃勃的活力。小小陈埭，弹丸之地，竟在几年时间里，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近900家乡镇企业，计有皮革、塑料、竹编、草织、机械、五金、建材、食品等众多的行业。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一时之秀。全镇平均每10到14户就有一家工厂，每户有一至两个务工的农民。务工的农民总计有16000多人，占全镇总劳力的80％！乡镇企业之花在村村户户农民家里迎春怒放！ 一代农民终于从古老的阡陌上走出来了！陈埭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潜在的、被忽视的、被压抑的生产力，像地层深处的岩浆一样喷射出来。 3．铺满鲜花的路 陈埭这一枝花从一开始冒芽，就充分享受到了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全部阳光和雨露。政策条文、党政领导，以及工商、银行、税务……各个职能部门，都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开绿灯。谁都希望做育花人而不是葬花人。 地利加以天时，聪明能干的陈埭人终于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奇迹。从1978年至1984年，短短六年时间里—— 乡镇企业产值从400万元增长到9000万元； 国家对企业的税收从11万元增长到400多万元； 农民收入从人均52元增长到800多元； 全镇工农业总产值从1300多万元增长到亿元！ 亿元！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数字。万元户！千万元村！亿元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叫得最响的名称。陈埭镇是全省第一个亿元镇。地委、行署立即在陈埭召开了表彰大会。1984年12月6日，省委、省政府给陈埭发了贺电。同月，省政府授给陈埭一面奖旗，盛赞陈埭为“乡镇企业一枝花”。 这枝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颂扬。省、地、县一些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纪委、妇联、侨联、共青团等各阶层人士，都纷纷来陈埭视察、参观，对这枝花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很高的评价。还有的领导同志要宣传部门为陈埭写书，一年写一点，五年就是个宝藏。《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队企业报》、《新观察》、《福建日报》等报刊都对这枝花作过宣传报道。前来陈埭参观、考察、学习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达数千人次。此时，陈埭镇的领导人被簇拥在一片鲜花之中，真感到“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啊！ 但他们决没有想到，这条铺满了鲜花的路，并没有把他们送上天堂，却送进了地狱！ 鲜花遮掩着毒菇！一些食品厂即假药厂也在乡镇企业的旗号下，吮吸着最充分的阳光雨露，像毒菇一样丛生。这里应该指出，假药厂只占乡镇企业的6.4％，除去假药的产值，陈埭仍然接近或达到亿元镇，作为“一枝花”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啊，乱花渐欲迷人眼…… 二、系上了黄金的鸟翼 ——陈注升的改革悲剧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泰戈尔《飞鸟集》 1．赤脚书记 他还想飞。尽管已经五十六了，身体已经发胖到了一定的极限，没有进入任何一个领导层次的第三梯队的可能。但是，在改革的春风的感召下，他还想飞。飞得越高诱惑越大。天堂的魅力是谁都无法抗御的。 1985年7月，他作为一名代表参加了福建省第四届党代会，并在拟议中将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因为他是晋江县陈埭镇党委分管乡镇企业的副书记，福建一枝花的关键育花人。花随人开，人随花香。注升！注升！倘若他再年轻一些，那注定是要提升的。岂料到两个月，他还正在贯彻党代会的精神的时候，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 陈注升再也飞不起来了！ 9月，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打赤脚的季节。他喜欢赤着一双脚，穿着圆领汗衫和蓝短裤到处跑，这样似乎和土地亲近些，和农民亲近些。对于一个胖子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散热方式。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赤脚书记”的赞誉。尽管这个称谓在80年代缺乏新意。 这几年，陈注升接待了许许多多来陈埭视察的各级首长。有时，陈注升正打着赤脚，突然听说哪位首长光临了，便赶紧匆匆忙忙擦一下脚穿上一双鞋子去汇报。陪着首长和各界人士“赏花”，几乎成了他的中心工作。客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陈注升随叫随到，经常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陈埭镇政府，二楼会议室。这里曾簇拥在一片荣誉和赞美声中。一面省政府授予的“乡镇企业一枝花”的深红色丝绒奖旗挂在正中墙上，旁边摆着玻璃镜框装饰的各种奖状。四面墙上挂满了一些各级领导同志亲临视察的彩色照片。置身于其中，令人不能不油然起敬。 会议桌旁摆着几个柜子，柜子里就放着陈注升的“魔术箱”。箱子里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他接待各色人等，能根据不同人物、不同需要，变戏法似的从“魔术箱”里掏出琳琅满目的乡镇企业的产品，经常拿一些银耳冲剂、玫瑰茄冲剂泡给客人们喝，然后汇报说是食品饮料。至于那些川贝批把冲剂、板兰根冲剂等等，明确无误地标明了是药剂，自然不会拿来待客也无须汇报了。 一次，厦门大学的学生来陈埭参观，介绍了是这个系那个系的学生之后，陈注升又从“魔术箱”里掏出了款式新颖的锃亮锃亮的男女式皮鞋，张开大嗓门说：“我们农民不识字，也没有读过皮鞋系……” 众皆大笑。陈注升拿起一双皮鞋扬了扬：“但我们农民手工做出的皮鞋却很漂亮。这是家庭工厂里做出来的。这些工厂呀，是瑞典式的、新加坡式的、香港式的……欢迎你们大学生来给我们写书。也欢迎你们买我们的皮鞋，价廉物美，买一送一！” 陈注升初中文化，没有读过经济系，更没有学过企业管理，但对于“买一送一”之类的生意经倒颇为在行。乡镇企业做的提包上印有“香港”、“上海”字样，陈注升就在厂长会议上说：“只有这样才行，写陈埭谁买你的？”这倒不是陈注升的发明，这是时下流行的一种生财之道。 这位分管乡镇企业的镇党委副书记，在改革的浪潮中充当了一名闯将，在晋江风云一时，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改革的高招。他的改革也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大胆！陈注升经常说：“政策没有明确规定不行的，我们就冲！”他确实像一切改革者那样有一股子冲劲。大胆，这种品格既可贵，又可怕。当人们的能量已经聚压成一堆干柴的时候，“大胆”便是一粒点燃它们的火星。当举着大胆的灯把冲进禁区时，那被焚毁的当然包括大胆者自己。 因为块头大，镇里的干部都称陈注升为“大鼓”。人们认为他见的世面多，屁股大不会翻船，却不料还是落水了。那些和领导同志在一起的彩色合影，并没有给这位赤脚书记头上笼罩上什么避难的灵光圈。在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艰难进程中，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有过这样那样的荣誉、称号，而在头上镀上一层逃避法律束缚的灵光圈，这是陈注升悲剧的遭遇给我们的一点告诫。 2．一份特急传真电报 1983年10月17日，一份特急传真电报出现在省委办公厅的办公桌上。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电文的标题是“关于急待解决社队企业食品卫检的请示报告”。 报告是陈注升草拟的，经公社党委书记蔡绍利、社长洪肇添（当时还未改称镇）阅过并润色后以陈埭公社党委的名义签署，呈送县委办公室发电。报告要求直接送交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陈埭是省委政策研究室抓的一个点，他们有越级直接报告的便利。 电文在报喜之后报忧了： ……当前出现了严重影响和阻碍社队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问题之一是食品卫生检验工作还适应不了产品的发展和要求，我社今年食品加工，占全社企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即1000多万元，主要生产“银耳冲剂”、“玫瑰冲剂”等10多个品种。按《卫生法》要求必须卫检合格才能销售，而由于我县食品卫生检验机构至今尚未开展此项工作，创新产品又无明确的检验项目和标准，各级检验部门也不给检验，因而销售产品得不到合法的卫检证明。最近省卫生厅科技处以及晋江地区医药分公司又函告省内外各有关单位，说明我社食品没有卫检（这是事实），使全社货款在外地被拒付达400多万元，有的单位还要求退货，群众思想混乱，已有30多家食品厂基本处于停产。 为此，我们恳请省尽快支持解决社队企业食品卫检问题，以免造成损失。 忧就忧在食品（实质是假药）没有合法地位，货款被外地拒付，厂家面临散摊危机，而这一切又是与公社（镇）追求亿元产值的目标密切相关的，无怪陈注升会心急火燎地起草这份电文稿了。 问题就出在食品和药品的界限上。这是一条楚河汉界，是不得随意逾越的。 陈埭先后有45家食品厂，生产快餐银耳、玫瑰茄、桂圆茶、胜利滨等食品饮料。食品要直接掏消费者的腰包，自然销路滞涩。在销售过程中有人给推销人员出主意，若改成冲剂当作药品，则公费医疗单位可以公费购进销出。于是这些厂家从钱眼里发现了一片黄金宝地，纷纷将快餐银耳、玫瑰茄、桂圆之类的食品饮料改名为“清肺冲剂”、“润肺冲剂”、“降压冲剂”……。实际上银耳本身也是食用和药用的交叉滋补品。这样销路大开，财涌如泉。高额利润刺激得一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一些厂家竟盗用国营药厂的批准文号，直接生产“感冒灵”、“利肝灵”、“板兰根冲剂”、“菊花冲剂”、“金银花冲剂”……等等数十种假药。有的则干脆伪造丈号，胡编什么“闽卫××号”、“闽晋卫××号”、“闽泉卫××号”、“闽卫药准××号”、“福卫准××号”……。五花八门的伪造文号堂而皇之地印在假药包装盒上。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一包包、一箱箱的灾难飞出去了！ 假的就是假的。一些医药单位发现药品的文号、价格等有伪，纷纷来函来电给福建医药公司晋江分公司查询。该分公司发函明确说明：“我区晋江涵口等公社以各种名义，假冒批号，自行组织生产清肺冲剂、玫瑰降压冲剂、润肺止咳冲剂、胜利滨降压剂、银耳冲剂等多种药品，未经药政部门审批、药检部门鉴定和物价部门核定。” 陈注升在他起草的报告中提到了地区医药分公司的这个函告。函告清楚地说明这些冲剂都是药品。但陈注升仍一古脑地把它们当作食品要求卫检。他始终说不知道那些冲剂是药品，请看法庭上公诉人和被告人陈注升的一段对话： 公诉人：你们镇销售的冲剂有哪些购方退货？ 被告人：有一些医药公司、卫生部门、医院。 公诉人：那为何还不知道销往这些部门的是药品？ 被告人：推销员出去怎样说的我不知道。 公诉人：你应该实事求是地回答，“批把止咳冲剂”这个名称是药品还是食品？ 被告人：就是分不清才要求检验。 公诉人：你也提到省卫生厅（以及地区医药分公司）说你们生产的是药品，怎么还说不知道是药品？ 被告人：但是我们认为是食品，所以才请示。当时是不清楚。我文化水平有限，“冲剂”这两个字不懂得理解。 公诉人：你到底什么时候才知道冲剂是药品而不是食品？ 被告人：到（198年）《药品管理法》公布以后。 …… 与其说陈注升装傻，不如说他糊涂。但糊涂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也不止是公社一级领导。食品要卫检，这在1983年7月《食品卫生法》开始执行之后，知道的人可能多些。但当时的《药政管理条例》（试行）规定药品要药检，所知者则寥寥了。这个在《药品管理法》公布之前试行的《药政管理条例顺知者也为数不多。在陈注升向省委写报告之前，省社队企业现场会在陈埭召开。省、地、县300多位代表，检查、参观过宫口、西滨食品厂，没有任何领导提醒他们那些冲剂是假药不能生产。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个别领导还大力表扬陈埭，为冲剂生产作辩白。支持改革、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似乎已经蔚成了风气。尽管卫生行政部门的同志对陈埭生产假药发出过告诫，但陈注升等公社领导耳朵里听得更多的还是赞扬声，他们更迷信发自权力中心的旨意。 陈埭公社党委的请示报告批转到省卫生厅之后，卫生厅有关同志给晋江县委办公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办公室又以电话形式转告了陈埭的陈注升，传达了四条指示，大意是：①药品生产要报卫生厅批准；②伪造批准文号不能用；③主治功能不能写；④食品可以生产。可是，这样一个电话，已经无法阻止正在肆意泛滥的假药生产的热潮了。它比一片鼓励、表扬的声浪微弱得多。陈注升等领导丝毫没有从中听到报警的声音。 3．金钱的漩涡 金钱和权力，权力和金钱， 人们会对此感到高兴； 至于什么公道不公道， 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歌德《温和的克塞尼恩》 陈注升没有权力欲，尽管他有30多年的党龄，但毕竟过了在权力场竞技和角逐的年纪。所以，他宁可辞别县粮食局副局长的职务，而去一个公社担任分管社队企业的副书记。这年头，搞粮食哪有搞商品吃香啊！ 于是，他在钱的漩涡中出没。 钱，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的一个最活跃的因子，一个最强大的磁场。良心、道德、名誉……几乎一切都可以被这个磁场所吸引、所吞没、所磁化。 1985年，对于陈注升来说，既是一个大幸运之年，又是一个大灾难之年。年初，他因发展乡镇企业成绩卓著，工资向上浮动一级，由十八级浮动到十七级。十七级国家工资，在侨乡这个钱欲横流的地方是极不起眼的。1984年全镇支书、大队长54人收入排队，大约只有6个人没上万元户。农民纷纷盖起了小别墅一般的房子。陈注升感到吃亏了。他一家数口还挤在县粮食局宿舍两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他渴望得到补偿。有的领导也提出，陈埭干部和农民的收入应该同步增长。怎么个增长法？陈注升只有收取各种各样的“奖金”、红包、礼品，来维持吃亏心理的平衡。 陈注升的胃口有极大的伸缩性。在镇机关食堂里，他是个出了名的小气鬼。经常是一碗稀饭，几分钱菜打发一餐，有时干脆不买菜，舀一勺公共的菜汤下饭，这一点配上那双赤脚倒真体现出某些农民气质。但吃起公家或是别人的来，他又显出一种风卷残云的武将风度。他的胃口大得惊人，谁请他吃都吃，谁请他拿都拿。没吃尽的桌上的茅台酒之类的还塞进包包兜着走。人家说他：“大鼓，你吃了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拿呢？”陈注升抹抹油嘴笑一笑：“入你娘，我拿了还不是送人！”乡镇企业的产品，他更是随便拿，或送人做交情，或放入他的“魔术箱”。他大腹便便，逢人一团和气，上上下下都玩得转。 1985年春节，是陈注升的盛大节日。各种各样的红包、奖金、慰问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他的腰包。涵口大队给镇干部拜年，一次就塞给陈注升1000元。陈注升则一直为这个村生产冲剂假药撑腰打气。 陈埭工商组负责人丁国标和下属一伙人办了个“陈埭保健饮料厂”，大量制售假药。陈注升曾拍着丁国标的肩膀打招呼说：“小标呀，我签条子给你办什么事，你不要漏了我的气。”丁国标在这位土地爷手下，自然不敢轻慢。他们也指望这把大红伞挡挡风哩。春节期间，丁国标骑着摩托专程到陈注升家，交给他一叠票子。陈注升有时只是开玩笑说说而已，接到这一摞票子，便半推半就地说：“你还这样客气呀！” 丁国标说：“慰劳慰劳，500块，小意思！” 陈注升便不客气地把500块“小意思”收下了。 陈埭企业供销公司经理部的账号，一度成了村村队队假药厂的公用账号，经理部就靠让厂家挂账号坐收渔利。凡在此挂账号的收取管理费、税收等10％，其中税收7％，镇里提取1％，经理部提取1.5％，村里提取0.5％。在假药牟取暴利的情况下，经理部提取的这1.5％也不是个小数目。多赚多分，油水厚得很。这都是顶头上司陈注升的功劳，经理部便给上司发奖，1984年春节“奖”了500块，1985年春节又“奖”了500块。 1985年春节，先后有十几个村或厂家来给陈注升拜年“上贡”。一百、几百的大大小小红包，赤脚书记一概照收不辞。红包在侨乡，几乎都变成了“空气”，人人都想呼吸，人人也不得不呼吸。赤脚书记也不想脱俗。他自认为有权力接受这些“慰问”、“关心”、“奖励”。他没有想到，这些钱与其说是送给他这个人的，不如说是送给他具有的职权的。离开了后者，他陈注升大概难免门前冷落车马稀。 剔除一般人情往来的礼品礼金，剔除一些暂时无法核实定性的钱物（有的也相当可观），法庭认定陈注升接受“红包”形式的贿赂4020元。而且，陈注升还以妻子的名义投资3000元入股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这个分厂在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情况下利用宝鸡制药厂的批准文号大量制售假药。另外他还成百上千地投股一些时装厂、轻纺厂、鞋厂…… 他的翅膀系上了黄金，越来越沉重了，他再也不能在天上翱翔飞升，相反在金钱的漩涡里下沉、下沉…… 4．白糖与鸦片 假药案被公开揭露后，有关当局查获了一批库存的假药，准备烧掉，陈注升一肚子牢骚又憋不住了：“当年林则徐烧鸦片，今天共产党烧白糖，我想不通！” 这成了陈注升的一句名言。 就在此前后，北京、上海、长沙……全国许多地方，都点燃了焚烧假药的烈火。这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奇特现象与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诚然，假药的基本成分是白糖。有领导来参观，陈注升便会拿冲剂介绍说：“这个吃不死人！”说完就剥一块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咂巴起来，再递一块给领导品尝。 但是，人们吃药是为了治病，而不是想用冲剂来泡糖开水喝。某日，涵口村有一位农民感冒发烧，就在当地找医生看病，医生诊断之后说：“没关系，你是感冒了。” “那请你开点药吧！” “不用开药了，你们不是生产了感冒灵吗，喝它就行了。” “嘿！不，不，不……”那位农民连连摇头：“那药不是我们吃的，是往北方卖的！” 一语泄露了天机！所谓感冒灵，是这些炼丹的方士们用白糖撮一点生姜粉混合即成。赚钱很“灵”，治病就不“灵”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假药都没有药性。相当一批数量的药品还是国营药厂的配方制作的。曾经有一段时间，福州市肝炎流行，市场上板兰根缺货，而陈埭生产的板兰根冲剂只有在某医院的高干病房才能享用。它也曾奇货可居！ 经有关部门抽样检验，这些冲剂的含细菌量、含霉菌量，一般都在标准范围之内，而溶后沉淀状态、含螨量和其它指数一般都超过了国家标准，检验总的结论是：不合格！ 何谓假药？假药的定义在这里当然不是指鸭胆充蛇胆、胡萝卜当高丽参之类性质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按照假药认定之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处理： 一、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 二、未取得批准文号生产的。 三、变质不能药用的。 四、被污染不能药用的。 晋江假药绝大部分是按第二项认定的。 这个由国家主席李先念签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药品管理法》，1984年9月20日通过，1985年7月1日开始施行。在陈埭镇一级干部中，几乎无人知道这个法，更不用说成百上千的制售假药的农民了。陈注升、蔡绍利、洪肇添等镇领导，更多的是听信来自“权”的声音，而忽视了“法”的声音。而更高一些的领导同样对这个“法”不甚了了。结果等到这个法施行之日，已经是他们的灾难之时。 遗憾的是一些职能部门也不懂或无视这个“法”的存在，在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的潮流中，给假药大开绿灯。县税务局给这些假药厂减免税收，并允许印刷厂承印大量假药商标和说明书。县企业局给假药厂提供介绍信，并支持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厂家申办制药厂。工商局在一些制药厂没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号的情况下也发给企业营业证，使假药厂有了合法的外衣，而且放任一些假药厂不按《商标法》使用商标，使得假药得以在市场上鱼目混珠。 假药商标使用得比较多的是时珍牌。李时珍在天之灵，也会为这些人的劣迹感到惶恐不安的。还有一个使用得比较多的是清源牌。 泉州市郊有一座清源山，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山边有一座老君岩，宋建明废，仅存大上老君坐像一尊。传说，谁能从坐像背部爬上去摸到老君的鼻子，谁就能长寿。老君的鼻子被摸得光溜溜的像涂了蜡一样。好在老君心胸博大，愿天下人皆长寿，所以一任游人胡乱摸去。想必陈埭的那些炼丹的方士也是来摸过老君的鼻子的。他们也企望长寿。他们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却家家要设灶架锅炼丹，那些炼丹的地方蚊蝇滋生、脏乱不堪。而且，用白糖做原料，能炼出什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来呢？这些没有药性或药性不足的“冲剂”给患者一种虚幻的治疗，与抽吸鸦片又有何异！ 白糖乎？鸦片乎？ 5．赤脚囚徒 他还是一双赤脚。还是那件白短袖圆领汗衫。还是那条蓝色短裤。还是“大鼓”一样的胖墩墩的，脸上露出生财的和气，像一位赤脚大仙。他没有被命运击倒。所不同的是，他已经没有那一头浓密的黑发了。头发剃光之后，现在又齐齐地长出了一公分。而且两鬓已经斑白。 这就是一个囚犯身份的标志。 陈注升自1985年7月19日羁押之日起，至今已经在看守所关押一年多了。 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之后，他仍不服，仍在请求律师申诉。笔者有幸陪着律师静听。他仍是快人快语，言辞间显露出一个老练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油嘴利舌。 “判决书说我故意制售假药，我受党教育30多年了，哪有那么笨！我一没有制造、二没有贩卖。我们是支持乡镇企业，900家工厂，有45家生产假药，我们就像往田里撒化肥一样，稻子得了肥生长，稗子得了肥也生长，稗子比稻子可能还要长得高些……” “我就知道搞改革没有好下场的。中央领导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们是搞改革的，我分不清食品饮料和冲剂假药，这是改革中的失误嘛。现在倒好，改革改革，改来了一张判决书，一判就是8年！我都五十七岁了，还要坐8年牢，一年365天，总计2920天，一天24小时，总计70080小时……” 陈注升的经济头脑已经用于以小时来计算他的8年刑期了。对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来说，那真是个漫长的岁月啊！ 我无言以答。 如果作为一个患者，在自己患病之时，人家塞给自己的竟是一些没有疗效的假药，那每个病人都会用唾沫来咋那些药贩子的脸！假药案所激起的全国人民的义愤，啤出的唾沫可以把那些不法分子淹没。可是，当你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赤脚囚徒，这样一些有如此复杂的前因和如此严重的后果的“改革者”，那你不能不发出一声无可名状的长叹！ 陈注升的辩护人是泉州市律师事务所的曾明律师，他已经接近古来稀的年纪了，作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要犯的辩护人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他和其他律师都感到有种无形的压力。他们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要给他们定调子辩护，他们将集体拒绝出庭。所幸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法治的年代，他们充分行使了律师的职责，法庭充分地听取了所有辩护人的意见。 陈注升和蔡绍利都有一条制造、贩卖假药罪。关于这条指控能否成立，辩护人指出：据《刑法》和《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从法律条文来看，法人犯罪是追究法人直接负责人员的责任，陈注升是陈埭镇分管企业的党委副书记（蔡绍利是书记，管的企业有900多家，食品仅占一小部分，他也没有参与具体的生产、销售活动，没有兼任任何一家厂长和经理，他不是法人，因而也不是法律责任的直接责任人员。律师们认为，与其说是制造、贩卖假药罪，不如说是渎职罪。然而，若以读职定罪，读职的又何止是他们二人！而且，仅仅用读职、用省级领导的官僚主义来解释假药案的产生这种复杂现象，是苍白无力的，也不一定是公正的。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事业，它必然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更何况，中国的法制建设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 陈注升想演一出改革的喜剧，他却同时演了一出假药的悲剧。 这个奔腾激荡的时代啊！ 那些诡谲莫测的风云啊！ 三、沉重的十字架 ——蔡绍利的灾难之星 十！—— 这是什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它是人道主义火炬灿烂四射的希望之光，它会给一切患者和受难者带来福音、它是爱、是温暖、是人类的良心。它是真、善、美之和。 然而，陈埭镇的一些人，正是在医药卫生这样一个圣洁的领地违法犯禁，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假药案，引起了包括某个国际卫生组织在内的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而作为原镇党委书记的蔡绍利，当然断然难辞其咎。“十”这个符号，对他来说，不能不变作一柄高悬额际的法律之剑，一颗不期而降的灾难之星，一副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1．二百元的小股东 人生充满了各种偶然。 而一次偶然的失误却导致终身的不幸，那确实是令人追悔不已、痛断肝肠的。 那完全是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一天，蔡绍利和副镇长李荣等三人在宿舍聊天，闲谈中，李荣说：“我有个老朋友要办木耳厂，股金每份2000元，我要了0.3股，600元，你们要不要参加？” 干部入股办厂，对稳定人心带领群众走致富之路，是一条有力措施。蔡绍利略加思索，便点头说：“可以。”于是在场三人平分600元股金，每人入股200元。蔡绍利当了这个木耳厂200元的小股东，并前后分得红利399元。他不知道这个木耳厂就是涵口食品十六厂，是个假药厂。厂地、厂长、经营情况，一概茫然无知。不起眼的200元，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他却犯了200元的制售假药罪。 他个子高高的，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性格深沉稳健，说话有条不紊。你很难把他和一个制造、贩卖假药的“方士”联系起来。 蔡绍利同样分不清食品与药品的界限。所以，他会同意陈注升拟稿的《关于急待解决社队企业食品卫生检验的请示报告》以公社党委的名义向省委发电。所以，他也会跑到县卫生局去要求卫检。卫生局的负责同志答复说：“药品一定要作药检，单纯作卫检是不行的。” 蔡绍利却慢条斯理地说：“你不要怕死，这些冲剂大部分是白糖，不会死人的，总不比北方人用假人参、假高丽参来骗我们。” 所以，他、洪肇添、陈注升等镇党委一班人，还会在1985年2月，仍然一致同意授予食品（假药！）生产专业村涵口村以“企业特等奖”，并奖给摩托车一辆。还把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评为“乡镇企业先进单位”。 他因为这一切而犯了制售假药罪。 入股，是侨乡经济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4年4月，县委组织公社书记——因陈埭乡镇企业发达便扩大到大队支书一级——到广东佛山、南海、顺德等市县乡镇企业去参观，那里的经验是干部群众搭台唱戏，干部带头投资入股。回来之后，蔡绍利便率先搞了个《陈埭公社党委会工作守则》，第二条便是：“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做改革的促进派，自觉加强学习科学技术、管理知识，努力提高领导经济建设能力和业务水平，大胆改革阻碍生产发展、影响经济建设的干部任免制度，招工用工制度和工资奖金制度，带头投资合资办企业，为群众做出榜样，带领群众勤劳致富。”不久，晋江县委就将这个《守则》转发全县。农民群众吃了定心丸，投资入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一池春水泛起了一圈一圈涟漪，逐渐扩展到党、政、军、县、地、省…… 入股使死钱变成了活钱，给商品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它既可以荡起一湖春水，也可以泛起没顶的烂泥。县纪委书记林华补，一家九口人，八个是农村户口，就他一个是干部，他没有利用职权给、子女办过一个农转非。27年来长期一个人在机关生活，星期日还要回家去种六亩责任田。但在入股热潮中，他却支持妻子投股假药厂2000元，甚至不惜动用女儿的订婚聘金1200元，厂方考虑到他当时是县农委主任，想托他走一点门路，就退回这笔钱，让妻子交800元却挂2000元的空股。自1983年八、九月入股至1984年六、七月退股，不到一年时间，分得红利数千元。 蔡绍利入股的企业没有这么大的红利，他并没有选择一些基础好、赢利大的企业投股，他一般却是投资一些新办厂，这自然要为自己的股金承担风险的。但成为一场罪孽的祸首，他却始料未及。 2．烫手的红包 蔡绍利的宿舍，就在镇机关二楼的头上一间。这是一个14平方米的房间，拥挤着全家五口人。村里的干部、农民常年往家里跑，这间小小的居室不得不又住宿、又办公、又会客。房小搭不下太多床铺，孩子们便常年睡地铺。为了奋斗个亿元镇，他每天从黎明忙到深夜，连十几米远的会议室的彩色电视，也顾不上去光顾。他自己分管征兵、计划生育、打击刑事犯罪等工作，年年走在全县以至全区的前面，奖状挂满了二楼会议室的墙壁。 1985年春节前夕，蔡绍利的房间里溜进了一位客人，斜肩挂着一个皮包，像一个经纪人。他叫陈金钩，涵口村党支部副书记兼会计。蔡绍利给他沏上茶（茶杯像日本的茶道使用的那么小，这也是闽南乡俗之一）。陈金钩坐定呷了几口，欲言又止，欲止又言，寒暄了几句，终于扯到了正题：“我们大队去年赚了钱，大队要开表彰大会，奖励干部社员，你们镇领导也很辛苦，也给一点钱给你们用。”言毕，就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了床上的枕头底下。 蔡绍利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拿出红包拖住陈金钩的手，陈金钩一挣脱转身出了门。这楼上一排房间都是镇干部宿舍，他怕影响不好只得打住。坐下打开红包一点数：1000块！乖乖，那红包像一团火，灼灼地有些烫手了。他心里有些怕。他不像陈注升那样抓几把钞票熨熨帖帖。他对金钱的漩涡还是有种畏惧感。去年春节，也是这个陈金钩，塞给他300块，说：“过年了，这些钱给你买几条烟、几瓶酒。”他收了。今年涨到了1000块，明年呢？涵口大队送了，别的大队也如数效法呢？那光是收红包就可以当万元户了。 红包！烫手的红包！ 但是，这团小小的火焰终于把他心中的一点良知焚毁了。他平静地出了房门。陈金钩已经各个房间都溜了一遍了。镇干部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多了一层隐秘，彼此的目光一相撞，便都折过去了。每个人都得了“红包”。每个人的数额只有自己知道。钱味在空气里弥漫，每个人都呼吸到了。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之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陈埭镇机关二楼刮起的风，还不是对假药的恐慌，而是对收受红包贿赂的心悸。此时，作为一个主要领导人，蔡绍利体现了应有的政治素质，他主动承担起了领导责任，要大家把钱交给他集中存放，由他本人向工作组交款认错。 但，这又能补救什么？ 而且，像蔡绍利这样在钱上抓了一把两把。 3．在法庭上 无可奈何花落去…… 蔡绍利被带上了法庭！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1984年10月23日，《药品管理法》公布之后，他们还以镇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出了一个《关于认真宣传贯彻“药品管理法”和“食品卫生法”制止非法生产各种药品的通知》。省卫生厅、省乡镇企业联合社还向全省转发了他们的《通知》。也许是一枝花的名气起作用，所以制止非法生产假药也请陈埭做领头羊。蔡绍利还积极配合卫生部调查组和地县工作队工作，并指挥查获了一起假药案。但是，他终于未能堵住假药的泛滥。 镇里的《通知》下达之后，陈注升依然跑到一些食品厂去撑腰打气，说：“镇里下那个通知是为了争取主动。通知自通知，只要不印批准文号，不写主治功能，人家敢买我们就敢卖！”一些厂家仍然有恃无恐地制售假药。 假药终于繁衍成了巨大的灾难。 起诉书指出，陈埭先后有假药厂50家，伪造批准文号58个，制造各种假药53种，总产量10余万箱，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以行贿手段行销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 灾难啊灾难！灾难之星降临到了蔡绍利头上。他对假药酿成的灾难有一种痛不欲生之感，这一切都是在他领导下的陈埭发生的。这一切无情地葬送了他的一切！ 他是中共晋江县委委员，镇党委书记，镇里面最年轻的第一把手。他才刚刚过了不惑之年。他还想上省委党校，他还希望也可能有更灿烂的前程。“一枝花”已经为他铺满了前面的道路，谁知一股假药浪潮便把他淹没了。他这半生都是平步青云的。他像突然从天上绚丽的云霞中跌进了地狱。他不得不被剃光了头，面对法庭，面对国徽，面对威严的法律之剑，站在被告席上！ 他不服！ 他要求法庭全面分析假药案产生的各种原因；他要求法庭不把他的某些违纪行为当作犯罪来追究；他要求法庭查他是否有故意制售假药的犯罪意识；他要求法庭深入了解他一贯的政治态度和工作表现…… 蔡绍利是个性格内向、含而不露的人。但当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变成了一个最激动的人。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领导有领导的责任，本人有本人的责任，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推卸责任，而是想说明这些责任之间是互相影响和互相联系的。省里的领导在农村工作会上的表扬，报上刊登称赞涵口干部跨入万元户的报道和评论，一些厅局长到涵口现场参观，都是直接间接的表态，支持和鼓励……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党政部门的支持、鼓励，卫生部门的反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会听谁的话呢？……” 说到这里，蔡绍利激动起来了：“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有种习惯势力，出了问题，往往单纯责怪下面，在很多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颠倒。’……” 这是法庭。这不是陈埭的大会礼堂。蔡绍利不是在作报告。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位前镇党委书记引用总书记的话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他一言切中了假药案得以滋生的要害。他的辩护词在法庭里回荡，强烈地撞击着人们的心胸。他知道他太激动了，在申辩完毕时还没有忘记向法庭表示道歉。 但他并没有为自己开脱掉罪责。法庭最后宣判：被告人蔡绍利犯制造、贩卖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总和刑期六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追缴违法所得款全部（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1985年9月26日起至1990年9月25日止）。 蔡绍利上有高堂，下有幼子，他得到的不是憎恨而是同情。但法律是无情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失、对无法捕捉的命运的幽灵，对改革年代难以预测的风雨，久久地苦苦地思索…… 四、假药材里的真事 ——陈德柿和他的支部 1．屋梦 陈德柿已经五十四岁了。半百岁以前，做过无数的梦，梦得最多的，也许就是盖一栋自己的屋了。这是中国农村的常见梦、多发梦，是农民的一块心病。 他几乎梦了半个世纪！ 在他四岁的时候，父母便双亡了，陈德柿成了一个孤儿，由嫂嫂抚养大。到了六七岁就给人家放牛，住在牛主人家里。十三岁时又由嫂嫂接回家种田，一直到他成家了，生了四男一女，他还只住着兄嫂原来当厨房用的两间旧屋。两间总共才十几平方米，又低矮、又狭窄，连阳光也挤不进来。因为穷，他三代人没有读书。四个儿子养不起，送一个给了别人。其中有一个好歹读了几年书。村里的辈份排列是：诗礼传家淑德长垂……。他是“德”字辈。然而“诗”“礼”似乎从没有“传”到他的“家”。他全家几乎都是文盲。他除了在审讯记录上颠颠倒倒地签上“陈德柿”三个字之外，写不出一个字的申诉。 陈德柿命苦啊！涵口村602户人家，80％是侨属，他偏偏是80％之外的。他收不到任何的海外飞“红”（鸿）。他穷。穷得连卷烟都抽不起。有人估计，他的全部家当值不上2000块。他的特长除了种田就是养鸭。养鸭是个苦差事，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往野地里跑，而且专拣那些人迹罕至的坟山荒泽走。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他承包了喂养生产队的耕牛，自己又放养了一批鸭子。有一年还承包了20多亩责任田。村里时兴的竹编、草编那些赚钱的工艺活，他一样都不会。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种田人。 他穷！一直穷到了70年代末期。 子曰：君子优道不忧贫。他不是彬彬君子，他忧贫，就像整个农村、整个中国一样忧贫。深切的忧贫，是我们当今的时代经过痛苦反思之后直面世界的一种清醒意识。穷则思变哪！我们已经被那些坐而论“道”的君子们弄苦了。中国，穷啊！建国30多年了，陈德柿和千千万万个陈德柿都没有盖起自己的房屋来！ 房屋！房屋！陈德柿长久地在梦中呼唤着。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他劳苦一生死亦足！ 历史终于演进到了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春风在乡村扫荡着贫穷，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广厦千万间。陈德柿也终于盖起了自己的房屋。 这是一栋很有气派的石头平房，使用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花岗石门柱上刻着一副对联： 德星拱照光华远 柿叶临书美誉传 以名字领衔上下联，这是闽南乡俗。横联“莆阳衍派”，这是标明祖脉。横联两边雕龙画凤，右曰“天官赐福”，左曰“当朝一品”。他陈德柿的名字都深深地镌刻在家门上了，这房子确确实实是属于他的了。这再也不是一场梦了。他这个一品不品的村党支部书记，有了省一级才有的一百多平方米，这真是天官赐福德星高照呀！而且，这还是村边的一边风水宝地。房前敞开一口大池扩，可以随心养鸭子。左右和后面是绿树和稻田，他真个是桃花源里的人了。 这也许是一场恶梦！ 陈德柿发的竟是假药之财！不义之财！民难之财！他确实赚饱了。制售假药和贪污获利总计37075元。省报曾宣扬他和大队长陈长兴双双跨入万元户。全村的人都赚够了。这个专业村有22家假药厂，销售总金额1800多万元，占整个晋江县的一半以上。涵口村发了横财。一栋栋屋舍盖起来了，一辆辆摩托车买进来了，一个个漂亮姑娘娶进来了……。陈德柿也自觉财大气粗了，平日就喜欢吹牛，现在更是胡吹了。一天，在公社会议室开会，他坐在椅子上翘起个二郎腿，圆眼高鼻下面刁一支三五牌香烟，直着大嗓门吞云吐雾地说：“我们赚有气呀！我昨天领到一些钱，我老婆数到天亮也没数完！” 1985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纪委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之后，省、地、县工作队组织了宣传车进村宣传《公开信》和《药品管理法》，村里的青壮年早已作鸟兽散。一些要犯纷纷逃遁。“食品厂”已经关闭。食尽鸟投林了。这几天村子里鸡不啼狗不叫，村民们惶恐不安。一些邻村的农民便讥笑涵口的人：“不怕你们赚有气，现在要买你们的石头了。”（意即要拆屋退赔） 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哪！ 陈德柿的新屋还没有完全竣工，地皮还没有住暖，他就住到号子里去了。天堂没住进住进了地狱。他又要在监牢里做悠长悠长的盖新屋住新屋的梦了。 法庭裁定要追缴全部违法所得款37075元。在此之前他已退缴赃款9075元。剩下的28000元呢？还有什么可吐出来的呢？拆屋耶？卖屋耶？ 陈德柿，你的房屋仍然是一场梦吗？ 2．发西装的支部 1984年底，涵口村大队部办公楼落成了。这是一栋漂亮的楼房，在附近几个村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大队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会上，党支部给每个党员发了西装一套，领带一条，发25元买皮鞋，另发50元作奖金。 这倒是农村的新鲜事。走出了阡陌的农民，不仅生活变了、观念变了、生产方式变了，连服饰也变了。一个个西装革履、皮鞋锃亮走出来，自当刮目相着，令君不知今昔是何年了。 遗憾的是，那些购置西装的钱，发出一股假药的霉味。支部有党员43人（后病故一人），除8人没有投资办厂之外，其余的人都卷进了假药狂潮。7个支委全部成了领头羊。全村2700多人，竟有制售假药的管理人员130多人，推销员100多人，工人1700人。几乎人人都变成了太上老君的徒子徒孙，村里村外搭起了炼丹灶，炼那些“吃不死人”的丹药，你一走进村子，便会如李太白游泰山所日：“终当遇安期，于此炼玉液。”那“玉液”便是各种各样的“冲剂”。 一箱成本只有几十元的假药，售价是二三百元。涵口村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1984年村干部的工资和奖金平均每月200多元，加上两笔私分的管理费，每月收入400多元，当得一个部长级了。钱多是好事，只要路子来得正，可是他们有些钱是黑心钱。 钱眼是一口井。支委们利用近水楼台，纷纷往井里跳。1984年年底，村里从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抽取管理费15000元。此事只有陈德柿、陈金钩和村长陈长兴知道。陈长兴年过半百，头发已经白了，是个极有心计的人。如果说陈德柿这个炮筒子是赚了1万说2万的人，那他的同龄人陈长兴则是赚了10万说1万的人。陈长兴知道那1.5万提取出来后，便说：“我现在缺钱用，这笔钱我要先过空一下。”（意即暂时挪用）嘴上说“过空一下”，实际上有借无还，日后不当干部了，这笔钱也就石沉大海了。陈德柿说：“我也缺钱用，三个分吧，一人5000块。”这笔钱就私分了。陈金钩是个会计，心里有些怕，好在写了一张借条，案发前又主动将钱退还给出纳。陈德柿、陈长兴则不留行迹地将钱纳入了私囊。 有一次在陈金钩家的楼上开支委会，临近整党了，下次支委改选还不知能不能选上。有的支委就提议：“支委要重新选举了，今后不知选中谁，队里还有钱，是不是再奖我们一些。”发奖自然是分钱的好名目。陈德柿、陈长兴一听也正中下怀，便欣然同意，于是关起门来开会也关起门来发奖。每个支委奖给1000元。诸如此类的分钱，已经有过多次了。涵口村的支委们都当得挺实惠的。 陈德柿他们倒是喝水不忘掘井人。陈注升经常对村里的干部说：“你们冲剂销路这样好，赚有气，没有我们支持，哪有这样好呀，但镇党委却赚无气。”你有“气”他无“气”，他也有权力让你断“气”。这个人情是不能不认的。陈德柿和陈长兴、陈金钩一商量，决定给镇领导送一点“气”。他们正好又从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抽取了15000元的管理费。陈德柿说：“这笔钱我们大队不要赚了，我们就用他的土涂他的墙！”于是，这笔钱全部给了镇机关作春节慰问的红包。 钱眼，是一口很深很深的井，汲了一桶，还想汲第二桶、第三桶……。从1983年底至1985年4月，陈德柿、陈长兴各侵吞公款9095元，陈金钩侵吞9115元（包括原退交大队5000元）。最后，他们全都掉进了深井，陷入了没顶之灾。 3．魂断三桥 这不是一座桥。 如果说这是一座桥，那就是断魂桥，奈何桥，这座桥会把人们引向冥冥的地狱。 三桥是西安三桥中药厂的简称。 涵口食品三厂的陈某某在陕西推销冲剂的过程中，与西安三桥中药厂的人挂上了钩。陈某说：“我们是侨乡来的，想跟你们投资联营。”他一开口就说可以集资50万。联营是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好方式，时下正是一股潮流，而且一下子飞来50万元资本，何乐而不为呢？三桥厂经过商量后很快同意了。不久，三桥厂由党委书记带队，领着技术员、工人一行数人风尘仆仆到了陈埭涵口。这边自然是好酒好菜好烟招待。第二天三桥厂的人就说：“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厂房吧！” “这个……不着急，不着急，抽烟！抽烟！”这边就吱吱唔唔遮掩过去了。他们知道一看厂房就露馅了。那叫什么厂房？都是一些空闲的走廊、庭院、临时搭起的竹棚。 资金的诱惑是巨大的。双方还是签订了合同。由三桥厂出技术人员、出配方、出批准文号，由涵口食品三厂出钱，出劳力并负责销售，双方利润分成。 于是，一座“桥”搭起来了。 这是一座非法的桥。《药政管理条例》规定，凡是药品生产必须有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经检验合格发给药品批准文号方可生产。药品是一种有关人民身体健康的特殊商品，是不允许随便“联营”的。三桥厂随便出让药品批准文号的做法受到了陕西有关主管部门的批评，他们便通知涵口食品三厂，中止联营协议，后来还登报声明协议作废。 “桥”断了！ 与此同时，各个“食品厂”的生产纷纷下跌。村里群众开始流向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有的人就建议陈德柿动用已作废的“三桥”牌号。支委们两次在陈金钩家的楼上开会，商议使用“三桥”牌号问题。“三桥”牌号是食品三厂搞来的，陈金钩与三厂商量，答应由大队补偿三厂在联营过程中支付的2万元开支，三厂便提供了“西安三桥中药厂晋江陈埭涵口分厂”的牌号和药检号，然后大队刻制了相应的财务、合同印章。假药生产又在各厂开始了。这一伙人走到了断桥的边沿。 陈德柿心里不踏实，他又去找陈注升汇报。陈注升曾批评涵口的干部说：“大胆的没有你们大胆，怕死的也没有你们怕死。如果有人要买，你们为什么不敢生产！”他对乡镇企业从来没有说过半个“不”字。这次陈德柿又张着大嗓门说：“注升啊，我们决定要动用三桥牌照啦！” 陈注升圆滑地说：“你们先给三桥厂写封信，请他们来人处理联营经费问题，他不来人，你们就用三桥牌号……” “不管他，我们已经花了2万块了！”陈德柿直来直去，掉头就走。 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陈德柿他们不顾一切地往断桥上奔了。 涵口村各食品厂盗用“西安三桥中药厂晋江县陈埭涵口分厂”的名义，生产了龙胆菌陈冲剂、清肺桑菊冲剂、山植玫瑰冲剂、胖大海冲剂、润肺止咳冲剂、金银花冲剂、金钱草冲剂……等等假药。其中金钱草冲剂包装盒上写道：“本品选用优等中药材，用现代科学设备，经低温渗提，取其精华而成，具有除湿退黄、利水通淋、清热消肿等功效。每块冲开水一小杯，盖上3—5分钟即饮。日服2—3次，每次一块。”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完全是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金钱草冲剂，除了“金钱”是真的之外，其余全是假的！这些假药就通过“三桥”流向全国各地。 陈德柿、陈长兴、陈金钩等人，终于从这座断桥上跌下去了，跌进了监狱！陈德柿判了10年。陈长兴判了8年。陈金钩判了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前二人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他们将怎样熬过漫长的岁月呢？ 呜呼！魂断三桥！魂断三桥！ 五、资本的魅力 ——农民厂长陈泗川的厄运和幸运 1．从墓穴中掘起的 那是一个冥冥中的天国。那是人生一切苦难和欢愉之后的归宿。那是叶落归根的栖身之处。上帝说，你是从上而来，你本是尘土，你仍要归于尘土！ 墓穴中的尘土，应该是永恒的宁静和死寂。 父亲啊，请宽恕和原谅你的不肖之子吧！尽管你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了，今天还是要把你超度出来。因为你不再是一堆离凡的尘土，一个逝去的亡灵，而是一笔可观的钱财！ 陈泗川的父亲常年在菲律宾，开一家店铺经商，收入颇丰。60年代初期，因患病回乡治疗，谁知不到一年便死了。但海外游子毕竟葬归故里，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人已经埋下很长时间了，陈泗川方知根据菲律宾法律可以申请领取人寿保险金。于是便与菲有关方面联系，对方说，何以为证？这下糟糕了，父亲人殓时候竟忘了拍一张照片。怎么办？陈泗川是个性急不怕豆腐烫的人，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笔可观的人寿保险金和父亲的尸骨一起埋在土里，烂在土里。钱欲是高于一切伦理的。挖！他请人挖了几天将棺椁起出，打开棺盖尸体已经腐烂变形，散发出一股恶臭。村民皆掩鼻远观。尸体拍照之后照片寄到菲律宾，陈泗川终于领到了一笔大钱。 他从墓穴中掘起的，不仅仅是父亲的遗体，也不仅仅是一笔钱财，还有与这一切相联系的“资本”的观念。 陈泗川有“资本”了。但在一个资本及其主义都被彻底埋葬的社会里，在一个资本被当作罪恶当作祸水当作一切灾难之源的年代里，他的资本无法为他自己也无法为社会增值。相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日子里，陈泗川往往是被割的一条尾巴。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描绘的，它“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资本在中国的繁衍却又明显带有某种先天的不足。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坚如磐石的堤坝，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心为个人资本奔腾起活力而疏流。侨乡集资办企业正是体现这一活力的明证。而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只有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年代里才有可能提出并付诸实践。 在此之前，一些侨资基本上是使用在某些公益事业上。侨乡陈嘉庚先生的遗风盛行，捐资办学的特别多。涵口村有个华侨陈妈祝，在美国纽约经商，他近年出资帮助涵口等村搞了水、电设施，又捐资涵口小学。村里人为他建了一块功德碑。陈泗川也是村里的阔老兼“慈善家”，经常出钱做一些修桥铺路的好事，因而博得了乡亲们的好感和信赖。但陈泗川不满足于此，他才四十多岁，还想闯一闯天下。他母亲在香港、海外还有很多亲友，他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倘若他1982、1983年出国了，也许就不会有这以后的一切厄运了。但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儿子与涵口食品一厂厂长陈某的弟弟打架，儿子的脾气像他一样火暴火躁，竟用刀子捅伤了对方，派出所罚款1000元。1000元对陈泗川来说倒是不在乎的，只是儿子这样在村里是很难呆下去的。于是他决定让儿子去香港，他自己留守祖脉。他在食品一厂有股份，因故就退出股金另办新厂了。 陈泗川有极大的能量，他能凭着他的信誉和名声从南洋亲友和村民们那里筹集到大量股金。股金就是企业的血液。所以，他能凭着资本的实力，与陕西宝鸡制药厂搞起了联营。他当了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的厂长。 他干起了一番父亲从未干过的事业。 2．润滑油的功能 资本在陈酒川身上同样充分地体现了它的双重人性。它一方面可以增值，另一方面在失控时又衍生出种种劣迹。陈埭有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诸如使用童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不顾及劳动环境（有的皮鞋厂就出现过苯中毒事件！）……那样的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些状况。这并不可怕。不能因此而扼杀乡镇企业，就像不能泼脏水把盆中的孩子泼出去一样。 陈泗川的劣迹之一是行贿。 当地人把行贿的贿金、贿礼称作“润滑油”，遇到“机器”转不动的时候，就“喷点！喷点！” 陈泗川自己批给自己7万多元的“厂长活动资金”。他有7万多元的“润滑油”！在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这部机器运转的关关卡卡，他都倾“油”如注，于是便山不转水转，没有他陈泗川玩不转的事。 1984年某月某日，陈埭税务所副所长林清泉到涵口桥陈泗川家里谈征税问题。跨进陈宅，他便暗暗吃惊：果不虚传，是一个阔佬！陈宅是1982年6月建成的。屋内富丽堂皇，地下铺满彩色瓷砖，墙壁用花纹大理石镶嵌。水池、厨房等均用白瓷板铺满，白清光亮。电器设备一应俱全。还有皮沙发。陈泗川的卧室更是玲珑别致，床架雕龙画风，色泽鲜艳，旁边还挂着一把流苏低垂的长剑。计有会客室、厅堂、卧室、贮藏间……等上下两层共有一二百平方米。有的房间就成了晋江分厂的会计室、化验室…… 陈泗川热情地招呼林清泉坐定，然后递上一支三五牌香烟，再叫人送上一杯饮料，却不谈交税问题，七拖八拖，然后曲折地转入正题，他问：“你有没有彩电？” “我有了。” “噢，你缺什么尽管说，我搞东西很方便。” “只是……我孩子的朋友想要一台。” “好办！好办！过几天就给你送去。” 过了三四天，陈泗川就让一个老乡给林清泉送来了一台乐星牌18吋彩电，价格是1680元。林清泉后来交了180元给陈泗川。陈泗川说：“不用客气了，不要你的钱！”林清泉扔下钱就走了。 “润滑油”的效应果然灵验。以后林清泉就不是找陈泗川征税了，而是帮他出主意减免税收。他以税务所的名义向上报告同意减免宝鸡分厂所得税一年，产品税照征。陈泗川不知怎么又弄转了县税务局，批下来不仅是所得税减免一年，产品税也只征70％。 陈泗川当然不仅仅是给税务所喷润滑油了。那些关关卡卡人物的亲属，他纷纷招进厂来当工人。有些赚钱的轻松活也给卡子里的家属做。他让银行里的人钉假药箱子，让税务所里的人印盒子，让镇干部家属压塑料袋子……镇银行营业所、信用社、县企业局、县工商局、地区药检所、医药站……一直到省里的有关部门，该喷油的地方他都喷油。 陈泗川与陈注升的关系更非一般。他的儿子拜陈注升的妻子做干娘，陈泗川在这把大红伞身上涂了不少“润滑油”。陈注升的儿子结婚，他一甩手就是500元的贺礼。他慷慨的都是宝鸡分厂的公款。 无庸讳言，陈泗川的“润滑油”对一些锈损了的机构和锈损了灵魂，是颇有润滑作用的。这是他这个厂得以运转的条件之一。 这里还必须指出，晋江假药之所以能在全国各地的医药卫生单位畅销，“润滑油”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什么“宣传费”、“奖金”、“回扣”、“手续费”……再配之以彩色电视机、双狮日历表、电动剃须刀、电子计算机、原声录音带、自动折叠伞……一时间污油四溅，严重腐蚀着我们社会的机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 令人不安的是，这不仅仅是个别现象，也不仅仅是局部现象，“润滑油”在流通领域里，几乎变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法则。润滑油正在人际关系之中深深的渗透…… 中国，你真的生锈了吗？ 3．鸡毛飞上了天 这倒不是一只“野鸡”。它有固定的“案”——厂房；它有充分的“饲料”——40万元股金；它有卖力的“饲养员”——月薪900元高价聘请的技术副厂长和会计，还有200多名工人；它有美丽的“羽毛”——县工商局发给的“企业营业证”…… 它有陈泗川——这个一会用钱、二会用人的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厂长！ 它还有改革时代的土壤、阳光和雨露…… 但它缺少根本的维生素——福建省卫生厅批准的《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和生产药品的批准文号！所以它注定了难以生存。 1984年6月，陈泗川借用陈埭保健食品厂的牌照与陕西宝鸡制药厂达成联营协议，成了宝鸡制药厂晋江分厂。宝鸡制药厂派出技术员和化验员常驻陈埭指导、监督生产该厂已有批准文号的五味子冲剂、山楂冲剂、板兰根冲剂、感冒退热冲剂、批把干糖浆五种药品。陕西省卫生厅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84年9月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宝鸡制药厂私自转让药品批文号的通报》。卫生部不久又向全国转发了这个《通报》。陕西省卫生厅在通报中决定停止使用以上五种药品的批准文号。这对晋江分厂来说无异于五雷劈顶，断了经脉。但神通广大的陈泗川又从宝鸡制药厂搞到了新的批准文号，继续从事非法生产。 这确实是一只“宝鸡”。一方面在陈埭屙出一些“吃不死人”的“灵丹”，一方面又会下“金蛋”。资本在这里充分展示了它的魅力和繁殖力。短短几个月，全厂便获利12万9千元。陈泗川投资二股半，每股1万元，按股金分得赢利11500元。他没有因为当厂长而多捞到一分钱。在这里他是对得起那些股东们的信赖的。为了这些信赖，他甚至不惜打倒贴。 为了取得药品生产的合法地位，陈泗川和陈注升一起四处奔走，所有关关卡卡都去游说作揖，一再打报告要求正式批准办厂。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晋江分厂在风浪中已经折腾出了一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条件，他们也因此终于磨炼到了所有必须加盖的公章。省、地、县验收组经过四次上下反复的检查、整改，认为该厂基本上达到了生产冲剂药品的条件，省卫生厅、省医药总公司于1985年1月9日以闽卫药（85）020号文件联合下达了《关于批准成立福建兴华制药厂的批复》。 鸡毛终于飞上了天！ 这是假药案的废墟上的幸存者。 厂长陈泗川却被送进了监狱。假药案风声最紧的时候，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叫老婆花200元包了个小巴士一起逃到永安，涂了“润滑油”的小巴士跑得飞快。永安呆不安，又包了个小巴士跑到泉州（此地虽系乡村，但的士巴士比一些城市还要运转频繁）。最后终于在泉州落入了法网。 陈泗川被判了三年。那11500元的股金分红在归案后已悉数上缴国库。他不仅没有吃到“鸡蛋”，连鸡毛也没有捞到一根。 他的海外亲属也来看望落难了的陈泗川，她们对律师说：“我们出钱赎他的刑行吗？不管多少钱都可以，只要放人。” 律师无能为力地说：“中国的法律不允许。” 在法律面前，钱，失去了神通！ 陈泗川不上诉，他说：“宝鸡制药厂那边也判了两个，陈埭这么多人判了，我是陈埭头号厂子，哪能逃得脱，没什么啰嗦的了。”他并不沮丧，并不悔疚，说：“只要保住了兴华厂，我陈泗川就对得起海内外乡亲，坐牢没关系。” 他几乎感到欣慰了。他所致力奋斗的一家正式制药厂终于在阵痛中诞生了！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你很难说他的命运到底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喜剧。兴华厂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呢？是幸运，还是厄运呢？ 六、一个回人的葬母信 ——万人丁中的一丁 陈埭很早便族居着万余了姓，俗称“万人丁”。丁氏族谱云：“我族丁氏，肇基于始祖节斋公，由姑苏行贾入泉……”节斋公的始祖叫赛典赤瞻思丁，这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的尊称。赛典赤瞻思丁在元朝初年来中国云南做官。其后人慑于种族压力，取其末一字为汉姓：丁。陈埭丁就是由此丁姓繁衍。 丁国标就是今天万人丁中的一丁。 他的行政职务是陈埭工商组负责人，社会职务是陈埭回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县政协委员、民族宗教组副组长。他有高中文化，在乡里算得上一个小秀才，因此眼底下瞧不起几个人。工商组就他一个正式编制，其余的几个人都是临时工。这一伙人利用“陈埭保健饮料厂”的营业执照，为涵口、赤西等村10多个假药厂提供介绍信、合同书、发票、账号，让各厂推销员将340多万元的假药销往全国717个医药、医疗单位，然后他们从中坐收“管理费”3—4％，丁国标从中渔利6800元。他还私自挪用国家税款，自己拿3300元去建房，还借给别人5万元去做生意。另外还有行贿、投资办假药厂等种种劣迹。他坐地经商，比远祖节斋公“行贸入泉”便当得多了。 他倒算是一个“孝子”。拘捕之后，在看守所根本无心交代问题，一心记挂着八十七岁高龄的老母，要求出去为风烛残年的老母送终。在监号里写诗发牢骚，对提审人员白眼朝天，叫嚷说：“你们不让我去送终，我死到阴间都不瞑目！”他写了一封又一封未能发出去的信，详细交待对老母的后事安排。 丁国标要亲友请殡葬师傅为老母选择一块风水宝地，择地的原则是要“‘三柱’都好势，失了哪一桩都不行。”而且做“大风水”要仿照泉州圣墓旁的祖墓的形状。泉州东郊的灵山，有石雕长方形圣墓两座。唐武德中（公元618—626）年间，穆罕默德的门徒，阿拉伯人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最后殁葬于此。明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十六日，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五下西洋前曾来此行香望灵。郑和也是个回民，是赡思丁的六世孙，与陈埭了同亲共祖。所以圣墓旁还有了姓三四座祖先的坟冢。丁国标葬母按祖墓设计，规格确实不低。 他还在信中叮嘱亲友请高手来做棺木，而且要用松香“攻”起来，并拟守棺5—7天；还要搞一个像样的“灵堂”，要“竖龛”，把已经去世的父亲，祖父祖母放在一起“竖龛”；还要请人来照相（这恰恰是陈泗川当年忘记了的），全面照，不要单照一个镜头，队列也不要一个地方的镜头……。至于出殡的队列，则要有主亭、花圈、西乐、轻音乐、南音、歌仔调、什音…… 就当他在看守所周密筹划的时候，他母亲果然亡故了。他既未能送终也未能送葬。丁国标闻讯在监舍失声大哭，并猛烈斥责预审人员。他根本没有理解到，在假药案侦查正趋紧张、在一些要犯纷纷出逃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放他出去尽孝的。 尽管丁国标没有直接参与丧葬礼仪，但一切还是按照他的愿望安排的。出殡那天，西坂村热闹极了。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鞭炮鼓乐齐鸣。老太婆已经八十有七了，儿女子孙、亲朋好友、乡邻乡亲、乐队司仪、抬棺材扛主亭的、拿花圈踩高跷的、放鞭炮拍照片的……哭哭闹闹、拉拉杂杂的送葬人竟有一二千之多。乐队尤为雄壮。有唢呐、锣钹、二胡等组成的中乐队。有小提琴、风琴等组成的西乐队。还有洋鼓洋号队。洋号有长、短、圆诸种，号声震天，不绝于耳。再细听小提琴乐队，拉的曲子竟是那支维吾尔族民歌，歌词是 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 两只眼睛水汪汪…… 假如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请你嫁给我…… 绝了！老太太倘若听到这美妙的乐曲，真的会枯眼汪汪的。这幽幽亡灵，真不知是送往阴曹地府，还是送往花烛洞房呢！ 老太太之死，决计不会是因为喝了冲剂假药。而丁国标不得尽孝于灵前，则是因为他与假药有逃不脱的干系。对于社会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不忠不孝啊！ 丁国标和陈泗川，都是四十七岁，一个厚以葬母，一个薄以待父；一个埋，一个挖；这却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伦理。孰长孰短、孰优孰劣，很难一语论定。透过这种种乡情乡俗，我们会感到从这块土地上冒出来的一股浓烈的历史和文化的氛围，并从中可以揣摩出假药案得以发生的某些社会心态。 结束语 一场暴风雨过去了！ 福州。西湖公园内，树青水碧，空气清新。福建省博物馆正门广场中央，林则徐的英姿铜像岿然矗立。他额头光秃，眉心紧蹙，眉毛微耸，眉宇间透出几分威严。一件披风略略扬起一角，满身的风雨飞洒而去…… 这使人想起他的一句名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这种风尘仆仆的形象，给人一种生死以赴的感觉。他的命运也许是一场悲剧。但是，历史在许多时候，正是体现了一些悲剧人物的跋涉足迹和丰功伟绩。 在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焚烧了一大批假药，像林则徐虎门销烟一样，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真挚的关切和维护。当然，焚烧也许并非处理假药的唯一方法。 “一枝花”并没有被烧毁。经受了一场暴风雨，陈埭镇以至晋江的乡镇企业仍然在蓬蓬勃勃地发展。乡镇企业之花将开放得更加艳丽、更加健康！ 本文所提及的几个人物，也许承担了一种悲剧的角色，但透过他们的悲剧，我们同样可以听到改革时代前进的足音。改革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几个人走错了路误入地狱，正预示着更多的人将走向天堂。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枝花和假药案，无论是成功，是失败；无论是光荣，是耻辱；无论是喜剧，是悲剧；无论是喜剧中的悲剧还是悲剧中的喜剧，它都是我们这个改革年代最真实的记录。 现在，请允许我摘引伟大的哲人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我对整个假药案的结论性认识：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 这就是假药案之谜的答案。 改革，就是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中找到一个合力并藉以调整自己的方向。 中国，正在这样前进！ （选自《爆炸！爆炸！》，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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